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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

一直到2010年，这个世界都处于两次革命的边缘，每次革命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信息技术的影响。第一场革命是对发展中国家不断提高的前景预期。而第二次则是对发达国家下降的前景预期。前者是整个世界不平等程度下降的结果；而后者则是一些重要国家，特别是美国内部不平等加剧的结果。我们不应该将所有的变化都归咎于技术和全球化，因为这两个过程本质上是不能分开的。对此有一个更准确的分析：全球超级网络的快速增长是这场革命的主要驱动力，正是因为技术变革和全球一体化的综合，整个世界才变得更加“扁平”，但这也导致了美国社会（用查尔斯·默里的话来说）的“分裂”。

反贫困慈善机构牛津赈灾会的一项研究表明，最富有的1%的人群拥有的财富已经超过世界其他人手中财富的总和。根据牛津赈灾会的数据，2015年，财富金字塔顶端62人的财富数量与下半部分36亿人的财富数量持平。而且，自世纪之交以来，这36亿人仅获得了全球财富增长总额的1%，而其中50%的增长流向财富水平前1%的人群。[1]瑞士信贷银行也得出类似的数据：该银行估计，2015年全球财富在前1%的人群手中的份额达到了50%。大约有3 500万百万富翁现在拥有世界财富的45%；12.38万人拥有超过5 000万美元，4.49万人拥有超过1亿美元，4 500人拥有超过5亿美元。[2]几乎一半的百万富翁生活在美国，自1980年以来，美国财富水平排名前0.01%的人群的实际收入累计增长了542%（根据经济学家伊曼纽尔·塞斯和托马斯·皮凯蒂的计算）。同一时期，排名后90%的美国人的实际收入略有下降。[3]1999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为57 909美元（以2015年的美元水平计算）。2015年，该数字下降至56 516美元。[4]这是当今世界的终极等级制度：财富和收入的等级就像一栋有着非常宽的底座和又高又细的尖塔的建筑物。

然而，必须要做三点说明。首先，根据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的数据，财富和收入前1%和前0.1%的份额增长没有皮凯蒂和塞斯声称的那么大。[5]其次，在福布斯前400名富豪榜上，凭借其所继承的财富而登上该榜的人数已经在逐步下降：从1985年的159人下降到2009年的18人。[6]而榜单中高层人员的变动从未像现在这样频繁。第三，全球中产阶层的增长（马克思主义者更喜欢称之为资产阶级）跟前1%的人群所积累的财富一样，这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变革。从2000年到2015年，中国中产阶层增长了3 800万人；而在同一种定义之下，美国的中产阶层也增长了1 300万人。全球范围内，中产阶层人数增长了1.78亿，自2000年以来增长了31%。[7]根据一项估计，全球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从2003年的69降至2013年的65，2035年将进一步降至61。[8]简而言之，有证据表明，自1970年以来，全球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明显减轻，而这种趋势很可能会持续下去。[9]其中最大的推动因素是中国的崛起，但这也只占据推动全球形成这一形势的1/5左右。[10]

最传统的解释是，全球化的发展减少了全球不平等，也就是说，如果没有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贸易流动和资本流动的增加，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也是不可能的。在同一时间范围内，国际移民的增加可能有助于减少不平等，因为它将人们从生产力较低的经济体转移到生产力较高的经济体。然而，如果没有前文所讨论的技术创新，也不可能有如此多的贸易、跨境投资和移民；就像如果没有廉价的亚洲制造的零部件和全球供应链，技术的发展也不会产生如此的规模和速度。国家间信息流动的大幅增加，使得资本和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更有效地再分配成为可能。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对于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最关键的一点是：相对和绝对的条件都有了显著的改善。同时，如果要解释发展中国家的革命是如何产生的，就一定要将预期上升的影响考虑在内。

然而，全球化对许多国家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有着截然不同的影响。人们曾经认为，布兰科·米兰诺维奇和克里斯托夫·拉克纳设计的“大象图表”能够说明这一点，该图表将发达经济体的工人阶层和中产阶层描绘成全球化的受害者。[11]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根据国家大小的变化对图表进行调整，将日本、俄罗斯和中国从数据中剔除，该图表则完全不能被称作“大象图表”。[12]尽管如此，美国工人阶层和中产阶层确实出了问题，也许其中还包含一些欧洲国家的中产阶层。[13]亚洲的竞争力确实摧毁了美国制造业大量的就业岗位。[14]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表现不佳的美国人很容易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悲观，尽管福利计划在减轻“大衰退”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方面取得了一定的不为人知的成果。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在2016年调查了近2/5的美国人，他们中绝大部分人都强烈同意以下两种说法中的一个：“我的财务状况比五年前更糟”和/或“我的财务状况比我父母在我这个年龄时更糟”。这些人更可能对自己和孩子未来的金融水平感到悲观。悲观的人更有可能将“破坏我们社会的文化和凝聚力”、“导致国内失业”和“对国内企业造成不公平竞争”归咎于移民、外国商品和“廉价的外国劳动力”。[15]

这种悲观的根源不仅仅是实际收入的停滞不前。在美国，社会流动性可能下降了，也可能没有下降。[16]但是，有些事情显然出了差错。从发达国家的整体看，死亡率正在下降，人们的寿命也在延长，但在（非西班牙裔）美国白人中，尤其是那些教育程度不超过中学的中年美国白人中，情况却不是这样。对于这一群体中年龄在45岁至54岁的人来说，1999年至2013年，中毒死亡率（主要是药物过量）增加了四倍多，也就是说每10万人中，中毒死亡的人从14人增加到58人。而慢性肝病和肝硬化的死亡率增加了50%，心脏病死亡率的下降也停止了。但如果白人死亡率继续以1999年之前每年1.8%的速度下降，在1999—2013年本可以避免近50万人死亡。年龄在45岁至54岁之间的非西班牙裔白人中有1/3的人患有慢性关节疼痛，1/5的人经受着颈椎疼痛的困扰，1/7的人有坐骨神经痛。[17]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015年，而这种状况无法用简单的经济术语来解释：处境相似的非美国白人的收入状况并没有好到哪里去，但他们的健康状况和死亡率并没有因此而增加。对此，现有的最好解释是“在劳动力市场、婚姻和婴儿出生以及健康方面，生活中累积的不利因素是由劳动力市场机会的逐渐减少引发的”。[18]据推测，最悲惨的中年美国白人因吸毒或酗酒而死。那些没有自杀的人所做的只是退出劳动力队伍，转而选择了社会保障残疾福利，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的黄金年龄男性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幅度比其他地方更大。[19]从这个角度来看，2016年美国发生的政治动荡是一场期望值不断下降的革命。

一篇具有开创性的论文提到，也许理解网络和不平等之间关系的正确方式是：“当社会网络是作为市场的补充角色出现时，原有的不平等会被强化；但当社会网络是作为市场的替代品出现时，不平等会被弱化。”[20]当孟买的工人阶层网络开始经济自由化时，网络和原有市场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也就是说，市场通过向联系不紧密的个人提供新的选择来排挤网络。结果就是减少了不平等。但是，当喀拉拉邦的渔民开始使用手机时，网络和市场相辅相成，因为联系更紧密的渔民更能利用市场机会。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却是更严重的不平等。[21]这个框架也适用于全球。但是在美国，网络和市场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联系最紧密的美国人获得了全球化带来的大部分利润——这一点在2017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中有所体现。[22]美国综合社会调查显示，传统社交网络大幅萎缩，对此，我们或许有理由怀疑，一些人将这一现象归因于电子网络和鼓励使用电子网络的移动设备的兴起。[23]但事实上，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互联网使用的增加会导致线下社交活动减少；反之亦然。[24]尽管如此，我们也难以否认，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社会和政治两极分化加剧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核心讨论网络明显萎缩，与过去相比，核心讨论网络中非家庭成员的数量有所减少[25]，而以教堂和地方志愿协会为中心的传统网络正在逐渐消亡。[26]

[1] Oxfam, ‘An Economy for the i%’.

[2] 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 Global Wealth Databook 2015 (October 2015).

[3] Piketty and Saez, ‘Income Inequality5, with figures updated to 2015.

[4] U. S. Census Bureau,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Annual Social and Economic Supplements: https://www.census.gov/data/tables/time-series/demo/income-poverty/historical-income-households.html.

[5] Bricker et al., ‘Measuring Income and Wealth’.

[6] Agustino Fontevecchia, ‘There Are More Self-Made Billionaires in the Forbes 400 Than Ever Before’, Forbes, 3 October 2014.

[7] 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 Global Wealth Databook 2015 (October 2015). ‘Middle class’ is defined here as having wealth between $50, 000 and $500, 000. For a different definition, based on income, which arrives at a rather larger global middle class numbering 3. 2 billion, see Kharas, Unprecedented Expansion’.

[8] Hellebrandt and Mauro, ‘Future of Worldwide Income Distribution’.

[9] Sala-i-Martin and Pinkovskiy, ‘Parametric Estimations’.

[10] Milanovic and Lakner, ‘Global Income Distribution’.

[11] 该图表绘制了全球收入分布各百分位数家庭平均收入的增长情况，并声称在1998年至2008年间，处于10%~70%的群体以及最富有的1%的群体比70%~100%的群体增长得更快。这条线像一头大象的轮廓，背部弯曲，脖子低，躯干直立。

[12] Corlett, ‘Examining an Elephant’.

[13] Rakesh Kochhar, ‘Middle Class Fortunes in Western Europe’, Pew Research Center, 24 April 2017.

[14] Autor et al., ‘Untangling Trade and Technology’.

[15] Dobbs et al., Poorer Than Their Parents.

[16] Chetty et al., ‘Is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a Land of Opportunity?’

[17] Case and Deaton, ‘Rising Morbidity’.

[18] Case and Deaton,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19] Nicholas Eberstadt, ‘Our Miserable 21st Century’, Commentary, 28 February 2017.

[20] Gagnon and Goyal, ‘Networks, Markets, and Inequality’, 23.

[21] Gagnon and Goyal, ‘Networks, Markets, and Inequality’,3.

[22] World Bank Group, Digital Dividends, 3.

[23] Paik and Sanchargin, ‘Social Isolation’.

[24] Keith Hampton, Lauren Sessions, Eun Ja Her, and Lee Rainie, ‘Social Isolation and New Technology’, Pew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 (November 2009), 1-89: http://www.pewinternet.org/2009/11/04/social-isolation_and-new-techiiology/.

[25] Keith Hampton, Lauren Sessions, Eun Ja Her, and Lee Rainie, ‘Social Isolation and New Technology’, Pew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 (November 2009), 1-89: http://www.pewinternet.org/2009/11/04/social-isolation_and-new-techiiology/. 70.

[26] See in general Murray, Coming Ap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