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组织下的爱尔兰

我们已经就当时的历史情形介绍和讨论了地方自治下爱尔兰政府的可能形态，描述了地方自治骚动的背景、第三次地方自治议案的具体内容，也考察了一些对地方自治政府的猜测和设想。现在，我们可以将这些不同的线索贯穿起来形成几条反事实的假设：首先，前文提到的，地方自治议案在1912年原本可以得到通过；其次，假设欧洲战争延缓到来或者被避免，自由党政府和阿尔斯特联合党不得不直面自己行为的后果（1914年战争的爆发让它们转危为安）。

现在我们想象一下，1912年自治议案得到通过，并且北方六郡被排除在地方自治之外。1912年2月6日在内阁会议上，劳埃德和丘吉尔提出了要排除阿尔斯特，与会者意见不一，但由于要求先行让步的呼声十分强烈，阿斯奎思意识到有必要进行和谈与妥协，加入了排除主义者的行列。爱尔兰事务大臣比勒尔有可能在劳埃德·乔治和丘吉尔的敦促下，游说雷蒙德及其爱尔兰议会党接受让步。看似意见统一、铁腕强力的内阁，结合计划的暂时性，最终扭转了爱尔兰领导人（尤其是德夫林）长久以来对不完整爱尔兰政体的厌恶感。不过，如果和解未能达成，结果可能导致政府解散、联合党在选举中获胜。

于是1912年4月，地方自治议案以及附带的临时分治方案被正式提出。如劳埃德·乔治所预见的，保守党和阿尔斯特联合党惊慌失措，出现了分裂。议会中的保守党议员派意见出现了分歧：兰斯道恩勋爵等同情南部联合党的权势人物对议案极为不满，而相对冷静的如奥斯汀·张伯伦或休·塞西尔勋爵等人，认为自由党的提议就算不能解决争端，至少也为协商解决提供了基础。博纳·劳此时出人意料地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态度，他意识到自由党的提议从根本上破坏了北爱尔兰以武力讨伐不列颠的计划。他能以保卫困境中的阿尔斯特为由集结政党的力量，但如果只是分治方案的细节引发争议，他无法以此为依据左右政党或全国，因此他决定与自由党合作。

尽管如此，博纳·劳仍然需要爱尔兰联合党领导人的支持。此时自由党让步政策的分化作用再次体现。南部联合党和北爱尔兰分治地区以外的联合党都感到恐慌。联合党的中心地带、东北地区的领导人更为谨慎，其中的主战派（尤其是参加过布尔战争的退役军人）并没有被阿斯奎思的慷慨打动。卡森曾在1886年和1893年参与反对自治议案，但也承认阿斯奎思的此次议案和格拉德斯通的议案相比有所进步。出于政治上的老练与敏锐，他意识到从战略上看，自由党的提议会给联合党的事业制造不少难题。尽管满心怀疑，但他还是决定与自由党合作。卡森征求了不少北爱尔兰军官的意见；詹姆斯·克雷格的意见尤其受到重视，因为他始终以阿尔斯特东部的政治利益为其政治生命的出发点。由于自由党的提议中承诺要保护阿尔斯特东部地区，在不列颠和下院有丰富竞选经验的克雷格意识到坚持反对意见可能会相当困难，于是建议卡森谨慎地接受提议。

双方在同意分治方案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议案也就此通过。依照新的地方自治法案，新的爱尔兰议会于1913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召开会议。尽管面临巨大压力和不利的猜测，前爱尔兰议会党仍然维持了团结，并成为了新的都柏林下院和爱尔兰政府的主要势力：约翰·雷德蒙被选为第一任爱尔兰首相。下院的164个席位中分布有南部联合党和新芬党的代表，但联合党在上院的情形要好得多——总督不合比例地给了他们40个席位。属于少数派的立宪派民族主义者（比如对中间派威廉姆·奥布赖恩的支持者）在上下院也都有一席之地。

新的爱尔兰政府会不会像1911~1912年联合党评论家所预测的那样，让天主教和教权主义获得优势地位？地方自治法案正式禁止了大多数有宗派偏向的立法行为，但还是存在某些方法可以绕过禁令（一些联合党人认为地方自治政府在征税时会对教会有所偏袒）。而不少重要的民族主义者的家庭都与新教有一定关联，比如雷德蒙的母亲和妻子都是新教徒。新议会中的新教徒数量相对增加，爱尔兰议会党在威斯敏斯特议会的代表中也有了更多的新教徒。尽管在政治上他们被普遍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但如果教权主义肆无忌惮，他们很可能抗议。不过，任何宗派势力都无法取得主导地位，主要还是由于分治方案的压力，新政府当然会向仍然蠢蠢欲动的北方显示自己对自由的维护。毫无疑问，在议会中仍然存在强大的宗派势力，尤以德夫林的政党组织古爱尔兰修道会为典型代表。但这些势力也受到了同样强大的力量——仍然广有影响的宪法中立传统以及尚未受大战影响的南部联合党——的制衡。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假设，尽管地方自治是在宗派纷争的情形下进行的，但比起1920~1921年实际成立的爱尔兰自由邦，新的爱尔兰政府（至少在初期）在宗教信仰的分歧问题上更为敏感。

新政权与北方的关系仍然脆弱而微妙。尽管就地方自治达成了协议，但协议的临时性质意味着阿尔斯特联合党仍然会保持高度警惕，并保留了自己的自卫组织（比如所谓的阿尔斯特临时政府）。他们的态度以及分治方案的命运都是难以预测的。不过，如许多自由党人预言的，分治方案多少缓和了阿尔斯特联合党日益增强的好战情绪。毕竟要在6年多的时间里一直维持有效的反抗也不那么容易，况且分治方案很有可能会延续下去。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地方组织政府的态度。由于雷德蒙对自由党政府在地方自治问题上的让步多少有些感激，他很可能支持英国在1914年8月进行的战备工作，并鼓励招募爱尔兰志愿兵加入英国军队作战。鉴于宪法问题得到临时的妥协，阿尔斯特联合党也会被雷德蒙的“忠诚”所感染；联合党与民族主义因战争形成的一致态度也有利于巩固国内政治势力间的纽带关系。分治方案的实施、战争的爆发显然将使联合党在阿尔斯特问题上的狂热大大消减，如果新的地方组织政府在这期间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这一点很有可能），则会对此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阿尔斯特联合党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让分治政策继续执行，逐渐失去不列颠对他们的同情；要么加入新的地方自治政体。后一点并非不可能：1920年以后处境不太顺利的阿尔斯特联合党中许多人（包括詹姆斯·克雷格）都相信，分治政策只是暂时的，战争促成的团结会在宪法上得到进一步巩固。不过，这种共识及其促成的政治团结是否能长久维持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么，在阿尔斯特联合党的怀疑与不列颠的歧视中，新的都柏林政府是否能证明自己的称职？鉴于雷德蒙、德夫林或约翰·狄龙等民族主义领袖出色的政治才能以及地方自治法案推行的政府规章制度，人们对这个问题有理由保持乐观态度。而且，参照此后的历史来看，20世纪20年代爱尔兰自由邦的大臣们在才能与经验上都不如上述这些人，但他们运作的政府非常称职（尽管也很刻板）。地方自治政府中的宪政民族主义者曾在长期以来的抵抗运动中饱受磨炼，因此很可能会相当谨慎和周全地行使权力。

对宪政的可能威胁，并非来自爱尔兰的新统治者，而是来自他们的权力工具——地方自治法案。尽管法案中的许多制衡条款意在避免与北部发生冲突，但其中有些内容也可能导致与不列颠议会的矛盾。法案中对权力的分配以及对威斯敏斯特议会主导地位的承认，都可能引发争端，比如总督对爱尔兰法律的否决权以及不列颠议会对爱尔兰法律的轻率干预，都是会引发争议的难题。尽管威斯敏斯特议会中的爱尔兰议员席位减少，但其影响力仍然很大，（就像1910年时那样）当不列颠的两个主要政党势均力敌时尤其如此。如果地方自治政府与帝国政府间的冲突次数增多、程度加剧，爱尔兰就更可以利用在伦敦的这种平衡作用，在宪法上争取更多对自己有利的规定。

这些冲突对于分离主义者或共和主义者也十分有利。都柏林和伦敦哪怕发生一点小冲突，都会激怒宪政民族主义者，同时作为少数派的新芬党也对都柏林和伦敦施压，大声疾呼要实现更加彻底的独立。此外，人们反战情绪日益高涨，也对政府亲不列颠的立场愈加不满，激进的民族主义运动因此得到了更多支持。地方自治政府对此完全可以不予理会，但至少应该明白某些分离主义者提出的原因：大战结束后，人们会要求在宪法上的更多让步。考虑到战争中爱尔兰人的伤亡达到50000人，这个要求有可能被满足。

在这种反事实推导下，20世纪20年代的爱尔兰在某些方面与历史上的爱尔兰没有什么差别：真实出现的爱尔兰也好，虚拟的爱尔兰也好，都是一个与不列颠保持松散关系的自治领。是否将阿尔斯特地区排除在地方自治之外，对这个推论都不会有影响。地方自治这种“背叛”真正完成后，联合党人不再会热衷于重建联合王国；我们也有充分的根据认为，如果北部加入了都柏林政府，联合党不仅会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而且还会想方设法巩固和增强自己的力量。都柏林政府中阿尔斯特联合党人的出现有可能（并非一定会）维系住爱尔兰与不列颠王室仅剩的那点关系，但即使如此，爱尔兰直到1949年才成为共和国。还需要强调的是，一个由联合党人主导的独立爱尔兰（在较长时期内）未必会在政治和文化上趋于稳定。实际上，形势很有可能往相反的方向发展。

如果1912年实现了地方自治，爱尔兰独立战争就不太可能发生；另一方面，（用麦克斯温利的比喻来说）成立的地方自治政府似乎正日益沉浸在“帝国的狂欢”中，这有可能引发激进的分离主义者对政府的大力反抗。因此，即使实现了地方自治，爱尔兰的革命民族主义传统也不可能消亡；但其斗争目标有可能变得不如从前明确，从而失去一部分支持。不过，革命民族主义者还是能够促使地方自治政府采取更有反抗精神的民族主义立场。国内一些骚乱将难以避免，但也主要是源于阿尔斯特问题引发的争议，而不是像1922~1923年那样在不同形式的激进民族主义之间产生矛盾。

这引发了另一套反事实推论。如果地方自治议案在1912年得到通过，由于自由党的温和风格和保守党的冷淡态度，阿尔斯特联合党的好战情绪刚有苗头就会被抑制。现在我们暂且搁置这种设想，回到历史就会发现，调和自由党政府和阿尔斯特联合党人的严肃方案直到1914年才被提出，而此时北方的战斗情绪已经非常激烈。1913年末到1914年7月，双方在外交上的不甚往来证明谈判陷入了僵局，这种紧张关系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才有所缓解。但假如没有爆发战争会是怎样的情况？或者，如前文谈到的，假如欧洲其他地区都加入战争，而英国保持中立会怎样？阿斯奎思政府是否会发动一场爱尔兰内战？

联合党领袖和自由党的大臣们显然会利用大战的爆发摆脱阿尔斯特问题带来的危机；当时以及后来的人们也的确认为，（至少从维护不列颠宪法稳定的角度来看）这场世界大战让英国避免了一场较小的但也许更有破坏性的战争。这些当时的反事实设想值得我们好好思考：如果欧洲没有发生战争，北爱尔兰地区是否会爆发内战？如果确实如此，现代爱尔兰的宪法进程会有怎样的改变？

1914年7月白金汉宫会议失败后，地方自治原本应在整个爱尔兰得到推行。阿斯奎思在1914年6月提出的修正案以及在阿尔斯特实行分治的提议让各方都不满意，结果未能通过。假如大战爆发后党派间争斗没有停止，英国同时持中立立场，地方自治法案或许就已经实施，新的爱尔兰下院经选举后诞生，新政府的权力行使也开始逐渐脱离伦敦方面的束缚。

地方自治在北爱尔兰的实行使得成立于1911年的阿尔斯特临时政府再度恢复，成为自治政府有力的对手。临时政府此前制订的粗略计划此时可以付诸实施：切断铁路和通信线路，占领军火库和供给站，关闭通往北部的主要道路并严加看管。阿尔斯特志愿军及其政治领袖一直以来都认为爱尔兰皇家警察队是保皇派政变的直接反对势力，因此还制订了对警察的逮捕及武装解除计划。地方自治机制（比如新下院的选举）要么被忽视，要么被起义者利用。北部的选举很可能会产生一名起义者领袖（新芬党在1918年和1921年都曾这样利用选举）。几乎可以肯定，政府不会直接去镇压起义，这或许是因为阿斯奎思的确担心和平抗议演化成血腥暴动，但他也有可能是在等待更恰当的时机。

阿尔斯特临时政府计划以最小的代价夺取和控制政权（出于战略和人道主义的考虑，卡森强调阿尔斯特志愿军不会开第一枪）；同样，不列颠政府迫切希望尽可能避免与联合党的反抗发生任何流血冲突。而至少早在1914年3月，上述双方都已经筹划在爱尔兰发动内战。在阿尔斯特联合党人构想政变时，不列颠政府的主战派（丘吉尔和国防大臣西利）很可能就在讨论武力镇压的可能性。1914年4月，联合党人已全副武装——他们成功（且非法）地进口了25000支步枪和300万发子弹。除了这些武器，他们也许还有12000~15000支不同型号和年代的步枪：据估算，1914年7月他们大约拥有步枪37000支，而且这还是比较保守的数字。保皇派自1910年末就已开始接受军事训练，1913~1914年还出现了大规模的训练营（比如1913年10月蒂龙郡的巴朗士阁训练营）。

针对保皇派的起义会出现两种完全不同但彼此关联的反应。民族主义者有自己的准军事武装组织——爱尔兰志愿军，它具有激进的分离主义倾向，这使它在1914年春天迅速壮大，尤其在大多数人拥护地方自治的阿尔斯特省西部得到了热烈支持。1914年5月，爱尔兰志愿军从全国征募到129000人，其中41000来自阿尔斯特省。这些阿尔斯特人武器落后，但热情高涨，他们的指挥官（曾经是科那特突击队的军官）在6月声称“任何政府，只要企图将支持民族主义的地区不公平地划出爱尔兰，都必须对我们有个交代”。而实际上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并不那么热衷，其手里控制的爱尔兰皇家警察队和爱尔兰卫戍部队虽是阿尔斯特联合党人潜在的对手，但却没有什么交战的热情。

1914年地方自治的实行很有可能造成阿尔斯特志愿军与爱尔兰志愿军之间的冲突。在阿尔斯特的西部和南部（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贝尔法斯特），联合党人和民族主义者都在为各自的事业奔走，展示自己的武装力量。阿尔斯特志愿军一旦想要实施任何战争计划（比如在大都支持民族主义的南部地区夺取战略要地），无疑都将引发冲突。阿尔斯特志愿军的优良装备和（至少在北部地区的）人数优势可以暂时击退民族主义者，但会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造成流血事件和宗派动乱。联合党试图和平解除皇家警察队武装的粗略计划显然是过于自大的表现。大多数警察都是天主教徒，而志愿军则为新教徒，解除武装的举动很可能造成双方的冲突。不管阿尔斯特志愿军是与警察队还是与爱尔兰志愿军发生冲突，都有可能破坏不列颠对联合党人的支持；如果发生宗派流血冲突或皇家警察队遭到突袭甚至出现伤亡，很难想象不列颠的保守党会继续支持阿尔斯特联合党人。

如果上述冲突发生，阿斯奎思政府会公开表示遗憾和谴责，私下里却会暗自窃喜。此外，不列颠的军队对阿尔斯特联合党活动的态度有可能因这些冲突变得过于简单化。1914年3月基尔代尔郡卡勒军营有一位准将和60名军官集体辞职，拒绝进军北部在阿尔斯特强行实施自治，这在当时（也仅仅是当时）被认为是“事变”或“兵变”。但导致这场危机的不是当局想要用武力威胁阿尔斯特联合党，而是由于军队司令阿瑟·佩吉特对国防部多少不太明确的命令理解有误。提前在阿尔斯特部署军队在他看来很可能是要大战一场的征兆，于是他单方面允许手下军官提出辞职。此事件常常被用于说明军队明显的联合党倾向，不可能反对阿尔斯特志愿军。当然，1914年7月4日，陆军委员会表示绝不会在军事上向阿尔斯特施压。对皇家海军中类似事件的解释同样如此。但这次备受指责的事件很容易被误读。它反映的不是军队里的反抗情绪（他们并没有违抗命令），而是军队对联合党的普遍同情；如果可能的话，军队一定会避免与阿尔斯特发生流血冲突。不过，一切证据都表明，假如别无选择，军官们仍然会服从命令开赴北方。主要“反抗者”、准将高夫曾明确表示：“如果总指挥官下令让部队向贝尔法斯特进军，我一定服从，绝无异议。”

卡勒军营事件说明，出动军事力量强行实施地方自治比想象中要困难，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这种困难。时间的流逝显然会淡化这次事件的影响；尤其是1914年11月，极有影响的反高压政治者、野战军司令罗伯茨勋爵的去世对阿尔斯特联合党来说无疑是一大损失。不过，如前文所述，更重要的在于，如果阿尔斯特志愿军造成天主教倾向的爱尔兰志愿军或皇家警察出现伤亡，内阁对联合党人的支持将会面临极大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命令更为明确，佩吉特脑子更清醒些，类似的“兵变”很可能不会再发生。

阿尔斯特志愿军能否赢得军事上的胜利？在与皇家警察队和爱尔兰志愿军的对抗中，阿尔斯特志愿军的军事行动多少都会取得一些个别的成功，但如前文指出的，这些成功给政府和军队的介入提供了借口，这显然有悖于阿尔斯特联合党的初衷，政治和军事的原定目标也很难实现。

阿尔斯特志愿军人数众多（约10万人），全副武装，熟悉当地情况。但在战争打响之前，可能会有部分人临阵脱逃，而数量庞大的武器实际上掩盖了其后勤力量的严重不足。有些武器过于陈旧；他们有大量型号各异的步枪，但手枪数量很少，机关枪和野战炮等有威力的武器就更是屈指可数。而且，志愿军的武器显然不足以用于训练，更不用说消耗军力的持久战了。因此，“如果战争全面爆发，志愿军的武器显然会严重短缺”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阿尔斯特志愿军或许能克服这些困难，还能凭借对当地情况的熟悉了解展开游击战，但这种战斗形式恰恰是他们想要回避的。他们宣称想要“堂堂正正地战斗”，志愿军的训练和组织就表明他们是在为迎接一场常规战作准备。毫无疑问，志愿军就像他们在索姆河与梅西纳和德国人作战那样，在与不列颠军队交战时会十分英勇；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为此牺牲的人数也会和对方的伤亡不相上下。联合党的政治领袖和不列颠的公众舆论都不希望发生杀戮进一步扩大，就像小说《燃烧的北方》里的描写那样，冲突持续几周后双方完全有可能进行谈判以求和解；当然，和解过程也会考虑到1914年春天阿斯奎思和劳埃德·乔治提出的择取北爱尔兰个别郡实行分治。

一切既有的证据都表明，如果军队介入阿尔斯特，阿尔斯特志愿军将遭受重挫。自由党政府和阿尔斯特联合党间也有可能达成妥协。不过，要评价由此导致的长期结果会更为困难。在当时的人看来，北方保皇派激烈的联合主义很难逃过联合王国政府（即使是自由党政府）及其军队的羞辱；由于不列颠军队在阿尔斯特遭遇伤亡，保守党原本对保皇派的支持不太可能再维持下去。卡森和克雷格等领导人可能会因军事上的失败遭到谴责，就像雷蒙德曾在一系列政治挫败后被民族主义选民抛弃一样。根据当时的一些预测，针对地方自治有可能出现一些消极抵抗。本土作战失败，又失去了不列颠的同情，北方联合党人可能不得不逐渐加入都柏林的地方自治议会，就像1927年北方的民族主义者不情不愿地加入贝尔法斯特议会以及爱尔兰共和党进入下院一样。至于这些联合党人在议会的出现会促成瑞士那种多元文化的民主，或加拿大那样松散而有效的联邦制度，抑或导致像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那样在政治上的失败和分裂，就不得而知了。不管结果如何，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关系都未必比现实中的关系好多少。只有在同仇敌忾地面对不列颠的压迫时，联合党人和民族主义者才有可能团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