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威胁的业务

讽刺的是，鉴于西格蒙德·沃伯格愈加对以色列持批评态度，并对阿拉伯国家持和解态度，在犹太人赎罪日战争爆发之际，他成为反犹太复国主义情绪的目标。阿拉伯列强也许未能在战场上打败以色列，但它们仍能通过撼动世界经济的方式，施加它们在经济上的影响力。1973年10月15日，阿拉伯石油出口国组织各成员国宣布，对向美国出口的石油采取禁运，以报复战争期间美国向以色列供应军火。（沿着这种路线做些事情的计划是由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于1972年8月想出的。）禁运后来延伸至荷兰，因为一些美国武器是通过荷兰机场运抵以色列的。再加上阿拉伯产油国减产，石油产量下降了25%，这导致石油价格翻了3倍，从战前的每桶4.12美元，涨到1974年6月的每桶12.92美元。其影响是推高西方经济体的通货膨胀，加重了长期萧条，并非导致长期萧条的根源。能源危机促使美元储备在石油出口国快速积累，针对这些所谓的石油美元，西方银行有很强的动力去争取，将之作为存款并以贷款的形式使之再循环。这给阿拉伯国家提供了额外的政治砝码。

沃伯格早就清楚，他公开支持以色列也许会影响他的个人安全。1970年，考虑到他被绑架或被卷入一起劫持的风险，他传阅了一份备忘录，澄清了公司的立场：“如果由于任何人质事件，只有通过支付财务或其他性质的赎金，我的性命才能得以保住的话，那么，我将感到耻辱。我坚信，恐惧永远是糟糕的‘顾问’，牺牲生命比对勒索采取容忍的态度要好。”1974年，他的生命并未受到威胁，而是他的公司。沃伯格很快谴责阿拉伯石油禁运是“勒索”，并警告欧洲各国政府，抵制阿拉伯石油出口国组织的诱惑。他尤其谴责英国人和法国人，面对禁运表现得“懦弱”，并且都是“无耻之徒”。他认为，是美国的坚毅才使得禁运在1974年3月结束。沃伯格在伦敦金融城内的某些角落里察觉出类似的胆小，当时，S·G·华宝公司被列入阿拉伯炮制的同情以色列的银行黑名单，如果沃伯格系、N·M·罗斯柴尔德公司、拉扎德富莱勒斯公司出现在承销行中，现金充裕的阿拉伯银行就不会参加欧洲债券的发行。

这直接威胁到沃伯格系的业务，因为被排除在石油–美元的循环外，意味着错失20世纪70年代银行业最大的财源。根据彼得·斯托蒙思·达林的说法，至少有一家上黑名单的银行选择“不情愿地倒戈并接受现实”，但沃伯格系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线。用戴维·斯科利的话说是：

有许多次，当我们为认识的一个借款人安排发行债券时，人们会对我们说，“我相信你们能理解，我们不能邀请你们参加承销，因为管理层集团内有来自中东的银行。”我们总会反驳：“我们不明白，我方认为这样做不合理，我方认为你们不应接受这种限制。”

马丁·戈登后来回忆说：“任何承诺抵制我们公司的银行，都将在营业后一个小时内，在其董事长办公桌上接到一封措辞猛烈的抗议信。”戈登去日本出差，向犹豫的客户解释，“中立”是不被接受的选择，如果它意味着从承销银团中排除沃伯格系——欧洲债券市场的奠基者。在接受美国记者凯里·瑞奇访问时，沃伯格自己也给出相似的解释。瑞奇表示，“由于阿拉伯的抵制，您的公司在欧洲市场几乎面临倒闭”（这肯定言过其实了）。“但您要比其他上黑名单的银行更好地对抗抵制。您是如何做到的？”沃伯格答道：

我想我们更顽强。我的意思是，我会给欧洲重要银行里的朋友们打电话说：“我听说你们似乎要屈服于阿拉伯人的‘勒索’。我认为，这对我们极不公平，它本身是错误的。我能把这解释为，你们同情反犹主义吗？别开玩笑了，结果是，我们做承销工作和阿拉伯人一样好。”

瑞奇：换句话说，您亲自斡旋，询问人们为什么抵制您？

沃伯格：我是如何做到的呢。我当然没有犹豫，我用上所有的论据，甚至是一些非常具有攻击性的论据。

瑞奇：您认为那些疾呼帮助你的人克服抵制了吗？

沃伯格：我不能说完全克服，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的。

瑞奇：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您上了黑名单，而库恩–洛布没有？

沃伯格：这归结于美国国会与英国外交部的区别。我是指，这不是细微的差别或隐蔽的不同。事实是，美国国会支持美国的企业，而英国外交部没有为英国的企业这么做。

瑞奇：这就是两者的区别？

沃伯格：别无其他。

现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加复杂。黑名单从未被阿拉伯人僵化地执行。根据一份报纸的报道，1974年1月，为英国钢铁公司发行的5000万美元欧洲债券，几乎一半的债券由包括沙特人在内的中东投资者购买，尽管S·G·华宝公司牵头承销工作。1975年2月，科威特国际投资公司同意与沃伯格系、罗斯柴尔德公司一起，为沃尔沃发行的2500万美元欧洲债券进行承销，并为墨西哥政府发行美元债券进行承销。沃伯格很想帮“石油生产国盈余的资金找一个家，这些资金现已积累到如此可怕的规模”。举例而言，1974年5月，他向德国商业银行董事长保罗·利希腾伯格建议，“有关在中东设立可能的据点，我们应该去找卡拉马特·扎王子（前海得拉巴君主的兄弟），这是基于扎王子将由德国商业银行资助”。沃伯格指出，“我们的名字不应被置于前台，其原因显而易见”。一个相关的想法同样涉及卡拉马特·扎王子，那就是“为沙特阿拉伯建立一个欧洲顾问集团，由瑞士银行公司出任董事长一职”。另一种处理这件“微妙事宜”的方法是，通过沃伯格银行在法兰克福的子公司伊菲克恩银行–沃伯格操作，原因是位于大马士革的阿拉伯抵制办公室，不知何故未将后者列入黑名单。换言之，沃伯格想出各种使公司保持低调的办法，以便保持与中东的商业联系。对于伯纳德·凯利来说，这里有种虚伪的味道。是凯利建议沃伯格系在犹太人赎罪日战争时向以色列捐款10万英镑，这一举动实际是出于他想在争吵后与“叔叔们”和好，而非出于他迄今为止仅有的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但又是凯利首先认识到，如果与“中东这个钱袋”的联系被割断的话，阿拉伯抵制对公司国际业务将构成威胁。当沃伯格起初认为“我们的反应过头了，真正的问题不存在，阿拉伯人真的没有多余的资金”时，凯利对此难以理解。当沃伯格试图将失去瑞典某一客户的授权归咎于凯利的失职，而不是阿拉伯的抵制时，凯利感到很恼火。

然而，当巴黎至洛林的高速公路发行欧洲债券，德国商业银行迫于科威特“朋友们”的压力，将沃伯格系从承销团中剔除时，沃伯格真的发怒了。罗斯柴尔德公司参与为欧洲投资银行发行欧洲债券的承销工作，当德意志银行迫于科威特的压力，要求把在承销团广告上的罗斯柴尔德的名字拿掉时，沃伯格向赫尔曼·艾比斯提出了抗议。当沃伯格在法国巴黎银行的同事们似乎因同样的问题业务受到影响时，戴维·斯科利措辞强硬的一段话反映了沃伯格对此事的观点：

我们解释了我们完全知晓，并同情法国巴黎银行相对于S·G·华宝公司的窘境。我们支持法国巴黎银行，通过它在阿拉伯世界极佳的关系，获取利润最大化的机会。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曾经和未来将继续努力，在互利的基础上向法国巴黎银行介绍潜在的借款人。但是，发行欧洲美元债券的广告问题就完全不同了……从承销团名单中删除S·G·华宝公司，远不是名誉或自尊的问题，而将对我们的业务有潜在的影响。众所周知，国际投行市场其竞争的本性有时是赤裸裸的，远比银行家之间随便交换小道消息更重要，存量及潜在客户很可能已经注意到，S·G·华宝公司在国际市场的效率正在显著下降，这可以从它缺席承销团名单窥见一斑。

但是，如果因为阿拉伯人施压沃伯格系被排除在外，法国巴黎银行的管理层是不准备退出任何发行工作的。皮埃尔·穆萨这位法国银行的首席执行官，继续担心“法国巴黎银行在中东的业务——目前大概是该银行业务中最赚钱的——因为S·G·华宝公司上了阿拉伯人的黑名单而可能受到威胁”。克兰沃特·本森也以类似的理由，排除黑名单上的银行参与为日本公司丸红株式会社发行2000万美元的欧洲债券。考虑到科威特主权财富基金的要求，沃伯格系不得不被排除在为发行一只新欧洲债券成立的承销团之外，当德累斯顿银行的罗尔夫·代尔因此事请求沃伯格“谅解”时，沃伯格答道，他“将以消极的出发点考虑德累斯顿银行针对科威特国际投资公司作出的任何让步，不管代尔的解释是什么，我感到……德累斯顿银行的态度将受到媒体的批判”。沃伯格向伦敦报告：“我认为，我们的态度一定要强硬，即以一种有尊严的方式，明白无误地阐明我们的不满。”

媒体的威胁也许是一个幌子，虽然沃伯格系的董事们被授权就抵制问题向记者们介绍情况。沃伯格向戈德曼解释道：“鉴于阿拉伯人在抵制这个问题上获得的负面报道，他们并未从抵制上获得任何好处。如果我们就相关问题想做一些有用的、有建设性的事情，我们在媒体之外做得越多越好。”他的观点在1976年得到了验证，那时，一个为英国电力委员会发行债券的银团“奥利安”想排除沃伯格系和罗斯柴尔德公司，沃伯格私下里向英格兰银行抗议后，这一企图被粉碎。英格兰银行行长戈登·理查森召见“奥利安”的威廉·冯·格尔西，命令他停止这一做法。当格尔西说为时已晚时，理查森冷冷地说：“我觉得一点儿都不晚”。“奥利安”不得不告诉科威特人取消这项交易，并在委内瑞拉寻找替代性的海外资金，委内瑞拉不反对罗斯柴尔德和沃伯格这两家公司的参与。但这只是众多失败当中的一次胜利。对于沃伯格系年轻的董事们来说，那段时间惊心动魄，银行的未来似乎岌岌可危。凯利不断提起“我们和阿拉伯人缺乏业务往来这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以及我们不能将他们的资金转移给我们的客户，或者与他们设计赚钱的交易”。他和其他人最担心“作为一家亲犹太复国主义的银行……阿拉伯世界向我们关闭……可怕的是，我们无计可施”。亨利·格伦菲尔德不露声色的评价——“你必须记住，在我前进的道路上，不是第一次遇到困难了”——帮助强化了这份决心。马丁·戈登后来回忆说：“当我的心情因失去业务变得低落和沮丧时，西格蒙德安慰我。他说他这一生看过许多更糟糕的事情，我不应该让这些事情把我弄得愁眉苦脸的。这让我为之一振。”格伦菲尔德警告凯利，不要用他“太悲观的”观点——“我们将失去所有的业务”——使年轻人士气低落。

但是，即使沃伯格试图抗衡上阿拉伯黑名单的影响，他也继续与以色列保持距离。譬如，他减少向“英国与以色列”这个组织，以及魏茨曼学院的财务支持。1977年，显然在沃伯格的怂恿下，迈克尔·戈尔——沃伯格在以色列事务上的得力助手——从以色列公司董事会辞职，沃伯格系与该控股公司10年的联系就此结束。一个月后，“鉴于以色列近期的政治发展”，沃伯格拒绝了魏茨曼学院授予他的荣誉博士学位。同年3月，沃伯格首次遇到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双方见面后，沃伯格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8个月后，沃伯格历史性地访问了以色列。像亨利·基辛格一样，沃伯格对萨达特印象深刻：

他在表达观点时体现出一种我所说的非常明显的犹太人的韵律，他的话语和肢体动作也能体现出这种韵律，我尤其对此感触很深。作为一个人，我认为他绝对具有“同情心”。但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我观察到他身上具有一种奇怪的混搭，一边是直来直去和精明，另一边是缺乏对细微之处的感知。

萨达特宣称，愿意在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和338号决议（在“六日战争”与犹太人赎罪日战争后起草）的基础上与以色列讲和。这两份决议呼吁以色列从1967年占领的区域撤军，并且呼吁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在其战前的边境内存在的权利。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开始时对后一份决议持怀疑态度。但沃伯格希望，如果美国施以足够的压力，以色列人也许会改变立场。沃伯格建议萨达特要有耐心，允许“在必要的教育过程中出现富有成效的暂停，以使阿拉伯和以色列阵营中的许多顽抗者逐渐取得全面进步”。贝京在被占领地区实行扩大以色列人聚居区的政策令沃伯格感到失望，他认为“针对联合国的决议，新政策违反了上届以色列政府作出的承诺”，并体现了“一种疯狂的民族主义态度，这与人道主义和宽容的教义背道而驰，而犹太教最好的构成要素恰恰包括这两点”。

对沃伯格而言，贝京是“沙文主义……无耻的民族主义和区域扩张主义”的化身。沃伯格对他的评价如此负面（沃伯格同意本–古里安对贝京的看法，本–古里安说他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希特勒），以至于沃伯格低估了埃及和以色列成功达成协议的概率。相反，沃伯格认为萨达特“将作为一个领导人的范例在世界历史上脱颖而出，为了实现和平，他有勇气冒最大的风险”——1978年2月，在他们第二次见面后，沃伯格这样对萨达特说。这次会面促使沃伯格致信《泰晤士报》，他劝诫以色列对萨达特的和平方案作出“积极和慷慨”的反应，他还以最有力的言辞谴责在被占领地区聚居的政策：

为一个社会创造安全的生存环境，不能和民族性的机会主义画等号。更多的铁丝网绝不能保证世界的安全。天下太平只能取决于互信这个条件。以色列的每位朋友——包括我在内，一直未曾间断——一定知道，为保护以色列安全提供所有可能方法的紧迫性，这与寻求在领土上获益相反，后者只会增加危险与风险，而不会改善安全。目前的以色列政府坚持在合法属于以色列的领土外保留甚至扩大聚居区，这是在这个背景下许多显著例子中的一个。维护和创建类似的聚居区远未增加以色列的安全，它势必将以色列和聚居区的犹太人置于风险之中。这些风险就这样被武断地制造出来，但它们在那些希望看到一个强大和前瞻的以色列人的眼里毫无意义。

虽然这封信被亲阿拉伯的前保守党大臣安东尼·纳丁爵士赞为“充满勇气和智慧”，但它却令很多英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失望。事实上，到这时，沃伯格的立场已如此远离英国犹太人的主流，以至于维克托·罗斯柴尔德真的认为，沃伯格是否“正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会谈”。这话是有预见性的。虽然沃伯格鄙视亚西尔·阿拉法特组织的恐怖手段，但在1981年，他确实与巴解组织温和的领导人伊萨姆·沙塔维建立了联系。

沃伯格这么做不是为了使他的公司从阿拉伯黑名单上被剔除。相反，他讨厌贝京和钦佩萨达特都是真心的，而且是深植于他自己的政治世界观里的，他尤其反感“民族主义的病理学”。1978年，当贝京与萨达特在戴维营达成协议并于次年签署和平条约时，沃伯格着实感到诧异（沃伯格尤其对吉米·卡特总统的评价很低，而后者的一项伟大功绩是斡旋了这项协议）。然而，当其他公司因沃伯格公司的业务受阻得益时，他也不是那种坐视不管的人。他对法国巴黎银行的克劳德·冯·凯穆拉里亚[1]说：

我们公司上了黑名单——而其他银行则没有，比如高盛、雷曼或者布罗德斯——这完全是愚蠢的行为。这里有必要说明，上述三家纽约投行都是犹太联合募捐协会高级组织的积极会员，它们也是公开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而S·G·华宝公司没有一人表明自己参与过犹太联合募捐协会或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我们只是支持一个富裕、非民族主义的以色列家园，并且用我们微薄的力量，试图向有利于中东问题的解决施加影响力，其结果必须对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都公平。

沃伯格的确越来越被那些“美国犹太人惹恼……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既做良好的美国人，又支持完全沙文主义的以色列的政策”。正如沃伯格对冯·凯穆拉里亚所说的那样，他事实上接到过“多次去埃及访问萨达特的邀请”，但他认为，“如果一个上了黑名单的人突然现身开罗，那将毫无疑问显得很奇怪”。1979年10月3日，沃伯格主动提出向萨达特提供服务，此举“旨在加强埃及的国际信誉，并帮助埃及拓展与国际银行界和工业界的金融关系”。这项计划由沃伯格与雷曼兄弟和拉扎德富莱勒斯[2]共同提出，目的是帮助埃及解决现代住房长期紧缺的问题。

沃伯格本来希望德·凯穆拉里亚能扮演亨利·基辛格的角色，在沃伯格系与阿拉伯人之间进行穿梭外交。事实上，如果沃伯格心想事成的话，那么基辛格本人在卸任美国国务卿后，将被招募进公司担任这一角色（但基辛格选择了设立自己的咨询公司）。但是，当双方在1980年夏季达成协议后，双方的关系并未达到可以接受的程度。“我们至少两个月不能与以色列有任何往来”，而且今后与以色列的任何往来将取决于阿拉伯人的批准，只有满足这些条件，阿拉伯人才会把沃伯格系从黑名单中除去。沃伯格将不会就范。他告诉杰弗里·塞利格曼，从一开始：

我们就清楚地表明，尽管我们从未，而且也绝不会做出任何支持犹太复国式民族主义的事情，但是我们与以色列的正常业务往来，以及我们对魏茨曼学院这样的以色列非政治性机构的慈善援助，都要受到阿拉伯世界的支配，这是我们绝不能接受的。我想，你我都同意，我们的任何其他态度都将极度有损尊严。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觉得，就公司派人去以色列处理与以色列的业务是否合适的问题，我们不应该咨询冯·凯穆拉里亚。

就像他与以色列驻伦敦大使吉迪恩·拉斐尔保持定期沟通一样，这说明沃伯格对以色列的理想从未完全破灭。当他的“新欢”——拿以色列来说——令他失望时，虽然沃伯格长期以来容易反应过火，但他能原谅大部分在经济和政治上遇到的失望。沃伯格在1967~1980年就以色列记录了三条警句，它们极好地总结了他幻想破灭的轨迹：

纳粹对犹太人做过的最糟糕的事情是大屠杀，其次便是强迫犹太人使其他一些人无家可归。（1967年7月）

今天，以色列的政策主要基于三项错觉：首先，安全取决于固执己见而非灵活；其次，安全取决于地理上的保障，而不是靠少数几个朋友的支持；再次，安全归根结底取决于不放弃任何事物。（1975年10月）

贝京目前实行的政策理应为以色列提供防卫与安全，但现实中它却受制于人，它将使以色列任由它的敌人摆布，并将帮助那些希望看到以色列毁灭的人达成目的。（1980年8月）

贝京一直是沃伯格在中东讨厌的人，直到沃伯格去世的那一天。在沃伯格写过的最后几封关于这个主题的信中，他在其中一封信里把贝京与伊朗革命领导人阿亚图拉·霍梅尼归为一类，说他们“同样邪恶，醉心于权力并且残忍”。相反，正像沃伯格向耶路撒冷市长特迪·科莱克说的那样，他自己一直忠于“哈伊姆·魏茨曼与戴维·本–古里安用他们不同的方式宣讲和实践的理想”。或许一切对他来说就是如此。30年后，关于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未来关系的讨论，仍在用沃伯格熟悉的术语来表达，这令人不可思议。沃伯格相信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他反对在被占领地区聚居，这使他在很多方面都是超前的。那时被认为是一种激进、亲巴勒斯坦的立场，现在却成为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

[1]20世纪50年代，冯·凯穆拉里亚曾任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的个人助理。20世纪60年代，他曾为摩纳哥雷尼尔王子工作。

[2]1975年，这3家公司组成所谓的“三架马车”，就全球各国政府的国际融资需求为它们提供建议。第一个这样的客户是印度尼西亚。其他客户还包括加蓬、冈比亚、斯里兰卡以及土耳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