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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中的网络

与早期的宗教和文化革命运动一样，在18世纪末的伟大政治革命中，网络也是必不可少的。同时，手写文字作品和印刷术又一次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数政治思想家在书籍、小册子、报纸上，还有手写信件中记录了激进的政治变革思想，也详细地阐述了对皇家权威的批判。在文人的眼里，笔似乎比剑更有力，作家（诗人、剧作家、小说家、辩论家）在同样无所畏惧的出版商的协助下，成了那个时代的英雄群体之一。也难怪对新闻界征税这一举动会引起众怒。[1]西方世界的作家和印刷商们加入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交网络，他们似乎打算通过写作摆脱世袭统治。从波士顿到波尔多，革命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语言学家网络的成果，演说家也是其中最优秀的群体之一，他们大声疾呼的话语可以聚集广场上的人群，煽动他们去冲击旧政权的高塔。

然而，革命要取得成功，不仅需要作家，也需要战士。此外，革命网络需要有一定的弹性，当受到等级权力的压制时，它们不会轻易地分崩离析。在这种背景下，保罗·里维尔长期以来被视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可能学生们不再记得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的诗作，也没有人能想起美国最早一批以托马斯·爱迪生为原型的电影，比如《保罗·里维尔午夜之旅》，但人们对他的故事依然很熟悉。[2]他从北教堂的灯塔成功传送了重要情报：“如果从陆路入侵，点一盏灯；如果从海路来，点两盏灯。”这句话至今仍然能够引起共鸣，令人心生敬畏：

在乡村街道上匆匆奔跑的马蹄，

月光下的一个身影，黑暗中的一个硕大躯体，

从鹅卵石上驰骋而过，经过时，有一个火花，一匹无畏的飞翔的骏马击中它：

一切都结束了！然而，透过黑暗和光明，

一个国家的命运在那天晚上飞驰着；

那匹骏马在飞行中擦出了火花，

火花的热量点燃了这片土地。

在我们本能的理解之下，或者说在我们自己认知下的理解中，火花是一种隐喻，这是一个新闻传播的过程：

保罗·里维尔骑马穿过黑夜；

就在这个晚上，他的呼喊声

传遍每一个米德尔塞克斯的村庄和农场——

他的呼喊中没有恐惧，只有反抗，

是从黑暗中传出的号角，是坚定的敲门声，

也是一句将永远回响的话！

然而，正如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指出的，我们尚不清楚里维尔为什么成功地传递了这条重要情报：正规军将被部署到波士顿西北的城镇——列克星敦和康科德，并计划先逮捕殖民地领袖约翰·汉考克和塞缪尔·亚当斯，之后再收缴殖民地民兵的武器。这一过程中，里维尔所做的就是策马驰骋13英里，敲开每家每户的门，警告城镇的每个人，英国兵就要来了。但是他的消息传播得比他想象的要远得多，速度也快得多：凌晨1点到达林肯，凌晨3点到达萨德伯里，早上5点到达距离波士顿40英里的安多弗。而这除了口头传播之外，没有其他渠道可以实现。大卫·哈克特在他的关于里维尔骑行的书中指出，里维尔“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天赋，能够成为事件的中心……（以及）动员大量人员的行动”。[3]格拉德韦尔认为，与有着相似经历的威廉·道斯不同，里维尔能够在“少数人的法则”下引发“口碑式传播”。[4]在网络中，里维尔属于这些罕见的类型之一：一个“连接器”“合群者”“天生的、无法抑制的社交者”。[5]同时他也是一个“专家”，一个知识的积累者，他不仅拥有“殖民地波士顿最大的联络簿”，而且“积极参与收集关于英国人的信息”。[6]

在上述的故事版本中，保罗·里维尔这一人物很吸引人，但其实这个故事并不完整。它忽略了一个事实：早在1775年4月，里维尔就正式成了一名反叛的联络员。事实上，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人，而是一名技巧熟练的雕塑家和银匠，他因用版画夸张地描绘了波士顿大屠杀的事实而在新英格兰为人所知。[7]1774年10月6日，保罗·里维尔从波士顿骑马到费城，向大陆会议递交了煽动性的“萨福克决议”——该决议反对缴税，呼吁人们抵制英国货，作为对“不可容忍法案”（也称“强制法案”）和魁北克法案的反击。[8]12月13日，里维尔一路前往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镇，警告镇上的通信委员会说，英国正规军可能很快就会收缴储存在朴次茅斯港附近的纽卡斯尔岛的武器弹药。[9]早在4月8日，他就在康科德镇做过同样的事：提前一周警告镇上的人，如果正规军来袭，就很可能会发生流血事件。[10]里维尔后来回忆，4月16日，他骑马到列克星敦向汉考克和亚当斯报告英军即将来临的消息，传言他们就是正规军部署的战略对象。[11]关于英国的动向，除了威廉·道斯之外他一定还有其他情报来源，特别是因为来自萨默维尔、剑桥和梅米西亚的居民也得到了情报，尽管托马斯·盖奇将军已经尽全力阻拦了。[12]这说明道斯和里维尔是合作关系而非竞争关系，他们还和第三个人塞缪尔·普雷斯科特博士一起骑马从列克星敦到康科德，轮流敲开农舍的门。

里维尔最终在林肯镇附近被捕。[13]他是正规军抓获的第四名非法联络员。但里维尔跟他的妻子很幸运地逃脱了。当时一名神经兮兮的军官“拍拍他（里维尔）的脑袋”，威胁说如果里维尔不回答他的问题，“就一枪打爆脑袋”。这位军官的枪声造成了不断加剧的骚乱，这让他们不得不先放了里维尔，但是当然没有让他骑马。[14]里维尔小心谨慎地徒步走回列克星敦后，困惑地发现汉考克和亚当斯在得到情报之后的三个小时仍没有任何行动。[15]最后，里维尔活到了83岁。如果他没有成功地活着回到剑桥，如果他没有在革命战争中幸存下来，如果这段故事不是由他自己讲述的，它可能就没有那么经久不衰了。

保罗·里维尔的故事中所形成的网络值得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16]事实上，他是集群之间的两个关键中间人之一，否则这些集群的弱相关性就不足以引发一场革命运动。在革命以前的时代进程中，马萨诸塞州作为殖民地形成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波士顿的等级制度愈加凸显：被称作“婆罗门”的贵族精英阶层、工匠和农民组成的中产阶级以及贫穷劳工和契约仆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因此，只是一个小工匠的里维尔和作为医生的约瑟夫·沃伦是如何建立起密切关系的，就成了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当时，大约有5个波士顿的组织或多或少有些同情“辉格党”：包括圣安德鲁分会，在绿龙酒馆聚会的共济会分会；自由之子的核心成员“忠诚九子”；北方终结组织，在致敬酒馆碰头；达塞特巷的长房间俱乐部；波士顿通信委员会。一共有137名男性在其中的一个或多个群体中，但是大部分人（86%）却只出现在一份名单上，而没有一个人同时出现在全部的五份名单上。出现最多的是约瑟夫·沃伦，他同时属于四个组织；而保罗·里维尔紧随其后，同时出现在三份名单中，塞缪尔·亚当斯和本杰明·丘奇跟他一样。然而，就“中介中心性”而言，只有沃伦和里维尔是其中的关键人物（见图20.1）。

20 - 图1 图20.1 波士顿的革命网络（约1775年）。注意保罗·里维尔和约瑟夫·沃伦的中介中心性。移除其中一个或两个都会显著降低该网络的密度。个人根据其所在的组织数量分组形成不同的单一节点，只有里维尔和沃伦同时属于两个以上的节点。

因此，网络分析显示，保罗·里维尔起到了这个关键双人组一半的作用，他跨越了革命时代马萨诸塞州普通工匠和专业阶层之间的阶级鸿沟。然而，尽管这一分析很有见地，却无法辨别里维尔和沃伦所属的哪一个或者哪几个组织是最重要的。关于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看似合理的推测——共济会是美国革命中最关键的那个网络。

在1924年出版的《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共济会》中，悉尼·莫尔斯（他自己也是一名共济会会员）认为共济会“在秘密集会上召集爱国者领袖一起为自由而战”。根据莫尔斯的说法，在1772年击沉了葛斯比号的组织是共济会；也是共济会组织了“波士顿倾茶事件”，它还控制了领导这场革命的组织，包括大陆会议。[17]保罗·里维尔是莫尔斯在书中最常提到的名字之一。[18]尽管法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费伊在20世纪30年代重申了共济会的作用，但研究美国革命的历史学家长久以来一直对这一说法视而不见。[19]当罗纳德·希顿研究了241位“开国元勋”的背景时，他发现他们中只有68位共济会会员。[20]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56个人中也只有8个人参与过共济会的集会。[21]多年来，主流观点一直对“共济会成员是否在美国的革命中以共济会成员的身份发挥了重要作用”持怀疑态度。[22]然而这个结论本身看起来就很可疑。不说别的，这一假设的前提是所有开国元勋都具有平等的重要性，然而网络分析显示，里维尔和沃伦是波士顿最重要的革命者，而波士顿是革命中最重要的城市。它也低估了共济会作为一种革命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证据表明，就对发动革命的人起到的激励作用来说，革命意识形态至少和世俗政治理论或宗教学说一样重要。[23]

在理性时代，共济会是一个强大的神话故事、一个国际组织结构和一种精心设计的仪式，这种仪式将入会成员都当作“兄弟”联结在一起。跟改变了18世纪世界上的许多其他事物一样，它起源于苏格兰。欧洲的石匠们在中世纪已经开始组织集会了，并且（像其他中世纪的工匠一样）区分了工徒、工员和工师，但是直到14世纪晚期，他们才正式成为一种组织。1598年，苏格兰的集会组织中形成了一套新的法规，由苏格兰国王管辖下的劳工大臣威廉·肖发布。然而，直到17世纪中叶，共济会才演变成一个由熟练工匠组成的松散网络，基尔温宁和爱丁堡的分会接纳“投机的”或“被认可的”（即非执业的）工匠。一位名为詹姆斯·安德森的阿伯丁人在他的著作《共济会章程》（1723年，以下简称《章程》）中为新时代提供了一部相当宏伟的史前史。在安德森的讲述中[24]，“宇宙最高建筑师”上帝赋予亚当砌筑的技能——几何和“机械艺术”，然后亚当将这些技能传给他的后代，他们又将这些技能传给《旧约全书》中的先知。因此，上帝挑选的人，在他们得到应许之地之前都是好石匠，摩西是他们的“大师”。早期的建筑师所达到的最高成就是希兰·阿比夫在耶路撒冷建造的所罗门神殿，阿比夫也因此被称为“世界上最有才华的建筑师”。[25]

就像许多成功的网络一样，共济会网络中也有等级制度。所有共济会成员都参与地方分会组织，其中大部分都是被18世纪在伦敦、爱丁堡、约克、都柏林以及后来的欧洲大陆和美洲殖民地形成的各分会联系在一起的。每个分会都有一个工师作为主管人员，还有管理者和其他等级的行政人员。“准共济会成员”必须获得成员的提名和一致批准，甚至在作为“工徒”举行加入共济会的秘密仪式之前，就必须先同意接受安德森的《章程》中提到的那些“指控”的约束。入会仪式是由成员们精心策划的，对于那些晋升到更高等级甚至是工师的同行来说更是如此——包括手势、誓言和礼仪服装。然而，《章程》中“指控”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的要求并不是很高。所有成员都必须是“善良而诚实的男人，生而自由，成熟而谨言慎行，成员中没有奴隶，没有女人，没有不道德或有丑闻的人，他们都有好的名声”。没有一个共济会成员是“愚蠢的无神论者，或不信教的放荡者”。共济会成员像兄弟一样平等相处，尽管组织“不像以前那样夺取成员的个人功劳”，但那些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往往担任最显赫的职位。[26]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些分会的吸引力之一，恰恰是让贵族和资产阶级混在一起。另一方面，共济会允许会员参与政治叛乱。确实，安德森的《章程》也提道：“共济会成员是人民权利的和平主体，无论他住在哪里，也无论他在哪里工作，决不会被卷入‘危害国家和平与福利的阴谋’中。”但是参与政治叛乱显然不是被除名的理由。[27]

尽管安德森本人是长老会牧师，但从他非常宽松的宗教标准中可以推断出，共济会与自然神论是相容的。事实上，一些殖民地的会所还接纳了犹太人。[28]但并非每个人都准备朝着这种启蒙运动的宗教怀疑论的方向一直走下去，因此，1751年，组织中分裂出两个派别“古典派”和“现代派”。古典派倾向于1738年版的安德森《章程》，该条款要求无论哪里的共济会成员都必须遵守基督教戒律。而令人困惑的是，现代派更倾向于1723年早期版本的章程，其中鼓励共济会成员遵循他们本国的宗教。在圣约翰大教堂作为波士顿第一个共济会教堂建立起来约28年之后——1761年，这种分裂倾向在马萨诸塞州发生了。波士顿的分会是在伦敦的授权之下成立的，但同时圣安德鲁新成立的“古典派”分会的权威是从爱丁堡沿袭下来的。虽然最初双方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但分裂并没有持续下去，这两个分会于1792年合并了。但随后在革命时期，它们似乎反映出一种真正的社会和政治分裂，因为圣安德鲁分会——由被排除在圣约翰分会之外的所谓的社会底层人士创建，成了煽动叛乱的温床，特别是在约瑟夫·沃伦成为它的主要领导人（后来他成为波士顿古典派的领导者）之后。[29]圣安德鲁分会于1764年收购的绿龙酒馆成为波士顿革命运动的总部。[30]事实上，根据1773年11月和12月的集会记录，这两次例会由于出席率过低而不得不暂停，这暗示了多数成员都参与了波士顿倾茶事件。[31]当在1775年的战斗中丧生的沃伦被重新安葬时，他的朋友和共济会同僚佩雷斯·莫顿称赞他在公共生活中是一位美好的“无与伦比的爱国者”，而在私生活中也是“人类的楷模”。沃伦已经“献身于美德和人类事业”，但无论如何，他都应该以一名共济会成员的身份被铭记。莫顿宣称，“他作为工师树立了一个多么光辉的榜样，他生活得如指南针一般精确，他的行动可以唤醒整个广场的人群”。在沃伦参加的所有组织中，莫顿说，“没有一个比共济会更有价值”。事实上，莫顿明确地将沃伦的死比作所罗门神殿的建造者希兰·阿比夫的死（根据共济会的传说，他因拒绝泄露共济会工师的秘密符号而被谋杀）。[32]里维尔也不是普通的共济会成员，1788年，他成为马萨诸塞州大分会的副会长。[33]

长期以来，阴谋论者和低俗小说作家一直痴迷于一个想法：共济会是美国革命背后的秘密网络。对于那些有名望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个想法可以解答他们的某些疑虑。不过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夸大殖民地共济会分会的同质性。波士顿的分会中也有亲英的保皇派，包括海关长官本杰明·哈洛威尔和他的兄弟罗伯特，他们都属于圣约翰分会，还有至少六名圣安德鲁分会的成员。然而，我们同样无法忽视一个事实：圣安德鲁分会集中了许多革命领袖，不仅包括沃伦和里维尔，还包括出版了《马萨诸塞侦察报》和《新英格兰年鉴》的以赛亚·托马斯、自由之子组织的干事威廉·帕尔弗里和忠诚九子的其中之一的托马斯·克拉夫茨。[34]仅圣安德鲁一个组织就在1777年接纳了30名新成员，1778年新成员有25名，在接下来的两年加入的成员达到41名。在1782年6月的一次晚宴上，该组织在法尼尔厅招待了波士顿市政委员和法国领事。[35]13年后的1795年7月4日，穿着共济会制服的保罗·里维尔奠定了马萨诸塞州州议会的基石。里维尔敦促他的听众“在一个好公民的尺度下生活”，以展示“人类的世界……我们希望跟‘他们’站在同一个高度，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我们才可能进入寂静与和平的圣殿”。就在他说这话的几天前，一位牧师跟里维尔和他的手下说，共济会是“理性之子、智慧的门徒和人类的兄弟”。[36]这说明此时的共济会和一些早期共和国牧师是和谐相处的。教会中的共济会成员，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住在塞勒姆的公理教会牧师，著名的威廉·本特利。1800年，本特利去波士顿参加乔治·华盛顿的祭奠仪式，并与他的共济会同僚里维尔和以赛亚·托马斯共进晚餐。[37]

仅仅30年后，情况完全变了。新英格兰宗教“大觉醒”引发了激烈的反共济会运动，这导致圣安德鲁分会和其他组织的新运动急剧减少。 [38]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另一种解释，解释了后来美国革命中共济会角色为何被贬低：美国人根本不想承认这是19世纪共和国建国时的特征之一。然而，还有一些令人信服的旁证。本杰明·富兰克林不仅成为费城分会的会长，还是第一部美国版安德森《章程》的出版商（1734年）。乔治·华盛顿不仅在20岁时加入弗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共济会第4分会，1783年，他也成为新成立的亚历山大第22分会的会长。

1789年4月30日，在第一次总统就职典礼上，华盛顿的手放在纽约圣约翰共济会第一分会的《圣经》上，宣誓就职。宣誓是由纽约州首席法官（该州最高司法机构）罗伯特·利文斯顿和另一位共济会成员主持的，他是共济会纽约最大分会的第一位大师。1794年，艺术家约瑟夫·威廉姆斯坐在华盛顿的对面，为他画了一幅穿着全套共济会制服的画像，一年前，他穿着同样的制服参加美国国会大厦的奠基仪式。[39]乔治·华盛顿的石匠围裙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民间传说中应该和保罗·里维尔的马一样出名，如果他们没有共济会成员的身份，就不会有如此的影响力。后来的历史学家对美国国玺的共济会起源提出了质疑，自从1935年美国国玺被印在1美元纸币上以来，这一肖像在全球范围内流传开来。然而，在印章正面未完成的金字塔上，上帝的全视之眼确实与19世纪印刷品中画的，身着共济会制服的开国总统华盛顿身穿的围裙上那个凝视我们的眼睛非常相似（见插图12）。[40]

18世纪的科学、哲学和政治革命交织在一起，因为传播它们的网络交织在一起。美国革命的缔造者大部分都是天才。尽管处于欧洲网络的边缘，美国却产生了那个时代的科学和哲学革命——尽管自觉地模仿着英国及其共济会分会的集会生活，但事实证明，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是那个时代在政治上最有创新精神的人。从许多方面来看，他们在19世纪80年代确立的宪法旨在将反等级的政治秩序制度化。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在古代和现代早期欧洲在共和政体实验上所遭遇的命运，设计了一个既分离又下放权力的系统，极大地限制了当选总统的行政权力。在第一部《联邦党人文集》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明确指出了美国这个新生国家将面临的主要危险：

在对人民权利热情的华丽面具下，往往隐藏着危险的野心，而政府那坚定、高效、热情得令人生畏的外表下，却是坦坦荡荡的。历史将告诉我们，前者比后者更容易将社会引入专制统治，而那些推翻共和国自由的人，绝大部分是从法庭开始向人民献媚的：始于煽动者，终于暴君。[41]

他在1795年回归这一主题。汉密尔顿写道：“只要查阅各国的历史，就会发现，每个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为一些人的存在所诅咒，这些人被一种不规则的野心驱使，不顾忌任何他们认为将有助于自身进步和重要性的事情……在共和国里，阿谀奉承或转弯抹角的煽动者，无论放在哪里，仍然进行着偶像崇拜——权力……以及贩卖人民的弱点、恶习、脆弱性或偏见。”[42]

美国的制度运作得如此之好，令欧洲人感到惊讶，尤其是那些来自法国的访客。1792年，法国建立了共和国，持续了整整12年。法国社会和政治理论家亚历西斯·托克维尔认为，美国联邦制的生命力，以及联邦制的分权性是新民主主义成功的关键因素。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制度还源于一个充满了宗教难民的殖民地，这些宗教难民来自一个在1660年就放弃了共和体制的国家。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那样，“当时等级制度还对母国的居民进行了等级分类”，但是美国殖民者“呈现了一个各部分都平等的社会新奇景象”。[43]正是殖民地社会这种独特的平等主义特征，才使得独特密集的公民协会网络成为可能，托克维尔认为，这是美国成功建立共和国的关键。他在《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的第五章和第六章中说美国是第一个网络化的政体。托克维尔宣称，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更成功地把关联的原则运用到更多的物体上：

除了依法以乡、市、县的名义建立的永久性协会之外，还有大量其他协会由私人机构组建和维持。美国公民从小就被教导，要依靠自己的努力来抵抗生活中的邪恶和困难；人们以不信任和质疑的眼光看待社会权威，只有在没有它不行的情况下，人们才会要求社会权威的帮助……在美国，建立协会是为了促进公共安全、商业、工业、道德和宗教的发展。通过人类的团结，在一个社会中集结个人的力量来实现发展目标，这条道路是没有尽头的。[44]

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政治团体是对抗现代民主中固有的暴政危险的不可或缺的制衡力量——如果是大多数人的暴政的话。然而，他认为，美国体系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非政治性关联：

不同年龄、不同条件、不同思想的美国人不断地团结在一起。他们不仅有所有人都参加的商业和工业协会，而且还有1 000种其他类型的组织：宗教的、道德的、严肃的、随意的、非常普遍的、极其特殊的、巨大的、非常小的。美国人利用协会举行庆祝活动，创办神学院，建造旅馆，建立教堂，分发书籍，派遣传教士到地球的另一端。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创建了医院、监狱、学校。总的来说，只要是在优秀榜样的带领下，面对一个揭露真相或培养情感的问题，他们就会建立联系，成立协会。[45]

最吸引托克维尔的，是美国与他的祖国法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对比。为什么那里的革命（位于启蒙运动的关键中心之一）产生了令人如此失望的相反结果？

[1] Starr, Creation of the Media.

[2] Fischer, Paul Revere9s Ride, KL 102-4.

[3] Fischer, Paul Revere9s Ride, KL 128-33.

[4] Gladwell, Tipping Point, 32, 35.

[5] Gladwell, Tipping Point, 56f.

[6] Gladwell, Tipping Point,59f.

[7] Wood, American Revolution, KL 568-9.

[8] Middlekauff, Glorious Cause, KL 4437-45. See also Borneman. American Spring, KL 439-51.

[9] Borneman, American Spring, KL 81-96.

[10] Borneman, American Spring, KL 1707-14.

[11] Borneman, American Spring, KL 1930-39.

[12] Middlekauff, Glorious Cause, KL 4800-4824.

[13] Middlekauff, Glorious Cause, KL 4825-31.

[14] Borneman, American Spring, KL 2096-2138.

[15] Borneman, American Spring, KL 2175-81.

[16] Han, ‘Other Ride of Paul Revere’.

[17] York, ‘Freemasons’, 315.

[18] Morse, Freemasonry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23, 37, 41, 46, 50. 52, 62, 64f.

[19] Bailyn, Ideological Origins.

[20] York, ‘Freemasons’, 318.

[21] 他们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属于费城分会）；约翰·汉考克（波士顿圣安德鲁分会）；约瑟夫·休斯（1776年12月，他被登记为北卡罗来纳州伊登顿共济会7号分会的访客）；威廉·胡珀（属于北卡罗来纳州梅森堡汉诺威分会）；罗伯特·特里·佩恩（1759年6月出席马萨诸塞州罗克斯伯里分会的集会）；理查德·斯托克顿（1765年特许为马萨诸塞州普林斯顿圣约翰分会的大师）；乔治·沃尔顿（属于佐治亚州萨凡纳所罗门第一分会）；威廉·惠普尔（属于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圣约翰分会）。

[22] York, ‘Freemasons’, 325.

[23] Clark, Language of Liberty.

[24] 这种说法并非毫无异议。例如，另一个苏格兰人安德鲁·迈克尔·拉姆齐就将共济会的起源追溯到十字军东征时的巴勒斯坦。

[25] York, ‘Freemasons’, 320.

[26] York, ‘Freemasons’, 320.

[27] York, ‘Freemasons’, 328.

[28] Hackett, That Religion, 198f.

[29] York, ‘Freemasons’, 323.

[30] Hodapp, Solomon’s Builders, 66f.

[31] I am grateful to Joe Wäges for providing me with the relevant pages of the minute book for 30 November and 16 December 1773. The earlier meeting was adjourned ‘on account of the few Brethren present (NB Consignees of Tea took up the Brethren’s Time)’. A contemporaneous drawing of the Green Dragon bears an inscription that reads: ‘Where we met to Plan the Consignment of a few Shiploads of Tea. Dec. 16. 1773. ’ It is signed ‘John Johnson, 4 Water Street, Boston’.

[32] York, ‘Freemasons’, 326.

[33] Hackett, That Religion, 198f.

[34] Bullock, Revolutionary Brotherhood, 106f.

[35] Bullock, Revolutionary Brotherhood, 112f.

[36] Bullock, Revolutionary Brotherhood, 152f.

[37] Bullock, Revolutionary Brotherhood, 156.

[38] Bullock, Revolutionary Brotherhood, 301.

[39] Alexander Immekus, ‘Freemasonry’, http://www.mountvernon.org/digital-encyclopedia/article/freemasonry/.

[40] Patterson and Dougall, Eagle and Shield.

[41] Hamilton, Complete Works, KL 84174-8.

[42] Hamilton, Complete Works, KL 35483-7.

[43]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Book I, chapter 2, Part I.

[44]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Book I, Book I, chapter 12.

[45]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Book I, Book Ⅱ, chapter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