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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托马斯·曼恩1901年的小说《巴丁布鲁克斯》描写了一个商业同业公会家族及其企业的兴衰，在小说中，人们发现从第三代身上可以看到衰败的迹象，而到第四代则是必败无疑了。作者肯定是想用这个模式来写罗斯柴尔德家族1878年以后的历史。由于迈耶·A·罗斯柴尔德的孙辈们都已经过世，因此领导权传递到了第四代的身上，而这代人似乎缺乏那种曾经使这个家族发展繁荣的企业家精神的驱动力以及金融智慧。新的受教育机会使他们远离了他们的生意。社会地位向传统贵族身份转化的过程把他们的生活重心从城市转移到了乡下，这种转移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也是情感上的。“生意领域中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然开启。”阿方斯在1865年曾经热情洋溢地给他的堂兄弟们写信，“只有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青一代才有能力把握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因此，年青一代将担负起领导这个新时代的伟大金融活动的责任。”但是，这年青一代留给同时代人的印象却只是对他们的前辈亦步亦趋的跟随者。
证据纷纷证明这种说法。纳特（1870年）、安塞尔姆（1874年）、迈耶（1874年）、安东尼和列昂内尔（1879年）相继辞世，只留下了他们在法兰克福和巴黎的比较年轻的堂兄弟作为第三代的代表。在詹姆斯的儿子中，阿方斯到他在1905年辞世为止，一直是法国金融界令人敬畏的大人物，而他的弟弟居斯塔夫则一直是他的得力助手，但是萨洛蒙·詹姆斯在年仅29岁时就离开了人世，而德·埃德蒙在生意中的作用非常有限。卡尔的儿子中，阿道夫在1863年中退出了生意，而迈耶·卡尔的健康状况自19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就已经在走下坡路，当他于1886年去世后，法兰克福银行的最后岁月交到了他那信仰虔诚而又没有商业野心的兄弟威廉·卡尔的手上。
就在第三代的这些成员晚年和病痛期间，他们仍然活跃在生意领域，严守着父亲那辈人的工作道德观。纳特在1870年2月去世之前很多年就已经被看成是废人：他的仆人一直惊异于他是怎样“与常人根本无法忍受的病痛战斗了18年的”。然而，就在他辞世前的几个小时，“他与阿方斯谈起了美国股票以及俄罗斯贷款，还有……就在他离开前的几秒钟，他告诉他的仆人一早给他带杯茶进来，因为他希望听到别人给他读报”。安东尼也总是首先被人认为是一个银行家，尽管他总是生活在政治表现更加活跃的兄长的阴影里。他总是一成不变地用“有什么新消息”这样的问题来跟朋友和亲属打招呼——这可是一个真正银行家的问候方式。
在列昂内尔事业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遭受了非常严重的风湿性痛风的折磨（比较科学的现代称呼应该是关节炎），有时候严重到在下院辩论有关犹太人解放的议题时，甚至要靠别人把他抬到会场去。“在20多年的时间里，”《时报》观察到，“他依靠轮椅在他的住处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或者使用一把专门的座椅从他的马车进到办公室。”报纸同时也记录道，“一直到他临死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他都一直是业务的主心骨，而且在数量级上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之相比。”另外，“对于业务的指导依靠的主要还是他的睿智和勤勉”。当然，该报退休的编辑德莱恩是该家族的亲密朋友，因此，对于讣告作者的热情或许应该给予宽容。尽管如此，他对列昂内尔的作用和能力的评价应该是很有见地的，而且他领导之下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所取得的业绩可以证实一点：
一项主要依靠遍布世界各地脆弱的而且总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货币市场来操作的业务……需要……在对汇率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判断时有一种直觉的本能，这种能力或许是遗传的，而不能像其他的大多数形式的能力那样可以通过学习获得。但这其实只是一种计算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的素质要远高于其拟定用途所需要的素质。所有的这一切当然必须依赖从世界各地所获取的信息，以及在获得这些信息后形成的一种恰当的预测；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不只是人类通常的知识，还有几乎全世界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所具有的各种独特的知识。这些也还不足以在纯粹的商业交换问题上施展判别的能力。在所有比较大型的货币交易的计划中，对于政治前途的判断是最关键的内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整个世界的公共事务和政治任务的特点非常熟悉。列昂内尔·德·罗斯柴尔德男爵所拥有的所有这些素质都应该算是达到了非常杰出的程度，这些素质综合起来所呈现的不仅在于他是银行中一个成功的经理，还在于他是在社会和政治领域都非常重要的人物。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把他的注意力从他对企业日常营运的关注中引开，而且几乎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手里还握着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利益。他在日常的管理活动中是如此面面俱到，再一次把他的银行的财富基础提高了一个台阶。
迪斯雷利在把列昂内尔称做是“我所知的最有能力的人之一”的时候，没有任何夸张的理由。列昂内尔同时也是最富有的人之一：当他去世的时候，他留下了270万英镑（给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差不多15 000英镑），还没算匹克迪利和加奈斯贝里的房产，以及这一时期世界上最庞大的私人艺术品收藏。那些不喜欢列昂内尔的人也证实了他对业务的投入程度。去世前一天，他把经纪人爱德华·瓦格招到匹克迪利148号他的病床前，告诉他：“我刚看了我的半月报，你在累加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在30多年后，那些把他说成是贪婪者的影射他的特性的故事仍然还在流传：金融家霍拉斯·法古阿不怀好意地（而且可能并没有什么根据）告诉赫尔伯特·阿斯奎斯说：“老犹太人总是习惯在他纽考特办公室的桌子上放一个小盒子，里面藏着他的珠宝，在处理工作的间隙总是把它们拿出来进行把玩。”
第三代中的老大是安塞尔姆，他的身上也有了很多这样的特点——特别是他的苦行生活，这在马克斯·韦伯的眼里是他的资本累积的主要原因（尽管他认为其本源是加尔文主义）。他热衷于阅读，是一位艺术品收藏方面的爱好者，也是专家（他的藏品多摆放在位于雷恩加色一座特别建造的美术馆里），而且他还是一名热心的戏剧观众，在剧场里有自己的包厢；但是除此之外，他的生活非常俭朴，只在他父亲留给他的维也纳宫殿里占用了两个房间，而且腾出了位于希勒斯多夫的城堡，反而更喜欢这块土地上的一所小茅草屋似的房子。在那里他几乎不请客。正如赫尔曼·戈尔德施密特回忆的：“他过的是一个新移民和守财奴所过的日子。他反对任何对外炫耀财富的行为，外出乘坐的只是轻便马车，从不使用他自己专用的4匹马拉的大车。”他是如此谦恭和节俭，甚至不愿意给自己画幅肖像。在他婚后的日子里，他和妻子没有住在一起（主要的原因似乎是她不喜欢住在维也纳）；不过与他的父亲不同，他总是很谨慎地避免在奥地利出现性方面的丑闻，在访问伦敦和巴黎时，坚决不与任何的风流韵事沾边。（他唯一的不良嗜好就是鼻烟。）他在他的儿子们眼里就像一名超人，有着无穷的力量。1868年夏天在法国和荷兰搜猎古董的时候，费迪南德回忆道：“他习惯在早上6点钟起床，然后一直不停地走，一直走到黄昏，拽着两位不幸的人（他的秘书和他的男仆）一路购物，一路观光。我希望他把他的体质传给了他的儿子们。”他把对银行进行管理的大量工作委托给了戈尔德施密特——安塞尔姆尽可能不与办公室里的其他雇员直接面对面，他说法语来拉开他与他们之间的距离——但他一直是老板，而且是很严格的老板。当他发火的时候，他会把手里的笔扔出屋子，并吐口水。尽管深受疱疹的痛苦折磨，他还是一直在生意中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为了保持安塞尔姆的老式风格，他要求把他“以最简单的方式”葬在法兰克福。“葬礼准备得如此潦草，就像是一名犹太穷人的葬礼一样。”《时报》这样报道，“遗体用一辆普通的小马车从火车站运过来……由于葬礼的时间一直秘而不宣，参加仪式的人非常少。”然而，他可是一位在遗嘱里留下了金额超过5 000万塔勒的人，这个金额，正如俾斯麦很不负责任地指出的那样，是耶稣会资产的两倍。这与詹姆斯和列昂内尔的葬礼几乎没有任何可比性，他们的葬礼在新建成的威尔斯登公墓举行，有大批族人、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代理人和经纪人、国会议员（包括威廉姆·哈科特和汤姆森·汉克）以及很多犹太组织的代表出席。
第四代
对于第三代很难被取代的这种现象，一开始人们会觉得奇怪。无论怎么说，在高生育的年代里，第四代从人数上来说肯定远远超过第三代，而且人们甚至有理由期待在这一代中的44个孩子里找出足够的能力超群的商业人才来。对与他们同时代的那些人来说，光听听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口数量，就足以让他们难以忘怀。在1859年，龚古尔吃惊地发现，大约有74位罗斯柴尔德在居斯塔夫与赛西莉·安斯帕希的婚礼后参加了晚宴。而迪斯雷利则发出了那句著名的宣言：“再也不能有更多的罗斯柴尔德了。”难道这不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吗？
尽管在我们看来很荒唐，但到第三代的时候发现女儿过剩，生儿子很困难：这种忧虑并不是完全不可理喻，因为第四代孩子中的男女比例为17∶27。另外，至少5个男孩子在婴儿期就告夭折。那不勒斯和法兰克福银行关闭的原因中，部分就是因为卡尔的儿子中没有自己的男性继承人，前者关闭于1863年，后者关闭于1901年。
不可避免的，留存下来的这些男孩子的身上更加难以见到他们家族的财富长期赖以增长的那些工作和算计的精神特质。事实上，就连他们的母亲对拟掌管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的三位年轻人的评价都不高。夏洛特用她那惯用的令人难以接受的率直在1840年初写道，纳蒂“是一个消瘦、长相难看的孩子。但是，这无关紧要，他是个男孩，而且得到了他父亲和整个家族的热烈欢迎。我对他的喜爱从来不曾超过对他的那些姐妹的喜爱，而且对他的照顾也没有达到他本应得到的那么好的程度。”到他9岁的时候，她认定他“缺乏诚恳和率直。他很内向而且腼腆，不够大方；事实上，他是我所有孩子里唯一一个只是为了囤积而喜欢钱的孩子……他是一个天生就懒惰的孩子”。在随后的6年中，情况有些改善——他似乎爱上了学习——但是“他仍然很腼腆”，夏洛特还率直地做出了结论：“他不会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但会是一名受过良好教育，而且非常有教养的人。”
追随着他的迈耶叔叔的脚步，纳蒂在1859年10月进入剑桥去念伦理学（伦理哲学、政治经济、现代历史、普通法理学和英国法律），而且似乎学得非常轻松。但是在对普通学生二年级的所谓“鬼门关”考试中还是遭遇了一些困难，问题主要出在必修的数学和神学原理上。在写给父母的信中他透露，他大量的时间花在骑马狩猎、业余剧社和参加学生会的辩论上（似曾相识的故事），尽管与家族的其他人不同，他几乎没有对艺术和建筑表现出任何兴趣。如果说还有什么能吸引他的注意力的，那就是政治了：从幼年开始，他就显然非常喜欢与他神通广大的父亲讨论政治新闻。
尽管这种情况说明他可以成为一名很有希望的下院议员，但是人们还是有理由质疑他对一个充满挑战的金融事业，所做的准备并不充分。特别是纳蒂缺乏数学天赋的事实似乎可以推翻《时报》所认为的金融计算的能力是遗传的这种说法。他的父母对他的期望值更高，这可以从他为自己喜欢狩猎和业余剧社所做的辩护中推断出来：
我已经总结了我自己的经验，为了在这里能过得顺利，绝对需要每天花费至少两个小时来做高强度的运动。因此，如果我不去参加狩猎，我也必须得以同样的方式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戏剧社是占用了一些时间，但是，我发现如果我除了功课以外不做其他任何事情，我也不可能再多看哪怕是一页书，而且这只会损害我的健康，把这里的生活变成了一种诅咒和折磨……我来这里时并没有做过认真的准备，因此不要期望我还能做得更多。如果我一直远离同学，他们将会对我报以更大的期望，其结果只能是到期末时以失败告终，而他们会把我看成一个更傻的大傻瓜。
纳蒂最终闯过了考试的鬼门关，但是尽管经过了三一学院院长威廉姆·休厄尔和荷森神学教授约瑟夫·莱特福特（后来的德汉姆大主教）的强化“辅导”和鼓励，他似乎还是不足以确保获得学位，并且在1862年的米迦勒节结束后没有参加毕业考试就离开了剑桥。在被选入文学协会（1860年）之后，他又相继进入了下院，成为代表艾勒斯贝利的议员（1865年），当上了白金汉郡义勇骑兵队的军官，并且继承了他叔叔的男爵爵位（1876年）。纳蒂的前途似乎注定是走政治道路而不是金融。因此，当他在下院委员会作证，首次赢得金融城的满堂喝彩时，夏洛特明显觉得很意外。
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夏洛特和列昂内尔如此不顾一切地期望他们的儿子们能在学术上获得成就。尽管阿方斯对“大学教育”十分执著，人们也找不出任何理由来解释剑桥的一个学位能在金融城里获得什么优势。从另一方面说，金融城里的银行家中受过公立学校、牛津或者剑桥教育的人士的比例在整个19世纪中出现了显著上升。夏洛特敦促里奥“在每天的学习时间里腾出一两个小时来做英文练习……因为这将使你能够在纽考特实际的日常生活中去起草合同，针对重要的金融交易发表声明，给那些大报提供通稿，这些事情确实不应该再由文书来做了。”但是，有人怀疑，她真正的目标不只是让里奥为“纽考特的实际业务生活”做准备，而且是要给他这种她自己未能得到而又一直期盼的传统教育——而且通过这样做，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荣誉室里增加一座奖杯。一个学位，就像下院里的一个席位，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金融家庭来说，没有任何实际功能性的价值，但确实是在他们完善与异教徒精英社交较量的运动中的一个胜利。“大学里的学位，”夏洛特在1865年给他的小儿子讲课时这样说，“是一个人出众能力的证明；就算这些学历不能证明它的获得者具备了很好的天赋和杰出的才能，起码也证明了他为获取知识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因此也证明了他有坚定的信念、活力、刻苦以及坚持不懈，而所有这些，都是可贵的品质。”两年之后，她在回信中再次重申了这个主题：
在大学里取得的荣誉就是进入世界主流舆论领域的一张通行证、一封介绍信——在你自己的家族里、在生意场上、在社会上、在下院、在国内和国际、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一个在剑桥或者是牛津获得了学位的人都会被人们所看好，而且这种良好的声誉对你整个生命过程中的每一次努力都是非常有实际意义的促进。
她和列昂内尔在里奥借了一些钱给一位朋友的时候都非常愤怒，因为这是剑桥一直所致力消灭的一种行为，他们认为这是对社会本源的背叛：
我总是觉得你应该具备这点常识，从来没有想到你会如此愚蠢，竟然会借500英镑给一个在这个世界上几乎一无所有的蠢货。这种做法对于所有借钱出去的个人来说都非常危险——而对一个叫罗斯柴尔德的人来说，风险就会更大——事实上，我没有正确地表达我的意思：我们家族的任何人、任何成员，无论是伟大还是卑微，都绝对不能有如此荒谬的想法，一丁点儿都不可以。钱财上的借贷肯定会把朋友变成敌人。没有人会想到要把钱还给一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反而会在拿到钱后就远远地避开债主，而且很可能是永远地避开——因此我们会牺牲掉很大的金额，而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也不会得到任何的快乐。在我整个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借出过哪怕6便士——如果需要赠与，那就做；如果申请人觉得接受5镑或者10镑很荣幸，就给他；如果他能还这笔钱，就把它捐给慈善组织。在我的一生当中，我都秉承着这种信念——而且感谢上帝，至今没有犯过让我后悔的莽撞错误……
又及，你为什么不能把自己关起来……远离所有那些游手好闲、懒惰成性、一无是处的年轻人呢？他们只会污染剑桥，并且偷走你宝贵的时间、良好的愿望以及青春的活力。
但是，学术荣誉还是远离了这一代人。通过努力，纳蒂没有在剑桥丢脸；他的弟弟们却要稍逊一些。夏洛特可能有些着急地认为阿尔弗雷德“应该去剑桥，并且在那里让他自己脱颖而出”。但是仅仅一年之后（1861~1862年），他就病退，而且再也没有回去。他们做了很多努力，把阿尔弗雷德带入慈善及政治领域：在安东尼的监督下，他在1867年寒冷的冬季坐上了金融城“济难”委员会主席的位置。“我希望而且相信你的兄弟会参加，”这位满心焦虑的母亲这样写道，“这对于让阿尔弗雷德熟悉这种公共会议会有很大帮助，而且，经过一些时日的磨砺，他或许还会产生重新考虑进入议会的想法，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进议会似乎还不适合他的胃口。”在1868年，他成为了被选入英格兰银行董事会的第一位犹太人，这是又一个他由于家族背景而非自己的能力所获得的职务。但是他在发挥自己职位影响力方面很显然失败了，他根本无法与阿方斯作为法兰西银行理事所发挥的作用相比。阿尔弗雷德的生活是那种世纪末的唯美主义者的生活，曾经还有些颓废以及暧昧的淫秽，正如马克斯·彼尔波姆的漫画所描绘的。医生们在讨论阿尔弗雷德先生需不需要在上床睡觉前再吃第二块果仁糖——抓住了前面的那一个特质（参见图2.1）。阿尔弗雷德预言似的名言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当一位英格兰银行董事（影射安塞尔姆的遗嘱）“认为在50年内，《时报》将会宣布你的兄弟已经留下了整个白金汉郡时，‘你错了’是对他非常不合时宜的说法的回答——‘相信我，我会留下更多，我会留下世界’”。
图2.1 佚名，《老奶奶的99岁大寿》，（大约1848年）
资料来源：富西斯，《犹太人讽刺画》，第146页
说起来，利奥波德（里奥）带来的是一个更大的失望，主要是因为列昂内尔和夏洛特把他们最后残存的对学术成功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他的身上。尽管说——或许是因为——在他的整个剑桥生涯中都伴随着父母无休止的劝告和责难的轰炸，里奥还是不得不推迟了他的“鬼门关”考试，不能通过的原因是他的基督教理论知识不足，而且在期末考试中得到了一个末等的成绩。他的母亲担心他会被“看成最无知、最没有思想、最卑微的人”，而且她告诉他听到她的朋友马修·阿诺德说“他不相信你会是一个读书的料，因为你说过要去新市场，而他认为你的这种想法很让人遗憾，因为你对他而言似乎应该更有作为。我向你保证我没有任何夸张——阿诺德先生在赛道上往返了三次”。列昂内尔与夏洛特一样希望看到他位列“一等而且遥遥领先”。不久之后列昂内尔有些苦涩地评论道：“你的考官说你是瞎蒙的好手，这种说法是十分正确的。”人们很难不对里奥和他的兄弟们表达同情。“尊敬的爸爸不想再看到你们笔下的任何所谓的新闻。”1866年，一封具有典型意义的信从家里发出了：
但是他希望知道你们怎么安排你们的时间，几点钟你们与你们最爱的枕头告别；什么时候吃早餐，描绘一下早餐的桌子以及这最早一顿饭的内容；你们花几个小时在严肃认真的学习上，在预习以及功课上的时间分配；希腊语和拉丁语课上你们正在阅读谁的作品；闲暇时间中你们花了多少在现代诗歌和历史等的这些轻松阅读上，然后又花了多少时间在更轻松的文学阅读上，比如传奇故事和小说；对于法语和英语，你们做了多少练习。
所有的大学老师都知道这一类型的父母压力会造成多大的逆反。如果说里奥喜欢与塞瑞尔·弗劳尔这一类的“游手好闲、懒惰成性、一无是处的年轻人”虚度光阴的话，部分原因就是父母喋喋不休的说教所产生的逆反。更觉绝望的夏洛特敦促他“学点什么——绘画、油画、音乐、语言”——因为他的兴趣不在这些方面，而是主要放在了赛马上。最后，这一辈“英国”罗斯柴尔德人中唯一获得一个大学学位（在法律领域）的是纳特的儿子詹姆斯·爱德华，他成长于法国，在法国受教育。但是，不能说他是高等教育的成功样板。他是一名狂热的书籍收藏者，收集了大量的珍本书籍，而且偏执地排斥有哪怕一点点瑕疵的书籍。据说，他在1881年仅36岁的时候自杀身亡，他或许是第一位患有人格机能障碍、喜欢收集珍稀物品的罗斯柴尔德人。
当然，里奥对赛马的痴迷是有先例的。他的叔叔安东尼在年轻的时候也喜欢赛马，而且他的叔叔迈耶也是一个狂热的马迷。事实上，在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对于迈耶，曾经有这么一种说法，说他“如此出神和自得其乐，以至于他的同伴和侄子……用稍显柔和的声音跟他说话，他都听不到”。在1871年的“男爵之年”，他的马匹在五场“传统”赛事中赢了四场：德比、欧克斯、千枚金币以及圣勒格尔。8年之后，里奥成为了德比胜利者的马主，当时，他那匹名不见经传的马“贝维斯爵士”击败了罗斯伯里伯爵的威斯康蒂，使后者仅获得了第三（尽管里奥使用了“艾克顿先生”的假名掩盖了自己真实的身份）。他在1896 年用圣弗拉斯奎恩差点再一次成德比胜利者（他的马排在了威尔士王子的佩西蒙之后），在1904年，他的圣阿蒙特实现了梦想，再次问鼎。因而，这应该算是一个坚持不懈的标志，而不是玩物丧志的标志。他仅在一个单独的赛季就可以赢得多达46 766英镑奖金的事实，甚至可以看成是那种传统的聪明才智的标志。与此同时，体育逐渐成为了金融城内部生活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股票交易十一队与里奥自己的十一队在1880年举行了一场板球赛，见证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社团组织间往来关系的经典例子。另一件新奇的事例是里奥对汽车的热情，汽车在当时是超级富豪们的世纪末玩具。另外还有一些新的奢侈玩意，比如将像圣弗拉斯奎恩这样的赛马由法博格用银做一个模型（另外再用青铜做12个复制品送给朋友）。
安塞尔姆的儿子们也有类似的倾向。老大内桑尼尔（1836年出生）在布罗涅恩上学，但是与他的父亲关系很紧张，他父亲认为他挥霍无度而且非常缺乏金融能力。费迪南德（1839年出生）对家族的生意表现得更加冷淡，他更喜欢待在英国，而英国是他母亲和妻子出生和生长的地方。他对自己缺乏最重要的罗斯柴尔德品格一事毫不避讳。“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他在1872年时非常绝望地写道，“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卖出股票，它肯定上涨；而一旦我买入，不管什么股票，它总是下跌。”剩下的就是萨洛蒙·阿尔伯特（1844年出生），家族中一般称呼他为“萨尔博特”。阿尔伯特在波恩和布罗涅恩上学的时候，“精力充沛、坚忍不拔，全心全意而且非常成功”。但是，当他的父亲在1866年生病的时候，感觉似乎“对未经分割的维也纳银行的职责（前途）表现出了过度的渴望、过度的惊慌甚至极度的恐惧”。当安塞尔姆最终在8年之后去世时，他把他部分的不动产和艺术品收藏留给了内桑尼尔和费迪南德，而把他在家族合伙生意中的股份给了阿尔伯特，阿尔伯特认为自己“没有受到善待”。最终，阿尔伯特不得不被迫进入生意领域，感觉颇有些勉为其难。
在巴黎，詹姆斯于1868年辞世后，掌权的当然是第三代，而不是第四代。然而，就连这里似乎也出现了衰败的迹象。部分问题是詹姆斯曾经是一位如此专横的父亲。费多这样评论说，詹姆斯“从来没有将他大权中哪怕是最细小的部分分给他的孩子或者是他的雇员”。“他的儿子们是多么顺从啊。”他以嘲讽的语气故作惊奇地说。等级多么森严！多么令人尊敬！如果不征询他们父亲的意见，他们不会允许自己哪怕是对最微不足道的交易签字确认——那带着犹太神秘意义的签字规范着这个银行。无论你对他们提出的问题有多琐碎，你会听到那些40岁左右的人说“问爸爸”，而他们几乎与他们的父亲同样富有经验。龚古尔也注意到了同样的问题。
老大阿方斯——他在父亲去世那年是41岁——似乎是对父亲的专横跋扈抵制得最厉害的一位，再一次表明第三代所生的孩子里还是老大最可能继承或吸收那些来自犹太大街的精神实质。阿方斯在波旁学院接受的教育，对艺术（和邮票收藏）充满着热情，但是他从来没有让这些兴趣干扰过他严肃的银行业务。1866年3 月，在一次宴会后，有朋友问他“这么富有了为什么还要像黑奴一样地拼死拼活去挣更多的钱”。“噢！”他回答道，“你不知道，当大批的基督徒拜倒在你脚下时的那种感觉所带给你的乐趣。”像列昂内尔和安塞尔姆一样，他很喜欢节俭的生活：1891年，他被人发现准备乘火车从尼斯到蒙特卡罗（他在这里的生意“做得很小”），正是他的这些普通举止使他显得更加不同寻常：“他坐在长凳上等着火车，与其他普通旅客别无二致，独自抽着雪茄。虽然被列车长像贼一样地盯着，而列车长其实是随时准备在他表现出要上车的迹象时为他打开包厢的门。”居斯塔夫身上也有很多老罗斯柴尔德人的精神。正如梅里美1867年在尼斯与他和他的妻子一起吃过饭后用挖苦的语气所评论的：“他似乎有很多信仰，而且对于钱的认识与他的房子里的其他人 一样。”当他稍后听说居斯塔夫很冲动地前往尼斯时，他确信他肯定以高于他承租的价格转租了他在尼斯的别墅。
一直在奋斗的是詹姆斯那些年纪较小的儿子们。龚古尔在1862年观察到萨洛蒙·詹姆斯（1835年出生）是怎样被他父亲专横对待的。在交易所损失了100万法郎后：
他从他百万富翁的父亲那里接到了这封信：“萨洛蒙·罗斯柴尔德先生将到费里耶尔去待一晚上，在那里他将会接受与他有关的教导。”第二天，他接到了让他起身前往法兰克福的命令。他在那里的账房待了两年；之后他相信他的惩罚结束了；他给他的父亲写信后，收到的回信是“萨洛蒙先生的工作还没有结束”。而且收到的给他的新指令是在美国干几年。
这是一种带有讽刺意味但是又基于现实的说法，正如詹姆斯1861年8月给他的那几个年纪较长的儿子们信中所说的。他给这些儿子每人10万法郎的皮埃蒙特新债券，他明确地命令萨洛蒙不得“变现，这种念头根本就不准有，因为我希望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他有机会去与经纪人交流，或者再一次与公开市场接触……我不想允许任何投机的想法再次进入他的大脑里”。他永远丧失了以股东的身份进入合伙人的可能性。
仅仅是3年之后，萨洛蒙去世了——他是被杀死的，龚古尔听到的说法是：“凶手是交易所里来自投机的压力——一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死于金钱的压力！”多么不可思议啊，使他突发心力衰竭的似乎应该是一匹马，而不应该是交易所。正如夏洛特所说的：
可怜的萨洛蒙无法控制那种激动的情绪，这使他的心脏和循环系统一直无法平复。上个星期天，他还参加了赛马，回到家后非常疲倦，因为他一直在驯服一匹兴奋的马，这匹马差点把他的两条胳膊扯了下来。半夜的时候，他惊醒过来，浑身冷汗，并且出现了呼吸困难的情况；他冲到窗子前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这种不适他挺过去了。我相信他支撑到了星期三，这次致命的病魔抓住了他。从一开始，医生们就宣布没有任何希望了，因为这位可怜的病人开始咯血，而且他心脏的悸动是最让人束手无策的事情。他的意识一直很清醒，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秒前，而且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身体状况。
最小的儿子埃德蒙（生于1845年）的遭遇要稍好些；但是一直到了1864年，他的大哥都把他当成是“一个孩子，在随后的5年或6年里都不应该进入公司里”。埃德蒙德是一个勤奋的年轻人，他通过了学士课程，成绩“不仅是令人满意的，而且是优异的”（这很让夏洛特嫉妒和懊恼），而且获得了允许他游览埃及的奖励——这是他整个一生当中对中东都充满了兴趣的开始。
新一代似乎开始颓废，部分原因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了惊人的人口数量，而其中只需要很小一部分进入合伙企业工作，但是他们所有人都有条件像个王子一样生活。除了其他所有可能存在的问题之外，这种情况意味着将出现大量的建筑工程。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购买乡下的地产并建设乡村别墅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80年代中期延续了数十年。因此，纳蒂和他的妻子爱玛对待他们在都灵的房子的态度，从本质上来说，也就没有什么新鲜的了。事实上，列昂内尔为他刚结婚的儿子在都灵所买的房子，在很多方面代表了老一辈追求的延续。这所房子与费迪南德的瓦德斯顿和阿尔弗雷德的霍尔顿——这是在这一时期购买或者建盖的其他英国房产——一样，它对于与它同时期的人来说，似乎只是代表了对家族王国领地在艾勒斯贝利山谷及其周边地区的增加。整个家族存在着在接受这些房子前要对现有建筑进行改造的习惯，纳蒂也无法免俗：在建筑师乔治·德威（George Devey）的帮助下，他把一所精致的阮氏风格的房子变成了一所冷漠刻板的维多利亚式的雄伟建筑。里奥对艾斯科特也做了类似的处理，艾斯科特是他从他的叔叔迈耶手里买下的，他也用了同一家公司，按照仿都铎风格对房子进行了改造。纳蒂和里奥两人也按照这种风格建造了新的田园别墅，提供给客人和在这些房地产里工作的雇员居住。事实上，纳蒂曾经尝试在都灵建立一种家长式的“福利社会”。
在地产方面的这些罗斯柴尔德投资要能算得上是新投资的话，只能表现在数量方面，而不是在质量方面。在这期间，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至少购置了8座新的乡村豪宅，有的是通过翻新，有的则是从草图开始新兴，包括埃德蒙的S型山庄德阿曼尼维利耶斯，这座山庄由朗莱斯和艾米尔·乌尔曼在19世纪80年代按盎格鲁–诺尔曼乡村风格建造。在奥地利，内桑尼尔买了两处新的乡村地产：一处在雷城垴，由建筑师阿曼德–路易斯·宝格和艾米利欧·皮欧联手建造的色彩斑斓的山庄佩尼罗伯；另一处在沃斯罗附近的恩泽斯菲尔德，是他从格拉夫·肖恩伯格处购得。他的兄弟阿尔伯特也买下了朗高，这是一处位于下奥地利的地产。而他们的姐妹艾丽斯建了两座房子：在瓦德斯顿的艾斯罗普和在法国南部伽塞的一座别墅。最后，在19世纪80年代晚期，法兰克福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其他成员威廉·卡尔和汉娜·马蒂尔德在陶纳斯丘陵地区的科尼格斯坦建造了一座别墅，建筑师请的也是宝格和皮欧。另外，至少还有7座位于城区的新房子。或许还应该说的是在1884年，在犹太街已经拆除之后对罗斯柴尔德祖屋“扎姆–格伦恩–罗斯柴尔德”的重建：罗斯柴尔德家族有意识地想要把它保留下来，作为一种对他们犹太本源的纪念。与过去的情况一样，建筑的风格和设计师在家族内部流动，根本没有国家边界的考虑。在第三代和第四代中存在真正的不同，或许可能是相比较于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风，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对法国建筑师和建筑风格的偏好，这种趋势以德斯泰勒给费迪南德和阿尔伯特两人设计的作品最具代表性。
同样，更多的罗斯柴尔德人也意味着更多的艺术品收藏。事实上，前面几代人或许购买了很多的藏品，而且积累了可观的数量；但是通过在他们继承者之间进行的分配，引发了他们每个人都想买到更多藏品的动机。这无疑就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此时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品买家，因而19世纪80年代把他们所关注的艺术家和流派在主流艺术品市场上的价格推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高度。布罗涅汉姆、雷科特和芳汀的拍卖市场上到处都看得到罗斯柴尔德购买的大手笔，这使得很多人深感不安，其中包括女王美术馆的管理人詹姆斯·罗宾逊爵士——尽管夏洛特自己都一直认为应该把马尔博罗的藏品替国家买下来。这段时期对艺术品的疯狂也有它疯狂可笑的一面。1870年，费迪南德用6 800英镑买下了乔治·德·基斯的一个用波纹装饰的盾牌，而同一件东西在28年前仅值250英镑。1878年，埃德蒙花了金额在24 000~30 000英镑的一笔钱买下了一个为路易十五的情人杜·巴瑞夫人设计的塞夫勒瓷马桶，而当时她只花了3 200英镑。两年后，迈耶·卡尔给纽伦堡的梅克尔家族支付了32 000英镑，购买了由纽伦堡银匠温泽尔·杰姆尼泽尔在1550年时制作的一只局部镀金的珐琅酒杯，成为了当时最为昂贵的艺术品。然而，到1911年，当他出售大量的银器藏品的时候，在所有89件中，只有14件的价格超过了1 500英镑。费迪南德和居斯塔夫两人在1884年的芳汀拍卖会上花了超过7 000英镑购买了两只椭圆形的珐琅彩盘子，另外，费迪南德和阿方斯每人花了不少于25万英镑，在马尔博罗公爵的藏品中购买了三件（据推测）鲁本斯的作品。这是历史上首次出现画作的价格卖出了20 000英镑以上的高价。15年之后，埃德蒙德走得甚至更远，他花了48 000英镑购买了德·查塞尔公爵那张滑稽可笑的装饰华丽的办公桌（这张桌子早先的主人中包括了塔勒格朗和梅特涅）。甚至连纳蒂——他素有对艺术品没有兴趣的名声——都无法抗拒这种诱惑，也为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18世纪英国艺术品藏品中增加了新的收藏。1886年，他支付了大约20 000英镑，在第二届杜德勒伯爵藏品拍卖会上拍到了雷诺兹的《在悲剧与喜剧间的加利克》。里奥也给他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36幅画中添加了新的成员，尽管他的兴趣更为折中一些，范围从鲍切尔到斯达布斯，从弗朗兹·斯奈德斯到霍伽斯。
这期间能算得上是质的创新变化的，是新一代的某些成员——具体来说就是阿尔弗雷德、内桑尼尔和费迪南德——对他们的乡村豪宅、花园和艺术品收藏的那种关注。说起来，阿尔弗雷德在霍尔顿的房子由威廉姆·罗杰斯按照法国17世纪的风格设计（建造工作在1882~1888年完成），看起来并不比门特摩尔更显壮观；事实上，其主墙还更矮些。能给到访者留下印象的是那些新奇的玩意，比如私人马戏场、保龄球道、溜冰滑道、室内游泳池和印度亭子，简直让人觉得有些匪夷所思。阿尔弗雷德的油画与艺术品收藏也并不比他父亲的更让人赞叹。荷兰大师作品、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油画、塞夫勒瓷器、法国家具、银器——这些都没有超出上一辈的收藏范围。尽管他总共购买了160幅新作（而他继承的是38幅），这些画作也都体现了其父所偏爱的那些不同的主题（格鲁兹、隆姆尼、雷诺兹、赓斯博罗、克耶普）。真正的不同是阿尔弗雷德对18世纪法国作品的明显偏好。他确实发行了一套装订和插图都非常精美的两卷本新藏品目录，还收集了大量的塞夫勒瓷器（包括60只花瓶和其他的物品以及6套餐具），或许也包括了他对女性肖像的热衷。阿尔弗雷德并不是表现出对音乐有兴趣的罗斯柴尔德第一人（他谱写了6首钢琴曲，以“玫瑰之蜜”为题献给迈耶·卡尔的几个女儿），但是他肯定是指挥自己乐队的第一人。老一辈的罗斯柴尔德人并非对表演作秀要刻意表示出有多么清高，但是很难想象他们中谁会装扮得像马戏团的节目主持人，头戴着高帽子，身着绿色长礼服，手上戴着淡紫色的手套，挥着一支镶有钻石的黄杨木指挥棒。毫不奇怪，有些客人会厌恶这种“令人生厌的丑态、过分的卖弄！纸醉金迷的腐臭扑面而来……满目尽是惨不忍睹的粗俗”。阿尔格农·维丝特爵士是格莱德斯通的秘书，他把这种情况鄙视为“一种夸张的浮华噩梦，以及没有任何意义的放错地方的富丽堂皇”。他的继任者爱德华·汉密尔顿对此深表赞同。他评论说：“这些装饰做得太过火了，人们放眼看去，总是避不开镶金的或者是黄金的色彩。”戴维·林德赛对此表现出了更多的鄙视，他回忆道：“阿尔弗雷德浑身都是财富的霉点。”
费迪南德位于瓦德斯顿的房子由德斯泰勒以一种混合了文艺复兴和18世纪法国元素的风格进行设计，这所房子的建造非常不容易，因为建筑选址处土质为沙土，而且这种地形排水非常困难。但是最后的结果却非常成功，有人甚至认为它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房子里最为成功的。该房拥有（现在仍在使用）非常漂亮的花园、50个温室，以及很多工人。当他的妹妹艾丽斯在1898年继承了瓦德斯顿的时候，光是花园每年就要花去7 500英镑来维护，还要再花10 000英镑来维护其他的地方，包括农场和奶牛场。在内部，有令人目不暇给的收藏品，包括克耶普、德·胡希以及特尔·波尔希等荷兰大师的作品，还有隆姆尼、雷诺兹、和赓斯博罗（对于这些作品，费迪南德花了很大的工夫去使他们变得更加时尚）等英国大师的画作。
然而，瓦德斯顿——一座位于白金汉郡最深处的鲁瓦酒庄，也并不招所有的人喜欢。格莱德斯通的女儿玛丽在参观的时候就觉得“过度的华丽和奢华让人感觉到压抑”。自由党参议员、政治家理查德·豪登曾经担任罗斯柴尔德的法律顾问很多年，他也嘲笑费迪南德盛情的矫揉造作。他在1898年宣称：“我确实喜欢这种表面的奢华。”“当早上躺在床上时，我会觉得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一名仆人会轻轻地走进房间询问我是要喝茶、咖啡、巧克力还是可可。这种特权与我在所有那些尊贵的朋友的家里所享受到的一样；但是，只有在瓦德斯顿，在我说我要茶的时候，男仆还会问我是喜欢锡兰茶、中国红茶还是阿萨姆茶。”戴维·林德赛评论时说，“费迪南德男爵的双手总是因为过敏而发痒”：
在他满心猜忌、小心翼翼地照顾他的客人的喜好的同时，他又时常会很急切地走来走去。我没有能够看出他的那些无价的画作给了他真正的快乐。他付出25 000英镑得到的钟、30 000英镑得到的书桌，他的雕像、瓷器以及那些无与伦比的珠宝、珐琅等物什（他称之为“小玩意”）——所有这一切能带给他的满足微乎其微；而我觉得他只有在向他的朋友展示这些藏品时，才能从中得到一些乐趣。就算是在这时候，人们也能看到他对那些无知的或者是不恰当的评论是怎样断然地给予批驳……在花园和灌木林中，他才得到了真正的快乐……只有当置身于灌木林和兰花中间的时候，费迪南德男爵神经质的双手才会变得自然起来。
费迪南德常常给另一位关系亲密的朋友罗斯伯里伯爵写的神经质的信中，也给人留下了类似的印象。就算按照当时的标准看，这种关系也应该饱受指责，尽管费迪南德那种满腔的热情似乎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回应。当他在1878年对罗斯伯里表白的时候，他把自己的个性做了很好的总结：“尽管我住在金碧辉煌的大理石房间里，但我其实是一个孤独的、饱受痛苦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可怜的人。”另一位朋友爱德华·汉密尔顿在费迪南德1898年去世后写下了一篇充满矛盾的笔记，很值得我们来大段引用一下：
他是近些年我看望得最多的人，也是给予我最大、最多、始终如一的关怀的人。他总是在瓦德斯顿给我留着一个房间，在他的游艇里给我留着一间舱室……尽管他不可避免地在年轻的时候会为自己的无知支付学费，但我相信与几乎所有的收藏者比较起来，他的受骗经历并不多。他的感觉就算有时候出点问题，也只会在他给别人挑选礼物的时候……他并不像家族里的其他成员那样，因为他不愿意与财富分手……而且一直担心陷入窘境……他的举止并不十分得体，通常还会表现得很无礼。他经常会得罪别人或者被别人得罪；但是，从本质上说他是一个善良的人，而且对朋友很忠诚。没有谁比他更能始终如一地和朋友如此相处……而且给予最衷心的欢迎。独自生活了这么多年后，而且是这么多年要什么有什么的生活之后，他习惯了一种很自私的方式，这其实也不会让人觉得惊讶。一个被宠坏的孩子长成了一个被宠坏的人……他最主要的性格或许是他冲动和浮躁的特质。他总是行色匆匆。他不是吃饭而是吞饭，他不是走路而是跑路……他不会等任何人或者任何事……他的身上总是有很多奇怪的矛盾。他总是对自己非常的担心，为最不起眼的焦躁派人去找医生，但是他常常不听从医生的意见。他把最小心地照顾自己作为了一种原则，但他又经常鲁莽行事。他总是为自己的民族和家族而感到自豪，而且很喜欢谈论他的祖先，仿佛他的祖先是世界上最杰出，而且血统最高贵的……我怀疑他是否真的有过什么幸福的生活。
这不仅为我们了解费迪南德的性格特征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同时也让我们能更加全面地认清家族成员之间和政治精英之间关系的实质。
与阿尔弗雷德和费迪南德一样，内桑尼尔把自己的主要精力也都奉献给了各种类型的豪宅、艺术以及他自己敏锐的鉴赏力。他建于特雷贤纳姆伽塞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名为“大厅”的房子是最伟大的罗斯柴尔德城镇豪宅之一。按照有些人的说法，他在项目开始的时候就花光了所有的钱，不得不向他的父亲借了100万古尔登。（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稍后又花了数十万古尔登从那不勒斯进口玫瑰花。）房屋的内部几乎整个是法国风格（其中的一个由雕刻家弗朗索瓦——安东尼·佐尔格负责设计装潢的接待间特别华丽），而艺术藏品也是类似的混杂型：格鲁兹、雷诺兹、伦勃朗和凡·戴克的画作以及数不胜数的与玛丽——安托妮特有关的家具物品——一句话，整个是“罗斯柴尔德喜好”的大集合。与阿尔弗雷德一样，内桑尼尔拥有自己的乐队；与费迪南德一样，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在他的花园上，特别是由宝格和皮欧以及让·吉雷特在1884年为他建造的公园和暖房。而且，我们可以肯定，内桑尼尔拥有特别敏感的灵魂。由于患有抑郁症，他的失眠情况非常严重。事实上，按照赫尔曼·戈尔德施密特的说法，就是由于要找一处适合他睡觉的地方，他才买下了雷城垴和恩泽斯菲尔德两处地产，尽管后面这个地方他只住了一个晚上。当听说到当地有传染病的说法后，他第二天就乘第一班火车离开了。当乘坐他那艘花了400万古尔登的英国造游艇出海巡游的时候，他也从不驶离海岸太远，因为他总是担心会掉到海里淹死。
在这里，我们并不是想贬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收藏对这个时期艺术品市场的贡献。阿尔弗雷德作为国家美术馆和华莱士收藏馆的理事，把他的鉴赏经验和技巧推广给大众；另外还有费迪南德把他从父亲的夏茨卡姆纳继承来的一些很不寻常的藏品，与他自己收集来的部分藏品一道留给了大英博物馆。阿方斯也为第三共和国的多家博物馆做了大量的公益捐赠。在1885年被选为美术学会会员后，他不仅收集了大量的私人藏品（主要是荷兰的大师级作品），同时也为150家不同的博物馆捐献了大约2 000件作品——包括当代画家比如罗丹的作品。关键的问题在于，对于阿尔弗雷德、费迪南德和内桑尼尔来说，他们的艺术修养已经超越了修行的阶段。这应该是一种奥斯卡·怀尔德的短篇小说《模范的百万富翁·羡慕篇》中所暗示的脱胎换骨。这篇发表于1887年的小说描写了一位穷困潦倒的花花公子给了一位可怜的老乞丐一枚金币，因为一位艺术家朋友正在画他的肖像。这名“乞丐”结果是乔装的“豪斯博格男爵”，“欧洲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可以在第二天就买下整个伦敦，而且根本不用取他银行账户里的钱……他在每个首都都有房子，吃饭时用的是金盘子”。他还是这位艺术家的赞助人，要求他“把他画成一个乞丐”。（可以想见，男爵对年轻人的慷慨给予了回报，他给了年轻人为娶心上人所需要的10 000英镑。）在这里，罗斯柴尔德的逸事演绎成了经典，“模范的百万富翁”成为了仁慈的艺术赞助人，完全脱离了他的百万财富的起源——尽管想象阿尔弗雷德乔装成乞丐，哪怕就是为了开个玩笑，也是一件有一定难度的事情。
合伙人
然而，所有这些“颓废”的症状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行业务到底会有多大的实际影响？这个问题仍然找不到答案。这些奇闻逸事般的证据说明了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当野心勃勃的年轻的汉堡银行家马克斯·沃尔伯格在19世纪90年代到纽考特去当学徒的时候，阿尔弗雷德曾经很肯定地告诉他：“绅士不会在上午11点以前出现在办公室，也不会在办公室待到下午4点之后。”按照一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加入到银行工作的罗斯柴尔德雇员的说法，里奥每天的日程是早上11点到，下午1点30分去吃中饭，5点回家；阿尔弗雷德一般情况是下午2点到，然后3点30分到4点吃中饭，剩下的时间中基本是在合伙人办公室里的沙发上睡觉。尽管纳蒂工作要努力得多，但是留给人的印象也是没有全心投入。曾经有人问他是否有金融成功的公式，纳蒂习惯性地回答：“是的，通过快捷的卖出。”这种态度有时候被看成是一种过度的风险厌恶的表现。他对罗斯伯里抱怨说，在伦敦的“旺季”结束之后，待在办公室里完全就像是“一个孤独的隐士”。竞争对手以他们前所未有的态度斥责纽考特的这种行为。爱德华·巴林评论道，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变得“如此不可理喻而且懒散，很难保证一项生意在他们的领导下能正常顺利地开展。他们拒绝探索新的领域，而且他们的智慧和能力并不处于很高的水平”。厄内斯特·卡塞尔是一位在19世纪90年代新闯入金融城的活跃分子，他更是对他们表现得不屑一顾。他 1901年宣称，这几兄弟是“绝对的废物，而且在智慧方面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可以肯定，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得到了年轻的汉堡人迈耶·卡尔的大力辅佐，他在19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成为了一名心腹员工，而且以“一贯勤勤恳恳”的方式默默地奉献着。迈耶给他妻子的信向我们表明，在合伙人办公室的外面，生意在纽考特仍然以一种快速的节奏继续着。“我从今天一大早起就一直忙个不停。”他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封很有代表性的信中这样告诉他的妻子，
男爵阁下（纳蒂）叫我跟他到私人餐室与他一起用餐——所以你可以想得到我是怎么工作的……我一整天都特别忙，而且如果我想在星期五晚上休闲一下的话，我还得继续这样忙下去。但是必须这样……我没有太多的东西告诉你，能告诉你的还是那个我几乎握不住笔的老故事，我一整天真是太忙了……像牛马一般过度劳累。
迈耶是合伙人午餐桌上的常客，但这并不是为了闲聊，而是为了收集信息，午餐还会邀请其他的银行家、其他的兄弟和公务员参加。然而，当他在1890年试图升职到买办（薪水要求每年6 000英镑，有权代表公司和他自己的办事处签署文件）时，被断然拒绝。1897年，他的辞职要求获得了批准。按照金融城里流传着的说法，几兄弟觉得他的“胃口会越来越大”。他离开后便投到了厄内斯特·卡塞尔门下。
这种盛气凌人地对待属下的情况愈演愈烈。在1905年，迈耶·卡尔听说阿尔弗雷德正“变得让员工前所未有地难以忍受，而且对待那些在公司服务了30多年的人就像对待办公室的杂役一样”。股票经纪人对这种态度也觉得非常恼火。根据赫尔伯特·瓦格公司的阿尔弗雷德·瓦格的回忆：“与罗斯柴尔德爵士的会面速度快得惊人……他走进来，在他的桌子上放上一块表，明确表示会面只能持续5分钟，或者3分钟，或者甚至更短。”有一次，纳蒂问经纪人弗雷德·克瑞普斯力拓股票的价格，得到答案后他说：“你说错了0.25个点。”克瑞普斯很不明智地回答道：“你既然已经知道了，为什么还要问我？”他回忆说，“房间里出现了可怕的沉默。我彻底地绝望了，在令人窒息的沉默中我很快地退了出来。”阿尔弗雷德·瓦格在1912年也有类似的经历，当时他去告诉纳蒂他的公司打算退出股票交易：
到达纽考特后，我要求单独拜见罗斯柴尔德爵士，因此他到大楼后面的一间小房子里接见我。我把信交给他（信中解释了我们公司退出的原因），我们提出的条件不可能更好了。他坐下来很认真地看完。然后他站起来说，“嗯，你最了解你自己的生意。”然后走出了房间。对两家亲密合作了上百年的公司之间的关系终止没有说一句祝福的话，也没有任何遗憾的表示。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弗雷德·克瑞普斯对纳蒂接见访客时的准皇室做派的评论并不是一点儿不靠谱：“人们在被引入内室去拜见前都在候客室等着，随后被带领着鱼贯而入，就像在白金汉宫一样。”这种事情让那些被接见的人在接见完后都觉得不可思议，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而且觉得这与他们公司在金融领域所具备的金融地位也不相称。
类似的对他们骄傲自大的指责在同一个时期也出现在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身上。在1875年，里昂信贷银行的亨利·吉尔曼评论说，阿方斯把业务问题与“某种尊严搅在了一起，而这种情况对业务的成功没有好处。他自己从不屈尊出来处理问题，而总是等着人们来找他”。帕尔梅德曾经说过，这一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走下坡路了”，将他们在法国经济生活中的领先地位让给了像施耐德这样的工业大亨。1914年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尽管罗斯柴尔德的名字继续出现在法国市场上所发行的大额贷款活动中，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在新发的债券中所占份额最大的是储蓄银行。罗斯柴尔德银行仍然保持着其“道义”上的影响力——特别是在那些外交因素非常重要的场合，但是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真实的金融势力却明显地在下降。
在合伙人中间相互的通信往来中也有证据支持这些观点，比如，对于来自竞争对手的不停的抱怨。“其他的人都已经变成了百万富翁，”迈耶·卡尔在1869年抱怨道，“而且……公众都在嘲笑我们一直不断的那些愚蠢做法。”“事实是，”他在第二年非常忧郁地继续说道，
所有的这些组织（意指那些股份合作制银行）都如此强大，而且赢得了所有人的支持，所以它们不再有求于我们。而且如果我们完全撒手让位给它们的话，他们会非常高兴，因为公众已经不再关心名气，而只是想要利润……那种自以为我们的地位仍然与30年前一样的错觉根本毫无用处。除非我们想被完全孤立，否则我们就必须与其他人一起努力，而且我毫不怀疑你们也跟我有同样的想法，因为所有这些银行都在试图寻找一切机会来反对我们，而且为了表示它们与我们一样有实力、一样有影响力，它们根本不会在乎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根本想象不到竞争有多激烈，在所有这些新银行一门心思只想着把我们赶出局的形势下，我们的处境有多艰难。
这不只是大繁荣时期一种暂时性的特征。在1906年，纳蒂猛烈地抨击了（不只是出于嫉妒）他过去的学生——在汉堡的沃伯格，“他就像寓言里的青蛙，而且被虚荣给撑得很大，深信自己有能力控制欧洲的整个市场，以及每一个辛迪加中的所有大银行”。同时也会偶然出现自鸣得意的表述。“我同意你的意见，我亲爱的阿尔弗雷德，”阿方斯在1891年的时候写道，“既不要太忧虑竞争，也不要威胁财政部长们。我们应该只做那些适合我们，而且条件对我们比较有利的生意。”“我们很高兴继续采用我们传统的简单稳重的方式。”纳蒂在1906年（一封批评里昂信贷银行模式的信中）写道，“我们很满意……毋庸置疑，吉尔曼先生是一位很有能力的管理者，在组织建设方面很有一手，但是我们这里非常保守，我们认为他用以做交易业务的那套体系从本质上说是不道德的。”
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种说法并不是绝对的，罗斯柴尔德的各家银行在1878年后的利润和资本（这些数据当然对当时合伙人以外的人是不公开的）方面的表现做得并不都是那么差。事实上，关键数据的持续有效的增长——特别是纳蒂、阿方斯和阿尔伯特的数据——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阿尔弗雷德、费迪南德和内桑尼尔数据方面的不足。可以肯定，合伙人中存在着不和甚至是争吵。如果要说有问题的话，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不再适合于一家分别位于伦敦、巴黎、法兰克福和维也纳的跨国私人银行的金融活动模式。不同分行之间的利益冲突一直都是罗斯柴尔德体系的特点；但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这些问题发展得越来越尖锐，而且最终导致的是合伙人体系在20世纪早期的解体。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因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主要还是他们无法控制的经济和政治事件影响所导致的结果：欧洲资本市场的割据，1859~1871年战争的影响，以及英国投资导向，还有法国对外投资都转向了欧洲之外的市场。
对罗斯柴尔德体系的理论探讨仍然时有发生。“由于所有的四家罗斯柴尔德银行都在各自为政，”迈耶·卡尔在1862年的时候说，“它们真的不需要有什么关联。”阿方斯在次年写道，对于这些新增加的竞争的最好回应，就是“再一次加强我们各家银行之间的关系，把我们所有的力量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握紧的拳头。”詹姆斯在1865年宣称：“我们必须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为此每个人都必须手拉手共同前进，让其他人可以确信每部分的业务之间没有任何的区别，而且银行之间应该相互鼓励和支持，让其他人完全了解你的生意情况，每个人都不会试图把所有的好处一个人揽下来。”他的这个想法或许是直接继承于迈耶·A·罗斯柴尔德的对合伙制理论的最后阐述，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引述他死后那些年的账目来肯定这个老系统。一直到1895年，这种颂歌都还在不断重复。“每家银行都按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去做。”迈耶·卡尔写道，“但是另一方面，它们清楚所有的银行都是关联的，因此，没有哪个银行会从事可能损害另外任何一家银行利益的生意。”
然而，现实的操作中并不能保证总是遵守这样的联盟原则。第一个明显的分离标志是阿道夫做出的很显然是单方面退出合伙体系的决定，并且在1863年关闭了罗斯柴尔德家族那不勒斯银行，原因是那不勒斯市场已经“丧失了其自身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先兆的事件，它吓坏了詹姆斯，而且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同时也是一种新的不信任情绪的标志，阿道夫开始的时候要求用3个月来查各家银行的账，之后才接受最终的解决方案，他甚至威胁说如果不同意他的方式，他将要开一家新的、独立的银行。他确实这样做了。在1863年9月22日，他放弃了合伙体制，退出了他的1 593 777英镑股份——基本上相当于已经清盘的那不勒斯银行的资本金（1 328 025英镑）。然而，他想在意大利以半独立的方式从事业务活动的努力明显受到了詹姆斯的阻挠。詹姆斯此时公开宣称他是“渣滓”，而且是一个“最浑的浑蛋”；詹姆斯想告诉他“见鬼去吧”，并对儿子们说：“不要给他写信，以免让他沾光。”具体来说，詹姆斯听到他的侄子打算在都灵市场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进行竞争时不由得大为光火。在放弃了他的继承权后，阿道夫已经被开除了族籍，尽管詹姆斯为了不让他投向地产信贷银行，在表面上还在安抚这个侄子。最终，阿道夫为了避免这种彻底的决裂，采取了整体地退出生意领域的方式，出售了他在那不勒斯的家庭居所，而且在普雷涅把他的余生都倾注到了他的艺术品收藏上面。
出现麻烦的第二个标志是安塞尔姆管理下的维也纳银行自治程度不断增加，这实际上已经超越了1863年的协议。当阿道夫宣布他退出时，安塞尔姆似乎也在寻求从技术层面上结束维也纳银行对法兰克福银行的从属地位，尽管家族的法律顾问伦格纳姆建议过他不要这样做（从根本上说，这样做存在的问题是安塞尔姆个人在合并后的资本里占有25%，尽管维也纳银行自身相对来说要小很多）。这种不平衡情况的持续存在导致了安塞尔姆和家族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到1867年，詹姆斯“认为由于这种奇异的方式，因而这种联合靠不住，这一点我们敬爱的叔叔（安塞尔姆）知道得很清楚”。安塞尔姆觉得应该保护自己，指责巴黎银行只是像对待“代理或者是通讯员”那样来对待自己。为此，他比预定的计划提前两年付清了维也纳银行欠法兰克福银行的应付债务，进一步加深了他与迈耶·卡尔之间的摩擦。这之后伦敦和维也纳之间又在1870年出现了类似的账务分家的情况。
巴黎与其他银行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恶化，这并不只是因为1870~1871年的政治动乱。1868年2月，纳特觉得有必要警告他在伦敦的兄弟们：“到那天，你们会理解（与其他的情况一样）我们这里可以谈判的商业事务，公众可能会有理由认为我们长期存在的这种同盟关系已经变得相当严峻了。”疏远正在不断扩大的表现是巴黎合伙人变得越来越诡秘。家族间各分支的成员之间继续保持着像过去一样十分准时地访问巴黎的习惯——比如像安东尼和阿尔弗雷德在1867年——但是他们发现自己在办公室里被边缘化了，只是跟随着詹姆斯从一个会场跑到另一个会场，或者是签发一下日常的信件。费迪南德对1871年对于他的接待尤其感到恼火。他告诉列昂内尔：
我向您保证我亲爱的叔叔，当您在英国待了一小段时间，而且对“伦敦”家族的热情和亲切以及令人愉快的方式熟悉了之后，巴黎亲戚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反差就会让人觉得受到了强烈的打击。只要我向居斯塔夫提出一个问题，他就像有什么重大公司秘密要被我发现一样，似乎被吓得惊慌失措。他的回答总是非常含糊其辞，而且往往是顾左右而言他。
不被信任的感觉会相互传染：对巴黎银行工作方式的批评是非常频繁的。迈耶·卡尔在一封非常典型的写给纽考特的信中抱怨道：“在巴黎，他们总是把什么事都抓在手里，特别是那些他们并不懂的事情，这样做的结果往往就是他们自己的管理出问题，而其他人则坐享我们辛勤工作的成果。”不得不承认，这些抱怨部分受到了巴黎银行相应增长的嫉妒情绪的加强。当阿方斯在詹姆斯辞世后编写他的资产负债表时，他很“开心”（而且其他的几家银行也一点都不沮丧）地发现，在过去的5年间，巴黎银行取得了“超过400万英镑的收益”。从另一方面看，它给了人们了解罗斯柴尔德内部会计工作的一个机会，这甚至让法国合伙人自己都觉得大为惊异。
冲突——与不断恶化的法国——普鲁士关系一样严重——的这些源泉解释了迈耶·卡尔后来所做出的决定的原因——不要“给他任何的事情做”，这里指的是他的巴黎堂兄弟。当费里耶尔被普鲁士人占领，而拉菲特大街又被社会主义者占领着的时候，对他的这种幸灾乐祸并不存在任何误解。他在1871年大发雷霆说：“如果巴黎银行要坚持不理会我所说的，他们迟早将面对这样做所带来的恶果，或许现在都已经太晚了！”阿方斯站在自己的角度，觉得在尽力维护家族团结，反对其他银行分裂倾向的人就是他。而且他禁不住偶尔要对迈耶·卡尔的相对糟糕的金融业绩挖苦一下。他在1882年很刻薄地写道：“我很了解我亲爱的堂兄弟们把责任都推给别的银行的习惯。”“对于他们无与伦比的能力所能给出的最好的证据，应该是交出一份更好的资产负债表来。”关键的问题是，到19世纪70年代末期，四家银行之间的合作并不比每一家银行与其当地的同盟者多多少。
所有这一切均增加了对合伙协议进行修改的难度，而由于老合伙人的辞世，又使得修改变得非常必要。到詹姆斯在1868年去世时，合伙人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僵，使阿方斯都想躲避举行家族高峰会议来修改合伙合同的责任，因为他担心针锋相对的交流在“某些分歧特别大的家族成员面对面时会出现失控的状况”。“难道迈耶·卡尔和安塞尔姆不会相互拉扯对方的头发？”甚至在合伙人最终于1869年8月碰面之前，口水战就已经开始，而且在纳特死后一年，阿方斯再次想避开“编写一份新的资产负债表”。这一次，他成功了：一直到1874年，新协议的谈判才启动，而且从此之后，这类事情都是通过邮件来解决，不再采用传统的家族峰会的方式。尽管如此，刻薄的语言仍然时有发生。纳蒂在与阿尔伯特就费迪南德的遗嘱进行过争吵后，对阿方斯抱怨道：“如果他在维也纳所执行的政策与他对待故去的亲人的手段类似，我能说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我很惊诧于维也纳怎么会对犹太人这么宽容。”
1874年后的合伙协议有3个显著的特征。首先，按照阿道夫所设定的先例，各合伙人开始从合伙制企业里抽取巨额资金，而不只是靠利息生活。这种情况第一次大规模出现是在1869年，明显是在伦敦合伙人的提议下出现的，当时对每家银行提走50万英镑的提议进行了讨论。到1872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70万英镑，因为（按照阿方斯的说法）“银行的业务是如此之好，减少点资本金根本没有什么影响”。理所当然地，安塞尔姆反对减少维也纳银行的任何资本金。然而，他的去世扫除了主要的障碍，而且1874~1875年的新协议允许从3 550万联合资本金中提取至少800万英镑。列昂内尔去世后的1879年新修订的合同再一次重复了这个步骤：这一次提走了4 700万英镑，将合并的资本减少到了2 550万英镑。当詹姆斯·爱德华在1881年去世的时候，又提走了50万英镑，同年稍晚的时候再次提走了380万英镑。1887年的合同（在迈耶·卡尔去世的前一年）提走了340万英镑，1888年的合同又提走了270万英镑，1898年提走280万英镑。一年后又提走了110万英镑；威廉·卡尔去世时取走了640万英镑，阿瑟去世取走200万英镑，内桑尼尔去世取走140万英镑，阿方斯去世取走450万英镑。在1874~1905年从合伙企业中总共提走了4 130万英镑。如果这些钱一直留在生意里，那么它在1905年的时候的资本金（3 700万英镑）至少要翻一番。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支撑如此巨额的减资安排，本身就非常了不起；然而，他们不再把利润投入到家族企业中这一做法更能说明问题。
除了处理过世的合伙人的遗嘱这一明显的需要外，对资本金的正式调整也是维持各个合伙人相互之间的股份相对平衡的需要；然而，现实的结果却不是这样。按照1863年合同的条款，股份应该是相同的；詹姆斯拥有25%，安塞尔姆（作为萨洛蒙的继承人）、内森的儿子们和卡尔的儿子们也是同样的份额。而按照1879年合同的条款，詹姆斯的儿子们拥有31.4%，安塞尔姆的儿子们22.7%，迈耶·卡尔和威廉·卡尔22.3%，列昂内尔的儿子们拥有15.7%，纳特的儿子7.9%。由于纳特的儿子是在法国出生成长的，因此他们可能会在出现争议的时候站在巴黎人一边，这使得法国合伙人比其他人获得了更多的支持优势，尽管这并不是绝对的多数。通过继承的奇妙变化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些数据，但是并没有削减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国的优势。到1905年，法国合伙人拥有了总资本额的46.8%，不包括亨利的3.9%；奥地利人为25.9%；英国人只是23.4%。然而，这些数据还不足以匹配巴黎银行的巨大规模，它拥有着全部联合资本的57%，而维也纳是22%，伦敦是20%。个人与机构股份之间的差异——也是由于内部通婚和继承所导致的结果——可以通过这个事实来解释，奥地利和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巴黎银行中拥有巨额的个人股份。从这个角度说，合伙制确实一直到其终止之前（在1905年10月~1909年7月）都仍然保存着内部的跨国特征。
其次，在1874年之后，有必要明确区分活跃的和“休眠的”合伙人，因为合伙人的数量一直在增加（到1879年，总共有12名合伙人）。例如，列昂内尔和安东尼坚称纳特在法国出生的儿子詹姆斯·爱德华和阿瑟不应该全部继承其父在伦敦银行中作为合伙人的全部行政权力。同时在1875年的合同中也明确规定了安塞尔姆的儿子，不论是内桑尼尔还是费迪南德，都将不被允许担任管理职务（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这个合同试图剪掉维也纳银行的羽翼：合同规定阿尔伯特“在没有事先征询其他银行的意见并至少取得其中一家批准的前提下，不得进行任何的重要交易活动”。另一个“休眠的”合伙人是詹姆斯·爱德华的儿子亨利）。然而，在主要和次要的合伙人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就其股份上来看，阿方斯总是与他的兄弟居斯塔夫和埃德蒙德处于平等的地位；同样，纳蒂、阿尔弗雷德和里奥在合伙地位上待遇也都一样，尽管纳蒂毫无疑问在管理着纽考特。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法兰克福，在那里，迈耶·卡尔是主要的合伙人，但是他和他的弟弟威廉·卡尔到了几乎互相不讲话的程度——他们甚至在两人共用的办公桌中间加了一块隔板，以免在签发书信的时候会相互看见。
最后，还应该解释一下一个表面看起来很矛盾的现象：由于各家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合伙关系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松散，因此对这种合伙关系的修订也越来越频繁。这种解释听起来相当乏味：由于遗产税的引入，需要一种更精确的方式来评估每个人在合伙企业里的股份市值，因此，在1899年，大家第一次决定以年度为期编制合并的资产负债表。同时可能也有加强一些不严谨也不规范的合伙形式的法律方面的要求。霍尔顿爵士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道，大约在1889年他怎样“重新安排罗斯柴尔德的合伙体系，因为这个体系中的各种关系已经非常模糊，很有可能出现将整个家族置于某位不诚实的合伙人控制之下的情况”。然而，在其最后的10年里，这个合伙制实质上变成了英国——法国轴心，与维也纳的联系几乎终止了。很典型的，由伦敦银行在1906年贴现的2 800万英镑票据中，有1 200万英镑做到了巴黎银行的户头上。另一方面，当维也纳银行在1908年发行大额奥地利贷款的时候，纽考特甚至都没有接到过通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合伙体制在1905年没有再更新也就不会让人大惊小怪了。由内森、詹姆斯和萨洛蒙建立的伦敦、巴黎和维也纳银行变成了完全独立的实体的这一天，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历史上真正的分水岭，因为就在这一刻，这种最初历史可以上溯到19世纪20年代的独特的跨国合伙“同盟”体系，终于走到了尽头。早在1868年，一名精明的法国记者就已经预见到了合伙制的这样一种破裂会意味着什么。罗奎普兰在回顾这个体系的起源时写道：
老迈耶的5个儿子在他们中间建立起了某种类型的经济均衡，而且这种均衡与黎塞留所梦想的欧洲均衡有着某些相似之处。这几兄弟所立足的地方中，没有哪一个地方会为其他的地方做出牺牲，而且各个政府和每个个人对他们的信贷和资本提出的不同要求，使这些放款人的行为受到了限制，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处于监督之下。这样就出现了通用的协定以及中间道路，用以缓和那些摩擦的起因、调和野心、减少失误……罗斯柴尔德银行……成为了欧洲金融的领导者。如果罗斯柴尔德银行分解成一家法兰西银行、一家英格兰银行、一家奥地利银行、一家那不勒斯银行，那么它的调停影响力就会散失。你们拥有的将只会是又一家全国性银行，你们不会再拥有这样的环球银行机构，一个可以限制和解决不同的欧洲国家之间的竞赛的机构。
然而，尽管我们一再试图用个人方面的原因来解释困扰罗斯柴尔德合伙体系的那些问题，其实结构方面的因素可能更为重要。这个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维也纳银行和其他银行之间存在的问题的焦点是安塞尔姆愿意与那些对手银行，包括佩雷尔兄弟的下属银行、地产信贷银行，甚至是世仇艾兰格尔“集团”进行合作。这部分原因是其他银行把商工银行看成是维也纳银行的事实上的一个下属机构，而与此同时，安塞尔姆坚决给予否认。类似的冲突还出现在对那些罗斯柴尔德拥有很大但是又不是决定性利益的铁路公司的认识上。事实是，在所有的主要金融市场上，股份合作制机构的发展——而且事实上是与其他私人银行之间的携手——注定了要引发关于忠诚问题的冲突。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再像过去那样强盛，他们不再能够不要当地银行的支持来独自承购大型的债券发行。每家银行因此都越来越多地与当地市场上的银行发展了非正式的伙伴关系——在伦敦是巴林，在巴黎是高级银行，在维也纳是商工银行，在德国是贴现公司——而且与这些银行的业务规模很快就超过与其他罗斯柴尔德银行之间的跨境交易金额。大家谴责法兰克福银行变成了汉森曼的“卫星”没错，但是巴黎银行也没有提供足够的生意来让迈耶·卡尔停留在自己的轨道上。
类似的问题还有，依靠领薪的代理人的这种传统体系操作起来也变得越来越困难。正如贝克尔和法尔德在阿姆斯特丹的例子中所说明的，当市场充满了各种机会的时候，你很难要求代理人完完全全地只投身于罗斯柴尔德的生意中；而他们利用自己的账户做的生意越多，也就更像是变成了竞争对手。纳蒂或许会谈到通过“采用……耶稣教会所使用的类似体制”来“取代”代理人，“首先，不让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而且还要派一名听话的犹太人去监视并随时汇报”。但是，不需要否认，老的代理人体系确实显得过时了。迈耶·卡尔对汉森曼的贴现公司的倚赖和对布雷希罗德的敌视也是这种潮流的一部分。
甚至在罗斯柴尔德各家银行的机构中，过去的做法也显得过时了。迈耶·卡尔在1873年时抱怨道：
一个职员离开银行后，要不就到另一家银行做经理，要不就用自己的钱创建一家银行。那些拥有巨大野心的犹太人是最坏的雇员。我知道他们只是想要把鼻子伸到四面八方，去掌握尽可能多的资讯，当发现什么适合他们的机会的时候，就会立即走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好职员，我告诉你那些都是完完全全的天真幻想……所有的这些新银行都开出了这样的薪水，以至于根本没有人想着努力工作。
从一开始，罗斯柴尔德体系就排除了让有才干的“外人”能升到比“职员”更高的位置上的可能性，以防止任何可能出现的对家族控制权的连续性的挑战。一旦股份合作制银行提供了“向能人开放的事业前景”，要想吸引和留住有能力的员工就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也是迈耶·卡尔离开的原因。
同样，法兰克福银行的衰败并不仅仅是因为迈耶·卡尔和威廉·卡尔没有生育出男性继承人。也不应该太过于责备两兄弟没能把业务做得更成功，尽管结果确实很令人失望，而且威廉·卡尔早在1890年就准备参与到经营活动中。还有部分原因是法兰克福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与柏林相比在日渐衰落。事实上，其他合伙人在威廉·卡尔去世后都还在谋划开一家“重生的或者新的法兰克福银行”，但是这个计划最终被放弃了，很可能是因为与法兰克福当局的税收争议没有解决。最后的结果是，罗斯柴尔德财富的根本源泉——M·A·冯·罗斯柴尔德公司终于在1901年关闭。可以肯定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保持在法兰克福的存在。事实上，米娜的丈夫马克斯·戈尔德施密特一直致力于让罗斯柴尔德的名字继续传下去——虽然是添加在名字的后面。尽管“冯·戈尔德施密特·罗斯柴尔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法兰克福城里（而且事实上是整个的德意志）最富有的人，而且尽管家族成员在1911年前10名纳税人中就占了5名，但是他们的资本收益却非常低。成为罗斯柴尔德实力衰落的另一个标志的是，老银行里的大多数员工都去为贴现公司工作了；与此同时，根据威廉·卡尔的遗嘱，由阿姆谢尔和萨洛蒙把他们繁荣的第一次高峰期间建于法尔伽斯的办公大楼变成了犹太人古代文物博物馆。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出现了最后一波罗斯柴尔德内部通婚的浪潮：在已经结婚的第四代中的31名成员中，13名娶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1849~1877年，总共出现了9次这样的婚礼，由安塞尔姆的女儿汉娜·马蒂尔德（在1849年嫁给威廉·卡尔）和朱莉（在1850年嫁给阿道夫）开始，然后是相隔大约10年后詹姆斯的儿子阿方斯（在1857年娶莉奥诺拉）和萨洛蒙·詹姆斯（在1862年娶了迈耶·卡尔的女儿阿德勒）。三年后，安塞尔姆的儿子费迪南德娶列昂内尔的女儿伊夫琳娜的婚礼是罗斯柴尔德同族婚姻中最辉煌的时刻之一。婚礼后在匹克迪利大街148号举行的晚宴有126人出席，包括迪斯雷利、英国海军部部长以及奥地利和法国的大使，而随后的舞会请到了剑桥公爵作为嘉宾。这次婚礼还有一个目的——而且也是被这样认为——就是恢复伦敦和维也纳银行之间的联系（费迪南德的母亲就是列昂内尔的姐姐夏洛特），而且小两口计划将他们的时间在匹克迪利和希勒斯多夫之间进行分配。事实上，安塞尔姆“哀叹了并不存在的镜花水月，他希望他所有的儿子都可以平等地得到这样的风光”。
这场婚姻很显然也是自由恋爱的，尽管费迪南德对于婚礼珠宝的热情某种程度上有点滑稽地超过了对他的新娘的热情。1866年12月，当她的丈夫在奥地利帮助她的父亲应付孔尼格拉兹战役之后的局面时，她由于难产去世了。这是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历史上最悲伤的时刻。“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只能用悲伤、痛苦以及苦涩的期待来点缀。”费迪南德告诉里奥，
我的生活有太多的缺憾，就是经过多年也无法修复，也没有任何的奇迹可以来缓解。从我很小的孩提时代我们就已经深深地连在一起了。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碰面的机会就更多，我对她的爱也就更加深厚，而且在后来的几年中，她已经深深地扎入到我的心里，我所有的希望、担心、欢乐、柔情——事实上一个男人所拥有的所有情怀都直接或者间接地与她的存在连成了一体。我的未来再也找不到什么慰藉。我唯一的安慰来自于过去，重温那些已经远去的幸福时光，那时她和我在一起，那时我们是如此热烈地分享着幸福。
“彻底被一场无情地降落到一个原本充满着阳光和幸福的家庭里的灾难击毁，这使得他的生活陷入了一片黑暗和凄凉之中。”他没有再婚，但是越来越需要依靠他的妹妹艾丽斯的陪伴，而艾丽斯也一直独身。他给他的亡妻留下了两个感人的纪念：一家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儿童医院，位于南瓦克的新肯特路；以及一处位于森林之门犹太人公墓中的墓地。
这场悲剧并没有阻止夏洛特在“合适的范围之内”为她的大儿子寻找一个伴侣的努力。一开始，她希望纳蒂“会陷入情网，或者是滑入那种令人愉悦的感觉之中，并且能使准男爵（安东尼）相当地高兴，主动提出许配一位他的女儿给纳蒂”。而当纳蒂表示了对迈耶·卡尔的女儿爱玛的兴趣时，她也是同样高兴，两人于1867年在法兰克福完婚。尽管他们的婚姻对于纳特的儿子詹姆斯·爱德华是一个打击，因为家族里的其他成员早就认定爱玛应该许配给他，而且认为这两个人才是绝配。严谨的纳蒂与苛刻的爱玛相互来讲应该比较适合，而詹姆斯·爱德华在1871年娶了爱玛的妹妹劳拉·泰蕾兹，这也被认为是一桩好婚事，即使是显得不够浪漫。正如费迪南德说的：“从来没有哪一对夫妻比他们更幸福，他们记账，他们卿卿我我，他们谈论孩子以及房子，似乎以前从来没有其他人结过婚，而且好像他们的亨利是世界上唯一的亨利。（我相信他是一个怪人。）我必须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比他们更加好笑的小夫妻；如此矮小而且肥胖，就像是矮脚鸡。”
所有这些都证明了这些婚姻并不一定是父母之命，而通常都是建立在感情基础之上的；或许可能是因为家族共同的工作、社交和度假方式限制了可选择的婚姻范围。当夏洛特听说阿尔伯特与阿方斯的女儿贝蒂娜在1875年订婚的时候，她评论道：“没有任何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不被外人传说他想牵到他表妹的手，而且这样的揣测并没有什么特别，因为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多起内部婚姻。”他们在第二年举行了婚礼。很明显，阿尔伯特考虑过的唯一的其他选择是迈耶·卡尔的女儿之一。最后，在1877年，阿方斯最小的弟弟埃德蒙德娶了威廉·卡尔的女儿阿德尔莱德，而之前他曾经向她的堂姐玛格瑞塔求婚遭拒。
然而，到了这个时候，种种迹象表明同族通婚的行为不可能再持续太久。在1874，夏洛特听说“目前，入侵奥地利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婚姻领地一点儿用都没有”，尽管没有就此给出任何理由。她在听到玛格瑞塔拒绝嫁给埃德蒙德的消息后，也充满了同情：“或许成为第八任巴黎罗斯柴尔德夫人的想法没有让她高兴。”由于从来没有公开的某种原因，埃德蒙德与阿德尔莱德的婚姻成为了这种纯罗斯柴尔德婚姻的绝唱。
这自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是否是因为家族开始担心这样的“生育”会出现基因风险？当纳蒂娶爱玛的时候，他实际上娶的是他父亲妹妹与他母亲哥哥所生的女儿。用现代基因学家的观点来看，这样的配对是非常愚蠢的。人们曾试图以基因学的手段来解释第四代和第五代成员中某些人的性格特质。然而，似乎找不出罗斯柴尔德放弃内部通婚的任何医学理由。尽管格雷高尔·门德尔的遗传学研究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但是一直到21世纪初才开始为人所知，在此期间，“优生学”理论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大行其道，这种理论如果不能算是鼓励在家族内部通婚生育的话，起码是鼓励在人种种族内部的通婚生育。因此，让罗斯柴尔德结束内部婚配不是来自科学的原因，而是家族对待外部社会态度的改变——特别是对社会精英态度的改变。
贵族身份与贵族态度
第四代与他们的父辈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很多女性成员嫁给了非犹太人，而没有受到汉娜·迈耶在1839年嫁给亨利·菲茨罗伊时所遭遇到的责难。这些婚姻中的第一件发生在安东尼的女儿安妮和艾略特·约克之间，而后者是哈德威克伯爵四世的三儿子，时间是1873年。5年之后，安妮的妹妹康斯坦丝嫁给了塞瑞尔·弗劳尔，后来的巴特锡勋是里奥在剑桥时的朋友。然后在1878年，迈耶的女儿汉娜嫁给了阿奇博尔德·普利姆罗斯，罗斯伯里伯爵五世，当时他已经是自由党内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后来出任外交部长，然后成为格莱德斯通的继任者出任首相（1894~1895年）。同年，迈耶·卡尔的女儿玛格瑞塔嫁给了格拉蒙特公爵阿吉诺尔（前外交部长的儿子）。之后在1882年，她最小的妹妹贝莎·克拉拉嫁给了瓦格拉姆王子亚历山大·贝迪埃，拿破仑的总参谋长的后代。最后，在1887年，萨洛蒙·詹姆斯的女儿海伦嫁给了荷兰男爵艾蒂安·冯·乌林·德·尼维尔特。
这也可以被解读成正统的家族文化（开始时是对犹太教义的坚定信仰）已经开始稀释的迹象。这种观点被当时的很多犹太人所认同。1877年10月的《犹太新闻报》这样写道：“每个人的嘴里都在用希伯来语询问着，‘如果火焰只能来自松木，那么墙上爬着的牛藤草有什么用处？如果深海巨兽都能钩住，小小鲤鱼又怎能脱身？’”事实上，这4个女人中没有谁转信基督教。康斯坦丝在结婚前显然有过这种考虑，因为她曾经说过她“只是人种上是犹太人，但是在宗教上以及所受教育上都不是”。“我的心灵里没有装进一丝一毫的犹太教义，我没有鹤立鸡群的骄傲感觉。”她这样写道，“我的教堂是普世的，有我的众生之父的上帝、我的慈善信念、忍让以及美德。我可以以任何名义拜敬伟大的造物主。”然而，她最后觉得改教“不太可能”，而且是“一个错误”，在她的余生里她仍然徘徊在“基督教的大门之外”。安妮同样一直信仰犹太教，起码名义上是这样。汉娜对家族信仰的忠诚可能要更强一些，尽管她是在教堂里结的婚，而且允许按基督徒的方式来培养她的孩子们，但是她仍然坚持在星期五的晚上点亮蜡烛，参加犹太教堂的活动，在赎罪日斋戒和祷告。尽管她尊重丈夫的苏格兰文化传统，但是她死后还是葬在了威尔斯登的犹太墓地，而不是德尔梅尼。
家族对这些婚姻的认同也不是无条件的。迈耶·卡尔在遗嘱里规定如果玛格瑞塔转信基督教，就将她从遗嘱里除名。到1887年，萨洛蒙·詹姆斯的寡妻阿德勒解除了海伦的继承权，原因就是她嫁给了外族，将她在贝瑞尔大街的房子留给了法国政府的艺术管理局。甚至阿方斯的孙子盖伊总是会被他的父母提醒：“最重要的原则是不准娶不是犹太人或者不愿意改信犹太教的女人。”夏洛特在19世纪60年代的那些信披露了她坚持要求罗斯柴尔德的成员就算不能在家族内部通婚，也应该在同教里通婚的努力。她认为，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女孩子来说，最理想的配偶应该是“那些出生于好人家的真正的犹太人”。在她认为适合安妮和康斯坦丝的丈夫候选人中——或者说事实上是适合她们的堂妹科勒门汀——最合适的是朱利安·戈尔德施密特。当她第一次听说安东尼的女儿们正被非犹太人追求时（下院议员亨利·勒恩诺克斯爵士是几个被点名的人中的一位），夏洛特很肯定“安东尼叔叔在提亲的时候肯定会说‘不行’，”而他们的母亲“也不会说‘同意’”。她认为：“高加索丈夫要比扁鼻子的弗兰克人更优秀，法兰克人是迪斯雷利对那些基督徒中的纨绔子弟的统称。”
到1866年末，夏洛特似乎接受了康斯坦丝会选择一位基督徒丈夫的事实。但是，当安妮公开了艾略特·约克的求婚时，他的父亲在来自列昂内尔和纳蒂的强大压力之下就是不予同意。迈耶和他的妻子朱利安娜也表示了反对，然而却遭到了他们的女儿汉娜大胆的而且是讥讽的反击；詹姆斯的寡妻贝蒂也是同样的态度。“我的悲伤真是难以言表。”她很直截了当地写信给安妮的母亲，“但是，这些悲伤还是无法阻止我对你的不幸表示我最大的同情，以及对我亲爱的侄子安东尼爵士的同样的感情。” 就在这桩婚事得到了来自纳特的寡妻夏洛特以及安塞尔姆和阿尔弗雷德（代表加奈斯贝里的所有人）的支持后，安东尼终于对他女儿的恳求做了让步。尽管如此，康斯坦丝在完成了登记仪式后回忆道：“爸爸看上去非常伤心。我们都感觉非常害怕，安妮也不例外。”后来发生的事情似乎以某种方式证明了怀疑者的担心：尽管这场婚姻表面上看起来很幸福，约克却在婚后的第5年去世了。
第二个在安妮的妹妹康斯坦丝与里奥的朋友塞瑞尔·弗劳尔之间的这种“混合”婚姻也不是很成功。这桩婚事中的问题是“一表人才的”弗劳尔很可能是一名同性恋者，他的女性扮相在剑桥非常有名。公平地讲，执著的康斯坦丝似乎非常满足于嫁给一位当时非常“有前途的”自由党议员（她自己当时是一位禁欲主义者），而且在1882年对他的地位上升到巴特锡伯爵的贵族身份也是毋庸置疑地欢迎。但是当他在第二年被格莱德斯通任命为新南威尔士的总督时，康斯坦丝拒绝离开她的母亲（以及自己负责的慈善工作）随他到澳大利亚赴任，因此他不得不推掉了这个任命——他的妻子担心这个决定可能会“毁掉我亲爱的塞瑞尔的大好前程”，并使他们陷入“悲凉的年景”中。
那段时期内的所有这些混合婚姻中最有名的是迈耶的女儿汉娜和罗斯伯里的结合。这桩婚事里也有很多罗斯柴尔德家族反对的证据。尽管从1876年起就有结婚的谣传在传，但是他们订婚的消息一直到双亲都已经过世才公布出来；而且没有任何一位男性罗斯柴尔德成员出席这场婚礼，因此由迪斯雷利来送走新娘。而且，这一次也有人认为罗斯伯里对告别单身显得非常不情愿。最为过火的说法是，罗斯伯里是一个厌恶女人的人，他娶一位罗斯柴尔德人的主要目的是出于经济考虑。汉娜在当时是最富有的女继承人之一，不仅继承了门特摩尔和匹克迪利107号，还有每年10万英镑的收入。这就使她成为了那些野心勃勃的政治家眼里的一块肥肉，尽管事实上（用她堂姐康斯坦丝的话说），她对“那些大事一点兴趣都没有”，而且（用她丈夫的话说）表达自己思想时非常“孩子气”。
还有人声称罗斯伯里隐约有些犹太歧视的倾向。“有天晚上在门特摩尔，”博尔卡瑞斯伯爵戴维·林德赛在很多年后回忆道，“当时汉娜·罗斯柴尔德正在举行家庭聚会，而这次聚会上，她的同胞异乎寻常得多，所有的女士都集中到了主楼梯的下面，准备手持点亮的蜡烛上楼去。罗斯伯里站在离她们很远的地方举起了手——他们都非常疑惑地看着他，然后听到他用一种非常严肃的语调说，‘啊，以色列人，回到你的帐篷去。’”林德赛也听说，“在汉娜死后一周都不到的时候，他就开始削减给犹太人的慈善捐款，而且不久之后就全部取消了”。最后，坤斯贝利侯爵九世声称， 罗斯伯里、他的私人秘书德拉姆朗瑞格爵士与同性恋圈子有染，而当时这个圈子中最臭名昭著的成员是奥斯卡·怀尔德。
然而，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不管怎么说，罗斯伯里已经在苏格兰拥有了巨大的不动产（德尔梅尼），同时在艾普森拥有一所房子（德丹斯），而且每年收入超过了3万英镑。他比所有人都更有不为钱去结婚的条件。罗斯伯里对汉娜的爱也没有任何的怀疑。在给格莱德斯通的信中，他描绘他的订婚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他的日记中有关她的内容很少这一事实，有时候会被解读成缺乏感情的证据，但是，如果他只是把日记当成是他的政治活动的记录，那么那种相反的说法可能更接近实际。1877年与家族成员一起晚宴和午宴的次数证明了这是一次非常积极的求婚，而1878年的日记中婚礼后那一个月的完全空白，说明了汉娜给了他比写日记更好的事情做。博尔卡瑞斯误解了一个简单的玩笑，而坤斯贝利完全应该被作为由诺尔·彭姆贝伦·彼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疯狂的“性倒错阴谋”理论的先行者而遭谴责。
另外，还有很多证据证明罗斯伯里依靠汉娜提供他自己缺乏的政治“动力”。格兰威尔半真半假地敦促她说：“如果你能让他不松劲，他肯定会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辉煌。”而爱德华·汉密尔顿评价她有“很让人侧目的……让其他人努力工作，而且鼓舞他们士气的天生的能力”。温斯顿·丘吉尔也把她描述成“一个非凡的，让他（罗斯伯里）可以依靠的女人……她一直抚慰着，调整着他生命中的各种元素，这些事情他自己永远也不可能再次找出来，因为他不可能再对其他任何人给予完全的信赖。”这些评论增加了下面这种说法的可信度，按照这种说法，汉娜为哈姆弗瑞·沃德的小说《马塞拉》（1894年）和《乔治·特雷萨地爵士》（1909年）中野心勃勃的马塞拉·马克斯威尔提供了原型。丘吉尔认为，汉娜由于长期受伤寒的折磨，最终悲惨而且痛苦地于1890年辞世，这“彻底击毁”了罗斯伯里。这种观点来自于他简练但是明显表露出痛苦的日记。对于他在葬礼上的表现，亨利·彭松彼爵士看到他“一句话都没说，只是尽可能地靠近棺木，直到它被放入到墓室里。罗斯柴尔德爵士把他搀回到教堂，但是他一直低着头……他希望他能向公众表明他能够摆脱这份悲伤，但是在私下里，他彻底崩溃了”。在她死后，罗斯伯里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其他成员的关系仍然一直都很亲近。
但是也应该强调，这些混合婚姻中的其他方面也会存在问题。罗斯伯里的母亲克利夫兰公爵夫人强烈反对自己的儿子选择“一位对耶稣没有信仰和愿望的人”作为他的配偶。“如果不做出巨大的牺牲，那么两个不同信仰的人不可能结婚。”她这样告诉她的儿子，“而且——请原谅我多嘴，这种情况会让那些最爱他们的人痛苦和失望……你还必须要承受世界对你的不公平裁决。”在妻子葬礼后的第三天，罗斯伯里悲痛地禀报维多利亚女王：“整个悲剧中还有一件痛苦的意外事件，这就是在死亡的那一刻，信仰的差异自然而然冒了出来，另一种宗教来索要尸体。这是无法避免的，而且我也不抱怨，我妻子的家族已经非常通情达理了。但是再没有什么会比这种情况更让人觉得撕心裂肺了。”
最后，要记住的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婚姻中没有一个是男性的罗斯柴尔德人。由于合伙制中对于资本的继承人以及老迈耶·艾姆耶的宗教遗产方面的要求，他们在结婚时选择的自由非常有限。由于这个原因，真正的问题关系在于阿尔弗雷德和他的情人玛丽（“敏纳”）·维姆布威尔（娘家姓波耶尔）——不仅是一名基督徒，而且还是已婚的女人。尽管他可能已经跟她有了一个私生子（孩子取名艾尔敏娜），我们不清楚阿尔弗雷德是否考虑过婚姻；可以想到的是，在不可避免而且无法逾越的家族反对之下，他放弃了这个想法（尽管另一个可能性是阿尔弗雷德事实上是一名同性恋者）。阿尔弗雷德没有再犯下他的曾祖父认为应该下地狱的错误。当艾尔敏娜嫁给卡纳万伯爵时候，他给了她50万英镑的嫁妆（另外替他们处理了15万英镑的债务），并且把他150万英镑地产中的一定比例给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孩子（12.5万英镑以及位于希莫尔地区的房子）。
简单来说，上面所描述的各种“混合”婚姻不应该被看成是家族态度出现巨大转变的证据。然而，在詹姆斯生前，很难想象这种事情会发生。事实是，所有这些婚姻都与另一个贵族家族的结合（在康斯坦丝与塞瑞尔·弗劳尔之间有一点例外，因为后者是在结婚以后才获得的贵族身份），这并不是巧合。人们认为这些与英国及法国精英们的结合所带来的社会利益远远超出了宗教妥协的成本。但是，如果认为这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所采用的某种手段，那就大错特错了。从某种程度上说，按照《犹太新闻》的说法，正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社会地位的提高，才使得这类婚姻有可能出现：康斯坦丝能遇到塞瑞尔·弗劳尔是因为她的堂兄能到剑桥上学；汉娜遇到罗斯伯里是因为她的父亲是一位有名望的政治家及体育家（据说他们是在新市场由玛丽安娜·迪斯雷利介绍认识的），而且还因为费迪南德与罗斯伯里很熟。正如卡西斯已经证明了的，19世纪末期金融城里的银行家把女儿嫁给贵族的比例非常高（在他选取的私人银行家的样本里不少于38%，按全部银行家及银行董事算的话至少24%）。
在这一时期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贵族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经常被提及。其中最受关注的问题是，纳蒂在1885年被提升为贵族，这代表罗斯柴尔德家族自老迈耶的年代就开始发动的社会认同运动的最后胜利。与此同时，那些认为19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封建化”进程侵蚀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精神以及自由精神的人，也经常引用这件事来作为例子。现实其实更加复杂。从准男爵到世袭的贵族身份的转变，其根源在于罗斯柴尔德与继任首相以及与皇室成员之间的关系，因为社会地位的提高是作为对参与政治或公共事务的奖励，而且也是皇室眷顾的标志。同时还值得关注的是，对于犹太人在国会下院取得席位权力方面，英国在很多方面落后于其他欧洲大陆国家。
奥地利方面的情况充分说明了所涉及的地位等级的敏感问题。从技术层面看，罗斯柴尔德家族最先是在1816年的时候从哈布斯堡皇帝那里获得了上等人的身份——名字中的前缀“冯”以及一个纹章，6年后又加上了一个“男爵”头衔。然而，一直到1861年，才有一位罗斯柴尔德人——安塞尔姆获得了贵族的政治待遇，在帝国议会中获得了席位。而根本性的社会成就——上朝的权利一直到1887年12月才获得，当时，阿尔伯特和他的妻子被正式宣告成为“国戚”。根据《时报》的报道，这是“第一次在奥地利对信仰犹太教的人授予了这种特权，而这个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也就是在此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和奥地利皇族的成员才开始了在奥地利社会上的融合。具体说来，内桑尼尔以一种他父亲和祖父根本无法想象的方式被维也纳的贵族社会所接纳，被威尔泽克公爵这样的大人物用耳熟能详的“杜”来称呼，而且威尔泽克公爵认为他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绅士，拥有真正高贵的品格”。与梅特涅家族的关系也仍然具有无法估量的社会价值。
按照当时的传言，内桑尼尔与公爵夫人玛丽娅·维斯特拉有染，而后者后来成为了王储鲁道夫的情人。另外，当鲁道夫和玛丽娅双双在1889年1月自杀于梅野林的皇家猎场行宫时，是内桑尼尔的兄弟，北方公司的董事长阿尔伯特首先收到了关于这场悲剧的电报，并将消息转告了皇宫。这条北德消息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毫无疑问的是鲁道夫的母亲伊丽莎白皇后与阿道夫的寡妻朱丽叶的关系一下子好了起来；另外的事实是，当她1898年9月在日内瓦湖上被一个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谋杀的时候，她刚参观完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瑞士普雷涅的宅院。当弗兰兹·约瑟夫在1908年用一个盛大的招待会庆祝他的钻石婚时，阿尔伯特也在现场——是当时极少数的几个未穿官服的出席者之一。
在德国，也出现类似的提升到贵族身份又进入了社交圈子的情况。迈耶·卡尔，正如我们前面所见，在1867年被选入了上院，而且之后也被看成“国戚”。尽管他总是鄙视布雷希罗德钻营向上爬行为——当后者的爵位始终没有超过他的男爵封号的时候，他站在旁边仍不住地窃笑——但他自己很少不提及自己与普鲁士王室的交往，无论与当时的场合多么不协调。他与妻子在为1870~1871年的法兰克福战争中的伤员建立医院的工作，无疑为他们赢得了皇室的青睐。他在1871年12月激动万分地说：“我刚刚拜会了皇帝陛下，拜会持续整整一个小时，而且我没必要告诉你我们的关系有多亲密，特别是我给皇后陛下的医院做了那些事情之后，陛下比什么都高兴。路易莎也是皇后最喜欢的人，而且殿下也毫不隐瞒她对路易莎所做的一切是多么欣赏……这些对我们事业来说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皇后似乎表现得特别友善。之后，威廉·卡尔的妻子汉娜·马蒂尔德和维多利亚之间的关系更为亲密，而后者是弗里德里克·恺撒三世的寡妻、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她明显沉迷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科尼格斯坦宅院的那种朦胧的英式风格。尽管维多利亚的儿子威廉三世让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产生了很深的疑虑，而且他确实怀有很强烈的反犹太人思想，但他在1888年登基后也没有损害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地位。在1903年，威廉·卡尔的女婿马克斯·戈尔德施密特被授予了“冯·戈尔德施密特·罗斯柴尔德男爵”的爵位。
在英国，这个进程的发生是相反的，在罗斯柴尔德家族赢得了皇室的认可，而且与皇室建立起了很亲密的关系之后很多年，他们才能够在贵族院获得一席之地，原因是在1866年，犹太人成为贵族虽然已经扫清了法律上的障碍，但是维多利亚女王一直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强烈抵制这种做法。早在1856年，罗斯柴尔德家族上朝的问题就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维多利亚在一个皇家的画室注意到列昂内尔的女儿莉奥诺拉长得“相当俊俏”。但是真正的社交突破是在1861年的剑桥，当时纳蒂被圣艾尔本斯公爵介绍给了威尔士王子（后来的爱德华七世）。后来，对打猎的共同爱好又让王子结识了阿尔弗雷德和里奥。赛马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当王子1864年在德比“分享他的蛋糕、蛋黄酱和香槟”的时候，迈耶感到非常高兴，1866年也是一样的情况。不久之后，家族的成员就经常被邀请参与宫廷的仪式典礼或者是有皇室参与的贵族聚会。作为回礼，他们也招待皇室的成员，主要是——但不仅仅是——威尔士王子。第二年的3月，王子参与了迈耶在门特摩尔的猎鹿活动，两个月之后，他出席了安东尼家晚宴；1871年，他和亚历山德拉公主出席了列昂内尔家“冗长的宴会”，4年之后王子在迪斯雷利的陪同下在费迪南德家吃了饭。王子还出席了1878年罗斯伯里与罗斯柴尔德的婚礼（王子的叔叔剑桥公爵作陪）以及1881年里奥娶玛丽·佩卢贾的婚礼——这些都是皇室对宗教宽容的重要表态。
除了这些比较正式的场合外，哈尔王子（迪斯雷利这样称呼他）还参加了很多他喜欢的一些休闲活动，比如阿尔弗雷德在他的晚宴上可以请来像内丽·梅尔芭、阿得琳娜·帕蒂这样的歌剧明星以及女演员萨拉·贝恩哈特；家族的另一位在日渐兴盛的“娱乐业”的朋友是自由党人阿瑟·苏利文爵士。费迪南德也知道怎样来取悦这位朝廷的继任者：当王子1898年在瓦德斯顿摔下楼梯弄伤了脚的时候，这个故事上了全国的报纸。作为一名狂热的亲法人士，他也经常是海峡对岸的罗斯柴尔德的座上宾。在1867年夏天，詹姆斯在堡罗涅接待他。他也在5年之后参观了费里耶尔（1888年又重返了那里），而且还在1895年与阿方斯在康尼斯共进了午宴。在他即位后，这样的接触也没有停止，反而更多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成为了爱德华七世国际社交圈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个圈子的其他成员还包括萨逊、铁路金融大亨莫瑞斯·德·赫希、厄内斯特·卡塞尔、霍拉斯·法古阿及其他被爱德华·汉密尔顿认定为“杰出人士”的人员。
然而，如果因此就把罗斯柴尔德家族描绘为敬畏皇室，或者因为这个原因特别急切地想爬到贵族位置上的话，那就全错了。举个例子说，纳蒂开始的时候发现威尔士王子的谈话“非常普通而且非常乏味”。“他狂热地喜欢围猎。”他告诉他的父母，
非常喜欢猜谜以及很烈的雪茄，很难想象他是一位最终会成为严谨的继承了其父亲家族那种刻板态度的日耳曼王子。他特别有教养，这当然是他应该具备的品质。如果他随心所欲，那我会非常吃惊地发现他会去赌博，而且当然就不可能去上他现在应该上的法律课。
5年之后，王子也没有改变他的看法，他很枯燥地评论道：“战争、和平以及政治局势并没有占到他用于娱乐的精力的1/2。”他的母亲也有同样的感觉。尽管她认为未来的国王“举止非常迷人亲切……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再找出比他更得体的举止”，但她觉得“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把他的时间花在严肃的追求上，也没有把他的友谊和社交放到那些在政治、艺术、科学或者文学方面杰出的人物身上”。她总结道（当王子在格莱德斯通发表讲话时离开下院会场之后），他“对严肃的话题没有兴趣”。当王子在罗斯柴尔德的马身上赢得了“大注”时，夏洛特批评道：“当然，在罗斯柴尔德的马上，我肯定宁愿他赢而不愿意他输——但是，未来的国王不应该赌博。”
受到批评的不仅仅是威尔士王子。当夏洛特看了艾丽斯·皮尔夫人借给她的维多利亚女王私人印制的《高地文集》后，她尖刻地评论道：
这本文集里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文采，甚至连像点样的文章都找不出来一篇。看完这本集子很让人惊讶，因为很多伟大和杰出的政治家都声称女王聪明非凡……这本集子中值得一提而且真正有意思的是几乎难以置信的简洁，里面一点点跟皇室和君权有关的痕迹都看不出来。陛下以其最为“谦逊”的心智来书写，没有任何一个字会让读者想到作者统治着千千万万的芸芸众生，而太阳在她的领地上永远不会坠落……事实上，就是随便找来的一张报纸都要比它有趣一万倍。
费迪南德和艾丽斯也同意她对女王的评论，以及对“约翰·布朗”及其卷发的批评。
这样的态度反映的是他们坚忍不拔的自律精神，这种精神传承于出生在法兰克福犹太区的那一辈人。事实上，由于通过自己的奋斗取得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罗斯柴尔德家族认为自己不只是在经济方面，而且在很多方面都已经远比贵族优越。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是，威尔士王子与他的兄弟们的生活开销超出了由内政部提供的补贴，安东尼继承了家族为未来的统治者提供借贷的传统，为他们提供了资助，到1874年8月，女王吃惊地听说她的大儿子“欠了A·德·罗斯柴尔德爵士大笔的钱”。然而，在此后至他继位的27年之久的时间内，罗斯柴尔德家族后来所起到的作用似乎主要是让王子不负债（除了对桑德林汉姆的按揭贷款），而就是这也做了很谨慎的掩饰。
一个不太明显的贵族（如果不算皇室的话）的经济依赖迹象出现了，当时，阿盖尔公爵的一个儿子沃尔特·坎贝尔爵士表示希望进入金融城里，作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股票经纪人阿瑟·瓦格的秘密雇员，要求的薪水是每年1 000英镑。列昂内尔很谨慎地“建议沃尔特爵士到英维莱利去与公爵好好谈谈，因为高傲的贵族或许不会喜欢他的儿子与以色列人共事”。但是夏洛特很高兴，因为坎贝尔与皇室有关系：“瓦格将会高兴得要死，如果这种合作真的能够建立，就可以与路易丝公主殿下的妻弟建立起业务联系。这将是非常不同寻常的事情，如果真的这样，比高加索美女攻入伦敦的时尚界更加不同寻常。”宫廷与金融界的这种联系到1907年的时候变得寻常起来，当时里奥提名了一名候选的力拓公司董事“邓彼格伯爵，曾为炮兵上校及前女王侍从官，然后又服务于国王，是一位举止高雅的天主教贵族”。
从他自己的角度看，纳蒂很欢迎这种贵族们妥协的情况。作为一名自由倾向强烈的学生，他对贵族学生在剑桥里享有的那些不劳而获的特权感到非常愤慨。“我现在都想不通，”他曾经这样对自己的父母抱怨，“为什么贵族及他们的儿子可以在7个学期后就获得学位，而根本不用通过考试。贵族子弟和普通人子弟应该一视同仁，但是我想，这样的事情永远也不会出现。”一直到1888年——在他已经成为罗斯柴尔德爵士后——他还很尖锐地评论“少数贵族人士由于袒露他们对金钱的贪欲和追求，以及经常参与赌博活动，正在伤害着他们的阶级”。罗斯柴尔德家族并不认为他们自己成为了贵族，即使是在他们看起来已经成为了贵族的时候。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他们希望贵族们能更像他们。正如夏洛特所说的，马友伯爵的年轻儿子“在金融界里通过自己的努力、活动和劳动轻松地自食其力，而不用守在西区挨饿”，绝对是一件更好的事情。
了解罗斯柴尔德态度的关键点是，作为欧洲犹太人中与皇室最接近的家族，他们认为自己与皇室是平等的。当夏洛特听说阿尔弗雷德王子打算访问波恩时，阿尔伯特正在那里上学，因此她试图为“高加索皇室天资聪颖的后裔与英格兰王室聪明的后裔之间安排一次会面”。 她在数周之后宣布了对于其他犹太人来说“最高不可攀的婚姻”，意思是指与“一位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或者一位皇室成员（暗指她的岳母的家族）通婚……尽管在19世纪没有犹太女王和皇后”。按照类似的逻辑，朱莉安娜和汉娜是“以色列和门特摩尔的一位女皇和一位公主”。这样的说法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与皇室竞争的倾向。具体说来，纳蒂很得意地报告说，当他们在剑桥一起打猎的时候，他自己的马要远比王子的优秀。同样，当费迪南德去白金汉宫，“他认为而且公开宣称没有哪位夫人可以与他的妻子相比——而且那里的设施也不行”；而当在斯泰福德宅院以特别丰盛的晚宴招待大家的时候，也不是皇家风格的，而是罗斯柴尔德风格的。应邀到宫里去吃饭的时候，迈耶声称最后“在所有的东西里都发现了问题”。至少在某一场合，他的弟媳夏洛特曾表示喜欢小型的家庭聚会方式的皇家舞会，但是要尽一切可能避开去皇家休息室，因为她觉得“乏味而且沉闷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当奥地利皇后在1876年访问英格兰的时候，夏洛特固执地坚持在她更喜欢的瓦德斯顿进行接待，而不是在温莎。当时的人们在谈到罗斯柴尔德家族时，总是喜欢用“犹太人之王”这样的短语，而家族内部的通信证据表明，这个赞誉并非不受欢迎。
然而尽管如此——也可能是因为家族的张狂——最终还是无法说服维多利亚提升列昂内尔到贵族院。对于这种提升的流言早在1863年就开始流传，但宫廷里有一帮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怀有敌意的人，在阿尔伯特王子于1861年去世后，他们可以更自由地表达这种敌意。在威尔士王子大婚的那段时间，夏洛特抱怨家族被排除在婚礼嘉宾名单之外。她苦涩地写道：“悉尼爵士尽管从很久以前就吃遍了欧洲大陆所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各种节令的美味，也没有看不起我们的各种晚宴，但就是从不认为我们值得被宣进宫里。当可怜的王子在世的时候，他敬爱的爸爸还向他提过，但是很可能被遗忘或者是遗漏了。现在，也没有人打算去麻烦女王陛下。”宫里的另一个敌人就是斯宾塞爵士，他建议王子和公主不要出席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舞会，因为“王子只应该驾临那些社会地位没有任何问题的家庭”。“罗斯柴尔德家族是非常富有的家族，”他补充道，“但他们只是因为财富的缘故，或者是他们生养的第一个女儿很偶然的美貌才获得了他们的地位。”王子的私人秘书弗朗西斯·科诺里爵士也持否定态度，他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他主子的亲密关系也给出了不合适的说法，而女王的侍从武官阿瑟·哈丁觉得有必要安排俄罗斯皇室参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作为对罗斯柴尔德“用希伯来黄金打造的金碧辉煌”的晚宴“的更正”。威尔士王子很显然顶住了这些压力。当纳蒂和阿尔弗雷德在1865年出席了一次皇家招待会后，夏洛特用胜利的语调报告：
王子非常亲切，与通常的时候一样，满面笑容并与我们一一握手——而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和善和热情。让他们觉得脸上有光的是他对悉尼爵士的斥责，后者是一位优雅的绅士，却是一位仇恨犹太人的人，他称呼纳蒂为罗希尔先生——“德·罗斯柴尔德先生”是从他的金口里说出来的正确叫法。
另一位在此期间友好的同盟是艾丽夫人，她在1865年邀请纳蒂、阿尔弗雷德、费迪南德和伊夫琳娜参加威尔士王子和公主所举办的精英舞会。
但无论是她还是朝廷未来的继位者，都没有处在可以影响女王的皇家爵位事务的位置。维多利亚还不情愿“将一个封号和荣誉正式授予犹太人”，这个消息早在1867年就由迪斯雷利转告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尽管应该强调，列昂内尔并不想从迪斯雷利那里接受一个爵位。“我们的朋友（查尔斯·维利耶尔，代表沃尔汉普顿的自由党下院议员）很好地在报告里设计了一段有关我升任贵族的段落。”他在1868年3月给他妻子的信中这样说道，
一切如常，自由党想自己把一切都揽下来……他不可能理解——甚至他们所有人都不能——帕默斯顿夫人说的，我不会接受现任政府的任何恩惠。他们所有人都认为迪斯雷利对我们怀有很大的感恩戴德之心——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我闭嘴，随他们怎么去想——听到他们的一派胡言我只会觉得很有趣。
这有很准确的预见性，因为迪斯雷利取代格莱德斯通成为了首相后不久，就提出了一份他希望女王提升为贵族的11人名单，而列昂内尔就位列其中。提升他的理由，按照上院自由党领导人格兰威尔伯爵的说法，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代表了“这样一个阶层，他们通过他们的财富、聪明才智、他们与文学圈的联系以及在下院众多的席位产生了巨大影响力。因此，将他们与贵族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把他们推向民主阵营，才是明智之举”。但是女王却一个都没有批。格兰威尔不得不满怀遗憾地报告说，女王“对这个议题带有很强的个人情绪”。“给一个犹太人贵族的头衔，”女王告诉他说，“是她根本不会考虑的一件事。”格兰威尔建议格莱德斯通接受失败，不要强行推进这件事：“她会让步，但是会很勉强，而且会有很多的批评意见呈递给她，肯定她的意见，说她比她的政府看得更准，这将使得她在其他的场合变得更加难缠。”格莱德斯通觉得非常苦恼，这似乎是一个矛盾，而且他拒绝重新找一名（基督徒的）“商人”来替换。“罗斯柴尔德的优势是他的地位定位得非常准，而且是完全独立的，”他用他惯常的理性和严谨辩解道，“她的说法空泛乏力。如果照这样的说法，她当初同意解放犹太人的时候就已经错了。”他继续辩解道，列昂内尔现在的地位“非常适合提升，比任何可能提出来的人都更适合提升到那个位置”。把他排除在外就好像是“通过特权恢复了过去存在于法律中的剥夺政治权利的做法，而这种做法是王室和议会都认为应该废止的”。首相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比如授予列昂内尔爱尔兰爵位——但是最终都被迫放弃了。他在1873年曾试图重提旧事，但是再次遭到了否决。最终，列昂内尔至死都只是一介平民。
女王是反犹人士吗？她确实承认“她不会放弃反对授予一个犹太教人士贵族身份的立场”。但是，对她种族歧视的指控似乎又没有道理，因为她对迪斯雷利宠信有加，而迪斯雷利又不避讳自己的犹太血统。事实上，她反对的原因从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看与宗教层面同等重要。正如她在日记中所记述的：“我将不得不以他的宗教为借口来拒绝，同样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财富，这些财富事实上大部分均来自金融合同，诸如此类，而这些愚蠢的辉格党人居然想制造出如此众多的贵族来。”她在1869年11月1日给格莱德斯通的信中详细解释了第二个观点，她不认为一个人通过为外国政府提供贷款服务，或者通过股票市场成功投机等方式获得巨额财富，就有资格申请大不列颠的贵族身份。高贵的列昂内尔·罗斯柴尔德阁下可以站到公众面前让他们来评价，这似乎对她来说并不是抽掉了一份赌注那么简单，因为这份赌资是规模空前的，这与她所愿意嘉奖的正统贸易风马牛不相及，在这种贸易中，人们从那些需要足够耐心的行业积累财富，而且坚定不移地以崇高的德行去定位财富和影响力——这种人以过去的托马斯·丘比特（建筑商），或者乔治·斯蒂芬森为代表，他们足以为贵族们的任何门庭增光。
然而，这完全可以被看成是纯粹的托词，因为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了三位财富源自于银行业的贵族。对于她的反对，一个更为可信的原因可以从格兰威尔对“目前上院与下院的不幸对抗”的暗示中推断出来。上院是反对犹太人进入国会的主要力量，而且只是在1858年做出了遮遮掩掩的妥协，同意下院有权修改自己新成员的入职誓言。女王可能担心一旦同意授予列昂内尔贵族身份，可能会导致19世纪50年代的《宪法》争议再次出现。值得注意的是，格莱德斯通在提出罗马天主教贵族（具体的个人就是约翰·艾克顿爵士）的可能性的同时，已经有意识地提出了“犹太人贵族”的可能性。正如格兰威尔在这个事情于1873年再次提出的时候所说的，罗斯柴尔德贵族身份的目的“是对天主教贵族的补充”。这才是问题真正的关键所在，而不是说只是对一位忠心耿耿的自由党下院议员所做工作的奖赏。
还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整个这个过程中，罗斯柴尔德家族自己本身并没有出什么力。在很多年以前，列昂内尔就拒绝了准男爵的提议，因为他认为与他的身份不匹配。到19世纪60年代，他明显根本没有去角逐贵族身份的意愿。“罗斯柴尔德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有资格的，”格莱德斯通于1873年在波尔莫罗提出这个议题的时候这样评论道，“而且，如果我能得到他的一份备忘录，说明他的父亲在战争期间提供了怎样的金融服务，我认为这件议案的通过将毫无问题。但是，尽管我一直在请求，而且他们也已经答应了4年了，我还是没有以任何方式拿到这份材料。”甚至也不能说列昂内尔的儿子在父亲去世后是自己去要求获得贵族身份的；相反，正如我们看到的，他的政治观点正越来越与格莱德斯通不和（他们的争议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以至于阿方斯推测是萨利斯伯利在1885年为他争取的贵族身份）。在女王与她的首相的长期争论中，罗斯柴尔德家族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
那么，在1873年到1875年间发生了什么事，让女王的心里“克服了强烈的踌躇”？按照格莱德斯通的秘书汉密尔顿所关注的，一个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的贵族身份意义的重要性没有变化：“它消除了宗教资格审议的最后藩篱。”纳蒂在感谢“第一次对我们这种信仰的人授予贵族身份”代表了“人权及宗教自由的最大胜利”的时候，也回应了类似的情绪；而且，毫无疑问，当他于1885年7月9日戴着帽子，把手放到《希伯来旧约》上宣誓的时候，他再一次重复了他父亲在下院的胜利。格莱德斯通对“真正的无法估量的公共服务”的暗示，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女王不再坚持她的反对立场的原因。事实上，格莱德斯通是在暗示内森在拿破仑战争中的作用；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直接而且热情地介入到英国的帝国财政事务可以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迪斯雷利执政时期算起，而且似乎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女王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些——尽管把这个贵族身份说成是对他们在埃及提供的金融服务的直接奖励可能有点过。正如我们看到的，提升纳蒂到上院甚至有可能是格莱德斯通将对他的对外政策批评日甚的惹麻烦的后排议员“踢到楼上去”的有意安排。
罗斯柴尔德的贵族身份的授予还需要作为更为广泛的社会变革的一部分来看。其目的（用爱德华·汉密尔顿的说法）是“给上院增加了一点商业的活力”，而且纳蒂的升迁碰巧与爱德华·巴林成为勒维尔斯托克勋爵同时发生。卡西斯也证明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25年间，金融界的银行家被授予头衔的比例很高，而且几乎有接近1/5的人是在1890年后的这段时期获得的贵族身份。大多数可以继承的贵族身份都是在更早一些的时间获得的。（爱丁顿勋爵、爱尔登海姆勋爵、艾芜贝利勋爵、彼得达尔弗勋爵和希尔林顿勋爵都是在这一时期前后拥有可以继承的贵族身份的。）因此，1885年所授予的这些头衔是金融界贵族身份真正繁荣的一部分。另外，纳蒂不久之后就迎来了大批的其他犹太人终身贵族：望兹维斯勋爵（悉尼·詹姆斯·史丹）、斯威斯林勋爵（塞缪尔·梦特娇）和普瑞布莱特勋爵（亨利·德·沃尔姆斯，他本身是老迈耶的大女儿珍妮特的后人）。
这并不意味着纳蒂的提升一定就受到了像格莱德斯通所预言的“社会广泛的欢迎”。按照汉密尔顿所观察到的，有些人“对罗斯柴尔德的贵族身份嗤之以鼻”。这种世俗的偏见一直持续着，从前面引述的很多对阿尔弗雷德和其他家族成员的负面评论中可以看出当时比较典型的一些说法。然而，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这是一个重塑家族荣耀的时刻。不像绝大多数的商业贵族，纳蒂仍然保持着他的姓，他采用的称呼是“都灵地区的罗斯柴尔德男爵”，这让他的亲戚们很高兴。1885年后，来自皇室的所有歧视似乎都没有了踪影。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出现在女王的金婚纪念活动等各种场合。1890年5月，女王亲自到瓦德斯顿参观了费迪南德的宅院。事实上，年迈而讲究的“费迪”在他的晚年成了皇室最感兴趣的话题。1891年当他的妹妹艾丽斯在法国南方度假的时候，女王还数次参观了她位于伽塞的别墅。
换句话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段时期正式加入到贵族的行列，而且进入到宫廷社会的这些事例，不应该被看成是简单的“封建回潮”，或者是对已经建立起来的欧洲精英价值观的驯服同化。甚至那些把自己藏到金碧辉煌的宫殿及修剪整齐的花园中的第四代，也都继续保持着对他们家族的犹太身份的认同和自豪。费迪南德在这方面就很典型，他“为自己的种族和家族而备感自豪，喜欢谈论他的先辈，似乎他是最嫡系的传人，拥有最纯正的血统”（再一次引用爱德华·汉密尔顿的说法）。他、阿尔弗雷德和内桑尼尔不再艰辛地努力工作，但是在成为“世纪末”的唯美主义者后，他们并没有选择不做犹太人，正如汉娜在嫁给一位苏格兰伯爵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犹太信仰一样。“同化”对于描绘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他们自己的地位认识——按照夏洛特用自己的特有的词汇所描述的“高加索皇族”来说是完全错误的用词。在19世纪40年代，乔治·德尔姆威尔评论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在萨克森——科堡年代之后，“在欧洲分布得最为广泛的王朝”；而且这两个不断扩张的世界性家族之间的相似性，在随后的几年中越来越多。当阿尔弗雷德1892年在布鲁塞尔拜访利奥波德二世的时候，至少他们中有一人把这次会面看成是平等的：“国王只是对我说‘你的家族老是把我给宠坏了’，对于这个说法，我只能回答说，‘请原谅，陛下您的眷顾才是我们家族的荣幸。’这次谈话，简短而又甜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