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债的帝国

然而，美国财政问题的严峻程度以及它显露出来的时机不能单单与美国人的市场预期联系在一起来讨论。这是一个资本流动的全球化的世界，所有美国外交政策的动议都不能够脱离一个关键的事实：美国是一个负债帝国。

虽然历史上已有先例，但这也是异常的而不是常规的事态。在欧洲帝国的鼎盛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大国一般是债权国，并将自己大部分的储备投入殖民属地的经济发展之中。霸权，简而言之，也意味着霸钱。一百多年前，当上一个伟大的英语帝国驾驭世界的时候，资本输出是其权力的基础之一。1870到1914年间，平均每年从伦敦净流出4%到5%的国内生产总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达到了惊人的最高值：9%。这不仅仅只是英国存款从本土到海外的特别转移，它也体现了想通过在今天被称之为欠发达的国家的投资，即商业基础设施（码头、铁路和电报线路）的建设来改变全球经济的卓越努力。不管在其他方面存在的毋庸置疑的缺陷，英国霸权的一个有益之处在于，它鼓励投资者拿自己的钱在那些国家作风险投资，这对于我们这个时代里的投资人来说，是极不情愿的事情。

并不只是英国人才有这种投资癖好。20世纪上半叶，当美国人一次次地出现在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欧洲和亚洲的时候，它是有能力推行“美元外交”的，因为它那时是一个巨大的净资本输出国。到1938年的时候，美国海外资产总值达到了111.5亿美元。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为胜利者提供了资金援助，也为战败国和平时期的重建工作提供了巨额资金。众所周知，美国资本输出的最著名的例子是马歇尔计划，它是以美国政府无偿向海外政府转移资金为显著特征的。而美国的私人海外贷款，在接下去的20年时间里继续为世界经济的恢复添加动力。1960年到1976年间，美国的经常性账目的盈余接近600亿美元。

那些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即便美国英勇无畏地颠覆了一个又一个的流氓政权之后，它还是这个世界最大的债务国。自1982年以来，这个国家的经常性账户的赤字总数几乎接近3万亿美元。2002年，赤字达到GDP的4.8%的水平；2003年还要上升。一项估计表明，2003年海外对美国的债权总计高达8万亿左右的金融资产，包括所有股票的13%和24%的公司债券。这个国家的国际投资地位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净资产从相当于1980年GDP的13%的水平变成了2002年23%的净负债。2003年3月，《华尔街日报》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对外资上瘾了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这不仅适用于私营部门，还更多地发生在政府部门。根据美联储2003年9月的估计表明，海外投资人目前持有46%左右的美国政府的债券，而且是在私人手中——这是他们十年前手中所持债务比例的两倍。这些异常的外债水平通常更多地与新兴市场有关而不是与帝国有关。实际上，巴西的净国际债务现在已经比美国低了。2003年4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肯·罗格夫说他会“非常担心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其漏洞百出的经常性账户连年出现赤字亏损达国内生产总值的5%或者还要多，打印预算数字的墨水迅速由黑变红。当年的赤字对GDP的比例超过5%，而且还有没完没了的政府债券的成本支付。”当然，他很快地补充说，美国“不是一个新兴的市场”。但是“这种算术对美国至少还是有一点点适用的”。依笔者之见，也许还不止一点点。

倘若美国国内的政治僵局一定会在今后的几十年中导致一连串的赤字，那么很大程度上便要依赖海外投资人吸纳发行量不断增加的美国国库券的意愿。有一种观点认为，没有必要担心这个结果。有那么多的海外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其原因就是美国经济是全球增长的发动机，海外投资人要的只是“从中得利”。然而，当海外投资人向美国投资时，他们似乎愿意接受比美国人投资海外所要求取得的报酬低得多的回报。结果，许多海外投资人并没有购买美国那些充满活力的公司的股票，他们主要是对购买政府债券感兴趣。为什么会这样呢？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债券的绝大部分实际上是东亚地区的一些中央银行所持有的，并且其比例还在不断上升之中。这些银行不断地大量买进美元资产，是为了防止它们自己的货币对美元升值。2003年4月到2003年8月间，中国内地中国香港的中央银行购买了960美元的亿美国政府债券。日本中央银行在这一方面同样十分积极。

从严格的经济学角度来看，这样做可以不用担心失手，因为亚洲各中央银行这样的安排，与最大的借方有相同的利益。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是该国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之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美国人的消费倾向和中国人的储蓄倾向之间存在一个极佳的对称。正如图13所示，中国基本上扮演了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所扮演的角色，即把自己的盈余储蓄导入美国经常性账户和财政赤字之中。但是美国为了其经济的稳定（说得更准确些，是为政府每年约4%的借款提供资金）而依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银行的这样一个事实，其战略内涵又是什么呢？

图13 净国家储蓄所占国家总收入的百分比

中国、日本和美国，1982年—2001年

可以从两种途径来思考亚洲储蓄者与美国消费者之间的这种共生关系。一种是从传统上的债权人比债务人更具优势的角度来看，这样做使得亚洲人比美国人的优势更大。如果发生对于某项外交政策意见不合时——人们会立刻想到中国台湾问题和朝鲜的例子——中国人就会考虑通过卖掉几十亿美国债券以降低其受美国经济的影响，那样就会对美元以及美国的利率产生压力。然而这样一种常识性推理忽略了一点，采用这样的策略会使中国人自己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因为人民币的升值会立即对其出口行业造成冲击。也会对他们的经济造成强大的全面通货紧缩效应。而且，更重要的是会给持有美元资产的中国机构带来严重的损失。亚洲地区的银行的运作方式通常是持有美元储备而长期出借他们的本国货币。美元的贬值会倾覆中国的银行体系使其陷入危机。

问题的症结在于，亚洲和美国的经济关系并不对称。20世纪的历史使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处于特权地位，其货币成为并一直保持着世界首选货币的地位。自从1945年以来，美元比其他任何一种货币都更多地在国际交易中成为指定的交易货币，这就使其成为央行储备的首选货币。一个世纪之前，英镑也享有同样的地位。但是英镑严格地与黄金挂钩，正如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年代里，用不同的操作方式达到同样效果一样。戴高乐在20世纪60年代曾抱怨美国滥用其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印刷机的地位，但只要美元与黄金挂钩，那么它的这种滥用其程度还是有限的。只有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当美元变成了纯粹的不兑现货币，其供应量由美联储说了算，完全不考虑与黄金的可兑换性，美国才真正能够利用美元对外国人的独特吸引力。自那时起，美国周期性地从外国人手中特别征收一种“货币铸造税”，当一种货币从持有者手中转移到该货币发行者手中的过程中，那种货币的实际价值便自动减少了。美元贬值已经成为美国人定期用来达到降低其外部债务的实际价值的工具了，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尤其突出。世界上没有其他的经济实体能像美国一样从货币贬值当中收获如此多的好处。进口变得更加昂贵了，但这个损失不仅可以从促进出口中得到抵消，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损失还可以从美国外部债务的实际价值的降低得到弥补。

不久以前，美元在世界外汇交易市场上急速下跌，这种现象过去只发生在1985年到1987年间。2003年下半年可能会看见类似贬值的开始。虽然美元的实际的贸易加权汇率略有上升，但其名义汇率自2002年2月以来对欧元已经下跌了超过2/5。这就提出了前一章节触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是否会受到欧元的挑战？ 重新再提这个问题是因为自从新的欧洲货币创立以来，国际投资者已经获得了一个全新的有价证券投资领域，欧元被广泛认为是以美元结算的资产的替代物。诚然，欧元区的经济表现跟美国比起来看似处于停滞状态。从另一方面来看，欧洲不愿打仗，使他对投资者有很大的吸引力，即便当正义在他们这一边的时候也是一样。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打击伊斯兰极端分子的热情也明显低于美国领导人。这一切都有其隐蔽的利益。对于投资者们而言，毕竟，投资避风港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安全性。

不管怎样，小布什政府有时对债主并不感恩戴德。如前所述，中美之间的关系决不是基于中国人的利他主义行为。中国人购买美元的债券并非要帮助乔治·W·布什摆脱困境，而是要维持住他们自己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以此保住他们的产品在美国消费者眼中的竞争力。2003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1 050亿美元。这种状况发生的真正原因是——实际上，是整个中美互相依赖关系的关键所在——正如我们所见，中国人的家庭收入中的储蓄的比例远大于美国家庭。但对于那些处于中国廉价产品竞争压力之下的美国公司而言，很轻易就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中国正在不公平地削弱美国公司。这就解释了2003年间，华盛顿在面对不断上升的压力时，既要重新评估人民币相对美元的价值，又要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再作评估。

至少有两方面理由可解释为什么这样的举措是不明智的。首先，再次重申一下，美元的贬值会给中国金融机构带来重大后果。许多金融机构是以美元为储备，但其拥有的资产是以人民币结算的。其结果是通货紧缩将席卷整个中国经济。其次，采取反华措施将会伤害美国公司，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现在对华直接投资，以利用其廉价而相对高质量的劳动力与明显稳定的体制环境的组合优势。海外直接投资现在总计高达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是自帝国主义时代的中国“门户开放”政策以来从未达到过的水平。

长期低利率是美国财政调整延期的关键所在。只要可以在略微超过4%利率的基础上获取海外提供的资金，就没有必要在医疗和社会保障上找政治上的麻烦。然而，低利率的代价便是美国不能指望美元贬值了。美国必须得忍受实际汇率保持不变，甚至有所上升，因为它亚洲的贸易伙伴正在不断买入美元面值的债券，就是要将名义汇率维持住它们原有的水平。那么，世界仿佛多多少少达到了一个平衡的状态。然而，在历史上，平衡总是会被打乱的。1914年之前的十年里，在许多观察家看来，经济上互相依存的英国与德国两大帝国之间要发生战争似乎不太可能，也许根本不可能，但战争还是爆发了。1929年10月在华尔街股市泡沫破裂之后的几个月，美国似乎要经历的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萧条。1930年6月实施生效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却引发了全球经济的大衰退。

谁也无法知道什么事情会促使2003年的平衡状态向非常不同的方向转变。可能会是国内民众对于福利体制的担忧，也可能是东亚的核心战略的改变。同样，谁也无法知道这个转变何时会发生或者转变会有多大。好比一场地震，它的发生时间与震级有多大是无法预测的。我们甚至无法确定在哪些方面会有最严重的后果。我们不能轻视这样一种可能性（正如20世纪80年代所发生的一样），即美元的贬值对东亚地区的银行的打击就要比对美国经济的打击严重得多。如果中国步日本的后尘，由于美国古怪的经济政策而陷入通货紧缩的境况——美元作为世界首选货币的地位将肯定难以确保。今日美国和亚洲之间敞开的大门将会令人惊讶地突然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