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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和平期

发动冷战的两个大国拥有极其有秩序的等级制度，它们给本国公民留下了很少的空间去组建他们自己的网络，除非他们的网络完全没有政治色彩。然而，离帝国大都市越远，中央计划者的控制力就越弱。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不是在平流层用核导弹进行的，而是用半自动武器在被称为第三世界的丛林中进行的。那里远远超出铁路、公路、电报和电话网络的覆盖范围，超级大国被剥夺了它们赖以生存的指挥、控制和通信的权利。在遥远的贫穷国家，它们暴露了自己的局限性，引发了一场属于它们自己的国内政治结构危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社会网络重新兴起，等级制度崩溃，最终导致苏联迅速解体。同一时期互联网的诞生引发了另一种诱人的可能，即技术再次改变了权力平衡，这一次对极权主义国家及其独裁分支不利。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历史在这方面的真实进程并不顺利。互联网不是20世纪末危机的起因，而是等级权力瓦解的结果。

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论为什么“冷战”会持续许久，换句话说，为什么美国和苏联没有像英国和德意志帝国那样开战两次。一个普遍的答案是，核武器的出现增加了风险，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政治家比他们在伦敦和柏林的同行在1914年和1939年更加懂得规避风险。另一种解释是，联盟网络在1945年之后比以前更加稳定。两个超级大国都建立了庞大、密集和相对稳定的盟友网络，将共同防御的承诺与商业一体化结合起来。从1816年到1950年，每个国家的联盟数量平均略高于2.5个。相比之下，从1951年到2003年期间，这一数字翻了两番变成了平均10.5个。^[1]进一步解释的话，就是贸易的增长减少了冲突。^[2]有趣的是，出于战略目的建立的安全联盟似乎预示了它们内部贸易的增长。^[3]这种网络效应无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冷战”时期几乎所有协议（军事和经济协议）的典型特征依旧是它们的等级结构。即使联合国安理会的大国永远无法达成共识，其他国家间的网络也可以形成：例如1957年《罗马条约》的最初6个签署国，还有“七国集团”的创始成员国，该组织始于1974年的世界五大经济体（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日本和法国）的金融官员举行的非正式会议。

然而，只有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发达国家时，“冷战”助力了“长期和平”的想法才有意义。但如果我们从整个世界来看，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并不太平。内战在这些地区非常普遍，而正是因为交战团体得到了超级大国的军事援助，成了大国的代理人，战争才会升级恶化。^[4]冷战时期，欧洲经历了海外帝国瓦解的革命和政变。正因为这种政治危机具有传染性，才能够引发人们“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联想。^[5]法国在奠边府战役中被越南击败之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说：“你已经建立了一排多米诺骨牌，并且撞倒了第一个……可以确定的是，最后一个会发生什么很快就知道了。”如果“冷战”联盟创建了一个多枢纽的轴心辐射模式网络，这一多米诺骨牌效应就会传染给这些网络的外部节点。而防止多米诺骨牌倒下需要一套特殊的军事技能，这种技能在之后将被称为“反叛乱”，但也许最初的一些称呼更为生动，其中就包括“丛林战争”。

[1] Jackson and Nei, ‘Networks of Military Alliances’, 15279. See also Levina and Hillmann, ‘Wars of the World’, Lupu and Traag, ‘Trading Communities’, and Maoz, ‘Network Polarization’.

[2] Dorussen and Ward, ‘Trade Networks’.

[3] Haim, ‘Alliance Networks and Trade’, 28.

[4] Johnson and Jordan, ‘Web of War’.

[5] Keller, ‘(Why) Do Revolutions Spr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