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善恶之战的选择

在《罪与罚》一书的结尾，虚无主义杀人犯拉斯科尔尼科夫做了一个狂热而具有明显寓意的梦，其中，“全世界……在一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可怕的瘟疫中毁灭”，

那些被感染的人会立刻陷入疯狂。他们认为自己是如此智慧而正确，这种自信的姿态是史无前例的。同样，他们对自己的判断、科学演绎、道德观念以及宗教信仰深信不疑。所有的村庄、城市和国家都被这种病原体感染并陷入疯狂状态。每个人都神经过敏，用狐疑的眼光看待其他人，每个人都坚信自我即真理。当他们观望其他人时，他们捶胸顿足，愤然涕下，十分痛心。他们不知道该审判谁，该如何审判，他们无法明辨是非。他们不知道该谴责谁，该原谅谁。出于无意识的狂躁，人们相互杀戮。一支军队被召集起来抵御其他军队，然而这些军队一旦进军，它们的内部便开始出现分裂。队伍四散成一盘散沙，士兵相互推搡、挥砍、猛刺，撕咬和吞吃对方。在城市里，警钟从早到晚地嘶鸣着。所有人都被召集起来，人心惶惶，但却不知受谁之命，为何而来。平日的生意也没人去做，因为每个人都聒噪地固执己见，恣意批判，而不知悉心听取，农业生产也荒废了。在某些地方，人们会集合成群，达成某些共识，并承诺保持团结。然而话音未落，就开始做起相反的事情。于是他们开始相互指责，扭打成一团。火光冲天，饥荒四起。所有事，所有人，都毁于一旦。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场景在1914年到1918年的欧洲的确出现过。

人们究竟在这场末日之战中得到了什么？德国士兵已从比利时和法国北部被清除出去，罗马尼亚、波兰、乌克兰和巴尔干国家也是这样。德国、俄国和土耳其帝国的力量已大为削弱，奥地利也一并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领土锐减，此外还有大英帝国——它一步步地失去了爱尔兰。新兴国家逐步形成：奥地利和匈牙利分道扬镳，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此外还有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一道，完成了建立南部斯拉夫国家的目标——1929年正式命名为“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独立。尽管没能满足其领导人的愿望，但意大利通过获取南蒂罗尔、伊斯的利亚、达尔马希亚的一部分以及多德卡尼斯群岛（1923年）而扩大了自己的领土。在1871年失去阿尔萨斯–洛林后，法国重新收回了对两地的主权。法国和英国同样以“授权”前敌方殖民地的方式扩充了自己的殖民帝国，如法国的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的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后者还致力于建立“犹太民族之家”。这两位胜者还分割了喀麦隆和多哥兰。此外，德国在西南非洲的势力范围归南非所有，德属萨摩亚和德属新几内亚分别归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英国同样攫取了德国在东非的殖民地，这使得比利时和葡萄牙懊恼不已（它们仅分得了非洲并不吸引人的几块土地，被草草打发了）。萨松是正确的，这场战争已经发展成“侵略之战”；正如鲍尔弗所言，世界版图已经“被进一步瓜分了”。埃德温·蒙塔古在英国的战时内阁会议中讽刺说，他宁愿听到一些反对英国吞并整个世界的观点。美国与英国还为世界银行老大的地位暗中较量，而前者更是离全球经济霸主地位仅有一步之遥。威尔逊总统关于以国际联盟和国际法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的设想变成现实。但世界并没有注意到日本的自负狂妄，作为战利品，它将山东半岛从德国手中夺走；当土耳其和俄国对业已独立的亚美尼亚进行暂时瓜分时（这破坏了《塞夫勒条约》），同样没有出现激烈的反对声音。

更重要的是，战争推翻了罗曼诺夫、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王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已处于消亡的边缘），代替它们的是共和体制。就此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君主制与共和制长期斗争的转折点，这场斗争可以上溯到18世纪的美国和法国，如若更加追本溯源，则为17世纪的英国。尽管有两个君主制国家在1911年时就已经面临垮台——中国和葡萄牙——但1914年，这两个国家的共和意识还相当薄弱。实际上，战争给三大欧洲主要君主政体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并严重动摇了其他几个君主国的地位。在战争前夕，维多利亚女王的子嗣和其他亲戚不仅在大英帝国以及爱尔兰称王，其势力还涉及奥匈帝国、俄国、德国、比利时、罗马尼亚、希腊和保加利亚。在欧洲，只有瑞士、法国和葡萄牙是真正的共和政体。尽管诸帝国的战前外交中颇具火药味，但这些统治者私下却保持着诚挚亲密而友好的关系：“乔治”、“威利”、“尼基”（皆为通信时使用的昵称）之间的信件表明了这种世界性、多语种、拥有共同利益的皇家精英集团的持续存在。尽管英国的战争宣传者不断对德皇进行攻击和谴责（这些攻击被历史学家所采用），但威廉二世本人无须为1914年爆发的战争负责；实际上，当他得知英国会在全面战争中支持法国和俄国时，他也曾对奥地利占领贝尔格莱德进行限制，但却没有成功。沙皇也将其和平主义的意愿过多地托付给了他的总参谋长，因此有了“砸毁电话”的事件。尽管君主拥有多项涉及政治家和士兵的权力，但他们最终还是在相互敌对的全面战争面前犹豫了。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正如贝特曼在1914年的预言：“战争将会颠覆一个又一个君王的统治。”最终，君主的地位注定会受到一场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参加的战争的威胁。本质上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民主的战争。

因此，当战争开始造成损害时，君主制度是首当其冲失去其合理性的组织建构之一；因此，战争使得共和制走向胜利，这是18世纪90年代的人们做梦也想不到的。1918年7月，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家人在叶卡捷琳堡被杀，并被抛尸矿洞（直到80年后人们才发现他们的尸体）；德皇秘密出逃荷兰，他的政府坚决反对将其出逃看作是战犯的行为；哈布斯堡皇帝卡尔一世先后出逃瑞士和马德拉岛；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最后一位君主从君士坦丁堡慌忙出逃，搭上了一艘等待他的英国船只。英国、比利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意大利、南斯拉夫、希腊、阿尔巴尼亚以及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君主制因为没有受到战争影响而得以存留；在原有的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又萌生了新的君主制形态。然而，在战后的欧洲版图中，俄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巴尔干三国，以及白俄罗斯、乌克兰西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后几个国家在1919~1921年期间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皆诞生了共和体制。这是战争带来的惊人结果。俄国走向内战的命运或许就是德国发动战争的最初目的：打破东方大国的军事威胁。但其他所有参战国（包括德国）开始对列宁取得的胜利感到后悔。尽管世界范围内的示威游行活动风起云涌——从格拉斯哥到北京，从科多巴到西雅图——然而就像西班牙大流感，全世界人民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担忧未免被刻画得过头了。然而苏维埃俄国却逐渐成为甚于俄罗斯帝国的潜在的更大的军事力量，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新政权发展壮大的程度才足以成为新一代德国士兵的对手。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赢家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了其收获；由于国内的物价过高，不久后它们便发觉自己吃不消了。双方在战争中损失的人数超过了900万，约占到参加战争的6580万人中的1/8。在4年3个月的机械化屠杀中，每天平均有6046人因此殒命。大英帝国共有92.1万人不幸阵亡：根据英国军人墓地管理委员会发起人费边·韦尔的计算，如果这些死去的人肩并肩经过白厅，那么这支队伍的游行将持续3天半。1919年，埃内斯特·博加特试图对死者的资本价值进行评估；根据他的计算，德国总花销为70亿美元，法国为40亿美元，英国为30亿美元。实际上，根据人口统计，阵亡人口的空缺很快被弥补了（但替代者在技术上往往不如原来）。10年前移居海外的英国移民人数超过了在战争中牺牲的英国士兵人数。自1902年开始，德国的出生率锐减（1917年，从35‰之多跌至14‰的谷底），但在战争结束时，年轻人的人力资源从未出现短缺，甚至出现了相反的情况。1910年，年龄在15岁到45岁之间的男性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2.8%，1925年反而上升到23.5%。在英格兰和威尔士，15岁到24岁的男性人口数在1911年和1921年相差无几，其占总人口数的比例仅出现轻微下滑（从18.2%下降到17.6%）。

更棘手的问题是150万遭受永久伤残的士兵。在曾经服役过的1300万德国人中，有270万人落下了永久的伤残，其中有80万人接受了伤病抚恤金。奥托·迪克斯描写了那些伤残人士：昔日的前线英雄，今日却沦落到在贫民窟乞讨的地步。在法国，至少有110万人伤残，其中有10万人为永久伤残。超过4.1万英国士兵因为战争而不得不截肢，其中有2/3的人失去了一条腿，28%的人则失去了胳膊，另有27.2万人遭受着不需要截肢的伤病。20世纪30年代末期，22万军官和41.9万士兵仍在接受着残疾人抚恤金。除此之外，战争还以另外的形式摧残人们的身心：6.5万英国老兵因为“神经衰弱症”领取残疾人抚恤金，其中有许多人（如诗人艾弗·格尼）终生都在医院中度过。

战争还为活着的人带来了永不磨灭的悲痛。近期，历史学家将注意力转移到幸存者——包括阵亡者的父母、伴侣、兄弟姐妹以及朋友——面对并处理丧失亲人或朋友时处理情绪的多种方式。杰伊·温特认为，许多人都通过具有象征性的战争纪念物得到宽慰。毫无疑问，寄托于宗教同样有所帮助——包括相当流行但却是非正统的方式，即与死者的“灵魂”进行沟通。欧洲在战争中失去的人数要高于之后发生的犹太人大屠杀，英国在这一时代的确丧失了大批社会精英；然而他们牺牲的方式，以及并未受人口锐减影响的传统宗教精神和习惯则意味着战争生还者要比那些1945年从大屠杀中幸存的犹太人幸运得多（后者的整个民族都受到了影响）。实际上，战争留下的是将痛苦传递给那些没有遭到直接损失的幸运者；南非的珀西·菲茨帕特里克爵士提到所有英国人在每年11月11日11点默哀2分钟，他也是这个意思。那些在战争中痛失爱子的人的声明——阿斯奎思，博纳·劳、罗斯伯里、吉卜林、哈里·劳德爵士——证明了世间没有什么比白发人送黑发人更让人痛不欲生的了。吉卜林更是将这种悲恸寄托在作品中：他对儿子约翰所在军团的历史的描写备受后人称赞，其非凡之处在于轻描淡写中透出的深刻情感，而吉卜林关于战争主题的诗歌却包含浓浓的忧郁和愁思。然而回忆并没能帮助人们减轻痛苦。士兵戴维·萨瑟兰在1916年5月16日的一场突袭中阵亡，他的排长尤尔特·麦金托什中尉背着他的尸体穿过无人区，并写下了这首所有人都为之动容的诗：

啊，戴维的父亲，

他是您唯一的儿子，

新切割的泥炭正在腐烂，

工作被搁置一边，

这个老人无助地呜咽，

这个老人在痛苦中沦陷，

因为戴维，他的儿子戴维，

再也见不到他的容颜。

除了死亡、伤残和哀悼，战争还将一个世纪以来的经济成果在朝夕间摧毁。一项关于战争开支的统计得出了高达2080亿美元的结果，这正是战争导致的经济损失的一个缩影。战后数十年中的经济困境——那个时代货币危机导致了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和失业率高涨、贸易萎缩、债务横行——与1896~1914年经济的空前繁荣（这些年中，在稳定货币的基础上，就业率迅速全面增长，贸易和自由资本流动增加）相比，这种落差让人绝望。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人类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次黄金时代化为泡影。人们为此感到惊讶，在经历了如此大规模的屠杀之后，失业情况仍旧让人头疼；在经历了如此大规模的毁灭之后，提供给人们的工作岗位却少之又少。除了恢复人口，财政和货币的稳定是人们面临的重大问题。事后，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或许会批评政府平衡预算的能力——为了给创造就业提供资金援助，他们应当去借钱，但参战国的负债已经达到了最大限度，并且新赤字带来的收益是否超过花销还有待考量。艾肯格林认为，世界经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对恢复现有的不合理金本位制度的空想。民主议会拒绝践行旧有金本位制度。死板的劳动力市场——工会成员拒绝接受降低工资——让数以百万的资金浪费在失业救济金上。然而人们还有没有别的选择？那些通过货币贬值寻求逃避战争债务的国家在经济上取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浮动汇率的体制是否能够改善还不得而知。

当时，在对和平协议的经济条款的批评声中，人们感叹德国背负的赔款负担注定会让欧洲重燃战火。但我们已经了解，这种论点是不正确的。魏玛经济的瓦解并非因为战争赔款，而是一个自我毁灭的过程。法国在莱茵兰–鲁尔区与德国实行经济合作计划的失败同样也不应被过分解读；尽管对那些成功预言1945年后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学家来说这无疑很有趣，但两场世界大战中间并不存在相关性。和平带来的麻烦体现在别处，它存在于人们天真的幻想中，即裁军足以将军国主义根除（《凡尔赛和约》将德国国防军队的人数限制在10万人内）；此外，它还表现在“自决”的理论创新。

早在1914年12月，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便认为，任何和平解决方案都“要以欧洲国家和人民的发展和进步为基础，而不能让某些国家将其政府的意志强加到别国人民头上”。1915年5月27日，他在面向和平执行联盟的演讲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权力按照自愿的原则选择自己的政治道路”。1917年2月22日，他重申了这一原则：“每个民族都有政策决定的自由”；1918年1月8日（当时，“14点计划”在不同程度上被布尔什维克、德国以及劳合·乔治采纳），他结合“14点计划”中的第5~13点对这一原则的意义进行了详细说明。按照威尔逊的计划，国际联盟并没有保证其成员国家的领土统一，而可能会“根据自决原则”对未来的国土问题进行调解。

除了美国参议院对《凡尔赛和约》给予了的否认，对此还存在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中欧和东欧国家的种族异质性，具体是指生活在德意志帝国国土之外的离散的德国犹太人。表0–1揭示了1919年左右居住在中欧和东欧的以德语为母语的人群的大致分布情况。需要注意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至少有950万德国人生活在德国本土以外的地方，约占德语总人数的13%。如果算上生活在阿尔萨斯–洛林以及苏联（即所谓的“伏尔加德国人”）的德国人，这些数字还会更大；此外，它们还没有包括在欧洲以外的自觉的德国团体（实际上，如果算上这些组织联盟的人数，那么1918年后德国境外总人数将接近1700万人；在纳粹之后的宣传中，他们更是将这一数字鼓吹到2700万人）。

表0–1 德国人口在各大欧洲国家的数量，1919年（人数以千计）

将“自决”作为和平指导原则是致命的，因为这个原则并不适应现在的德国，除非它的领土扩大到比1919年前的帝国时期更广阔的疆域。共有两条路可供选择，第一种是有组织的伪善，但这样德国人就失去了其他地方拥有的“自决”权利；第二种是无法抗拒的修正主义，这种情况最终会结束，赋予德国人1914~1918年合并成果的重要部分。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即德国不会与残余的奥地利合并，但同时，它也要全民投票表决石勒苏益格、普鲁士东南部、西里西亚地区的归属。菲利普·吉布斯认为，正是和平条约“丝毫不顾及种族边界以及中间产生的仇恨和宿怨，才注定了一场新的战争的发生”。他的话至少有一半是有道理的。而实际上，引发矛盾的是和平缔造者们鼓吹的“自决”原则——如若不发生新的暴力冲突，该原则是无法在中欧和东欧落实贯彻的。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的情况预示着即将要发生的事情——120万希腊人和50万土耳其人被“驱逐”，而这意味着从自己的国家被驱逐出去。希腊的人口增加了1/4，这彻底改变了希腊马其顿的宗教平衡。相同的人口迁移也发生在欧洲，程度各不相同：到1925年，77万说德语的人离开了“失去的领土”，而1/5的人自从1910年便生活在那里了。希腊的人口转移按照宗教来进行，即未来发生的大规模驱逐大致基于种族差别的基础上的。尤其棘手的问题是那些将近有200万的“无国籍”难民，这是俄国内战导致的结果，他们大部分是逃避大屠杀的犹太人。如果德国人赢得战争，他们会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答案不得而知。就连沃伯格都在1916年呼吁德国在拉脱维亚和库尔兰的巴尔干地区建立德国“殖民地”：

拉脱维亚人很容易组织转移。在俄国，重新定居的问题并不很残酷，俄国人民已经习惯了……那些遭遇不公平对待的拥有德国血统的人们可以就此联合起来，在该地区建立殖民地。这些地方没必要并入德国，但是必须成为德国的附属地，以防重新被俄国控制。

然而对于东欧的犹太人来说，被相对于亲闪米特的德意志帝国征服，相对来说要比被布尔什维克控制要理想得多，然而被第三帝国征服的结果却是灾难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