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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

当欧洲帝国将其钢铁和橡胶覆盖的网络扩展到陆地和海底时，东方世界幸存的帝国王朝——特别是奥斯曼帝国和清朝，正在努力解决相似的难题。然而，清朝的权力结构与西方帝国大不相同，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地方权力一直被亲属关系网络控制。[1]然而，正如我们在第11章中看到的，清朝官员是在精英竞争考试，也就是科举考试的基础上被挑选出来的，这种制度就是要让官员对皇帝绝对忠诚。[2]

客观来说，清朝被称为“官僚专制”，在等级秩序中，这些“以声望、权力、流动性和安全感为衡量其职业生涯标准的人”进行着官僚统治。[3]每一个朝代的噩梦就是各地周期性地爆发的由网络驱动的起义。事实上，儒家官员长久以来都认为“白莲教”会一再威胁他们的地位。白莲教起源于佛教的净土宗，可追溯至公元402年著名的慧远和尚。在元、明、清三个朝代，人们倾向于将任何一种非正统的教义称为白莲教义、邪教或天主教。[4]就像1789年大革命时期的法国被“巨大的恐惧”席卷一样，1769年，一场“叫魂”的恐慌席卷了整个中国，村民们不仅指责乞丐和流动僧侣，还指责官员甚至皇帝神秘地夺取了人的灵魂。[5]乾隆皇帝成功地扭转了这种恐慌情绪，重新确立了他在清王朝官僚机构中的权威。然而这股叫魂狂潮暴露了这个系统的一个严重弱点：按照欧洲的标准，它的官僚手中的实权很小，其合法性也值得怀疑。19世纪，这一体系强大到足以将清朝的统治向北和向西扩展，远远超出明朝和历朝历代的核心历史疆域。[6]但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它却无力抵抗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入侵——只有足够强大，才能禁受住一场影响力完全超过白莲教和叫魂恐慌的危机：太平天国运动。

正如我们所见，19世纪的欧洲相对和平，但中国不是。无论如何，1850年至1865年席卷清帝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是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它远比巴拉圭、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之间的三国同盟战争（1864—1870年）或美国内战（1861—1865年）更具破坏性，后两者分别是19世纪第二和第三大冲突。在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流行病（尤其是霍乱）和饥荒接踵而来。太平天国运动对网络历史有三重意义。首先，起义源于一个名叫“拜上帝会”的传教组织，这个教派最初只吸引来自边缘群体的信徒，但随后在中国汉族腹地的大部分地区蔓延开来。其次，外部（同样主要是英国）的影响既加速了冲突，又助力了对起义的镇压。第三，内战的毁灭性影响导致大量中国人外流——这种外流几乎与同时期欧洲贫困地区的人口外流一样大。这反过来又刺激了美国国内和其他地方一场不那么暴力，但在某些方面更为严重的民粹主义叛乱。这是更紧密联系的网络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

1851年年初，起义开始于远离清朝首都的南方广西省（现广西壮族自治区），当时1万名强大的农民起义军在金田村（今桂平）击败了政府军。起初，少数民族壮族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占了太平军的1/4。农民起义军从广西打到南京，自封为“天王”的洪秀全在南京建都。到1853年，太平军控制了整个长江流域。而该运动的领导人洪秀全是客家人，客家人是汉族的一个分支，他在院试考试中四次未中第。而另一领导人杨秀清之前则在广西以耕山烧炭为业。

我们可以将太平天国的故事描述为一场反抗清朝统治的民众起义，反抗对象为咸丰帝和慈禧太后。他们选择南京作为首都，因为它曾经是明朝的首都。他们的目标在某些方面是革命性的，如呼吁“公有财产”和妇女平等（包括废除缠足）。其实，如果不是外部影响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太平天国运动就不会产生如此的影响力。首先是东印度公司向中国积极出口鸦片。其次是欧洲人同样准备出售武器。英国冷酷无情的政策很难被正名。“我们不请自来，用着并不和平的手段，”埃尔金勋爵承认，“我们打破了这些古老国家试图向世界隐瞒的障碍，而这些障碍背后没有神秘的东西，至少就中国而言，或许还有它日渐衰落的文明的破败和腐朽。”[7]

而相比之下，新教传教士在某种程度上更尊重中国传统——像1807年抵达广州的伦敦传教会的罗伯特·莫里森和1833年出版的第一部中文《圣经》的共同译者威廉·米尔恩。然而在当时，传教士和贩毒者、武器贩卖者一样不光彩。洪秀全在一次次科举失败导致精神崩溃之后，听到了米尔恩介绍的基督教，并陷入宗教赋予他的幻觉中，他此时确信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弟弟，他认为自己的运动是一个“崇拜上帝的社团”，并自称“太平天国”的统治者。洪秀全的搭档杨秀清也声称自己发出的是上帝的声音。另一位太平天国领袖洪仁玕接受瑞典传教士西奥多·汉伯格（出版了记录太平天国运动著作的众多传教士之一）的洗礼，成为路德教徒。美国浸礼会传教士以萨迦·杰科克斯·罗伯茨成为洪秀全和洪仁玕的顾问。另一位富有同情心的传教士是美国南方卫理公会的查尔斯·泰勒。[8]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把太平天国运动看作传播基督教的一种变异形式，它不仅采纳了基督教的话语，也借鉴了基督教的实践，特别是洗礼和偶像崇拜。传教士没有预料到的是，他们的东方受教者会如此容易地接受他们宗教中最激进的思想，好像他们有意在中国重新发动了一次三十年战争一样。雍正帝在1724年驱逐了前一批基督徒，其中大多数是17世纪抵达的耶稣会士，没有什么比太平天国运动更能清楚地证明他这一决定的正确性了。从西方的角度出发，太平天国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一场类似于1848年在欧洲发生的革命。但进行仔细的研究观察之后人们会发现，它更像一场早期的宗教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洪秀全是一个更成功的中国版本的“再洗礼派约翰·莱登”。

人们很难意识到太平天国离成功只是咫尺之距。1860年，太平军占领了杭州和苏州。在占领上海失败后，他们又撤退到南京，这次撤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国干预增多了。1860年8月，在美国弗雷德里克·汤森德·华尔的指挥下，上海由一支由清军和西方军官组成的部队保卫着。华尔死后，英国军官查尔斯·戈登带领“常胜军”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直到1871年8月，以李文彩为首的最后一支太平军才彻底覆灭。这在某种程度上与美国内战中北方军队击败南部邦联的行为类似。在这两起事件中，英国政治家都认真考虑过站在起义者一边进行某种干预，哪怕只是承认起义者是好战分子。但在这两种情况下，英国都选择了维持现状。在美国，英国人这么做部分基于北方明显的经济优势。在中国，英国人这么做则反映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在赢得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并羞辱了北京的清政府之后，英国有兴趣支持这个脆弱的清政府，以使其接受非正式的经济从属地位。帕默斯顿勋爵谴责太平天国“不仅反抗皇帝，而且反对一切人类和神的法律”，这并不是基于他对清朝的等级制度有多尊重，而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使是日渐衰落的等级制度也有其用处，总的来说，它比革命网络更可取。

[1] Campbell and Lee, ‘Kin Networks’.

[2] Keller, ‘“Yes, Emperor”’.

[3] Kuhn, Soulstealers, 220.

[4] Ter Haar, White Lotus Teachings, esp. 239f.

[5] Kuhn, Soulstealers, 228f.

[6]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7] Platt, 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43.

[8] Taylor, Five Years in China. See also Cooke, China, 1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