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防范

人们在18世纪40年代未能料到的是，通过不断增加缴纳保险费的人员数量，保险公司及其“近亲”抚恤基金将会一跃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投资者之一——即如今那些统治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所谓“机构投资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保险公司获准开始投资股票市场时，它们以迅猛之势购买到了英国公司的绝大部分股份。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叶，主要英国公司中的1/3都已成为他们的资产。如今，仅苏格兰遗孀基金公司的管理资金便超过了1 000亿英镑。保险费在发达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权重也在稳步提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2%左右增长到了现在的近10%。

现代概率理论诞生之前，保险公司只是赌徒；现在，它们则变成了赌场。

正如罗伯特·华莱士在250多年前意识到的那样，规模对保险至关重要，因为依据平均律，人们投入基金的保险费越多，那么对每年将要支出的资金进行预测便会变得越发容易。尽管无法提前获知具体某个人的死亡日期，但保险精算师可以利用华莱士、韦伯斯特以及麦克劳林率先使用的原理，对一个较大个人群体可能的平均预期寿命作出惊人准确的测算。除了投保人可能在世多长时间之外，保险公司还需要了解他们的基金投资能够获得多少收益。它们应当利用投保人缴纳的保险费购买什么呢？是伦敦保险公司首席精算师A·H·贝利等维多利亚权威人士推荐的相对安全的债券？还是存在较大风险但可能带来更高收益的股票？换句话说，保险就是日常生活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与金融领域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交集的部分。无可否认，精算科学赋予保险公司一种相对于投保人的固有优势。现代概率理论诞生之前，保险公司只是赌徒；现在，它们则变成了赌场。这样说的理由是——正如斯克鲁格斯沦落之前那样——胜负比率现在已经处于对下注者/投保人不公平的状态。不过，正如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很久以前曾经指出的那样，收益微小（不缴纳保险费）对非确定性巨大损失（灾难之后无法获得赔付）的赌博相比，人们更青睐于那种损失微小（每年缴纳保险费）对较小概率的巨大收益（灾难之后获得的保险赔付）的赌博。这就是为什么基思·理查兹和蒂娜·特纳分别为他们的手指和玉腿上了保险的原因。一些保险公司有计划地未对那些下了赌注的人们作出赔付，这将使它们因苏格兰式的远见所积聚的长久声誉转变为吝啬的恶名。要是不是这样就好了。

不过，这里仍然存在着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作为现代保险业的发明者，英国人仍然是世界上保险投入最多的民族，英国超过12%的国内生产总值都用做了保险费，这比美国人在保险方面的支出高出了1/3，同时是德国人保险支出的将近两倍。这似乎并无不妥之处，不过，稍加思考便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是这种状况呢？同美国不同，英国很少受到恶劣天气事件侵袭；我在有生之年遭遇的最类似于飓风的事件就是1987年10月的那场风暴。英国没有城市像美国旧金山那样位于地质断层线上。而且，同德国相比，苏格兰遗孀基金公司成立以来的英国历史始终保持着令人几乎无法想象的政治稳定。那么，为什么英国人购买这么多的保险呢？

问题的答案在于另外一种风险防范形式：福利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