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争取当地人民的合作

如何争取当地人民的合作

进行短期的操作也许是民主帝国的内在特质。通过竞选周期强加给行政当局的政策约束是相当严厉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已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美国人的伤亡水平与战争期间执政者的民意支持之间存在反向的关系。有些人坚持认为，“越战综合征”在20世纪90年代最终被“踢出局”了。然而，在现实中，美国大选对伤亡率的敏感度自冷战以来似乎变得更加强烈了。2003年4月到10月间，民众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率下跌了29%，而在那段时间里，只有350名现役美国士兵牺牲，其中仅2/3的人是在敌对行动中阵亡的（见图11）。相比较而言，越战进行了大约三年的时间之后，并且有超过3万的美军士兵“在行动中牺牲”才降低了民众对战争的相同的支持率。所以，美国的政治家们在大戏还未闭幕之前就寻找退却战略的想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图11 伊拉克战争，2003年：伤亡人数和民众支持率

不幸的是，短期的国家重建计划存在致命的缺陷，美国人即将撤退的许诺一经发出，要确保当地人的支持就极难做到了。更重要的是，被占领国的居民一旦相信这样的一种许诺，则更加困难。也许大英帝国是比其他任何帝国都注重当地合作基础的，不然的话，不到1 000人的印度事务文官又如何统治印度这样一个有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呢？但是伊拉克人为何要冒险与像L·保罗·布雷默这样不可靠的占领者合作呢？他刚刚为伊拉克建立了一个行政委员会后，便说要收拾行李走人了。特别叫人震惊的是，最初不能接受美国撤军想法的反而是大多数的伊拉克人。2003年7月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中，当人们被问到：“就在此时此刻，你是希望美军（和英军）撤离呢？还是留下？”只有13%的人赞同立即撤军。几乎1/3的人——即31%——回答说“盟军至少应该在这里待几年”，还有25%的人回答“待一年左右”。

这里给我们提出了至关紧要的一点。那就是，滞留期限是“国家重建”能否成功的关键。美国军事干预最成功的国家恰恰是美国军事驻扎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这决不仅仅是一个巧合。正如我们所见，布什总统经常拿日本和联邦德国在1945年以后的情况来佐证美国军事干预所能取得的成果。“美国以前兑现过，也信守了这样的承诺”，2003年2月，他是这样说的，暗示了那是一个与1945年相似的情况，“打败敌人之后，我们不会留下驻军，我们只留下宪法和国会。”这句话忽略了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那就是美军在日本的正式占领持续了7年，而在德国则长达10年之久。而且，直到今天，美军在那两个国家的军事部署仍然是所有国家中规模最大的。这里还需要提一下第三个成功的案例：韩国，在几乎40年的美军军事存在之后，韩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相比之下，美国1989年开始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进行了许许多多短期的军事干预就没有产生什么好的效果，很可能还导致了大量的恶果。很不幸，为伊拉克（更别说阿富汗了）设定的期限更接近这些失败的先例所设定的期限。仅仅依靠两年的时间跨度，巴格达是根本不能够转变成一个西方民主国家的首都的。尽管2003年的伊拉克与1945年的联邦德国在社会、文化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个目标就其本身而言还是现实的。2003年9月，几乎2/5（39%）的参加盖洛普民意测验的巴格达人的选择是，最希望看见在伊拉克建立一个多党制议会制的民主国家。比这略多些的人（42%）认为这种政治体制有可能在6年之内在他们国家开始运行。然而，超过半数的人（51%）相信，结果如何取决于美国直接影响的效果。看起来，许多伊拉克人希望美国人驻留的时间要长于美国人自身计划要驻留的期限。而且，伊拉克人期待其政治体制将受惠于美国持续的存在。很可惜，如果美国确实在2005年就要离开伊拉克的话，那些伊拉克人民的希望当然就会破灭。秩序还未恢复，经济生活还未复苏的情况下所举行的不成熟的大选，几乎肯定不能产生一个稳定的政府。它们将更有可能在伊拉克社会强化种族和信仰的隔阂。

传统观点认为在战后的德国实行民主化是必然会取得成功的，因为德国社会高度发达，种族单一而且那里的人们对20世纪20年代以后实行的民主制仍记忆犹新。这种比较忽视了一点：第三帝国曾以人类历史中最为极端的意识形态将德国的政治文化改变到如此恶劣的一个程度。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是远比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糟得多的“流氓政权”。只有带着后知之明的角度来看，才会认为德国转型成为一个稳定的西方民主国家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那么，如果要使国家重建计划得到运行，有没有把美国人想要很快回家的冲动与为伊拉克长期承担义务这两种想法加以折衷，并找到妥善的办法呢？在这一方面，大英帝国的经历再度可以成为效法的对象，虽然这次的案例不是伊拉克，而是埃及。毕竟，伊拉克加入到大英帝国版图从时间上相对晚了一些，而且当时的英国已经财促力拙。英国人对伊拉克的问题从未真正上心，即使有的话，也要受财力的限制，而埃及就不同了。埃及是英国19世纪80年代获得的属地，正是大英帝国的经济和战略实力达到顶峰的时候。对埃及的统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结束，这是自由帝国如何管理其领地的完美模式。但是从一开始，英国人就公开坚称，埃及不是由他们管理的，而是由埃及人自治的。

英国121年前对埃及的占领与今天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两者之间是何其相似，令人惊讶。布什政府可以从这个先例中吸取一个十分明显的教训。“宣布要离开”有很多表达方式，只要你不是真心想走或做出要离开的行动。

1882年，一个名叫赛义德·阿赫迈德·阿拉比的民族主义军官在埃及夺取了政权，推翻了亲英的埃及总督图菲克的统治。首先，这同萨达姆在伊拉克发动的政变有不同之处。阿拉比不是萨达姆那样的人，而且英国发动这场海外干预的借口也不同：一个是阿拉比在亚历山大港用暴力打击欧洲居民，而对伊开战的借口是萨达姆对于国际社会责令其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要求置若罔闻。然而，进行干预的更深层的原因和后果惊人地预示着今天伊拉克的纠葛和纷扰。开始的时候，新当选的一届英国政府在1879年的竞选大战中作过保证，不会以帝国主义的方式行事。自由党领袖威廉·爱华特·格莱斯顿还曾经谴责主要竞争对手本杰明·迪斯雷利爱管埃及的闲事。“如果我们海外扩张的第一站在埃及，” 格莱斯顿警告说，“无论用盗窃手段或购买手段获得，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将是我们的北非帝国的雏形，今后会越长越大……直到我们最终跨过赤道同纳塔尔和开普敦连为一体……”在对中洛锡安郡的选民所作的著名演讲中的第三篇里，格莱斯顿陈述了自由党外交政策的6条原则。这6条原则中包括与其他欧洲大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避免不必要的海外纠葛，对所有的民族“一视同仁”以及热爱自由。这全然不能算是一个单边的帝国主义者干预的公开宣言。实际上，直到1882年1月，格莱斯顿仍坚持认为：“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将是“解决‘埃及问题’的最好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 他从未没有放弃对“真正推进埃及的制度建设及自治政府建立”的希望。

第二，英国在这个国家确实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今天在伊拉克的石油，就是那时候的苏伊士运河。将这条运河作为交通要道的英国船只占全部通行船只的80%以上。实际上，英国整体贸易的13%经由这条运河。到1876年，英国已经持有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巨大的股份。此外，在美国内战期间，埃及经济成为对皮棉原料永不知足的英国纺织工业的一个替代来源。不仅如此，埃及巨大的外部债务捏在英国债券持有人的手中，包括新首相本人。今天，自由派的评论家们对小布什政府与哈里伯顿石油公司的关系咬牙切齿。但是哈里伯顿的股价在其前首席执行官迪克·切尼成为副总统后的三年时间里下跌了1/3，而格莱斯顿决定入侵埃及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他对埃及贷款投资的价值一下子剧增——幅度超过40%。若当时这个消息被外界知道的话，很难说会对格莱斯顿绝对清廉的声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即便没有这些，人们还普遍质疑政府的动机至少部分是唯利是图的：一个评论家发现金融势力在幕后操纵，其唯一的愿望就是将埃及变成由欧洲人所控制的债券红利支付机器，并由欧洲籍的雇员操作。

第三个事实是，任何危机的解决都需要让法国人参与进来。法国人也是埃及债券和运河股份的重要持有人，实际上也是运河挖掘的始作俑者。自从1876年埃及人拖欠债务以来，这个国家的金融就受控于英–法联合控制委员会的手中了。格莱斯顿对埃及危机的一个即刻反应就是继续这个跨海峡两岸的合作关系。当时的人们普遍相信，牵涉到被称之为“近东”的任何决定应当由五个大国协商作出——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和沙俄——而土耳其（仍旧在埃及可以行使正式的宗主权）遭到胁迫，五大国最多只是问一下它的意见而已。简言之，维多利亚时代的经常性的大国会议，相当于今天的联合国安理会。19世纪 80年代，他们也差不多有同样的功效。格莱斯顿是一个有作为的国际主义者，他尽力确保对埃及采取军事行动得到外国的支持，就像乔治·W·布什为了对伊拉克采取行动，寻求联合国的明确授权一样。他们两个人寻求支持的努力都失败了，接着都作了无论如何也要采取行动的决定，从而使得大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尤其是与法国的关系。格莱斯顿一直坚持他是“和平事业的苦工”，并且埃及从“欧洲行动中被中立化了”。法国人在一旁冷笑起来，而德国人则心满意足。第四个相似之处就像今天伊拉克的情况一样，至少在民众中间反对海外军队占领的呼声很高。正如那个玩世不恭的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妙语所指出的，“穆斯林的感觉仍然如此强烈，我相信我们作为幕后操手，比起当假模假样的统治者更为安全和强大”。埃及人对英国侵略行动的怨恨从未消失。

正如2003年在伊拉克所发生的一样，国内的民众起先对入侵埃及后军事上的快速制胜感到欣喜。加内特·沃尔斯利子爵在泰尔–阿尔–克尔比用了几小时的时间，以最低代价的英军伤亡就一举粉碎了奥拉比的部队（英军54人阵亡，而埃及部队至少有2 000人阵亡）。这种胜利正是刚刚出现的大众化新闻媒体所喜爱的。实际上，即使是情操高尚的格莱斯顿也禁不住为这欣快的情绪所感染。“我们和整个国家沉浸在喜悦之中，”他在沃尔斯利大胜不久后这样写道，“我们当然应该处于一种良好的幽默感之中，因为我们为我们的军队而感到高兴，为我们的海军、我们的海军上将、我们的将军们和我们的组织感到高兴。”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种好的情绪比2003年美国相似的情绪要持久得多。实际上，英国的新闻报纸的读者们很快就热心于大英帝国统治是否也能拓展到苏丹的前景，当时，颇有感召力的马赫迪领导下的激进的伊斯兰起义刚刚爆发。

最后，还要提一下埃及的经济。对于负责埃及金融事务的英国行政长官而言，事情很快就变得很清楚，如果埃及的财政能够得到稳定，只有进行彻底的改革。但只有在英国的军事力量持续存在的前提下，这些才能成为可能。手握大权的英国代理人，伊夫林·巴林，是1883年至1907年英国驻埃及的总领事，他用一种极度居高临下的口吻说道：“我们不必要太过仔细地了解这里的人如何看待他们的自身利益……最根本的问题是，在每件特定事情的决策上，我们应当尽心尽责地，通过借鉴主要是西方的知识和经验，采用对这些受管辖的臣民来说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正如格莱斯顿在他的日记中所写的，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使西方世界的那些好的体制牢牢地扎根于穆罕默德社会的土壤中？”显然，这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于是，我们可以重新理一下头绪：一个不愿意自我标榜为“帝国主义者”的政府，有强烈的经济动机采取军事干预。由于当地人民对占领的抵抗情绪、本国内部民众的支持以及其它技术性的原因，英国要维持一段时间长短无法确定的军事存在。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产生的最终结果，为今日在伊拉克的美国人提供了一个让人难以捉摸的图表。

英国人占领埃及伊始，就立刻开始承诺要撤离。格莱斯顿宣布“如果埃及总督想要这么做，可以留一小支英国部队掌管这个国家，直到他的权威被稳固地建立起来并置于没有危险的境地。” 此后不久，用格莱斯顿传记作者的话来说：“对于英军在埃及存在的短暂属性，至少有过66次的声明。”早在1883年8月，格莱斯顿自己已做了不少于5次的公开保证，要离开埃及。“然而，与其他大国商定撤离日期的所有尝试和努力都失败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英国感觉有勇气将这个“暗藏的保护国”变成公开的英国属地。但在1922年，英国人正式宣布埃及独立；1936年，他们宣告英国的军事占领结束。唯一值得提醒的是，英国部队并没有真正离开。直到1954年10月，在占领应当结束的18年之后，那里仍有8万部队部署在苏伊士运河一带，这个巨大的军事基地覆盖着相当于马萨诸塞州大小的面积。直到1956年，他们被迫尊重他们所做的多次要离开的保证，兑现了承诺，这距离入侵已有74年的时间了。英军的撤离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的经济条件恶化造成的。即便在那个时候，正如我们所见，他们在纳赛尔将运河收归国有后，仍不顾一切地作了最后的反击。总之，从1882年直到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爆发（1956年），正如索尔兹伯里斯勋爵从占领一开始就说过的，埃及的独立成了一出“令人捧腹的闹剧”。

那么，这是不是美国应该在伊拉克施行的政策呢？66次保证离开的承诺和一个长达74年的占领？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便是去了解一下英国为埃及设计的经济改革进展如何。毕竟，那是开始占领的初衷。在很多方面，埃及在英国治理下所发生的一切有一个非常现代的特性。埃及金融的英国行政管理班子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许多共同之处——或者说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召来皇家海军强行实行它的规则的话，它也一定会采用英国在埃及的操作方式。伊夫林·巴林，即后来的克罗默勋爵，在管理埃及的金融时很像在操作现代的一个结构调整项目，结果获得了财政上的大胜。当英国人接管埃及金融的时候，偿债消耗了所有税收收入的2/3。实际上，对经济有损害的税收政策和对军队预算的削减是奥拉比的民族主义的政变得以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到了1885年，埃及与海外债券持有人达成了债务重订计划的协议，这就给了埃及经济一个为期两年的喘息时间以及一个新的、900万英镑的有国际担保的贷款。1892年，债务危机结束，在接下来的20年时间里，债务与收入的比率减半了，从10∶1降到了5∶1。

财政改革为从英国和其他欧洲投资人那里获得新的海外资金铺平了道路（欧洲投资者们从英国的占领中收获颇丰，但在公开场合下对其大为贬斥）。从伦敦市场流向埃及的总资本量达到了4 000万英镑。正是由于它是在英国的统治之下，因此得到了不拖欠债务的保证，埃及才可以以相当于先前所需支付利率一半的水平从海外获得贷款。新贷款帮助这个国家的基础建设筹集了巨大的投资。特别是建于1902年至1906年间的第一个阿斯旺水坝：先将夏季洪水储蓄起来，然后再泄洪，从而使得乡村农民的庄稼产量实现了翻番，甚至三倍的水平。1886年到1953年间，灌溉面积扩大了几乎一半，铁路网络的铺设也增长了4%。直到经济大萧条的发生，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埃及的贸易一直在迅速发展。埃及的农民不仅直接受惠于更好的基础设施，而且也能够享受较低的税收和获得负担得起利息的信贷。去学校受教育的人口比例也是原先水平的4倍。正如英国人总爱说的，这个成果是由于“英国人用脑，埃及人用手”共同努力所取得的。而在埃及工作的英国人的人数非常之少：1906年的时候，仅有662名英国官员。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一个隐患。根据可靠的统计数字来看，埃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13年到1950年间却出现了停滞。为什么呢？正如同一个时期里，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所遭遇到的同样问题，经济发展的好处被巨大的人口增长所抵消。1882年到1917年间，人口几乎增长了一倍。在接下来的30年时间里，人口数量又增加了一半。由于棉花的全球需求起伏不定，使埃及主要的出口经济作物变得非常脆弱，无法使事态有所改观。简而言之，埃及作为一个国家虽然变得更富裕了，但是平摊到每个埃及人头上，并没有多少。实际上，在情况特别恶劣的公共卫生医疗方面，就根本没有什么改进。事实上，1917年到1934年间的婴儿死亡率有所上升。

美国人应当从中总结出一些什么呢？首先一点是，要在一个国家占领几十年时间，但同时坚持否认你有任何这样的意图，并不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虚伪”，但这是自由主义的帝国有时不得不借助的手段和方式。第二点就是管理伊拉克（将其转变为符合西方制度中理想的状态），可能会变成一件受挫的事情，而且获利甚微。克罗默勋爵和他的继任者们在许多方面都采用了正确的政策和制度。实际上，今天的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几乎会给他们打满分的：他们重新安排了债务，平衡了预算，改革了税收体制，稳定了货币，为基础设施吸引了新的海外投资，减少了腐败，强行实施了法治并且改进了教育，然而总体经济效果并不如预期的那么好。埃及精英阶层从未停止过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憎恨。实际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华夫德”这个现代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就已经建立起来，并站住脚了。

人们是否可以用埃及的先例来批评对今天的伊拉克采用相同策略呢？并非如此。在英国的统治下，埃及也许没有经历什么经济奇迹，但是也没有经历过经济大灾难，即历届的埃及统治者在财政上的不负责任的做法很可能导致的那种灾难。我们所需要问的问题是，如果没有英国担保的海外投资的话，埃及人的收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也许，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埃及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拥有无价的战略位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正是通过埃及，英国才得以向支持德国的奥斯曼帝国发动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先是意大利人，后来是德国人，通过利比亚进入埃及，才有希望进而控制地中海南部。历史学家完全有理由将英国在第二次阿拉曼战役中所取得的胜利视作打击轴心帝国的一个转折点，阿拉曼距亚历山大仅50英里。出于相似的战略原因，美国是承担不起撤离“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的所造成的后果的，它最不希望看到的是另一个伊朗，即一个在伊斯兰极端主义统治下的富庶的石油国。美国也不希望看到一个陷入内战之中的中东版的南斯拉夫。不管在伊拉克战争之后国外舆论和美国选民多么渴望美国早早地从伊拉克撤退，唯一合理的选择就是坚持住，并努力使其经济、制度的改革获得成功。

因此，让我们就从英国在埃及的经验中学习更加具体的东西吧。对于伊拉克过渡政府的权力得有种种限制，更不用说选举出来的国民大会了。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应当将这个国家的军事、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控制权部分地掌握在美国人手中，这不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有必要再次重申，英国人在埃及期间也不得不抵制该国的名义上的统治者的种种要求单独行动的努力。1884年、1888年、1891年和1919年间，英国人实际上解雇了多名与英国对抗的埃及人部长。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他们都必须使用武力才能自行其道。1914年，英国废黜了埃及总督，1942年则用坦克保卫总督继任者的宫殿。反英的势力也进行了抵抗。1924年，由英国人指定的埃及军队指挥官李·斯达克爵士，被暗杀了。

第二，美国需要在战后伊拉克经济的重建上承担巨大数额的花费，正如在19世纪80年代，伦敦帮助埃及人的财政实现稳定一样。在中期的时候，伊拉克便可以寄希望于吸引海外投资并从其石油储备的开采中为经济复苏得到一部分的融资，但是这个国家的自信心必须明确上升。伊拉克需要的是像由罗斯柴尔德银行19世纪80年代和到90年代发行的，用来稳定埃及经济的那种巨额贷款。麻烦是，伊拉克的现有外债实在令人咋舌：它欠了国外政府、多边债权人和商业银行1 200亿美元，更不用说由于萨达姆的侵略战争所产生的高达1 250亿美元的赔偿要求。这就是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当于当代的罗斯柴尔德银行，需要立即加入到伊拉克财政复修的任务中来的原因。没有巨额债务豁免的话，这个国家的经济会垮掉的。

但是第三点，也是最为重要的教训是在外交方面。就像格莱斯顿一样，布什不至于轻狂到因为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就无视国际上对于伊拉克未来的看法。正如格莱斯顿后来就英国从埃及撤军的时间问题，向法国和德国寻求共识一样，布什也向联合国争取撤消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并给联合国提供了在战后重建工作中担任的有限任务——不仅仅是那些美国军队很不喜欢的维和任务。就像格莱斯顿一样，布什需要给予他的海外保护国一个至少具有国际合法性的表象，尤其当他想要获得外国军队的援助的话，更是如此。在国际关系的现实世界中，不存在在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之间要作正确的选择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比当代的一些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分析的专家们要懂得多。即便在英国入侵埃及之后，英国人也无法将自己从其他欧洲大国的利益纠葛中解脱出来。法国人继续以“国家债务银行”来代表其利益，该银行在埃及发生了1876的债务拖欠之后成立，目的是安排对埃及财政事务的管理工作。直到1914年，埃及仍旧向土耳其帝国正式效忠，而土耳其帝国正日益深受德国的影响。同样，伊拉克的未来不是没有今日欧洲大国们的参与就能够草草决定了的。即使美国愿意承担所有的维和费用，情况仍是如此。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小布什总统和其他的美国官员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只能一再承诺会立刻从伊拉克撤军。与英国在埃及上演的那出戏如出一辙，雷声大，雨点小，这还是有可能做到的。

本杰明·迪斯雷利曾经称一个保守的政府是“一个有组织的伪善”。也许我们所能期待的最好的事情便是有一天，我们同样也能对“解放了的”伊拉克说同样的话。美国在2004年必须得宣布将伊拉克正式交还给伊拉克人民自治的政府，这一点很清楚。但是这也需要对这个国家的主权继续保持一定的限制，以便确保曾经遭受伊拉克威胁的那些国家的安全，也要确保经济得到恢复，内政得以稳定。美国驻伊拉克大使内格罗蓬特必须做好成为伊拉克的克罗默勋爵的准备，在几十年里，他的位置将是帝国总督的位置，只不过不用这个名称罢了。他是一切统治权的代表。如果在2005年之后，没有一个美国人想要这份工作，我们可以合理地相信，在正确的期间和条件之下，会有一名欧洲志愿者出现的。

前英国自由民主党领袖帕迪·阿什当在2003年6月作的一次非常重要但却被低估了的演讲中慎重表达了他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作为高级代表（这个职位是根据《岱顿协定》创造出来的）时候所学习到的“调停原则”。他的8条原则如下：

要有一个好的计划并坚持执行这个计划。这个计划不是一个事后所作的设想，而是作为军事战役计划整体的一部分，是早就事先拟好了的计划。
要建立法制——而且要尽可能地快……快速建立法制远要比快速建立民主制更为重要。因为没有前者为基础，后者很快就会遭到破坏的。
要立刻建立你的可信度。应对最初挑战其权威性的势力的维和力量越是强有力，未来遇到的挑战就越少。
要尽可能快地进行重大的体制改革——从安排海关服务或一个可靠的税收基础，到改革警署和民事部门，到改组和筛选司法部，到军队的改造。
要保证国际社会在当地建立机构，其运作必须要有效，并有决策权。
要在维持和平的军事和民事两个部门之间建立非常紧密的关系。
要避免设定最后期限，作持久进驻的打算……要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社会的软件部分是一件缓慢的事情。一年左右的时间……是完成不了的……维持和平不能以月来计算，而要用数十年来计算。我们这里需要的是“百折不挠的坚定持久力”……国际社会有政治意愿，目的统一，保证其任务得到圆满的完成，并变成持久成功的纯粹毅力。那就意味着继续在那里待下去，持之以恒，在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的新闻效应消失了很久以后亦应如此。

阿什当的前7条原则，条条皆有智慧，最重要的是最后一条。不过，应当重点指出，这样的情感由英国人在一个欧洲国家管理一个国际保护国时轻松自如地说出口，而美国人在一个中东国家管理一个临时政权则难以说出这样的话。阿什当的第8条，即最后一条也同样值得注意：

要给予和平建设……一个政治终结目标。对于伊拉克来说，那可以是在一个和平和安全的中东环境下的民主且繁荣的国家。对于波斯尼亚而言，那就是加入欧盟。

现在就是该考虑欧盟作为“政治终结点”可行性的时候了，不仅是为了波斯尼亚，而且是为了欧洲所有现存的和潜在的成员国。如果现在世界上存在任何能够与美国抗衡的力量，那就是欧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