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人类的末日——1914年6月28日~8月4日

为何是波斯尼亚？

对外交历史学家来说，政治家和研究者最关注的难题的所有答案，都在1914年集中爆发了：“东方问题”——旨在将奥斯曼帝国逐出欧洲的旷日持久的作战，将各国的相互对抗和巴尔干民族主义一并卷入。而问题是，哪个国家将步土耳其的后尘呢？在这场占据了19世纪大多数时间的战争中，俄国是最雄心勃勃的国家，与它纠葛不断、最为棘手的对手是奥地利，而英法两国则是伺机而动，与俄国针锋相对。“近东”（与“中东”“远东”相区分，不应混淆）地区的确是海战的便利场所——没有哪里能够让英国舰队如此轻易地从直布罗陀海峡隆隆挺进达达尼尔海峡——但这里并不宜屯兵，正如人们在1854~1855年的塞瓦斯托波尔以及60年后的加利波利所遭遇的一样。俄国人在1877年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他们开赴君士坦丁堡的先头部队止步普列文，因此避免了第二次克里米亚战争的发生。

纵观19世纪的历史舞台，我们会发现鲜有奥地利和德国的身影。俾斯麦明智地保存了其波美拉尼亚核心精锐部队的实力，以备北境之战的不时之需。然而在世纪之交，各国之间发生了一次关系重组。随着俄国海军渐渐淡出黑海，英国也逐渐丧失了控制黑海海峡的兴趣。而另一方面，德国则对土耳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产生了兴趣，规划的柏林–巴格达铁路正是这一重心倾斜的象征。抑或更为重要的是，19世纪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夺取（或被给予）独立主权的巴尔干国家，开始寻求更为进取和自主的政策。1886年，当保加利亚国王试图实行自己的政策时（即便这个缔造“大保加利亚”的政策与俄国自己的政策如出一辙），俄国完全可能对其进行惩治。塞尔维亚政府同样没有对俄国政府言听计从。塞尔维亚人于20世纪初期试图在巴尔干地区达成的伟业，与19世纪20年代希腊在伯罗奔尼撒半岛、19世纪30年代比利时在佛兰德斯地区、19世纪50年代皮埃蒙特在意大利以及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在德国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都打着“南斯拉夫”民族主义的旗帜，实则旨在扩张自己的领土。

弹丸小国获取独立或扩张领土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强国政策的喜怒哀乐。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提出了“五国联合”的概念，而正是这些强国之间的平衡或失衡，直接决定了小国的命运。因此，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在19世纪20年代（在一定程度上）成功打击了土耳其人的事实，实际上也是在按照诸强国的意愿行事。按照1830年达成的国际共识，希腊摇身一变成为德国国王手下温驯的君主国，这也是新兴国家诞生的典型案例。19世纪30年代，类似的事件再次上演，保加利亚人脱离了荷兰的统治。直到1839年，各国在利益纷争上终于趋同，标志这一和谐立场的重大事件便是在新兴国家的中立化上达成的一致。1856年，罗马尼亚脱离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各省实现独立，为克里米亚纷争画上了句号。

相比较之下，皮埃蒙特和普鲁士却是从国际上的争端和各国丝毫不感兴趣的事情中渔翁得利。正是由于拿破仑三世出手相助，加富尔伯爵才将其北意大利联盟收入囊中；在这之后，获得教皇国、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地区也只是极少数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加里波第千人军团——屈指可数的一个胜利。普鲁士能够通过在局部地区击败丹麦、奥地利和法国而建立德意志帝国，正是由于英国和俄国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保加利亚的独立是俄国在面临英国干预的威胁下精心策划而成的，包括之后鲁里坦尼亚王国式的短命小国东鲁米利亚以及奥斯曼帝国在马其顿的持续统治也是如此。其后，挪威悄无声息地脱离了瑞典，获得独立。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民族主义革命潜力的局限性，即所有新兴国家皆为君主政体。在欧洲，只有两个国家是以共和国的面貌出现的，即1870年的法国和1910年的葡萄牙，而这两个国家同样得到了长久的发展。

然而，这些新兴国家中没有一个能够保持其种族的单一性，它们同样也不是马志尼^[1]幻想中的民族国家。比利时就像是各种语言汇聚一堂的大熔炉；罗马尼亚境外同样居住着数量可观的罗马尼亚人；在意大利，也很少有人在语言或者认同感方面觉得自己是一名意大利人（尤其是南意大利地区，因为那里已经变成了皮埃蒙特殖民地）；近1000万德国人居住在德国边界线之外（正如那些在外杂居的波兰人和丹麦人一样），因此，只能说明德国仅是一个联邦，它还不能算是一个民族统一的国家。此外，在众多成功的建国案例中，只有一个失败的例子：爱尔兰甚至没有办法赢回自己的议会（即所谓的“地方自治”），但在战争爆发时这个目标几近实现。波兰人民的英雄式渴望始终被俄国和普鲁士所打压，具体可分为4次：1772年，1793年，1795年和1815年；1830年和1863年，波兰曾经两度争取主权，但却遭到沙皇军队的无情打压，最终失败。对于不得不忍受匈牙利人那丝毫不容妥协的民族沙文主义的克罗地亚人、罗马尼亚人和德国人来说，自治政府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其他一些少数民族更是被俄国的魔爪牢牢束缚着，包括芬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等。大西洋彼岸，美利坚合众国正如新星般冉冉升起，但其南部联邦最终还是没能赢回自己的独立主权。

当然，也有一些少数民族在1914年并不期许本国的独立，但有一些之后还是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例如奥匈帝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在那里生存的犹太人（少数拥护犹太复国主义者除外）。在其他多民族王国中，苏格兰人是典型代表。很显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联合王国和帝国谋得不少物质利益，甚至连捷克人都把他们看作是可悲的缺乏民族自豪感的人。在一场斯拉维和阿伯丁之间的球赛结束后的招待会上（《好兵帅克》的作者哈谢克对此的描写让人难忘），捷克作为主人，试图与其苏格兰客人进行文化交流，因此向他们介绍了“捷克人民觉醒”的历史，介绍了如胡斯、哈夫利切克和约翰·内波穆克等捷克民族英雄，并演奏捷克国歌。然而这些苏格兰人，似乎对金钱利益之外的国家利益丝毫不感兴趣，他们还以为哈夫利切克是斯拉维的前国脚，并放开嗓门高歌“一首关于士兵美丽情人的庸俗歌曲”。

最后，我们也不该忘记那些一直存在的非同寻常的国家，以及以实际行动定义民族主义基本原则的小国家，如作为多语言联邦的瑞士，以及享有与比利时相同国际地位、面积甚小却独立自主的直辖领地卢森堡。对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个宗教上并不统一的国家来说，民族主义并不是维持其生存的决定性因素。起先，它从属于奥斯曼帝国；1878年柏林议会将其划至奥匈帝国的统辖范围；1908年，它正式归属于哈布斯堡王朝（作为奥匈帝国财政部“共同”控制的王室领地）。

大批奥地利的士兵和官僚蜂拥至波斯尼亚，他们控制了境内盗贼的猖獗行为；他们建造了200所小学、1000千米的铁路和长达2000千米的公路；他们在提高农业生产方面也有所尝试，但以失败告终（出于增产目的，他们曾经给村庄派送公猪，但很不幸的是它们却成为圣诞节晚宴的菜肴）。1910年，他们成立了波斯尼亚议会。他们甚至试图劝说境内的三股宗教势力形成合力以及统一的“波斯尼亚人”认同感，但最后也是徒劳。东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唯一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对奥地利的统治不屑一顾；的确，每个宗教团体中都有成员加入学生恐怖集团“青年波斯尼亚”组织。奥地利人对他们的钳制越发严格，这些年轻的恐怖分子的反抗意识就越发强烈。当弗朗西斯·斐迪南大公决定于7月28日携其妻索菲访问萨拉热窝时（不仅时值维迪丹国家节日，还是科索沃战役的周年纪念日），该组织的成员们就已经密谋对其进行暗杀了。在第二次行动中，在这条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大街拐角处，“青年波斯尼亚”组织中的一员——身患肺结核病、面色苍白的塞尔维亚学生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得手了。这场暗杀并非塞尔维亚政府所为，然而普林西普和他的同伴无疑接受了来自泛塞尔维亚组织——“黑手”的援助，而该组织与塞尔维亚军情处首领阿皮斯上校也有所关联。阿皮斯的上司们深知，通过与军事上更胜一筹的奥匈帝国开战而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划入自己领土的概率微乎其微。而另一方面，他们同样认为，一场欧陆大战会助他们一臂之力。一位塞尔维亚记者于1898年（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前夕）在贝尔格莱德向一位英国大臣说：

裁军的决定并没有在任何程度上让我们的同胞平息下来。塞尔维亚民族已经被七八个外国政府弄得四分五裂，只要这种情形持续下去，我们绝不会满足于现状。我们希望能够在这场混乱中谋求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不管需要多长时间。

塞尔维亚的外交政策实则为列宁那句名言“越糟糕越好”的民族主义版本。“是的，”塞尔维亚外交大臣说，“如果奥匈帝国在驱逐土耳其人的同一时间分崩离析，那么解决问题的难度将大大降低。”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奥地利必须有所行动，最起码俄国也要有所反应。

1908年以前，各强国并没有在巴尔干地区的动荡问题上产生过严重的分歧；从1897年开始，奥地利和俄国表示在该地区问题上达成共识。的确，奥地利外交大臣艾伦塔尔男爵在着手吞并波斯尼亚之前曾征求过其俄国同僚亚历山大·伊兹瓦斯基的意见。事实上，伊兹瓦斯基之后才意识到，他所期待的作为回报的海峡特权并非奥地利所有，因此1908~1909年时，他要求的吞并事宜还是通过国际会议的准许为好。而在巴尔干问题上观战已久的德国，此时则跳出来举双手赞成奥地利（自从威廉二世执政，施行卡普里维“新路线”外交政策短短一段时间以来，还是头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小毛奇向康拉德保证，“只要俄国开始动员，德国也会紧随其后，并且是倾全军之力进行动员。”然而，德国进行干预的直接后果并非增加了战争的风险，而是降低了开战的可能：在经历了对日作战的失败之后，俄国尚未为下一场战争做好充分准备；当发现法国和英国对此也没有给予同情后，俄国更是选择了打退堂鼓。1912年秋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随后，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在黑山与希腊的帮助下，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成功将土耳其人、马其顿人和新帕扎尔的桑扎尔人逐出科索沃。尽管普恩加莱明确表示，“如果俄国发动战争，法国也将奉陪”，基德伦也向奥地利保证将给予“无条件支持”，但事实却是，俄国和奥地利都无心恋战。当埃伦塔尔的继任者贝希托尔德伯爵申明其立场后——要求阿尔巴尼亚独立（这对阿尔巴尼亚人来说是个惊喜），并禁止塞尔维亚人在亚德里亚海修建港口——萨佐诺夫向塞尔维亚人确认，如果他们照做，那么将不会得到俄国的支持。（我们应当注意到，俄国没有义务在战争期间必须支援塞尔维亚。）诚然，俄国人继续征用在年底即将服役期满的士兵，来抬高在军备竞赛中的赌注，但这仅是条件反射而已。他们真正担心的是保加利亚人——一个很久没有受他们控制的民族——可能会收回所有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权，从而对俄国进行敲诈。“我认为，”贝特曼于1913年2月对贝希托尔德说，“在形式对我们有利的情况下，当存在着哪怕一丝解决冲突的可能时，如果我们还要诉诸武力解决问题，那么将造成无尽的恶果。”当保加利亚于1913年7月加入作战，企图从塞尔维亚手中夺取马其顿（以及从希腊手中夺取萨罗尼加）时——结局却是惨败而归——德国宰相表达了其愿景：“维也纳不能任由大塞尔维亚的‘梦魇’将和平打破。”贝希托尔德最希望的便是将塞族人赶出阿尔巴尼亚地区。

究竟是什么影响了1914年所发生的一切？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德国对土耳其的直接兴趣，其标志便是由里曼·冯·桑德斯将军领导的夺取君士坦丁堡的军事任务。这可吓坏了俄国，因为其财政很大程度依赖经过黑海海峡出口的粮食；其黑海舰队积贫积弱，而土耳其在巴尔干战争后更是一蹶不振，对付德国就是以卵击石。正因如此，1914年1月法俄双方在修建铁路方面进行了合作，6个月后杜马通过了作战计划。在一定程度上，1914年的历史同样是被斐迪南大公所改写的。但主要还是因为德国愿意提供帮助的决定，怂恿了奥地利军队为了抵御“南部斯拉夫人”的威胁而向塞尔维亚宣战。用弗朗西斯·约瑟夫的话说就是，“出于政治因素而将斯拉夫人排除在巴尔干地区之外”。德皇和贝特曼两人都给予了哈布斯堡大使以及贝希托尔德特派的霍约斯伯爵以明确的保证：“就算奥地利和俄国之间要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德国也会站在我们这一边。”而令历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就是，既然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这样必然会导致在欧陆燃起战火，那么为何德国政府还坚持去冒这个险呢？

[1]朱塞佩·马志尼，意大利革命家，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历史学家曾评论道，意大利的统一归功于马志尼的思想、加里波第的刀剑和加富尔的外交；列宁也把他归为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