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早先的反事实假设：非绥靖政策

关于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些事件，人们已经提出了许多“假如……会怎样”的问题。但是直到最近几年，历史学家才开始考虑有没有可能在更早些时候做得更多，以阻止希特勒掌权，或者有没有可能在他掌权之后做些什么迫使他下台。假如英国能早点勇敢面对第三帝国会怎样？对英国和希特勒的传统假设便以这个问题为基础。而这个问题最初是由丘吉尔提出的。正如他后来写的：“假如法国和英国能够及时勇敢地面对最后不得不冒的战争风险，明确有效地对德宣战，那么我们今天面临的前景会有多么不同。”对丘吉尔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不必要的战争”。他和其他人都相信，如果法国、英国和苏联强烈声明抵制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德军内部的希特勒反对派就算不能推翻他下台，至少也可以迫使德国的政策有所改变。丘吉尔认为：“如果同盟国成员在希特勒掌权早期就对之实行强烈抵制……那么德国人（尤其是在高层）中的有识之士们凭借其强大的影响力，有可能会阻止德国陷入那个疯狂的体制。”

假如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政府没有只想着空中防御，还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陆军，它不是一种威慑手段，而是能够真正抵御德国对法国的入侵，情况又会怎样？假如英国和法国在1936年抵制德国在莱茵兰再度军事化的措施，情况会怎样？希特勒自己也承认，“如果法国攻入了莱茵兰”（这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确发生过），“我们将不得不灰溜溜地撤退”。尽管英国在陆军方面的弱点众所周知，但假如政府明确地表示（哪怕只是虚张声势），捷克斯洛伐克一旦遇袭，英国将出手援助，情况会怎样？假如1939年英国和法国说服斯大林共同抵抗德国，而不是任由里宾特洛甫在斯大林面前得寸进尺，情况会怎样？这些都是多年来历史学家针对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一些能够被人们接受的反事实问题。然而，事实上就实现的可能性而言，完全可以再提出一个令人不太愉快的设想——假如德国战胜了英国？

1914年英国参战时还是个强大自傲的帝国，而战争结束后便徒有其名了。在经济方面，英国努力想要恢复到战前的经济水平，但战争使其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英镑大幅贬值。从1920年开始，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失业成为周期性复发的难题，出现了成百上千乃至上百万人（英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的失业人群。1929年华尔街危机和1931年欧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资本主义似乎陷入了垂死挣扎。这在政治上直接造成了两个结果，深刻影响了英国的外交政策。第一，英国在社会治安方面的开支史无前例地增长，速度大大超过缓慢发展的经济。由此导致了第二点，国防经费严重受限，达到10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1920年到1938年间，英国国防开支始终低于年均国民收入的5%——这是英国历史上的最低纪录，而当时英国需要维护的帝国区域几乎达到了历史上最大的范围。在财政方面，英国优先执行的是战前的传统政策——保证强势的货币政策和预算的平衡。由于在战争中积欠的庞大债务以及紧缩政策导致的失业问题，使可用于国防开支的经费大大减少。然而，英国国防经费的持续缩减只是引起了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第一海事大臣）等主战派的忧虑，不幸的是，丘吉尔及其同伴并没有得到公众太多的支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丘吉尔得了个战争贩子的称号，加里波利战役惨败后又被人叫做笨蛋。他的名声不只这些污点。由于他对工会与俄国革命的敌视，他在工党中极不受欢迎。自由党人认为他是个傻子，因为他在20年代担任财政大臣时对经济管理不善，巧合的是，当时他也削减了国防开支。到了30年代，由于他反对印度政治改革措施，此后又支持爱德华八世与辛普森夫人的婚姻，保守党内部也对他十分不满。

大多数选民已经厌倦了战争。英国共产党及其来自剑桥的年轻新成员伯吉斯、菲尔比、麦克莱恩和布伦特等人坚决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战争（直到苏联改变了方针以后）。工党领袖乔治·兰斯伯里承诺“关闭所有征兵站，遣散陆军，空军实行裁减”——简而言之就是要“废除整套战争设施”，在这个承诺下工党确定了和平主义的立场。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样的自由党人，甚至战争时期的前任首相劳埃德·乔治，也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对年轻生命的浪费：1914年外交决策的错误导致德国统治欧洲的野心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同时还伤害了德国民众的感情。许多保守党人都暗中对战后德国怀有同情，这从很多方面形成了绥靖政策的基础。

试图避免战争的心情是很容易理解的。战壕里那明显毫无意义的屠杀让人们开始深深地反感起“为祖国牺牲是无上的光荣”这种观念——曾经有一代公学背景出身的英勇（而短命的）军官都以此为座右铭。此外，还有人担心，技术革命带来的进步会制造新的战争，会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夺取更多的生命。首相鲍德温预言：“轰炸机总是无所不能。”丘吉尔自己也预测，会有40000伦敦居民在第一周的密集轰炸下死亡或受伤。在1934~1935年进行的所谓和平投票中，多达1000万的投票证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理想是相当吸引人的：外交不再意味着秘密协定和盟约，而是为了维系一个新的国际联盟。不仅仅是约克大主教坦普尔和坎特伯雷大主教等神职人员出于善意拥护所谓“共同安全”这个诱人但不现实的原则。1933年，牛津大学辩论学会对此所展开的讨论和论证或许是最著名的，这令人吃惊是因为牛津人向来以保守著称。西里尔·乔德在主张“这个学院拒绝在任何情况下为国王和国家作战”时提出警告：“一旦向任何欧洲国家宣战，炸弹在20分钟内就能投到英国。仅仅一枚炸弹就会让一平方英里以内3/4区域的生物全部遭到污染。”计票员的统计结果明确而惊人：275票赞成，153票反对。丘吉尔称之为“卑怯、可怜、无耻的声明……这种现象让人不安、反感”。他的儿子伦道夫虽然试图将这条主张从辩论学会的会议记录中删去，但没有成功。

在内维尔·张伯伦不走运地出任首相期间，财政的紧张与公众的和平主义倾向，共同导致了英国在外交上的软弱。对德国实行绥靖政策在受凯恩斯影响的很多人看来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们认为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对德国过于苛刻。实际上，绥靖意味着认可德国貌似合理的要求，以便避免（或至少推迟）战争。其中最重要的是主张“自决”，在凡尔赛会议上，这个词多被用来证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中欧国家的独立是正当要求；但在德国问题上这个词被刻意回避了，德国不得不向邻国交出自己约10%的领土。问题在于，如果欧洲所有德国人都被纳入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里，这个国家将比1914年的德意志更加广大——因为其中还包括了奥地利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立陶宛的部分地区。这是绥靖政策的一个根本缺陷：德国的“后院”（这个词常被用来辩护莱茵兰的再度军事化）太大，对欧洲和平是潜在的威胁。直至后来战争接近的时候，绥靖政策的提倡者（尤其是哈利法克斯和英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亨德森）都没能意识到这一点。

哈利法克斯自己在谈到德国人时，也表达了许多保守党贵族的观点：“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力量非常强大。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不自然或不道德的……我自己无法怀疑这些人天生就仇视共产主义！我敢说，如果我们处于他们的立场，也会有同样的感受！”这种庇护的态度（当哈利法克斯与希特勒第一次会面时，曾一度误把将希特勒看做侍从，差点将外套递给他）相当典型。当希特勒告诉这位前任印度总督怎样处理印度的民族主义问题（“枪毙甘地”）时，哈利法克斯“注视着他，眼里满是惊愕、反感和怜悯”。同样，戈林在他眼里就像个“大孩子”。他不由自主地“很是喜欢……矮个子的”戈培尔。然而，他告诉希特勒，“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秩序或许会有变化，但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有可能就是其中的可变因素”，这就不只是递给希特勒一件大衣，他递给希特勒的似乎是整个中欧。

当然，在德国1938年急不可耐地想要发动战争时，英国在军事上并没作好准备，此时实行绥靖策略并不是不合理的。希特勒实际上已经感到张伯伦的智高一筹：希特勒想要对捷克斯洛伐克发起战争，而且从1938年春天开始就在着手筹备，但张伯伦在外交上的努力有效地制止了这场战争。在出版的戈培尔日记里，张伯伦被描述为一只“冷冷的”“英国狐狸”，使尽了手段，让希特勒与捷克速战速决的希望化为泡影。很明显，张伯伦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外交策略有时有点夸张，但却成功地让德国人相信英国的干预并不是虚张声势。“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戈培尔写道，“张伯伦却突然起身离席，好像他责任已尽，没必要再继续讨论，他可以撒手不管了。”9月28日，希特勒要求张伯伦的副官霍拉斯·威尔逊“直言英国是否希望爆发世界大战”，由此可以推断他担心张伯伦可能会有这个打算。6天前戈培尔还自信地宣称“伦敦相当地害怕武力”，此时却被迫认为“我们没有战争的借口……我们不可能为了修正案而冒世界大战的风险”。

假如张伯伦没有去推动慕尼黑四国会议（这个会议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而是明确作出保证捷克斯洛伐克一旦遭到攻击英国势必会施以援助，情况又会怎样？我们知道，在1938年8月30日的会议上，内阁一致同意“如果希特勒进军捷克斯洛伐克，我们应对他宣战”；但张伯伦仍然坚持不公开这个决议，因为他并不希望“对希特勒先生提出这样的威胁”。假如他公开了内阁的决议呢？这是否会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将成为对希特勒实行军事打击的信号？这看上去不太可能，不仅是因为在内阁会议召开前几天，关键人物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1]已经辞职（直到会议之后他辞职的消息才公开）。总之，张伯伦对于颠覆希特勒始终持怀疑态度。慕尼黑会议前夕，张伯伦向法国将军甘末林这样问道：“谁能保证德国以后不会变成布尔什维克国家呢？”

今天，我们认为慕尼黑会议是对捷克人彻头彻尾的背叛——这当然没错。为了阻止战争的爆发，张伯伦有效地迫使捷克人不仅放弃了苏台德地区，还放弃了自我防卫。然而当时希特勒并没将此看做自己的胜利，而是感到挫败：他原本打算速战速决，而不是外交上的妥协。他怒气冲冲地回到柏林，而德国国内民众对和平的热情更是让他大发雷霆。他下令开始进行一轮新的宣传战，鼓动德国人支持战争。而张伯伦回到英国后却被当做英雄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慕尼黑会议时期张伯伦的声望相当高，如果他那时（接受心腹顾问的建议）举行大选，无疑会获得压倒性的支持——其优势会比1931年和1935年更为明显。

当然，结果证明张伯伦在慕尼黑所取得的成就是短暂的。1939年3月15日，希特勒撕毁《慕尼黑协定》，单方面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这常常被看做是战争不可避免的标志性时刻。但当时仍然存在强烈的呼声，要求在这之后继续执行绥靖政策。4月初对波兰的保证也并非必然的选择。事实上，张伯伦对布拉格被占领的第一反应是希望“有可能缓解紧张局势，恢复与独裁者的正常关系”。直到战争真正爆发后，在情报部门的推动下，英国民众才开始关注起对波兰的支援。劳埃德·乔治和许多社会主义者大肆批评波兰政府，认为它是反犹太的、不民主的政府，而且它曾在慕尼黑会议期间从捷克斯洛伐克夺取了特申地区，正因此受到应有的惩罚。劳埃德·乔治还认为，允许波兰独立就相当于把一块精致的怀表送给一只猴子。如果希特勒又使出苏台德问题上的策略（德国有权利要求但泽以及贯穿普鲁士的“波兰长廊”实行民族“自决”），就有了充分的开战理由。毕竟在但泽，有80%的居民都表示愿意加入德国。

促使英国下决心保护波兰的关键人物实际上是怀有忏悔心理的哈利法克斯。如果不是他成功地影响了张伯伦、威尔逊、约翰·西蒙爵士、塞缪尔·霍尔爵士、R·A·巴特勒、约瑟夫·鲍尔等人结成的强大势力，英国就不可能作出保护波兰的承诺。结果，英国在未经协商的情况下作出了这个保证，同时德国即将入侵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无根据谣言还在英国国内引起了一片恐慌。英国不断收到关于纳粹德国真实意图的情报，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它们都给予了哈利法克斯以重要支持。1938年11月，所谓的“水晶之夜”（实质上是希特勒发动、戈培尔组织的由国家支持的大屠杀）进一步揭示了纳粹德国号称“种族政策”的真实面目。布拉格的沦陷、立陶宛的梅梅尔^[2]被德国攫取，都表明了一年前哈利法克斯认为希特勒“并不打算像拿破仑那样大肆征战”的看法完全是错误的。德国攻占了已割让苏台德地区的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无法证明这代表的是民族“自决”的胜利。正是这种后知后觉（即“德国愚弄了我们”），促使英国下院一致反对继续实行绥靖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张伯伦还能像放弃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放弃波兰吗？大概不会。

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希特勒希望张伯伦能这样做。8月22日，希特勒告诉上萨尔茨堡的指挥官们：“英国在两三年内都不希望发生战争。”里宾特洛甫的高招（次日在莫斯科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更让希特勒有恃无恐。如果希特勒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英国又怎么可能威胁德国声称要对波兰实行干预？尽管希特勒的确因此表现出暂时的犹豫，打算推迟原定于8月26日进攻波兰的计划，但4天后他又恢复了好战的本性（“英国人认为德国很软弱。他们将看到，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想法”）；次日，希特勒否定了戈林和戈培尔的看法，尽管他们都对英国的不干预声明表示“怀疑”，但“元首相信英国不会多管闲事”。

当然，希特勒错了。但既然他能在战争爆发前夕还这么想，就说明他很难想象英国会坚定地阻止战争爆发甚至推翻纳粹政权。事实上，有一个反事实的假设更为合理可信：英国对德国继续执行绥靖政策以避免战争，浑然不觉纳粹主义的本性会促使其采取不断扩张的外交政策。

[1] 路德维希·贝克（1880~1944年），德国一级上将，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出任陆军管理局军队办公室（实即陆军总参谋部）首脑。1935年德国公开宣布扩军后，正式成为陆军总参谋长。积极从事扩军工作，但坚持军官团的传统特殊地位，同希特勒发生分歧。1938年8月辞职。1944年策划“七·二〇事件”，失败后企图自尽未遂，随即被枪杀。——译者注

[2] 今天的克莱佩达。——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