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与海湾之间

20世纪50年代末，关乎美国在中东所处的严峻形势表现在三件事上。第一，以色列人认为美国对他们的支持是无限制的，这样以色列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第二，美国的石油公司与英国在苏伊士运河的利益同样脆弱，都受到阿拉伯政府的国有化政策的制约，那些政府本来就没有太多的兴趣要与外国人分享石油收入。第三，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的和平共处非常困难，也许是不可能的了。美国不得不设法将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所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站在美国的立场上看，苏联对中东的渗透远不如1958年所预期的那样成功，这是好的一面。但是，糟糕的一面是，在那里激起了比苏联渗透更为可怕的——或至少更难以预测的——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所导致的危险后果。这就是恐怖主义——现代中东的原罪。犹太复国运动的极端分子曾经为了把英国人赶出巴勒斯坦采用过恐怖主义的做法。现在，一旦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军事胜利的希望破灭之后，巴勒斯坦极端分子也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以色列人。阿拉伯国家给他们自己带来了失败，解决犹太与阿拉伯世界的冲突的两国分治的方案从一开始就存在于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托管制中，并体现在联合国大会181号决议案中，而阿拉伯世界却选择了战争。在沙特阿拉伯的支持下，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约旦以及埃及的军队联手想要将以色列扼杀于摇篮之中，却遭到了惨败。苏伊士事件对英国和法国来说是一个羞辱，而对以色列来说却是一场胜利：他们占领了加沙地带和沙姆沙耶克，虽然该地区后来被联合国所控制。战争给埃及军队造成了重大损失，以色列国防军的损失则相对较低。1967年的“六日战争”（第二次中东战争）是以色列军队对完全由埃及一手炮制的战争的直接的、合理的反应。第一次以色列空袭之前十天，纳赛尔曾明确号召阿拉伯人将以色列从世界地图上抹掉。于是阿拉伯世界又一次被轻易打败，以色列则再一次占领了西奈山和加沙。而现在为了回应约旦要加入埃及一方的决定，以色列又拿下了（古代罗马所统治的）巴勒斯坦南部，包括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即西岸地区）以及戈兰高地。埃及和叙利亚虽然在1973年10月发动的“斋月战争”中一开始取得了胜利，但最终仍以失败告终，为其攻击以色列续添了拙劣的一笔。即便是有了伊拉克，后来还有苏联的帮助，阿拉伯军队还是被赶回了他们自己的领土范围。到1982年，以色列已经是踌躇满志，准备入侵黎巴嫩了。

在对这些外来威胁作回应时，以色列并不认为有向美国请示的义务。美国人因此并没有接到爆发“六日战争”的警告，他们也没有为以色列所取得的一系列战争的胜利而欢呼雀跃。正如1970年尼克松在一次采访中所评论的那样，中东已经变得“十分危险了。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巴尔干一样——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因为存在分歧，有可能会被卷入一场两方面都不想发生的交锋中”。当时，由于冷战遏制政策给国际缓和政策让了道，两个超级大国都不希望看到又一场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战争的爆发。1973年时，只有当美国人很明确地知道苏联人正在帮助阿拉伯时，美国才向以色列提供了支持。两个超级大国都以促成停火来标榜自己给予帮助的目的。然而，要促成和平的进程却是极度困难。美国和以色列的政客们继续念着现在为大家所熟悉的咒语，他们的“特殊关系”和“深厚友谊”云云，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1976年到1985年间，美国对外经济和军事援助的1/4提供给了以色列——总共大约250亿美元。这大约相当于以色列国民收入总额的13%（见图7）。但是美国越是想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扮演一个公正的和事佬，花出去的这些钱越是买不到什么结果。

图7 美国对以色列援助相当于以色列国民收入总额的百分比，1966年-2000年

注：1988年基金回报以及主要偿还款项超出了新的基金和贷款

诚然，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说服了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为了与埃及达成和平而放弃西奈山。然而，那是他所能做的极限了，关于被占领地区的未来的谈判终于还是成为泡影。1981年12月，以色列决定改变戈兰高地的状况，将那个地方纳入自己的法律、司法和行政管理体制下，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支持了联合国一项谴责此行动的决议。7个月后，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美国派维和部队增援以防止双方的冲突升级。同年罗纳德·里根“开始一个崭新”的和平进程的想法实际上是被以色列否决了。事实上，1983年里根和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之间签订协议后，就追加了大量的军事合作和经济协助。然而以色列坚决抵制住了来自于美方的压力，不与巴勒斯坦人进行谈判。早在1988年12月，亚西尔·阿拉法特就接受了美国双边对话的条件（弃绝恐怖主义，承认以色列的现存状态并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和338号决议），然而以色列已经不愿意考虑回到1967年时的疆界里去了。在此前的每一年中，被占领地区定居的新移民都在不断地增加着（到1983年，已有将近3万的定居者），而且住在那里的巴勒斯坦人重新恢复了使用暴力手段，要回到战前状况的想法越发困难起来。美国反对定居政策，抗议对近在咫尺的巴勒斯坦使用实弹镇压，但是这丝毫没有帮助。

对于美国来说，关键的难点在于，当以色列人的军事优势高高地凌驾于其他阿拉伯国家之上，而巴勒斯坦人被逼迫只能诉诸恐怖主义手段来取代传统战争时，阿拉伯国家的经济重要性也在不断增长。1953年，美国仍然拥有超过世界一半的石油产量；到1973年美国所出产的份额只占到21%，美国的石油进口曾一度无关紧要；到1977年的时候，石油进口量占总消耗量的份额上升至46%，增长的那一部分石油都来自于中东。这对美国来说利弊参半，因为富裕起来的石油输出国们不断增加购买美国商品的金钱，并将大量的石油美元投资到美国。例如，1970年到1972年间，沙特阿拉伯从美国公司购买的武器量增加了20倍。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等值于830亿美元的武器被出售给了沙特。无论如何，相当部分的中东石油产业仍然掌握在美国人手中，虽然当沙特最后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ARAMCO）进行了国有化之后，这一比率有所下降。此外，并不只有美国，还有其他主要同盟国都确实开始依赖阿拉伯的石油了。冷战期间，这给了中东不仅战略方面的未来，也给了他们经济方面的未来。正如尤金·V·罗斯托所认为的那样：“（美国）首要的、最为基本的利益在于中东对欧洲防务的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我们与西欧的同盟对世界权力的平衡至关重要，是美国安全最基本的依托……苏联霸权对中东的石油、空间和人民的统治，也能够使它支配整个西欧。北约将解体”。话说到这里，其实，并没有太多需要担忧的理由。苏联自1972年他们的军事顾问被埃及驱逐以来，多少已经逐渐停止对开罗施加影响了。虽然他们在叙利亚还有一些优势，但是那也算不上是什么“霸权控制”。相比较而言，美国人则表现出要在“黑金”最富饶的波斯湾各小国接管英国先前的统治地位：其中包括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卡塔尔和阿曼。与此同时，基辛格的穿梭外交不仅说服了埃及和以色列于1973年—1974年从交战状态中摆脱出来，此举还很快结束了沙特对西方的石油禁运。

然而，并不是苏联对中东石油的控制才会给美国及其盟国的经济带来烦恼。对阿拉伯国家的控制已足够他们头疼的了。利比亚独裁政权领导人奥马尔·卡扎菲已在1967年阿以战争之后就证实，他会充分利用西方对利比亚石油需求的增长，提高油价和赢利份额，最后实现石油公司资产国有化。直到1972年，既支持以色列，又支持沙特国王，这一看起来不可能办到的事情，美国却做到了。要知道沙特国王是如此憎恶犹太复国主义，就好比憎恶共产主义一样。1973年，沙特支持埃及人对以色列进行攻击。沙特的支持不是以派驻军队的方式，而是将油价上涨70%，并以滚动禁运的方式切断以色列支持者们每月5%的石油供给。当美国对以的增援加倍时，沙特强行封锁了对美的全部石油出口。美国和西欧的金融管理机构还在学习如何使用浮动汇率时，他们的财政当局还在广泛地拥护凯恩斯主义庸俗化的需求管理时，油价这把锋利的尖钉发挥了其戏剧性的效果。通货膨胀大幅上升，公共财政全面出现赤字，与此同时，失业率也在上升（见图8）。美国外交政策倒退的最为糟糕的事件是1979年的伊朗革命。将美国支持的伊朗国王，曾经极度自负的穆罕默德·雷扎·巴列维赶下了台。不过他并不是被苏联的傀儡所取代的，而是人们意想不到的势力：一个激进的、拥护神权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朗革命之后，世界经济各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滞胀”局面。

图8 油价和美国“受难”指数1970年—2002年

伊朗国王并不是美国冷战期间所扶植和支持的最糟糕的专制君主。诚然，这个政权离自由相去甚远，而且，这位国王还有挥霍无度的嗜好。然而，与美国在尼加拉瓜和智利扶植的统治者相较，他还算是一位开明的君主。按照美国和西欧的标准来看，伊朗国王的伊朗是一个相对不平等的社会，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伊朗的情况不比土耳其更糟糕，跟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比起来，还要好一些。不同寻常的地方在于，现代伊朗的美国规划师对它滑入革命边缘的倾向却表现得漠不关心。如我们所见，尽管越南被胡志明和他的继承人所攫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这真的算不上什么。而将伊朗交给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伊斯兰宗教革命的“列宁”，则是一个大灾难，其造成的后果在当时和现在都无法估算。伊朗是继土耳其之后，中东最大的国家，其人口是伊拉克的3倍。关键的一点是，它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产油大国，占1973年全世界产油总量10%以上，成为全世界第三产油大国（当时，美国依然是世界头号产油大国）。

1980年卡特总统还在为禁闭在德黑兰大使馆里的52名美国人质忧心忡忡、举棋不定时，他迫切希望重新定义美国在中东的战略。从此以后，他宣布，“任何‘外部力量’想要获取波斯湾控制权的企图将被视作是对美国根本利益的攻击……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手段抵御此种攻击行为，包括军事武力手段”。这是给苏联的警告信号：不要利用伊朗危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苏联此时正好在一次考虑欠妥的阿富汗入侵行动中惨败。这个时候是冷战过程的一个新的低点：卡特自己将苏联的行动描述为是1945年以来对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其后果是，欧洲的军备竞赛进入了也许是最危险的阶段。在此过程中，首先是苏联部署了中程核导弹，然后——时常是在一片强烈抗议声中——美国也加入进来，对莫斯科会从德黑兰的混乱状况中渔利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长久以来，俄国人一直把波斯湾看作是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区域，而且实际上，它与英国一起从19世纪晚期就开始非正式地分享那个地区的权益，直到20世纪40年代。然而，卡特心中所想象的“外部力量”结果并没有成为中东的大问题。从这时开始，来自该地区内部的力量对美国的利益造成了最为严重的威胁。

如同所有革命政权一样，霍梅尼的伊朗很快陷入与其邻国的战争中。伊拉克独裁统治者萨达姆·侯赛因由于害怕自己国家亲伊朗的什叶派民众起来反对他，1980年决定入侵伊朗。基辛格不无讽刺地如此评论——“遗憾的是他们双方都不能战败”——这恰好反映了美国所面临的窘境。一个将美国视为“大撒旦”的伊朗政权几乎不可能成为美国的政治工具。然而，萨达姆·侯赛因在巴格达的巴斯党暴政虽然是非宗教的老式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形式，但其对美国的吸引力也不会比伊朗大多少。20世纪70年代，现实政治的功绩甚至盖过了基辛格的水平，因为美国最终对交战双方都提供了帮助。美国将武器秘密出售给了伊朗，先用这笔交易来换取大使馆人质的获释，后又为美国在中美洲的秘密行动募集资金。萨达姆同时也收到大量的商业信贷，而在1989年则超过了10亿美元。尽管事实上他的军队不仅使用化学武器，有一次还攻击了美国的一艘战舰。如果海湾战争的结果是双方都没有失败，那么它至少归功于美国马基雅维利式的谋略——同样是这个迂回战术启发了里根政府另辟渠道，将金钱与武器送给了在阿富汗与苏联红军作战的反苏圣战游击队。

但是美国面临的真正难题是，在海湾地区施加任何直接影响都必须有赖于美国在那里保留其军事存在。而伊朗革命的一个结果就是，沙特政权对提供通道给美军进入海湾基地一事不再热衷。虽然在德黑兰革命发生之时，沙特迎来了美国的F–15战斗机中队，1980年10月，空中预警指挥机又接踵而至，但是沙特政府对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所暗示的提供美军更广泛进入海湾地区军事基地通道的“战略共识”不感兴趣。值得注意的是，旨在执行“卡特主义”的联合快速反应部队的指挥部一开始是设在远离中东的佛罗里达州的坦帕。1981年5月，沙特主导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宣布，应当保持整个海湾地区“无国际冲突，尤其不应出现军事战舰和外国军事基地”。后来只是当伊朗和伊拉克都明显准备攻击经过海湾的中立国运输船只时，美国海军的出现才被接受。1987年，科威特油轮重新插上美国的旗帜使得美国海军对其的保护成为正当的行为。最后，到1990年，沙特才变得温和起来，并允许美军踏上他们的土地。那是一个对双方都充满危险的决定。美利坚帝国在不经意之间，结下了一个新的、危险的仇敌（即沙特籍的奥萨马·本·拉登——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