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

第二种为与日俱增的国内和国外政策付账的方法，便是债款。如表5–3所示，在某些国家，这种选择尤为盛行。1887年后的一段时间，德国和俄国都曾大肆举借外债；然而，在俄国实行金本位、适应卢布增值时，俄国的债务负担却在1890~1913年提高了2/3，德国的债务更是增加了两倍。如果按照绝对价值计算，法国的借款额度也很高，而且其负债起点比德国还要高（因此增速相对较低）。1887~1913年，与其他强国相比，英国在降低国债水平的手段上相当特殊。考虑到布尔战争的开支使得政府抬高了债款——1900~1903年，总共增加了1.32亿英镑——这项成就就愈加让人印象深刻。

表5–3 各国负债情况（单位以该国货币单位以及英镑为准，1887~1913年）

*增长比率以英镑为准。

注：德国=帝国+各联邦州。

资料来源：Schremmer,“Public Finance”,p.398;Mitchell and Deane,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pp.402f;Hoffmann et al.,Das Wachstum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pp.789f;Apostol,Bernatzky and Michelson，Russian Public Finances,pp.234,239.

在经济空前增长的时刻，这些负债都是可以承担的。的确，4个国家的负债所占国民生产净值的比例都有所下降，正如表5–4所示。

表5–4 国家负债占国民生产净值的百分比，1887~1913年

注：德国=帝国+各联邦州

资料来源：同表5–3;Hobson,“Wary Titan”,pp.505f.

英国政府的公共借债史能够回溯到18世纪，这一点可谓无可匹敌。不同于其他主要欧陆国家，虽然英国经历了一系列炮火的洗礼（直到滑铁卢战争才算告终），但是却没有失信于债券持有人，也没有通过通货膨胀的手段投机取巧（这体现了回归1819年引入的金本位制度的重要性）。因此，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实际上直到1873年），英国国债比其他欧陆国家都要高，是公共税收的10倍多；而1818~1855年，债务费用则占总支出的50%左右。这使得英国的政客们极其担心再添新债：当这一天真正到来时（正如布尔战争期间），他们着实感到不安。正如财政部要员爱德华·汉密尔顿在1907年对阿斯奎思所言，“国家不能不明不白地增加集资量。所有人在布尔战争期间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们现在明白了，我们在那场战争中的借债对我们的信贷造成了极大的物质损害。”

然而事实是，“统一公债”（由英国政府于1751年开始发行的长期债券，19世纪的“金边证券”）的市场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直到当时都鲜有扩大。维多利亚时期的政客在限制公共借债方面如此成功，以至于债款的总值从1815年的8亿英镑下降到100年后的6亿英镑，这书写了19世纪财政史中独特的一笔。作为国家收入的一部分，英国的公共负债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达到历史新低——只有28%，远远少于其他国家的相应数据；债款总额仅是总税收的3倍，还款额度也只占总开支的10%。此外，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复杂的资金市场，由英格兰银行以及私营和股份制银行组成的非正式集团所管理，因此短期借款相对容易。

如果用现代标准来衡量，法国的公共借债额尤其高。1913年，该额度达到了国家收入的86%左右，比1887年上升了将近40%。这也是所有强国中的最高水平，因此其偿债额占中央政府开支比例也最高。这也反映了法国保持预算赤字的趋势（不管政治形势何其复杂）；20世纪，法国仅有若干年能够保持预算收支平衡，因此，与1815年相比，当时的债务不断累积，势不可当。大量的公共负债也正合那些待救济者的胃口，他们对永久年金（法国政府债券的基准；正如其名，它是无法依靠偿还而终止的）的依赖性甚至比英国那些鳏寡孤独者对统一公债的依赖性还要强。税额的削减产生了这样一种传统，从政府那里长期借钱，以获得虽然低但却稳定的利息回报。经济学家们仍旧是那些靠投资来生活的食利者，这并非偶然，这类人在19世纪的法国非常常见。

19世纪下半叶，俄国的公共负债总额也急剧攀升。1886~1913年，该数字翻了一番，从44亿卢布增长到88亿卢布。卡亨认为，国家为了给重工业扩张融资而大举借债，会导致“排挤”私营产业投资的现象——然而，与之相反的是，这种负担并非那么严重。由于俄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其负债从占国家收入的65%下降到战前的仅47%，此外，俄国的债款总额与税收的比率为2.6∶1，比法国（6.5∶1）和英国（3.3∶1）都要低。1900~1913年，偿债额在中央政府开支中占13%，略低于英国。因此，“排挤”的观点不攻自破：俄国资本市场债券占政府国债的比例从1893年的88%下降到1914年的78%。不管怎样，在国家负债中，有相当大比例的债款是向一些并没有准备对俄国的私营企业投资的外国人借入的。

德国的财政学遵循着一条基本原则：不论是额外开支（诸如军费）还是“有所回报”的开支（如国有企业投资），都更多地依赖借债，而非当期收入。有人认为，在和平时期建造海军力量需要“支付利息”，因此，提尔皮茨海军战略的资金筹措便有了正当的理由。1891~1895年的5年内，海军军费每年为8600万马克；而1901~1905年这5年，海军军费一跃增长到2.28亿马克。军费的开支也拉动了德国负债的增长：从11亿马克上升到23亿马克。1901~1907年，德国总收益平均有15%来自借债；1905年，这一收入来源则超过了1/5。偿债的费用占德国总支出的份额成比例地增长，这也导致了许多人对政策的不满：“为了国家债权人的利益，百姓变成了息奴。”此外，德国的长期赤字导致了短期债务的增长，从占总债款的4%上升到9%。

德国的情况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国家债务与政府的另外两个层级——州和城市的债款同步上升。实际上，这3个层级在资本市场上是相互竞争的关系。1890年，国家总债款为13亿马克，仅略高于城市级别的债款（10亿马克）。联邦州的综合借债额为92亿，是普鲁士的2/3。因此，排挤现象有可能会随之产生。1896~1913年，私营机构债券发行量增加了166%；1901年后，私营机构债券发行平均占到所有股市债券票面价值的45%~50%。截至1913年，公共机构债务总额上升至328亿马克，其中一半以上是国债，16%由国家发行，剩下的则归属城市。不同于英法两国，为了给公共机构借债融资，德国需要国外的支持。1913年的公共总债款中，几乎20%来自于国外投资者。

虽然情况极其复杂，但我们也非常有必要将德国的债务负担弄清楚。战争前夕，公共债务总额差不多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60%。1913年，逐渐上升的还债压力已经占到了公共开支总额的11%。如果将协约国中央政府的负债情况与德国国家和各州的综合情况加以对比（如表5–4所示），我们会发现，后者实际上比俄国和法国的还要低。

奥匈帝国同样对逐渐逼近的财政灾难深感忧虑。正如荷尔斯泰因19世纪80年代末向德国呈交的一份报告中写的，“尽管施行了一系列新税收政策，预算的平衡仍旧只是个‘虔诚的愿望’。与此同时，他们还在乐此不疲地继续借钱……”经济学家E·伯姆–巴维尔克坚称，双君主立宪制“已入不敷出”。不用说，奥地利人对匈牙利人支付债务的方式一直心怀戚戚：匈牙利每年偿债的数额都按照统一的额度——290万荷兰盾，而其西边的奥地利人则要为任何可能的新借债而劳神。然而，这些暂时性的焦虑再一次显得有些过头了。实际上，1913年，公共借债的总额还不及国家收入的40%。与1867年前相比，这在财政上已经算是相当节制了。1907年，奥地利的还债额仅是其支出的14%，而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这一数字高达33%。

总而言之，军备竞赛对于公共借债的影响并不重要：有时，尽管军费确实增加了，但债务负担却下降了。然而，有些人还是为政府债务的绝对增长一筹莫展。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借债金额的增长，这一点可以通过政府债券的价格（或获利）来衡量。

在19世纪，国际债券市场已经演变成对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动向格外敏感的晴雨表。1900年年初，投资基金（大部分是西方世界有产阶层的存款）的流动性巨大，虽然与其当时的政治影响力仍不成比例，但其巨大的波动起伏值得历史学家对此更多关注。这是个相对而言有效率的市场，购买和售出的个人和机构在1914年为数众多，而交易成本也相对较低。此外，由于国际沟通方面的重大突破——特别是电报的使用——使得该市场能够及时获取政策信息。1890年左右，债券价格的下降——或者是获利的增加——被广泛认为是财政“过度膨胀”的象征（如表5–5所示）。

表5–5 欧洲主要债券价格，1896~1914年

资料来源：Economist（每周收盘价格）.

实际上，造成债券价格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货膨胀：由黄金产量的增加，以及造成纸币及非现金交易方式（特别是跨行结算）增加的银行业务的飞速发展而引起的货币现象；然而，也有人将债券获利的增长诠释为市场对懒散的财政政策的抵制现象。只有当公共机构的债券发行通过在资本市场上与私营机构的债权相竞争，全面推动借款成本上升时，这种说法才成立——正如发生在德国的情况。然而，许多国家的政府（甚至英国也是其中之一）通过对“左翼”和右翼的批评，来平息对无节制财政的谴责。表5–6告诉我们，债券收益上升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然而，更重要的是，不同国家的债券获利存在明显的不同和“差距”。这些获利差距不仅真实地展现了关于财政政策的市场评估，更表现了稳定政局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市场评估，毕竟改革、战争和破产之间一直存在共通的危险性。或许在经历了1904~1905年的战争，以及经济、政治上更为普遍的“滞后”问题后，俄国会不出所料地被认为是所有强国中信贷风险等级最高的国家。更让人吃惊的是，尽管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德国与英法两国的债券获利却出奇地相似。这种现象不能被简单解释为德国的私营部门在柏林的资本市场上有更大的需求（并且无论如何，投资者们一般会在不同政府的债券间做选择，而非选择工业证券或债券），伦敦也是一样。简而言之，投资者们认为威廉德国在经济上的实力不及其西方对手。

表5–6 主要国家的债券获利，1911~1914年

资料来源：Economist（英国每月平均价格）.

《经济学人》等金融杂志更为直观地向我们提供了一周和一月时间内债券价格的走向。出于一些历史原因，不同国家的债券的名义利息不同：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的统一国债支付3%的利息，但在1888年和1903年，这一比率分别下降到2.75%和2.5%。截至19世纪90年代，英国和法国的债券支付3%的利息，但俄国则为4%，其在1905年后发行的新债券更是达到了5%。当然，当时的投资者普遍对债券的获利更感兴趣，出价根据每个国家各自的还债能力也或高或低。为了便于比较，我假设每个国家的付息率皆为3%，并从获利比率和债券价格方面对其进行重新计算。图5–4揭示了1900~1914年经过重新计算的英国统一公债每月平均价格；图5–5则是同时期法国、德国和俄国债券的每周收盘价格，其中对俄国的价格做了类似的重新计算。

德国的债券比英国和法国的债券价格低很多，平均大概低10%。尽管技术层面的困难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但从根本上看，债券价格差距反映了德国债券较英国相比，具有更高的可感知的风险。德国与俄国之间的债券价格差异也同样明显：在日俄战争及后续发生的革命期间，这种差异迅速扩大，这不足为奇；但截至1910年，两国间的落差又缩小到甚至比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差距还要小。不止英国和法国拥有优于德国的信贷风险，就在比洛下台后不久，德国的4%帝国债券价格跌至比意大利的3.5%债券还要低。

当时的人们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一点。1909~1910年，德国和普鲁士共计发行12.8亿债券，这使得许多观察家，包括财政部政务次长阿道夫·韦穆特，做出了如下总结：德国的“财政武装”无法与其“军事武装”相媲美。德国提高获利的问题尤其让诸如沃伯格这样的国际银行家挠头。1903年，在比洛的教唆下，沃伯格试图在用餐后与德皇进行一次交谈，但却被后者一句自信的保证打发了：“最先破产完蛋的肯定是俄国人。”1912年，沃伯格上书全体德国银行家代表大会，名为《适合我们与不适合我们的提高国债的方法》；次年，经济学家奥托·施瓦茨反驳了德皇早期的言论，并断言德国现在的财政情况要落后于俄国。1908年德国一项新的高利润贷款也遭到一些人的质疑，被戏称为“战争贷款”。

图5–4 英国统一公债每月平均价格，以3%的息票计算，1900~1914年

资料来源：Accounts and Paper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vols.li,xxi.

图5–5 法国（上）、德国（中）和俄国（下）每周债券收盘价格，皆以3%的息票计算，1900~1914年

资料来源：Econom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