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失望的美国业务

1927年，西格蒙德·沃伯格认为华尔街投资银行库恩–洛布公司是“一颗光芒四射的星星，但恐怕这颗星星正在逐渐快速失去光泽”。他发现该公司的几位高级合伙人（西格蒙德与他们有远亲关系，因为他的“叔叔”费利克斯和保罗分别娶了洛布和希夫家族的女儿）对“个人虚荣、嗜好和势利”，比对“实际的、商业性的企业家精神”更感兴趣。他告诉叔叔马克斯，“我在库恩–洛布公司待得越久，就越感慨于该公司的魅力和绝妙架构，更重要的是它内部广阔、未开发的可能。这些可能的开发，需要人为（途径）或一种极大的努力。它完全依赖于与公司利益相关的各合伙人。”在之后的3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西格蒙德·沃伯格怀揣着梦想，想要振兴库恩–洛布，恢复1920年雅各布·希夫死后消失的活力。大萧条前，该公司因发行美国铁路债券和股票赚取利润并得以壮大。后来，因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颁布，公司（和其他投资银行）不得从事商业银行业务，慢慢地，公司变得自满、厌恶风险，对战后美国出现的新的生意机会似乎漠不关心。公司在华尔街仍是最受尊敬的名字之一，只仅次于摩根。公司的客户名单几乎是美国大企业名录，从安海斯布希公司到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当一位合伙人被问及公司有多少人曾经在这些大企业工作过时，他的回答很出名：“大约有一半”。

这也许就解释了为什么1946年2月当西格蒙德在战后首次访问纽约时，他主要关心的是为S·G·华宝公司设立一处独立落脚点的可能，而不是恢复与库恩–洛布的老关系。事实上，他竭力告诉保罗·马苏尔，“我们绝不会受库恩–洛布公司的限制”。当曼哈顿银行愿意腾出一间办公室给沃伯格时，他欣然答应。库恩–洛布的新领导层包括约翰·希夫、威廉·怀斯曼爵士、本·巴登威泽，以及约翰·迈耶，沃伯格对他们的第一印象是，“我们不应指望他们在处理复杂的国际交易上显得灵活或者敏锐”。在这个阶段，他最愿意考虑的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友谊”。当美国政府对库恩–洛布和其他华尔街主要发行银行提出起诉，指控它们存在反竞争的做法时，这进一步强化了沃伯格的这种感觉。在他看来，“公司的美名及其巨大财富”与公司管理层结构“混乱得令人难以置信”之间存在明显的不符。沃伯格对他以前的两名德国同事厄恩斯特·施皮格尔贝格和乔治·斯皮策的印象更深刻，因为这两个人似乎渴望抓住战后的种种新机会。因此，沃伯格决定减少他的公司在海外商品信托的持股，持股行为在战争期间已经停止。沃伯格转而关注一家叫美国欧洲合伙人公司的新实体，该公司在施皮格尔贝格的领导下，有意成为“一家纯粹的融资及控股公司”。

20世纪40年代末，沃伯格又先后几次造访纽约，1947年6月和11月，以及1949年1月。那时横跨大西洋仍依靠轮船，因此这样的旅程不是小事^[1]。为弥补在纽约的短暂时光，他每一天都安排了数量惊人的会议，每次会议限制在30分钟。但开始时，会议的结果却令人失望。到1948年年底，他和他的同事们去美国不下14次。由此产生的业务量“极为可怜”。欧洲合伙人公司成立的第一年，其业务“要么是偶然的交易，要么是一种‘垃圾’商店……业务种类……不适合银行家或专业投资者投资”。1949年1月，沃伯格直白地总结道，“美国欧洲合伙人公司对S·G·华宝公司没用”。“很明显，欧洲合伙人公司为自身或者为S·G·华宝公司，都未产生任何特别有价值的投资业务……未取得赢利……当S·G·华宝公司的各个成员访问大西洋西岸时，美国欧洲合伙人公司都不能负担他们产生的费用”。总而言之，该公司证明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自留地，腐殖土太少，园丁和石头太多”。到1950年，沃伯格的幻想破灭，他得出结论，伦敦比纽约有更多值得做的业务。当怀斯曼公开表达愿意用沃伯格替换罗斯柴尔德，作为“库恩–洛布公司在欧洲，尤其是在英国的主要联系人”时，沃伯格婉拒了。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他终止了对美国或者对库恩–洛布公司的兴趣。

[1]因为需要被迫出席社交场合，沃伯格总把跨大西洋之旅看做一种挑战。1951年10月，他回到伦敦后致信埃里克说，“如果船上没有那么多熟人，我会更放松一些，因为他们全都不在正常时间睡觉……大多数情况下，缺乏睡眠和消耗多少杯威士忌之间存在算数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