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年轻人

公司里不止一位高级雇员把西格蒙德·沃伯格比做老师。根据彼得·斯托蒙思·达林的说法：“如果他不做这行，他将是一位极为专业的老师……他教会我们……一套做生意的规则，这套规则今天几乎任何公司都可以方便地照搬。”伊恩·弗雷泽也回忆说，沃伯格“就像老师一样受到爱戴”，虽然，入门课程非常“短暂而且严格”。这个类比也许很能说明沃伯格公司的第二代董事们，也很能说明他们的老板。除了极少的例外，弗雷泽和达林这样的人是一种教育制度下的产物，这种制度往往在他们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英格兰的私立学校是沃伯格公司董事们早年的培养地，他们至少把校友关系网的某些道义带入银行业，这种思想因战时的经历被加固，而并非被稀释。弗雷泽先后在安普尔福思、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接受教育，并在苏格兰卫队服役，他表现优异（因进攻德军在意大利的一个据点，而荣膺十字军章）。伯纳德·凯利在唐赛得学校求学，并只在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上了一学期，就被派到皇家爱尔兰轻骑兵服役，他娶了一位菲查伦·霍华德家族的女子为妻。达林上的是温彻斯特和牛津大学新学院。虽然罗纳德·格里尔森的家族最初是巴伐利亚犹太人，但他上的也是私立学校，战时，他是一名精锐的空军特勤队成员。约翰·诺特后来加入公司，他曾随郭尔喀来复枪第二团在马来亚打仗，之后，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在那里，他成为学联主席[1]。马丁·戈登不但接到公司的录用，而且起薪高于平均水平，原因是他透露，他在牛津大学念古典学——古典语言、文学及哲学。即使候选人声称曾代表牛津大学橄榄球校队打球也竞争不过。

可以肯定的是，不是所有赢得沃伯格信任的人都是按照这个模子刻的。沃伯格对英格兰精英教育存在矛盾心理，他把格里尔森（据说）“不具侵略性和不好斗的精神”（这一批评肯定带有反讽意味，鉴于格里尔森出了名的好战性格），归咎于后者“令人讨厌的私立教育”。虽然彼得·斯皮拉是个“老伊顿人”（所有执行董事中，只有两位），但这个医生的儿子却来自中产阶层犹太背景。当他加入公司时，已经是一名有资格的会计师了[2]。重要的检验实际上不是阶层，而是文学品位。沃伯格总是要问潜在的雇员在读什么书。如果答案是巴尔扎克、狄更斯、埃利奥特，或者特罗洛普，那么，这位候选人几乎肯定受雇，因为在沃伯格眼里，对19世纪欧洲文学的喜爱一定标志着内心燃烧着珍贵的圣火。在所有作家中，最好是成为托马斯·曼的忠实读者，就像伊恩·弗雷泽和乔舒亚·舍曼一样。1980年，沃伯格解释道，“那些在我公司里和我走得近的人，我也可以和他们谈论书籍、音乐、人和人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来找我，说他的兴趣只有体育，我觉得他就没有机会了。”他还强烈抵制商学院的毕业生，以及合格的经济学家[3]。他向一名潜在招募对象的父亲这样建议：“最好让他读好的小说和有趣的历史书籍，而不要读一般性的银行或经济学的著作。我认为，年轻人在银行业有最佳前途的是那些在上学期间就是优秀古典文学的学者，这是一项规律。”当沃伯格面试时，候选人“缺乏自信”的迹象是致命的，接受递来的香烟也是致命的。亨利·格伦菲尔德曾说过：“你知道，和人打交道就像买领带，你买领带不是因为你需要它，而是因为你喜欢它。”

不过，除了给沃伯格留下好印象以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潜在招聘对象，还不得不经过所有“叔叔们”的面试，伊恩·弗雷泽在1953年的经历也许具有代表性。他和沃伯格喝咖啡时显示出，他对这位德国银行界精英令人信服的熟悉程度（基于他在战后德国曾为路透社做记者的经历）。接下来，弗雷泽将接受格伦菲尔德的面试：

他很快发现，我不懂《公司法》和会计，并对资本市场知之甚少……“你收藏吗？”他向我发问。“不好意思，我没听懂，”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收藏，比如银、书籍或任何其他东西？”我说，我负担不起收藏。然后，赫尔曼·罗比瑙继续面试我。

……“你收藏吗？”他问。这次我有所准备。“不，遗憾的是，我承受不起。还没有。”“那就是说你将来会收藏，我肯定你会。我收集银器，格伦菲尔德收集英式家具，沃伯格收集精致的封皮，科纳收集有历史意义的手稿。”我没听说过科纳。“科纳来自维也纳，他姓中的‘O’上原来有变音符号，但他像夏普和格里尔森一样改了姓，”罗比瑙说。我开始对沃伯格系有些感觉了。罗比瑙又说，他被要求把我介绍给另一位董事汉堡。“他和我们不太一样；我们都是德国人，而他是苏联人。”

山姆·汉堡身高不到1.5米，身材肥胖。他说的英语是地道的伦敦口音[4]。

沃伯格的妻子和查尔斯·夏普的妻子都怀疑弗雷泽有犹太血统，这符合当时环境的特点。他的德语如此流利，以至于她们推断，弗雷泽母亲结婚前的姓叫格里姆斯顿，它一定是“格伦斯坦”被盎格鲁化的结果。事实上，他爷爷西蒙·弗雷泽是第13代洛瓦特勋爵；外公詹姆士·沃尔特·格里姆斯顿是第三代韦鲁勒姆伯爵——弗雷泽后来把在沃伯格系的经历写了出来，那种势利的口气显示了这一出身。

沃伯格系的招聘过程也许不完全像弗雷泽描述的那样。弗雷泽不但在战场上证明过自己，而且还是一个语言天才。格里尔森在空军特勤部队服役时不只打仗，他还被调到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作为欧洲经济共同体执行秘书的个人助理。文学倾向是一个理想的前提，但不是必需的。彼得·斯托蒙思·达林坦言他就没有，但仍被雇用。雷蒙德·博纳姆·卡特社会交际甚广，他是自由党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思的外孙，他父亲瓦奥莱特·博纳姆·卡特是沃伯格的朋友，但还是雷蒙德作为英格兰银行顾问这段经历真正推荐了他。同样的，1967年，当约翰·克雷文加入沃伯格系时，他已经是一名合格的会计师和剑桥大学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实际上，沃伯格和他的同事们需要数字能力和文字能力，而且，大部分在银行成长起来的人都有过某些会计训练，或很快取得某些会计训练。（“太简单了，”弗兰克·史密斯向弗雷泽保证。“就看《皮特曼的会计学》，不懂的问我……读1948年的《公司法》，但就是我划的那几段……每天读《金融时报》，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最后，所有招聘人员在受雇前必须通过笔记测试，它能检验出候选人主观或表层的判断力。但是，真正的考验在第一年。正如公司一位元老所说：

他们要好好“敲打敲打”你，看看你是谁，看看你能承受多大压力……你能工作到凌晨4点吗？你受得了一位董事对你的咆哮吗？你会反唇相讥吗？……这种英德式的坚毅被灌输入你脑中。你不断被周围的人含糊地侮辱，不断要为自己辩护……作为银行家，你的资格、你的教育水平和你的智力，永远都在受到检验。

沃伯格不单单只招募年轻人，不管他们镀过金与否。经验也是一个加分因素，尤其是在政府的经验。从1960年起，他努力招募非执行董事，这些非执行董事或曾作为大臣，或曾作为高级公职人员政绩突出。沃伯格用意明显，他想改善进入权力通道的机会，那段时期，政府在工业政策领域的角色日益增加。事实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伯纳德·凯利就定期参加非官方的“一边7人的……金融城和财政部合办的宴会”，（双方的）目的是，“彼此增进了解，而且毫无疑问的是，如果任何一方为有意思的职位寻找候选人，那么，双方可以通个气”。金融城与财政部的关系被广泛认为是一种紧密，甚至是共生的关系，但与之相反的是，这些会议往往暴露出在智力假设和物质向往之间的鸿沟，而这种分歧不容易弥合。不过，向“白厅”靠拢的战略有了些许回报。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1960年公司获得的一项早期“奖励”是格拉德温勋爵[5]，他曾在伊顿和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接受教育。遗憾的是，尽管沃伯格和格拉德温在欧洲一体化上的观点巧合，但两人的关系并未发展顺利。1966年，沃伯格公司迎来风流倜傥的杰利科伯爵[6]，他在威尔逊执政时丢了政治仕途。丹尼斯·格林希尔爵士曾在外交部负责管理外交服务和高级公务员，1973年当他退休后，随即被该行雇用。聘用埃里克·罗尔更是成功的一例，他曾担任一系列主要经济职务，从食品部到驻北约的英国代表，1966年他被任命为新设的经济事务部的常任秘书。也许是罗尔中欧的出身（他生在布科维纳的哈普斯堡省捷诺维兹市附近，出生时叫埃里希·罗尔）帮他比格拉德温更成功地融入沃伯格公司；也许是他掌握7种语言，并“具备法语和德语的唇读能力”；也许是他无与伦比的国际外交关系网。另一种可能是，罗尔把他在沃伯格系的上升——罗尔于1974年当上董事长——归结为他对西格蒙德·沃伯格坚定不移的服从。他的这个特点让公司更年轻但财务上更有经验的董事们送给他“附和爵士”的绰号。戴维·斯科利甚至把他比做桑科·潘萨，把沃伯格比做堂吉诃德。对于斯科利这代人来说，一家银行曾经雇用富有才华的年轻人，现在却为权贵阶层羽翼丰满的人提供舒服的栖身之地，这违反这家银行的本意。伯纳德·凯利认为，罗尔“有话不直说，奉承西格蒙德·沃伯格”，他遭到鄙视，不但因为他善于阿谀奉承，而且他“从来没有为公司产生过一笔付费的交易”。

[1]毕业前，他致信沃伯格，信中他厚着脸皮说，“您是您那一代人中最了不起的银行家，而我是我这一代人中最了不起的剑桥本科生”，因此，他们两人应该见面。这引起沃伯格的兴趣，他见了诺特，并且雇了他。

[2]加勒特·穆尔向沃伯格推荐了斯皮拉，后者是德罗伊达伯爵，曾任《金融时报》的董事总经理，后担任该报董事长，加勒特的母亲临终前，斯皮拉的父亲为她治过病。

[3]沃伯格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对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特别轻蔑。他声称：“他们身上结合了自负和肤浅的老于世故，他们过于崇拜组织图，以为组织图所意味的一切”。

[4]汉堡于1957年从克兰沃特公司加入沃伯格系。

[5]格拉德温·杰布曾先后作为特别行动处执行长、外交部经济和重建部负责人，在战时表现优异。1946年，他被聘为联合国代理秘书长，他还是战后首个工党政府外交部政务次官助理（后升为次官）。1950~1953年，他是纽约联合国的英国代表，后又被派往驻巴黎的英国使馆。据说，厄恩斯特·贝文曾说：“不论你怎么评价格拉德温，他绝不是一个令人乏味的家伙。”

[6]乔治·杰利科的父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日德兰半岛战役的胜利者。乔治毕业于温彻斯特学院、剑桥三一学院，他还是特种舟艇队的战斗英雄。战后，他精彩的外交生涯因一场婚外情而早早结束。他世袭的爵位允许他从政，到1961年，他是哈罗德·麦克米兰政府的党鞭。之后的几年，他担任一系列大臣职务，最著名的是1963~1964年任海军部部长。在爱德华·希思政府任上议院领袖时，他被爆又与一名应召女郎有染，其政治生涯就此终结。听到这个消息，在纽约的沃伯格致电杰利科，并告诉他：“对你的困境，我深表遗憾，但我想让你知道，如果你愿意，沃伯格公司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