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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

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阴谋诡计可以说只有一个成功了，其他全都以失败告终。给印度民族主义者输送武装的“德国-印度计划”、资助暹罗入侵印度的计划都搞砸了。同时，德国还将2.5万支从俄国缴获的步枪运送至爱尔兰，但这并不能改变注定要失败的复活节起义，也没能让爱尔兰在英国的统治下复活。而最绝望的莫过于德国在提出重新征服新墨西哥州、得克萨斯州和亚利桑那州之后，德国跨大西洋的电报必须通过英国中转站，而英国情报部门截获了他们计划的种种细节，并随即转发给美国。就因为这个愚蠢的原因，墨西哥被卷入了这场战争。然而，还有一个公认成功了的德国阴谋，有的人甚至认为它几乎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那就是1917年2月推翻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的革命爆发后，将当时流亡瑞士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送回俄国的事件。

德国政府经两名职业革命者亚历山大·格尔方德（帕武斯）和亚历山大·凯库拉提醒，得知列宁回国可以缓解德俄战事。于是他们不仅向列宁提供了从苏黎世到彼得格勒（现圣彼得堡）的火车票——途经法兰克福、柏林、萨斯尼茨和斯德哥尔摩，还提供了大量资金以期颠覆新的临时政府。[1]列宁抵达时，尽管俄国临时政府有大量合理的理由逮捕列宁和他的19名同伴，但是他们犹豫了。这时，布尔什维克党开始行动了，他们在市中心购置了新的地盘当作总部（知名皇家交际花、芭蕾舞女演员玛蒂尔德·克舍辛斯卡娅的故居），同时买下了一台私人印刷机，并付钱让人们参加他们的示威游行。7月初，由布尔什维克支持的示威游行失败后，俄国报纸曝光了列宁的身份，对他和其他10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发出了正式的叛国指控。但是7月7日控制临时政府的社会主义革命司法部长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依然没有果断处决他。他被一个完全不可靠的中间人说服，相信新任总司令拉夫尔·卡尼洛夫将军正在策划一场军事政变，克伦斯基解除了他的职务，并授权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人委员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给予布尔什维克相当于大赦的待遇。和列宁一起从监狱释放的还有利昂·托洛茨基，一名天才的孟什维克记者。当7月的事件发生之后，列宁逃往芬兰避难。而就在10月份的第二周，列宁在确定他的叛国指控被撤销之后，就从芬兰返回了俄国。此后，他们和他们的联盟密谋推翻临时政府，并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对这一点，他们几乎没有掩盖。1917年10月25日凌晨，克伦斯基在没有周全计划的情况下，再次对他们进行镇压，这之后布尔什维克政党发动了自己的起义。每一方都试图切断另一方的电话线路，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武装支持者的数量。临时政府这边有妇女死亡营的支持，但是布尔什维克党有更多的人，加上在冬宫受训的彼得保罗要塞的武装部队，这使得他们更有优势。[2]

如今我们知道，在谢尔盖·爱森斯坦拍摄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的影片《十月》期间，俄国的死亡人数比十月革命中的死亡人数还多。[3]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低估十月革命的重要性。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第一个惊人之处是其信息传播的速度。早在4月18日，布尔什维克口号和标语就出现在了俄罗斯北方军队中。当临时政府准备进攻加利西亚时，官员们报告了“皮肤布尔什维克主义”（为那些想保全自己肤色的人所采用）的首次爆发。第十二军的指挥官抱怨说“布尔什维克的鼓动越来越强烈，他们已经把自己编织成一个坚固的巢穴”——这是他们对外界表现出来的形象。[4]当彼得格勒的援军抵达前线时，他们打出了写着“打倒战争和临时政府！”的横幅。[5]一个名为A.Y.谢马什科的逃兵都能够在第一机枪团招募500人加入布尔什维克的事业。[6]尽管7月的惨败暂时阻止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蔓延，但是由于克伦斯基处决了卡尼洛夫，于是重新树立了布尔什维克党在下层的信誉。第五军随即遭到了一波逃兵的袭击，他们的电报设备也被布尔什维克武装控制了。对于陆军情报官员来说，似乎一股“布尔什维克浪潮”正在卷走所有的纪律。[7]到9月底，俄国各大城市对列宁所在政党的支持已经坚固到让它足以控制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苏维埃政府。同时，它在克朗斯塔特海军基地和波罗的海舰队中也很强大。可能只有在广大的农民和哥萨克人中，布尔什维克才缺少支持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1918年俄罗斯会迅速陷入城乡内战。[8]基本上，布尔什维克的起义通过火车和电报传播，感染着那些识字的士兵、水手和工人。德国人还发现，布尔什维克的起义也会像被风吹错了方向的芥子气一样，感染他们本国的士兵、水手和工人。事实上就是如此：1918年夏天，即使俄罗斯彻底崩溃也无法避免中央政权的失败，布达佩斯、慕尼黑和汉堡也宣布成立苏维埃式的政府。格拉斯哥市政厅上空甚至升起了红旗，列宁梦想着建立一个“欧亚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托洛茨基也夸张地宣布，“通往巴黎和伦敦的道路会经过阿富汗、旁遮普和孟加拉的城镇”。[9]甚至遥远的西雅图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也受到罢工的冲击。这是无产阶级创造的“革命风暴”。

第二件令人吃惊的事情是布尔什维克如何无情地将他们的革命网络转变成新的等级制度，并在许多方面比旧的沙皇政权更加严厉。1917年后，布尔什维克党的规模呈指数级增长，但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它也变得更加集中——列宁在战前的著作《怎么办？》中也预见了这一结果。1918年受挫之后，列宁实现了扮演罗伯斯庇尔角色的愿望，他本着“革命正濒临危险”的精神接管了政权。1918年7月17日，被废黜的沙皇及其家人在叶卡捷琳堡的地下室被枪杀。四天后，在雅罗斯拉夫尔，有428名新生政权的反对者被处决。[10]列宁坚持认为，确保农民交出粮食来养活红军的唯一方法是下令示范性处决所谓的“富农”，即所谓的贪婪的资本主义农民，这简直是最适合被布尔什维克党妖魔化的群体。“没有执法队，我们如何将革命进行下去？”列宁这样问道。[11]“如果我们不能射杀一名白卫军中的破坏革命者，那如何成就伟大的革命呢？除了说空话和吃空饭，什么都没有。”他坚信如果不使用“最严厉的革命恐怖手段”，布尔什维克就不会“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出来”，他明确呼吁“对富农、牧师和白卫兵实行大规模恐怖行动”。“黑市商人”将被“当场枪毙”。1918年8月10日，他给奔萨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发了一封电报，信息量很大：

对于你管辖的五个地区所发生的富农暴动，必须毫不留情地镇压……必须做一个表率。（1）将至少100名已知富有的、吸血的富农处以绞刑（而且必须公开行刑）。（2）公布他们的名字。（3）拿走他们所有的粮食。（4）确认他们的身份……这样做是为了让数百英里外的人们看到并为之颤抖、了解并为之哭泣：他们正在杀戮并将继续杀戮吸血的富农……另外，要招募更坚强的人。[12]

列宁宣称富农是“吸血动物、蜘蛛、水蛭和吸血鬼”。8月30日，一个名叫芬妮·卡普兰的社会革命党成员试图暗杀列宁，但没有成功。

新政权的保卫组织是“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契卡。在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创建了一种新型的政治治安——坚决地处决犯罪嫌疑人。正如其创始人之一所解释的，“契卡不是调查委员会、法院或法庭。它是内战内部战线上的战斗机构……它不评判，只做出行动。它也从不赦免任何罪过，只会摧毁所有被抓到街垒另一边的人”。[13]布尔什维克党的报纸宣称：“我们将毫不留情地杀死数百名敌人。让他们成千上万地死去，让他们被自己的血淹死。为了列宁……让资产阶级的鲜血泛滥吧——越多越好。”[14]捷尔任斯基很乐意这么做。1919年9月23日，67名所谓的反革命分子被当场枪毙。名列榜首的就是尼古拉·谢普金，他是1905年后成立的杜马（议会）的自由派成员。处决他们的宣告言辞激烈，其中指责谢普金和他的同伙“像嗜血蜘蛛一样躲起来，并在从红军到学校和大学的任何地方结网”。[15]在1918年至1920年期间，多达30万人被执行了这样的政治处决。[16]这些人中不仅有敌对政党的成员，也有布尔什维克人，他们如此鲁莽，以至挑战了党领导的新独裁政权。到1920年，已经有超过100个新的阵营来“修复”这些“不可靠因素”。他们精心选择地点，以便让囚犯暴露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像以前的霍尔莫戈里修道院，坐落在白海边冰冷的荒原中。古拉格集中营就是这样出现的。

而这时，斯大林（“铁人”）对他的革命同胞来说，并不是列宁作为苏联领导人的预期继承人。他缺乏其他主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所具备的魅力和才华。然而，当列宁在1922年4月任命斯大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时，他严重低估了斯大林个人专断的缺点。作为唯一一个在三大最有权力的政党机构（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书记处）都有职位的人，作为迄今为止拥有最多工作人员的官员，斯大林通过严格的行政制度和独断的个人作风来确立他的威信。他很快在当地，尤其是在秘密警察中集结了自己的拥护者。他编制了一份“要职人员清单”，这样（正如他在1923年4月第12次党代会上所说的）“担任这些职务的人能够执行、理解、接受这些指令，并将其付诸实施”。[17]商业委员会授予他的权力远远不止是官员的开支；隐藏在钢铁门后的“秘密部门”成了党内揭发和调查的机构。而政府电话系统和电报密码部门让他能够控制通信，他拥有包括监听他人的权力。

像列宁一样，斯大林是秘密革命网络的产物。作为一名年轻的反沙皇政权的革命者，他个人也承受过许多苦难。这是20世纪独裁者的一个显著特征，也许是因为他们来源于地下，他们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针对自己的阴谋。通过将一句小小的抱怨定义为叛国或反革命，斯大林主义体系能够把任何苏联公民打入古拉格集中营。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现有的文件显示了这个系统是如何工作的。贝尔纳·克拉达只是列宁格勒的一个老太太，怎么看都不像一个颠覆分子。然而，1937年，她因表达反政府情绪被判在彼尔姆古拉格监禁十年。[18]

“反苏联煽动”是被判有罪的政治罪行中最轻微的，其次是“反革命活动”，接下来是“反革命恐怖活动”，更严重的是“托洛茨基主义恐怖活动”。事实上，绝大多数被判犯有此类罪行的人——如果他们犯有任何罪行的话，都只犯了轻微的罪行：反驳上级或无意中听到了关于斯大林的笑话，对这一无处不在的体系的抱怨，最糟糕的是一些轻微的经济违规，比如“投机倒把”（买卖商品）。只有极少数政治犯真正公开地反对过斯大林政权。1938年，只有不到1%的集中营囚犯受过高等教育，1/3是文盲。到1937年，就像钢铁生产有配额一样，逮捕罪犯也有配额，也因此，罪行可能只是为了配合惩罚而编造的。囚犯变成了纯粹的输出品，被内务人民委员部[19]（苏联秘密警察机构）称为“账户”（男性囚犯）和“书籍”（怀孕女性囚犯）。在古拉格集中营的鼎盛时期，有476个集中营系统分散在苏联各地，每个集中营都由数百个单独的集中营组成。总计约有1 800万男女老少进过古拉格集中营。考虑到被流放的600万或700万苏联公民，遭受某种形式奴役的人口比例接近15%。[20]

没有人是安全的。列宁首先引入了定期“肃反”运动，以清除“游手好闲者、流氓、冒险家、酒鬼和小偷”。[21]至于斯大林就更加过分了，他甚至偏执到不信任自己的共产主义同僚。忠诚的列宁主义者被指控为忠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破坏者”，或称“托洛茨基分子”（托洛茨基是斯大林的死敌，1940年死于谋害）。1934年12月对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谢尔盖·基洛夫的谋杀，始于1933年对腐败或低效官员的打击，后升级为血腥的大清洗。一个接一个，革命卫队的男女成员被逮捕、拷打和审讯，直到他们被诱导承认一些“罪行”，并被迫指认更多的同僚，然后被枪杀。1935年1月至1941年6月，在苏联，有2 000万人被逮捕，至少有700万人被处决。仅在1937年至1938年，被处决的“人民的敌人”的配额就为356 105人，尽管实际死亡人数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多。[22]1936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394名成员中，有223人在1938年4月之前成为恐怖主义的受害者，1933年后逃往苏联的68名德国共产主义领导人中有41人也是受害者。

在斯大林恐怖统治的巅峰时期，“公共福利”意味着完全的个人不安全感。事实上，没有人会感到安全——就连那些管理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也是如此。亨里希·雅格达在1938年作为托洛茨基分子被枪杀；尼古拉·叶若夫，他的继任者，在1940年作为英国间谍被枪杀；斯大林死后不久，拉夫连季·贝里亚被枪杀。那些活下来的人不一定是顺从者，他们可能只是运气好。被捕者中有53名列宁格勒聋哑人协会的成员。对这个所谓的“法西斯组织”的指控是，他们与德国特工勾结，密谋在红场革命日游行中用自制炸弹暗杀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其中34人被枪杀，其余的人被送往集中营被迫接受了长达10年或更长时间的监禁。事实上，协会主席已经将消息提前告诉给一些成员，后来这些人在当地火车上以出售小饰品维持生计。这一指控导致内务人民委员部介入。主席本人随后也卷入所谓的阴谋并被枪决。第二年，内务人民委员部认定最初的调查本身是可疑的，当地警察随后被逮捕。[23]

斯大林的权力由三个不同的要素组成：对政党政治的完全控制，对通信手段的完全控制（克里姆林宫的电话网络是其中心枢纽），以及对一个秘密警察组织的完全控制，该组织则由一些一直生活在恐惧中的人组成。在这之前，没有哪个东方暴君对他的帝国拥有如此完整的个人权力，因为之前没有哪个等级制度能够将对非官方网络的渗透——甚至只是表面上的渗透，变成一件如此危险可怕的事情。

[1] 据估计，列宁和他的同志收到了约5 000万金马克（相当于当时的1 2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通过一个名为叶夫根尼娅·西蒙森的女性经营的一家俄国进口企业筹集的。根据非技术工资通货膨胀的调整，该数字相当于今天的8亿美元。

[2] McMeekin, Russian Revolution, 127-36.

[3] 事实上，莫斯科当时确实发生了比之前更严重的战斗，包括克里姆林宫内部激烈的近身搏斗。

[4] McMeekin, Russian Revolution, 206f.

[5] McMeekin, Russian Revolution, 155f.

[6] McMeekin, Russian Revolution, 163.

[7] McMeekin, Russian Revolution, 174.

[8] 在1917年11月12日的立宪会议选举中，社会革命党赢得了4 100万张选票的40%，布尔什维克赢得了24%。农民们认为前者才是代表他们的政党。

[9] McMeekin, Russian Revolution, 195f.

[10] Figes, People’s Tragedy, 703.

[11] McMeekin, Russian Revolution, 260f.

[12] Figes, People’s Tragedy, 630.

[13] Volkogonov, Lenin9 69f.

[14] Figes, People’s Tragedy, 631.

[15] Leggett, Cheka, 108.

[16] Ferguson, War of the World, 206.

[17] Service, Twentieth-Century Russia, 108.

[18] Kotkin, Stalin, vol. I, 433.

[19] 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1922年，契卡被重新命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GPU），1923年改名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OGPU）。1934年，它才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

[20] Ferguson, War of the World, 152.

[21] Applebaum, Gulag.

[22] Service, Twentieth-Century Russia, 117f.

[23] Ferguson, War of the World, 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