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不文静的美国人

基辛格建议的讨论框架如下：

（1）实施与谈判有关的军事行动。

——1965年8月哈佛大学的一次讨论会记录

我们面对现实吧。如果走这条路，某一天我们必须把现在支持的那些越南人的睾丸割下来，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做建设性研究，就好好考虑怎么把这些人的睾丸割下来。

——1965年9月，约翰·麦克诺顿对基辛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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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格林写过一部小说《文静的美国人》，在他写作期间美国还在半真半假地支持注定灭亡的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政权。小说主人翁奥尔登·派尔就是冷战期间美国困境的化身。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英国战地记者，在他看来，派尔很可笑，很天真：

他在谈论老牌殖民国家英国和法国，还说你别指望赢得亚洲人的信赖。眼下美国人就在亚洲，一身清白。

我说：“夏威夷、波多黎各、新墨西哥。”……

他说……总会发现存在没有受共产主义感染、没有丝毫殖民主义气息的第三方势力，他称之为国家民主；你只需找到一位领导人，并且不让他跟老牌殖民国家来往。

派尔哪里知道，像这样去寻找本土的合作者在根本上就是一种帝国主义行径。他也预料不到安置这种“第三方势力”却不给其长期承诺的结局一定是一场灾难。为了说服派尔相信这一点，小说叙述者把印度的英国人和缅甸的英国人进行了明确对比。

派尔，我去过印度，知道自由党会做什么坏事。我们现在再也没有自由党——自由主义已经感染了所有其他党派。大家不是自由保守派，就是自由社会主义者：我们都有良知……我们去侵略这个国家，当地部落支持我们，我们打胜仗，但是……在缅甸我们讲和……让我们的盟友上十字架，被锯成两半。他们是无辜的。他们以为我们会留下来。但是我们是自由主义者，不希望做亏心事。

后来派尔不像刚开始那样天真了。然而，他参加的中情局行动又不是那么隐蔽，结果惨烈送命。《文静的美国人》是一部先知先觉甚至是预言式的作品：约翰逊总统命令作战部队和B–52轰炸机行动前10年，格林已经觉察越南对美国有所防备。

1965年11月，基辛格乘飞机前往越南，我们很容易把这时的基辛格描绘成又一个“文静的美国人”：明知道美利坚帝国摆不平却又希望它能摆平，愿意千方百计取得胜利。基辛格首次访越有很多问题值得一谈，但最大的问题是他完全不具备派尔所代表的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自信。基辛格此番去西贡是带着问题，不是带着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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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1965年8月4日，地点是哈佛大学的一间研讨室。参加研讨的是哈佛–麻省理工武器控制研讨会的一些没去度假的成员，其中包括生化学家保罗·多蒂、中国通费正清、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国际法专家米尔顿·卡茨，以及在肯尼迪政府担任了三年副国家安全顾问后又回到学校工作的经济学家卡尔·凯森。讨论的主题是越南问题，主持人是基辛格。他提议的议程令人震惊。第一项是“实施与谈判有关的军事行动”。在这个标题下面，基辛格又提出三个问题：

（1）谈判应该静候军情出现变化吗？

（2）能否调整军事行动以配合实现谈判这一目的？

（3）在军事行动中，能采取哪些非军事措施配合实现谈判这一目的？

下面还有第四个问题，更引人注目，打了括号：“（如果西贡政权垮台了，我们该怎么办？）”议程第二项是一些程序上的问题，也跟谈判有关：

（1）由谁主动提出谈判事宜？美国不占主动，而让其他国家占主动，共产党国家是否更容易接受？

（2）谁参与谈判？

第三项，也许也是最要紧的一项，基辛格就“谈判内容和目标”提出一些问题：

（1）标准——我们想达到什么目的？为了说明民族解放战争行不通？为了遏制中国扩张？还是为了利用中苏冲突？（这些问题并非互相排斥。）约翰逊和腊斯克说我们是想为越南人民保留自由选择的权利。我们是在反对某种方式的变革（民族解放战争），还是反对变革本身？

（2）我们能明确“自由独立的越南共和国”这个说法的内容吗？谈判主题是否只有越南共和国这一个问题，还是要包括其他问题？

（3）需要什么样的担保？必须由什么人来参与担保？

换句话说，基辛格认为讨论越战的出发点（实际上也是后面要开展的有关越战的一切工作的前提条件），就是用和谈解决越战。约翰逊手下的指挥官们一个劲儿地承诺会打胜仗，但他觉得那不过是痴心妄想。

当时，越战即将引起北美和西欧全体年轻学子的大反抗。在此紧要关头，了解研讨室接下来的讨论，自然会大大加深我们对哈佛大学“最聪明、最优秀的”关键教员对越战看法的理解。三件事是明摆着的。首先，研讨室的所有人根本没想到即将爆发学生反战示威浪潮。实际上，他们讨论时对美国舆论只字未提。其次，参加研讨的大多数人都很悲观，当然最悲观的要数麻省理工的政治学家诺曼·帕德尔福德，他只谈了一点，说越战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动的错误的战争”。最早说这话的是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1951年，布拉德利将军反对将朝鲜战争扩大到中国说的就是这番话。最后，关于下一步美国在越南该怎么行动，众人自说自话，根本达不成任何共识。

讨论围绕三个主要问题展开。首先，谈判目标是什么？麻省理工的白鲁恂是个乐天派，他提出“谈判的首要目标是让越南民主共和国停止援助暴乱分子”。他认为越共是可以打败的，事实上对越共作战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真正的攻坚期”。亨廷顿提议，或许“谈判目标应该是把越共与河内分隔开来，跟他们谈判在西贡建立一个政府，可以让共产党参加，但不受共产党领导”。凯森最世故，在场的人属他的政治经验最丰富。他认为“既然我们无法为越南共和国找到一个合适的自由政府，恐怕最佳办法是‘不停地和谈’——这种情况比较复杂，要一边谈，一边采取一些暴力手段，就像在老挝那样”。哈佛大学苏联研究中心的马歇尔·舒尔曼表示同意。“为谈判而谈判”事不宜迟，“我们想达到什么目的恐怕最好也不要说得太明确”。但白鲁恂表示异议。他说，“我们应该考虑各方将采取强硬路线的可能性”，尤其是谈判之外会连带出现某种轰炸。米尔顿·卡茨强调：“如果我们不知道目标就去谈判，那么我们会出洋相，摔个嘴啃泥。”

就像一位与会者说的，研讨会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在越南共和国建“一些可以让指望我们保护的人得到保护的飞地”。凯森以白宫那种惯有的自信口吻反驳道，美国可以做得更漂亮：“如果我们愿意付出代价，完全可以把越南共和国围起来。很简单，在越南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边境和老挝、越南边境摆上七八个师。”但大家都认为这样太劳民伤财。在多蒂看来，显然“我们只能采取建立飞地的办法”。那就是“我们的目标”。费森登法学教授戴维·凯弗斯反驳说美国在越南建飞地只会“加深……矛盾”。他建议最好请联合国出面解决问题。

第三个争论的焦点是中国的作用。费正清基本上持失败主义观点。他说：“越南和朝鲜一样，位于中国文化区。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都是按中国模式建立的。重要的不是共产党，而是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先例，现在中国模式正在向中国文化区外围输出。”在费正清看来，比较明智的办法是“把共产党的扩张目标限制在”马来西亚和泰国。即便让越南永久“分裂”，美国恐怕也难以维持这一局面。他最后指出：“主要问题是要设法让中国也参加越战，让中国明白自己也要为世界负责，让中国加入联合国，尽可能在多个层次上、多种条件下和中国建立联系。”

卡茨基本赞同。他说，美国在越南没有“重大战略利益”，“美国在越南驻军只不过是因为中国这个威胁，这可是美国内政中一个让人心惊胆战的因素……如果我们分出轻重缓急，就会明白如果实在支撑不住，也可以减少损失”。有几个人也表示有同感。就连白鲁恂也愿意考虑让中国代表参加“和谈”。

大家议论纷纷，基辛格细心倾听。他只在讨论过半时插过一次话，但这次插话很重要。他说：“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哪怕是广义的目标，我们便不能开始谈判。我们必须知道：第一，我们满意的是什么，第二，我们可以容忍的是什么。”至于“建立飞地”，基辛格“没有兴趣”，这种地方“只会成为永久性的刺激因素”。“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一步，我们应该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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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人们期待的？什么是可以容忍的？哈佛大学的教授们不知道约翰逊政府已经着手寻找一个借和谈解决越南问题的办法。问题是，美国政府有自己的一套答案，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也有自身的考虑。1964年12月，约翰逊总统成立的工作组报告，美国应该“准备探索一些和谈解决办法，以一种可以接受的方式实现美国目标”。但是，这些目标包括结束越南民主共和国支持和越共指导，“重建一个带有合适的国际防护措施、必要时能自由接受美国援助和其他外来援助的独立安定的越南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认为这些目标无法接受。第三方试图调停时这一点更为明显。布莱尔·西伯恩是联合国设立实施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国际控制委员会的加拿大代表。1964年6月至1965年6月，西伯恩5次访问河内，每次都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转达给华盛顿。意思很直白：越南民主共和国希望越南统一。1964年秋，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试图启动和谈，媒体广为宣传，结果以失败收场，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即便是授权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约翰逊也摆出一副愿意和谈的姿态，企图安抚国内不断增长的反对轰炸的情绪。1965年3月25日，约翰逊发表演讲，说他“只要有可能推进光荣的和平，愿意随时随地会见任何人”。4月7日，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讲话时重申了这一立场，说愿意参加“无条件的会谈”。第二天，河内提出四点声明，这是越南民主共和国首次正式发表的和平目标（或称战争目标）声明，跟约翰逊政府的目标几乎正好相反：美军必须撤出越南共和国、越南统一之前不和任何国家结盟、越南共和国共产党组织民族解放阵线应该在西贡成立临时政府以及越南统一应在民族自决基础上进行。出于白鲁恂正确质疑的内政原因，约翰逊看了这份态度强硬、无可妥协的文件后，决定将滚雷轰炸行动暂停5天。

约翰逊政府为了把军事和外交结合起来，做了很多考虑不周的糟糕之事，签订《五月花协议》是头一件。说政府考虑不周，是因为约翰逊似乎以为得州酒馆的那套做法在越南也能用：先把人打倒，然后停下，说“服不服？不服老子还揍你”。说政府考虑不周，还因为约翰逊依然担心右派批评，所以他做的事根本没进行宣传：只有河内和莫斯科知道他开出了条件，即如果美军停止轰炸以后，越战和谈有成效，而且河内没有借机报复，那么美军就一直不轰炸（所谓的“甲阶段–乙阶段”提议）。同时，这件事也做得很糟糕，因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回复时在第三点上松了口，不再提民族解放阵线，只说美国应该“让越南共和国人民决定自己的内务”，美国情报分析家却疏忽了这一点。还有一点也很糟糕，威廉·邦迪压根儿没理会法国外交部负责亚洲事务的主任艾蒂安·马纳克从巴黎传来的一条可能很重要的消息：他已经让越南民主共和国驻法大使接受了美国能否“实实在在地”撤军就“看谈判结果”的观点。《五月花协议》失败两个月后，约翰逊还对鲍尔、克利福德、麦克纳马拉和腊斯克说：“我们要继续推动和平协议的签订，这就好比是职业拳击，我们右手是军事力量，左手必须是和平协议。”他根本不懂外交跟拳击不一样。很多时候，约翰逊挥右拳时却不知道左拳该干什么。他对河内一手硬一手软，这往往就相互抵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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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迪和洛奇推迟了基辛格的回程时间，这件事算是做对了。这样基辛格才有时间深入了解越南，尤其是可以向非哈佛教授讨教。了解到的情况出乎他意料。在踏上越南领土之前，基辛格领教了约翰逊政府极其混乱的战略，感到十分震惊。

首先是洛奇的前助理约翰·迈克·邓恩给基辛格做了一个不无嘲讽意味的军情通报，让他初尝政府战略的滋味。9月13日，基辛格在华盛顿与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吃午饭。基辛格问邦迪，情报说越共渗透了政府控制地区，你认为有几成可靠？邦迪回答说这些情报“有三成不可靠”。然后，基辛格去中情局听两个人介绍情况，一个是副局长雷·克莱因，一个是远东部主任、前西贡站站长威廉·科尔比。两人都比较乐观（他们对基辛格打包票说，能轻易在省级都市找5万名越南共和国密探在政府成立前担任干部），基辛格觉得无法理解，而两人对爱德华·兰斯代尔将军做出的“一致的负面”评价又让基辛格深感不安。兰斯代尔将军是反暴乱大师，已经回越南共和国任美国大使馆公使。

后来，基辛格跟中情局局长威廉·雷伯恩上将谈了一次，对局长所言惊愕不已。

雷伯恩局长向基辛格全面介绍了国际局势……讲得非常简单明了，估计大二学生也能听懂。他讲到南非时说，在南非，“他们设法让我们把政权从白人手里拿走，转交给黑人，因为黑人证明白人什么也管不好”，他不懂“为什么南非有反共的白人能够治理国家，还要把政权交给黑人”。最后我（指基辛格）请他重点介绍东南亚的情况。他谈到越南时，经常混淆重要人物的名字。比如，他以为越南总理阮高祺将军是第一兵团司令，而任第一兵团司令的阮文绍将军是越南政府的头号人物。他也不知道那些僧侣的名字。总之，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在一个重大的外交政策问题上显得特别孤陋寡闻。

然而，雷伯恩确实知道中情局在老挝的行动比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划算得多。有件事中情局怎么也想不通：“东南亚找不到一个老实人。”他对基辛格说，他和J.埃德加·胡佛认为越南是个“该死的乱摊子”。

第二天，基辛格巡视国防部，情况也好不了多少。麦克诺顿黯然神伤地介绍了局势。如果亚洲再出什么乱子，美国将很难应付，它在越南共和国的投入实在太大了。即便有20万兵力，麦克诺顿还是认为打胜仗的可能性不到一半。

他给我看了一些文件，是特意为停火准备的，上面谈到越共可能做什么事，不可能做什么事。我告诉他我感觉他称为妥协计划乙的一系列计划……实际上等于分裂越南，承认民族统一战线是合法组织。他说是这么回事。

此前基辛格读过的所有文件都不是这么说的。不过还有新的情况：

接着他给我看了一份他准备的文件，对不同级别的军事干涉的不同后果做了估计。无论是何种情况，无论是何种级别的武力干涉，他认为胜算率都不超过40%。在所有情况下，他认为可能性最高的就是最终达成妥协，其要点是承认越共控制区。

基辛格气急败坏地说：“在这些情况下，越共很可能占领越南全国。”麦克诺顿的答复令人震惊。他说：“我们面对现实吧。如果走这条路，某一天我们必须把现在支持的那些越南人的睾丸割下来，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做建设性研究，就好好考虑怎么把这些人的睾丸割下来。”

基辛格见过麦克诺顿之后，下午再应约到国务院见沃尔特·罗斯托，他感觉就像做梦一般；麦克诺顿谈到越战，最后都感到绝望了，而罗斯托则很乐观，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越共“主力”必须要被“粉碎”。越南民主共和国必须“停止”对越共的“指挥和供应”。这些事情办好了，游击队“终将偃旗息鼓”。然后，民族统一战线可以一分为二，让共产党“以个人形式”而不是以组织形式参与越南共和国政治。后来基辛格去见伦纳德·昂格尔，才感到又回到现实中来。昂格尔刚从老挝回来，领导国务院的越南问题工作组。他警告说：“任何谈判都将极其困难，因为越南共和国政府领导各怀心思，而且，越南人脑子很复杂，他们一定认为美国又要开始背叛了。”更糟糕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美国人谈判时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总之，基辛格无论去政府的哪个部门，总会听到不同程度的恶意中伤。马克斯·泰勒现在是总统特别顾问，但同时又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驻越南大使。他止不住地挖苦麦克纳马拉，“他想统治整个国家”，“让美国卷入一场帝国主义冒险，不知道哪年才是尽头”。

基辛格也没指望各部门能亲密无间地合作。毕竟，朝鲜战争陷入僵局时各部门互相指责的事也时有耳闻。但是，最让基辛格感到沮丧的是，高级官员互相隐瞒情报。一次午饭时威廉·邦迪承认“主要文件……在我办公室保管，不在国务院流通”。他还听麦克纳马拉的助手亚当·亚尔莫林斯基说过类似的事。亚尔莫林斯基主动给他看麦克纳马拉写的一份被“收纳甚严的”越南问题报告。他去见麦克诺顿，对方也拿出“一份严禁被带离他的办公室、从未给国务院的人看过的活页笔记本卷宗”。实际上，卷宗副本也只有麦克·邦迪、麦克纳马拉和麦克诺顿见过。当时基辛格还年轻，觉得好笑，心想大家都这么神神秘秘，也太奇怪了吧。这时候基辛格已经开始记笔记了，他在笔记中写道：“我不知道，国家政策是怎么制定的，每个部门的重要官员都守着自己的文件，只是自己看，不给部下看，也不给国务院的人看。”

为何部门之间要相互隐瞒情报呢？麦克诺顿谈过自己的看法。虽然麦克纳马拉“在一定程度上介绍过自己对妥协的一些观点”，但这些观点也得“极其严密地把握好”，因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强烈反对任何妥协言论，因此，他请求我千万不能在军队领导人面前提一个字”。基辛格由此领悟到美国的越南政策并非伟大战略思考的产物，而是“官僚机构争斗”的产物。没有整体规划，没有中心理念，只有“基本上各自为政的行动”炮制出的“一份份文件”。因此，“不同机构遵循不同理念、避免公开竞争是完全有可能的”。基辛格断定，雷伯恩上将讲了很多废话，但有件事他说对了：“政府需要采取一种管理+顾问的工作方式，先研究各个零部件，再把整个玩具拼起来。”他跟洛奇讲了，洛奇认为不足为奇。基辛格说：“华盛顿似乎没有把许多正在进行的行动纳入长远的统一考虑。有些行动名义上是不同部门共同规划的，其实基本上是各自为政，所依据的观念和假设可能互不相同。”

如果华盛顿都是这种状况，西贡又会怎样？9月7日，基辛格向洛奇递交了一份初步报告，试图总结自己的初步想法。首先，越南共和国政府必须加强，不能削弱；不要再说什么政变，以“轻蔑态度”对待越南这种话也要尽量少讲；同样，也不要抬高越共，宣传它是民族解放阵线。其次，政府如果不说明“谈判”到底是什么意思，则必须停止谈论“谈判”二字；美国急需“一个具体计划”，这具有双重意义，太宽泛地提出谈判，越南就可以进行自由选择：“如果他们知道始终可以坐到会议桌前，而谈判条件基本上一成不变，那么他们一定会希望继续采取军事行动。”无论如何，指望共产党带着“解决问题”的意图参加谈判是错误的想法，他们来谈判，“目的就是想把战场上得不到的战利品通过谈判桌拿走”；与此同时，老是讲谈判这件事会让越南政府和人民失去斗志。对于这种和平进程，基辛格从柏林危机中吸取了许多宝贵的教训：

“无条件谈判”“停火”“心照不宣的相互让步”这些说法，如果能赋予它们以具体含义，都很有用。否则，只会对我们不利，让我们的朋友困惑不解、意志消沉。诚然，我们无法事先知道谈判立场的所有要素，但是我们的确知道必须对民族解放阵线采取某种态度；我们必须知道是要寻找一个越南统一的方案还是只保越南共和国的方案；我们必须知道协议签订后该怎么监管。如果我们无法明确这些问题，就存在一个重大危险：谈判将主要围绕我们肯做出多大让步来进行……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来，斗争不是结束了，而是开启了新的阶段。

最后，这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基辛格动身去西贡之前悟到越战首先是一场内战。这一点关系重大，因为“内战最难以谈判方式结束，只能勉强维持平衡的‘和解’有可能很脆弱”。

这绝非偶然。内战往往会引发最强烈的激情。谈判涉及具有同样背景和文化、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人们，要执行那些条件极为困难。因此，“二战”以来结束的那些内战往往最终都是一方统治另一方，而战败方不会正式承认，希腊、马来西亚、菲律宾和中国都是如此。老挝、塞浦路斯的内战各方达成了正式和解，却几乎无一例外又开启了新一轮冲突。

经过分析，他得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即“我们不用正式和解也能基本平定越南战局，这可能不算是越战最坏的结局”。

正如洛奇所说，“基辛格的报告出自一个从未去过越南的人之手，难能可贵”。不过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份报告事先就表现出一种悲观情绪。约三周之后基辛格写了第二份报告，也乐观不了多少。到他打点好行装之前，基辛格又约谈了政府内外的17位专家，了解的情况无所不包，既有宏观战略，又有打击越共的行动真相。尽管这些访谈只留下支离破碎的记录，有些接受访谈的人也无法再确认（基辛格在笔记中都是用一个字母表示一个人），但很多观点影响了他的思考。受访者“A”显然是一名高级军官，他强调有件事要“打问号”，即“能够维持对农村的控制”和“美国不同部门在越共的竞争”。受访者“B”问了两个难题：“我们为什么不多控制一些道路？当地人都无处安身，你在万里之外却说准备留下来，谁会相信？”受访者“C”是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刚从西贡回国，即将担任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他警告基辛格当心越南共和国的5个显著问题。

至于那些将军，任何谈判他们都会参与，不懂也照样参与。他们最担心的是和平。他们的想法没错……

越南领导人根本没有政治经验。他们的经验就是搞阴谋诡计……

越南人有参孙情节：我不好你也休想好，咱们同归于尽……最大的问题是地方主义……中央政府的统治力微乎其微。军团司令和省长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

美国不应平定越南（例如清剿游击队活动猖獗的地区，剿灭游击队后占领该地区）。这种事外国人干不了。

约翰逊还具体提到三件事，说基辛格要尽量避免：一是举办“着正装的日内瓦式”会议，因为这种国际会议的结局无疑会比1954年那次还糟；二是谈判第一步就订立停战协议，这就相当于主动认输；三是提交换条件，坚持要求越南民主共和国不再派部队向越南共和国渗透，因为这很难证实。

最后，基辛格准备去越南时还有一点很突出：官员们给了他很多好的忠告。受访者“D”（国务院的中国通艾伦·怀廷）敏锐地指出，1965年美国犯了个错误，“越南民主共和国正在考虑的当口，我们却加强空中打击——他们就感觉美国是想以轰炸手段逼他们谈判”。他补充道：“共产党从不怀疑我们短期内的决心。对我们能不能坚持5年却表示怀疑。”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切斯特·库珀显然看出必须控制好美国的期望值：

需要公众来支持一个观点：这种战争没有胜利一说，能进能退就是打了漂亮仗。

必须认识到即便是和解也意味着：

（1）越南民主共和国会继续存在

（2）越共会继续存在

基辛格在笔记中写道：“必须意识到唯一可能的结果也是受限的……越共会在里面发挥某种作用。”这种妥协办法是唯一可行的好办法。要在越南共和国取得彻底胜利是办不到的，因为“我们完全不懂建设国家”。有个难题（这也不是历史上最后一次）一直无人解答得了，那就是，有这么多熟悉问题本质的高官，怎么美国战略还是出了差错，落得一败涂地？

因此，基辛格抵达西贡时绝不会是以一个天真汉的形象，因为他从华盛顿回家时，已经对越南问题了解了很多，想法也比较悲观。他最受感触的是副国务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的看法，他估计最乐观的前景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共和国政府代表可能举行一次“专门的军事会议”，会上越南共和国要求越南民主共和国从其领土撤走“主力”部队。但要办成这件事必须有两个条件：越南共和国政府有能力，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被打败。1965年秋，两个条件都不大可能实现。基辛格对约翰逊说：“我的唯一问题在于，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真不知道还能对你的报告做什么补充。”洛奇的政治事务顾问菲利普·哈比卜从西贡写信强调，基辛格的使命极为艰巨。总统声明的美国“最终长期目标”说到底是“建立一个有安全保障、能自由发展外交关系的独立的越南共和国”。如果要通过和谈实现该目标，必须极大改善有关条件，包括“撤回越共部队、撤销公开的民族解放阵线机构、恢复当地政府及其自卫能力”。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剧《碟中谍》于1966年首播，长映不衰；剧中描述身着平民服装的理性的中年男子与昏聩的专制政权交战。1965年基辛格出使越南的任务多少也带有这种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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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漫长。10月7日基辛格离开波士顿。行程很紧张，中途至少需要经停5站：纽约、匹兹堡、旧金山、火奴鲁鲁（他要在此稍作停留，到太平洋司令部总部听取情况汇报）和香港。他是国务院顾问，只能全程坐经济舱，但后来有几段时间比较长的旅程，他自己出钱升级了舱位。他在越南的计划逗留时间就三个星期。不过，正如他对洛奇所言，“我不介意，其实我喜欢在越南期间每天工作15个小时（包括周末）”。从他会晤的要人详细清单来看（其中有美国人也有越南人，有老百姓也有军人），他果真说到做到。他的使命或许难以完成，但基辛格决定竭尽全力。

这个文静的美国人喜欢问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在火奴鲁鲁，基辛格听取了太平洋司令部参谋长保罗·埃姆里克中将所做的美国对越行动计划报告。1965年年底，美军的主要任务是摧毁越共“主力”部队。基辛格提的问题很简单：“如果越共不用营级单位作战怎么办？”“那么，”将军回答，“问题就变成了‘平定’而不是作战。”基辛格又问：

“但是，1961年越南共和国面临的不正是这种挑战吗？”

于是埃姆里克将军说，越南所有的美军都在接受训练，要当友好使者，给老百姓散发糖果、保卫村庄。美军和法军的区别很明显，因为法军持一种冷淡的殖民者态度，而美军是越南人的朋友。我（指基辛格）说也许不仅是友谊问题，还是保护人身安全的问题。美国城市中的很多人出钱请人保护自己不受歹徒欺负。这不是说他们爱歹徒，只能证明警察无力保护百姓。

基辛格跟格林笔下的派尔不一样，他从未幻想在越南的美军和在印度支那的法军在道义上会有什么重大区别。

埃姆里克为美国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辩护，说轰炸将可以派到越南共和国的敌方兵力减少了一半。但对轰炸做出最令人茅塞顿开、最惊人的分析的是以前在哈佛国际事务中心做研究员的约翰·W.沃格特。他告诉基辛格，B–52轰炸机“根本没炸到任何东西”是绝对不可能的。无论如何，轰炸的目的不是要摧毁敌方部队。“用B–52轰炸机进行轰炸是运用美国武力最廉价的一种办法。炸弹的供应几乎毫无限制。反正B–52轰炸机要进行这么长时间的训练，这次为它们在近乎完美的条件下瞄准目标提供了极好的实践机会……换句话说，为了支持越战，战略空军司令部只不过花了个训练费而已”。实际上，这种轰炸“并非真的是要支持越南共和国当时的战术局势，而是要达到政治目的，迫使越南参加谈判”。

基辛格离开火奴鲁鲁时，只对一件事感到放心：中国像在朝鲜战争中那样干预越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尽管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越边境一带布署了重兵和飞机，但美军只要一反击就能将其轻易击败（基辛格说，尤其是“如果使用核武器”）。但除此以外，军情汇报都让他烦躁不安。问题是“没有人能真正跟我说清楚，即便是在最有利的假定下，越战会如何结束”。谁也没有一个真正的平定计划。谁也不知道越共是如何渗透的。他的结论既有先见之明，也很悲观：

我深信太多的政府计划和大量的军事计划都是假定对手很愚蠢，会打那种我们最有准备的仗。然而……游击战的精髓就在于从来不打对手期待之战。我们往越南派了那么多的大部队……不能受到大部队作战心理的束缚。否则，我认为我们到头来会心力交瘁。

或许最让基辛格胆怯的是沃格特警告说，要待在美国大使馆和其他安全设施里，因为“西贡恐怖活动造成的伤亡比实际公布的要大得多”。

6

20世纪60年代的西贡就是座地狱。至少很多美国记者喜欢传递这种印象。《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贝弗利·迪普·基弗1962年第一次来这里就心醉神迷，这里有巴黎式的林荫大道，尖顶高耸的教堂，“天气闷热，因而生活节奏很舒缓”。然而，随着战争升级，西贡的生活变得“日益紧张、朝不保夕、危机重重”。日子过得浑浑噩噩，“熟人见面也是匆匆打个招呼，似乎危机四伏、前途未卜”。很快，难民像潮水般涌来，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要饭的、卖黑货的以及出卖肉体的贫困女子……就像是多出了个贫民窟，顿时这座令人迷醉的法国化城市黯然失色……豪华宾馆外面蜷缩着许多破衣烂衫的孩子，人送外号‘生活的灰尘’”。《纽约客》撰稿人弗朗西丝·菲茨杰拉德写道：“到了雨季，整座城市沦为沼泽。有些地区简直就是大阴沟，脏水遍地，人们就住在破木板搭建的吊脚屋里。有些地方来不及建吊脚屋，阴沟的污水直接淹到屋子里。”一时间出现大批孤儿，街头帮派从中招了不少新成员，他们“像狼群一样在街头游荡，晚上从不在同一个地方落脚，靠捡破烂、盗窃为生”。

当时迈克尔·赫尔为《绅士杂志》撰写越南方面的文章。（毋庸讳言，虽然他比基辛格晚两年到西贡，但短短两年城市不会发生很大变化。）他感到自己就像在阴曹地府：

到上午7点30分，到处涌动着自行车，那里的氛围感觉就像是架在短的管道之上的洛杉矶一样，越战中微妙的城市大战又开始了新的一天……成千上万的越南人……将进食管插进胸口，狼吞虎咽；年轻的美国人因为临时任务从郊区进城，他们对越南人恨之入骨又怕得要命；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坐在办公室里，百无聊赖、异口同声地叫道：“别指望这些人给你干该死的活儿，别指望这些人给你干该死的活儿。”

有些难民家庭住在纸箱里，有些住在垃圾堆上。有些找不到工作的“学生”常去宝塔等咖啡馆，阅读七星诗社版的普鲁斯特、马尔罗和加缪的作品，拿美利坚帝国和罗马帝国进行比较。蓝山广场不时出现凶狠的歹徒抢劫背包和手表，“他们一把拽走你手腕上的劳力士手表，就像老鹰扑田鼠一样”。洲际酒店的酒吧里常有些喝得醉醺醺的土木工程师，在他们眼里当地人就是“黑鬼”。“在西贡–华埠地区有4个大名鼎鼎的工兵营，这些工兵很吓人，都是游击队巨星，只要这些人一露面，不用做什么，大家立马就心惊胆战”。还有一位“驾驶一辆本田摩托车到处活动、用点45手枪专打美国军官的一本正经的虎妞”。赫尔希望读者明白西贡不仅有异国特色，而且还有致命的危险：

坐在西贡，就像坐在含苞未放的罂粟花里，里面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毒性，任你跑多远也摆脱不掉……西贡……呼吸着，就像是排毒，排出粪便尿液，也排出腐败。沼泽上铺了砖石，湿热的空气黏糊糊的，什么也吹不走；厚重燥热的环境中尽是柴油味、霉味、垃圾味、粪便味，无法消散。在这样的空气里走5个街区，可能就不觉得那么难受了，回到宾馆，头部就像是那种巧克力包裹的香橙，在合适的地方啪地一敲，就全都散开了。西贡……有时你会一动不动地傻站在路上，不知道要干什么，什么也看不见，心想，我他妈这是在哪儿？

这种书在20世纪60年代很畅销，再次说明自由媒体在传递一条越来越明确的信息：越战是件彻头彻尾的坏事。

基辛格在给自己看的个人日记中用很大篇幅描写了西贡，他笔下的西贡根本没那么糟糕，而且也更加真实。基辛格参加过规模大得多、性质也残酷得多的“二战”（也见过战地记者“在行动”），根本没工夫搭理那些妄想成为下一个汤姆·沃尔夫的记者。实际上，他“在越南波来古机场见到一群极其可笑的新闻记者，他们刚坐直升机去了战场，那里非常安全，但看他们的举止仿佛是劫后余生。一个个看起来脏兮兮的，衣衫不整，胡子拉碴，他们一定花了很多时间往彼此身上铲土，因为作战部队的军人看上去又干净又整洁”。见到这些人，他简直难以掩饰自己的轻蔑。他可没工夫理睬那些“可笑的漫画版的厄尼·派尔”（厄尼·派尔是“二战”期间美国最著名的战地记者）。

在基辛格看来，西贡不是地狱，“倒像是8月的华盛顿……只是不知怎么的那里潮湿的空气不像美国的热浪那样叫人打不起精神”。他感觉“夏末的热气很温和，笼罩着整个城市……几乎让人感到触手可及”。只有一个问题，“一间间办公室都装了空调，而外面的空气有点儿热腾腾的，人们经常屋里屋外地跑，几乎没有一个不感冒的”。基辛格到“可称得上西贡高级游泳俱乐部的”运动俱乐部游泳。“感觉这里什么都……不景气，有点儿破败”，但却是避暑的好地方。游泳时他听一个法国姑娘说，西贡北部漂亮的沙滩已经不安全了，被越共征用，“成了他们的休息和康复区”。基辛格很失望。1944—1945年，他见过北欧的好多个城镇成为废墟；20世纪50年代初他在朝鲜也目睹了类似的荒凉场景。在他看来，西贡的环境根本不像在打仗，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我在“二战”期间打仗的时候，还有1951年访问朝鲜陆军部的时候，对于到没到危险区很清楚，而到了危险区遭到攻击的可能性也差不多是固定的，比如说10%~20%。在西贡，在整个越南，人好像总是在危险区，但又根本看不见任何实际的危险。在“二战”前线，在朝鲜，你能听见枪声，几乎能感觉到危险在一步步逼近。在西贡，一切看上去完全正常，除了干你的活儿之外别无选择，就像在纽约商业区一样。如果真的出现危险，那就是突然的、出其不意的危险，成功的可能性几乎是百分之百。结果呢，根本就没有什么好怕的，真是匪夷所思。

抵达西贡的头一天，他只发现一个不安全迹象。“汽车在路口停下的时候，大家都朝附近的车里看，如果有人走过来就开始紧张……因为，当然，往你车里扔个手榴弹很容易，谁知道越南司机是不是故意把你带到了伏击点。”基辛格倒是觉得很安全，其他人都感到心惊肉跳。一天晚上，他被“一阵激烈的枪声”惊醒，其实是虚惊一场，是使馆的一名警卫不小心让枪走了火，“于是所有的警卫，尤其是使馆外面的所有越南兵也发疯一般地开火，根本就没有目标”。他很惊奇使馆的安全措施布置得非常不均衡，正门防卫森严，街的另一端却毫无防备。“要架一门迫击炮打击使馆肯定易如反掌”。不过没人这么干。他这次去西贡碰到的最倒霉的一件事，是被人偷了装有247美元现金的钱包。其他人离开西贡，带走的都是梦魇般的回忆。基辛格带回来一个漆盒、一个“难看的”顺化花瓶（他要做个台灯），还有几样“山里人用的小东西”，总计40美元。（他承认自己“品位比较俗气”。）

尽管许多美国平民觉得待在西贡会更安全，基辛格却不想再待下去。10月26日，基辛格飞往顺化。从1802年到1945年，顺化一直是越南首都，也是东南亚最美的城市之一。它坐落在香江沿岸，位于谷地，四周崇山峻岭环绕。他们步行去市里逛，他发现街上只有他和国务院的随从是美国人。顺化在分隔越南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非军事区以南仅60多英里的地方，就在北纬17度以南。基辛格不敢蛮干，至少一开始是这样。顺化大学的一位院长极力邀请他参观城外不到3英里的一处皇陵——越共在那里布有重兵，别人劝他带3个排前去，他谢绝了。他在日记里写道：“事实上，我没工夫检验是真是假，再说，我恐怕也没那么勇敢。”但是没人否认他的勇气。他想见一位方丈，方丈执意在离市中心比较远的一座佛塔见面。基辛格很发愁，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越共真的无孔不入，他们会轻易在半路上把我们撂倒。”使馆随从、年轻的约翰·内格罗蓬特答复说：“越共从不会滥杀无辜，如果他们向我们开枪，我们一定会事先知道已经被他们当成特定目标的。”

此外，基辛格在一个雷雨天里乘坐双引擎比奇18型飞机去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波来古机场，那年早些时候，这里就是重型迫击炮攻击的现场（也是约翰逊政府论及越战升级的一次重大事件）。波来古是沿海战略要道19号公路的终点，越南共和国第二兵团总部所在地；基辛格访越期间，占据此地的有两个越南共和国师、一个美国师和一个韩国师。这里基本上被包围了：离市中心仅10英里的直线距离，晚上开车通过非常危险。美国使馆区周围有沙袋、铁丝网和迫击炮掩体。正如基辛格记录的，它看上去“就像是电视上西部片里用围栏圈住的一个边陲小镇”。基辛格访越时，波莱梅刚刚发生过一场大战，大约在其南部25英里处，越南民主共和国33团和320团攻打特别部队营地，越南共和国军队在美军空军第1骑兵师的支持下将其击退。基辛格觉得还不过瘾，在一名中情局随从的陪同下，继续前往在波来古以北70英里、离老挝边境20英里处的特别部队前哨，他就想亲眼看看越南共和国是怎样对付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渗透的。

短短三个星期，基辛格走访了越南很多地区。他还会见了许多重要决策者，最早的一次是10月16日会见美国驻越南共和国军事援助指挥部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1968年将军任满前手下兵力增加到50多万。就威斯特摩兰将军而言，基辛格只需提一个问题：“按计划我们的军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平定越南？”将军回答，19个月之内（不是18个月，也不是20个月），60%的人口将由政府统治，再过18个月，该比例将提高到80%。基辛格从其他高级军官那里也听过类似说法。他对洛奇说：“如果我听到这些人说他们会如何成功，我就不会轻易看到越南民主共和国还在苟延残喘。”到了波来古，也听到他们在这么说：“越南共和国第二兵团总部的人介绍情况时声称，已有68%的人口归政府统治。”基辛格听烦了。他嘲讽地写道：“自从上次跟这支部队打交道，他们已经退化了。他们找来一帮专家汇报情况，主要是想用一大堆毫无意义的统计数字镇住你，自己骗自己，或者故意骗你。”他问波来古的信息情报官，“真正归他们管的人有多少人在晚上也归他们管”，对方说只有30%。这个数字基辛格也不信，但即便这是真的，“说明问题很严重。这还说明我们可以取得一个又一个技术胜利，但在控制人口的重大问题上却没有真正的进展”。

事实上，基辛格交谈过的大多数美国人远不如威斯特摩兰将军和他军事援助指挥部的发言人们那么乐观。兰斯代尔显然受到排斥，但至少他很坦率，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他才遭到排斥的吧。他对基辛格说：“我认为越南的情况比自己料想的糟糕得多。”越南政府“完全不能称作任何正常意义上的政府”——他们的令状“几乎都出不了西贡”。至于军队的那些平定报告，“都是基于形式主义的标准，跟争端数量和大部队作战有关”。现在还没有解决的真正问题是，“组织严密的越共政治机构渗透到了越南生活的方方面面，像事实政府一样存在于每一个乡村”。按照兰斯代尔的看法，消灭越共政治机构至少需要5年。基辛格从中情局越南站站长戈登·乔根森那里听到的分析也大致类似。虽然官方报道表示只有1/4的人口归越共统治，但实际上这个比例接近一半，“因为越共是晚上在村子里行动，而且是有选择地强加自己的意志”。基辛格还是提了那个经常让人不愉快的问题：是否有“任何迹象表明，在美国建立基地的地区，越共统治在遭到冲击”。答案是没有。要想在村子里赢得对越共的政治斗争，还需要“采取谨慎、艰苦、细致的行动”，但这也至少要3年。基辛格天真地问，越共成员到底是什么人？“他们说知道省一级的越共，但不知道区一级或作战时越共的名称，很多时候只知道番号。”基辛格在顺化见到一些中情局特工，他们更悲观。据他们掌握的情报，省里80%的人口晚上归越共统治，而在被认为已平定的村子里，“当局者和保护他们的部队躲在家里，祈祷越共不要打他们”。无法核实到底有没有基于结束渗透的和平协议。签订停火协议只能意味着失败。

在华盛顿，政府各部门互相指责，西贡也是。中情局“指责部队太迂腐……行动迟缓得很，谨慎得很，从越共方面看也很容易预测”，而大使馆指责中情局“花时间搞什么农村重建工作以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然而，使馆政治处的人大多一致同意中情局的观点：跟越南谈判是错误的，会事与愿违。哈比卜和他的20人小组对基辛格说：“如果阮高祺要谈判，三天之内就会发生政变……如果民族解放阵线得到正式认可，很快就能取代政府……如果越共实行任何大赦，可自由参政，那将导致失败……至少需要9个月才能成立一个比较稳定的政府，我们才能够跟他们提谈判的事……需要三到五年才能让政治机构强大起来，有能力跟共产党和平竞争。”低级军官也不那么乐观。波来古的一名军官对基辛格说：“他们设法从20英里外的波来古往波莱梅调了6个营或者说2个团。待他们打过来我们才知道。那里地形很复杂，根本控制不了渗透路线。我问信息情报官，他们认为制止渗透需要多长时间，他们说少则5年，很可能要10年。”

动身之前，基辛格就不满美国人对越南有很大偏见，到了越南也是如此。在中情局越南站站长眼里，“越南人是世界上最阴险的人”，相比之下，“中国人规规矩矩，直截了当，堪为楷模”。美国大使馆哈比卜的团队认为，“你跟越南共和国人说什么他们都不信，总以为什么事都有点儿不光明正大”。总是一脸疲惫的美国驻顺化领事沃尔特·伦迪干脆说在越南“什么事都会发生”，用基辛格的话说，“他已经认同越南人的态度……生活中无奇不有”。但是，基辛格也见过一些越南人，他的反应完全不同。他说道：“一般越南人都很有尊严。从未见过印度人那种肮脏和……狂热。从未见过粗野的越南人。这个国家的人很强悍，不一般，虽说不一定长得很好看。”只要见到越南人，基辛格都表示敬意，这一点大家都看在眼里。回国那天，越南共和国外长主动到机场送行。（可惜送行的人多，基辛格没看见。）

基辛格之所以对越南印象好，是因为他和政府官员、非共产党反对派成员见过十几次面。他们跟基辛格谈话都很坦诚，很少耍滑头。有一个人说出了越南共和国很多人的心声：“如果实现了和平，你们会突然对我们失去兴趣，让我们自己顾自己；你们会减少援助，把美国人撤走，那我们怎么办？”教育专员陈玉宁不客气地问，“美国政府正设法成立一个愿意跟越南民主共和国谈判的平民政府，现在美国政府施加经济压力，就是为了造成这种转变”，有没有这回事？这些问题都问得很好。甚至在早期阶段，越南共和国政府就知道（麦克诺顿说过这话），谈判对他们不会是什么好事。

一次，阮高祺总理在芽庄陪基辛格吃午饭，对他说越南共和国一直在两个方面很薄弱。首先，国家在政治上分裂，这是“多年的地方主义和宗教差异”造成的。（当然，唯一能弥合这些分裂的就是军队。）其次，“政府还没有想出办法在农村大部地区和越共竞争，不是因为越共得人心，而是他们的组织很残酷”。因此，即便是“宣布接受谈判也会大大削弱抵制共产党的勇气和意志，甚至最后越南共和国军队会无心交战，‘很多士兵卷铺盖回家’”。而且，如果签订停火协议，“越共只会进一步巩固对现有管辖地区的统治”，实际上是隔离了越南共和国。

越南部长当中基辛格印象最深的是外交部部长陈文涂，“人很瘦小，像受过良好教育的越南人那样很秀气，简直可以说很轻灵”。他也强调越南共和国内部存在分歧，尤其是南方人和北方人不和，他担心只有像印度国大党那样的组织才能消除这种分歧。基辛格问他“是否认为民族解放阵线中有一些民族主义成员可以争取过来”。陈文涂毫不隐晦地回答：“民族解放阵线就是越共，两者毫无区别。”基辛格又问：“跟他们谈判究竟有没有意义？”，而“对方完全拒绝跟他们谈判，说一谈判越南就完了”。

我问陈文涂战争的结局会如何。他说现在绝对不是谈判的时候。越南还没有做好谈判的准备，而且……越南共和国政府在政治竞争中也无法面对越共。他们需要很多年才能恢复被击碎的整个社会结构。

陈文涂后来又和基辛格见过一面，那是基辛格回美国前不久。他明确表示，越南政府不受《日内瓦协议》约束，绝不会承诺通过竞选实现统一。他说，“统一是很遥远的事……在一段时间内，应该维持越南分为两个独立国家的局面”，意思是说“越南共和国必须保留监管自己领土的权利……有权对境内的叛乱分子采取行动，不受越南民主共和国阻碍。如果越南民主共和国撤走自己的部队，不再支援越南南方的共产党，事情就好办。那么我们就可以考虑停止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

还有一次见面的时候，负责农村重建的部长详细说明了在农村“恢复民政统治”的困难。“问题是越共10年前就往农村渗透，已经在越南全国各地建好基础设施。现在政府需要从越共10年前开始渗透的地方着手，设法把农村从越共手里夺回来。”出现难民危机以后，解决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第一步兵师师长阮文川将军在顺化告诉基辛格，那些逃避战乱跑到南方的人正变成越共招募的对象，被用来“煽动骚乱和暴动”。

基辛格与范春诏少将会晤时发现，越南共和国军人政权对自己的目标认识不清，只知道大体上维持现状。范春诏认为，政府需要“提出一个‘新的主义’，与共产主义并立，供老百姓选择”，但他“很坦率地声明，希望在基辛格离开越南之前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启示，因为很显然他在考虑如何制定自己的政策原则”。要想从美国大使那里得到一点儿启示显然希望渺茫。一次，洛奇宴请外交部部长陈文涂，席间基辛格听了大使的谈话感到简直难以置信。洛奇喋喋不休地说：“美国竞选制度在越南同样可行，即便目前是南北分裂的状态，美国也不是没听说过。”哈比卜表示，韩国的竞选制度可能更好。（尽管朴正熙发动军变夺权，议会选举也已经在1963年举行了。）基辛格在笔记中写道，谈话过程中，“陈文涂就坐在那里，一脸顺从的表情，而洛奇和哈比卜则不停地争论越共是否已经控制了越南一半以上的人口，以及究竟是实行马萨诸塞州的选举制度好，还是实行韩国的选举制度好”。

这就引出一个明显问题：如果现存越南军事政府一致反对任何形式的谈判，那么越南共和国是否有其他人愿意妥协？答案好像是否定的。资深平民政治家潘辉括那年曾短期担任过总理，他“非常强烈地表示，完全、绝对相信越南共和国非共产党势力完全没有准备和共产党少数派进行和平的政治对抗”。他对和平没有丝毫兴趣，敦促美国“加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空袭和在越南共和国的地面战争。“当我们的军事行动粉碎了共产党最后一丝胜利的希望，他们就会讲和。”基辛格追问该如何谈判，潘辉括“很干脆地说他首推越南共和国政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进行双边会谈，尽量不要大张旗鼓”。但如果所有可识别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不从越南共和国撤走，美国就不应停止轰炸。社会福利部前部长陈光顺也不大肯妥协。越南共和国根本没有通过谈判签订和平协议的社会凝聚力。必须进行一场“社会革命”才能改变这种局面。基辛格会晤过很多人，只有陈光顺接受美国与河内进行秘密双边谈判。对此基辛格回答说：“我强烈反对美国这么做，不能像这样把小国家当枪使，和另一方的任何讨论都必须有越南政府参与。”越南共和国一定会以为基辛格很天真（或者很虚假）。前副总理陈文轩对基辛格说，河内和西贡已经在保持经常性接触了。

西贡以外……他肯定双方有很多交流。在巴黎也有许多通过第三方进行的联系。（他不排除自己有可能以这种方式与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接触，而且，实际上他的一些朋友也有这种联系。）在巴黎，与双方都是盟友的越南人可以自由见面，从而“交流思想”。对这种交流没有实际限制，这种交流一直都在进行。

的确，这番话令人深思。

基辛格并不局限于会晤政治家和将军。他了解到越南共和国社会的宗教构成很复杂，所以也会见了一些天主教、佛教领袖。胡文愉神父对越南政治和越战都不看好，认为根本不可能打败越共。越南共和国佛教研究协会主席的预测让基辛格大吃一惊：“要么共产党会同意签署一项类似于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和平协议，要么越战会愈演愈烈，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毕竟越战终未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有在这一点上约翰逊的政策才算是成功的。）另一位佛教领袖释智广提出忠告，“美军轰炸越南不如轰炸中国”，后又补充，“越南共和国什么事都涉及腐败，都凭关系，这个社会烂透了”。有时候基辛格走马灯似的访谈就像是一场竞赛，他要看看到底哪个专家最悲观。头号种子是一家日报的老板邓文充，他说西贡政府“是一帮军阀，只能代表自己的人”，“没有任何群众基础，不亲民”。

基辛格准备离开越南了，心情十分沉重。美国在越南的整个困境在顺化大学校长裴祥训的长篇大论的批评中总结得很好。基辛格在笔记中写道：

大学是美国出资修建的，他却从不领情。相反，他抱怨建筑风格和越南传统不一致……有一次我们谈到美国援助这个大问题，我说有些美国人认为，美国对越南的资助应该主要是在经济领域，经济援助将促成相互理解。此时，校长就说普通越南人现在得到的唯一美国援助就是子弹和炮弹。美国造成的破坏那么大，再怎么出钱建设和重建都是理所应当的。

基辛格马上就要动身了。

7

最好不要讥笑记者。同样，最好不要跟他们说真心话。1962年基辛格访问巴基斯坦，初次尝到媒体的厉害。他有几句话没说好，捅了娄子，被狠狠教训了一顿。所以，1965年访问越南，他想方设法避开记者。不过，11月1日，洛奇大使和使馆主要发言人巴里·佐西安苦苦相求，基辛格心软了。他答应中午到佐西安家吃饭，佐西安也邀请了驻西贡的主要美国记者。出席午餐会的有《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凯斯·比奇、美国广播公司的马尔科姆·布朗、《巴尔的摩太阳报》的彼得·孔帕、《纽约时报》的查尔斯·莫尔、《华盛顿邮报》的约翰·马弗尔、《纽约客》的罗伯特·沙普利、《新闻周刊》的威廉·图伊。最后到场的是《洛杉矶时报》的杰克·图伊。图伊是迪安·腊斯克的小舅子，而基辛格在腊斯克掌管的国务院当顾问，按理说这个人最不可能造成什么威胁。但事实上，偏偏就是这个图伊险些断送基辛格回政府部门工作的大好前程。

午餐过后，图伊立即撰写了一篇报道，第二天见报，标题是“约翰逊特使发现越南政权岌岌可危”。

据最近来访的白宫使者报道，越南共和国政府现任领导人在政治上几乎是完全不成熟的，缺乏无私的政治动机。

这种情况越南领导人自己不会说，是著名政治学家亨利·基辛格教授和华盛顿律师、总统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调查的结果。两人最近访问了西贡。

美国对越南共和国的政治政策将何去何从？克利福德和基辛格受约翰逊总统委派，来此开展独立评估。

有权威报道称，基辛格将告知白宫，这里还没有一个有凝聚力的国民政府，主要原因在于国家领导人中无人真正效忠国家。基辛格的研究表明，这里的人忠于家庭，忠于家族，但对国家却毫无责任感。

然后，报道详细批评阮高祺政府执政腐败、错误处理难民问题、鄙视农民。图伊使尽浑身解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在基辛格身上。他写道：“尽管基辛格目前尚未表明对当前美国援助趋势的反应，但他已经知道，这里的许多美国决策者认为，现在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越南政界正当其时……据悉，基辛格已经听到大量希望改变美国态度的建议，各方都在施加压力，旨在纠正越南政府的某些错误。据说，他不辞劳苦听取了大量不同意见。”

基辛格倾听着。自从他应约翰逊总统要求来此访问，外交观察家们就在观察他，见他乐意倾听，都表示佩服……

基辛格来访期间，和他交往最密切的人认为他会把一个结论带回国……越南政府工作不力，只是表面上很稳定。

同样的报道也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标题是“约翰逊总统特使发现西贡在政治上几乎完全不成熟”。

基辛格惊呆了。从西贡动身之前，他怒气冲冲地给华盛顿拍了两封电报，强烈否认这篇报道正确反映了他的观点。但是后来的情况更糟。一到旧金山，他“惊奇地”读到一篇由白宫发出的有关他访问越南的声明（撰稿人是比尔·莫耶斯）。声明否认他此行具有官方身份。基辛格忍无可忍，匆匆给邦迪写了封两页的信：

我是下定决心悄悄地、谨小慎微地执行三年来的第一个官方任务。因此，在越南期间我拒绝与媒体见面。最后，倒数第二天，在大使和佐西安的执意要求下，我还是见了几名记者，说好了由他们告诉我对越南的看法。我怀疑那顿午餐我总共只说了三句话……报道说那些观点是我的，纯属……捏造。

在越南逗留期间，我千方百计执行政府政策。出于对西贡政府的尊敬，我竭力强调政府稳定的重要性……我在批评一些现象时，并未说白宫可能无意中削弱了我所说内容的可信度。我去越南是政府委派的，在越南期间，我是在大使馆的办公室里办公的，我不知道越南人看到我是以非官方身份访问越南的声明会怎么想。

基辛格承认，他对越南局势的看法不像他去之前想象的那么“令人振奋”。但是，问题不在于西贡政府很软弱，那只是“一个表象”。不管怎么说，当前政府“跟任何有可能出现的政府一样好”。他弄不懂为什么转眼之间白宫要跟一个“一贯支持政府越南政策的”人断绝关系。他很气愤，也很伤心，要求白宫发表声明正式更正。

我们无从得知为什么基辛格认为自己能不受约翰逊政府不正之风的影响。他在白宫和西贡不是耳闻目睹了吗？尤其是不同政府部门之间互相推诿，认为越南局势恶化与己无关的现象。邦迪无疑心想：“瞧瞧，又来了！”他把基辛格这封“气愤的批评信”转给弟弟威廉，也不表态。好在基辛格在越南和所有人见面时，西贡大使馆的人都在场，随后洛奇发来电报为基辛格的行为辩护。不过，要白宫发表更正声明，休想！于是，基辛格决定自己公开发表声明予以否认。他还强迫邦迪替他洗刷“至少是不谨慎，或许是不忠实”的罪名，要求邦迪跟他尊敬的一些人谈话，包括《外交事务》编辑汉密尔顿·费什·阿姆斯特朗。（邦迪帮了他这个忙。）其他方面只有一点他感到满意，他收到莫耶斯的一封信，信中说他的声明给基辛格造成了“尴尬”，对此表示“遗憾”。11月11日，基辛格去了趟华盛顿，他向洛奇汇报说“图伊的报道风波已经平息”。

图伊在报道中也提到了克拉克·克利福德的名字，似乎想暗示克利福德也认同基辛格的那些负面意见。约翰逊简直都要“发疯了”，因为谁也无法否认克利福德是要直接向总统汇报的。基辛格给克利福德写了封长信为自己辩护。不过两人有一个根本区别：基辛格和媒体的那些人吃过午饭，克利福德并没有。据基辛格说，他在佐西安家是这么开始讨论的：

我觉得在没跟大使汇报之前就说出任何结论不妥当。实际上，我还在整理自己对这里的印象。然而，如果那些经验丰富的人能谈谈对越南局势的看法，尤其是有关加强政府法制性和延续性的看法，我将非常感谢。后来，整个午餐期间，我的的确确什么也没说，只是听那些记者在那里高谈阔论，记者在一起通常都是如此。

他甚至连克利福德的名字也未提。他回忆午餐时说：“媒体大骂西贡政府，我感到震惊。”他“深表歉意”，“也很灰心，被震动了，因为我想帮帮政府，帮帮洛奇大使，却落得如此尴尬的下场。这几天我一直在苦苦问自己，如果不那么办又能怎么样？我依然弄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有两种说法。克利福德说，基辛格参加的那次午餐会图伊去晚了，没人跟他说谈话内容不宜公开发表。然而，佐西安回忆的却不是这样。他后来跟沃尔特·艾萨克森说：“亨利说了很多话，对西贡领导人的态度很悲观，说他们不得人心，很腐败。要我说，图伊的报道是准确的。亨利也的确很悲观。”换句话说，基辛格这次又失误了，跟媒体人讲话太坦率。这个解释似乎比较合理，因为尽管他告诉克利福德，说他在给洛奇大使的报告里说过，他自己的看法跟图伊强加给他的观点“完全不同、截然相反”，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前文提到，基辛格写文章谈到越南之行，几乎没有一个字表示“深信西贡政治稳定”。情况恰恰相反。他犯了一个常见错误：先向记者透露自己的真实想法，然后拼命否认，结果只能是欲盖弥彰。

8

究竟该怎么处理越南问题？回国后基辛格向各部门汇报了情况，听取情况汇报的有国务院的威廉·邦迪、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和伦纳德·昂格尔，有国防部的麦克纳马拉、麦克诺顿和亚尔莫林斯基，还有中情局的雷伯恩和他手下的高层工作人员。一开始，他感觉是在和入职白宫比他早的克利福德较劲。基辛格向洛奇报告说：“克利福德动身前，是极端的温和派。回国以后，他总是说‘无条件谈判’这个说法从外交上看不明智，从政治上看不慎重。克利福德认为，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强调结果、强调共产党让步的口号。套用一句俗话：剽窃是最真诚的恭维。”听越南共和国政府曾这么劝过基辛格：一味跟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谈和谈是不够的，实际上肯定还有危险。华盛顿尽管口头说希望谈判，但“思想上并没有做好准备”。他出访越南还得出一个主要结论，中情局的平定计划（说得好听，实际上那就是想将越共从现在占领的村庄赶走的平叛战役）需要逐步展开，如果仓促扩大人民行动队，即忠于西贡的反越共干部，可能“破坏整个计划”。

基辛格现在把自己看作西贡安插在华盛顿的人。他发给洛奇的报告很受欢迎，“睿智而有益”。威廉·波特极力劝他“密切关注这个问题”，还说“我们需要你”。菲利普·哈比卜说他的访问“带来了一阵凉爽的清风”，请他第二年夏天再来。他写道：“其他项目连一半的精彩程度都赶不上，包括你负责的那场好戏，”这可能是指基辛格操办的国际研讨会。“这就是一个赌场，赌钱的人谁也舍不得离开。”哈比卜迫切希望看到基辛格写给洛奇的最终报告——“还是这份报告很可怕，老板不让我这种爱打听的人看到？”答案是基辛格写的越南问题报告十分可怕，他都不敢送给洛奇。基辛格手上只留了一份“草稿”，清楚表明他首次访问越南之后，他的看法是多么消极。报告强烈控诉了美国的艰难处境，唯一比较缓和的地方就是基辛格希望有办法叫洛奇能够接受。

基辛格写道，军事局势可以改善，甚至军方“过于乐观的”预测也有可能兑现。然而，越南打了20年内战，越共分步骤地暗杀高官的行动持续了10年，两年来西贡的政治动乱从未消停，目前是百废待兴，要想成功必须“有能力建立一个政治机构来填补种种空白”。西贡政府“岌岌可危”，缺乏凝聚力，在农村的威信“还很低”，中央官僚机构“臃肿”。

在越南的各个省份，内战和西贡的政治动乱都让人意志消沉，了无生气。暗杀、各方的无能和政府变更都看重规避风险。从西贡到各省份，如果你了解项目的执行情况，会惊讶地发现很多项目已草草收场，而对于那些还没有完成的项目，从它们残余的部分来看，根本无关紧要……很多动静很大的项目启动后却失败了，结果全国上下都是一种放任消沉、士气低落的局面。

这一弱点是越南问题的关键，因为它说明了为何打败越共极其困难；基辛格现在认为越共夜间控制的农村地盘占全国面积的85%。实际上，基辛格怀疑“政府现在能在许多地方存在下去，只不过是跟越共有个心照不宣的协议：双方和平共处，你不犯我，我不犯你”。在这些地区，平叛就像是“一场职业摔跤比赛”。在其他地区，越南共和国的军团司令“享有自治权，各霸一方，就像军阀一样”。省级政府是“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说是在帮忙，实际上更可能是在帮倒忙。基辛格写道：“我们的官僚机构爆炸式地发展，援助项目也就一再增加。”结果是压制、削弱了越南共和国政权自己的计划。按亚历克西斯·约翰逊的设想，美国援助是消防栓，越南共和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就像是花园里的水管。基辛格浏览了美国涉及越南共和国事务的所有机构名单，并根据自己的观察来排名，首先是隶属于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美国援外使团。他认为该机构的高层“很棒”，但各省的那些办事员团队是“最无能的美国团队”，其“不断扩大的”官僚机构在全国实施雄心勃勃的开发项目，这些项目不仅越南官僚机构无法承受，而且，在越共控制地区，简直就是“为共产党增加税收”。中情局越南站站长给基辛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凭借“越共机制的渗透力整体很弱……仅有30%左右的平定部队在真正发挥原定的作用”这样的言论。美国驻越南共和国军事援助司令部，也就是威斯特摩兰将军指挥的军事组织，正设法“同时开展很多工作”；该组织的作风极为官僚，并且过于注重“可以量化的”结果。因此，也就“忽视了无形素质方面的一些工作，比如发掘当地领导小组”。尤其是该组织缺乏有效实施平定的能力，或者按基辛格客气的说法就是，“10多年作战训练中培养的特殊素质，不包括在不稳定的复杂环境下鉴别政治判断的能力”。

相反，基辛格很欣赏兰斯代尔，称赞他“是一位对付亚洲人的艺术家……很有耐心，有感召力，想象力丰富”。对他的年轻团队也称赞有加，其中包括哈佛博弈论专家丹尼尔·埃尔斯伯格，他最早对国家安全问题感兴趣是因为参加了基辛格主办的国防政策研讨会。不过，“他们的气质带有艺术性，很个性化”（基辛格的措辞很漂亮），跟其他机构合不来。同时，他精明地发现兰斯代尔夸大了60年代的越南和50年代的菲律宾（他协助菲律宾政府平定了虎克党暴乱）之间的相似性。最后，基辛格分析了美国大使馆。可能也难免吧，考虑到他预计的读者，他对美国大使馆的评价比较积极，说这是“我见过的不是最强也是最强之一的美国使团”。不过，他也提出批评，尤其是驻西贡大使馆偏向开展多个不同的项目，这些项目“设计时彼此孤立，跟国家小组所有成员普遍接受的总体标准不是完全相关”，而是根据“西贡个别人或某个省级官员的个人偏好”。

基辛格对美国援助的整体评价不仅精明，而且犀利。很简单，可悲的是部门之间缺乏合作：

因为各机构首先急于推行自己的项目，所以实际上它们一般都通过一系列非侵略协议来运作。除非一个机构的项目直接侵犯到使团的另一个项目，否则大家都会注意不去发难，怕自己的宝贝项目遭到大会审查。这么做可以避免直接竞争，但同时也导致官僚机构臃肿，造成一种倾向：设法回避选择，能上马的都上马。由于可用的资源稀缺，尤其是缺乏训练有素的人，这样一来，结果必然令人失望。

美国的一大难题是要设法“在内战期间在一个分裂的社会基础上建立一个国家”。但是知行之间总有差异，因为“越南平民政府在各省毫无统管作用，而美国总想在太短时间、太大范围内开展太多工作”。基辛格竭尽全力，最后提出几点积极建议：更细心地调整一些试点项目；项目一旦上马就要善始善终；彻底盘点各省人力；成立一个由各机构副职领导组成的项目审查委员会。不过他的最佳想法最为简单。现在该有人绘制一份越南共和国地图，“一份关乎平民人口而不是军队的安全形势图”。现在也不宜再提“平定”二字。基辛格认为：“这个字眼听起来有一种极其消极甚至居高临下的味道，很容易让人想到殖民战争时期对‘当地人’的平定。”这的确太容易让人抚今思昔，格雷厄姆·格林早就预见到了。

基辛格的报告草稿总体来看批评得太激烈，不好意思公开。两天后他把修改稿发给洛奇，这次他大刀阔斧地改了一遍，删除了一些比较严厉的批评，结论也略有不同，其中有一份恪尽职守的声明，显然是初稿中没有的：“我深信越南问题是我国大业的关键，成败与否将决定我国未来几十年在世界上的作用。”改完报告，基辛格又补充两点：能否建一个越南的和平工作队来解决“学生和知识分子整体上对越战不够投入的问题”，送他们到农村协助平定工作？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难道就不能在越南共和国和美国大学之间建立“密切关系”吗？

基辛格说对了一点：“美国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提出一种能赢得公众尤其是知识分子支持的理念……一个大家能肯定、不会拒绝的东西”。眼看1965年接近尾声，如果他真的以为借助哈佛大学和顺化大学之间的学术交流能诞生出这种理念，那他就是痴人说梦。两所大学都已经严重偏离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