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债券市场之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经济一体化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它始于一个共同体的创立，以监管欧洲六国煤炭和钢铁的产量与价格，这六国分别是比利时、法国、荷兰、意大利、卢森堡和联邦德国。1957年《罗马条约》创立了一个共同市场，正式禁止这些国家对彼此贸易往来设置壁垒。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形成之前，这六国间的贸易增长迅速，之后持续增长——正如世界贸易作为一个整体也在增长一样。但在其他方面，经济一体化却进展缓慢。农业上，整合市场的发展受到国家补贴的阻碍，直到“共同农业政策”取代了这种补贴。制造业上，各国政府通过补贴政治敏感度高的行业，或竖立非关税壁垒，继续抵制泛欧竞争。总之，欧洲各市场未完全整合，因为各个市场未被真正放开。服务业上，这样的做法就没那么常见了，因为在那时，即使在完美的自由贸易条件下，服务业也不太容易跨境交易。这一规则的例外是金融服务业——比如，向相对富裕的投资者出售企业及公营部门的长期债券——它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以非常新颖的方式变得更加整合。

欧洲美元和欧洲债券的崛起常被看做朝着金融全球化迈出的较早的一步。早前的记录强调英格兰银行在开放所谓离岸外汇交易市场中的角色，而那时，多数其他金融市场的监管变得更严，而不是更松。但是，欧洲债券的诞生在欧洲一体化历史上也是一个主要突破——虽然政治家和技术官僚在很大程度上都未曾预见，艾伦·米尔沃德把这些人称做欧盟形成时期的“圣人”。诚然，《罗马条约》设想减少成员国之间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把限制“降到使共同市场正常运行的必要程度”。但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执行机构——欧洲委员会，好像不太重视这一点。该委员会发布的关于资本管制的第1号指令，目的是只开放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之间贸易、直接投资或投资上市股票有关的资本流动。虽然1962年的“行动计划”旨在到1965年年底放松资本管制，但第2号指令就是一个空架子，而第3号指令更是“难产”了。各国政府除了极少的特例之外，仍对资本和汇率进行管制。因此，欧洲债券市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私营企业创新自发的结果，加之来自英国宽松的货币政府的帮助。短短几年，这一市场的初创和壮大改变了欧洲金融体系，并建立起全新的跨境机构联系和网络。然而，这仍是战后欧洲历史上空白的一页，有关这一问题最近的教科书上对此只字未提。

对于参与其中的银行家来说，毫无疑问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利润。彰显地位也是一个考虑，欧洲债券发行排名榜很快成为一个衡量成功的重要标尺。但这里也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层面。因为，在很多方面，欧洲债券市场像一个赚钱的工具，它也是推进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工具——尤其在加强英国作为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方面。反对英国加入该经济体最强有力的论据是英镑作为储备货币的历史角色问题。伦敦囤积了各殖民地及前殖民地的英镑余额——英联邦国家在战时把钱贷给英国的后果——这使英国经济受到定期的信心危机的影响，只要英国经常账户继续出现赤字，并且资本账户出现赤字。正像1948~1982年这34年间，有13年经常账户出现赤字，这34年间，只有2年资本账户未出现赤字。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末，英国持有的国际外汇和黄金储备超过10亿英镑，但其他国家的英镑余额从1958年的30亿英镑增至10年后的60亿英镑。即使经常账户盈余，但如果信心下降，资本外流增加的危险仍然存在，即使现实中，资本外流不是英镑区的国家所致。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处境类似于（虽然差于）同期美国遇到的美元问题：它们都是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其支付系统必须保持赤字，以便向世界供应它们的货币，但这也造成它们的货币易受到信心危机的影响。法国人确信，他们正在补贴美国人，因为美元享受着“过分的特权”。法国人也担心，如果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法国人也不得不支持英镑，因为成为共同体一员将使英国支付平衡恶化，这是查尔斯·戴高乐于1963年和1967年两次否决英国加入的主要原因，另外还有对英国作为美国“特洛伊木马”的忧虑。欧洲债券先驱者们提出的反论据是，如果伦敦作为英镑之外其他货币交易的欧洲主要金融中心得以重建，那么法国人就无法永远将英国排除在外。对于英国加入的支持者来说，欧洲债券市场的重要性之一是它使伦敦金融城从一项负债变为一项资产。

如果有人可以声称自己是欧洲债券市场之父，那么，这个人非西格蒙德·沃伯格莫属。他一生都是欧洲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坚定的支持者。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和其他家族成员慷慨地支持泛欧运动，该运动由理查德创立，这位康登霍维–凯勒奇伯爵曾经预言有误。对沃伯格而言，在跨大西洋的金融整合与欧洲的政治整合之间没有必然的冲突，前者是他战后10年的主要精力所在。相反，20世纪20年代的经历似乎表明，这两者是互补的过程。根据“道威斯计划”，当资本得以跨大西洋流动时，法国与德国和解的前景似乎很乐观。大萧条时期，全球金融体系瓦解，不久后欧洲分裂。但是，沃伯格从20世纪30年代学到的第二个教训是，明确号召欧洲联盟是不可能成功的，不管经济气候多么有利，因为整个欧洲大陆民族主义反弹。这是康登霍维–凯勒奇战略中的致命瑕疵。战后，沃伯格相信，推进欧洲一体化事业唯一的方法是通过经济方式——通过商业和更重要的金融整合，使欧洲人回到一个统一的欧洲。鉴于沃伯格的展望和抱负，他成为创建欧洲债券市场幕后的推手就不足为奇了。其技术设计及其隐蔽的政治功能体现了沃伯格的世界观，前者是一个超国家的市场，可以与国家持续限制资本流动共存；后者可作为对欧洲联合会的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