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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清理海滩与自愿组织制度
大约10年前，我在南威尔士的海岸边，购置了一套宅院。在嶙峋而多风的大西洋海岸线上，那里的高尔夫球场总是被雨水浸泡。透过蒙蒙细雨，可以看到工业时代的伟大遗迹和青山翠谷的层峦叠嶂，这让我不由得追忆往昔，想起我在艾尔郡的那些成长岁月，那里只是稍稍暖和一些，那里更靠近伦敦的希思罗机场，那里还有一支橄榄球队，屡屡让英格兰队吃尽苦头。
我的宅子就傍海而居，但也有点小麻烦。屋外美丽的海岸线上总是撒满垃圾，令人不快。在沙石中间，星星点点散布的塑料瓶有成千上万之多，野生苏格兰蔷薇的荆刺勾住的塑料袋在迎风招摇。啤酒和软饮料罐躺在沙丘里，薯片包随波逐浪，仿佛是不透明水母，令人生厌。
这些东西都是从哪里来的? 有些显然是当地的年轻人顺手丢弃，他们似乎毫不在乎自己的所作所为会为父辈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美景带来污点。但是更多的垃圾似乎就是从海上而来。我于是开始阅读有关禁止离岸排放垃圾的内容，发现这的确是在政府、监管者或法律的掌控之外，这令我的恐惧与日俱增。与垃圾填埋场不同，大海就是免费的垃圾场。而且不像早先扔的垃圾，如今的塑料废物既不会生物降解，也不会沉入海底。于是就只能随波逐流，顺着海风和潮汐，四处漂流。不幸的是，布里斯托尔海峡的自然条件就使得北大西洋的大量垃圾堆到了我家后院。
我备感沮丧，询问当地海岸卫生工作的负责人，这该怎么处理。结果被告知“这应该归委员会管理，就在那边。不过他们根本什么都不管，难道不是吗”。这里我看到的不是《牛奶树下》[1]的场景，而是被困在“牛奶包装盒下”，无人理睬。我简直气急败坏，于是仿佛有患上了强迫症的征兆，我只要出门散步，就会拎上个黑色垃圾袋，四处搜集垃圾。但是这活计远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完成的。
于是就有了后面的故事。我找来志愿者帮忙，具体做法非常简单，就是来帮我把这里收拾出个模样，我可以负责提供午餐。第一次海滩大扫除还算不错，来了大概八九个人，但并不是人人都积极干活，怕是担心把手弄脏，或是弄得腰酸背疼。但第二次情况就又好了很多。那天居然是艳阳高照，这在当地可是难得的好天气。
但是后来，狮子会[2]在当地的分支机构也参与其中，由此带来很大的转机。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狮子会，只知道这原本是一家美国机构，与扶轮社不无相似，二者都是在大约一个世纪以前，由美国芝加哥企业家发起的，都有着世俗网络，其成员都会投入时间参与各项公益活动。狮子会带来了有效的组织，活动动机也远超出我当初的即兴而为。有了他们的参与，海岸线的状况得到完全改观。收集起来的塑料瓶均得以妥善处置，原本挂满破破烂烂聚乙烯包装袋的苏格兰蔷薇也恢复了原貌。现在，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和观光客愿意在海岸边的小路散步，我们工作的成绩由此可见一斑。
这次威尔士的经历让我领教了志愿组织制度的力量，大家完全是自发行为，无须公共部门的介入，没有利益驱使，不存在法律义务，不必借助权力力量，我们将令人无法忍受的垃圾场变为风景如画的好去处。如今，每当我去海边游泳时，就会不禁自问：还有多少问题可以通过这种简单却有效的方法得以解决？
在前几章中，我曾打开几个紧闭的长条黑匣子，即分别标着“民主”、“资本主义”和“法治”的三个匣子。在这最后一章中，我将打开标有“公民社会”字样的黑匣子。我想问的是：当这类我们一度习以为常的活跃的民间组织偃旗息鼓时，我们距离自由社会的繁荣梦想有多远？在我看来，公民社会的对立面是不文明社会，不文明社会中的反社会行为问题甚至可以成为国家的问题。有观点认为新兴的互联网社交网络可以完全替代这类真实人际网络的社团的作用，但正是后者帮我解决了当地海滩的卫生问题，故此我对这种观点心存疑虑。
社会资本的兴衰
19世纪最敏锐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之一亚里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在他的经典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上卷中称：
美国是世界上最便于组党结社和把这一强大手段用于多种多样目的的国家。
除了依法以乡、镇、市、县为名建立的常设社团以外，还有许多必须根据个人的自愿原则建立和发展的社团。
美国的居民从小就知道必须依靠自己去克服生活的困难。他们对社会的主管当局投以不信任和怀疑的眼光，只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向它求援……在美国，为促进公安、商业、工业、道德和宗教，也建有社团。人们的愿望一定会通过私人组织的强大集体的自由活动得到满足。1
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政治社团是现代民主社会中反对多数专政不可或缺的平衡手段，但是令他真正着迷的是非政治社团的存在：
美国人不论年龄多大，不论处于什么地位，不论志趣是什么，无不时时在组织社团。在美国，不仅有人人都可以组织的工商团体，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团体。既有宗教团体，也有道德团体；既有十分认真的团体，也有非常无聊的团体；既有非常一般的团体，也有非常特殊的团体；既有规模庞大的团体，也有规模甚小的团体。为了举行庆典，创办神学院，开设旅店，建立教堂，销售图书，向边远地区派遣教士，美国人都要组织一个团体。他们也用这种办法设立医院、监狱和学校。最后，在想传播某一真理，或以示范的办法感化人的时候，他们也要组织一个团体。2
托克维尔有过一段著名的文字，他将美国人结社反对酗酒与他所在的法国处理社会问题的方法进行了有趣的比较，称“如果这10万人（美国禁酒协会会员）是法国的居民，只要他们每人都向政府申请”，要求政府向王国境内的所有酒馆下令禁酒就可以了。3
托克维尔并没有对19世纪美国人对志愿社团的钟爱程度进行夸张。历史学家马文·欧拉斯基曾给出一个简单的事例，在20世纪之初，仅仅布朗克斯区和曼哈顿的112家基督教新教教堂附属协会所负责的工作，就涉及了48所工业学校、45家图书馆或阅览室、44家缝纫学校、40家幼儿园、29家储蓄银行和贷款协会、21家职业介绍所、20家健身房和游泳池、8家医疗卫生机构、7家全天幼儿园、4间宿舍等。上述这些还没有将罗马天主教、犹太教以及世俗性志愿协会组织考虑在内，而这些组织的数量也相当巨大。4欧洲大陆的情况则截然不同，托克维尔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爱德华·班菲尔德在他的著作《落后社会的道德基础》中，他将意大利南部小镇蒙特格拉纳罗的“非伦理家庭主义”与美国犹他州圣乔治的丰富社团生活进行了比较。两地有着相同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但是制度方面却截然不同。在蒙特格拉纳罗只有一家协会，就是个有着25名上层会员的扑克俱乐部。这里还有一家孤儿院，是由一个老修道院的修女会在照料打理，而当地百姓完全不会插手这儿的烂摊子。5
正像托克维尔所担心的，美国社会早期所出现的社团蒸蒸日上的局面果然一去不返。在罗伯特·普特南的畅销书 《独自打保龄》中，他将20世纪60或70年代以及90年代晚期所发生的巨变作了详尽的描述，并列出了影响“社会资本”的若干指标：
• 城镇或学校事务的公开集会参与度：下降35%。
•作为俱乐部或机构的工作人员提供服务的比例：下降42%。
• 为当地组织的委员会提供服务的比例：下降39%。
•教师家长会的成员人数：下降61%。
•全国32家有章程的协会的平均成员人数：下降近50%。
•男子保龄俱乐部的成员人数：下降73%。6
正如社会学家西达·斯考切波在她2003年的研究报告《被贬低的民主》中所述，厄尔克斯俱乐部、麋鹿俱乐部、扶轮社以及帮过我的狮子会等，这些曾将各收入阶层、各社会阶层的美国人聚集在一起的各类社团，如今已然江河日下。7无独有偶（尽管思想根源不同），查尔斯·莫雷在其2012年的优秀新书《分道扬镳的社会》中也表示，工薪阶层在宗教和世俗社团生活中出现的断层，是如今美国社会停滞以及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动因之一。8
如果，美国公民社会已然衰退至此，欧洲社会的希望又在何处呢？普特南的所谓社会资本衰退“定律”似乎也有例外，英国就是一例。与美国相仿，英国在19世纪也经历了一段社团生活的黄金岁月，按照历史学家G·M·特里维廉的话说，在“这段时期中，英国工会、商业合作社、互助会、俱乐部联合会、管理委员会、委员会、临时委员会等出于慈善和文化目的建立的各类组织层出不穷”。特里维廉戏称，“就连哑巴牲口都没有落下，也成立了自己的组织”。91911年，注册的慈善机构全年总收入超出了根据《济贫法》所作的国家公共支出的数量。10慈善机构在1871年到1945年所确定的绝对案例数量惊人得保持恒定不变。11素有“福利国家之父”之称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所提议的国家保险和医疗集中管理体系的实施，极大程度上改变了很多英国“友爱合作社”的作用，使之或是转化为政府福利机构，或是逐渐淡出历史舞台。12但是在其他方面，英国社团生活依然活跃。在20世纪50年代，社会学家对英国志愿机构的网络生命力深有感触。彼得·霍尔通过研究发现，这些网络在20世纪80年代还依然健在，只是一些传统的妇女组织、部分青年组织和红十字会这类服务机构在成员人数方面出现下滑。13
但若是细心观察，所谓志愿机构的网络生命力还是存在问题。1875年至2001年的友爱合作社的注册办公室报告，可以帮我们看到友爱合作社（例如工人俱乐部）、工业和节俭协会（例如互助会）以及住宅建筑互助协会（互助存款和按揭贷款协会）这些组织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的会员和入会率情况。按照绝对值计算，这类社团的数量在1914年达到峰值（36 010个），会员数在1908年达到顶点（3 380万人），当时英国的总人口不过才刚刚超过4 400万。相比之下，在2001年，英国只有12 000个社团。只有9 000个工业和节俭协会的会员数据可查，总数达到1 050万人，而当年的英国总人口为5 970万人。14曼彻斯特联合共济会是一个伞式组织的友爱合作社，在1899年时拥有71.3万会员，而如今仅为23万会员。15此外，世界价值观调查所作的比较研究表明，在国际志愿社团表中，英国已从第9位跌至第12位，而愿意加入一个以上志愿社团的人口比例，也从1981年的52%降至1991年的43%。16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出这方面进一步下滑的趋势（见图4.1），确实证明与美国相比，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士加入了“独自打保龄”的行列。
图4.1 2005~2006年英美两国志愿者组织成员人数比较图
资料来源：世界价值观调查协会发表的《世界价值观调查，1981~2008》，官方汇总v.20090902 （2009）
参考链接：http://www.wvsevsdb.com/wvs/WVSIntegratedEVSWVSvariables.jsp?Idioma=I
英国“社会资本”近些年明显出现加速下降的势头。不仅政治团体和工会的成员人数大幅降低，即便是那些有着悠久历史的慈善机构，其成员人数也在“大量减少”。2007年各类组织的成员人数较1997年也有所降低。更值得关注的是，英国志愿者组织全国理事会的数据显示，“仅仅8%的人口提供了将近半数的志愿时间”。17慈善捐款的趋势也大体相仿。虽然平均捐款出现上升势头，但是参与慈善的家庭数量自1978年起就开始下降，而且1/3以上的捐款来自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这一数字在30年前还不足1/4（在同一时期，老龄人口的比例从14%增至17%）。18英国公民调查最后公开的数据令人沮丧。19在2009~2010年：
• 仅有1/10的人会参与决策地方服务或提供这类服务 （例如，成为校董会委员或治安官）。
•仅有1/4的人每月参与至少一种正式的志愿活动（其中最常见的是组织或帮助执行志愿活动，多为运动会，或参与为某人筹款等）。
•每月至少参与一次非正式志愿活动的人口比例（例如对老年邻居予以帮助）从上一年的35%降至如今的29%。每年至少提供一次非正式帮助的人口比例也从62%降至54%。
• 自2005年起，慈善捐助就逐年出现下滑。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局面？在普特南看来，这主要在于新技术的出现，首先是电视，继而是互联网，导致美国的传统社团生活不复存在。但是我却持不同观点。Facebook及其ilk功能创建的社交网络规模虽然浩大，但是非常脆弱。Facebook有着整整9亿活动用户，这是4年前的9倍之多，Facebook这一超级网络工具可以帮助志同道合的人们在网上自由交换各种意见。也许正如谷歌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和前美国国务院官员现任谷歌智库部门负责人贾里德·科恩所称，这样的信息交换的确将产生革命性的后果，即便谷歌或Facebook在“阿拉伯之春”这样的民众运动中是否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还尚无定论也是如此。20（毕竟，利比亚民众对卡扎菲所做的并非仅仅是“删除好友”。）但是，令我非常质疑的是，在线社区是否真能取代传统的社团形式。
我在Facebook上“猛戳”好友或是建立Facebook小组，就可以把海滩清理干净吗？我表示怀疑。2007年的研究结果表明，很多人通常是因为朋友不再住在附近，无法经常见面，才会选择Facebook来维系与已有好友的关系。接受调查的学生中，出于这种目的使用Facebook的人要比与陌生人建立联系的多出两倍半，而当我需要有人帮忙清理海滩时，可都是在和陌生人打交道。21
并非是因为新技术的出现才吞噬了我们的公民社会。这一点托克维尔在他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早有预见，这也许是书中最为铿锵有力的段落。在书中，他生动描述了缺失社团生活后的未来社会的景象：
我认为，到那时候将出现无数相同而平等的人，整天为追逐他们心中所想的小小的庸俗享乐而奔波。他们每个人都离群索居，对他人的命运漠不关心。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子女和亲友就是整个人类。至于其他同类，即使站在他们的身旁，他们也不屑一顾。他们虽与这些人接触，但却好像感觉不到这些人的存在。每个人都独自生存，并且只是为了自己而生存……
在这样的一群人之上，有一个只负责保证他们的享乐和照顾他们一生的权力极大的监护性当局。这个当局的权威是绝对的，无微不至的，极其认真的，很有预见的，而且是十分和善的。如果说它是一种父权，以教导人如何长大成人为目的，那它最像父权不过了。但它并非如此，而只是以把人永远看成孩子为目的……
统治者这样把每个人都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并按照自己的想法把他们塑造成型之后，便将手伸向全社会了……他用一张有详尽的、细微的、全面的和划一的规则的密网盖住社会，最具独创精神和最有坚强意志的人也不能冲破这张网……它并不践踏人的意志，但它软化、驯服和指挥人的意志。它不强迫人行动，但却不断妨碍人行动。它什么也不破坏，只是阻止新生事物。它不实行暴政，但限制和压制人，使人精神萎靡、意志消沉、麻木不仁，最后使全体人民变成一群胆小而只会干活的牲畜，而政府则是牧人。22
托克维尔完全正确，不是新技术而是国家造成了这种局面，伴随着从摇篮到坟墓的终身福利制度这种诱人承诺，国家成为公民社会的真正敌人。在他笔下，他记录并谴责了这样一些做法，如“政府……来替代美国那些规模庞大的社团的作用”。
但是，美国人日常依靠社团进行的那些数量甚大而规模却很小的事业，要由哪个政府去代替办理呢……政府当局越是取代社团的地位，私人就越是不想联合，而越要依靠政府当局的援助……
如果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到处都代替社团，那么，这个国家在道德和知识方面发生的危险将不会低于它在工商业方面发生的危险。
人只有在相互作用之下，才能使自己的情感和思想焕然一新，才能开阔自己的胸怀，才能发挥自己的才智。23
这绝对是金玉良言，千真万确！
私立学校与民主社会
来验证一下这位法国老者托克维尔的睿智吧，大家扪心自问：你参加了多少俱乐部组织呢？就我个人而言，我在伦敦加入了三家俱乐部——一家在牛津，一家在纽约，一家在马萨诸塞的剑桥。可惜我不是活跃的会员，但是我会足额缴纳会费，每年也会用几次运动设备、就餐设施以及贵宾室等。虽然次数并不是很频繁，但也会定期做两次慈善活动。我还加入了一家健身协会，并且支持一个足球俱乐部。
我在年轻时参加的几大教育院校校友会，包括格拉斯哥学院和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我恐怕是其中最活跃的一分子。在我的子女就读的学校以及我任教的大学中，我也会固定拿出些时间参加活动。随后我会解释自己青睐这些独立[3]教育机构的原因。
我接下来陈述的观点与时尚格格不入。在英国《卫报》主办的一次午宴上，当我表示，“在我看来，英国如今最好的学校莫过于这些独立学府”时，听众一片哗然。（毋庸置疑，那些最为惊讶的听众势必都曾就读于这些学府。）在英国，我希望能普遍采用的教育政策就是努力大幅提升私立教育机构的学生人数，与此同时，要建立教育券计划、助学金计划和奖学金计划，以便大量低收入家庭的儿童也可入学接受教育。
诚然，这会让左派人士认为是“精英主义”的做法，而条件反射似的加以反对。即便是像乔治·沃尔登这样的保守党人士，也认为出于不平等性的考虑，应该把私立学校作为不良机构予以取缔。接下来，我会解释为何这种观点大错特错。
在大约100年前，公立教育的扩大的确可圈可点。经济学家彼得·林德特（Peter Lindert）就曾指出，托克维尔的理论并不适用于学校，因为在1852年后，正是美国这样的国家率先将地方税收用于普及义务教育。几乎无一例外的是，世界各地扩大的选民范围使得类似的普及义务教育得到迅速推广。这在经济上意义非凡，因为普及教育的回报相当之高：能写会算的人可以成为更具生产能力的工人。24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教育的公共垄断存在局限，特别是对公民识字率早已达标的社会更是如此。公共垄断的教育机构需要面临任何垄断提供方都无法避免的问题，即由于竞争的缺失导致质量下滑，以及“生产者”对既得利益不断膨胀的权力欲望。无论在观念上存在着怎样的偏见，我们必须承认，在世界范围内，私立教育机构在设定并提高教育水准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无意让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一争高下。我其实是对二者都表示支持，因为较之垄断，我更倾向于“生物多样性”的选择。公立和私立教育机构的有机组合，有利于形成有序竞争和创优争先。美国大学是在日益全球化的竞争体系中进行运作，所以才能在世界排名中名列前茅，在上海交通大学所做的世界大学排名前30强名单中，美国大学占了22个席位。而处于本地化垄断体系的美国中学教育则成绩不佳，在2009年公布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项目研究报告中，15岁青少年的数学水平就完全说明了这一点。如果马塞诸塞州或联邦政府将哈佛变为国立大学，那么哈佛还能称为哈佛吗？答案不言而喻。
英国实行的则是一套完全不同的体系：各大院校主要是归政府资助的国家高等教育服务机构分管，虽然英格兰和威尔士院校的最高收费低于最好院校应收取的费用水平，然而，在中等教育方面，还是活跃着收费不受限制的独立办学领域。结果何如呢？除了少数已有自己的资源与/或声誉的精英院校之外，大部分英国大学都处于危机之中。《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推出的最新全球50所名校当中，仅有7所英国大学榜上有名。但是，有不少英国中学在世界范围中处于领先位置。
需要对传统公立教育进行反思，特别需要关注的一点是：在提供“免费”且质量平平的公立教育的同时，还要积极发展真正优质的私立教育体系（因为如果教育水平仅仅略高于免费教育的话，愿意每年支付1~3万英镑的学费选择私立学校的人势必会少之又少）。25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 在本书成书之际，负责制定政策解决英国公立教育水平偏低这一问题的却是一名苏格兰人。英国教育大臣迈克尔·戈夫受到毕业于牛津大学费蒂斯学院的年轻首相托尼·布莱尔的启发，即将经营不善的公立学校改制为私立学校。仅仅2010~2012年这两年间，私立学校数量就从200所增至所有中学数量的将近半数。如位于伦敦哈克尼的莫斯伯恩学院或位于斯托克韦尔的大型小学杜兰德专科学校，为我们充分展示了即便是在贫困地区，只要当地政府不再过分干预，私立办学也可取得卓越的成绩。26新出现的“自主学校”则更进一步，这些学校由家长、教师等自主创建，托比·杨就是其中之一，他最终找到了一种既可广交朋友也能桃李天下的教育方法。27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校并非选择性入学，而且仍然由国家出资，但是其更高的自主性有助于快速提升纪律和教学的水平。
英国有很多左派人士对于这种教育进步不屑一顾。（很多工党议员完全否认私立办学的概念。）但是，这的确代表了全球趋势。在世界范围内，很多明智的国家都在逐渐淘汰国立教育一家独大的过时模式，而是允许公民社会重回教育领域，这一点名至实归。
很多人误以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传统福利国家的理想代表。实际上，只有芬兰还在严格实施对教育的国家垄断，并取得了成功，这使得芬兰并不适用于我的理论。与之相反，瑞典和丹麦在教育改革方面已经走在了前列。由于实施了大胆的去中心化和教育券计划，瑞典的独立学校数量出现了激增。丹麦的“免费”学校是独立运营的，政府会为每个学生提供奖学金，而如果要求合理，校方另行收取费用或以其他方式集资也完全可行。（类似的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就是现在约有2/3的丹麦学生就读于独立学校。）28
如今，在美国，有2 000多所特许公立学校，这与英国的私立专科学校有几分相似，都是采用公立办学、独立运营的模式，这为美国最贫困的城区将近200万家庭提供了教育机会。同时，成功学院（Success Academy）这类机构还不得不忍受来自美国教师工会的恶意中伤和诽谤，仅仅是因为特许学校在表现和成绩等方面对其他公立学校的不良现状构成威胁。在纽约市公立学校的三到五年级的学生中，2011年仅有62%通过数学考试。而哈莱姆成功学院最近的通过率是99%，科学课的通过率更高达100%。29所有这些并非是因为特许学校可以遴选最出色的学生入学，或是可以吸引到最好的家长。就读哈莱姆成功学院的学生都是通过抽签选取，他们成绩出色是因为学校认真负责，而且还是自主运营。
但是，即便是迈克尔·戈夫，也还需要再进一步，这就是要增加真正独立的学校数量，即实现完全私立办学，还有就是在选择学生方面不受限制。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3月的一次调查显示，六成私立学校的校长认为，国家就工资待遇和办学要求方面的规定，不利于对优秀教师提高工资，也不便延长课时，帮助差生辅导功课。30而其他地方的私立教育机构则没有这样的限制。在瑞典的知识学校（Kunskapsskolan），成千上万的小学生在这里接受教育。在巴西，奥布杰提沃、COC、毕达哥拉斯这些私立连锁学校，也有数十万学生就读其中。也许，最为杰出的例子当数印度。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教育学教授詹姆斯·托雷在印度海德拉巴的贫民窟也建立了私立学校，而且校名极富想象力，如皇家文理学校、小夜莺中学、菲尔道斯花儿修女学校等，这将良好教育的美好希望带入了城市最贫困的地方。31托雷及其研究人员在非洲也见到了类似的私立学校。毫无例外，这些都是对表现不佳的公立学校的一种回应，在那些公立学校中，班级规模过于庞大，教师在打盹儿，或者索性缺堂，教学质量无从谈起。
英国的问题并不是私立学校数量过多，而是数量严重不足，如果再加上慈善的考虑，缺口则会越发增大。只有大约7%的英国儿童就读私立学校，这与美国的比例大体相当。若想了解为何亚洲儿童在标准测试中的成绩远远高于英美儿童，原因之一就在于，在中国澳门、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和日本等地的私立学校中，有1/4以上的儿童在私立学校接受教育。这些地区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项目平均数学分值，要比英美儿童高出10%。他们超出美国孩子的程度与我们和土耳其的差距相当。而土耳其学生就读私立学校的比例还不足4%，这绝非纯属巧合。
私立教育其实惠及的远不只精英阶层。马丁·韦斯特和卢德格尔·沃斯曼因在201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示：“私立学校入学率每提升10%，就可以提高国家的数学测试成绩……效果相当于进行了半年的学习。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水平，私立学校每增加10%的入学率，也会降低5%的学生人均开销。”32换言之，私立学校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要更胜一筹。惠灵顿私立中学现在就在赞助一所公立资助的私立中学，这种做法很值得称道。还有就是拉格比和格拉斯哥学院的做法，校方扩大了助学金计划，力图通过学校自身的资源解决更多学生的学杂费用。
20世纪的教育改革是要在民主社会中，为更多人普及基础教育。21世纪的教育改革是让更多孩子都能享受到良好教育。如果有谁对此表示反对，那只能说他是个真正的精英主义者：认为穷人家的孩子只能待在破破烂烂的学校里，与良好教育无缘。
更进一步的大社会
在更广义的范畴中，以教育为例，在过去的50多年间，政府过多地介入了公民社会的范畴。这对于私有资源不足的领域（例如小学教育）的确有所裨益，但是这其中也要付出代价。
我赞成托克维尔的观点，也相信公民在当地自发的行为要优于集中的政府行为，这不仅是出于其最终结果的考量，更重要的是作为公民的我们在其中所受到的影响。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权益并非仅限于投票权、谋生权、守法权等，同时还要有结社权，要与超越家庭范围之外的人群交往，在这其中，我们才会了解怎样制定和执行行为准则，简言之，就是实现自我管理。以身作则才能对子女言传身教，扶老携幼，照顾弱小，与犯罪分子作斗争，保持街道清洁等。
既然“大社会”一词已经成为英国的政治俚语，就难免会被滥用。在我就本书题材所做讲座的当月（2012年6月），坎特伯雷大主教就曾表示，“大社会”不过是“理想化的胡言乱语，其深层次的目的是想让国家在该对最弱势群体担负起责任时，却不可救药地抽身而退”。33即便是苏格兰志愿组织联合会这样宣称信仰“自助”的机构，其首席执行官马丁·塞姆也将“大社会”称为“一帖有毒的膏药……是托利党骗人的把戏，出现问题时就用它来遮挡”。34现在，显而易见，与上述各位对“大社会”的理解相比，我更心存希望。其实，包括我们的社会在内的大多数社会，都会因为个人的积极主动性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更少地依赖国家，而充分受益。即使你认为现在这是一种保守的观点也无所谓。曾几何时，这是真正自由主义的精髓所在。
在前面的文字中，我曾试图说明，我们赖以生存的制度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这些制度曾是我们以往在经济甚至政治文化方面取得成功并实现文明的关键所在。我也提到了公债的危机，这是西方政治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它其实是我们对未来子孙的背叛：是埃德蒙·伯克所称对现在和将来之间社会契约的违约行为。
我认为所谓通过复杂的监管避免未来金融危机的做法，其实是基于对市场经济运作方式的深刻误解，而白芝浩已将其谬误之处做了透彻分析。
我也提出了警告，法治对民主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转都至关重要，但它正在沦为律师之治，这其中的危害查尔斯·狄更斯了如指掌。
最后，我提出曾一度活跃的公民社会出现了衰退，这并非新技术的出现使然，而是国家的过度干预所导致。这一点托克维尔已经颇具先见之明地告诫过欧美人士。
我们人类生活在复杂的制度矩阵当中，其中有政府、市场、法律，也有公民社会。反观苏格兰启蒙时期，从那时起，社会制度的矩阵就曾运转异常良好，各种制度之间配合默契，相辅相成。我相信，这就是西方社会在18~20世纪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但是，当下的社会制度却面临彼此脱节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在未来的这些年中，我们要重现辉煌，扭转西方社会大衰落的趋势，再现那些真正自由社会所具备的首要原则，这也是我一度努力证实的原则，历史上这些伟大思想家也会助我们一臂之力。
简而言之，该是我们清理海滩的时候了。
[1]《牛奶树下》，英国喜剧电影名，片中把威尔士小镇风情以欧洲闹剧的方式描摹一番。——译者注
[2]狮子会（Lions Club）全称为“狮子俱乐部国际协会”，是世界最大的服务组织。——译者注
[3]严格意义上，莫德林学院隶属于国立大学，政府时不时会质疑其是否是独立学校。但是该校的确保留着独立身份，并设有自己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