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保险业

20世纪前半叶，日本遭遇了连续不断的灾难袭击。1923年9月1日，一场剧烈地震重创日本关东地区，导致横滨和东京两座城市受到严重破坏。灾区共有超过12.8万栋房屋完全被毁，同样数量的房屋部分受损，900多栋房屋被海水卷走，另外还有大约45万栋房屋在地震之后的火灾中烧毁。不过，日本人都上了保险。1897~1914年，日本保险业从一无所有最终发展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组成部分。从事该行业的30多家公司提供覆盖大海、死亡、火灾、征兵、交通事故、入室盗窃等方面损失的大概13种完全不同门类的保险服务。譬如，大地震发生的1923年，日本公民购买了总额为699 634 000日元（当时约合3.28亿美元）的新生活保险，平均每份保单为1 280日元（当时约合600美元），而该地区大地震造成的损失总额为46亿美元。6年之后“经济大萧条”来袭，随即将一些农村地区逼到了饥饿的边缘（这个时期，日本70%的人口都在从事农业，这部分人口中的70%总共的土地占有量仅有1.5公顷）。1937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了耗资巨大但最终却毫无所得的战争。随后，1941年12月，日本又投入了同世界经济“巨人”美国的战争，并最终以在广岛和长崎付出致命代价收场。除了在日本毁灭性的帝国征途中牺牲的大约300万生命之外，到1945年，日本的全部股本价值已经被美国的轰炸机摧毁得干干净净。依据《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的统计，60多个日本城市中，至少40%有经过规划建设的地区遭到破坏；250万栋房屋被毁，致使830万人无家可归。实际上，当时唯一一座完整幸存下来的城市（尽管并非毫发无损）便是曾经的日本帝都京都——一座仍然浸透着日本以前的气质的城市，同时也是迄今为止仍然保存着日本传统木质市政建筑“町屋”的最后处所之一。只要瞥上一眼这些又高又单薄的建筑，看看它们的滑门、纸质屏风、精致的梁柱以及草席，那么日本城市那时候“弱不经火”的原因便不言自明了。

如同其他穷兵黩武的国家一样，日本带来的教训很清楚：世界是一个如此危机四伏的地方，以至于私人保险公司根本无力应对。（即使是在美国，90%的战争损失风险都要由联邦政府通过战争损失公司来承担。这个公司是历史上利润最为丰厚的公共部门实体之一，因为众所周知，美国的大陆从来没有遭受过任何战争损失。）尽管在努力往好处去做，但是当时在日本，个人根本无法保护自己免受美国空军的伤害。几乎所有地方采取的措施都是由政府接管——实际上就是实现风险的国有化。当日本在1949年开始着手筹划全民福利体系时，他们的“社会安全咨询委员会”参照了英国的先例。作为一位全民保险制度的笃信者，近藤文治认为已经到了拥有日本的“贝弗里奇”的时候了。不过，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比贝弗里奇所计划的更为深入。据“咨询委员会”的报告所述，他们的目的是：

创造一种体制，其中包括采取措施，通过国家付款来保障在疾病、受伤、生育、残疾、死亡、年老、失业、家庭成员过多以及其他贫穷诱因条件下的经济安全……（同时）贫困人口将会通过国家援助获得最低生活保障。

那时的日本是一个作出了“战争–福利国家”承诺的国家，通过保障社会安全换取军队的牺牲。

从现在起，福利国家将会保护他们的人民免受现代生活中所有意外情况之苦。如果他们生来多病，国家埋单；如果他们无法承受教育费用，国家埋单；如果他们无法找到工作，国家埋单；如果他们病情严重无法工作，国家埋单；如果他们退休了，国家埋单。当他们最后与世长辞，国家将会赡养他们抛下的家属。这无疑契合了战后美国占领的目标之一——“用一种福利经济取代封建经济”。不过，如果凭此臆断日本是在“一种外国势力的大力强迫之下”实施福利国家政策的，那就错了。事实上，日本人是自己为自己建立了福利国家——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很久之前便已经开始这样做了。这种行为真正的驱动力源于一个20世纪中叶国家渴求体格健壮的士兵和工人的贪婪欲望，而非社会利他主义。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D·拉斯韦尔所言，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变成了一个“卫戍之国”。那时的日本是一个作出了“战争–福利国家”承诺的国家，通过保障社会安全换取军队的牺牲。

20世纪30年代之前，日本已经存在一些基本社会保险：工厂事故保险以及健康保险（1927年专为工厂工人引入）。不过，这类保险的投保人数不足工业劳动力的2/5。令人记忆犹新的是，1937年7月9日，即同中国开战仅仅两个月之后，日本帝国政府批准了成立日本厚生省的计划。这项计划的首要步骤便是引入一种全民健康保险的新型体制，以弥补现有的工业员工保险项目。从1938年年末到1944年年末，这项计划覆盖的公民数量从刚刚超过50万人猛增到4 000万人，前后增长将近100倍。其目的一目了然：更加健康的民众将确保为天皇的武装部队输送更加健康的新兵。那句战时口号——“全民皆兵”被改编成了“全民皆有保险”。为了保证全民投保，医疗行业以及工业都要服从于国家。另外，日本在战争期间还引入了针对海员和工人制订的强制养老金计划，其中国家承担全部成本的10%，雇主以及员工分别缴纳员工工资的5.5%；同时引入的还有一些关于实施大规模公共住房供应的初始步骤。因此，战后日本发生的事在很大程度上是战争–福利国家的延伸，“全民皆有保险”。日本推行失业保险，而不再是早期那种即使是在拮据时期也要向员工支付工资的家长式做法。部分日本人倾向于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考虑福利问题——一种民族提升的和平方式，这不足为奇。事实上，那份在1950年提出的附有英国模式的建议报告遭到了政府的否决。到了1961年，即摆脱美国控制之后很长时间，这份报告中的绝大多数建议才最终得到采纳。到了20世纪70年代晚期，一位名叫中川八洋的日本政治家骄傲地夸耀日本已经变成“福利超级大国”，因为日本的体制的确不同于（当然是优于）西方模式。

当然，日本的体制在制度上并不存在什么独特之处。多数福利国家都是给予全民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不过，日本的福利国家体制似乎创造奇迹般的效果。从公共健康方面来看，日本在平均寿命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同样，在教育方面，日本也在同领域具有领先地位。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高中毕业人口达到了总人口的大约90%，相比而言英格兰只有32%。另外，日本还创造了一个与除瑞典外的任何西方国家相比更加公平的社会。同时，日本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国家养老基金，以便每个退休的日本人在其理应享受的多年（通常是相当多年）休息期间，能够同时获得大量的红利和固定收入。这个福利超级大国同时还创造了一个节俭的奇迹。1975年，日本国民收入中只有9%投入了社会保险，而瑞典的这一比率达到31%。日本在税收和社会福利方面的负担大约只有英格兰的一半。在此基础上，这个福利国家的一切似乎都完全合情合理。日本已经实现了所有方面的安全——消除风险，与此同时保持快速的发展壮大，以至于到1968年就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前一年，赫尔曼·卡恩曾经预测说日本的个人平均收入将在2000年之前赶超美国。实际上，中川八洋认为，如果将福利计算在内，“日本工人的实际收入（已经）至少超过美国人3倍”。福利正在这个战败国产生效果，使日本成为领先国家。其中的关键并不在于外国强权支配，而在于国内安全网络。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隐情——在战后福利国家的设计之中存在一个致命性缺陷。福利国家可能在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得到顺利运行，但在西方世界国家中并非如此。尽管在地形以及历史层面具有诸多相似之处（欧亚大陆附近群岛、帝国历史、头脑冷静、举止严谨），但日本和英国拥有截然不同的文化。表面上看，他们的福利体制颇为相似：依据原先“量入为出”模式实现资金供给的国家养老金、全民健康保险、失业津贴、农民补贴、严格管理的劳动力市场。但是这些制度在两个国家的运行方式迥然不同。在日本，平等主义是优先的政策目标，同时一种顺从主义的文化鼓励人们遵守相关规定。相比之下，英国的个人主义导致人们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这一体制。在日本，公司和家庭始终在福利体制中扮演着坚实的支撑角色。雇主主动提供补充津贴，不愿解雇工人。20世纪90年代，年龄在64岁以上的日本人中约有2/3同子女生活在一起。而在英国，雇主会毫不犹豫地在困难时期大幅削减工人工资，同时人们更有可能将年老的父母抛给慈悲的国家医疗服务制度。福利国家把日本缔造成了一个经济超级大国，但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却收获了相反的效果。

英国保守党派认为，最初的国家保险体制已经堕落成为一种国家施舍以及税收征敛的体制，这极大地偏离了其经济动机。1930~1980年，英国的社会转移支出从最初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升至1960年的10%，随后在1970年和1980年分别达到了13%和17%，这比同时期的日本高出了6%。卫生保健、社会服务以及社会安全耗费的政府财政支出达到了国防支出的3倍，但其结果却令人甚为沮丧。福利方面不断增加的财政支出伴随着经济的低速增长以及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通货膨胀。其中一个尤为严峻的问题是长期缓慢的生产力增长（1960~1979年，英国从业人员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仅为2.8%，而同时期的日本为8.1%），这反过来似乎又与英国工会的交涉技巧密切相关（相对于彻底的“罢工”，“怠工”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同时，高收入以及资本收益方面超过100%的边际税率，也阻碍了传统形式的储蓄和投资。英国福利国家似乎剥离了那种资本主义一旦失去便无法正常运行的刺激因素：努力奋斗的人收获大量金钱的“胡萝卜”；懒散懈怠的人遭受艰苦生活的“大棒”。其结果便是一种“停滞性通货膨胀”：增长不景气加上高通货膨胀。同样的问题也在困扰着那时的美国，当时美国用于健康、医疗保险制度、收入安全以及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率从1959年的4%增长到了1975年的9%，并首次超过了国防支出。同样，美国的生产力也是鲜有增长，而且停滞性通货膨胀甚嚣尘上。怎么办呢？其中一个人——以及他的学生们——认为自己知晓答案。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们的影响，过去25年间一种最为显著的经济趋向将在西方福利国家中土崩瓦解——从而再次使倍感震惊的人们遭遇了他们认为已经摆脱了的反复无常的“恶魔”——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