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问题上的“不承诺”

如果认为英国在战前对可能发生的法德战争制订军事计划导致战争的发生不可避免，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内阁成员中大多数人（暂且不提议会）起初都隐瞒了英法会谈的情况。桑德森曾对康邦说，在对法国进行军事承诺的问题上，“意见产生了很大分歧”，“一旦更为明确地提出来，就会立刻遭到内阁的否定”。特别是连首相坎贝尔·班纳曼一开始也并不知情。当得知有关情况后，他表达了自己的不安：“对于联合备战的强调……极似一种高调的承诺。”霍尔丹于是不得不向总参谋长利特尔顿明确表示，“我们绝不会因为刚开始谈判就作出承诺”。既然如此，格雷也就不可能如外交部主战派马利特、尼科尔森和克罗所愿地推动英国与法国的正式结盟。在1909年3月帝国防卫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召开之前，行事风格更为谨慎的常务次官哈丁在其声明中强调：“我们并不能保证在大陆战争中支援法国，并且……对于军事援助，法国唯一抱有希望的根据只是法国武官与我国参谋部间进行的半官方会谈。”因此，小组委员会的结论是，“如果德国对法国发动攻击，是否向法国派出陆军或单纯依靠海军对之进行军事援助，则只有当这种情况出现时，由政府即时作出决定”。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及其后勤问题）只是刚刚进入讨论范围，就像“冷战”时期美国曾考虑如果苏联进攻西欧时美国有可能对之核打击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有一点是必须突出的：不能简单地因为拟定了战争计划，就断定战争不可避免。1911年2月，就连反德派的艾尔·克罗也不得不承认，“其实从根本上说……协约并不是盟约。就紧急状况来说，协约可能派不上任何用场，因为协约仅仅是想法的框架，是两个国家政府在一般性政策上共同意见的表达，但过于含糊其辞让它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最终作出决定的不是格雷，而是内阁；按格雷的讲法，总体上政府是“相当自由的”。对大法官劳尔伯恩来说，介入“一场纯属法国人自己的争端”，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决定，因为这意味着面对“保守党与内阁中大多数人的反对……政府将骑虎难下”。1911年11月在内阁投票中，两个明确拒绝对法进行军事承诺的决议以压倒性优势（15票对5票）击败了格雷。1912年11月，这个问题再次被提上议程，内阁中的激进派在海军至上论者汉基和伊舍的支持下，成功迫使格雷在下院否认曾向法国作出任何秘密的军事约定。霍尔丹认为自己在内阁会议中，“在任何问题上都游刃有余”，但阿斯奎思呈递给国王的内阁结论并非如此：“总参谋部在与他国参谋部的会谈中，不得直接或间接承诺对该国进行陆军或海军方面的军事干预……若涉及陆海军方面的协同行动，必须预先得到内阁的同意，方可继续就该议题进行商谈。”这也就难怪驻德法国武官认为，如果法国与德国交战，“英国几乎不可能对我们提供援助”。克罗仍然坚持要求“将我们与法国的一般性协定扩大化、具体化”，但反对结盟的意见占了上风。1912年丘吉尔关于海军责任范围划分的解释（法国海军集中于地中海区域，而英国海军则负责本土海域）便是最好的说明。丘吉尔认为，这种划分“是两国独立的决定，因为就各自的利益来说是最好的安排……它们并非来自任何海军协议或约定……如果我们决定在某种情形下置身事外，任何陆海军协议都不应该强迫我们介入”。

由于哈考特和伊舍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里都反复地强调这一点，格雷别无选择，只能告诉康邦“政府并没有承诺……在战争中进行合作”。英国与俄国间的会谈则几乎没有涉及军事上的承诺。事实上，对于俄国在近东地区毫不客气的野心，英国当局的不安情绪正日益强烈。1914年5月，格雷告诉康邦：“哪怕在最宽松的条件下，我们也不能与俄国建立任何军事协定。”1914年6月11日（萨拉热窝事件前几天），他不得不再次向下院保证：“如果欧洲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对英国是否英国参战，政府或……议会的决定将不受任何未公开协议的限制或束缚。”

因此，格雷策略唯一合理的根据（英、法的军事协定可以阻止德国进攻法国）也无法成立了。他在出任外交大臣后不久就表示：“英国与俄国、法国的协约将是绝对安全的。”“如果有必要限制德国，我们完全是可以做到的。”以上观点促使他、霍尔丹乃至国王在1912年向各界的德国代表声明，英国“无论如何都不会允许法国被践踏”。这些声明常常被历史学家看做是英国作出的明确承诺，只是被德国不顾后果地忽视了。但德国政府也已经意识到，协约并不像格雷希望的那样“绝对安全”。实际上，在内阁同僚的压力下，格雷不得不公开否认与法、俄结成防御同盟的想法。一旦遭到德国攻击，法国唯一能找到的慰藉，只能是温切斯特公学和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出身的格雷作为一个英国绅士所作出的私人承诺。但格雷只有说服内阁的大多数人同意自己的意见才能兑现这个承诺，而1911年他的尝试完全失败。如果他无法说服内阁，他甚至政府官员都将辞职——德国人因此会松一口气。那么，贝特曼·霍尔维格愿意在这个问题上下赌注是否别有原因？既然1914年7月《曼彻斯特卫报》能那样自信地宣称“不存在什么同盟条约会将英国卷入奥地利和塞尔维亚的冲突的危险”，既然阿斯奎思在7月24日表示“除了旁观，我们没必要多做什么”，那么贝特曼·霍尔维格为什么会有其他想法？两相比较，英国在立场上的不确定反而会增加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因为这反而促使德国开始考虑先行出击。但可以肯定，英国的介入并不是必然的——1914年7月，形势的发展正好相反。

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之后，伦敦方面很清楚奥地利政府实际上是想要“回敬塞尔维亚，让它吃点苦头”。格雷的第一个反应是担心俄国会作出怎样的回应。由于看到奥地利和俄国可能会发生冲突，他试图通过德国间接地平息奥地利的报复行为，以期重现此前他在巴尔干外交政策上的成功。起初，格雷力劝奥地利和俄国“一起进行商谈”，希望他们能就塞尔维亚问题达成一致条款，但恰好在圣彼得堡的法国总统庞加莱否定了这个建议。由于无法肯定自己确有能力缓和俄国情绪，同时出于对德国政府会借机“怂恿”奥地利人的担心，格雷改变了策略。他向德国大使利赫诺夫斯基提出警告，俄国会站在塞尔维亚一边，并且预言一旦爆发大陆战争就同时会爆发第二次1848年革命，建议其他四个国家（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对奥地利和俄国进行调停。

从一开始，格雷就极不愿意透露英国会对这场冲突的升级作何反应。他知道如果奥地利在德国的支持下向贝尔格莱德提出过分的要求，同时俄国为保护塞尔维亚而进入备战，法国很有可能会介入这场战争——法、俄间的协约对此有所规定，而且这也非常符合德国的军事战略。英国与法、俄签订协约，就是为了阻止这样的法德战争。不过，格雷也担心，英国将对法、俄施以军事援助的过强信号（如克罗和尼科尔森所预言的），也许会鼓励俄国冒险发动战争。他发现自己进退两难：怎样才能既不鼓励法、俄的军事协定，又能阻止德奥同盟？不幸的是，他给人造成的印象却和他的想法正好相反：7月26日（周日），法国认为可以指望英国的军事援助，而德国则很“肯定”英国会采取中立立场。正如雅戈对康邦所说的，“你有你的消息来源，我们也有我们的”。不过，他们获取情报的来源其实都一样。德国政府仍然毫无顾忌，表面上对格雷的调停建议感兴趣，实际却并没打算采纳。

公平地讲，格雷精心打造的含糊性策略几乎成功了。塞尔维亚政府认为自身不堪一击，于是接受了奥地利的最后通牒（尽管其中的条款在格雷看来“极为可怕”），仅仅要求稍稍作些改动。而且，让贝特曼·霍尔维格和毛奇不安的是，尽管他们一直在极力劝说奥地利不要把格雷的调停建议当回事，但威廉二世却认为塞尔维亚的回应是德国在外交上的胜利，督促维也纳“在贝尔格莱德停止前进”，即暂时据守塞尔维亚首都（和1870年普鲁士占据巴黎一样），以确保奥地利的要求得到落实。雅戈曾提到，如果俄国只在南部备战（这就意味着俄国要对付的是奥地利不是德国），德国将不会有所行动。这番声明很令人困惑，而威廉二世的举措则加深了这种困惑。格雷在意识到德国政府并非真心支持四国会议的计划时，曾再次提出俄国与奥地利之间进行双方会谈；此时，俄国外交部长萨佐诺夫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有了出人意料的变化。一度看来，大陆战争是可能避免的。然而对格雷来说，不幸的是柏林和圣彼得堡之间早就存在巨大的隔阂。一方面，萨佐诺夫不打算任由奥地利占领贝尔格莱德，因为这在他看来会严重削弱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另一方面，贝特曼·霍尔维格对奥地利最后通牒的态度也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局势发展至此，战争逻辑开始逐渐取代外交权衡。甚至在奥地利炮轰贝尔格莱德之前，萨佐诺夫及其军事部门的同僚们就已经下达了局部军事动员的命令；在得到德国正在计划进入全面战备的警告时，他们立刻试图将局部动员令改为总动员令。这正中德国下怀，有此借口，它不仅可以针对俄国，还可以针对法国下军事动员令了。没人再想起俄奥双方谈判的建议，取而代之的是一场奇怪的“反向拉锯战”。为了避免国内舆论的压力，德国希望俄国先发起军事动员，而俄国也是这么考虑的。大陆战争一触即发。当贝特曼·霍尔维格最终明白德国一旦攻击法国，英国也许会马上参战时，他开始试图说服奥地利进行谈判，但奥地利仍然拒绝终止军事行动。英国王室从伦敦向圣彼得堡紧急要求停止动员令，同样也是徒劳无功。因为用俄国总参谋长亚努什克维奇的话来说，他已经“砸了电话”，以免再接到沙皇的撤销令。如果俄国继续执行动员令，德国人就会坚持认为除了进入战备状态外已别无选择，这就意味着德国对比利时和法国的入侵。总而言之，当俄国决定下部分动员令时，泰勒所谓的“有计划的战争”已不可避免——这是一场在欧洲大陆国家之间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战争。而不同于战争回忆录和决定论史学观点的是，英国此时仍然可以避免参战。

法国和俄国政府此刻开始严肃地要求格雷表明英国的立场，这其实不足为怪。法国人认为，如果格雷“宣布德、法一旦开战……英国会对法国施以援手，战争就不会爆发”。格雷一直以来都向利赫诺夫斯基暗示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但他知道单凭自己是无法对法国作出这个承诺的。他已争取到外交部主战派的支持，认为协约本身已经“形成”了某种“道义上的承诺”，否认这种承诺会“让我们的好名声招致怀疑和抨击”。但是，1912年的情势表明，格雷如果得不到内阁同僚和党内的支持，就无法行动——而且还不能忽略“公共舆论”这种模糊不清却又被经常引用的抽象概念。他是否能赢得这几方面的支持，从而能够公开作出对法国的军事承诺，还不得而知。前文已经提到，自由党中有大量政治家和记者对这种承诺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伦敦当时因战争威胁而出现的严重经济危机更是增强了这股反对力量。7月30日，外交事务委员会后座议员席的22名自由党成员通过阿瑟·庞森比透露：“任何赞成英国参与欧洲战争的决定，不仅都将遭到史无前例的反对，还将让政府大失民心。”此时，内阁也像在1912年那样意见不一，而且赞成支援法国的人也只占少数。因此最后的结论是不作任何决定，正如地方政府管理委员会主席赫伯特·塞缪尔所说的，“如果双方都不知道我们会怎么行动，那他们也不会想冒这个险”。

格雷最多只能是“为了避免自己将来被斥为背信弃义”，再次私下告诉利赫诺夫斯基，“如果德国和法国卷入战争，那么……英国政府会被迫立刻作出决定，不可能再置身事外、犹豫不决”。较之格雷在此前的声明，这番话对贝特曼·霍尔维格造成了更大的震动。因为这是格雷首次向德国暗示，一旦有必要，英国会迅速对法国进行支援。而贝特曼（在得知格雷对利赫诺夫斯基的警告之后）为争取英国中立而提出的条件，也在伦敦方面造成了同样的震动，主要原因在于这明显暴露了德国进攻法国的意图。但是，尽管德国提出的条件遭到了断然拒绝，英国也不会因此必然介入战争，而且7月30日丘吉尔在海军方面进行的有限战备工作在重要性上也不能等同于大陆军队的动员令。正相反，格雷在发出警告之后，在对德国的官方言辞上明显变得温和，试图最后再为四国斡旋计划作一次努力。实际上，在7月31日早上格雷甚至对利赫诺夫斯基说：

如果德国可以提出任何合理建议来表明德国和奥地利仍然会维持欧洲和平，同时俄国和法国也没有理由拒绝这样的建议，那么我一定会对德国表示支持……甚至可以说，如果俄国和法国拒绝了这样的合理建议，那么由此产生的任何后果与贵国政府无关。

格雷所说的“合理建议”，是指“如果俄国与德国发生战争，而且法国保持中立（或仅在自己的国界上部署军队），德国同意不对法国进行攻击”。就连悲观的利赫诺夫斯基也开始认为，“假如发生战争，英国很可能会持观望态度”。巴黎对此反应很冷淡。8月1日晚上，格雷坦率地告诉康邦：

即使法国无法从这种形势中（即德国提出合理建议）受益，因为该盟约并没有涉及英国，我们对其中的条款一无所知……所以法国届时必须自己作出决断，不要指望我们的援助，因为我们目前无法作出承诺。……我们此时不能向议会提议派出军队远征大陆……除非战争深刻涉及到我们的利益和责任。

正如格雷向康邦所说的，私下里警告利赫诺夫斯基“并不等于……对法国作出了某种承诺”。

在这段关键时期里，格雷的行为反映出阿斯奎思内阁中严重的意见分歧。在7月31日举行会谈的19人，因意见不同分为了三派：支持立刻宣布中立的莫利、伯恩斯、西蒙、比彻姆和霍布豪斯等人（与自由党内大多数人意见一致）；支持参战的格雷和丘吉尔（只有这两人）；犹豫不决的克罗、麦克纳、霍尔丹和塞缪尔等人。莫利强烈反对站在俄国的立场上参战，这也是大多数人的倾向。不过，格雷提出如果内阁采纳“坚决不进行军事介入”的意见，他就辞职——这番威胁让意见各方陷入僵局。内阁达成的一致意见认为，“国内舆论让我们现在无法支持法国……我们不能作出任何承诺”。在获悉德国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后，8月1日晚丘吉尔说服阿斯奎思下达海军动员令，但僵局并没有打破。这只是促使莫利和西蒙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提出辞职，大多数人又再度意见一致地反对格雷多次提出的请求（明确声明英国立场）。那个关键的星期天召开的首次会议最后也仅仅是同意“如果德国舰队开入英吉利海峡或穿过北海对法国海岸线，或法国船舶发起攻击，那么英国舰队将不遗余力地对之进行保护”。即使是这一点（这根本还算不上战争宣言，因为德国海军极不可能如此行动），对商贸管理委员会主席伯恩斯来说也是难以容忍的，他因此宣布辞职。正如塞缪尔所强调的，“如果这个问题引起了争议，阿斯奎思也许会站在格雷一边……其他三人坚持己见。而我们这些余下的人都会辞职”。当天在比彻姆家用午餐时，7位部长包括劳埃德·乔治都表示，即使是有限的海军动员，他们也对之持保留意见。如果他们知道格雷已经偷偷地撤回了向利赫诺夫斯基提出的建议（即如果俄、德开战，法国应持中立态度），而且利赫诺夫斯基当天早上在与阿斯奎思一起吃早餐时伤心落泪，他们也许已经开始实施保留意见了。结果，在格雷以辞职为要挟说服内阁向比利时作出承诺之后，莫利、西蒙、比彻姆三人也和伯恩斯一样提出了辞职。查尔斯·特里维廉这位年轻的部长也紧随其后递交了辞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