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财政僵局到战略困境

德国和奥匈帝国在财政上的相对弱势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力，因为这是之后大量军事开支的前奏和暗示。众所周知，受军务部中普鲁士保守势力的影响，德国军队的扩张速度受到限制。但即便鲁登道夫放开手脚施行近似普遍兵役制，德国是否能将这项工作负担得起还有待商榷。德国的国防预算也同样受到约束：联邦体系中反对加强财政集中制的声音此起彼伏，议会对增加税收的不满也与日俱增，而且如果不扩大德国与其西方对手们的债券获利差异，借债活动便无法开展。因为无法降低联邦州占有的巨大份额和本地政府的总收益，无法像英国那样增加直接税收，无法像俄国那样增加间接税收，也无法像英法那样廉价地借债，所以德国似乎注定要丢掉这场财政军备竞赛。

人们也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如果我们被财政掣肘，即使我们的军队蓄势待发、我们的海军严密备战，这些都还有什么意义呢？”德国财政系统上层官员威廉·格洛夫如此发问。而比洛却认为有必要“说服德国人民，金融改革在道义上和物质上都是事关生死的”。陆军社团内刊《国防》赞同道：“如果想要和平的生活，人们必须承受累累负债并交税：如果不经受这样的考验，是达不到目的的。”这的确也是伯恩哈迪的作品《德国和下一场战争》的底线；如果稍做研究，便会发现该书是在针对1912年的政治大讨论，适时地呼吁施行财政改革：

如果不考虑军事和战略的立场，将战争的大部分准备建立在暂时可行的财政手段上，那么这将是个致命而愚蠢的政治举动。“无保障不开支”，成为这一政策矫饰自己的原则。只有当开支决定保障，一切才是合理的。在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正是那些需要被履行的责任……才能够决定开支；如果财政大臣通过遏制国家实力来寻求国家财政平衡，并放弃政治上必不可少的花销，他将不是一个合格的财政大臣……

赞同这一点的不仅是军人。国家银行总裁哈芬施泰因也毫不掩饰地谈及了德国财政基础的不足，他在1914年6月18日宣称，“只有当我们的财政实力与军事实力并驾齐驱，我们才能够维系和平的局面。”这句话不能被解读为德国已经为战争做好了准备，恰恰相反，哈芬施泰因的观点旨在揭示德国并不景气的财政局面。

然而，政治上的缺陷仿佛是不可逾越的。“我们拥有人力和财力，”陆军社团首领凯姆忧心忡忡地说，“我们所缺少的只是让两者皆贡献祖国。”社会民主党人丹尼尔·斯杜克兰也对该问题深表忧虑：“有些人要求增建战舰，另一些人吵着要增兵。如果可以成立一些专门为这些需求筹措资金的机构就好了。”政府面临的难题并不复杂。“当前的财政负担已对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一位普鲁士军务部军官在1913年说道，“如果再继续煽动，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当沃伯格在1908年发出如下警告时，他一定也持有一致的想法：“如果我们继续执行原来的财政政策……那么有一天将发现，我们所做的只能是为可能的牺牲付账——有可能还支付不起。”次年，他的朋友阿尔贝特·巴林担心地说，“一项新的财政改革”可能会导致国内政局的“关键转向”。然而讽刺的是，致使税收瘫痪的罪魁祸首正是普鲁士保守党：奥托马尔男爵一方面提倡普遍军役制度，而另一方面却反对军官队伍资产阶级化，也反对向东易北河地区征税。

财政僵局让战略部署同样面临重重困难。1912年，东德意志印刷出版公司出版了一个小册子，标题甚为露骨——“德国限制扩军是否因为其财政困境？”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只是无力负担建造无畏舰的费用，因而无法与更富有的英国相抗衡。”1909年，德皇也承认，“资金的紧张无情地限制了我们的发展……因此那些旨在建设‘前线’的合理需求都被搁浅了。”甚至连小毛奇都看透了问题的实质，于是他在1912年12月说道：“我们的敌人武装得比我们到位，就是因为我们资金匮乏。”当月，德皇声称，“德国人民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一场失败的战争要比这样那样的赋税付出的代价更多，对此他们非常清醒。”他对“人民出于军事理想而甘愿牺牲一切”的信念坚信不疑。尽管从表面上看德国人最痴迷于军国主义文化，但威廉时期的一个最根本的悖论就是，他的信念并不成立。

德国的财政弱势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尽管1914年以前英国的主流媒体时不时对德国的工商业崛起感到焦虑，知情人士却对德国并不理想的财政实力心知肚明。1909年11月，时任贸易大臣的丘吉尔认为，“集资所面临的越来越多的困难与阻止德国海军扩张越发亦步亦趋。”他的备忘录对德国国内的窘境做了相当准确的评估，因此值得长篇引用：

德意志帝国的过度开支侵蚀并威胁着维系德国社会和政局统一的大堤。商业条款在很大程度上使关税居高不下……对粮食的沉重课税使其成为关税中增长幅度最大的一个，也在农民和企业家之间造成了很深的隔阂，企业家认为自己通过精密仪器生产出高价粮食，却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国有铁路的庞大资产一直被人们认为仅仅是税收工具，因此也面临压力。直接税收领域大部分已被联邦州和地方系统占据，而议会加入这一枯竭领域将使得有产阶级团结在一起，既包括帝国主义者，也有州权主义者。他们都有共同的担忧，政府对此也没有无动于衷。另一方面，以各种普遍优惠形式新增的税收助力党派中的“左翼”人士——他们本身反对军费开支，有力地加强了自身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德意志帝国的负债在过去连续13年的和平时期中翻了一番……为了满足日常年度开支而进行的周期性借债让国外投资赚得盆满钵满，同时也打破了柏林替代伦敦成为世界借贷中心的幻想。德意志帝国的信用级别已经降至与意大利平齐。

这一切都表明，德国国内正面临一场严重的财政危机。

丘吉尔并不是觉察到德国财政弱势的唯一一人。早在1908年4月，格雷本人就曾“指出财政可能会在今后几年中成为德国面临的一个严峻的挑战，德国也会因此受到束缚”。次年，正是通过德国驻伦敦大使梅特涅，格雷格外关注德国国内对海军开支的“抵制”。而英国驻柏林大使高慎也在1911年对这些关于海军开支的“怨言”发表了意见，并且在德皇试图驳斥“德国财力虚空的普遍观点”时表达了自己的质疑。《1913年军事法案》通过时，他写道，“每个阶层都乐于见到财政负担没有压在自己的肩膀上。”1914年3月，尼科尔森颇有远见地预言，“只有德国做好了继续为其军事目的而牺牲的准备，它称霸欧洲才指日可待”。

那些身在伦敦却对德国的财政内幕了如指掌的人也有着同样的思考。罗斯柴尔德对德国实力的局限性的体察非常敏锐：他于1906年4月说道，“德国政府很拮据。”当时又有一笔帝国贷款被投放到市场上。此外他也并没有低估德国银行在1907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所面临的困难。德国所承担的压力从许多方面来看比英国严重得多，并且由于短期公共部门的借款而逐渐恶化。罗斯柴尔德对德国向外国资本市场兜售债券印象深刻，这并非英国和法国在和平时期的权宜之计。德国的财政穷途还通过1908年4月大规模发行普鲁士债券和德国预算赤字得到了充分体现。不难想象，正如汉堡的沃伯格家族一样，罗斯柴尔德同样期待德国政府寻求在限制海军建设问题上达成一致。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时，外国资本的撤离将柏林市场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在银行家眼里，德国是虚弱的，实力并不强大。

美国外交官约翰·利什曼同样对《1913年军事法案》做出了自己的分析：

尽管许多人认为，德国的行为并不是被那些发动战争的潜在意图和声音教唆引起的——因为1/4的人认为即使赢了战争，德国的经济发展也会倒退50年——德皇的行为还是在其他国家中造成了猜测和困惑。随着德国军事力量的增强，法国和俄国的军队也有相应的发展，但人们很难理解德国政府为何会指望以剧增的累累负债来获得与之相匹配的优势；更让人不解的是，被横征暴敛的广大德国百姓如何能够温顺地向这迅猛增长的负债卑躬屈膝。

德国处于被各军事大国包围之势，必然被迫要保持自己的军事实力，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德国的国防事业，或者所谓的“思危”意识，如不以严重的经济骚动为代价，是不会有长足进展的……

然而，利什曼担心“一个实力强盛的军事政党”可能会“不顾政府的和平努力，将这个国家拖入战争的泥淖；在一些场合下，如果君主没有现任德皇这样有能力且又缺乏远见，就会发现自己可能无法抵挡战争派施加的压力……”1914年2月，当时的美国大使沃尔特·佩奇告诫美国国务院，“有的政府（很可能暗指德国）将会面临破产的厄运，而转嫁这一厄运的最容易的办法便是战争；战前的破产是不光彩的，但战后，一切都将被冠以‘荣誉’的名义。”他的目光被《柏林邮报》的一篇文章所吸引，该文章“敦促尽快开战，因为比起不久之后，德国目前的状况要更合时宜”。

事在人为。丘吉尔认为其危险性在于，比起“缓和国内局面”，德国政府可能会“通过对外的冒险来规避现实”。罗斯柴尔德也同样认为，财政局限可能会诱使德国政府寻求侵略性质的外交政策，甚至不惜冒“大规模增加新的陆军和海军开支”的风险。社会民主党首领奥古斯特·倍倍儿在其1911年12月那场难忘的国会演讲中表达了一样的观点：

所有国家会一直备战，直到某一天战争爆发：与其说这是无尽的恐怖，不如说其结局是恐怖的……他们会说：听着，如果我们继续等下去，我们便不会成为强者，而只会身处弱势……中产阶级世界众神降临的日子指日可待了。

该分析非常敏锐。小毛奇于1913年3月称，“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将战争视为缓解大规模军备、财政负担和政治紧张局面的出路。”

诚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内因素的分析已成老调重弹。然而，我们必须从另一个角度（除了国内的政治因素之外）重新审视战争的国内诱因：因为德国的财力限制了其军事实力，而这也或许是德国总参谋部在1914年所要思考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