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印度平原

每年3月底，印度平原便变得无比炎热，这种天气延续到季风雨结束，直至9月末：

每家每户都门窗紧闭，因为外面的空气如同火炉燃烧一般。室内温度表显示的温度很高，弥漫着煤油灯的难闻气味；这个气味再混合着当地烟草、烤砖，以及干土的气息，让许多强壮的男人都倒下了，因为在这6个月中，印度变成了一个大蒸笼，它的气味简直让人难以忍受。

在有空调之前，印度的夏天对欧洲人来说就是一个“大蒸笼”，怎样让伺候的仆人摇蒲扇都无济于事。英国人一边出汗，一边诅咒，恨不得插翅逃离印度平原这榨干人精气的炎热。他们怎么才能在统治这块次大陆的同时，不用每年都忍受炎热的折磨呢？答案在喜马拉雅山脚下找到了，在那里，仲夏的天气还算过得去，有点像“老家”的气候。

常年在印度遭受日晒的英国人找到了好几个海拔颇高的避暑胜地—东边有大吉岭，南边有乌塔卡蒙德—但是，最特别的还是一个堪比“桃花源”的山区驻地。如果你坐火车从德里向北行进，盘山而上，到达今天的喜马偕尔邦，你无疑就是在沿着几代英国军人和行政管理人员（更别提他们的妻子和情人）所走过的那条路前进。有些英国人去那里是为了休假，有些是为了散步，或者是为了聚会，或幽会。但大多数人去那里，是因为每年的7个月时间里，那里实际就是印度政府的所在地。

西姆拉海拔21336米，距加尔各答1600公里。在1903年以前，也就是加尔加到西姆拉的铁路建成之前，到那里的唯一方法就是骑马上山，或者坐在轿子里被抬上山。洪水季节就要用到大象了。对现代旅游者来说，西姆拉比看上去还远。那里的山景美轮美奂，巨松参天、空气清凉，加上偶尔云雾缭绕，让这里看上去更像是一片高原而不是喜马拉雅山区。这里甚至还有一个哥特式的苏格兰教堂和一座华美的剧院。这不奇怪，因为开辟这块胜地的人是一位苏格兰人，名叫查尔斯·普拉特·肯尼迪，1822年，他就在山顶上建了第一座房子。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以一种浪漫情怀将苏格兰人建设的这片山头诗化了，他们将西姆拉视为世外桃源。早期一位游客兴奋地说，山间的空气“似乎将乙醚注入了我的血管，因为我感觉到了一种一头冲向幽深峡谷，或者在陡峭的崖壁上轻快跳跃的冲动……”印度的统治者们很快闻风而至，来呼吸这里沁人心脾的空气。1827年，时任印度总督的阿默斯特勋爵造访了西姆拉，1864年，这里变成了印度总督的官方避暑胜地。从那时起，天文台岭上的总督行宫就成为政府的夏季办公地。

栖息在山顶的西姆拉是一个奇怪的、小小的混合世界——既有高原，也有喜马拉雅山脉；既是权力机关，也是娱乐场所。^[1]对这个世界，没有人比罗德亚德·吉卜林更了解。吉卜林于1865年在孟买出生，在他5岁之前，他的大部分时间是与印度奶妈而非自己的父母一起度过的。在学会英文之前，他就会说印度斯坦语了，5岁被送回英格兰接受教育，但是却讨厌英格兰。11年后，他回到印度，在拉合尔的一家杂志《民事及军事杂志》担任助理编辑，很快就发表了许多轻快的诗句，绘声绘色地描述居住在印度的英国侨民的生活，让这份杂志鲜活了起来。作为一个踌躇满志的年轻记者，吉卜林很喜欢穿梭在拉合尔的集市（那些引人入胜、肮脏、神秘的蚂蚁山）上，搜寻一些好的新闻题材，与印度店主和穆斯林马贩子交换东西、讨价还价。这才是真正的印度，这里的感觉令他心醉：“热浪夹杂着香油和香料的气味，寺院香火的烟味，以及汗味，还有黑暗、肮脏、贪婪、残酷，更重要的是，这里有无数精彩和令人着迷的东西。”晚上，他甚至会去鸦片馆。在吉卜林看来，既然这种药能让一个体面的人做出那些伤风败俗之事，那它“本身一定是个好东西”。

但吉卜林对西姆拉却抱有一种矛盾的感情。与去过那里的所有人一样，他也喜欢山间“香槟般醉人的空气”，也沉醉于“如女人酥胸般起伏的草甸……微风拂过青草，雨水落入雪杉，似乎在低吟‘沙沙沙’”。在他看来，社会生活就是由不同的乐趣组成的：“有人侍弄花草，有人打网球，有人野餐，有人在安南戴尔举行早午餐，有人举行射击比赛，有人晚宴连着舞会，当然还有人骑马和散步”。有时候，西姆拉的生活似乎“是这片荒芜之地上唯一值得生活的地方”。吉卜林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在他自己的《双城记》（写的是加尔各答和西姆拉）中承认：

商人们甘愿在平原上冒险，

为的是获利，

统治者没法让一屋子的人发财，

靠他在厨房发号施令。

他完全能够理解，为什么？

……海边那座城市的统治者，

想要逃离——

逃离，每个人从委靡不振变得精神焕发，

只因为逃到了山顶。

除了怡人的天气，这里还有机会与别人的妻子调情，这些女人被送上山来休养生息，而信任他们的丈夫却在山下的平原上挥汗如雨地工作。

同时，吉卜林不禁疑惑，总督和他的顾问团“在那条涨落不定的河流的另一端”一住就是半年，到底妥不妥当，因为这样就相当于切断了与被统治者的联系，就好像“这几个月是被隔离在了远洋之上”。虽然吉卜林喜欢西姆拉的那些平民寡妇，但是他还是对生活在印度平原的同胞更有感情，比如孤儿基姆（他是一位英国士兵留下的孤儿），沿着印度的“主干道”流浪，与当地人并无二致；苦中作乐的二等兵科波拉·特伦斯·马尔瓦尼，说着奇怪的方言，一半是爱尔兰血统，一半是印度血统；当然，还有印度文员机构中的地区官员们，在太阳炙烤的前哨汗流浃背地工作。正如吉卜林所说，他们可能“愤世嫉俗、粗鄙、乏味”。他们可能像可怜的杰克·巴雷特一样，遭到山上妻子们的背叛。^[2]但正是这些“文员”们的贡献，英国才得以牢牢把握在印度的政权。

也许有关英属印度的统计数据中，最不可理解的就是印度文员机构的规模。1858~1947年间，印度的合同文员不过1000多人，^[3]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所管理的人口数，在英国统治末期，他们管理的人口总计超过4亿人。正如吉卜林所说：“印度与英格兰相比的少数优势之一就是，在这里，认识人很容易……只要在这待上20年，一个人就能认识大英帝国的几乎所有英国人。”那这是不是历史上最有效的官僚体制呢？一个英国文员是否就能管理这44200平方公里土地上多达300万的印度人呢？这正是当年的政府对地方官员的期望。吉卜林的结论是，要实现这点，除非这些人让自己像奴隶一样工作。

年复一年，英格兰都要给它的首要前线（官方称为印度文员机构）补充新的人员。那里的人或死于操劳过度，或忧郁成疾，或者健康和精神都陷入崩溃，他们为的就是防止这片土地遭遇死亡和疾病、饥荒和战乱，为的就是让它能够最终独立。当然它永远不会独立，但是这个理念很高尚，吸引着人们为之献身，年复一年，他们不断地推动、劝导、责备、恳求这个国家过上更好的生活。一旦取得了进步，所有荣誉都留给当地人，英国人却退到后面，默默地擦干额头的汗水。如果事情失败了，又是英国人站了出来，承受所有的指责。

“当蒸汽动力在大英帝国取代人力之前，”吉卜林写在《奥迪斯·耶里的教育》中写道：“总是有人要在机械般的日常工作中被耗尽和榨干。”这些人“就是寻常职员——忍受着高温的炙烤——他们与农夫（农民）和耕牛一起，荣幸地成为这个国家建立的基石”。奥迪斯·耶里是那个“眼窝深陷的男人”的原型，“用官方的戏语来说，他‘负责’一个闷热、嘈杂、岌岌可危的蜂巢，虽自身难保，但却总有能力伤害、阻挠和激怒他人。”

正如吉卜林所描述的，印度文员机构的工作并非一份诱人的职业选择。但是，职位竞争却很激烈，他们的招聘考试可能是历史上最严格的考试了。我们来看看1859年应聘者的一些试题，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他们的历史试卷可能很合乎死记硬背者的胃口。以下是两个典型的问题：

14.请举例英格兰的主要殖民地，并陈述它是何时，以什么方法获得每一个殖民地的。

15.请说出1830年以来历任英属印度的总督姓名，说出他们就任的时间，并分别概述他们任期内印度出现的重大事件。

相比而言，逻辑和心理哲学试卷的要求就更高了——措辞也更优美：

3.当某一现象可能有多种原因时，可以采用哪些试验方法来判断真实的起因？

5.请分类阐述谬论。

但最难的还是心理学和道德哲学试卷，充分显示了印度行政人员的考试难度：

1.请描述能让人产生权欲满足感的各类情景。

如果要问什么叫刁钻问题的话，这个就是（如果有哪个应聘者承认，权利确实能带来快感的话，那他就被淘汰了）。下面一个问题也同样费脑筋：

2.请尽量详细地说明司法部部长的具体职责。

最后，为了将贝列尔学院^[4]的苗子和芸芸众生区分开来，还有这么一个问题：

7.对于将实用主义作为实际的、恰当的道德基础的观点，请分别举出支持和反对的论据。

托马斯·皮特和沃伦·黑斯廷斯的时代显然已经过去。在他们那个时候，东印度公司的职位当做这个复杂的权贵裙带体系的一部分被买卖。虽然1805年黑利伯瑞学院创立，专门为未来的印度行政人员输送人才，1827年开始实行招聘考试，但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仍将印度文员机构的职位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直到1853年，任人唯钱的状况才被任人唯贤的制度所取代。当年的《印度政府法》打破了黑利伯瑞学院对印度文员机构职位的实际垄断，引入了通过公开考试招聘人员的原则。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希望印度由学术精英来统治，因为他们公正、廉洁，还无所不知。

当时政府的想法是，吸引大学生在获取学士学位后直接进入大英帝国的行政体系，最好是牛津或者剑桥的大学生，毕业后再送他们学习一两年的法律、语言、印度历史以及骑术。但实际上，印度文员机构根本吸引不了牛津剑桥的那些精英中的精英们——学者、双重一级荣誉获得者，以及大学奖学金获得者。甘愿去次大陆磨炼的人往往都是在家乡前景不乐观的人，比如外省职员的聪明子弟，他们愿意去海外寻求一份体面的工作。出生于德文郡的埃文·马克努奇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叔祖父和哥哥都曾做过印度行政人员，正是他们寄回家的信让他相信，“向东才能找到幸福之路”。1887年，在用功2年后，他通过了印度文员机构的入门考试。接着又在牛津大学奋斗了一两年，通过了印度历史、法律和语言等的一系列考试后，他被派到了孟加拉。不过这个筛选过程还没结束，因为在印度的头几个月里，他还得应付几门考试。在通过了印度斯坦语的初级考试后，马克努奇被正式授予三等地方行政官的职位。不过让他尴尬的是，他在古吉拉特语、印度法律、财务流程和营收账户等几门课上考砸了（因为他的脑子里“充满了更有趣的东西，我的第一匹马、我的小猎狗，以及猎鹌鹑的那个地方”）；不过，好在他的补考好不容易过关了。

马克努奇先是当地方行政官（现在成二等了），后来又做县税收长，在他看来，这样的生活简直快乐极了：

清晨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工作，都是在遛马、搭帐篷、做园艺，或者拍照中度过的。白天的工作时间差不多是上午11点到下午5点，随后，打一场网球，或者在阳台上聊聊天，一晃就到晚饭时间了……想象一下，11月清凉的早晨，一个年轻的助理骑着马，沐浴着宜人的微风出门了……他心无旁骛、轻松愉快。如果谁对这里的景色无动于衷的话，那他的灵魂一定也枯燥乏味。一路上，有那么多村庄可以看看，如果时间允许，还可以静静地拍几张照片……听村民歌罢交谈，或者看他们乘一叶扁舟漂浮于静谧的池塘之上，你或许也能体会他们的所思所想吧。

但是，如果一名外派官员的生活也有另一面的话，那就是他们不断听到反对税赋的呼吁，当“在（兵营里）漫步了很长时间，吃完丰盛早餐后，我就要在炎热的下午一边撑着不让自己打瞌睡，一边记录证据或者听人读当地的报纸，直到头痛欲裂……”然后就是漫长的孤独，方圆几百公里之内只有一个白人：

我刚到这里时，办公室文员没有一个说英语的，除了当地少数几个官员，在塔卢卡地区就没有一个说英语的。而我也很少再遇见其他的县税收长。一连几个月，我都没有说过一句英语，而且，我就好像被抛弃在了这里，只能靠自己手里的资源处理事情。

更糟糕的是，我还得管理数百万的居民，尤其是在发生了诸如1896年席卷孟买的瘟疫，或者1900年的饥荒等危机的时候。正如马克努奇后来所说：“这标志着那些快乐轻松、没有负担的日子结束了。随后的几年中，他们几乎无法摆脱连年的瘟疫和饥荒所带来的无尽焦虑。”^[5]直到1897年，他才缓了一口气，他谋到了一个到西姆拉担任收入及农业部门副秘书的职位。到那里，他才开始理解：“你并不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而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部分，我们很荣幸能够为机器的有效运转出力。”

当然，马克努奇并不怀疑，在其辖区居民的眼里一位县税收长的重要地位。对村夫（农民）来说，拜见“官员大人”，或者与其非正式的会面也会让他们兴奋不已……这会成为他们好几天在炉边闲谈的话题，并一直被他们记在脑子里，多年不忘。他们会认为白人精明而坦诚，因此，注意你的举止和你的习惯吧！

从其回忆录的字里行间，你可以察觉出一个虽然隐晦却很关键的事实。他和其他县税收长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依赖于他们下面的另一个更为庞大的官僚阶层。这是一个合同编制之外的文员机构，完全由印度人组成。正是他们承担着每个县的乡、镇的日常管理工作。到1868年，从事这种编制外文职工作的印度人达4000人。而他们下面又是更低级的公职人员，包括电报员、售票员等，许多都是亚欧人和印度人担任的。1867年，公职职位共有13000个，月薪最低为75卢比，其中一半的公职是由印度人占据的。要是没有这支由当地人组成的附属团队，那些“天之骄子”可能什么事也干不成。这就是英属印度的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这也是为什么正如马克努奇所说，印度并不真正像一个“被征服的国家”的原因。只有印度原来的统治者感觉遭到了排挤和压制，而大多数印度人的生活却一如既往——事实上，对印度的一个重要阶层来说，英国的统治实际上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进步的契机。

这个阶层就是亲英的印度精英阶层，他们崛起的关键就在于教育。虽然英国人自己一开始也对是否要向当地人引入西方教育心存疑虑，但许多印度人——尤其是孟加拉的上流社会人士——很快就意识到，说新东家的语言，了解新东家的文化可以让他们受益匪浅。早在1817年，孟加拉一些渴望接受西方教育的社会名流就在加尔各答建立了印度大学，教授欧洲历史、文学和自然科学。继印度大学之后，类似的大学纷纷建立。正如我们所见，有意实现印度现代化和福音化的人也极力主张向印度人提供西式教育。1835年，著名的辉格党历史学家兼印度行政管理人员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废奴主义者扎卡里·麦考利的儿子——就曾在他著名的《教育笔记》中明确地说明了此法可能取得的成效：

我们的能力有限，不可能教育这么多人民。目前，我们最好培育一个阶层，让他们在我们和我们所统治的百万人民之间担负起桥梁的作用；这个阶层的人虽然有着印度人的外表，流着印度人的血液，但却有着英国人的品位、英国人的洞见、英国人的道德观和智慧。

1838年，公共教育委员会下辖的英语授课学院已达40所。到19世纪70年代，麦考利的意愿已经基本实现了。6000名印度学生接受了高等教育，还有200万名学生进入了讲英语的“高级中学”。加尔各答的英文图书出版业也就此兴旺起来，每年出版的文学和科学类书籍达到上千种。

英语教育普及的受益者中，有一位野心勃勃的孟加拉年轻人亚纳金纳斯·博斯。博斯是在加尔各答接受教育的，1885年，他进入了克塔克镇的律师圈，后来又成为市政部门的主席。1905年，他当上了政府抗辩人和首席起诉人，7年后，他的职业生涯到达巅峰，进入了孟加拉的立法会。博斯作为律师的成功不仅使他有能力在加尔各答的闹市区买下了一栋豪宅，还使他获得了英国方面授予的骑士头衔。他也并非特例，他的三个兄弟都先后进入了政府文员机构，其中一人还进入了西姆拉的帝国秘书处。

这个新的精英阶层甚至渗透到了印度合同文员阶层。1863年，萨蒂恩德拉斯·泰戈尔是第一个通过印度文员招聘考试的——正如维多利亚女王所承诺的，该项考试向任何肤色的任何人开放——1871年，又有3位当地人获准进入了这个“天之骄子”的行列。

博斯等人是大英帝国在印度所真正依靠的中坚力量。如果没有他们执行印度文员机构的命令，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从根本上来说无法巩固。事实上，没有被统治国的这个关键阶层的配合，整个大英帝国的政府统治都不可能长久。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局面相对较容易掌控，因为那里的当地人口已经被大幅度地削减了。但在白人占少数的地区，如何保持殖民者和当地精英的忠诚就是个关键问题，比如在印度，英国人口最多占印度总人口的0.05%^[6]

在英国统治下，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的印度人的百分比逐年稳步上升，虽然以欧洲的标准来看还很低。比如1911年，欧洲的在校学生比例就是在8%~18%之间。

就印度的情况来看，从伦敦派出的官员别无选择，只能与当地的精英合作。但这正是实际居住在印度的英国人所摒弃的做法。在那里任职的英国人更愿意压制当地人：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强迫他们，但千万不要与他们合作。这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大的两难之处——而这个问题不仅让印度，甚至让整个大英帝国都陷入了困境。

[1]在威耸的总督行宫和总指挥的宅邸下面的山坡上，很快就建满了仿都铎王朝的度假村。勒琴斯就曾这样评价西姆拉：“如果有人听说是猴子建造了这些房子，那么他只能回答说：‘多么聪明的猴子——如果他们再这样做的话那就该毙了他们。’”

[2]杰克·巴雷特赶往基达，因为他们下了命令。他把他的妻子留在西姆拉，把月薪的四分之三都给了她；……杰克·巴雷特赶往基达，在那里送了命，一个人做两个人的活，在那个体面的职位上；巴雷特夫人悼念亡夫，最多不过5个月。

[3]之所以叫他们合同文员，是因为他们要和印度事务国务卿签订一份合同。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文员的人数保持在900名左右。直到20世纪，印度文员的数量才显著增长到千人以上。1939年，这一数目为1384。行政人员精简的现象并不止存在于印度。非洲殖民地的整个管理骨干阶层也只有1200名，管理着12个殖民地的4300万人。马来岛的文员有220人，管理着320万当地居民，以印度的标准看，这已经是冗员了。

[4]尤其在坚持帝国思想的院长本杰明·乔伊特的管理下，贝列尔学院成为那些未来殖民地总督的首选读书圣地。1874~1914年，不少于27%的毕业生受聘于大英帝国的各个机构。

[5]一种常见的说法是，英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缓解当时因干旱所引起的饥荒。但其实并非这样。1874年，H·M·基希，印度文员机构的一位二等地方官，被派往比哈尔某地阻止赈灾，那地方面积515平方公里，人口约10万。他写信回家时自豪地说：“自从我来到这里，我已经建立起了15个政府谷仓，开展了12个赈灾项目，我每天给15000名男人和女人以工作，还慷慨地赡养着约3000人。我有充分的权利做我选择做的，我也确实是这么做的。1877年的灾难则是因为没有采取这样的方法。”

[6]1805年在印度的英国人只有31000人（其中22000人在军队，2000人在文职政府机构，7000人在私营企业）。1881年，在印度的英国人总计89778人。到1931年，总计168000人（其中60000人在军队和警局，4000人在文职政府机构，60000人在私营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