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和德国佬

维也纳被围之后7年，两个人的例子集中体现了西方文明与其近东的穆斯林劲敌之间不断拉大的差距。在伊斯坦布尔，奥斯曼苏丹三世毫无作为，松懈地管理着这个不断衰落的奥斯曼帝国；在波茨坦，腓特烈大帝则不断改革，使普鲁士王国成了人所共知的军事高效和管理合理的典型。

如果不深入分析，从表面上看，奥斯曼帝国仍然与苏莱曼大帝叱咤风云的时代一样，实力雄厚，令人生畏。但事实上，从17世纪中期开始，这个帝国已面临着极为严重的体制性问题。帝国开支高于税收收入，国家财政危机极为严重；由于受源于“新世界”的通货膨胀的影响，情形又因货币的贬值而进一步恶化，结果导致物价上涨（同样也在欧洲发生），发生货币危机。在维齐尔穆罕默德·科普律鲁，他的儿子艾哈迈德及其时运不济的养子卡拉·穆斯塔法的统治下，帝国要努力去弥补苏丹宫廷的巨大开支，遏制其禁卫步兵势力——它在以前可是奥斯曼的一支有世袭等级制度的禁欲之师，纪律极为严格，还要竭尽全力去控制其相距遥远的帝国行省。贪腐之风猖獗，帝国离心力日益增大。拥有土地的阶层的力量逐渐减小，诸如发生于安纳托利亚的暴动则不断挑战着中央政府。也有宗教冲突存在，比如东正教神甫与苏菲派神秘主义教派之间，前者如卡迪扎德认为奥斯曼帝国的式微全是因为其所为与穆罕默德训示不符，后者则以斯瓦斯·埃菲丁泛神秘主义论者为代表。奥斯曼官吏以前由奴隶充任，他们往往是从巴尔干基督教社会掳掠过来的。但在时下，其官僚的遴选和升迁似乎更多地取决于受贿和裙带关系，而不在于资质；大家争先恐后地想捞肥缺，混乱情形发生概率高得离谱。奥斯曼帝国管理水平的恶化情形，可以从当时的政府记录中找到蛛丝马迹。比如，1458年的人口普查便是一个记录相当详细的文件。到1694年时，类似的记录变得马虎、草率，处处都有省略和删除，语焉不详，实在令人扼腕。奥斯曼官员很清楚其管理效率的恶化，但他们唯一可以建议的应对措施便是回到苏莱曼大帝治下的昔日美好时代。

然而，各代苏丹自己的腐朽可能是帝国政府管理式微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政权统治更迭频繁，在苏莱曼大帝离世的1566年到穆罕默德四世继位的1648年间，奥斯曼帝国经历了9任苏丹的统治。在这9位苏丹中，有5位遭废黜，有两位被暗杀。一夫多妻制意味着，奥斯曼苏丹并不存在基督教徒国王亨利八世所面临的困难：为了拥有一个男性继承人，他用心良苦，曾先后娶了6位妻子，其中两位被处死，两位离了婚。在伊斯坦布尔，作为苏丹为数甚众的儿子中的一个，这是最危险的。只有一个儿子可以继承苏丹王位，在1607年前，毫不例外，其余各子均被作为人质控制，以防他们反对。这种方法很难保证子女之间的友爱。苏莱曼最具天资的大儿子穆斯塔法的命运就是个典型。苏丹第二个妻子，即穆斯塔法的继母，为了她自己所生的儿子的利益，成功地实施了阴谋：穆斯塔法就在他父亲的帐篷中被暗杀了。苏莱曼的另一个儿子巴耶塞特也被人勒死。穆罕默德三世于1597年继位之际，处死了他的19个兄弟。1607年，奥斯曼帝国采取了长子继承制，这种做法才被放弃。此后，除长子之外的兄弟纯粹被限于深宫后院之中，那里事实上就是“禁宫”：仅由苏丹的妻室、嫔妃及其子女生活起居的后宫。

如果把后宫的环境仅仅说成不健康，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奥斯曼三世在57岁继位，也就是说，此前事实上在后宫深墙之内过了51年的囚禁生涯。在他主持国政之际，几乎对他应统治的王国茫然无知。他对女人是如此厌恶，以至于他竟然喜欢穿铁底的鞋子，只要听到他哐啷作响的鞋声，后院的女人们便要迅速消失。回避后宫妃嫔长达半个世纪的生活，很难说对执掌权力有很好的帮助。而在巴尔干半岛之北的土地上，皇家生活则是另一种情形。

“这个统治者是这个国家地位最高的人。”腓特烈大帝在1752年为其子孙所写的两篇《政治证言》中的首篇如此说，“他拿到的薪俸很高，这样他便可以保持其职位的尊严。但是，作为回报，其子民要求他展开有效工作，为整个国家谋福利。”在一个世纪以前，他的祖父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也曾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他的祖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之一便是，使受战争蹂躏的荒凉之地勃兰登堡的马克跃身为中欧统治最为牢靠的国家的核心货币，其金融根植于王室范围极广的领地的高效行政管理，其社会秩序由忠诚地效忠王室的军队或文职官吏提供保障，国土安全则由受过良好训练的农民军来保证。1701年，他的儿子被正式确认为普鲁士国王时，腓特烈大帝治下的王国，其存在形式与英国政治理论家托马斯·霍布斯建议采用的理想的君主专制整体极为相似，与无政府主义体制是对立的。这是一种追求精益化的新体系。

该体系与奥斯曼体制的反差之大，从腓特烈大帝在波茨坦的最钟爱的王室住所可以反映出来。该居所是这个国王自己设计的，虽然其名称为无忧宫，但宫殿主人过的并非无忧的生活，当然，与其说它是宫殿，倒不如说是别墅更合适。他宣称：“如果我的利益与我臣民的利益不均等，我宁可放弃我的个人利益。如果我的利益与臣民的利益发生冲突，永远都要以国家的福利和优势为重。”

无忧宫的简单设计为普鲁士所有的官僚树立了榜样。严格的自律、按部就班的行为方式及廉洁清白的品行便是他们口号。腓特烈在无忧宫的侍从人员很少：6个杂务男仆，5个常规男仆，两个侍从官，服饰男侍是没有的——因为他的衣橱极为单调，几乎总是那带有烟味的、磨破了的军装。在腓特烈看来，君主袍没有任何实际作用，而那头上的王冠不过是一顶“漏雨”的帽子罢了。与生活在托普卡普的、他的对手而言，他过的就是僧侣的生活。他有的不是三宫六院，他只有一个妻子（不伦瑞克的伊丽莎白·克里斯丁娜），还是他所厌恶的。“夫人已经变胖了。”在他们一次长时间的分别之后，他就是以这种方式来问候他妻子的。东西反差也体现在书面记录中。普鲁士王室内阁的记录——一页一页清楚地记录着王室决议，与18世纪奥斯曼帝国的文书记录形成了鲜明对照。

诗人拜伦曾经这么写信给一个朋友：“在英国，流行的罪恶是卖淫和酗酒；在土耳其，其罪恶便是鸡奸和嗜烟。我们更喜欢的是女孩和酒瓶，他们更乐意吸吮烟嘴和娈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腓特烈大帝这位开明的专制主义者，作为一个年轻人，如果生活在奥斯曼宫廷中极可能会更开心。性格十分敏感，十之八九是一位同性恋知识分子的他，在他那暴躁、酷爱阅兵的父亲腓特烈·威廉一世的监护下，忍受着极为严格，有时甚至是残酷的教育经历。

当腓特烈·威廉一世与他那帮粗野的酒肉同僚在他领导下的“烟草部”一起放松时，他的儿子则在历史、音乐和哲学中寻求慰藉。在这位要求严格的父亲看来，他的儿子就是“一个柔弱的男孩，既不能骑马，也不会玩枪，此外也不注意个人卫生，从不理发，头发卷曲像个傻蛋，没有哪怕是一点男子汉气概的人”。腓特烈曾试图逃离普鲁士，被其父逮住，此后，被其父囚禁在昆斯特林堡，并被强迫观看他朋友——帮助他计划逃离普鲁士的汉斯·赫尔曼·冯·卡特——被砍头的情形。他朋友的躯体和被砍掉的头颅就丢在他居室外面的地上，他在昆斯特林被囚禁了两年时间。

但是，腓特烈大帝无法不接受他父亲对普鲁士军队的激情。在担任戈尔茨军团团长后（从监狱释放后），他开始潜心学习军事本领。因为普鲁士的版图形状几乎是斜贯中欧的对角线，他决意改善普鲁士在地理版图上易受攻击的情形，后来证明，他的军事本领是实现这一步必不可少的条件。在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他将军队规模从8万扩充到19.5万，一跃成为欧洲的第三大军事强国。事实上，截至1786年腓特烈大帝统治结束之际，每29人中就有一个士兵，按这种比例看，普鲁士是全球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而且，与他父亲不同的是，腓特烈不仅要将其军队用于阅兵的目的，而是准备投入战斗，攫取新的领土。1740年继位的几个月之内，他便入侵了奥地利，夺取了西里西亚，此举令欧洲大陆一片哗然。这位敏感的审美主义者曾经要费很大力气才能稳当地骑在马背上，喜欢笛声胜过喜欢哐啷作响的马蹄声的人，成为了施展权力的艺术家——腓特烈大帝。

人们该如何解释他的这种转变呢？我们从腓特烈的早期政治哲学著作《反马基雅弗利主义》中可以看出些许端倪，这是反驳佛罗伦萨人马基雅弗利的那本供统治者参考的著名犬儒之作《君主论》（The Prince）的多部著作中的一部。在书中，腓特烈认为，“当欧洲各强国势力膨胀眼见要冲破堤岸，席卷世界时”，国君理应提前发动战争掌握主动权。换句话说，为了保持诸强之间的平衡，“即以其他诸多国家的联合力量制衡其他强国之优势，进而达到某种微妙的均势”：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在尚能选择是和是战的时候，积极投入战争，若到危亡时再应战，那只能暂时推迟被奴隶和被毁灭的命运而已。后来，腓特烈大帝将其邻国波兰描述为“随时可能被一片一片吃掉的洋蓟”——在该国被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瓜分之际，他适时地吃掉了它。所以，腓特烈大帝吞并西里西亚，绝不是一时冲动才这么干的。普鲁士的扩张恰似奥斯曼收缩的镜像：这是以残酷无情的理性主义为基础构筑的权力所取得的伟业。

腓特烈·威廉一世在其广阔的王国领地之内，极尽所能攫取每一分钱，积累了大量的钱财，为其后人留下的遗产达到800万泰勒。他的儿子决意将这笔财产投入使用，不仅要扩展其领地，还要给这个一流的王国建一座匹配的都城。他计划在柏林的心脏地带营造一座与广场同样可观的气势恢宏的建筑，便是国家剧院。紧靠剧院修建的是圣黑德维希主教座堂。在无比好奇的现代游客看来，与在欧洲其他国家首都所见到的剧院和大教堂相比较，这些建筑的风格几乎没有差别，但它们值得游客细细观赏。与北欧国家截然不同的是，柏林剧院从来就与皇宫扯不上边。其之所以存在，不是为了让君主个人享受，而在于为范围更广的公众提供娱乐。腓特烈大帝所营建的大教堂也颇耐人寻味，因为在这所路德信徒众多的城市中，该教堂却是天主教堂——这是一位思乡情切的国王主持修建的，对此，他毫不在乎为之花掉的大笔钱财，他更看重的是，作为柏林城市广场中心的建筑一定要有气势。这所教堂的柱廊刻意效仿了古罗马的万神殿（供奉诸神的庙堂）。这所建筑印证了腓特烈大帝对于宗教的包容态度。

腓特烈大帝登基时所颁布的开明法令影响之大，至今都令人称奇：不仅完全包容各派宗教信仰，还给予毫无限制的新闻自由，对他们坦诚相待。1700年时，事实上，每5个柏林居民中，几乎就有一个是居住在法国人“定居点”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此外，还有萨尔茨堡新教徒、韦尔多教派、门诺派教徒、苏格兰长老会教友、犹太人、天主教徒和公开承认的宗教怀疑论者。“在这里，每个人几乎都能以最适合他们的方式获得庇护。”腓特烈如此宣称，即使是穆斯林信徒也不例外。不错，犹太人和基督教信徒在奥斯曼帝国是被包容的，但这仅仅意味着他们可以在那里生活。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社会中的地位与他们在中世纪欧洲的情形较为接近：被限制在某个特定区域及职业环境中，上缴税率比其他人高。

在自由理念和外国人的两大因素推动下，普鲁士经历了一场文化上的大繁荣，新兴的阅读社团、研讨组织、书店、期刊和科学社团相继涌现，便能说明这一点。腓特烈大帝自己曾公开表明了对德语的鄙视——宁愿写法语，只对马才会说德语，但他看到了德国出版物方兴未艾的前景。正是在他的统治时期，康德成长为18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所著的《纯粹理论批判》（1781年）探讨了人类理性的本质和限制问题。康德终其一生都在哥尼斯堡的阿尔伯尔金纳大学（哥尼斯堡大学别名）执教，过着比他的国王更为严格的生活。他每天准时散步，时间如此之准，以至于当地人会据此设定手表时间。对于腓特烈大帝而言，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是苏格兰马鞍制造者的孙子这一事实毫不重要，最要紧的是其思想深度，而不是其出身。成就接近康德的另一位学术界泰斗摩西·门德尔松是个犹太人，腓特烈也丝毫不在意。这位国王曾语带讽刺地说，基督教教义充斥着“奇迹、矛盾和荒谬，它是东方人狂热想象的产物，随后才传播到我们欧洲，在这里，某些狂热信徒信奉它，有些阴谋家佯装皈依于它，有些愚昧之人真的相信了它”。

这正好体现了我们所知的启蒙运动的真谛，从很大程度上说，这都可谓科学革命的延伸，虽然并非方方面面都如此。这其中的差异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启蒙思想家阵营更广泛一些。在普鲁士正在发生的在全欧洲都在发生，这得益于识字率的显著提高，书籍、杂志和新闻出版行业服务的市场日益扩大。在法国，能够签自己名字的人的比例——充分反映识字率的指标——从17世纪80年代的29%升至18世纪80年代的47%，虽然会签自己姓名的女性比例（从14%升至27%）仍然保持着较低的水平。到1789年，巴黎的男性识字率大约为90%，女性识字率为80%。天主教和天主教机构之间的竞争、国家法规的改善，高比例的城镇化率和交通条件的改善，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欧洲可以进一步提高阅读能力。18世纪的公众领域也有付费音乐会（如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于1784年在维也纳举行的音乐会），还有新型的公众剧院和艺术展览馆，其他复杂的文化社团和艺术协会就更不用说了：诸如共济会的社团组织在这个时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我以世界公民的身份来写作。”德国诗人、剧作家弗里德里希·席勒在1784年曾激情洋溢地如此道来：

如今，公众对我意味着一切——它让我如此着迷，是我的国王，是我的朋友。从此以往我便仅仅属于他了。我希望自己接受他的审判，而拒绝其他任何审判者。那是我唯一害怕并敬仰的。想到世人对我的裁定才是套在我脚上的足镣，想到人类的灵魂才是我唯一渴望的王冠时，有种崇高的感情便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并感染着我。

此外，启蒙思想家主要关心的并不是自然科学，而是社会科学，也就是苏格兰的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所称的“人类科学”。启蒙运动到底有多科学，事实上是存在争议的。尤其在法国，实证主义便不怎么能吃得开。17世纪的科学家一直醉心于探索自然世界的本来面貌。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更关注的是提出人类社会可能或应该具有的面貌。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孟德斯鸠认为气候在塑造中国政治文化上起到了重要作用，魁奈认为农业在中国经济政策中最为重要，斯密认为中国的停滞不前源于对外贸易开展得不充分。这些人没有哪一个曾到过中国。约翰·洛克和克劳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也认同，人类的思想就像一块白板，有了教育和实践后才逐渐成形，但他们都没有一点实证方法证明这种观点。这和其他思想一样，均是广泛阅读和思考的结论。

启蒙运动轻易取胜之处在于，它以理性来对抗宗教信仰或形而上学的迷信。伏尔泰、休谟、爱德华·吉本和其他人在其哲学或历史著作中，曾以较为微妙的方式嘲讽基督教，而腓特烈大帝则十分直接，对基督教表达了极大的蔑视。当发挥讽刺作用时，启蒙运动便是最有成效的，如吉本就早期基督教写出的令人着迷的章节（《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第十五章），又或者在《老实人》中，伏尔泰对莱布尼茨所言称的“天下事尽善尽美”予以了毫不留情的讽刺。^[1]

然而，这个时期最伟大的成就，或许当推斯密对公民社会相互联系的习俗（《道德情操论》）和市场经济所展开的分析（《国富论》）。与同时期其他大多数著作相比，尤其重要的是，这两部著作都深深地根植于他对自己身居其中的苏格兰资产阶级世界的观察。但是，很显然，斯密所言称的市场那“看不见的手”得放入惯常的做法和相互信任的大背景下，而操着法语、更为激进的启蒙思想家竭力挑战的，不仅是沿袭已久的宗教体系，其矛头还指向了由来已久的政治机制。瑞士人卢梭所著的《社会契约论》（1762年）对没有建立在“大众意愿”上的任何政治体系的合法性都表达了怀疑。孔多塞侯爵在其所著的《黑人奴隶制问题的思考》（1781年）中对没有自由的劳工制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如果一个普鲁士国王可以嘲讽基督信仰，那么，什么又能阻止来自巴黎的御用文人对他们自己的国王和王后极尽辱骂之能事呢？启蒙运动的尾巴很长，从康德家乡风轻云淡的哥尼斯堡，延续到藏污纳垢的巴黎贫民区，这里也是《装甲录》（Le Gazetier Cuirasse）这类毁谤书的老巢，《装甲录》由夏尔·莫兰德主笔，它对政府粗俗的攻击就连伏尔泰也感到震惊：“这是一本邪恶的著作，从君主到公民的任何人都遭到了他狂暴的侮辱。”

启蒙运动所产生的部分预期的革命成果在于，该运动本身便是一场上层贵族化的运动。其中最为卓越的启蒙思想家是孟德斯鸠爵士、米拉波侯爵、孔多塞侯爵及无神论者霍尔巴赫男爵。出身较低的启蒙思想家全都或多或少地依靠皇室或贵族的资助：伏尔泰依靠夏特莱侯爵夫人，斯密依靠布克莱公爵，弗里德里希·席勒依靠符腾堡公爵，狄德罗依靠凯瑟琳大帝。

与其他的君主一样，腓特烈大帝所做的，不仅仅是给知识分子提供摆脱宗教和其他桎梏限制的自由，他所提供的支持也绝不仅仅是在无忧宫为伏尔泰提供一处容身之所。1740年6月，莫培督证明了牛顿的假说——地球是一个椭圆球体，在两个极点稍微扁平，腓特烈对此印象十分深刻，随后便邀请这位法国人来柏林，协助他创建普鲁士的皇家学会。令他愧颜的是，在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期间，莫培督被奥地利人所俘虏，上述项目因此遭遇搁浅，但最终还是继续展开了。1744年1月，腓特烈大帝创建了普鲁士科学和纯文学研究院，将上年所成立的皇家科学院和非政府文学学会一并纳入，并说服莫培督重返柏林，担任该院院长——如这位国王对伏尔泰所言，“这是我此生所完成的最漂亮的征服”。

毫无疑问，腓特烈自己就是一位严肃的思想家。因为坚持认为君主要履行公务员的职责，他所著的《反马基雅弗利主义》《Anti-Machiavel》是极具革命意义的文献：

王权所蕴涵的真正智慧在于，为人民服务，在其所领导的国家中成为最功德无量的人……实现他们自己的光荣梦想和伟大抱负，完成宏大的事业，但这还不够……他们必须更乐意为整个人类谋福利……伟大的君主总是因为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忘记自己的利益……应该让因为要实现伟大抱负而卷入战争的君王看到战争给他的臣民带来的骇人的后果：沉重的税负使这个国家的人们不堪忍受，征兵带走了该国的青年，如此之多的士兵可怜地死于传染疾病，围攻使人员伤亡惨重，更为残酷的战争，致残人员失去了他们赖以获得生计的手脚，还有任凭敌人凌虐的孤儿……他们充满激情，一时冲动，却为此牺牲了他们理应保护的、为数众多的人民的安康……将其臣民视为奴隶的国君拿他们的生命做赌注，没有丝毫怜悯之心，即使亲眼看见他们死去，也无丝毫内疚。而将其士兵视为与他平等、在某些方面视他们为主人的国君，则极其珍视他们的鲜血，极为看重他们的生命安危。

腓特烈的音乐创作也着实非同寻常，尤其是其创作的恬静的C大调长笛独奏，这可绝非模仿巴赫的模仿之作。他所著的其他政治著作也远非业余之流所能企及。然而，他所构想的思想启蒙与此前的科学革命之间是存在较大的差别的。英国皇家学会过去一直是极为开放的知识交流中心。相比较而言，普鲁士研究院则建构在专制主义君主本身的基础之上，存在专门设计的从上到下的等级体系。“如果牛顿真的与莱布尼茨或笛卡儿合作，那么他便不可能成功地说明引力体系了。”腓特烈在他所著的《政治证言》（1752年）中这么写道，“与此类似的是，对于一种政治体制而言，如果它不是一个人思考设计的产物，那么这种体制也不可能诞生并长久维持下去。”其中的内容充斥着这样的观点，对具有自由精神的伏尔泰来说，这是难以容忍的。当莫培督对牛顿的伪皇家权威立场进行漫骂，大肆宣扬其最小作用量原理时，伏尔泰写出了极具讽刺效应的《教皇御医阿卡基亚博士的讽刺》。这种不听话的做法正是腓特烈所不能容忍的。他命令将此书销毁，并清楚地表明，伏尔泰在柏林不再受欢迎。

其他人则更愿意做听话的人。成为哲学家之前的康德，是一位天文学家，1757年，因为对地表摩擦导致的地球自转减速效应所作的研究，赢得了普鲁士研究院奖，这是他首次为公众所知。这位哲学家在他的科研论文中以十分抢眼的一段来表达他的感激之情。“什么是思想启蒙？”思想启蒙便是呼吁所有人敢于“作出理性思考”，但同时又不违背其国家主人的意志：

只有自己思想开明，同时又具备庞大的、训练有素的军队以确保公众安全的人才能说：“想怎么争辩就怎么争辩吧，就你愿意争辩的任何内容争辩吧，但要服从！”共和国或许不敢说出这样的话……公民更大程度上的言论和行动上的自由似乎比人民思想的自由更具优势，然而，这也不可避免地限制了思想的自由。反过来，较低程度的言论和行动自由为人民的思想提供了便利，可激发其思想上的所有潜力。

简言之，普鲁士的思想启蒙关乎思想的自由，而不是行动上的自由。此外，这种自由的思想主要用来提升整个国家的实力。迁入普鲁士的移民使普鲁士征收更多的税收成为可能，为其拥有更大规模的常备军队创造了条件，也进而使普鲁士征服更多的领土成为可能，所以说，移民为普鲁士的经济作出了贡献。正好与此类似的是，学术研究也为之作出了战略贡献。因为新知识不仅可以揭开天体运动的奥妙，解释自然世界，还可以决定世俗国家的崛起与衰落。

今天，波茨坦不过是柏林又一块破败的郊区而已，夏天时尘土飞扬，冬天时凄凉沉寂，天际下的背景因为丑陋的建筑群而大杀风景。而在腓特烈大帝统治的时期，波茨坦的大多数居民都是士兵，几乎全部建筑物都与军事有关，或是用于军事目的。今天的电影博物馆起初是个橘园，随后作为骑兵的马厩使用。沿着这个镇的中心散步，你会经过军队孤儿院、阅兵广场及以前的骑兵学校。在林登街和夏洛特街的交汇处，随处可见军事风格的装饰，这里边是以前的禁闭室。就连这房子的顶部也另外修了一层楼，供士兵驻扎之用。

可以说波茨坦不仅是普鲁士的微缩版，也是其漫画版。腓特烈的副官贝仑霍斯特曾半开玩笑地评述道：“普鲁士君主国不是拥有一支军队的国家，事实上，更像是军营。”军队已不仅仅是确保强大国力的工具，它已逐渐成为普鲁士社会的组成部分。国家希望土地业主在军队担任军官，身体强健的农民取代了国外雇佣军在军队中的位置。普鲁士就是军队，反过来，军队就是普鲁士。在腓特烈统治时期的尾声，普鲁士的军事人口比例超过3%，该比例比法国和奥地利高出两倍多。

强调操练和纪律一致被认为是普鲁士军力强大的关键所在。在这个方面，腓特烈确实是拿骚^[2]的莫里斯和瑞典国王哥斯塔夫·阿道夫——17世纪的战争大师——的后继之人。身着蓝色铠甲的普鲁士步兵步速精准有如时钟，每分钟90步，在接近敌军时，速度减至每分钟70步。洛伊滕会战于1757年12月打响，当时普鲁士的生存本身受到法国、奥地利和俄罗斯3个强国同盟的威胁。一如既往，普鲁士突袭了奥地利拉长的战线，集中攻击其南翼，实施侧翼包围。但在奥地利人企图重新部署时，他们所遭遇到的是比快速前进的敌军更为致命的东西：大炮。极为精准的炮火攻击对普鲁士的崛起有巨大的作用，与其著名的僵尸般服从命令的步兵同样至关重要。

在腓特烈的早年时期，他看不起火炮，认为为此开支是笔“不小的浪费”。后来，他逐渐意识到了火炮的价值。“如今，我们要对抗的可不仅仅是士兵，”他如此宣称，“我们必须切实地意识到，从今往后，我们将进行的那种战争，是火炮之间的较量……”普鲁士在洛伊滕部署了63门野战火炮，8门榴弹炮，此外还有10门被称做“咆哮者”的12磅炮（得名于其发射时隆隆的巨大爆炸声）。不久，腓特烈所创建的机动马炮连成为了欧洲军队标准建制。在后来拿破仑·波罗巴的诸多军事胜利中，以前所未见的规模快速而集中地部署马炮连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这样的武器说明科学知识已应用于军事。其间有竞争、创新和发展，于是，东西方之间的差距迅速形成，其差距之大，着实令人吃惊。然而，造成这种情形的关键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却默默无闻，无人知晓。

本杰明·罗宾斯出生贫穷之家，但智力过人。由于没钱读大学，他便自学数学和物理学，后以私人家庭教师的身份谋生。25岁时已被选为英国皇家科学院会员，后被东印度公司聘为炮兵军官和军事工程师。18世纪40年代早期，他开始将牛顿物理学应用于火炮研究，利用微分方程，首次真正描述了空气阻力对高速抛射体轨迹（伽利略所未能解决的问题）的影响。他所著的《火炮技术新原理》（New Principles of Gunnery）于1742年在英国出版，在本中，他根据自己的认真观察，结合玻意耳定律和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一卷第39条假说（对受向心力影响的物体运动的分析），算出了抛物体离开枪口时的速度。随后，他用自己设计的弹道摆，演示了空气阻力的影响——可能是抛射体本身重量的120倍，完全颠覆了伽利略所提出的抛物体轨迹之说。也正是他，首次为世人演示了飞行中转动的火枪子弹如何偏离预想的行进轨迹。他所写的论文“关于来复枪的属性和优势”，1747年获得皇家科学家的科普利奖，他在皇家科学院朗读了这篇论文。论文提出，子弹应该像鸡蛋形状，枪管应刻螺旋形槽线。从论文的结束语可以看出，罗宾斯是何等重视该研究成果的战略及科技意义：

不论哪个国家，都应该从根本上弄清来复枪的性质和优势所在，一旦研发并制造出这种枪，就应在军队中推广使用，并要求军队管理层熟练掌握其要领；配备、使用这种枪，就具备了优势，而优势之大，几乎不亚于其他任何因素：它能够成就任何时候、任何卓越的武器装备所能实现的功业。

因为火炮越是精准有效，防御工事的保护性能就越低，就连最训练有素的常规步兵团也没有那么大的杀伤力了。

仅过了3年，腓特烈大帝便着手启动了罗宾斯《火炮技术新原理》的德文版翻译。该书译者莱昂哈德·欧拉自己就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他又为这本书增补了一份极为周详的表格，为既定的出膛发射体速度和仰角确定了速度、射程、最大高度和飞行时间，进一步完善了原书内容。1751年，法文版翻译工作也启动了。无可置疑，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其他军事创新，其中以奥地利君主约瑟夫·文策尔·冯·列支敦士登和法国的格里博瓦尔将军的贡献为代表，而18世纪弹道研究革命的最大功臣则非罗宾斯莫属了。科学应用这种撒手锏，给西方带来了真正的致命武器：精准的火炮技术。令人惊奇的是，取得这项成就的竟是罗宾斯这样贵格会出身的人。

毫无疑问，罗宾斯催生的弹道学革命是奥斯曼帝国所排斥的，正如他们错失利用更大众化的牛顿运动定律的良机一样。16世纪时，奥斯曼帝国火炮制造厂生产的武器是欧洲火炮所难以匹敌的。17世纪时，这种情形开始变化。早在1664年，哈布斯堡王朝的战略家、曾在圣哥达大败奥斯曼军队的依蒙多·蒙特库科利说过：“土耳其人那些体积庞大的火炮攻击时威力巨大，造成巨大的破坏，但这些火炮不便机动，装填炮弹、瞄准目标要花很长时间……我们的火炮则易于机动，攻击效率更高，相较于土耳其人的火炮而言，这便是我们的优势。”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西方国家在诸如1741年所创建的韦尔维奇工程和火炮学院的机构中持续学习新知识，不断改良其武器装备，于是，东西方之间的差距又拉大了。1807年，当约翰·达克沃斯爵士的骑兵连攻克达达尼尔海峡时，土耳其人所使用的大炮仍然是朝着攻击舰队的大致方位，发射巨大的石球。

法国军队军事劳动生产率：每个步兵成功发射率（1600~1750年）

[1] 在他们的旅途中，老实人、居内贡、莱布尼茨主义者邦葛罗斯和加刚菩亲身经历或亲眼目睹了鞭笞、战乱、梅毒、沉船、绞刑、地震、奴役、兽性、疾病以及行刑队执行的死刑。

[2] 拿骚，德国中部一地区和前公国，位于美因河和莱茵河的北部和东部。该地区在1806年成为公国，并于1866年被普鲁士吞并。原先的王朝成员相继统治了卢森堡和荷兰（作为奥兰治的王室）。——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