第7章

永恒的债务和食税者：社会金融史

我们的政府正是用这种方式战胜法国的。首先，他们把以整个国家的收入作为抵押借得的6亿资金挥霍一空。他们再将1.5亿框定为死契，成为永久债务。接着他们开始掠走平民劳工阶层的炊具、铺盖和啤酒桶，将他们压榨成赤贫，将永久性的年利息支出限定在800万或900万，即债务本金为2亿。通过这些手段和设想，我们的政府认为即可长期压制着法国。目前看来，他们确信能够继续征收什一税以及英国其他林林总总的苛捐杂税。但他们却从未考虑过这些做法的后果……这些后果……即将来临……

——科贝特《骑马乡行记》

我们没必要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阶级分化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社会产物这一观点。埃米尔·佐拉在《小酒馆》（1877年）中生动地描绘了工人们如何在早上6点引领着社会大军从北站附近的夏贝大街出发。

你可以从他们的蓝色工装裤辨认出锁匠，从白色外套识别出泥瓦匠，从露底的长罩衫辨别出油漆工。从远处看，这群人无一例外是由褪色的蓝和肮脏的灰中和而成的毫无特征的泥灰色。时不时会有一个工人停下来点烟斗，而其他人则绕开他继续大步前行，他们从不微笑，也不交谈，只是面色苍白地向巴黎走去，这座城市将他们一个个吞噬……

然而到了8点，场景开始出现变化：

跟随在男工之后的是女工——磨光女工、裁缝、花匠，她们衣着单薄地聚集在一起，三五成群地沿着外大街噼啪作响地前进，她们一面闲聊一面发出咯咯的笑声，眼睛四处乱瞟……随后走来的是办公室职员，他们徐徐前行，边走边向手上呵气，嘴里嚼着廉价的面包；清瘦的年轻人穿着尺码过小的外套……而上了岁数的办公人员步履蹒跚，他们由于长期伏案工作，带着一脸的倦容，面色苍白，他们看看手表精确地校准着自己的速度。最后……当地的成功人士也信步加入阳光下的队伍。

而真正的有产阶级，比如出资建造了这雄伟北站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却不会出现在这样的队伍中。

佐拉的描写层次分明，从中可以看出工人阶级依据职业、性别、年龄的不同，也可分出若干等级，这些不同的阶层甚至可以从他们起床的时间分辨出来。然而马克思认为，这些差异与处于根本对立的广大无产阶级和少数有产阶级相比，显得微不足道。而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无疑扩大了这一鸿沟。1820年，商人、实业家、物业业主以及食利者占据了巴黎53%的财富。到1911年，这一比例达到81%。其他地方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1850~1880年，英国实际经济增长约为130%，但最新研究显示，实际平均收入仅增长了25%。在同一时期，39个人去世之后均留下高达100多万英镑的不动产，其中包括18名工业家、12名银行家、4名土地拥有者、2名商人、2名船主以及1名建筑商。他们的不动产价值总计为5 700万英镑，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2/5。

但是由于阶级的划分有着明显的用意和主观性，因此它也存在局限性。特别是当国家在发挥资源再分配的作用时，我们难以通过划分阶级进行分析，除非国家只被简单地看成（海因里希·海因曾开玩笑地说道）“资产阶级社会的监督委员会”。由于大量公债是在工业革命前夕涌现的，于是债券持有人和纳税人之间产生了利益冲突，而这两个群体之间的矛盾却很少像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那么明显。

当然也可以运用阶级三分法来分析财政冲突，这一方法自李嘉图以来就受到经济学家们的青睐，并被马克思采纳，它把社会分为食利者、工厂主和工人。虽然这种方法在理论上相当便捷，但它对社会群体的划分和财政政策的划分却有些不现实。因为日益增长的国家债权人在类别上相互重叠，比如国债债券持有人也可以是养老金享有者。此外，公共债务也使得资源在上下代之间进行重新分配，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所论述的，政府今日的借款意味着在未来某日必须紧缩开支或增加税收。考虑到下一代目前没有投票权，他们因此在政治上只享有间接代议权（只有极少数具有超常远见的立法者才会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因此目前的纳税人和国家福利接受者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20世纪政策制定者首要考虑的事项。人们现在愈发意识到上下代人之间利益冲突问题的重要性，这也许是未来公共财政的关键。

食利者的诞生

当君主依赖银行家们获得贷款时，如18世纪末之前许多德国城邦的做法，这些银行家们很容易遭受到君主赖账的风险，而这种赖账通常以反控告银行家有不法欺诈行为作为掩饰。比如1451年，金融家雅克·克尔因被控告非法挪用公款而被迫逃离法国。对王室债权人定期的“大清洗”，很快就以司法形式被体制化。即便到了18世纪，金融家们仍很容易成为这种做法的受害者，尤其是犹太裔银行家，约瑟夫·萨斯·奥本海默就是其中一例。奥本海默从担任符腾堡公爵的宫廷官员起家，后来成为枢密院官员，1773年又成为驻法兰克福特使。但4年之后，他被判滥用政治职权，损害符腾堡家族地位而被处死。托马斯·卡莱尔在回顾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鼎盛时期时，提到约翰国王的“铁钳”手段：“阁下，现在国家需要借用您靠金融业务积累的几百万资金，您不想借？很好！”国王转了转手腕——“现在您肯借了吗？”又转了转手腕，直到那几百万被拱手让出。

而当公债债权人发展成为人数众多的阶层时，他们在政治上对政府也构成威慑。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城邦复杂的公债体系下就产生了类似食利者群体。1323年的热那亚，食利者们通过选举食利者保护人来保障他们在政治上稳定的代议权。1380年的佛罗伦萨约有5 000个公债债权人，其中云集了众多城邦首富。而在中世纪的英格兰，与这种阶层最为接近的是伦敦商会。亨利六世的倒台与伦敦商会决定停止向兰卡斯特王室提供财政支持不无关系。查理一世倒台的部分原因同样也在于缺少信贷融资。英国内战带给人们的“降临到贵族头上的风暴”的记忆尚未完全褪去，虽然历史学家试图从阶级角度来解释这场战争，但它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斯图亚特王朝未能赢得人数相对较少但真正具备潜力的债权人的信心。光荣革命使得公债债务人从国王转变成“受制于国会的国王”，债券持有人成为一批有影响力的国会说客，它降低了英国政府拖欠债务的风险，从而使英国政府能够以更低的债务成本筹得资金。

在旧体制下的法国，王室债务的债权人范围可能更为广泛：这个食利阶层包括贵族和资产阶级、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政府官员和政府职员、商人和手工业者、男佣女仆。但是他们大部分人在体制上都没有政治“发言权”，这也解释了18世纪的法国债务拖欠为何如此频繁的原因。它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革命政权的国会不愿公开拖欠王室的长期债务，并把重心转向其他债务类型，比如官职的出售和税款包收人的短期贷款。内克尔曾试图通过将贴现银行改制成国家银行，从而将短期债务转变成类似于现代的长期债务，但在贵族阶级代表对“财阀”的恶意攻击下，这项计划破产了。屈斯蒂纳伯爵这样说道：“我无法理解有什么必要……起用一个御用银行家和几个财政代理人来完成偿付债款……以及提供融资的工作。”他们是“吸附在体制上的蚂蟥……吸取着人民用血汗创造的财富”。米拉博劝导人们：“让我们对资本感到恐惧吧，它嗜好寻找发国难财的机会。”这种对“寄生”金融的革命性批判源自于哲学家们的著作。孟德斯鸠和休谟对公债都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公债扩充了懒散的食利者阶层。到法国大革命前夕，“反金融”成为巴黎革命者的宣传口号。

虽然与法国相比，1688年后的英国公债制度被普遍认为更具体制优势，但在拿破仑战争之后，这一体制造成的财富再分配方面的后果激发了“反金融”的呼声。在1830年出版的《骑马乡行记》中，威廉·科贝特描写了英国农业在拿破仑战争造成的债务重负下喘息的情景。科贝特藐视当时诸如理查德之流为政府的战时贷款辩护的经济学家，他将矛头指向国家债务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他认为国家债务的政治目的是“破坏法国的自由体制，压制英国的改革”，但它在战后的主要影响表现在财富的再分配上，“国家债务，以及它所连带引发的税收和投机，都不可避免地将大量财富转移到少数人手中”。“债务，该死的债务，就像套在这个国家脖子上的重担”。资金就像“旋涡”，把穷人的钱卷入新财阀的腰包中。而政府如果决定恢复金本位，只会导致实际债务负担加重。科贝特敏锐地看到，战时和战后政府养老金规模的扩大是连接昔日贵族和今日财阀的纽带，正是这些构成预算沉重负担的养老金，调和了贵族阶层和日益壮大的债券持有人阶层之间的矛盾。随着地租的不断下跌，那些“笨头笨脑”的地主也意识到自身阶级的没落。科贝特认为，“土地和资金之间一定会引起一场斗争”，否则这个国家的土地将一块块落入“那些放贷者的手中……包括贷款交易商、股票经纪人、犹太人、食税者，他们的贷款维持着这怪物般的体制”。

和许多激进分子一样，科贝特认为选举改革而非革命才是良方。因为毕竟“所有的债务都是经议院通过的，是议院在立法上确立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议院于1797年暂停黄金兑换，议院一致通过皮尔首相的提案（恢复金本位）。”若对下院进行改革，既可以削弱王室资助者的“旧腐败阶级”，又可以削弱债券持有人和养老金享有者构成的“新腐败阶级”（和卡莱尔一样），科贝特本质上也属于保守的浪漫主义者，他怀念随着伦敦“巨人”无情地向外扩张而日渐没落的东南乡村生活。从科贝特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痕迹。他指出了国债、财富的集中以及工业生产的发展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资本论》一书中，马克思也认同了科贝特的观点，他将英国国债的增长与“银行财阀、金融家、食利者、掮客、股票经纪人的突然涌现”联系起来，并认为这是工业资本主义诞生的前奏。一位革命性不及马克思的德国革命者海因也认同科贝特的看法，他认为“国债体制破坏了土地在经济上的支配地位，它加强了资产和收入的流动性，并将土地昔日的特权地位赋予金钱。”

尽管种族主义右翼在1848年后与社会主义者分道扬镳，但它也在科贝特的反犹太论调中找到了共同点。几乎所有德国反犹太运动的早期领导人都强烈谴责过证券市场的“资本掠夺性”，并呼吁德国人民把自己从犹太金融家族的“利息奴隶制”中解放出来。这在纳粹早期的宣传中同样也能听到。迪特里希·埃卡特1919年的《致所有劳动者》就是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及其他金融巨头的抨击，从中也可以看到19世纪80年代反犹太论调的痕迹。

（他们）只需看管好自己的财富，保证它们被妥善安置。他们从不劳动，至少从不从事我们所说的劳动。然而是谁为他们提供了巨额财富？……究竟是谁呢？是你们！不是别人，正是你们！没错，这些钱其实都是你们的，你们兢兢业业千辛万苦赚来的钱像磁铁一样被吸进了他们的保险箱。

虽然科贝特对犹太人的抨击对于现代读者来说过于激烈，而且我们也知道这种论调最终会导致怎样的结果，但是我们也应承认他在国债的社会再分配效应方面立论的合理性。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依靠累退性的消费税作为偿付债务的资金来源，如此一来，财富的确从占人口多数的低收入群体转移到了占人口少数的有产阶级群体手中。

食税阶级

确定公债债券持有人的人数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们可以知道政府所发行的各类债券的账户数量。据最新统计，1804年英国政府债券的账户数约为30万，1815年约为34万，1822年约为30万，若剔除财政部的年金债券，上述3年数据分别为29.65万、33.45万、29万。到1850年该数据降至27.4万，1870年降至22.55万。对于债券持有者来说，每人可以持有一个以上的账户，因此若要得到债券持有者人数，我们要将这些数据减去20%左右。也就是说，1815年的债券持有者人数约为27万，而55年后该人数少于20万。若与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总数相比，债券持有人只构成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且其比例不断在缩小：它从拿破仑一世战败时占总人口的2.4%，降到拿破仑三世战败时的0.8%。

科贝特同样也看到了这一少数有产阶级所享受的公债的高回报率。图17显示了在《骑马乡行记》时期，英国国债的实际回报率情况。在1820~1929年，该回报率超过9.6%。19世纪70年代，同样的现象再度出现，在这段被称为“大萧条”的时期，更确切地说是“高通货紧缩”时期，美国物价的下跌导致债券的实际回报率高达12%。

图17 自1700年起，英国和美国公债的实际收益率（每10年平均值）

这种财政体系所导致的社会财富再分配实际上是具有累退性的。如表8所示，1804年，英国公债的名义价值相当于国民收入的200%。债券持有人每年所得的利息收入约为国民收入的7%。政府1815年的利息支出少于其总支出的1/4，但到1822年，该比例几乎为1/2，1850年该比例仍保持在2/5左右，1870年为1/3。如前文所述，19世纪20年代英国政府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来自于间接税，1822年间接税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69%，在随后的50年中，该比例略有下降。美国19世纪70年代的税制同样具有累退性，而此时的债券回报率正处于峰值。这些数据反映出财富从占人口多数的贫困大众转移到少数债券持有者手中这一极度不平等的再分配体制。

表8 债券持有人和英国国债（1804~1870年）

19世纪并没有发生科贝特和其他激进分子所期盼的“资本统治”的终结，反倒是债券持有人抵御政府赖账风险或没收风险的保障措施有所加强。金本位的广泛被采用反映出债券持有人倾向于用稳定的物价和黄金兑换率来保障他们的投资。同样，1914年之前各国货币体系的稳定也与当时的代议权仅限于少数人享有这一体制密不可分，它可让食利阶级享有过高的代议权。

债券持有人的势力不仅体现在议会中过高的代议权，他们作为国债的债权人，在经济上也能对政府产生影响。现行国债的价格波动既是过去财政政策的产物，对目前和未来的财政政策也会产生重大影响。简单而言，假如政府打算发行更多的债券来融资，那么现行债券价格的下跌将对此产生极大的负面作用，因为这将会提高新发行债券的收益率，也意味着政府每发行100英镑的名义公债，将相应地付出更高的代价。政府债券价格下跌也可以看成是市场对财政政策的反对票，或是市场对任何可能增加债务拖欠、通货膨胀以及货币贬值可能性的政策的反对票。

因此债券的价格和收益率在政治上意义重大，不容历史学家忽视。它也是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对经济形势评测的整体反映。同时，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项每日民意表达，它体现了债权人对发行债券的政府所持的信心。当然，在现行的民主体制下，这种民意的彰显相当不具备代表性，因为只有债券持有人（或如今的基金经理）才享有投票权，并且他们若买卖其他国家发行的债券，也能对这些国家表达民意。而在19世纪，这种民意的表达更不具代表性。在当时大部分国家的大部分时期中，政府债券的买卖者享有高度代议权，甚至有时他们自己就是政治家。简单来说，当债券买卖者抬高政府债券价格时，政府会感到有保障；反之，政府将花更多的时间融资。

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例子是，1830年威灵顿公爵称选举制度是“人类才智所能设计出的最完美的体制”，随后便发生了债券价格的滑坡，继而引发了选举体制的改革。在这次债券价格滑坡中，统一公债的价格从84跌至77.5（收益率上升了约30个基点），这也说明即便债券持有者不赞成选举改革，但他们也明白抵制改革的后果是危险的。而当劳埃德·乔治1909~1910年的“人民预算”政策遭到伦敦大公们反对时，正是债券稳定的收益率保障了他的胜利。虽然自命为伦敦代言人的大公们反对该政策所带来的所得税和遗产税的提高，但债券市场整体上却首肯了这一政策，认为这是迈向平衡预算的一步。

但是19世纪债券持有人的影响力也不应过分夸大。除了统一公债的投资者（或英国政府承诺支付的其他债券的投资者），债券持有人的地位在1880年前较少民主的半个世纪中，相比1914年后较为民主的半个世纪而言，风险更高。在这短暂的“黄金时代”前后，战争、债务拖欠、货币贬值时有发生，这让这些剪息票者不得安宁。而将这些事件仅仅描述为“可理解的突发事件”可就大大低估了它们的不可预见性。

此外，虽然科贝特通过立法来削减国债的希望破灭了，但通过债务的清偿、实际利率的降低以及经济增长的提高，“该死的债务”也终于得到了缓解。如表8所示，1850~1870年，国民收入的债务负担和偿债成本均大幅降低。到1870年，国债的利息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其他方面，金本位被各国广泛采用，这不仅减低了曾有过债务拖欠或货币贬值记录国家的债券投资风险，它同时也降低了债券的收益率。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后，这种债券收益率的下降仍在延续，而此时债券收益率下降的效果更为明显，如表17所示。英国和美国的债券实际回报率在19世纪90年代降为3%，而在20世纪最初的10年里几乎跌到零。债券持有者的黄金时代在金本位陷入危机前至少10年就已成为过去。

食利者的安乐死？

由于经济的增长、温和的通货膨胀以及债券的低收益率，债券持有者的利益在无形中被削减，但这一无痛的变化在1914年戛然而止。一战将整个欧洲带回到100年前的英国。1918年，各国的债务都有大幅增长：英国和美国的债务增长了9倍，德国增长了6倍，意大利为4倍，法国为3倍；由于各国纷纷中止金本位制并发行过量的银行券，物价上涨了至少2~3倍。鲜有国家能够像1815年后的英国一样，选择通货紧缩这项有利于债券持有人这一少数群体的政策，之所以说鲜有国家，是因为这次又只有英国采取了这样的政策。这是为什么呢？

阿尔伯特·阿莱西亚很大程度上承袭了先驱查尔斯·梅尔对一战后法国、意大利、德国的研究，他设立了一个简单的模型对各阶级之间财富再分配的矛盾进行分析。这个模型和其他我们所熟悉的阶级模型一样，把社会分成三个群体，每个群体对国债的态度各不相同。首先，食利者会反对债务拖欠和高通货膨胀，支持增加税收，只要增税来自消费税而非高收入所得税（因为他们很有可能处于所得税的高税率档）。其次，商人会赞成通货膨胀甚至债务拖欠，但他们和食税者一样拥护累退税制反对累进税制。对他们而言，通货膨胀的有利之处在于它不仅能够降低政府债务的实际价值，也能降低企业债务的实际价值；它还可以降低实际工资；如果汇率也同时下跌，还可以刺激出口。而如果对财富征税的征税范围扩大到有形资本，自然会遭到商人的反对。最后一个群体是工人阶级，由于他们不是债券持有人，所以他们赞成政府拖欠债务，同时他们也支持对各种财富进行征税的累进税制。对于通货膨胀，工人阶级抱着矛盾的态度：如果谈判不力，通货膨胀将会降低他们的实际工资；但另一方面，伴随通货膨胀的通常是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它可以促进就业。因此，一战后意大利、法国和德国之所以发生高通货膨胀的原因，就在于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形成了一定的威慑力……“食利者”和“商人”不敢对工人阶级采取过于苛刻的措施，唯恐发生暴动。尤其是德国，在国家的推动下，大企业和工会在通货膨胀上态度达成一致。这种团体的结合后来被形象地称之为“组合主义”。而英国的情况有所不同，食利者和商人在财政的传统思想引导下，联手将通货紧缩政策所付出的高失业率代价强加给工人阶级。

许多关于德国恶性通货膨胀的现代文学作品都正面地看待凯恩斯的“食利者的安乐”。凯恩斯在1923年的《论货币改革》中指出，虽然在“改变财富分配”方面，通货膨胀比通货紧缩更“糟糕”，但通货紧缩在“抑制财富生产”方面“危害更大”。所以他宁可选择前者，因为在一个贫困的社会里，失业率的扩大比债券所有人利益受损更糟。这一分析让许多历史学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平衡重大利害方面”，德国的极度通货膨胀是“利大于弊的”。或许错综复杂的通货膨胀经济史能够印证这一观点，它表明通货膨胀即便不能使财富分配更为公平，但至少能够使收入分配更为公平。因此通货膨胀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索伦的《解负令》：它是所有债务的大赦，其中也包括政府债务，构成人口大多数的债务人均从中受益。

英国的政策制定者也清楚地意识到，通货紧缩政策将产生累退性的社会后果。早在1918年1月，英国财政部就有一篇题为“强征财富”的文章，它不无担心地预见到战后各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

只要我们的国债仍高达60亿英镑到80亿英镑，我们每年就须支付3亿到4亿英镑的利息费用，这让食利者不断成为嫉妒和攻击的对象。很大一部分公众认为，其他形式财富资本拥有者的财产将会被挪用，以满足对食利者的支付要求，这些财富资本拥有者的地位也岌岌可危。社会的整体繁荣复苏得越慢，纳税的压力也就越大，公众也就愈加不满。

和19世纪20年代一样，一战时期的通货紧缩意味着债务负担和偿债成本的骤增，债券持有人成为少数富有阶级。1914年后发行的政府债券的私人持有者中，资产超过1万英镑的个人持有者占了3/4。和19世纪20年代一样，一战时期的债券投资回报率格外高，如图17所示，20世纪20年代的债券回报率高达9.5%，而到20世纪30年代也仅下降了1个百分点。

但另一方面，一战期间的债券格局也不同于19世纪20年代。首先，一战期间债券持有人的人口占比大大高于1815年，这是由于战争期间政府向小投资者推销债券取得成功，也是因为储蓄机构变得日益重要的缘故。到1924年，约12%的英国国内债券为小储户持有。其次，战时债券的许多大持有者是机构而非个人，比如保险公司和储蓄银行等。1924年，5.5%的英国债券掌握在保险公司手中，而它们战时的大量购买也是代表小储户进行的。此外，1918年后的税收政策比1815年以后的税收政策更具累进性。最后一点也很重要，恢复了金本位的各国都享受到了低利率的好处。

我们同样也不能低估通货膨胀路线的风险。当时很少有人能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那样，对通货膨胀的危害性进行如此生动的描绘。在1919年的《和平时期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凯恩斯严厉地批评了高通货膨胀率对财富分配产生的影响：

政府利用持续的通货膨胀，能够隐秘地、不为人知地剥夺国民的大量财富。这种手段不仅是对民脂的刮取，更是蛮横的剥夺。它在让大多数人陷入贫困的同时，也让少部分人大发横财。这种对财富的蛮横再分配不仅破坏了人们的经济保障，也动摇了人们对财富分配体制公正性的信心。那些靠这种体制大发横财的人……成了“牟取暴利者”，他们成为资产阶级敌视的对象。资产阶级在这一过程中被剥夺的程度不亚于无产阶级。随着通货膨胀的发展……构成资本主义最终基础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恒定关系，变得混乱无序，甚至丧失意义……要颠覆现存的社会基础，再没有比这更阴险、更有效的手段了。

亦如凯恩斯在《论货币改革》中所言：通货膨胀让中产阶级陷入贫困，而中产阶级却是许多美好事物的源泉。通货膨胀同时也冲破了人们对长期不公平分配的容忍底线。无论宏观经济成本和收益如何，德国资产阶级对自由体制失去信任，成为魏玛政权的致命一击。而凯恩斯在二战期间对通货膨胀的敌视态度并未减弱，他主张“延期偿付”，反对“自愿储蓄”。他认为依赖传统的政府借款体制，只会像一战那样，走向“恶性的”、“荒唐的”战时螺旋形通货膨胀。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造成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的政策经常被打上“凯恩斯主义”的烙印。如果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果断摒弃了让食利者安乐死的政策，那么它在1945年后所采取的政策却是让食利者慢慢地饿死。从1940年到1970年，每隔10年，英国公债的实际收益率都会下降，平均每10年的降幅为4%。美国的债券持有人的境况也好不了多少。在这一时期，由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世界大战所产生的债务实际价值已大幅下降。用现代政治术语来说，债券持有人承担了历史上最高的“隐性税”。让人最难以理解的，也许是债券持有人对这种低收益率的反应如此缓慢。德国魏玛时期债券持有人的悲惨处境和我们在第5章所看到的“妇女选举联盟会”成员一样，他们有理由称自己是一场迅速而不可预料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受害者。在20世纪50、60年代，即使是名义收益率也少得可怜。一定是某种强大的“货币幻觉”（或体制惰性）导致投资者即使在高通货膨胀的20世纪70年代仍持有金边债券或其他国库券。

新食税者

20世纪中期，食利者的安乐死并非财政政策在财富分配上趋于平等的唯一手段。如我们所见，20世纪初，大多数工业国家采取更为累进性的税制，而公共支出也由于“社会福利”政策有所增长，这种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将收入从富人手中重新分配给穷人。一战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间歇期，社会财富从富人手中（占人口少数的直接纳税人）转移到穷人手中（同样占人口少数的失业者和贫困的老年人）。而二战后，西欧国家出现的全民社会福利体制几乎能够调节每一个人的收入。

1948年，有100万英国人接受国家补助（占总人口的2%），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500多万人接受与前者类似的收入补贴（占总人口的9%）。养老金领取者的一半收入来自社保。英国人口中最低收入的1/5家庭的年收入中，约有74%来自于国家补助，换言之，即有1/5的家庭其收入的3/4依靠国家来提供（见表9）。但这仅占享受国家福利人口的一小部分，福利社会的全民补贴目标意味着几乎每个人都能成为某种形式的财富转移的接受者。1993年，社会保障部门估计，至少接受一项社保福利的人数约为4600万，约占总人数的80%，或者说每5个英国人中即有4人接受了国家福利。

表9 英国1992年通过税收和国家补助对收入进行再分配情况表，按家庭收入分为5等（英镑/每年）

19世纪法国自由主义者弗雷德·巴师夏认为，国家是个“庞大的虚假的实体，每个人都希望以他人为代价来谋求自身的生存”。这在巴师夏当时的年代有些言过其实了，但它却恰好概括了20世纪末的社会保障体系。当然，几乎每个人同时也是纳税人，虽然他们有些人只缴纳间接税。

“谁谁？”（Who whom？）这是列宁的一个著名问题，到了福利国家，这个问题就变成“谁支付给谁？”在税收和社保尚未形成完整体系时，个体很难分清楚自己是属于福利的受益者还是贡献者。据估计，46%的家庭属于受益者，另外54%的家庭属于贡献者。但多数家庭仍难以确定自己属于哪个范畴。以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为标准，表9显示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所接受的福利与所缴纳的税收基本相当。引用英国福利体系两位批评家的话：“这种税制以它现代的、极其荒谬的方式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融为一体。”这种将右边口袋里的钱放到左边口袋的体制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成本昂贵。表9最后一列显示，这种再分配体系导致社会整体所接受的国家资助低于所缴纳的税额，平均每户家庭每年的净贡献额近1 000英镑。更为不合理的是，在这种全民福利的体制下，大量福利都流向富人而非穷人，其中包括医疗津贴、教育津贴以及交通津贴。据估计，英国最富有的1/5人口比最贫穷的1/5人口多接受了40%的公共医疗福利、多接受了80%的中等教育津贴、500%的高等教育津贴以及1 000%的铁路津贴。

然而，累进税制大幅降低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图18显示，在累进税制和转移支付产生之前，几乎所有工业经济国家都存在数量可观的“（相对）高度贫困户”。在福利体制产生前，图18中所列举的15个国家中有11个国家，其高度贫困户（家庭收入低于中等家庭收入的40%）户数的占比达到20%以上。而经过累进税制和转移支付之后，所有欧洲大陆国家都将高度贫困户的比例降低到5%或更少。英国和其前殖民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进行财政再分配后，贫困户占比略高于欧洲大陆国家。但美国是个例外，在实行了累进税制和转移支付后，它的高度贫困户占比仍高达12%。换言之，图中除了一个国家外，其他所有国家通过财政再分配将高度贫困户数量降低了2/3之多，其中比利时高度贫困户的下降幅度达90%，而美国只为44%。

注：贫困率为家庭收入低于中位数40%的家庭占比。

图18 累进税制和转移支付前后相对贫困率的对比（1991年）

但是，平等是否也有不利的一面？欧洲更为平等的福利体系是否能够解释它近年来经济增长缓慢的现象？在这个问题上，经验数据无法做出明确解答。尽管1994年以来，美国和欧洲在生产力增长上差距不断扩大，但仍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平等主义必将导致经济发展迟缓。但无法否认的是，全民福利体制的确诱发了不良动机，它引发了导致政府开支增长的不当行为。英国保守派没有限定领取失业补助的期限，这是个代价惨重的失误，经验数据表明无限期地享受失业补助降低了求职的积极性。另一个显著例子是，在过去几十年中，财政政策在对待已婚已育的家庭上比单亲家庭或无子女家庭更为苛刻。将缴纳的税额和接受的福利都考虑在内，1971~1993年，收入最低的1/10的人口中，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每周实际所得增长了145%，而由已婚男子和全职太太组成的家庭，其相应收入仅增长了38%。这也诱使人们保持单身或离异，从而造成住房紧张以及福利经费的增长。1981~1995年，支付给单亲家庭的补助经费增长了4.5倍。

从某些方面说，这些不良动机是否会阻碍经济增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财政体制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考虑到它急剧增长的开支以及它的融资方式，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1960~1992年，工业国家的转移支付和补助津贴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增长到12%。如我们所见，这些开支上涨的经济来源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政府借款。而公债的增长将一个古老的变量再次引入再分配体制中（表9中省略）：它将财富以利息的形式从纳税人手中转移到了债券持有人手中。福利体制一个始料未及的结果就是食利者的复兴，这个群体远没有消亡。

然而，21世纪初的债券持有人吸取了过去的教训，相比19世纪，他们在人数上更有保障。这是因为现代国债的很大一部分是由代表个人的机构所持有，如养老基金。1975年，保险公司、养老基金以及投资信托公司所持有的金边债券占金边债券总额的29.5%，到1999年，该比例达到62.3%。同期，个人持有的金边债券从18%下降至不到9%。由于住房投资和股权投资的普及，政府债券的投资占私营部门资产的比例有所下降，1970年英国金边债券占国民资产的40%，但25年后，该比例仅为1/4。但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通过机构间接持股的个人人数不断增长，这也许可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为什么债券的实际收益率在20世纪80、90年代有所上升。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债券的实际回报率高达9%，这多少有些类似于19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见图17）。1997年初，英国金边债券投资者可以享受到14.85%的年回报率。

然而，即便是由机构代表的现代债券持有人也会感到不安，因为在一些发达国家，公债的增长也许并不能长久。但是，威胁现代食利者的并不是工人阶级和企业联合起来的强大的政治力量，而是现代民主国家尚无选举权的最大群体：青少年和未来的新生代。

世代间的游戏

如我们所知，关于公债，李嘉图的理论认为，政府今日借款的增加会被私人储蓄的增加所抵消，因为这一代人知道，如果没有这笔积蓄，下一代人还需从自己的收入中支付政府的债务。李嘉图认为虽然个人没有为下一代作永久计划的打算，但遗赠关系能够将数代人联系起来。但经验数据表明，这不是世人的行事方式。无论是出于“财政幻觉”还是出于对下一代人的经济命运的漠不关心，当前一代人并不是为下代人利益着想的利他主义者，他们倾向于“忽视下代人的经济负担，或认定政府靠借债支撑的公共开支是免费享有的”。因此他们将本可以通过“税收摊销”解决的债务问题留给了下代人。换言之，“债务的积累就是过去的纳税人从未来的纳税人那里得到的转移支付的累计额”。要分析这种现象应采用一种新的分析技术，即第4章所说的“世代账目法”。

关于世代账目，简单说就是个人一生中所缴纳的净税额，即某个时间点出生的个人在当前政策下，终身所要缴纳的税额减去所接受的转移支付。将现在新生代的世代账目与未来新生代的世代账目相比较，并经过必要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调整，就能衡量出世代之间是否处于平衡状态。如果未来几代人的世代账目高于当今的新生代，则说明当前的政策是世代不平衡的，也是无法持续发展的。由于跨期预算限制的存在，在当前政策下，政府无法对未来新生代征收等同于当今新生代的净税额。

计算世代失衡程度是一种反事实分析法，它可以提供信息，但它不能提供某种政策下的未来社会蓝图，因为它反映的是政府为了满足下代人的跨期预算限制而必须进行的财政调整。这样的计算传递了一个明确信息，即财政政策需要进行多大程度的调整。这个问题也就转化为：如何在未来几代人时期不做过多政策调整的前提下，达到世代平衡。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可以计算出政府的未来购买需要缩减多少，才能降低未来几代人的世代账目，以达到世代平衡的目标。无论需要缩减多少比例，我们都可以通过长期地、每年以相同比例缩减政府的未来购买来达到调整目的。另一种方法是，我们可以通过长期同比增加政府每年的税收收入来达到调整目的，这么做将会增加本代人的世代账目，从而降低未来几代人的世代账目。

“世代账目”构建完成后，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多数发达国家现行的财政政策其实是“使得本代人去世时仍无法偿清政府开支而将负担推延至下代”。图19基于19个国家世代账目的计算结果，它显示了这些国家为达到世代平衡而采取的两种互斥的办法：或者提高税收或者缩减转移支付。这两种政策都可以通过长期的调整比例来定量。这两种调整值也间接地反映了各国世代失衡的程度。

图19 达到世代平衡的两种途径（所需达到的比例）

图19显示，7个国家需要增加10%以上的税收来达到世代平衡。奥地利和芬兰所需达到的税收增幅接近20%。如果德国全面提高税收，那么所有各级政府（联邦、大区、地方）和所有税种（增值税、工资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国内货物税、销售税、财产税、不动产税、馈赠税）的税率会在一夜之间增长9%。美国相应税率需增长11%，日本为16%。如果奥地利、芬兰和法国仅增收个人所得税，那么他们都需将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50%。只需通过温和地提税来达到世代平衡的国家有：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葡萄牙和英国，它们所需达到的税收增幅低于5%。只有爱尔兰和新西兰无须通过提高税收来达到世代平衡。爱尔兰甚至可以降低5%的个人所得税，而无须为未来几代人的负担担心。

众所周知，提税在政治上难得民心。那么另一种方式，即削减政府的转移支付（它很大程度上也是近年来政府开支增长和债务增长的根源）又将如何呢？图19显示，19个国家中有5个国家若想达到世代平衡，则需缩减20%以上的转移支付，它们是奥地利、芬兰、日本、荷兰以及美国。日本的形势最为严峻，它的转移支付的削减幅度需达到25%。爱尔兰仍是形势最为乐观的国家，它可以增加4%的转移支付。新西兰同样可以对转移支付略作上调。

这些数字发人深省。全世界的发达国家中，只有两三个国家的现行财政政策可达到世代平衡。而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日本，则属于失衡程度最为严重的国家。同时，这也暴露出美国自1998年以来计划的预算盈余只是空想。当美国总统候选人在辩论如何使用所谓的预算盈余时，它还属于世代账目形势最为严峻的国家之一，根据这里的计算方法，它的情况比意大利更为险恶。除非官方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测被证实过于保守，美国的危急状况才会有所缓解，否则它的养老金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副总统戈尔曾一针见血地将养老金体制概括为“世代之间神圣的契约”。

另外，世代账目法对欧洲财政状况的评定结果也不同于传统的以债务和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的结果。这种传统的衡量方法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1997年的《稳定和增长公约》中均有明确。若以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衡量标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毫无意义地规定任何想加入经济及货币同盟的国家，其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不可超过60%），则比利时、意大利和荷兰的财政问题最为严重。但若以世代平衡的标准来衡量，则奥地利、芬兰、西班牙和瑞典的问题更为严重。在发达国家中，英国及其前殖民地，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和新西兰的世代失衡程度最低。事实上，只要英国的劳动力生产率比预测高出0.25%，并且政府开支的增长不超过税收收入的增长，它的世代失衡状况即会消除。反言之，如果劳动力生产率的增长无法达到要求，又不实行财政紧缩，那么它的状况则会恶化。如果政府试图仅依靠增加个人所得税来达到世代平衡（必须承认，这几乎没有可能），那么它必须从1999年起长期将个人所得税提高9.5%，而到2004年，需要提高的幅度为11%，若留待10年后，该提升幅度将为15%。

为什么各国之间存在差异呢？部分原因在于各国的财政政策有别，但主要原因在于各国现今和未来的人口结构存在差异。表10列出了依赖比率，它表示低于或高于工作年龄（即15岁以下或65岁以上）的人数与处于工作年龄（即15~65岁）的人数之比，最后两列表示低于或高于工作年龄的人数与实际工作人口之比。表10显示，与一些较为悲观的预测相反，主要国家（法国除外）的依赖比率低于100年前。不同之处在于，1900年被抚养的人口大部分是儿童：这些国家平均1/3的人口年龄低于15岁。如今儿童的人口占比仅为17%。而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从5.6%上升到16%。世代账目的决定因素是未来50年中，人口老龄化将达到何种程度。在表10列举的所有6个国家中，预计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将导致依赖比率在2050年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参考有效经济依赖比率，则日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被抚养人口将超过实际工作人口。在这些国家，10年内年龄达到或超过65岁的人口占比将高于1/5。德国如果延续提早退休政策，则情况会变得更糟，虽然在20世纪70、80年代，提早退休被视为为年轻人提供工作机会的途径。在德国，年龄在55~64岁的人口中仅有39%还在工作。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像泰国这样的国家，它的人口结构相当年轻：到2010年，年龄超过64岁的人口占比仅为10%，这一优势以及它别具特色的税收体制，使得它的世代失衡为正面失衡。换言之，它未来几代人在财政上的受惠程度高于本代人。

表10 依赖比率，实际状况及预测（1900~2050年）

• 0~14岁+65岁或以上/15~64岁

** 0~15岁+65岁或以上/实际就业人数

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一种新的分配冲突正在取代20世纪传统的阶级间的分配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福利制度的设立是为了消除食利者、工厂主以及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事实上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做到了这点。但代价是建立了全民享受福利的体制，而这种体制已难以为继。如果世代失衡，就如欧洲大部分国家以及日本和美国一样，那么未来大幅削减开支或增加税收将不可避免。一种选择是，下代人为本代人的养老金以及包括债券利息在内（债券利息占个人养老金的很大部分）的其他转移支付而缴纳更高的税款。另一种选择是，缩减老年福利，如削减国家养老金、拖欠国家债务或是一场意外的高通货膨胀，这样账单又回到了若干年前欠账的那一代。

当然，世代之间的再分配并非新事物，公债和未备基金养老金通常意味着将财富从年轻人或未出生的人转移给老人，正如对教育的公共支出是将资源从老人转移给年轻人一样。但是现今的时代失衡程度可谓空前。老人很大程度上成为“起始世界”财政体系的受惠者，他们不仅享受着养老金，也是医疗福利的最大消费群，于是他们成为削减开支的突出目标。但是与年青一代和未出生的一代不同，他们享有投票权，于是问题就变成客观的世代间的利益冲突会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主观的政治冲突。

在过去，世代之间争论的通常是政治、艺术品位或者头发的长度，而很少因为财政政策下的再分配体制出现矛盾。在屠格涅夫笔下的《父与子》中，巴扎罗夫满腹牢骚，但是老一代的公共开支并未由他们承担。今天，世代间财政上的冲突也是有限的，因为处于当前政策不利地位的年青一代没有投票权。用意大利经济学家吉多·塔伯利尼的话说：“如果年青一代在债务问题上享有投票权的话，他们都会投反对票。”然而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养老金改革之争会使世代间未来的财政冲突更为明晰突出。

1979年英国的例子可以说明，新老交替在政治上影响重大。当时的撒切尔政府继承了一个双重养老金体系：一是设立已久的基本养老金体系，该体系下的养老金发放会根据零售价指数和平均收入指数每年递增；二是1978年新引入的附加养老金，即与工资挂钩的国家养老金。在第一次预算中，新政府对基本养老金每年递增发放的条例进行了修改，规定它只与零售价格指数挂钩，废除了它与平均收入指数之间的联系。6年后，附加养老金发放也变得更为苛刻。这些政策的改变，以及1980年后的收入增长高于通货膨胀的增长（1980年为120%，1995年为180%），促使政府的短期财政存款大幅上升，而长期财政存款增幅更大（英国的未备基金养老金的负担远低于欧洲大陆的多数国家：到2050年前，英国仅为5%，意大利为70%，法国为105%，德国为110%）。担任1983~1989年财政部长的奈杰尔·劳森说道：“这个政治上的大胆决定……是重新获取公共支出控制权的关键一环。”这点毋庸置疑。但是这些政策所反映的世代转移损害了那些即将退休群体的利益。意外的是，这些受害者的反应却是迟缓而温和的。

不同的年龄阶层在政治阵营的选择上虽说不是泾渭分明，但很大一部分的年轻人支持工党，而老一代则倾向于支持保守党。英国选举学家认为，选举年龄的下限从21岁降低到18岁，“很大程度上导致保守党的支持率从60%降到30%，并对工党1974年的连任起了决定作用。”此外在1997年，很大一部分年龄低于30岁的人群从支持保守党转而投向工党。而那些老年人，即便在撒切尔政府削减了养老金后，却仍对保守党忠心耿耿。1992年，年龄超过64岁的老年人中近一半的人支持托利党（保守党），这个支持率比托利党的整体支持率高出4%，到1997年，托利党的老年支持率仅下降了3%，而此时保守党的全国支持率已从43%下降到31%。老年人是支持托利党多于工党的唯一群体。1997年，工党放出消息称社会保障部秘书彼得·利利正考虑要废除养老金制度，这极大地动摇了老年人对保守党的信心。工党根据保守党的支持群体，对利利的改革提案予以重击，虽然托利党强有力的辩驳在投票前夕逆转了这一局面，但托利党65岁以上支持者的支持率随之急剧下降。在美国2000年大选中，戈尔也以同样的方式来对付布什。在其他国家的选举中，靠“操纵老年人的恐惧心理”来拉取选票的手法被普遍采用。引一段1999年11月出版的欧共体条约文件中的几句话：

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中，转移给退休人口的资源占比不断扩大，这种就业人口和被供养人口之间的资源分配趋势能得到多大程度的扭转，并且不引发重大危机与世代间的冲突，很难测算……如果现行的劳动力市场、税收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无法得到改革，那么未来50年中，人口老化带来的经济效应将致使欧共体不堪重负。

一个不受欢迎的解决方案

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办法就是吸收移民，虽然这在上面引用的欧共体报告中并未提及，移民通常处于就业年龄，而且他们的经济动机高于平均水平。事实上移民也正在发生。据估计20世纪90年代初约有8 000万人居住在非出生国，到200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2亿人，约为世界总人口的2%。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平均每年约有85万的移民流入，只要这个庞大的移民流被迅速纳入美国税收体制，他们就可能成为美国社会保障体系最大的希望。德国同样也能从大规模的移民中获益（正如它在20世纪50年代一样），如今有730万外国人居住在德国，约占该国人口的9%。

不幸的是，许多最需要移民的国家却是最抵制移民的国家。奥地利是世代失衡最为严重的欧洲国家之一，但奥地利的反移民政策得到了最广泛的国民支持，公开仇外的自由党也因此在2000年进入了政府。但反移民法存在反效益，因为大部分国界实际上无法封锁，所以这些法令产生了大批非法移民，他们游离在纳税体制之外，因此对财政体系没有直接贡献。比如，欧盟国家中约有300万非法移民；墨西哥出生的居住于美国的700万人中有200万是非法移民，美国非法移民的总人数大约为600万。如果过去的历史仍将延续的话，那么这些具有不完全效力的反移民法在近期也不会有所松懈。美国和其他劳工输入国从一战前开始限制移民，当时排斥的是中国和日本的移民，那时正值全球化的高峰时期。

反移民立法能够生效说明民主的偏好与社会的长期经济利益背道而驰（通常来说，移民会侵害非技术工人的实际工资，但整体上它有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同样，绝大多数世代账目法的倡导者对他们的建议是否会引起注意抱着悲观态度，无论这些建议是要提高税收还是要削减开支。政客们通常被认为目光仅局限于本届任期，他们不可能赞同符合下一代人利益但需要牺牲当今选民利益的政策。

为进一步探索这个问题，下一章将从分配冲突的领域转移到政治的角斗场。如我们所见，科贝特的理想是通过民主化进程来改进财政政策：即选举权的扩大可以迫使政客们削减“该死的债务”，从而终结“食税者”的主导地位。然而事实上，新的债台又高筑起来，食税者的队伍非但没有削减，反而庞大起来，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