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称之为“世界危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重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内部的严重危机。在从1905年阿方斯去世到1918年阿尔弗雷德去世的这十几年里，从大约1875年以来一直主导着罗斯柴尔德家族金融事务的那一代人消失了。在巴黎，居斯塔夫在他的哥哥去世后仅6年也走了，只留下埃德蒙这位詹姆斯的几个儿子里最小的，而且也是最没有生意头脑的儿子；而且尽管他一直活到了1934年，但是其实在1914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是69岁高龄了。在维也纳，安塞尔姆最小的儿子阿尔伯特死于1911年。列昂内尔的三个儿子纳蒂、里奥和阿尔弗雷德在1915年、1917年和1918年短短的几年间相继去世。对于很多的观察家来说，这些人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纳蒂·罗斯柴尔德勋爵之死是一件甚至连战争都无法抢去其风头的大事件，”《西方早报》这样宣称——

这位金融界的亲王、爱德华国王的朋友所知道的欧洲战争和外交的幕后历史从总体上说或许远远超过我们曾经有过的最伟大的政治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这个国家的每一项重大政策的出台都以一个简单但又意义非凡的通告“昨天，罗斯柴尔德勋爵拜会了首相”开始。这是重大决策正在酝酿的幕后活动的众多迹象之一。

套用《金融家与金银通货主义者》（Financier and Bullionist）上的话来说：“一个公开的秘密……他是众多国王与大臣的心腹密友，而且他的无价的建议永远都被趋之若鹜，永远都被奉为圣旨。”在伦敦威尔斯登举行的葬礼上出现了众多的资深政治家，这也从侧面证实了对纳蒂影响力的这种说法。有三名内阁大臣出席了葬礼，他们分别为：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地方政府委员会主席赫伯特·塞缪尔以及高等法院王座庭庭长雷丁勋爵，此外还有前保守党领袖（以及未来的外交部长）阿瑟·贝尔福。“对我来说，”贝尔福对威姆斯夫人说道，“纳蒂的死对人们来说是巨大的打击，这种打击的程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我真的喜欢他，而且真的钦佩他那种沉默寡言，甚至某种程度上不苟言笑的性格。他对公共责任有一种崇高的理想，而且对于世俗的浮华与虚荣完完全全无动于衷。”总拉比于几周之后在他的追思弥撒上说得更直接：纳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犹太人”。

然而，所有这些对纳蒂赞美有加的人都不会说他是个伟大的银行家。《新见证》的金融城编辑几乎是在用一种虚幻的赞誉谴责纳蒂：

他与年纪和他相仿的金融家比起来，所犯的错误是最少的。他的本能反应总是正确的。他对荣誉的感觉是敏锐的，他不会做任何他不愿意的事，而不愿意的原因只是他的公司好像能够赚钱……他是世界上最大的业务圈里最大公司的领导人；是经常为很多国王以及统治者出谋划策，并控制着帝国政策的人，且做到了无敌而终。这难道不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这是可能的；但是下面这个事实是无可辩驳的，即罗斯柴尔德公司在纳蒂的领导下，与其在金融城里的竞争对手相比，运作情况开始差强人意——或许，这是他自己过分专注于政治事务，以及他与他的兄弟们所共同具有的对待生意的那种自满态度导致的结果。事实上，对于某些观察家来说，纳蒂之死使人们对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金融势力的未来产生了悲观的看法。“在英国，”《每日新闻》（Daily News）这样认为：

股份合作制银行已经渐入佳境，不再有罗斯柴尔德占主导地位的任何问题存在，而罗斯柴尔德垄断就更不可能。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公债占全部业务的比重开始下降。现代金融机构在赚取最大利润的同时，也发挥它们对金融产业以及商业的最大的影响力。罗斯柴尔德银行也没有忽视这样的企业形式，但是它未能像美国和德国的那些大的金融企业或者公司那样充满激情地投身其中。这种情况再加上其他的趋势所导致的结果就相应地减少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金融界的作用。

自由党人的《国家》（Nation）说得就更加生硬。它用侮辱性的语气评论到，纳蒂的品位“很大程度上跟那些英国乡村绅士一样……这位后来习惯上的保守主义者难道与世界上出现的新业务没有进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手里没有任何关系吗？当然了，人们不可能从英国的分行成员里挑出伟大的金融家。他们里面多的是伟大的农场主、伟大的收藏家、伟大的社交生活的组织者，但是基本上没有现代金融之王。”

第五代

如果是打算与纳蒂的祖父做一个比较的话，这个评价说得很对。纳蒂的祖父在上一次几乎正好一个世纪前的世界大战中使出了最为人称道（而且被神化了）的妙招。纳蒂不可能是内森。在纳蒂去世的时候，银行也出现了更加僵化的症状，其表现是银行的一名资深职员约瑟夫·诺海姆在银行引入由一个委员会推荐的复式计账法的时候站出来表示反对。这个委员会的建立是为了“深入到会计系统进行考察……必要时考虑可以采用什么样办法来加快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以及是否可以以更加高效并与时俱进的标准来改进账务监管体系。”因为令人十分诧异的是一个拥有N·M·罗斯柴尔德这样资源的企业居然在1915年的时候仍然采用单式计账系统。然而，诺海姆对委员会的建议——范围相当广泛，从会计科目系统的合理化设置到小刀橡皮的弃用以及账簿尺寸的标准化——反对的理由是变革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从另一个方面看，委员会的建议是异乎寻常的：这份建议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文件中最早的采用打印而不是手写的文件之一。事实上，在1915年的时候，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内只有一台打字机。

然而，真正的问题留给了下一代。沃尔特·白芝浩写于19世纪70年代的文章已经预见到了这个问题，当时他提出了“大型的私营银行”在应对股份合作制银行的挑战时能够坚持多长时间的问题：

我很确定，我得很遗憾地说他们肯定坚持不了多久，但是与此同时，我也不能对他们必须要克服的那些巨大障碍视而不见。首先一点，大规模的业务采用这种世袭的模式是很危险的。对于这类业务的管理，只靠一般的勤勉以及一般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而这一点并不是在每一代人里面都能够得到切实的保障……（如果）打算扩展银行的规模，对人的能力要求就会更高，那么就会出现世袭的政府所面临的同样的困难。“父亲拥有不凡的大脑，并且开创了这个事业：但是儿子的脑袋不如父亲好使，就失掉部分或者全部的事业。”这是所有君王统治的伟大历史，这也会成为大型私营银行的历史。

这在表面看起来当然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五代的历史。在1901年，克林顿·道金斯很直接地说道：“罗斯柴尔德家族即将走到历史舞台的下一代，令人相当沮丧。”

纳蒂的大儿子沃尔特在6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收集动物了，无论是标本还是活体，而且当他去波恩大学开始学习自然科学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位知名的动物学家，随后他又转学去了剑桥。从这点来看，他并没有受到父母的限制；他的父亲在他21岁生日的时候，作为生日礼物，在都灵为他建了一座博物馆以存放他的收藏。但是人们对他仍然心存希望，希望他能步他祖父的后尘进入银行工作，这种念头在1908年终于打消了，因为当时有人发现“可怜的胖子沃尔特”曾经在股票交易上进行了非常放任而且灾难性的投机。当人们发现他徒劳地想给过去的一位情人支付她敲诈他的款项——这还只是几个与他笨拙的性格以及与熊一样的外表不太相符的私通丑闻之一——对他金融无能的认知也就更加肯定了。尽管是一位孜孜不倦的科学家，他在超过1 000本的出版物上描绘了5 000多种过去还没有被人提到过的物种，沃尔特也是最后一名有能力领导家族企业走出前方道路上越来越逼近的狂风暴雨的人，但是他在银行里的感觉与他的那些斑马被用来拉着他的四轮马车来到皮卡迪利时的感觉一样怪异。甚至当上国会议员之后，他还做出了在一次讲话中同时惹恼亚瑟·贝尔福和赫伯特·格拉德斯通的事情。

他的兄弟查尔斯在接受金融城的生活重担方面表现得更加出色，而且尽职尽责地准备着继承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合伙人身份；而且是他领导了一个对银行会计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造的委员会。但是查尔斯从内心来看，他也是一名科学家。他以一名非常投入的业余植物学家和昆虫学家的身份发表了150篇论文，而且描述了500种新的跳蚤种类；他还是英国第一位现代环保主义者，在阿什顿周围的林地里感觉非常开心，并在那里为他自己建起了一座风景优美的休养所。在纳蒂死后，家族做出了一个决定，由查尔斯继承他的父亲出任高级合伙人；但是仅仅两年之后，他得了西班牙流感，这场流感在1917~1919年肆虐了整个欧洲，随后又感染了流行性甲型脑炎（一种由病毒引起的神经疾病），在经过长期卧床之后，病魔终于在1923年夺去了他的生命。

这种将聪明才智从生意上移开而重新转向科学（或者艺术，比如阿比·瓦尔巴格的例子）是“世纪末”的商业家族中常见的现象，特别是在犹太人家庭，这说明了那个阶层的那一代犹太人的受教育机会大大地增加了。在沃尔特和查尔斯的情况里，似乎还有遗传方面的解释。在整个19世纪中，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很多成员身上就表现出了对收藏和园艺的痴迷。到了沃尔特和查尔斯的身上，这种倾向产生出了对动物和植物分类学的异常的天资。他们的堂兄弟小列昂内尔——里奥的大儿子也有类似的倾向，他将他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奉献给了园艺（尽管他对飙车和快艇也非常感兴趣）。小列昂内尔的弟弟安东尼也表现出了对学术方面的爱好，但是朝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在剑桥，他在历史科目上获得了双优（尽管据说他在7天当中有5天在打猎），而且在后来的时间里经常看到这样的说法，说如果他做大学老师而不是做银行家的话，应该会感觉更加幸福。

罗斯柴尔德法兰西银行在老一辈给新一代让位后也遭遇了类似的问题。埃德蒙的儿子吉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定居英国并在英国结了婚；他对银行业务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兴趣，他将他的时间分配在帮助他父亲的巴勒斯坦计划、后座自由党国会议员的免税权以及赛马上。另一个人似乎甚至更没有希望——按照当时的情况看——他是埃德蒙的二儿子莫里斯，他在26岁的时候就已经从他的二堂姐朱莉（阿道夫的寡妻）处继承了巨额的财富，包括在瑞士佩尼的酒庄。他表现出很满足于将他的财富投入到收集现代艺术品上，比如像毕加索、布拉克和夏加尔的作品——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被看不起的投资战略。因而在1913年吉米决定（为他的伦敦餐厅）委托佳吉列夫的布景师利昂·巴克斯特以《睡美人》为主题布置一系列油画的时候，受到了很多尖刻的嘲讽。家族成员中成为了这些画作的模特的，包括吉米的妻子多萝西、他的妹妹米里亚姆、爱德华的妻子杰曼、罗伯特的妻子内利和埃德蒙的妻子阿德尔莱德——甚至还包括克鲁侯爵以及他的妻子，汉纳·罗斯伯里的女儿佩吉。这个主题的选择只是怪异的念头吗？很多情况表明这是一个合适的主题；因为，在当时的很多人的眼里，罗斯柴尔德家族自己似乎正在进入一个沉沉的梦乡里。

这个家族居住在法国的其他分支——英国出生的内特的后人——全部都停止了在银行中的任何的工作。尽管仍然是一名正式的合伙人，内特的孙子亨利还是第五代中的另一名科学家。作为一名合格但是有点愤世嫉俗的医生，他拥有自己的私人实验室，在婴儿营养方面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而且还对居里夫人对镭在医疗上的应用工作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还涉足戏剧舞台，成为佳吉列夫的俄罗斯芭蕾舞团1909年著名巡演的发起人，还以“安德烈·帕斯卡尔”的笔名客串戏剧写作。从他拥有的巴黎木埃特酒庄、在多维尔的仿都铎别墅以及暗示性地叫爱神厄洛斯的游艇这些情况看，亨利生活的目的并不是去赚钱，而是去花钱。他办企业的很多次尝试（他在不同的时期尝试过生产汽车、芥末、肥皂和野鸡罐头）从商业的角度看都是失败的。

这就意味着1905年之后管理罗斯柴尔德公司的大部分责任只能交给阿方斯唯一的儿子爱德华。然而他在通向商业之路上很少有虚张声势之举。在苛刻而夸张的老传统下——他在北线铁路的年度大会上仍然穿着长礼服——他为反对给客户提供投资建议进行辩解：“如果他们赚了钱，他们会认为那是他们应得的；如果他们亏了钱，他们就会说被罗斯柴尔德家族给害惨了。”爱德华也有他自己特别的消遣方式，尽管与亨利比起来要传统得多：在城里的时候打桥牌，在法国费里耶尔的时候打猎，而在珑骧则是赛马。

在维也纳，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五代同样也出现了忽视“账房”而追求高级文化或者高级生活的倾向。在阿尔伯特于1911年去世后，对银行的控制几乎全部传给了他的二儿子路易斯，尽管当时路易斯还不到30岁；与先前安塞尔姆向阿尔伯特移交权力时候的情况很类似，阿尔伯特移交权力时把另外两个儿子彻底排除了。一直有这样的说法，认为路易斯将现代化的精神带进了罗斯柴尔德维也纳银行，使它参与到了像纽约跨区快速地铁公司这样完全不熟悉的领域中。但是他并不是工作的奴隶：他是一位典型的花花公子类型的“钻石王老五”（他在60多岁的时候才结婚），是一名技艺娴熟的骑手以及登山家，而且还能挤出时间涉足解剖、植物和艺术。由于几乎完全解脱了生意责任的束缚，他的其他兄弟有条件更深地沉迷于他们的兴趣当中。哥哥小阿方斯成了一名律师，但是在战后过起了绅士型学者的生活，主要研究古典文学；弟弟尤金最大的成就是写出了关于提香的专论。

战争的影响

欧洲大陆的家族中有没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的吗？这很令人怀疑。在那些年的大屠杀中，欧洲大陆上甚至那些最富有的家族也无法避免牺牲生命、时间和金钱。

从表面上看，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感染了爱国热情，历史学家通常把这种情况看成是1914年的典型“表情”。尽管战争爆发的时候，里奥的三个儿子都是30多岁，但他们（作为巴克斯义勇骑兵队的军官）摩拳擦掌地盼望着去为他们的国家战斗。老二伊文利参加了西线早期的行动，而且在1915年11月因病退伍回家。经过几个月的调养后，他又回到了战壕，而且在1916年3月出现在派遣军的名单里。之后他被派到巴勒斯坦，并在那里遇到了弟弟安东尼；安东尼在战争初期的加利波利战斗中负伤，战争结束的时候是总参谋部的少校。让小列昂内尔很难过的是，他必须留在新亭，但是在这里，他也为他的战斗激情找到了一个发泄的窗口，那就是负责组织金融城里犹太人士兵的招募工作。在法国，至少有4名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还身穿军装。吉米被抽调到英军第三军做翻译，而且像他的英国亲戚一样，一直在巴勒斯坦服役到战争结束；亨利隐瞒了他的慢性蛋白尿的病情，因而成为了野战医院的一名军官，但是由于感染斑疹伤寒而病退；他的哥哥詹姆斯在巴尔干的后方当飞行员，而居斯塔夫的儿子罗伯特在西线当翻译。小阿方斯和尤金在意大利前线的龙骑兵中做军官。因此，在实际的情况中，罗斯柴尔德人并没有与罗斯柴尔德人作战：在英国和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中，他们参与的只是西线和中东的战役，尽管詹姆斯有可能在他的奥地利兄弟们向更靠西的地方布防的时候，让人很有理由相信他会从他们的头上飞过。只有一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战死——里奥的儿子伊文利在1917年11月，死于一次对位于埃尔玛加的土耳其据点的骑兵突袭所负的伤——尽管战争还夺去了两名近亲的生命：汉纳·罗斯伯里的儿子尼尔·普里姆罗斯，他也是战死在巴勒斯坦，以及查尔斯的匈牙利小姑子的儿子。

甚至对那些远离战场的家族成员来说，这场战争也是一次伤痛的经历。阿尔弗雷德和他的堂姐妹康斯坦丝及安妮——内森最小的孙子——生活在德国空袭的恐怖阴影之下。在他的坚持之下，新亭的股息办公室的走廊堆满了沙包，以保护下面的金库，而且还在债券发行部的角落处修建了专用的掩体，还专门设计了一套特殊的系统，将官方的空袭警报从皇家铸币精炼厂（临时转为军需品生产厂）转到新亭；而且阿尔弗雷德甚至还在他自己房子的房顶上支起了一张线网，希望能阻拦落下来的炸弹。康斯坦丝在战争期间给她的姐妹的信中也充满了对同样危险的忧虑。她在1915年1月时写道：“我在想附近是不是有柏林飞艇在游弋，空军可能（被大雪）造成雪盲或者冻僵……地铁已经为我们开放……我的珠宝总是不离我的左右（因为我不想在动乱中丢失），到了夜里，我会在床脚摆一袭皮披风、一条围巾和暖和的拖鞋，在我的身旁会摆上蜡烛和火柴。”甚至当她离开伦敦之后，也总是“沉浸在担惊受怕的不祥之中……有人会认为在整个下午和夜晚的时间内都听到了飞艇的声音，而且海面上永远都在传来爆炸声和枪声。”这些担忧当然有某种程度的夸张成分，因为空袭在当时还只是刚刚出现。阿尔弗雷德是病逝的——当时战争已经结束了一个多月了。康斯坦丝则一直活到了1931年。

当然，那些留在家里的人也在尽自己的能力履行着战争义务。早在1914年9月，康斯坦丝就将她在阿斯顿·克林顿的房子提供给比利时难民（她认为他们是德国邪恶战争目标的牺牲品，而且还代表了克制的美德），同时帮助红十字会管理一所小型医院。“仆人全部都符合这个一切从简时期的特别要求”，她有些自夸地说，显然对外界说她将牺牲转嫁到佣人头上的讥讽充耳不闻。“莱斯特没有男仆服侍他。由一名聪明伶俐、整洁可爱的小女仆取代了他们的位置……我的熨衣室变成了小卖部……板球棚派上了很大的用场，用做台球室和阅览室——网球室用做供村民使用的图书馆。”在模糊的自我意识的影响下，她甚至在1917年欢迎引入食物定量配给制。“我想在那些大型的机构以及公众的地方比如餐馆等地，可能会有困难，”她回应道，“但是在像我这样的小家庭，这种实验可能会非常有趣。啊，天哪！我们将经历多么奇异的事情啊！”

查尔斯继续在银行工作的同时，还为志愿军需队工作，而且以金融专家的身份为劳合·乔治新成立的军需部服务。怀着同样的热情，阿尔弗雷德向劳合·乔治提交了一份请愿书，敦促对棉花实行禁运，以防落入德国人之手。他在霍尔顿的房产成了军营，而且在1917年，在他的建议下，其树林被砍伐来提供所需的木材。在所有这些中，一种对劳合·乔治所发布的战争动员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历历在目。在1915年10月——在他当上首相的前一年——康斯坦丝已经指责他的前任阿斯奎斯“轻易地失败了，局势一丁点儿都没有改善……我认为对政府不满的情绪在增长。如果A先生考虑辞职的话，只有一个人可以接替他的位置，他就是劳合·乔治”。“噢，天哪！”她在两个月后惊呼道，“我们想要一名完全不一样的首相。”阿尔弗雷德也似乎成为了她的一名追随者。相反，吉米仍然是一名忠诚的阿斯奎斯信徒，而且也是在他下台一年之后仍然还给他提供帮助的朋友之一。

然而，家族成员现在在对立的阵营里战斗的事实，不可避免地将过去首次在德国统一战争中引发的关于忠诚和身份认同的老问题再次提了出来。迈耶·卡尔的7个女儿——她们全都在法兰克福长大——有5个嫁给了法国或者是英国公民：阿德勒嫁给了詹姆斯的儿子萨洛蒙、埃玛嫁给了纳蒂、劳拉·特里斯嫁给内特的儿子詹姆斯·爱德华、玛格丽塔嫁给了格拉蒙特公爵，而伯莎嫁给了瓦格拉姆王子。威廉·卡尔的女儿阿德尔莱德嫁给了她的法国二堂兄埃德蒙；而维也纳的阿尔伯特娶的是阿方斯的女儿贝蒂纳。在所有上述的这些婚姻中，夫妇双方的国家忠诚——至少是他们的出生地——在战争中是完全对立的。这个问题在这些婚姻所产生的三个孩子中的情况就更加复杂。在1907年，纳蒂的儿子查尔斯娶了匈牙利人罗西卡·冯沃特海姆斯坦；三年后，埃德蒙的女儿米里亚姆嫁给了一个德国亲戚阿尔伯特·冯·戈德施密特·罗斯柴尔德；而且在1912年，阿尔伯特的儿子阿方斯娶了一名英国女士（也是远亲）克拉丽斯·西巴格·蒙蒂菲奥里。当时，所有的这些婚姻都有一种欧洲犹太人的“表姻亲情谊”概念——事实上，米里亚姆和阿尔伯特是表亲（他的母亲是明娜·冯·罗斯柴尔德）。然而，在1914年，祖国的召唤战胜了这种表亲情谊。战争爆发后，阿尔伯特离开了他在巴黎的妻子，返回了德国。

另外，由于公众对“敌国”的敌视情绪，连德国的姓氏和口音在伦敦和巴黎都会招致怀疑（而英国和法国的姓名在柏林和维也纳同样也招致怀疑）。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追随英国皇族对他们完全德国化的姓氏进行英国化处理，他们的雇员之一——一个名叫舍恩费尔德尔的人——选择把名字改成“费尔菲尔德”，这可能是迫于其他的那些“爱国的”雇员们压力。在一幅标注有“把他们全部拘留”的宣传画公布之后（发表在《每日邮报》上），他们也不再可能在新亭午休时候再用德语交谈。沃尔特辞去了他在都灵议会的职务，因为在他未到场的情况下，议员们通过了一个具有类似精神的决议。在法国的情况也是大同小异，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下院遭到了谴责，被指责他们从法国军队的失利中赚钱，而且还通过走私苏格兰的镍来帮助德国。

信仰问题使局面进一步复杂化。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信奉社会同化论已经有三代了，他们加快推进在英国犹太人社区强化爱国主义的宣传，并在这个活动中起到了带头的作用。一张由英国犹太人征兵委员会制作的海报内容给当时的形势增添了很多的乐趣：

来自所有阶层的犹太人都自豪地响应着国家对勇士的召唤。你还在犹豫吗？盟国的胜利取决于对自由与宽容的追求，而这正是英国的追求。请到设立在新亭大街斯威辛道罗斯柴尔德先生家里的征兵办公室向罗斯柴尔德先生申请，国会议员小列昂内尔·德·罗斯柴尔德少校将会招募你。这里不要犹太懒虫。犹太青年们，为了你的信仰和你的国家尽你的职责吧。所有出生在英国的犹太人现在都来参加吧。不要忘了——向犹太征兵委员会的国会议员小列昂内尔·德·罗斯柴尔德少校咨询。

然而，正像我们可以从这种语调中推断出的，总有那么一些人倾向于质疑犹太人对战争的贡献。因此，战争中很多苦涩的自嘲之一是：那些居住在英国或者美国的德国出生的犹太人由于他们的出生地而被怀疑；而那些仍然留在德国的也被怀疑，但是，是因为他们的信仰。

对于像小列昂内尔和他的父亲这样的社会同化论者所面临的尴尬，显而易见的原因是自由党领导的英国与沙皇俄国并肩战斗，而俄国是罗斯柴尔德领导的对其虐待犹太人政策做了很多次批评的目标。当犹太作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尔在给《时报》的一封信中批判英国与俄国的协定的时候，纳蒂公开将自己和理事会拉开了距离。他甚至否认了美国犹太人领袖奥斯卡·S·斯特劳斯提出的建议，斯特劳斯认为英国应该强迫它的盟国授予犹太人公民和政治权利，理由是他们的命运在战后应该得到不可置疑的改善，因为（用《犹太纪事报》的话来说）“俄国隔壁邻居的穷兵黩武……应该为俄国出现的反动精神负主要的责任”。但是这种说法并不被新近来自俄国隔离区的犹太移民所认同，而且也不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中的所有人认同。在1915年初，里奥是那些在俄国财政大臣P·L· 巴克来访前就俄国犹太人问题游说基奇纳和其他部长的说客之一。那些说法适时地传到了彼得格勒那里：

在巴克给内阁的报告里，他把基奇纳“老是反复强调取得战争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是犹太人的命运在俄国得到改善”这件事的原因归结为“强大的利奥波德·德·罗斯柴尔德”。在巴黎，埃德蒙似乎对沙皇政府的上一任内政大臣普罗托波波夫做出了类似的交涉。

这种努力与其他的措施对于俄国的罗曼诺夫政府对自身改革的压力事实上没有任何的作用；但是一个新的共和议会在俄国的出现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在新亭存在着一种乐观的想法，他们认为俄国临时政府的财政大臣，一名名不见经传的名叫米哈伊尔·特勒西琴科（他曾经有一次写信“要求我们继续……并发展……我们的商业关系”）的乌克兰商人，可能会是“犹太人的朋友”。后来，罗斯柴尔德家族认购了由克伦斯基为保证俄国继续留在战场上而发行的“自由贷款”中的100万卢布。布尔什维克发动的十月革命打破了这些希望。由于列宁拒付帝国主义外债，法国的债券持有人被完全剥夺了债权，与此同时，俄国的犹太人发现他们的境况更加恶化，因为这个国家陷入了残暴的内战中。一直到1924年的新经济政策期间，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苏维埃俄国的看法仍然相当敌视，以至于对来自新成立的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存款都不予接受。

对于很多评论家来说，无法自圆其说的是，在1917~1919年从彼得格勒向西蔓延的革命似乎很大部分是犹太人的杰作，尽管犹太人出身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数量有被夸大的倾向。罗斯柴尔德家族里确实有一些成员事实上对那些中欧地区以及欧洲其他地区的君主政治的倒台持欢迎的态度。在1918年11月7日写给她姐妹的信中，随着德国和奥地利的革命在积蓄力量，骨子里就是乐天派的自由党人康斯坦丝坦诚：

当我阅读早报上那些捷报的时候，真的是眼花缭乱。所有的事情都翻了个个儿，简直就是翻天覆地，而不是“爱丽丝漫游仙境”或者是看哈哈镜的效果。我似乎总是能看到皇帝们和国王们以及他们的后妃们正拼命逃命，而他们的王座被推翻在地。这难道不精彩吗！

但是对于那些仍然紧紧与家族公司联系在一起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来说，这样的乐观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面对着这样一种明白无误的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甚至康斯坦丝也不得不承认，“从金融的角度看”革命对罗斯柴尔德维也纳银行来说“可能会是一场灾难”。而且也存在模糊但是可以看出来的可能性，就是“这个国家革命的元素”可能会从大陆汲取灵感。沃尔特很恐怖地警告他的8岁大的侄子（未来的继承人）维克多说，当战争结束以后，他可能会被迫“举手靠墙站着，并被枪杀”。少数法兰克福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对被推翻的霍亨索伦王朝的认同感远远超过对新的魏玛共和国的认同感，这可以从汉纳·马蒂尔德与被废黜的德国皇室成员之间一直维持着友谊得到证明。

《贝尔福宣言》

然而，战争所激化的最严重的认同冲突或许与巴勒斯坦的未来，具体来说，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那里建立犹太民族国家的冲动有关。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中并没有谁完全认同赫泽尔和魏兹曼的计划，尽管埃德蒙的殖民计划在某种方式上与犹太复国主义是相容的。通过使英国、法国和俄国反对土耳其帝国——一个在现代根本无法想象的巨大的混合体战争似乎削弱了埃德蒙有关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梦想。正如他在1917年的时候说过的，他曾经一直期待着：

巴勒斯坦的命运进入均衡状态的时候能够来临，而且我期待着在这样的时候，世界会认真对待那里的犹太人。在过去的10~15年，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想在即将到来的这些年里能够做得更多；目前的这场危机把我们的这些活动给卡在了中间，但是，人们仍然必须认真考虑这些问题，而且现在我们得利用好这些很可能是转瞬即逝的机会。

同样，战争使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更加走向犹太复国主义，尽管这种转换的程度通常都会因为沃尔特在1917年贝尔福发表宣言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而被过分夸大。在伦敦的积极分子是吉米和查尔斯的妻子罗希卡，她经吉米介绍在1915年7月认识了魏兹曼。通过她，魏兹曼则认识了很多有影响的人物，包括克鲁夫人、罗伯特塞西尔勋爵（外交部的副部长）以及艾伦比将军，后者是耶路撒冷的解放者。查尔斯自己在外交部长格雷于1916年3月建议在巴勒斯坦成立犹太人社团后就直接参与了进来。然而，坦白地说，（用魏兹曼的话说）“通过授予犹太人解放的基本宪法把犹太人中间那些最大的企业的名字”联系起来的最好方法是获得沃尔特的支持；因为作为“罗斯柴尔德勋爵”，他是纳蒂那种在英国犹太人中准君主地位的继承人。正是怀有这种目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目标宣言在11月15日至1月26日间历经千辛万苦起草出来，并且数易其稿。

沃尔特参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他的父亲在临死之前进一步改变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这可以从赫伯特·塞缪尔关于“巴勒斯坦的未来”的内阁备忘录（1915年１月）看出来。赫伯特在这份文件中认为，巴勒斯坦应该变成英国的保护国，“散落各地的犹太人可以随时地从地球的各个角落蜂拥而回，并按照一定的手续获得住宅管制权”。这与英国帝国主义的关系跟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关系牵涉的同样多；而且，总体来说，沃尔特遵从他的父亲的意见，认为这两者现在是互为补充的。在与马克·赛克斯在外交部的一次重要会面马上就要开始之前，沃尔特给魏兹曼写了一封信，反对那种认为巴勒斯坦的权利可以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分享的想法。“英国必须独家控制，”他认为，而且他所谋划的经营管理巴勒斯坦经济的开发公司将被牢牢地“置于英国行政机构的监管和控制之下”。这种想法与《曼彻斯特卫报》的编辑C·P·斯科特所设想的不谋而合：他认为，那种对战后由英国和法国对巴勒斯坦进行双重控制的讨论必须被坚决抵制，否则又会重蹈在埃及进行双重控制的不愉快经历的覆辙。我们可以推测，这些辩论吸引了沃尔特的堂兄弟小列昂内尔。按照康斯坦丝的说法，那年的3月，他甚至“相信我们将向耶路撒冷进发，去寻找我们在那里的保护国。当时我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即将到头，主要原因是考虑到俄国的新的而且精彩的运动（革命），他却说当然不会……”至少，小列昂内尔意识到革命不大可能给在俄国的犹太人带来实际的利益，尽管布尔什维克有反宗教的说法。

然而，伦敦和巴黎的犹太人组织的其他成员都更加小心翼翼；而小列昂内尔自己不久也改变了语气。在伦敦，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反对运动由卢西恩·沃尔夫领导，他是英国犹太人协会联合外侨委员会（1918年后改为外侨联合委员会）的秘书长，以及理事会“特别支部”的领导人，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会对反犹太主义火上浇油，而且会危及在西欧已经归化了的犹太人的地位。沃尔夫拥有非常有影响的支持者，包括自由党大臣埃德温·蒙塔古（他在1917年重返内阁）以及联合委员会总裁克劳德·蒙蒂菲奥里和戴维·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在1917年5月24日给《时报》写了一封措辞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信，声称表达“英国犹太人的观点”。里奥临死之前，公开宣称他同意蒙蒂菲奥里和亚历山大的观点，认为“在保持我们自己立场的基本观点，也就是我们不同时提出任何暗示，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提供国籍或者授予可能会对其他居民产生危害的特区的同时，对犹太复国主义采用抚慰的手段是明智的做法”。在里奥死后，他的寡妻玛丽继续着这样的观点，小列昂内尔对此也越来越多地认同。在巴黎，以色列联盟秘书长雅克·比加特也持类似的观点。

最后，正如米里亚姆·罗斯柴尔德曾经说明的，沃尔特成功了——而且通过这件事情，证明他并不像当初被大家认为的那样不谙世事。沃尔特在1917年5月为回应蒙蒂菲奥里和亚历山大给《时报》写了一封回信，否认犹太国家的建立会破坏犹太人对他们出生地和居住地国家的忠诚。他还在理事会中赢得了一次反对蒙蒂菲奥里和亚历山大的投票（以微弱优势），这次投票结果致使后者辞职，而使他自己在７月20日当选为理事会的副理事长。

最后的结果自然取决于国会内部势力的平衡，但是沃尔特也可以对此发生影响。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有蒙塔古，当时已经升职到印度办公室；而另一位是老印度事务主管，前总督寇仁伯爵，他的观点是巴勒斯坦的经济资源太有限，无法支撑一个犹太国家，而且朝这个方向迈出的任何一步都会激怒该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因此，关键的问题是获得更多强有力的支持，因而，沃尔特就一直向劳合·乔治——当时的首相——以及外交部长贝尔福不停地灌输，其中后者建议他们提交一份声明给内阁进行考虑。在认真斟酌并几易其稿后，这份声明在7月18日完成了。事情的进展很慢：紧急的军事问题不可避免地在战后的计划里总是占有优先的位置，而且，也是在这个时候，英国意识到了有必要试探一下华盛顿的态度。甚至在1917年10月的关键会议上，巴勒斯坦的未来也还排在内阁庞杂的日程最后面。然而，最后劳合·乔治的态度改变成了英国控制的巴勒斯坦这一想法上；他和两名战争办公室的内阁成员——南非的简·斯玛茨和米尔纳开始担心（正如沃尔特曾经很有说服力地警告的）德国可能会率先推出他们自己的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宣言，目的是为了赢得美国和俄国的犹太人的支持。沃尔特在得到了贝尔福关于蒙塔古仍然在负隅顽抗的告诫后，沃尔特在10月3日给外交部发去了另一份备忘录，而贝尔福第二天在内阁进行了追踪。

三周之后，国会最终授权贝尔福“寻找合适的机会宣布对犹太复国热情表示同情的宣言”：

英国政府支持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民建立一个民族家园，而且将尽其所能帮助实现这个目标。所有人都非常明确，不得做任何可能对已经居住在巴勒斯坦地区的非犹太社区人民的公民与宗教权利造成损害的事情，也不得做任何有损犹太人在其他任何国家所享有的权利以及政治地位的事情。

这些内容——由内阁战争办公室副秘书长里奥·艾默里起草——由贝尔福在11月2日送交给沃尔特。因此，以色列国家的起源事实上可以追溯到致罗斯柴尔德勋爵的信。为了强调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这个重大历史突破的贡献，12月2日在科文特花园歌剧院举行了大型的庆祝会，会上沃尔特和吉米都发表了讲话。沃尔特告诉群情激昂的与会者，这是“最近1 800年以来犹太历史上出现的最大的事件”。“英国政府，”吉米宣布，“已经批准了犹太复国计划”：

现在需要来自犹太人民的不再是计划，而是行动，而且他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现代化军队就可以沿朱迪亚的崇山峻岭打出一条前进的道路。犹太人的诉求是寻求公正，而这也是阿拉伯人和亚美尼亚人诉求的基础，对于阿拉伯人和亚美尼亚人的诉求犹太人完全赞同，而且希望得到支持。英国就像一位慈爱的母亲一样培养新生的犹太国家，而且她期待着那一天，一个久遭磨难的磨砺，但是一直以希望为傲的民族，能够凭借自己不懈的努力证明自己是不辜负母望的好女儿。

然而，这些预示性的说辞对于家族的其他成员来说并不受用。里奥的寡妻玛丽愤怒地谴责沃尔特是家族所信奉的社会同化论的叛徒。在宣言发表后的一周之内，小列昂内尔则领导建立了一个英国犹太人联盟，“支持信仰犹太教的个人的社会地位；反对犹太人组建独立的政治国家的主张”，并反对“这种潮流……让犹太人决定承认一种国籍，而不是，或者是作为补充的，我们出生的国家或者我们生活和工作着的国家”。在这样的精神感召下，菲利普·马格努斯爵士和斯韦斯林勋爵加入进来，他们分别是犹太联合公会、改革公会以及公会联合会的会长和当选会长，另外还有另一个颇具影响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罗伯特·韦利·科恩。正如韦利·科恩在一次针对犹太复主义所进行的激烈辩论中所说的，他们的目标是促使“英国公民中的犹太人，那些居住在这个国家的家里而且为自己的英国国籍而自豪的犹太人，能够独立地发表他们对那些出生在外国而现在居住在这个国家，但是对他们的英国国籍没有太强烈感觉的人的看法。”

在同样的精神下，联合外侨委员会也只是在明确保留“该信的任何表述不得暗示犹太人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组建了一个独立的政治国家，或者巴勒斯坦以外国家中的犹太公民必须在政治上效忠那个国家的政府”这样的表述条件下，才接受《贝尔福宣言》。有证据表明，在这个时期，韦利·科恩和斯韦斯林写信给小列昂内尔，建议建立一所犹太大学，作为“永久的战争纪念……纪念那些陷入战争中的大英帝国的犹太人”，以便“坚持并阐释犹太人与英国的传统，而且在今后大英帝国的犹太公民的生命中，给他们保留永恒的崇高力量”。甚至埃德蒙都出现了暂时的疑虑，担心让犹太复国主义者控制巴勒斯坦可能会“把民族家园的控制权交给了欧洲的布尔什维克”。

这些纷争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期间变得越来越激烈。当沃尔特试图把蒙蒂菲奥里排除在犹太人代表团之外的时候，魏兹曼坚决反对社会同化论者的说法，他警告如果犹太复国主义遭到了阻碍，“在犹太人聚居区的颠覆分子和反社会的势力”将会赢得上风。在巴黎，社会同化论者的立场则稳固得多。在沃尔特没有在场的情况下——因为他被看成是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英籍犹太人的代表——沃尔夫成功地对到场的各种犹太人团体发挥了主导性的协调影响力，特别是针对犹太人的权力和在新政府上台后的中欧及东欧的各个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地位问题。

事实上，《贝尔福宣言》的革命成分比犹太复国主义者所追求的以及社会同化论者所担心的都要少。倒是贝尔福自己“希望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取得成功，并最终建立起一个犹太人国家”。与罗伯特·塞西尔勋爵一样，他对犹太人的同情几乎具有与迪斯雷利一样的性质：正如他在1917年时所说的，犹太人是“自15世纪的希腊人以来人类出现的最聪明的民族。”但是他把这份宣言看成是规划“某种类型的英国、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保护国”；“并没有必要涉及草建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这应该是按照政治进化演变的一般规律逐渐发展的一个问题。”他在1919年1月时向寇仁保证，任何关于“巴勒斯坦犹太人政府”的想法，都是“肯定无法同意的”。另外，寇仁对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摩擦的担忧最终证明并不是杞人忧天。尽管1918年12月在沃尔特为埃米尔·费萨尔举行的宴会（同时出席的还有魏兹曼、米尔纳、塞西尔、克鲁以及T·E·劳伦斯）上表达了期望，并且随后的一个月里在魏兹曼与费萨尔间达成并签署了协议，麻烦还是接踵而至。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早在1921年开始就发生了剧烈的冲突（这导致英国政府开始限制移民），1929年又再次大规模爆发。沃尔特倾向于把这些问题归咎于高级专员赫伯特·塞缪尔，因为他对塞缪尔任命哈吉·阿明·艾尔·胡塞尼为耶路撒冷大法官的决定特别耿耿于怀。从另一方面说，他协调犹太复国主义与社会同化论冲突的努力在激进分子于1921年7月举行的世界犹太复国大会上提出对巴勒斯坦的所有土地进行国有化之后，大大地削弱了。

到1924年，沃尔特开始厌倦这些一团乱麻一样的问题。尽管他是1920年巴勒斯坦基金会基金的第一个签字人，但是他在1925年拒绝了主持希伯来大学开学典礼的邀请。吉米仍然表现得很活跃，向劳合·乔治和他的保守党继任领导人博纳·劳汇报的问题不仅是关于巴勒斯坦的，也有关于叙利亚的。比如在1919年的时候，他敦促劳合·乔治不要让财政部削减海法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因为他担心这可能会疏远阿拉伯人。他在1922年10月一听到劳合·乔治下台的消息，马上将自己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专长贡献给博纳·劳。吉米的父亲埃德蒙也继续参与到巴勒斯坦事务中，将过去的巴勒斯坦犹太殖民协会委员会重组为巴勒斯坦犹太人殖民联合会——一个由他领导（后来由吉米领导）的自治组织。然而，埃德蒙担心英国的政策会遭遇“疏远法国的公共舆论的风险，因为英国用法国的牺牲来就有关叙利亚的问题支持阿拉伯……而他唯一的期望是保持英法同盟联系，因为非常强势的天主教影响力正竭尽所能想要破坏它”。甚至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父子之间也存在不和：这对巴勒斯坦的未来将对罗斯柴尔德家族造成分裂这一问题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影响力的衰退

然而，如果对于1914年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经济问题只是——如果是完全地——用由战争引发的忠诚冲突来解释，也是错误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影响力渐失的原因与战争的经济后果、1905~1918年的时代变迁以及忠义思想的分崩离析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尽管说罗斯柴尔德家族毫无疑问地从战争的一两个方面有所获利——对维克斯公司的枪、新苏格兰出产的镍以及德比尔斯公司的钻石的需求增加——但是其净影响无疑是负面的。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曾经兴旺发达的世界在1914年走到了尽头的说法有些夸张，但这种夸张其实也不算过分。起码有一点，战争最终摧毁了罗斯柴尔德维也纳银行与其在伦敦和巴黎的银行之间残存的最后一点联系。更为严重的是，它斩断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德国银行，比如布雷希罗德银行、沃伯格以及贴现公司之间的联系。由它们与其他承兑银行共同资助的，而且在一个世纪以来很少出现问题的海外贸易忽然中断了，首先是因为主要金融市场上出现的突发性恐慌，随后是由于封锁和潜艇战。建立在金本位基础上的货币体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业务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个体系在运行——停止了运作，因为大多数主要的参战国暂停了它们的货币对金币的兑换，并且实行了汇率控制。罗斯柴尔德家族帮助建造的穿越西欧的铁路被用来向战场运送士兵。另外，四年杀戮的成本使欧洲的税务体系变得更加完备，这在战前的10年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第一次，罗斯柴尔德家族发现自己为自己的收入和继承缴纳了高额的税金。

表9–1显示了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在战争年代所经历的异常剧烈的紧缩。在1915年，N·M·罗斯柴尔德公司终于在资本金上被米德兰银行超过，而在之前的几乎整整一个世纪，一直以遥遥领先第二名的成绩位列这个国家的银行之首。到1918年，克莱沃特也冲到了N·M·罗斯柴尔德公司的前面，而施罗德则紧随其后。现有的资产负债表反映出巴林的资产在1915~1918年超过了N·M·罗斯柴尔德公司，而且，尽管施罗德也在战争中遭受重创，但是它的资产负债表不像罗斯柴尔德公司收缩得那样厉害。通过对罗斯柴尔德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仔细研究，可以发现银行对英国政府债券的持有出现了非常剧烈的减少。

表9–1 六家主要英格兰银行的资本，1913~1918年（单位：英镑）

资料来源：RAL, RFamFD/13F; RFamFD/13E; Ziegler, Sixth great power, pp. 372-8; Roberts, Schroders, pp. 527-35; Wake,Kleinwort Benson, pp. 472f.; Burk, Morgan Grenfell,pp. 260-70,278-81; Holmes and Green, Midland, pp.331-3

表9–2证实了对这种紧缩的解释主要——但不是全部——在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13~1915年遭遇的重大损失。巴林和米德兰银行做得要好很多。如果用利润所占资本的百分比来表示的话，差距就更大了（尽管总的来看施罗德做得更糟糕）。银行在资本方面缩水的其他解释应该是3个合伙人去世所带来的影响；具体来说，阿尔弗雷德决定将其资产中的大部分在家族以外传承解释了1918年的资本减值超过100万英镑的原因，尽管第三年的经营产生了相当不错的利润。

表9–2 五家英国最大银行的利润，1913~1918年（单位：英镑）

资料来源：同表9–1

然而，仍然存在着让人不解的问题。因为在很多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资金来源方式与19世纪的那些战争的筹资方式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事实上，从严格的金融意义上说，与可用经济资源相关的战争规模并不比拿破仑时期的战争成本大，尽管后者的激烈程度稍轻，而持续时间更长。各国政府通过开设新的税种来筹集部分资金，但是大多还是要靠借。例如，德国国家债务在1914~1919年增长了大约190亿美元，法国是250亿美元，英国是320亿美元，以至于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每个国家的债务都接近GNP的200%。当债券收益变得惊人的高的时候，所有参战国的政府都要求它们的中央银行大量印制钞票换回国库券。大规模地这样做是可能的，因为这与拿破仑时代一样，为防止银行危机，纸币对黄金的兑换暂停；因此，结果就是通货膨胀，价格翻番甚至翻两番。那么，为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丧失了这次金融投资的机会呢？不论怎么说，是一个世纪前的拿破仑战争给了迈耶·A·罗斯柴尔德以及他的儿子们极其重要的商业机会。

答案其实非常简单明了。法国在拿破仑战争中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向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提供贷款和补贴来进行资助。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他们设在法兰克福、伦敦和巴黎的机构在这些款项的汇兑中占据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击败的那些中央集权国家也有从英国到她的盟国之间的汇兑（金额达到97亿美元）；但只是在法国的转款中罗斯柴尔德家族才真正有优势，起到了部分作用，而且也只是很小的一点儿。曾经，他们是盟国间进行国际汇兑的首要代理；但随着英国的战争作用非常依赖于美国的信贷，J·P·摩根取代了N·M·罗斯柴尔德公司成为了战争金融的核心——这证明没有在大西洋彼岸设立一家罗斯柴尔德银行是一个多么大的战略性错误。

1815年与1918年战后的时间段内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两段时间之内，战胜国都试图让战败国支付部分的战争开销；而且战时的通货膨胀都极大地减少了战败国的内债，使得这些赔款的支付比通常情况下所想象的要容易很多。在1815年之后，资本充裕的英国可以为欧洲大陆政权的恢复提供资助；1918年之后，变成美国为中部欧洲的各“继任国家”——不仅是德国，还包括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提供资金。然而，在这两段时间里，战败国内的新政权也都很不稳定，如魏玛共和国像当时的波旁法兰西一样，仅仅存在了15年。因为英国像19世纪20年代的奥地利一样，缺乏金融资源来“监管”战后的欧洲；而美国像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一样，渐渐从欧洲大陆的义务中脱身，尽管这种义务对它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在19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间存在的巨大差别是，英国在19世纪20年代免除了她的盟友所欠的战争债务的大部分，而美国在1918年后却并没有这样做；1815年强加在法国头上的战争赔款从所占国民收入总值的比例看（大约7%），远少于1921年对德国提出的要求（大约300%）；最后，20世纪20年代那些面临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政府是民主政权。这就意味着银行家、债券持有人和直接的纳税人不会再像19世纪20年代时那样出现政治上的过度代表现象。部分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摩根家族在20世纪30年代不可能扮演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30年代时所扮演的角色，应用金融影响力通过债券市场来劝阻侵略性的外交政策。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暴露出了经济势力所遭遇的局限，这种情况与19世纪时候的情况根本无法相比。

所有这些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两次战争之间所遭遇的麻烦提供了说辞。然而，即使这段时间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来说是很顺利的一段经营时间，它可能会取得多大的成功也是很难确定的。罗纳德·佩林在1925年以年轻职员的身份加入的罗斯柴尔德银行似乎与狄更斯小说中的董贝父子公司基本上属于同一时代。只有在午餐时间，当绿色屏风被拉离玻璃门时，人们才可以看到合伙人坐在配置完备、装饰豪华的“议事室”里他们自己的桌子旁。但是对佩林来说，他们似乎是“造物主更高级的作品”，与他们沟通的机会真的微乎其微。他们有自己的专用入口，有他们自己的餐厅，而且他们的办公桌上配有一排按钮，可以用来召唤员工中的任何人。在顶层甚至还设有一间特别的办公室，叫做私人会计部（员工们称之为“假账室”），用来处理合伙人之间的私人事务。用列昂内尔的儿子埃德蒙——他在1939年加入银行——的话说，“坐在议事室的家族成员占据了大办公室，与坐在前厅里的雇员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人种”。

职员里的最高级别是总经理，这个位置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大多数时间里由匈牙利出生的塞缪尔·斯蒂芬尼占据，另外就是各个部门的领导以及像诺海姆兄弟这样的高级职员。新亭办公室的布置是一种随心所欲的风格：议事室上面是人事经理和总会计师的办公室，同时还有管控部以及私人会计部。“大办公室”事实上是一些狭窄的公共柜台，一直联到了一个狭窄的后厅，里面还包括了出纳和贵金属部。股票部，尽管名字是这样叫，实际上处理的是票据交换业务，并且分成了应收票据部和应付票据部。在那些高高的有坡度的办公桌上，员工们勤奋地记入或者贷出票据，然后交给“传票人”进行承兑。更加繁复的是红利办公室的运作方式，这里处理外国债券发行及利息支付的事务，同时还有持有银行的小规模不记名股票的法人客户，比如皇家土耳其银行的红利事务。用佩林的话说，这是“工作效率研究者的噩梦”，这里采用老式的机器在息票部进行息票打孔，还用到了布伦斯维加手摇式计算器以及它的精算表。于是，工作速度大打折扣。按照一个流行的说法，当某一位合伙人让未来的红利办公室主任列昂内尔·斯图尔特告诉他1个亿的1%是多少的时候，列昂内尔马上回答说：“100万。”合伙人打断他说，“不要猜，孩子，回去把它算出来。”总经理斯蒂芬尼的格言也打算倡导同样的精神。“任何人都会犯错误，”他总会这样说，“一个从不犯错误的人也从来不做任何的事情。但是老天帮助那些在检查中发现错漏的人。”斯蒂芬尼给年轻雇员的另一条忠告是：“从来都不要照抄一个汇总的数据，一定要每次都把它算出来。”

这种对细节的强调如果不是与人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最散漫的工作方式混在一起的话，应该是很容易理解的。比如，息票部主任乔治·利特黑尔斯住在默西，而且从来没有在中午之前到达过办公室。下午1点，他去吃中午饭；2∶30他又离开办公室回家。作为一名初级职员，佩林“很少在早上10∶30之前到达办公室，而且周末总会放两天假”。新亭优先顺序的特点是，合伙人的候客室里有三部电传机：一部用于股票交易价格，一部用于一般新闻，另外一部用于体育新闻。与大学老师一样，高级职员有他们自己的餐厅和服务员，而他们的下级员工永远都是一种小型公立学校的氛围，每个人都有诨名（利特黑尔斯被叫做“鸡蛋”），开着一些与现实有关的玩笑，而且总是期待着午餐休息时间的到来。长期服务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雇员，像乔治·泰特以及雪莉·斯内尔生活得就像佩勒姆·格伦维尔·沃德豪斯小说里的人物，他们受到了所继承的财产无法支持他们在金融城里所享受的舒适生活的困扰。泰特在跟佩林谈话的时候，无意中很全面地总结了两次战争期间的氛围：“孩子，这是伦敦最好的俱乐部。我们真的应该交年费，而不应该来领工资。”事实上，佩林和他的同事们所领到的还不仅仅是工资。在他基本收入按季度支付的每年100英镑之外，佩林还领到了每年48英镑的“午餐费”；“税贴”（顾名思义，税务局对征收国外红利的所得税这一工作的报酬）；生日和周年纪念时来自老板的“红包”；介绍客户购买债券和股票所得中介费的1/8；另外，还有过节费。

这种相对很慷慨的薪水或许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能够招到像迈克尔·巴克斯（后来的总经理）以及彼特·霍布斯（后来的投资经理）这样有天赋的人才的原因。这两人都在与佩林相近的时期进入公司。然而，总的说来，招募体系在形式上是封建的。如一名高级雇员开始是以守门人的身份进入公司，而其后来的高升却是得益于其母亲为罗斯伯里家族做了多年的家庭服务员。佩林自己也是因为他的父亲认识英格兰银行的一名董事而被介绍进入公司的。他面试的内容包括由人事部经理要求他拼写“parallel”和“acknowledgement”这样的单词。很多雇员也都是来自已经为新亭工作了几代人的家庭：比如威廉斯家族和默瑟家族（很典型的是厄内斯特·默瑟被称为是 “默瑟的儿子的兄弟的儿子”），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使则是雇用福克斯通家族的人，而这个家族曾经为内森工作。第一批进入新亭的女员工是两名拉比的未婚女儿。她们被安排在公司顶层单独隔开的办公室里，并在地下室单独的房间吃饭（这种做法与在星期六不营业一样，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60年代）。佩林的判断似乎并不过分尖锐：罗斯柴尔德家族变成了“一个组织……主要是由一群和蔼可亲的怪人管理，他们自己做的工作很少，也并不认真，而且采用的是过时的方式”，并且似乎开始陷入到“上流社会的慵懒中”。

暮气沉沉的气氛也不是专门针对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当爱德华的儿子盖伊在1931年加入到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的时候，他被“每件事和每个人都墨守成规”的方式所深深震动。他参加的培训是学习用分数而不是小数来报利率，并有一名职员来专门教他，这名职员的另外一项任务就是在早上给他读选自报纸上的新闻。盖伊在后来回忆道，“这些员工被‘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的荣耀以及名字所赋予的责任所感染。上一个世纪的遗迹每时每刻在每个角落都会碰见，甚至那些根本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存在的遗迹也有，”如那些为梵蒂冈保留的可以追溯到詹姆斯男爵时代的微不足道的账户。跟伦敦合伙人在议事室里把自己与日常的业务管理完全隔离的做法几乎一样，爱德华和罗伯特在巨大的“大办公室”里度过自己的工作时间，采用同样的按钮呼叫系统来保持与他们雇员的联系。员工们那“光光的墙壁……昏暗的灯光……沉闷而单调的”办公室让人不难想到他们过去随心所欲的布置，以及空气中陈腐的烟草味和霉味。在被雇用了几十年之后，每个人工作起来都是慢吞吞的，没有监督也没有纪律。盖伊马上就意识到“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更像是一个家族的秘书处，而不是一家正在运行的银行”，它的主要活动是“轻轻地延续19世纪”。

然而，这种表面之词低估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罗斯柴尔德活动的范围。把这种“静止”的记忆看成是两次大战之间那段时期出现的两次大规模经济损失的后果，而不是针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那些问题的原因，可能更符合历史的原貌。

在某些方面，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罗斯柴尔德公司与在之前的20年一样活跃。如果我们把这个银行所承销的债券和股票的面值相加起来看，1920~1939年的总量只比1900~1919年低了5%。差别来自两个方面。首先，两次大战之间的业务大量地是与金融城里的其他企业，主要是作为罗斯柴尔德家族过去的竞争者的巴林银行和施罗德合伙银行，而不是与罗斯柴尔德巴黎和维也纳银行联手。另外的合作例子还包括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19年参与了对华贷款银团（这个领域由香港汇丰银行主导）以及它们与施罗德、劳埃德、威斯敏斯特银行以及国民地区银行一起参与了购买德国拥有的土耳其铁路公司（通过瑞士作为中介）的活动。由于现在还不完全清楚的原因，战后恢复三家罗斯柴尔德银行之间的传统合作关系似乎存在相当大的难度；这也就帮助我们解释了为什么仍然存在的与巴黎和维也纳之间的联系最终被证明存在着这么多的问题的原因。第二个区别是20世纪20年代的债券发行最终被证明是当代最具灾难性的投资，因为随后发生了很多折磨着借款国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表9–3给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两次大战之间主要的贷款和股票发行的地区分解，这份表格显示，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发行占了主要的部分，紧随其后的是拉丁美洲和亚洲——主要是日本（由于在亚洲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一个由威斯敏斯特银行领导的大型集团的成员之一，因此这个表里的数据极大地夸大了他们的作用）。

表9–3 N·M·罗斯柴尔德公司参与的主要的债券和股票发行，1921~1937年

资料来源：RAL

然而，仔细研究后可以看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参与了一些向最不稳定的地区贷款的活动。这是他们不加区别地恢复战前业务活动模式无意间造成的后果。

当然，这对于一个与中部欧洲在历史上有着紧密联系的公司来说，在对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帝国覆灭之后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国家提供金融支持方面起带头作用是再符合逻辑不过的事了。遗憾的是，甚至在这些国家中最稳定的地方，做起生意来也非常的困难。在1922年和1923年，一个由巴林领头，包括N·M·罗斯柴尔德、施罗德和一家叫基德尔·皮博迪的纽约企业组成的银团发行了价值大约1 000万英镑的捷克斯洛伐克债券；但是第一批债券的价格就低于发行价，原因是布拉格市不合时宜地发行了自己的纸币。罗斯柴尔德家族似乎避开了20世纪20年代初的灾难性的德国债券发行，当时因为1922年和1923年的高通胀，这些债券几乎变得没有任何价值，但是他们又被拉回到德国市场（部分原因是马克斯·沃伯格的影响力，当时他正处于权利的巅峰），为普鲁士的威斯特伐利亚省筹集了83.5万英镑，而且还与巴林和施罗德一起在1926年和1927年为汉堡市和柏林市发行了大规模的债券。另外，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也参与了罗斯柴尔德维也纳银行在沃伯格雄心勃勃的国际承兑银行中的持股计划，这个银行成立于1921年，目的是解决战后德国巨大的贸易赤字缺口；之后还参与了另一个沃伯格项目，一家以伦敦为基地的工业融资与投资有限公司。匈牙利或许是这个时期中欧国家中最重要的客户：在那里是由新亭领导了债券的发行，在1924年发行了790万英镑，1925~1926年发行了225万英镑，1936年是160万英镑。

最后，还有奥地利。除了1930年300万英镑的政府贷款——这笔贷款与巴林、施罗德和摩根·格伦费尔合作办理——之外，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还通过其在维也纳的兄弟银行表现出了对奥地利经济的间接兴趣——程度上或许远远超过他们自己在1931年之前所意识到的。路易斯或许在他对于20世纪20年代中欧经济过度乐观的评价中更多地持有与马克斯·沃伯格类似的观点。他在维特科威兹钢铁厂成为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之后（而如果这个厂归波兰，他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动作），马上选择继续持有。更为重要的是，他提高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由他的祖父在60年前建立的信贷银行的参与程度。在1921年7月，他同意成为信贷银行董事会主席，而且正是与信贷银行携手，罗斯柴尔德维也纳银行才参与了像国际承兑银行和以荷兰为基地的阿姆斯特尔银行这样的事务中。正是一位前信贷银行的董事及监督委员会委员威廉·雷根丹茨说服了伦敦罗斯柴尔德银行为一家位于布雷根茨名叫沃拉尔伯格·伊尔威克的奥地利公司发行了200万英镑的债券，而这次发行的失败是对于中欧经济前景不容乐观的早期警示。

当地产信贷银行在1929年10月陷入困境的时候，奥地利政府找到了路易斯。他同意将两家银行进行合并。在10月18日星期三，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对他的做法发来了贺信。“感谢你毅然决然的无畏态度，”爱德华写道，“你拯救了维也纳的金融，避免了可能对你的国家带来极大伤害的事件的发生，而且在其他金融资本市场肯定也会引起反响。”如果爱德华知道下一个星期二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就不会发来什么祝贺了。路易斯和他两人都不知道，历史将会重复自己：正如路易斯的曾祖父萨洛蒙在1848年危机前夕对阿恩斯坦与艾斯克勒斯进行救助时的情况一样，路易斯对救助地产信贷银行的决策只会把罗斯柴尔德维也纳银行带到破产的边缘。

对于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继续其与拉丁美洲，特别是与巴西和智利的传统亲密关系似乎也是很合逻辑的。在战争期间，美国驻巴西大使曾经评论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巴西经济的未来上已经押上了如此大的赌注……他们将会对巴西与任何其他非罗斯柴尔德银行以及任何非英国的国家建立银行联系的道路上设置一切可能的障碍。”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夸张。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间段内为巴西联邦政府发行了面值超过2 800万英镑的债券，还有额外的1 750万英镑巴西国家级铁路债券(为智利发行的总额大约在1 000万英镑)。在巴西的问题上，金融（和政治）的稳定性很大部分与国际市场对咖啡的需求相关联；1922年900万英镑的贷款——再次与巴林和施罗德合作——就是特别为资助政府的咖啡价格支持计划而设计，并将对咖啡出口的控制权交到了金融城的一个银行委员会手上（尽管罗斯柴尔德持保留意见，再次重复了1908年曾经做过的尝试）。

然而，对巴西银行可靠性的怀疑还在持续，而且当巴西政府在1923年找到新亭申请新的2 500万英镑贷款“以清算流动债务，恢复巴西的金融秩序”的时候，小列昂内尔派遣埃德温·蒙塔古到巴西去了一趟，希望对巴西银行施加“一些形式上令人愉快的外国金融控制”。遗憾的是，蒙塔古以及他的同事能够提出的最好建议，是伦敦的银行可以考虑购买巴西政府在巴西银行的股份，这个提议遭到了小列昂内尔的反对，理由是这个“国家银行由外国人所拥有的想法在巴西是最不受欢迎的”。无论如何，英格兰银行临时禁止对外贷款的政策使这次贷款计划夭折，而且3年之后——在关于是否允许德国进入国际联盟的问题上，巴西和英国产生了一次争吵之后——巴西政府把眼光转向了华尔街。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还是继续执行对咖啡支持计划的控制，这个计划在1924年由巴西联邦政府转给了圣保罗州政府，并且当巴西在1927年回到了金本位体制上后，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又恢复了它在巴西联邦债券发行中的统治地位。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在巴西的代理人亨利·林奇（当地人称“林奇爵士”，主要因为他的骑士身份），在整个这个时期之中都是这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的关键人物。在智利，政府的经济稳定性也与稳定的出口紧密相关，它的主要出口产品是芒硝，主要用于肥料和炸药的生产。

除了这种传统的债券市场业务外，罗斯柴尔德家族继续保持着他们在战前对矿业的兴趣。他们作为力拓公司主要股东的影响力随着公司的业务从铜、黄铁矿扩展到包括硫黄回收、炉渣处理以及硅胶的生产，而且其地理范围也从西班牙扩展到比利时、罗得西亚和美洲。主要的董事会成员像米尔纳勋爵、阿瑟·斯蒂尔·梅特兰爵士（1920年时公司的执行董事）以及奥克兰·格迪斯爵士（他在1925年继任米尔纳的董事长职务）都与新亭保持着紧密联系，因为公司正努力应对着两次大战之间那段时期原材料市场的剧烈波动。在南非，罗斯柴尔德的伦敦和巴黎银行仍然是德比尔斯公司主要的股东，尽管其经营方向越来越多地由厄内斯特·奥本海姆的英美公司（成立于1917年）所决定，因为该公司所持有的德比尔斯公司的股份比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还多。唯一出现问题的地方是西班牙，在那里阿尔马登矿在1929年被国有化了；但是西班牙甚至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不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主要的收入来源了。

所以这些业务几乎都是一成不变的。公司所熟悉的股票经纪人圈子——卡赞诺夫、梅塞尔斯、潘缪尔·戈登和塞巴格斯——都非常忙，律师也一样。麻烦的是这些工作并不一定都是赚钱的。因为当全球经济陷入1929~1932年的大衰退的时候，价格、产量和就业率水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下降，罗斯柴尔德家族参与最深的领域也都受到了最严重的影响。

当然，下面这种是有疑义的，即导致这次资本主义体系大危机的是“结构性”因素，这种情况远非银行家和政治家所能控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产就是一个大量大宗农产品和工业产品过剩和扭曲的市场。但是毫无疑问的是，错误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加上无法理清国际战争债务以及军备义务——激化而且延续了这次暴跌。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有太多的国家试图通过过度的公共部门赤字来逃避那些困难的政治选择，用大量加印钞票来帮助解决赤字问题。结果就是通货膨胀和恶性通货膨胀，而且随之而来的是金融不稳定，因为投资人（特别是债券持有人）要求更高的收益来补偿他们可能面临的更严重通货膨胀的风险。奥地利是那些经历了战后高通货膨胀的国家之一。其结果是，罗斯柴尔德维也纳银行在稳定新先令方面提供了帮助，阻击了像金融实业家卡米洛·卡斯蒂廖内这样的通胀狂热分子的阴谋；但是，本质上与20世纪20年代所有的中欧银行一样，其通胀后的资产负债表上存款是盈，而资本储备是亏。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较为普遍的政策性错误是用不可持续的汇率来进行定值计算，因为政府未能成功仿效1914年之前的金本位体制，忽略了缺乏其先前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所具备的很多根本性的先决条件这一现实。结果是，特别是在1929年之后，各国政治家试图平衡预算，而不顾衰退的现实，因此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将所有的其他政策目标都放到了维持黄金等值的目标下面。

毫无疑问，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里插了一手，尽管这个错误流传得如此之广，几乎到了成为一种接近普遍真理的“常规知识”的地步。或许，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一直在国际黄金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事实是一个因素。当战时禁止黄金从伦敦出口的禁令一开闸，N·M·罗斯柴尔德公司便在贵金属市场和英格兰银行之间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南非的矿业公司同意将他们所有的黄金（大约全球产量的一半）运交给英格兰银行。所采用的交易方式是，N·M·罗斯柴尔德公司在收到交来的精炼黄金后，按每标准盎司3英镑17先令9便士的价格付款给厂家，然后“按最好的价格，给伦敦市场和贵金属经纪人一个进行竞价的机会”出售，共享所有的升值，并按每六个月一次的方法把矿山应得的部分汇回矿山。这就诞生了一个所谓的“固定价，”由此，从1919年9月12日开始，在新亭进行的拍卖后，每天上午的11点确定国际市场的黄金价格。因此，这种方式在战后为稳定印度和英国的货币体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然而，人们很难相信这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坚持重建黄金汇率标准的唯一理由。从根本上说，他们喜欢黄金的理由与金融城内其他银行喜欢黄金的理由别无二致：他们担心，如果允许英镑自由流动， 伦敦将会无奈地看着自己的所扮演的世界金融资本中心的地位不可避免地旁落纽约。他们对金本位的信心也不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在1931年，沃尔特辩称——其实他是对的——在大萧条中崩溃的体系“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对或错根本没有丝毫关系，而是……由于（某些）国家对黄金的贪得无厌。他们已经成功地做到通过从世界其他地方的易货贸易方式中撤出而损害他们自己的贸易。”这是一个中肯的评论：1914年前的金本位与20世纪20年代的黄金交易体系中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最重要的两个玩家——美国和法国倾向于采用“封存”额外的黄金的规定，目的是为了避免国内的通货膨胀。如果没有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这种体系是无法持续的。

与英国相比，法国妥协了。只要法国的纳税人还在相信他们的预算可以与德国并不打算支付的战争赔款进行平衡，他们就没有机会把法郎重新恢复到战前的汇率水平。事实上，只是在经过了旷日持久的辩论后，法郎汇率才在1928年被固定在其过去对外价格的20%的水平上。这是一个妥协，对此，爱德华以他作为12名法兰西银行的董事之一的权限进行了激烈然而却是徒劳的反对。在1924年的夏天，他成为了由爱德华·赫里欧领导的左翼联盟政府的公开批评者，因为他看到了政府在处理铁路工人罢工方面表现出来的软弱，而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由于他们的北方铁路主要股东的身份，这是他们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次年初，随着法郎的快速贬值，他带领法兰西银行的一个代表团去找赫里欧讨论货币问题。尽管爱德华很巧妙地把法郎疲软的部分责任归到“教会中的右翼人士与社会主义的极端分子”身上，他还是同时也批评了过度的公共部门支出，而且呼吁左翼联盟与被他们取代的右翼的国家集团合作，共同实现平衡预算的目标。然而，随着1926年6月埃米尔·莫罗出任法兰西银行总裁，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响力下降了，因为尽管爱德华继续梦想着返回到战前的汇率水平，莫罗则更为现实，他为在接近现有汇率的水平稳定货币进行着辩解。这种分歧在1927年的春天几乎全面升级为冲突。爱德华获得了实业家弗朗索瓦·德·温德尔的有力支持，而且在法国政府于1927年寻求在伦敦筹集资金的时候，又获得了更多的支持，但是他所追求的这些目标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甚至由庞加莱领导的新政府在获得平衡预算的授权后所做的，也只是把法郎兑美元的汇率固定在25.52。在庞加莱的领导下，3%利率的国债的价格从48.25上涨到了67.6；但是与此相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响力下降了。

爱德华的地位也没有因为他的堂兄弟莫里斯（埃德蒙的二儿子）多姿多彩的政治生涯而得到加强。在1919年，莫里斯以克里孟梭领导的国家集团在上比利牛斯省的代表这一身份被选入下院。从一开始，莫里斯就充分利用了他的家庭背景，在宣传画上使用了“我的名字就是我的纲领”的口号。为了确保教会的选票，他甚至不顾廉耻在卢尔德向教会保证他会“为朝圣者组织专列，而且在政治和宗教问题上强烈要求在教会学校布道的自由，恢复教职修女”。一位教士被告知：“没有他的家族的支持，政府将一事无成。罗斯柴尔德家族因为他们的银行，是事实上的财政部，没有它，我们将会抓瞎。”这些伎俩在1919年显然是奏效了，但是5年之后，他们无法摆脱被赫里欧的左翼联盟击败的命运。莫里斯以大无畏的精神改变了他的政治诉求，接受了来自社会主义报纸拥有人路易斯·克鲁泽的邀请，在一次辅选中参加了上阿尔卑斯省的选举。他成功了；但是这一次，他的竞选方式受到了挑战。在给国会的一份报告中，他被指控为确保选举胜利花了160万法郎（大约15 000英镑），给一个小镇5 000法郎，以为镇上的消防队购买制服，甚至发出了200封信，每封信里有给每个投票人的20法郎。一个要求取消选举结果的动议有惊无险地以180票对178票被否决，但是当调查委员会认定莫里斯的捐赠具有慈善性质时，该报告的合法性以高票被否决（209票对86票）。选举不得不重新进行，而且尽管莫里斯获胜（与他在1928年4月再次做的几乎如出一辙），但他的名声——同时也累及他的家族——几乎不可能有什么改善。腐败的国会以及进行黄金投机倒把的中央银行的说法至少在1929~1932年的世界危机中不绝于耳；而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两项指责中都有份儿。

大崩溃

把华尔街的“黑色星期二”——1929年10月24日作为大萧条开始的时间尽管有些牵强，但是大家通常都这样做。事实上，在这之前的整整一年中，欧洲就出现了很多经济活动下滑的迹象。从另一方面说，对美国股票市场前所未有的崩盘所带来的冲击效应怎么说都不为过，这次崩盘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将总值800亿美元的市值蒸发掉了300亿美元，而且使道琼斯工业指数从其1929年9月最高时的381点掉到了1932年5月底部的50点。这种资产价格的紧缩导致美国资本大量流出欧洲。这又导致了普遍性的货币紧缩，而各国中央银行和政府试图坚持黄金汇率的努力又让紧缩更趋恶化。解决的办法之一是提高利率；第二种办法缩减公共开支或者加税；第三种是提高关税以减少进口。这些政策的主要结果是使失业率增加到一个无法想象的高度，因为公司解雇工人，投资人加速撤资清算，消费者捂紧钱袋，而国际贸易枯竭。随之，这又产生出一个政治反应——有时候非常强烈——反对整个制度体系，似乎所有责任都在它。

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大萧条的第一个大危机出现在巴西。由于商品价格在全球紧缩中下滑得更加厉害，巴西政府再次向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求助。拿着现在已经很熟悉的条件清单，斯蒂芬尼和佩林在1930年3月被派往里约，但是他们的谈判由于热图利奥·瓦加斯的政变而夭折——这个政变是很多由大萧条引发的向独裁统治转变事例中的第一个。在1931年，英国财政部派遣奥托·尼迈耶爵士，期望能对新政权施加某种类型影响，使它采取一些稳定的措施，但是到9月，瓦加斯循1898年和1914年的先例，停止了外债的偿付。现在能做的最多是谈判达成某种新的偿付计划协议。在与外资债券持有人委员会举行了冗长的会议之后，1932年3月瓦加斯与他们达成了一个协议，确保对历史最久而且担保条件最好的贷款优先对待。然而，一直到了1934年，巴西债务完整的重组计划才与主要的外国银行（罗斯柴尔德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和狄龙·里德）安排完毕。通过发行新的债券，政府有能力在1932~1937年每年偿付大约600万~800万英镑，然而一直到1962年，所有的英镑债券才最终结清。在智利，情况也基本类似，那里在1931年新成立了智利芒硝公司，在由N·M·罗斯柴尔德、巴林、施罗德和摩根·格伦费尔联合发行价值200万英镑的债券基础上对芒硝产业进行合理化改造。这个计划注定不可能成功，因为出口持续下滑。1933年，智利芒硝公司破产清算，并宣布对债务进行延期偿付。债券持有人与新的智利芒硝与碘销售公司经过了20年的谈判，才最终达成了协议。

然而，最大的打击出现在欧洲。1931年5月11日，奥地利的信贷银行的官员向奥地利政府提交了银行1930年的年度资产负债表，按计划这份资料将在几天之后公布。该表显示银行亏损1.4亿先令（大约400万英镑），而其实收资本是1.25亿先令。就算这份资产负债表与中央政府全部支出一样大，这些也都是非常可怕的数字；而且，由于这些数据已经是4个月前的了，实际的亏损有可能接近1.6亿先令。按照奥地利法律，一家银行的亏损超过其资本的一半就必须关闭。因此，持有信贷银行大约1 670万先令资本的罗斯柴尔德维也纳银行的前景非常黯淡。对于130家外国银行（包括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兄弟银行）来说情况也很糟糕，因为信贷银行大约1/3的负债属于这些银行。然而，奥地利政府担心信贷银行的倒闭可能会摧毁60%~80%的奥地利工业（一个夸大的数字——从资本项来看，可能会受到影响的奥地利有限公司大约不超过14%）。该表同时指出的是，亏损中的大部分是由于与地产信贷银行的合并，而这是政府自己一直力主的。相应地，奥地利政府决定给信贷银行追加1亿的资本金，把所持股份相应增加33%。作为整个救助计划的组成部分，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再借1.36亿法郎给信贷银行，借期6年。

然而，这些措施还不足以避免一场金融恐慌，这场恐慌迅速从维也纳向匈牙利、德国以及整个欧洲经济体蔓延。奥地利的国家银行尽其最大的努力，通过票据贴现来保持奥地利银行系统的流动性，但是它没有迅速提高其贴现率，于是公众的信心呈螺旋形下降：对10年前恶性通货膨胀的记忆使奥地利人相信，先令将会步以前克朗的后尘，而且已经出现了外国货币和商品价格的普遍飞涨。由于外交的复杂性，从国际清算银行筹集300万英镑给国家银行花了3周时间，而且在这笔钱用光之后，奥地利只能依靠英格兰银行430万英镑的短期贷款。在7月份，一场类似的危机在德国袭击了达姆施塔特与国家银行。在9月，英格兰银行发生的挤兑结束了英镑对金本位的短暂回归。

信贷银行危机因而很快成为一场普遍的战后货币体系崩溃的一部分。然而，站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角度看，这代表了罗斯柴尔德维也纳银行与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之间联系的最后终结。当小列昂内尔成为匆忙组建的代表外国储户和股票持有者利益的奥地利信贷银行委员会主席的时候，他宣称给一家仍然在出血的银行投钱是“不适宜的”。由于信贷银行与罗斯柴尔德维也纳银行的紧密联系，这无疑是拒绝对路易斯进行救助。到了1933年，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埃德蒙告诉爱德华甚至看一眼维也纳银行的户头都非常“危险，因为这要求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的参与或者支持”。他的说法表明，1848年的记忆还没有完全消退：

维也纳银行发生的事情与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提供借款，这对维也纳的支付来说是一个信誉的问题……这个信誉问题在我们的家族里一直都是高于一切的观点。人们只需回想一下银器的出售（在1848年）。罗斯柴尔德维也纳银行不是我们的业务，而且一句话，作为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的领导人之一，我不希望再给他们任何的钱，一个子儿也没有。

埃德蒙至少不希望第二次“出售银器”。因此路易斯除了再一次去找奥地利政府外，别无他法。在1933年9月，路易斯终于结束了他与信贷银行的关系，此时，信贷银行已经完全变成了国家控制的企业，吸收了维也纳银行以及聂德爱罗丝土地贴现公司的一部分。

可以完全放心大胆地说，信贷银行危机是战后那段时期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最严重的一个打击，它蚕食到了所有三家银行的资本。然而值得补充的是，1929~1932年大崩溃的影响可能更加严重。但是非常幸运的是他们对瑞典金融家伊万·克鲁伊格——他的金融帝国事实上是建立在婚姻基础之上——的参与度并不高。在1929年，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联合了波士顿李氏银行和希金森公司的力量为克鲁伊格发行了总额为1 000万美元的股票。3年之后，这位瑞典人自杀，他的帝国因而轰然倒塌，拉了李氏和希金森做垫背。罗斯柴尔德银行至少幸存下来了。马克斯·冯·戈德施密特·罗斯柴尔德以及他的儿子阿尔伯特和埃里克在1920年购买的银行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戈德施密特·罗斯柴尔德公司（即以前的A.Falkenberger）在1932年被交给了德意志信贷公司——这是德国银行危机中受损害较小的一家银行。

在这样的情况下，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寻求增加自己在国内企业金融活动中的参与度并不令人意外，特别是随着1931年的货币贬值之后英国经济开始出现缓慢然而实实在在的复苏。在1914年之前，N·M·罗斯柴尔德在参与国内的经济活动方面显得犹犹豫豫，一直到了1928年，这种情况才有所变化，并与巴林和施罗德联合为不同的伦敦地铁公司发行了一系列的信用债券。两年之后，伦敦国民资产公司通过罗斯柴尔德银行筹资200万英镑为购买处于困境中的壳牌——麦克斯商行提供资金，随后转借给壳牌运输贸易公司，在一年之后，伍尔沃思零售连锁店被菲利普·希尔说服，通过新亭发行了936万英镑的股份。其他的早期企业客户还包括酿酒企业查林顿公司。

对于一家一个多世纪以来几乎只专注于海外业务的银行来说，冒险进入不熟悉的领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磕磕碰碰的麻烦。伦敦国民资产公司发行股票的风声走漏给了报社，在斯蒂芬尼和老奸巨猾的《财经新闻》金融城编辑之间发生了一场难堪的遭遇，前者指责后者“在铁路的厕所里收集道听途说的信息”。尽管出现了严重超买，伍尔沃思的股份上市差一点因挂牌结束前的周末在金融城发生的一点很小的恐慌而功亏一篑。在确认函还未能发出时，最后一分钟的退单开始在星期一的上午涌入。员工们不得不整夜在已经关闭的办公室里工作，以便在更多的预定人撤单之前完成并发出成交确认函。当然，与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那些广泛的在铁路和电力公司中的投资相比，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在国内企业金融界仍然只是很小的力量，但是朝着1945年后的复兴方向它已经迈出了重要的步伐。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两次大战期间相应的衰落程度不应该被夸大。并没有什么证据证明罗斯柴尔德家族中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这一辈人在败落家族的财富：事实上，大多数财富就像在肉冻里一样被保存了起来。盖伊和他的妹妹杰奎琳每人都有一个英国保姆，尽管这两名保姆对对方都非常厌恶，甚至不愿意一起同桌吃饭。因此，两个孩子在一种奇特的孤立中成长起来，他们不仅与自己的父母隔绝——每周一起吃一次中午饭，而且还相互隔绝；他们与外面的世界也是隔绝的。在上学的时候，盖伊由他父亲的一名司机每天接送，另外还有一名男仆提供额外的保护。他大多数时间很少花在巴黎，而是家族的这栋或者那栋乡间庄园中。每年，整个家庭从费里耶尔（11到第二年1月）前往戛纳（2月或者3月），然后，前往尚蒂伊（复活节和7~9月）。类似的，埃德蒙的童年也是在他父亲租住的肯辛顿宫花园 18号的宅院与他在汉普郡埃克斯伯里的2 500英亩的庄园中度过。在这里以及家族的其他地产上，他们的父母所追求的昂贵享受与他们的祖父辈在他们之前所做的相比并不逊色。在小列昂内尔沉迷于他对园艺的热情，在埃克斯伯里拥有400名园丁作为帮手的同时，爱德华在尚蒂伊拥有他心爱的赛马。莫里斯的妻子诺艾米则因在默热沃建造了阿尔卑斯体育馆而使她那个时代的人动容。由于他们所继承的巨额财富，年轻一代的罗斯柴尔德们对这种超出常人的花钱方式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对盖伊来说，20世纪30年代意味着高尔夫、美国汽车，在比亚里茨跳舞，在多维尔玩赌纸牌。菲利普在阿卡雄为自己建造了一处海滨别墅，一个招待别人老婆的更好的处所，而且通过在皮嘉尔大街建盖他自己的剧院（一个适合放荡的场所）帮助他的父亲挥霍了更多的金钱。

然而，确实有迹象表明他们正在从辉煌开始走下坡路。在1922年，吉米在费迪南德终身未婚的妹妹艾丽斯去世后非常意外地继承了沃兹登；但是当哈罗德·尼科尔森在1939年7月住在那儿的时候，却没有什么给他留下了印象（因为他抱怨）：

与老男爵（费迪南德）在世的时候相比，这里几乎没有任何的变化。这里有伟大的画作以及塞弗勒的瓷器，但是没有什么品位。吉米不希望改变任何事情，马桶仍然还是用往上抬的拉杆，而不是向下拉的链子。卧室里没有流水，而且尽管从食物和饮料以及花草上看非常奢华，但是住起来真的没有我们在威尔德的土坯房舒服。

这只是审美保守，还是用于豪宅的巨额管理支出已经开始捉襟见肘了？当然，罗斯柴尔德家族房子中有些需要完全地放弃。霍尔顿在战后以11.2万英镑被卖给了皇家空军，阿斯顿·克林顿变身成为了一家旅馆，而加奈斯贝里成了一处公园。要是自然历史博物馆愿意作为礼物接受，都灵也可能早就易主了。位于西区的第一处罗斯柴尔德住宅，皮卡迪利107号在1929年为了给一家旅馆的舞厅让路而被拆除；9年之后，阿尔弗雷德在希莫尔区1号的豪宅为了寇仁大街的延长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皮卡迪利48号的租约在1937年被放弃了，里面的藏品也进行了拍卖。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宅院中也放弃了3处。或许，这个时期最令人震撼的标志性事件是沃尔特以22.5万美元出售几乎所有他在都灵鸟类标本收藏（除了200只鸵鸟、美洲鸵鸟和鹤鸵）给美国自然博物馆的决定（每件标本还不到1美元）。

1935年，《犹太人新闻报》大胆地提出（或许是得到了某种暗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巅峰时期”已经“见顶”：“理性化的时代，以及连锁店时代、化工和石油的时代已经来临……以前占统治地位的家族不再是绝对的金口玉言。”过去，人们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奢靡的生活方式有某种勉强而恭顺的尊重。现在，在20世纪30年代这种困窘的局面下，这似乎显得有点荒诞——以与小列昂内尔相关的两件奇闻轶事为证。据说他有一次在对金融城园艺社发表讲话时这样说：“无论再怎么小，花园应该至少有不小于两英亩的原始树林。”看到一个装有餐具的餐具盒（作为送给一个雇员的结婚礼物）后，他觉得非常疑惑。“嗯，这个不是太好，”他说道，“你根本无法容纳超过12个人一起吃饭。”在阿尔伯特·科恩的超现实主义喜剧小说《曼吉克劳斯》（Mangeclous）中，也有对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奢华的沐浴习惯以及他们食用梨泥的类似笑话。甚至像塞西尔·罗斯这种满怀同情心的作家也发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衰败的迹象。他的作品《伟大的罗斯柴尔德家族》（The Magnificent Rothschilds）（1938年）可以被看成是一篇悼文，不仅是为第三代和第四代而作(他们中的最后一人在1937年辞世)，也是为整个家族的辉煌成就而作：“所有的一切已经过去……那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在这样的情况下，或许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罗斯柴尔德的下一代男人中最具聪明才智的人对家族的生意根本不予理会。部分原因是，他们看多了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时期金融城内表现出来的众所周知的“垂死、讨厌而且十分痛苦”的一面，而对银行这个行业丧失了任何的信心。但是，这也可能是由于维克多在剑桥期间受到了那个时代的改良主义者的影响，这些改良主义者中包括安东尼·布伦特和盖伊·伯吉斯，他们的政治倾向本质上是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多年以后，曾经有过怀疑说维克多与剑桥的间谍有染，并最终他受到了不实的指控，说他是“第五人”（在英国秘密部门内部掩藏的最后一名没有暴露的苏联“鼹鼠”）。他与布仑特和伯吉斯的关系在两人被前苏联内务委员会招募后仍然保持得很亲密为这些说法也提供了物证。在战争期间，两人不仅租用了维克多在本廷克大街的房子，而且维克多在1940年8月还推荐布伦特进入军情五处（在布仑特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被从坎伯利的情报人员培训班辞退之后还不到一年的时间）。而且1944年在巴黎的时候，维克多严厉地驳斥了菲尔比认为苏维埃应该遭到“坚决”抵制的言论。然而，维克多对这个期间他的朋友们的背信弃义行为似乎一无所知。尽管毫无疑问维克多在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40年代的政治立场是中间偏左翼，但是他认为社会主义“非常没有生气”，正如他对更早一些的改良主义者凯恩斯所承认的。（他也不是同性恋者，这是俄罗斯人招募布伦特和伯格斯策略的“弱点”之一。）当他最后在1962年发现菲尔比是一名社会主义者的时候，他没有半点犹豫，马上把这个情报告诉了他以前在军情五处的同事。

不管怎么说，维克多回避进军金融的决定都给家族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鸿沟，因为他的堂兄弟们都还太小，无法替补上来。在经历了很平庸的剑桥职业生涯之后，埃德蒙，这位列昂内尔的两个儿子中的老大，在1937年10月踏上了周游世界的旅程，一直到1939年5月才结束。尽管在他的旅程表中包括了很多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重要代理商（比如在巴西和智利）的拜访，但还不能说他的旅程是金融之旅。

罗斯柴尔德法兰西银行在这个时期也失去了一位合伙人，尽管情况与英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1934年埃德蒙的辞世一夜之间改变了拉斐特大街权力的均衡。因为埃德蒙的大儿子吉米将他的股份转给他的岳父以及他的兄弟莫里斯，这位多姿多彩的政治家现在继承了所有资产的1/3，这还不包括埃德蒙在拉斐特酒庄的33%股份的一半。或许是因为他的政治活动，也或许是因为他卷入过声名狼藉的财产官司，他的堂兄弟爱德华和罗伯特决定收购他所有的股份。然而，莫里斯拒绝就这样忍气吞声地离开。在三个合伙人未能就罗斯柴尔德兄弟公司投资8 000万法郎的一家没有盈利的摩洛哥公司的处置达成一致之后，莫里斯提出了起诉，引用了他的祖父詹姆斯所规定的“源自于他的家族的三家分行都是相互代表的”。只是在1939年9月，经过仲裁之后，收购问题得以解决。后来的发展或许让人们对这次罗斯柴尔德法国家族资源的分裂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然而，在这个时候，莫里斯似乎并不重要，特别是现在盖伊已经坐进了合伙人办公室。当时不管怎么说，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以及其广大的商业帝国的日常事务越来越多地委托给了外人，其中著名的是前公务员及公共工程部部长勒内·迈耶。

由辱骂到政治行动

关于罗斯柴尔德权力神话的最大的讽刺当时到达了巅峰。被大萧条的苦难推进权力中心的激进左翼和激进右翼，不论在法国、德国，还是奥地利，都在引导着前所未有的煽动性宣传来反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自两个极端的、混合了人格侮辱的言辞，当然没有任何新鲜的东西：罗斯柴尔德家族遭受这种辱骂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这一次唯一的新意在于这种言辞上的辱骂变成了政治行动。

在法国，1934年的事件对重新煽起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敌意起了很大作用。一位名叫斯塔威斯基的小党派骗子在1月份的自杀暴露了已经被公认为第三共和国重要特点的那些金融丑闻中的一个。在接下来的那个月——部分原因是政府企图对事件真相欲盖弥彰所造成的后果——出现了由一个很多“党派”组成的松散联盟领导的右翼政变，这些党派包括头发已经花白的查尔斯·莫拉斯领导的法兰西行动党、非常年轻的战斗十字团，以及由弗朗索瓦·德·拉·罗克领导的退伍军人组织。尽管政变失败了，它还是迫使爱德华·达拉第的政府辞职。1934年的晚些时候，在激进党的年度大会上，达拉第发表了一份反对“200个家族”的长篇演讲，他宣称，这些家族是“法国经济的主人，因此也是法国政策的主人”。他以一种威胁性的暗示补充说：“这些都是压迫，一个民主的国家不应该忍受的压迫。”这种暗示一年之后被一份共产党的报纸《人道报》（L’Humanité）放大了，它指责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拉·罗克有关联。确实，拉·罗克的名字出现在实业家厄内斯特·默西埃的雇员名单上，而且罗伯特·德·罗斯柴尔德对有人说在1936年6月14日的维克多犹太教堂看到过他与拉·罗克在一起，也没有否认。但是事实上，法国右翼的所有其他人物——包括像瑟林和皮埃尔·加克斯索特（《我无处不在》的编辑）这样的作家——是反犹太人的。在1939年1月，莫拉斯的杂志《法兰西行动》（Lšaction Francaise）指责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保护德国犹太人的地位而煽动法国与德国之间的战争。

左翼得到了实施其威胁的第一次机会。在1936年，激进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团结在一起组成了人民阵线政府，它所宣扬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把国家从金融封建主义的魔掌中解放出来，具体做法是解散法兰西银行的董事会，确立国家对法兰西银行的主权”。罗伯特很准确地预见到了“艰难的日子、星期、月份，而且所有的天空——内部的、金融的，还有外部的——都是令人窒息的黑暗。”权力一旦到手，人民阵线所做的与他们那些激进的支持者们所想要的相比要少很多。确实，通过为法兰西银行建立新的委员会，新政府试图稀释“200个家族”的势力，因为法兰西银行的委员会里“专家”的数量超过了股东。但是，它并没有对法兰西银行进行全面的合理化改造。甚至在对7条主要的铁路线路上停止私人铁路公司的特许经营权时也很难被说成是征用。因为当政府拿走北线铁路的经营权的时候，北线铁路公司并没有被撤销；相反，它获得了新成立的国家铁路局27万股的股份，一份有保障的根据其收入计算的年金，以及董事会中的席位。可以证明的是，部分是由于勒内·迈耶坚持不懈的讨价还价，这些公司从这些领域退出来的时候都获得了一定益处，因为政府从它们的身上剥离了总计60亿法郎的债务，与此同时，公司还保留下来了他们的非铁路资产。

在德国，1933年的时候一个总体上更加残忍的联盟上台了，主导的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仇视在运动萌芽时期的纳粹宣传中就是一个特征，尽管在希特勒年仅12岁的时候，罗斯柴尔德法兰克福银行就已经关闭。这种仇视很快就转化成了行动。开始时的攻击大多只是象征性的：在1933年12月，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大道被重新命名为卡罗琳格尔大道，而鲁伊森普拉兹和玛蒂尔登斯特拉斯失去了证明他们是家族成员的徽章。一直到1938年4月，随着《犹太人资产登记法令》的颁布，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产才受到了直接的攻击。在1939年11月份风起云涌的反犹太人大游行后，几乎所有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慈善及教育机构——总数大约在20家——被解散，唯一的例外是卡罗琳娜姆牙科诊所，这家诊所已经成为了法兰克福大学的一部分。这些机构中最大的是威廉·卡尔·冯·罗斯柴尔德男爵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在市政当局的压力下进行了“雅利安化”，对其创始人的所有说明都被抹去。与此同时，德国犹太人协会被迫将马蒂尔德·冯·罗斯柴尔德儿童医院，乔金·萨拉·冯·罗斯柴尔德病残外国以色列人基金会以及位于格罗斯·沃尔本26号的罗斯柴尔德居住区的资产出售给法兰克福市政府。盖世太保还征用了位于黑森地区的A·M·冯·罗斯柴尔德肺病疗养院。至少还有4家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的机构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少数几位定居在德国的家族成员的私人资产通过类似的方式也被剥夺，尽管事实上到1938年的时候其中还有相对极少的一点被保留了下来。在征用的程序开始之前，马克斯·冯·戈德施密特·罗斯柴尔德的儿子阿尔伯特、鲁道夫和埃里克将位于格伦贝格和柯尼希施泰因的家族房产变卖，并选择移民（阿尔伯特去瑞士，并于1941年在面临被遣返的威胁时自杀）。但是马克西米利安此时已经是95岁高龄，已经无法离开了。他留在了位于伯克海默尔——兰德斯特拉斯的住所里，这里的花园还是他妻子的曾叔祖阿姆谢尔一个多世纪前在法兰克福的犹太人获得解放的最初年代里买下的。可是，后来他只被允许在宅院里保留一个房间，悲剧般地应验了阿姆谢尔的噩梦——追忆到1815年的那些夜晚，当阿姆谢尔初次在花园的“自由空气”中睡着的时候——马克西米利安被迫以区区61万德国马克（已扣税）将此资产卖给法兰克福市政府。反犹太人运动爆发之后，他又被迫将他的艺术品收藏以230万德国马克（已扣税）的出售给市政当局，并且将剩余资产的25%捐给德意志帝国作为“补偿款”（戈林的典型设计，让犹太人为纳粹破坏主义者造成的财产损坏埋单）。当马克西米利安在1940年去世的时候，他剩余的资产被没收了。5年之后，当盟军的炸弹摧毁了那所他渡过生命中最后时光的房子，以及位于波恩斯特劳斯古老的法尔伽斯办公楼和老的斯塔姆豪斯的时候，他们所摧毁的那些遗迹已经不再属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了。那些不合法的将罗斯柴尔德家族从他们起源城市里抹去的做法在部分实施肉体上的灭绝之前很多年就已经开始。

想象纳粹主义的兴起对在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意味着什么并不困难——这个城市与希特勒对犹太人引发威胁的担心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当温莎公爵在他为了沃利斯·辛普森而退位后在施洛斯·恩泽斯菲尔德与尤金待在一起的时候，据说他曾经与主人谈起过他写一本关于德国犹太人遭受迫害的书的想法。不久之后，尤金离开奥地利前往英国，随后，他的大哥阿方斯也步了他的后尘。路易斯选择待在银行，但是采取了防范措施，把维特科威兹钢铁工厂的所有权转给了安联保险公司（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仍然对该公司拥有控制性的股份）。他还把自己对所拥有的奥地利资产的处置权转给了纽约的库恩银行、洛布公司。这还不能做到足够的保险。在奥地利——德国在1938年3月11日结盟的第二天，当兴高采烈的人群欢迎希特勒的军队进入维也纳的时候，路易斯试图离开这座城市，但是他的护照被没收，而且在3月13日他被逮捕，并被带到了设在大都会饭店的盖世太保总部（他在这里发现，与自己并排而立的还有前奥地利财政大臣库尔特·冯·许坭格，因为后者迎合希特勒的努力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另外还有社会主义领导人利奥波德·孔兹查克）。没收罗斯柴尔德家族资产的程序马上开始。人们看到党卫队队员几乎从路易斯被逮捕后就开始从他的宫殿里抢夺艺术品。3月30日，S·M·冯·罗斯柴尔德的企业由一个新成立的奥地利公有企业与工厂信贷局根据维也纳当局的经济顾问沃尔特·拉费尔斯伯格的命令强制接管。沃尔特·拉费尔斯伯格后来被指控有预谋地没收所有奥地利的犹太人资产。随后，接管后的企业交由一家叫默克·芬克公司的德国企业管理，并最终于1939年10月卖给了他们。

下一个目标是维特科威兹钢铁厂，这个企业早已被戈林看成是一块能给他那开始露出冰山一角的以赫尔曼·戈林国家工厂为中心的实业帝国带来丰厚利润的肥肉。当然，维特科威兹仍然还是在捷克的国土上，而且戈林派去的特使奥托·韦伯很快就发现，这个企业已经不再属于罗斯柴尔德维也纳银行，而是属于安联。另外，维特科威兹的董事会已经为防止公司在瑞典弗雷亚铁矿的股份以及20万英镑的外汇被没收进行了防范性安排。路易斯因此真正占领了一个讨价还价的有利位置。当希姆莱为了亲自讨好他，给他的监室送去一些装饰华丽的法国家具的时候，他还能够让他们拿走，并抱怨说这些家具弄得他的监室像“克拉科夫的妓院”一样。尽管路易斯不得不交出他的奥地利资产的大部分来获得自己的释放，但是家族还是能够坚持为维特科威兹开出价码（尽管是一个打过折扣的价格）。但是这样的法律细节最终注定逃脱不了被纳粹的不可抗力不予理会的命运。尤金将钢铁厂以1 000万英镑的价格出售给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希望，在希特勒1939年3月威逼布拉格政府接受被吞并的建议时，彻底破灭了。在公司已经实际上被置于德国的掌控之下之后，戈林的代表汉斯在荷兰银行董事卡尔·拉希的协助下，加大了压力。一个新的监管委员会成立了起来，包括汉斯、拉希和保罗·普莱格（国家工厂的总裁）。与此同时，弗里茨·克朗法斯——希姆莱的副官兼德累斯顿银行监管委员会委员根据掌握的情报告诉拉希，按照货币法律的规定，维特科威兹所有权在海外的转让是违法的。最后，在1939年7月，双方达成了以290万英镑出售工厂的协议。然而，随着战争的爆发，德国人找到了不付款的完美借口。结果就是在被纳粹政权没给任何补偿进行罚没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资产的长长的清单上，又加上了维特科威兹的名字。在1941年1月，当43 300股维特科威兹的股票从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的金库被找到的时候，戈林又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更进一步了（尽管这也不可能从技术上给他提供控制性的股份）。（一直到了1953年，建立于194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府才最终把工厂的补偿款付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金额是100万英镑。）

然而，希特勒及其走狗真正垂涎的还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实业投资，而是他们的艺术品投资——那些早期大师们的作品、塞弗勒瓷器、路易斯·坎泽家具——这些都是这个家族金融成就的最耀眼的果实。在逃离奥地利的时候，阿方斯在他的身后留下了一个最伟大的欧洲私人收藏馆；而且杜维恩勋爵想收购它的努力（很可能是代表原来的所有人进行出价）也终告失败。由于得到了如此众多的早期大师的作品，希特勒产生了在林茨建立一个新的德国艺术馆，为德意志帝国建立自己的卢浮宫的想法。为了这个目的，1939年6月，希特勒任命汉斯·波斯着手实施这个计划，将从奥地利犹太人手中掠来的精品画作放入“元首藏品馆”。这是历史上最大的艺术品偷盗行动的开始。

一直到1939年战争爆发为止，剥夺犹太人财产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强迫他们从德国领土上移民（从这个角度说，在普林兹·尤金斯特劳斯的罗斯柴尔德宫殿由阿道夫·艾希曼的犹太人移民中央办公室占据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个办公室与拉费尔斯伯格的资产交易办公室紧密协作）。很自然地，很多（尽管不能说全部）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都想出去，而纳粹对他们的离去并不反对，只要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对他们进行罚款。主要的德国犹太人银行家——最有名的是马克斯·沃伯格——发现他除了为这个过程提供便利外，别无选择。然而，对于像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犹太人，他们一直处于德国控制的领域之外，这就产生了很多尖锐的矛盾。早在1933年6月，小列昂内尔成为一个新设立的英国救助德国犹太人中央基金请愿团（后来更名为救助德国犹太人理事会）的5个总裁之一，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捐献了首笔1万英镑的捐款。5年之后，在1938年初，有报道说理事会募集了100万英镑，包括罗斯柴尔德又追加捐助的9万英镑；随后，在11月份又再追加了5万英镑。然而，人们并不清楚，怎样才能最好地使用这笔钱去帮助德国犹太人。管委会的代表们就抵制德国商品的想法发生了分歧，例如，这有可能导致沃尔特辞去副总裁的职务。当詹姆斯·G·麦克唐纳以及费利克丝·沃伯格在1934年的一次犹太商人会议上发言的时候，他们发现与会者对鼓励从德国移民的其他办法缺乏热情。在次年，麦克唐纳带着更为可行的办法回来（由马克斯·沃伯格设计），用300万英镑的资本建立一家新的银行，为德国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提供资助。尽管小列昂内尔在开始的时候“几乎热情爆棚”，但是这个计划却因为细节过早地泄露给了媒体而告失败。安东尼和小列昂内尔两人对沃伯格后来提出的一个英国——美国犹太人政治局的方案表现得更加小心谨慎，认为“如果一个人在犹太人的国际运动中表现得太抢眼，会危及到他自己的英国公民权”。

小列昂内尔的侄儿维克多也参与了英国中央基金会的工作。“只是由于一次偶然的出生，”他在1938年10月的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联盟的会议上这样说，“我也可能会成为一个难民，或者会在集中营里，或者成为维也纳大都会饭店的客人。”然而，他讲话的其他部分成为了对政府限制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政策的辩护。他12月份在府邸举行的鲍德温侯爵难民基金会上发表的讲话也发出了类似的矛盾声音：

我知道儿童被枪杀。我见过从集中营里逃出来的人，而且我能告诉你们，他们的亲身经历使很多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恐怖故事完全就是小儿科。我怀着伤心的心情收到了很多孩子写给我的令人悲痛欲绝的信，很多的文献报告以及观察家的个人评论。所有发生的这一切让我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做我自己自我陶醉的、没有责任感的快乐科学家。

“这种对60万人的慢性谋杀，”他对听众讲到，“是历史上很少见到的恶行。”然而，他继续讲道：“尽管我们怀有人道主义的感情，但是或许我们大家都会同意，现在有些令人不太满意的事情，难民在蚕食着我们这个国家的隐私，就算是在相应较短的时间也会令人不快。”至于增加向巴勒斯坦移民，英国政府在那里的处境是“非常令人头痛的复杂”。1939年3月，维克多在出访美国并与美国的难民组织进行会谈后，呼吁给理事会提供16万英镑用于推动德国犹太人从德国的移民。这里他再一次提出了条件。“不管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疑虑，”他辩称，“如果我们能够有序地大批撤出，而且能从德国方面得到些微的经济让步，我们才能对这个巨大的问题有一些具体的想法”；他仍然对“数十万人的大规模移民”的可能性持悲观的态度。甚至在1946年，在参议院发表演讲的时候，维克多还在为限制向巴勒斯坦移民的政策进行辩护，尽管“他自己就有一名75岁高龄的叔叔在一处种族清洗的营地外被党卫队用棍棒打死”。

更为困难的局面困扰着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因为在纳粹政权上台的头一年，就有数千名犹太人穿过边境涌入法国。尽管罗伯特支持建立一个非正式的机构帮助这些难民——在1936年重组为难民援助委员会——他仍然一直担心新涌入的难民对法国已经建立起来的犹太人社区可能会产生的影响。1935年5月，他在巴黎教区议会（他在两年之前当选为总裁）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而这篇讲话只可能被解读为对新移民的批评。“本质上，”他宣称，“外来的元素在以最快的速度聚集……移民过来的人应该像客人一样，应该学会怎样才能举止得当，不要过多地指责别人……而且，要是他们在这里过得不开心，那么他们最好离开。”这是老的社会同化论者对新的犹太移民的抱怨。

因此，唯一符合逻辑的解决方案就是找到犹太人可以容身的另外的地方。纳粹自己考虑的是马达加斯加。很有意思的是，盖伊·伯吉斯从军情六处D科接到的第一项任务（当时他还是一名自由职业的情报人员）是——引用他在1938年12月向莫斯科很诚实的报告中的说法——“煽动罗斯柴尔德勋爵”来“分裂犹太运动”，并且“建立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魏兹曼博士的势力”。大约在同样的时间里，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向新亭提交了一份购买20万英亩巴西马托格罗索的土地“用于殖民”的建议；另一个方案是在苏丹的马拉卡勒和博尔之间的上尼罗河谷地区——据称这是“一个广大的地区……没有人烟，因此，犹太人可以自己组成一个重要的殖民区”——安置犹太人。另外，肯尼亚、北罗德尼西亚和圭亚那也都进行了考虑。一直到了最后关头，罗斯柴尔德家族似乎才意识到有必要接受难民进入英国和法国。1939年3月，爱德华的妻子吉尔曼将费里耶尔边上的一所老房子改造成了一处可以收容大约150名儿童难民的旅馆。在德国入侵之后，难民们被撤离到南部，之后解散，有的逃到了美国。另一处更为安全的庇护所建在沃兹登，供30名在战争爆发之前从法兰克福的孤儿院被救出来的儿童使用。

到了1939年，当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很多名成员自己本身也都沦为了难民。1940年5月德国对法国的入侵极大地增加了落难者的人数。甚至在巴黎沦陷之前，罗伯特就已经抵达了蒙特利尔的安全区，并且带走了他的妻子内利和两个女儿，黛安娜和赛西莉。然而，一直到7月份，他的堂兄弟以及高级合伙人爱德华——当时已经是70多岁的高龄老人——才选择离开法国，最后在经过一番颠沛流离，通过西班牙和葡萄牙才辗转到达了美国（他也是在他的妻子吉尔曼和女儿贝萨碧的陪伴下走的，他的大女儿杰奎琳已经与她的第二任丈夫定居在美国）。他们以前的合伙人莫里斯也在加拿大停留了下来，而他的前妻诺艾米和儿子埃德蒙在瑞士佩尼的房产里避难。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那一代的人中另一位——亨利已经在葡萄牙定居。最后阿兰已经有孕在身的妻子辗转经过西班牙和巴西后到达美国，而盖伊的妻子阿丽克斯却选择了经过阿根廷的路线，但是最终还是与她的丈夫重逢了。

年青一代的男人们则留下来战斗。罗伯特的儿子阿兰和埃里双双被德国人逮捕，战争期间的大部分时间在一个位于吕贝克的战俘营度过，一直到战争结束。爱德华的儿子盖伊要幸运些。作为一名装甲兵军官，他指挥着一个快速反应机械化排，参与过法国北方的惨烈战斗（他因此获得了十字勋章），至少有两次差一点儿就被德国人俘虏。在法国被占领后，盖伊返回到法国未被占领军控制的地方，居住在拉布尔布勒的奥弗涅温泉小镇，罗斯柴尔德兄弟银行的总部也移到了这里。但是在1941年，他越来越深切地感觉到维希政府已经完成了呼应，甚至参与德国反犹太人的行动，他决定离开法国，在销毁了不必要的文件之后，他带着必要的文件通过摩洛哥逃离了。

亨利的两个儿子詹姆斯和菲利普也经历了几乎同样的经历。前者在经过西班牙逃到英国之前在空军服役（这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做的一样）。菲利普因为参加战斗而负伤染病未能走成，但是经过或许是最痛苦的磨难后最终还是逃离了法国。在他的第一次尝试中，他在摩洛哥被逮捕，他最后徒步穿越了比利牛斯山，从葡萄牙乘飞机到达英国。由于这个原因，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大多数成员选择随着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返回欧洲大陆（尽管应该强调戴高乐的军队内也存在对犹太人不友好的元素）。盖伊参加戴高乐军队的决定差点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为载他回来的船在横穿大西洋的时候被鱼雷击中。但是他大难不死，在戴高乐的参谋部任联络官，并在1944年随皮埃尔·凯尼格将军返回法国。詹姆斯也加入了自由法国，同时加入的还有他的兄弟菲利普、他的妻子和大女儿。

与奥地利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获胜的德国没有浪费任何时间，马上染指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产。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在法国遭到入侵之前曾尽量将一些资产转移到了海外（比如它所持有皇家荷兰银行的股份存放到了蒙特利尔的一家银行里，尽管这些在法国沦陷的时候被当成是敌人资产而遭到冻结）。另外，有些家族成员出逃时也随身携带了一些珠宝：根据一份报告提供的资料，爱德华到达纽约的时候随身携带的宝石价值100万美元。然而，家族财富中的绝大部分对于占领者来说是很容易染指的。1940年9月27日，当德国人准备启动鉴别犹太人所拥有的公司的程序的时候，陆军元帅凯特尔签发了一份特别指令给沦陷法国的军政府，要求没收“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所有财产”，包括所有已经上交给法国政府的部分。在随后的一个月，德国人的命令任命了管理犹太人公司的管理者。德国空军和后来的一名德国将军占用了位于玛雷尼大街23号的罗斯柴尔德宅院。

然而，德国人很快发现自己在与他们自己指定的傀儡维希政府进行着竞争。甚至在凯特尔下达命令之前，贝当政府就签发了一份法令，宣布所有在5月10日之后离开法国大陆的所有法国人已经“散失了他们自己作为国家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相应地，他们的资产将被没收并出售，收益归维希政权所有。这显然适用于爱德华、罗伯特和亨利。不久之后，贝当提出了对罗斯柴尔德在拉斐特大街办公大楼的要求，打算作为政府的福利局，而且所有的迹象都显示他打算按同样的方式来处置属于这个家族的其他建筑，将它们全部纳入新成立的公共财产办公室的手中。

从某些方面看，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这份财产是被德国人还是被维希政府所窃取并没有什么差别。后者也是受反犹太人思想的驱使，作为证据的是贝当政府1940年10月3日和1941年6月2日签发的法令，这些法令严格限制法国犹太人的权利，而且在亲德国的报纸，像《巴黎晚报》和《纪实》长篇累牍地满是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尖刻攻击。我们也无法很肯定地说维希政府的官员在对待罗斯柴尔德的财产上会比德国人做得要仁慈些。莫里斯·贾尼科担任贝当政权的公共财产办公室，比如，据说他就曾经阻止德国人扫荡拉斐特的酒窖；但是，对于未能出售伊利的讷伊马房、艾伦在瑟克大街的房子、米里亚姆在布洛涅和巴黎的房子最有可能的解释可能还是因为缺乏买主。正如我们可以从他在1941年5月给德国当局的报告中看到的——强调罗斯柴尔德兄弟公司现在属于维希政府给人留下的印象——其目的是对德国人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而不是为了保护罗斯柴尔德家族。贝当的犹太人问题委员会企图把埃德蒙在1927年创立的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改造成供人种改良学家亚历克西·卡雷尔使用的实验室就充分说明维希政府与第三帝国之间的臭味相投的程度。

如果说维希政府在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的资产上打败了德国人的话，那么德国人在掠夺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私人艺术品收藏的竞赛方面击败了维希。这里部分原因是藏品实在太多，很难及时地从被占领区转移出去。在1940年5月和6月的大恐慌期间，米里亚姆匆忙将他的一些藏品埋到了迪耶普的沙丘下面（埋藏在该地的油画一直没有被找到）；而爱德华的藏品被分散藏在他在鲁克斯的地产上面，这里距离诺曼底的蓬莱韦克很近，另外也藏了一部分在他位于莫特尔的种马场。来自拉维辛以及其他地方的罗伯特的藏品，被埋藏在西南部的马尔芒德，而菲利普的画作大多藏在波尔多。所有这些隐藏点很快就都被发现了。更加被虎视眈眈盯上的是在费里耶尔的大量收藏（尽管布歇的挂毯被作了很好的掩饰，使占领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它们一直在那里挂着）：亨利在木埃特酒庄的收藏；莫里斯在德阿曼维里耶的藏品；在巴黎主居的油画（莫里斯的在法布街41号，罗伯特的在玛雷尼大街23号）。

领导寻找并掠夺这些藏品的是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他是纳粹种族理论家和“纳粹党总体精神及哲学发展的元首代表”。他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敌对的犹太人家族，因而他们保留所有这些藏品的行为不会让我们觉得感动”。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之内，他搜集了203处私人收藏点，包括上面提到的很多地方：总件数达到了21 903件。这些当时都存放在Jeu de Paume（室内老式网球博物馆），1940年11月，戈林到达了这里，并代表希特勒作为“买家”。这位帝国元帅为自己挑选了大量的珍品，包括来自于爱德华藏品中的部分荷兰和法国作品，还给他的妻子选了一幅梅姆林的圣母像；但是最为珍贵的罗斯柴尔德藏品——维米尔的《天文学家》，布歇的《蓬帕杜夫人》以及30幅其他杰作，包括哈尔斯和伦勃朗的肖像——他全部打上记号送给了希特勒。毋庸讳言，这些根本不是以任何可以理喻的方式进行的购买行为：他为自己和自己的主子所挑选的画作的估值低得令人感觉到荒谬。

戈林在1941年2月和3月又回来进行类似的疯狂采购，在购买的物件中包括了一件属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大理石群雕（镶嵌画）《欧罗巴的梦魇》，他把这件作品运送到了他那北欧风格的猎场别墅卡琳宫。到3月20日，罗森堡报告说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派了一列火车满载着这些偷来的奇珍异宝送到了巴伐利亚的新天鹅堡。在战后对他的档案进行详细检查的时候发现，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被掠夺品的最重要的单个来源：来自9个不同地方的总数为3 978件的物品被证实属于家族的成员。维希政府的做法比较起来就太差劲了，尽管他们确实在塔布找到了莫里斯的藏品（价值约3.5亿法郎），以及一卡车的属于罗伯特、莫里斯和尤金的油画。

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大多数被盗窃的作品被盟军的先头部队发现，尽管有一些——比如华铎的作品，以及被戈林拿走的《欧罗巴的梦魇》——一直都没有能够找到。梅姆林的圣母像在戈林向活捉他的美军行贿的时候被发现。但是更多的可能已经遗失了。只有在党卫队情报主管卡尔滕·布龙纳的介入后，才阻止了狂热的多瑙河上游地区的埃格鲁伯省长炸毁阿尔陶斯盐矿（位于萨尔茨堡东南部）的企图，使他们把大量油画埋在地下不还给“国际上的犹太人”的图谋没有得逞。

如果希特勒在1940年英国处于最危急的时刻，成功实施了他的“海狮行动”，那么，类似的命运可能也将降临到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他们剩下的私人藏品的头上——命运可能将更为悲惨，因为对英国的入侵将会使对德国最终的决战更加难以实现。希特勒没做到，因而他们幸免了。然而，这种幸免也是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幸免。在第五代中，只有安东尼活着看到了盟军的胜利，在国民卫队中当了一名下士；查尔斯和沃尔特在战争爆发前就去世了，而小列昂内尔在1942年1月去世。下一辈要么是忙于战争，无暇顾及考虑银行的业务，要么就是太小，比如像小列昂内尔的第二个儿子里奥（出生于1927年）以及安东尼自己的儿子伊文利（出生于1931年），他们1940~1943年在美国度过。小列昂内尔的大儿子埃德蒙拒绝像他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选择的那种放弃个人的理想服从父辈安排的做法，也就是在圣斯威辛的小巷里旁观战争。他以一名巴克斯义勇骑兵队炮兵军官的身份加入了英国在法国的远征军，在瑟堡差一点被俘，之后随第77（高地）野战团在北非和意大利作战。维克多在军情五处的商业科开始他的战争生涯，后来参与了撤弹工作（为此还获得了乔治勋章），并负责首相的个人安保工作。这项工作使他与丘吉尔和丘吉尔的私人秘书乔克·科尔维尔建立了亲密的私人联系，而且这可能也是他为什么会在1943年7月被委派参与高度敏感的对波兰流亡政府首脑弗拉迪斯劳·西科尔斯基将军之死进行调查的原因。另一个与丘吉尔有联系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是吉米，他在1945年3月成为了供应部的副部长（尽管这是最短的部长任期）。

然而，所有这些对家族的企业来说都没有任何直接意义。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留给罗斯柴尔德家族施展他们传统作用的空间甚至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要小很多。战争的力量不再是由银行家和债券持有人来控制；一个新的凯恩斯的时代已经到来，政府可以更加直接地干预经济生活，控制生产要素的分配，操纵总需求的水平，而货币只是一种国家账务中方便的单位。在这个年代，安东尼在战争期间所主持的公司似乎完全是时空的错乱。新亭自己在那里几乎就是在唱空城计。大概一半以上的员工和所有的现金凭证都被转移，跳出了闪电战的范围之外。其他的——比如像佩林这样的年轻人——被召集起来进入部队。只是留下了一些老手，像菲利普·霍伊兰，使用地下室作为防空洞坚持工作。当1941年5月10日夜间，金融城遭遇了规模空前的空袭时，罗斯柴尔德办公大楼被燃烧弹击中，但仍能保持运转没有遭到严重破坏，这只能说是太走运，而紧邻的索特斯大楼却被摧毁，当时的文章描述称“大火笼罩了新亭的四周”。罗斯柴尔德的其他财产也被征用为战争服务。皇家铸币精炼厂转产大炮的部件。埃克斯伯里被海军征用（并被临时重新命名为HMS马斯托顿）。而查尔斯和罗茨卡在阿什顿-沃尔德的院子被红十字会和军械局征用。不可避免地，这些建筑也都受到了一些损伤，但并不是所有的都是敌人所为。在伊文利·沃的《重访桥头》中，这种战争的创伤似乎预示着一个老旧的天主教贵族社会的解体。当她回想在她去布莱奇利为战争工作而离开之前，阿什顿的花园里留下了些什么的时候，维克多的姐妹米里亚姆也感觉到自己的家族正在衰败：“大屠杀；战争；我父母的死亡；花园的消失。什么事情好像都不再有意义了。”

家族中有两名成员直接死于纳粹的种族清洗政策。维克多在他1946年参议院的发言中提到的婶婶，是他母亲的大姐阿兰卡，她死于布痕瓦尔德。另一位受害人是菲利普一直疏远的妻子莉莉。“德国人为什么要害我？”她曾经在1940年时问他，“我来自一个古老的法国天主教家庭。”尽管她恢复了她原来的称谓，查姆布尔伯爵夫人，她还是在1944年7月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最后一趟火车送到了拉文斯布吕克，也是在那里，有人后来告诉她的丈夫，她被残忍地杀害了。因此，这个最黑色的幽默就是，唯一被纳粹杀害的叫罗斯柴尔德名字的人不是一名犹太人，而且她早就否认了这个家族的名字。

只在几个月之后，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少校带领他的200人的（犹太人）野战团——1944年11月组建的犹太人步兵旅团的一部——“通过一个上面仍然还有令人厌恶的反犹太人口号的牌坊”，进入到曼海姆镇。当他们进入到这个城镇的时候，有人开始高喊：“犹太人回来了！犹太人回来了！”几个月之后，他造访了希特勒的山顶掩蔽所“鹰巢”。“看到很多打破的塞弗勒瓷碎片，”他后来回忆道，“我怀疑这些可能偷自我某个堂兄弟的家里。”这真的很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