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缺陷

在这本书中，我力图展示三个基本的缺陷及不足，它们共同解释了为什么美利坚帝国不像它的英国前任那么富有成效。它们是经济上的缺陷、人力上的缺陷以及三者中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注意力难以持久的缺陷。

在四年的时间跨度中，美国分别在巴尔干、中亚和中东地区对三个流氓政权实施了军事干预行动。无论出于哪一种原因进行军事占领，或政权变更被美化成“国家重建”是出于哪一种企图，每次美国的入侵都导致了政权的更替。但是做成功这些事情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有多少美国人愿意去那些地方检查那些钱是怎么花的？美国民众对这样不仅伤财而且劳命的政策会支持多久？——即使在这两方面的数字都还不是很大的情况下。

可能有办法在三个缺陷中的两个之间架起桥梁，至少短期内是可能的。正如我们所见，自从1985年以来，美国已从一个净国际债权国转变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了，其国际净债务现在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4左右。然而，那并非是发达国家出现过的最高水平。20世纪90年代的澳大利亚，其海外净债务达到了GDP的60%，而新西兰则接近于90%。因为无论所得的回报多么之低，外国投资者对以美元计算的证券似乎显得贪心不足，因而美国很有可能继续对海外举债。毕竟，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同，美国可以发行以全球储备货币来计算的债务。

诚然，美国对海外资本的依赖是一种高空走钢丝的平衡动作。我们可以想象，海外期望值会发生变化，同时造成对汇率和债券价格的压力，更高的利率威胁美国经济增长的程度要大于低价美元带来的刺激经济的好处。没有人可以将美国财政肆意挥霍的可能性排除在外，即便美联储采取历史上最宽容的货币政策，仍然会遭遇日本式的通货紧缩而不是回到通货膨胀，尤其当美国消费者开始更多地进行储蓄并且努力降低他们的债务。两代人未曾经历过价格的持续下降，便会竞相将自己的行为调整到合理的方式。拥有大量房屋贷款抵押和消费债务累计的人将明显发现，如果价格在一年中下跌超过1%~2%，名义上较低的利率在实际中会上涨到令人痛心的高位。

然而，这种危机的代价在美国外部要比在美国内部更为严重。自1995年以来，全球产出总增长几乎60%来自于美国，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美国消费需求即便只是一个小幅度的减少，也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如果美国要使美元贬值，而且采取保护措施以抵制中国的进口商品的话，就会在全球经济范围内产生通货紧缩的连锁反应。一个通货紧缩的世界并不一定是灾难性的绝望世界，它可能更像19世纪的80年代而不是20世纪的30年代。最早的大萧条开始于1873年崩溃之后，并且一直持续到1895年。它经历了价格的下降比产出的下降低得多的阶段（在美国，产出仍然增加了两倍），虽然这个阶段里关税有所上升，但并不足以高到置全球贸易于死地的程度。如果这样的大萧条再度发生，美国潜藏的财政危机当然就不会消失。实际上，如果实际利率上升超过了实际的经济增长率，或者医疗保障成本继续上升而其他商品的价格下跌的话，情况就会变得更为糟糕。正如19世纪80年代的萧条时期，通货紧缩的输家很有可能用极端的政治形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当下跌的价格挤压到农民和工人的利益时，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就繁荣兴旺了，而白领和小业主通常会变成仇外的民族主义分子。这些事件曾经是20世纪中叶第一次“全球化结束”的先兆。从另一方面来讲，大英帝国由于维多利亚晚期的经济发展速度的放慢，其战略地位反而上升，这不仅仅因为它减少了其潜在对手的战略野心。当通货紧缩结束之后，德国人才开始建造他们的海军并开始他们的扩张主义的“世界政策”。一场经济大萧条对德国和中国的伤害远远大于它对于美国的伤害。

美国的人力资源的匮乏也并非完全不能克服。美国军队缺少有实战意愿的兵员，这令人难以理解，因为美国人口在以每年1.25%的速度增长，失业问题在经济复苏的状况下仍然固执地存在着（一项估计表明当前的失业人数大约在400万）。美国监狱的在押犯人超过了200万——即每142个美国居民中就有1个。如果把非法移民、失业者以及罪犯都加在一起的话，肯定有充足的生力军组成一支更为强大的美国军队的。毕竟，罗马帝国的扩张中，关键的一条就是它通过军队服役的途径，为非罗马人提供获得罗马公民身份的机会。大英帝国殖民的主要做法之一就是运送罪犯的政策，即清空18世纪英国的庞大监狱，把犯人们装上船，送往澳大利亚。只要目标明确，复兴这样的草案未必不得民心。

唯一的一种替代方案就是要依靠国外的军队提供辅助部队。这也是有先例的。如果没有印度部队，大英帝国便会遭受长期人力缺乏的局面。正如索尔兹伯里勋爵的那句名言，印度是“英国在东方海域的兵营，从印度我们可以想要调遣多少部队都成，而且不用付给他们工资”。战时的英国人十分依赖帝国辖地所提供的人力：他们分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英国部队提供了1/3的部队，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则为其提供了接近一半的部队人数。轻率地解散了伊拉克部队之后，晚到的L·保罗·布雷默开始意识到重新恢复这支军队可能是建立秩序和减少失业的上策，但已为时过晚。正如我们所见，2004年的美国所有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求助于联合国或北约以获得增援。如果美国人自己不愿意充当维和者的角色的话，那么，他们必须向维和者们发薪水，必须对唯利是图的“国际社会”的雇佣军提出的要求达成协议。

然而，这三个缺陷之中，第三个可能是最难以克服的——即“注意力不能持久”。这看起来是美国政治体制中与生俱来的东西，并且有可能使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为时过早地发出停止重建工作命令。使用“注意力短暂”这个说法并不是对美国的批评，因为这是体制上的问题。是政治运作程序阻碍深谋远虑的领导方式。已退休的安东尼·济尼将军的话是这么说的：

“军方不能控制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我们对世界的义务是什么？”我们虽然宣扬价值观、民主、人权，但却没有说服美国人民为何要为此支付费用……没有政治领导人说‘这么做是正确的’……‘那就是基本的问题……这些事情应当获得政治上的意愿和支持’。我们应当相信一点，一个稳定的世界对我们而言是更加美好的。如果我们有一项明确的政策和一个未雨绸缪的战略，美国将会给世界带来更巨大的变化。美国将能够尽早地进行军事干预，仗会打得更好。”

但是对于一个士兵而言，想象一个“未雨绸缪的行动战略”比一个当选的政治家要容易许多。美国总统只在办公室呆上两年半的时间，就要开始为确保其连任的成功，做积极的筹备工作。事实上，中期国会选举甚至能更早地使总统的大批立法提案付诸东流。实际上，美国的政治是在国家、州和地方三个层面上同时进行操作的。2003年夏，当一帮自我任命的业余政治家吵吵嚷嚷地要现任州长下台的时候，人们如何能指望加利福尼亚人民全心关注巴格达的国家重建问题呢？联邦政府本身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实体，这是个事实。各部门间的竞争在多数人类的制度和机构中当然是常规，无论这样的机构规模大小如何。但在2003年里有好几次，国防部、国务院和财政部之间的合作完全消失了（就更不用说商业部、贸易代表、国际发展署代理和所有在理论上涉及“国土安全”的主管机构）。这使人们想起德国威廉二世时期的那种最糟糕的“多头”政治。美国总统的职务当然是由选举产生的，而不是世袭的官职，但近期的总统有时看似在以德国末代皇帝的方式在管理事务，允许并默认政策由交杂在一起的机构互相竞争来决定，而不是为了达成一种集体责任感。难怪，如此多的美国海外干预会带有间歇性，缺乏外交策略，同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一样没有效果。帝国主义的德国也实行了迈克尔·依格纳迪亚夫所谓的“匆忙的帝国主义”。它同样也对“速效”急不可待。

然而，跟帝国时期的德国所不同的是，美国宣称对获得新的“阳光下的领土”不感兴趣。它的对外征服不只是暂时的，甚至可以不被认为是征服行动。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家J·R·希利曾讲过一个著名的笑话，说英国人“心不在焉地”建成了他们的帝国。然而，美国人在这一方面更胜一筹，这里的心不在焉已经变成了真正的视力缺陷。今天很少有在美国之外的人会质疑美利坚帝国的存在——美国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这一点在大部分受过教育的欧洲人眼中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正如神学家和政治学者莱因霍德·尼布尔在很久以前，即早在1960年就注意到的那样，美国“为了避免承认（他们）实际上行使的帝国主义，颇有点偏执狂”。

“帝国的自我否定”是否重要呢？ 回答是肯定的。成功的帝国很少单独依靠高压政治手段，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言一定都有一些经济利益，即使只是为了收买本地精英人士的忠诚。但这种经济利益需要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帝国自我否定的问题在于，当它决定干预较小国家的事务时，常常容易犯两个错误。第一，可能会将不充足的资源分配给一个项目的非军事层面。第二，更为严重的是，容易在一个不现实的、短暂的时间框架内，试图进行经济和政治的转型。2003年，美国似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上都犯了第二个错误。美国政府发言人坚持声称（而且明显是在预计未来），只要一个民主政府能够建立起来，美国人便“一天也不会多待”。这无意中为当地人民与他们的合作制造了进一步的障碍。这些国家中无人会有自信心来支持美国的政策，因为美国一旦开始撤退行动，这些人将遭到“与美国人合作”的指控。“如果巴尔干的人民意识到美国人会待在那里的话，”约翰·沙利卡什维利将军在20世纪90年代末如是说，“那就太好了……为什么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长期驻军的建议（同对联邦德国和日本的占领相类似）会是一条罪行呢？这只能从政治方面找到答案。在今天的政治氛围下，美军士兵必须回家，而且越快越好。”

这两点帮助我们解释了为什么这个拥有非凡的军事实力的巨大经济体在海外实行政权变更政策时，会有如此令人失望的成绩。最糟糕的失败——在海地、古巴以及越南——综上所述，都是由于非军事目的的资源不足和缩短的时间框架的致命组合。如果美国在巴尔干、阿富汗和伊拉克也重蹈覆辙的话，便是一个悲剧，但并不会令人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