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的再现

即便是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前，小布什政府也毫不掩饰对联合国授权的军事行动缺乏耐心。这位新总统阐明其意图是回避“没完没了的军事部署以及不明确的军事任务”，以达到“有序而及时地从像科索沃和波斯尼亚这样的地方撤退”。他的政策是“谦恭地”“建议我们的原则”，而不是傲慢地“强加我们的文化”。然而，当还是总统候选人的乔治·W·布什批评克林顿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海外冒险时，他并不是在批判海外军事干预行为本身，而仅仅是说这样的干预行为没必要在联合国的框架下进行。2000年的总统竞选中，他说：“我不认为我们的部队应当被用来进行国家重建。我认为我们的部队应当被用来打仗，并赢得战争的胜利。我们的部队应当在对我们最有利的情况下，被用来帮助颠覆独裁统治政权。但在这里（他是指索马里）它是国家重建的一种演练。”对小布什来讲，“国家重建”是个禁忌字眼，因为它与联合国联系在一起。而美国领导的“政权变更”则是另一回事。

2001年9月恐怖分子袭击之后，政权变更政策的重大意义变得十分清楚。从一开始，总统小布什就坚决主张，美国的复仇将“对那些策划那些行动的人和收容那些人的政权不加区分”。如果喀布尔的塔利班政权不交出本·拉登和其他阿富汗境内的基地组织成员，美国将颠覆这个政权。在所有的美国政府的高级成员中，小布什本人是最冲动的。他急切要求快速和果断地改变阿富汗政权。他坚持应当更多地介入反恐战争，不止“发射200万美元的导弹，攻打价值10美元的空帐篷，并且击中了靶垛里的一只骆驼”。他也向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施压，立即在阿富汗“启动”他的战争计划。小布什想要以彻底、全面的战争来回应国际恐怖主义的挑战。

1832年出版的《战争论》这部杰作中最著名的那句话，是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定义：“战争不只是政策的行动，而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工具，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政治目标就是目的所在。”他认为“战争是达到目的手段”。毫无疑问，小布什政府在随时准备使用战争手段以达到其政治目的这一点上，比其所有的前任更加信奉克劳塞维茨的名言。不可否认，克劳塞维茨不会想象得到敌人会以劫持的飞机、放射性炸弹、炭疽热病毒和沙林毒气为武装，从曼哈顿到蒙巴萨，他们可以想打哪里就打哪里。用2002年出版的《国家安全策略》报告中的话来说，这场新的战争中的敌人包括“虚幻的个人网络。只需出比一辆坦克还要低廉的成本，就能够让大洋这边的我们饱受巨大的混乱以及痛苦”。跟这样的敌人打仗，只能是悄悄地进行：在法兰克福机场或在破旧不堪的巴基斯坦廉价的小旅馆实行拘捕；在巴格达的别墅或巴勒斯坦的后街刺杀他们。在一些方面，反恐战争同冷战时期的间谍战有异曲同工之妙，没有任何正规作战的武器装备，没有排列密集的导弹和坦克，只有更大摄程的摄相机——一些藏在火柴盒里，另一些则在外太空绕轨道运行着。但这场战争也像19世纪的那场“大棋局”一样（即列强在中东的争夺战——译注），如今又在中东、中亚和阿富汗玩起了这场游戏，但现在增加了一些技术上的小玩艺儿。反恐战争需要还击恐怖分子在新技术上的各种优势（现代爆炸装置的威力和小巧），以现代反恐间谍战的技术优势（现代监控技术所具有的前所未有的威力）加以回应。

对克劳塞维茨来说，不难识别的是小布什政府打了两场平行的战争：在打击恐怖活动策划者的同时，也打击“收容”或以别的方式支持恐怖分子的组织。“9·11”恐怖袭击事件的一个结果是永远粉碎了一个梦想，以为美国人会在导弹防御体系的掩护下，退而安享其生产力的果实，任由世界上一些愚昧的国家自行毁灭。因为恐怖主义正好滋生在那些“流氓”政权和冲突四起的“失败”国家里，而一些共和党人曾一度认为美国应当忽视这些国家。这种战争——即采取军事干预来颠覆那些恶劣的政府——并不新奇，也非不可行。实际上，这恰恰是维多利亚时代所擅长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打击苏丹马赫迪教派的战争。瓦哈比教派的狂热信徒在喀土穆杀死了英国的查尔斯·戈登将军，从对公众的影响和打击方面来讲，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在乌姆杜尔曼发生的蔚为壮观的一场不对称的战役中，一支规模很小但具有致命杀伤力的装备精良的远征军，于1898年将马赫迪恐怖分子捉拿归案。小布什的脑子里肯定也是这么推算的。尽管在阿富汗并没有一个现成的政权变更方案，但是中央情报局和中央战区指挥部一起匆忙地拼凑了一个，并再一次以空中打击取得了摧毁性的效果。但是，在阿富汗的“持久自由行动”与其他军事行动不同的地方是，超过百名的中央情报局特工和超过300名的别动队人员动员了反塔利班的北部联盟，并成功说服其他阿富汗军阀投奔到他们这一边。美国的首次空袭是10月7日，即世界贸易中心被炸后不到一个星期。两个月之内，塔利班的头目就被赶出了喀布尔。这一年年底，哈米德·卡尔扎伊宣誓就任临时政府领袖。

一个阿富汗的乌姆杜尔曼战役并不是联合国所能反对的，在2001年末这样的高热气氛中更不可能反对美国的行动。塔利班自1996年5月起就为本·拉登提供庇护所。尽管“9·11”恐怖袭击事件空袭的操作细节是在欧洲和美国制定的，但是，行动的主策划就是本·拉登。然而，塔利班拒绝引渡他。因此，在联合国看来，美国的所为乃是合理的自我防御行动。2001年7月，联合国已经将塔利班政权描述为是对“国际和平和地区安全的一个重大威胁”（1363号决议）。“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的第二天，联合国又强调了一项新的决议：“那些负责援助、支持或收容犯罪分子、组织者和这些行动的赞助人们都当负有连带罪责（1368号决议）。”战争打响之后，安理会也故意回避任何有关美国的话题，而只是说些乏味的支持“阿富汗人民取缔塔利班政权的努力”（1378号决议）。但由于小布什政府不失时机地组建了一个新的阿富汗政府，安理会的其他成员也没有什么理由加以反对。其他北约成员国也乐得接受协助对阿富汗战后占领的邀请。综合所有这些缘由，阿富汗政权改朝换代，大体上是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尽管它确立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先例。

2002年6月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布什重申了“先发制人”的战争思想。这个思想在3个月后白宫发布的长达33页的“美国国家安全策略”中被全面阐述。因为（用副总统切尼的话来讲） “一小撮恐怖分子的组织和残忍的独裁统治者手中如果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会构成所能想象得到的严重威胁”，总统将行使他作为三军总司令的权利，防范任何对美国安全的所构成的“致命威胁”。“按常识和自卫的角度来讲”，美国将“采取行动将那些带有这种苗头的威胁扼杀于摇篮之中”。许多批评家抓住这一点，认为这个“布什主义”是危险的，根本性地脱离了1945年后美国的一贯做法的轨道。然而，在面对濒临到来的威胁时，这种先发制人的想法是必要的，并不是对美国政策的重大背离。布什主义比较激进的一面就是行动胜于理论。也就是说，当小布什总统说他准备为自由而战，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打击恐怖活动时，他是认真的。如果击败恐怖主义的唯一途径就是颠覆支持它的政权的话，他会毫不犹豫这么做的。

谁将成为下一个打击对象？整个20世纪90年代，共和党内部就一直有人强烈要求清算萨达姆·侯赛因。“9·11”恐怖袭击事件刚刚发生，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就开始敦促制定针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反恐战争。这个观点也受到了副总统迪克·切尼的响应。小布什却反对这样做，他坚持最初的方案，把焦点放在塔利班上，因为他们窝藏了攻击纽约和华盛顿的犯罪分子。但这并不意味着，小布什反对在未来的某一天取缔巴格达的政权。2002年1月29日，在布什的国情咨文演说中，他非常明确地将伊拉克、伊朗和朝鲜一道归入“邪恶轴心”的三个主要攻打目标。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他是否可以依赖已经建立起来的各种反恐联盟以及国际多边机构——应当顺便提醒一下，这些机构和联盟的重要性在他的“国家安全策略”中是绝不予以否认的。

联合国有许多——几乎是太多的合理理由授权对萨达姆·侯赛因发动战争。伊拉克政府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不仅发展了生化武器（他用后者——包括芥子气和沙林毒气——对哈莱卜杰的库尔德人进行镇压），而且还企图获得核武器。海湾战争之后，根据安理会第687号决议建立的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主要负责确保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的消除工作或对其进行无害化处理，直到联合国在伊拉克武器核查小组证实这些工作都已经做到了，对伊拉克石油出口的禁运措施仍然生效。从一开始，萨达姆就阻挠特别委员会的工作。一次又一次，伊拉克宣称制造了什么被禁止的武器，结果证明都是假的。1994年伊拉克开始停止与联合国伊拉克武器核查小组合作，直到面对将采取军事手段的威胁时，才同意调查人员继续展开工作。1997年联合国调查人员再次被禁止进入某些特定区域时，眼看着更进一步的军事冲突一触即发。1998年2月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飞抵巴格达从中斡旋，才化解了这场危机，并迫使萨达姆再次保证调查工作继续进行。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的最终报告如此严厉，以至于引发了美英从空中打击被怀疑是伊拉克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设施（沙漠之狐行动）。1999年又一支新的调查小组——联合国对伊拉克武器监督、核查与视察委员会成立了，但自2002年11月开始，这个小组就不再被允许进入伊拉克了。

违反人权的行为；既是又不完全是大屠杀；支持恐怖分子组织，特别是阿布·尼达尔组织；违反国际生化武器协定；试图取得核武器——对萨达姆政权的指控单子实际上从新世纪伊始，就已经很长了。但其中没有其参与“9·11”恐怖袭击事件的任何带有结论性的证据。鉴于萨达姆违反国际法和蔑视无数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对他罪责的指控——仅仅4年时间里，共计17条——唯一的谜题就是，为什么在2003年之前不攻打伊拉克呢？

这个解释必须得从安理会其他成员国的态度中寻找。他们也许已经被认为会同意美国的想法，支持解除萨达姆的武装。英国的立场确实如此。然而，法国、俄罗斯都巧妙地怂恿伊拉克不配合武器核查。于是，美国和英国只能独自威胁巴格达，并实施军事行动对该政权进行调查。到1999年末，伊拉克武器核查小组主席理查德·巴特勒对安理会的其他永久成员国的行为感到如此愤怒，以至于指责他们正在设法“毁掉”特别委员会小组。其他成员国是肯定不会对已经解散了的调查项目显示出巨大的热情的。法国尤其是这样，它要利用其在安理会的权力，阻止不仅是美国的外交政策，还有安理会自身所表达的明确意愿，这并不是它最后一次这么做。

在2003年，人们已经写了很多有关当年“失败的”美国外交。当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时，民主党的领导人们，排着队指责总统的不称职。“我太伤心了，我为这位总统外交上输得如此之惨而感到悲哀。”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汤姆·达施勒如此动情地说道。“这可能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同盟关系处理上最不成功的一次，”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的斯腾尼·霍耶下这样的结论说。“我们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一个忽略朋友的国家了，还指责他们，称他们是不相干的？”老资格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伯德也这样责问道。这些观点为更多理性的评论家所响应，特别是斯坦利·霍夫曼，还有前内阁的外交政策团队的成员们。可以公平地说，小布什和他的顾问们在方式、方法上太过于注重外交了。因为，首先他们并非希望要采取导致那个多余的“第二决议”惨败的单边行动（第二决议如果通过的话，就在伊拉克问题上更接近第22号决议了）。然而，美国政策的核心目标是一贯的，也取得了这个目标——也就是，坚决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美国恰恰是以总统在国家安全策略中所设想的方式，建立一支临时的“自愿联盟”，因而获得一部分——尽管不是全部老盟友的支持而成功地达到这个目标的。并不是美国的外交失败了，失败的是自认为他们可以阻止战争或至少孤立美国的那些人的外交。

2002年下半年，布什政府对萨达姆的耐心已经耗尽。早在8月26日，副总统迪克·切尼就公开表示对萨达姆“欺骗和撤退的游戏”已经非常厌恶。肯尼思·M·波拉克在《恐吓风暴》一书中就总结道：“美国面临的谨慎而现实的唯一行动方针就是对伊拉克发动全面入侵，粉碎伊拉克的武装力量，废除萨达姆政权并且销毁这个国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认为，这个方针要优于遏制政策的延续，它由制裁、武器核查、禁飞区和美军在邻国的军事存在组合而成。出于对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的意愿有所眷顾，美国再次作出决定，将此问题提交到安理会。结果便是联合国安理会的第1441号决议，这项决议列举了萨达姆的众多罪责，指责他无视警告，继续犯罪，公然违抗且不与联合国合作。但是，此决议给伊拉克“最后一次按照安理会相关决议进行裁军的机会”，要求伊拉克“在30天之内准确、充分，而且全面地向安理会报告其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的各个方面，并让武器核查工作继续开展下去”。决议以安理会先前对伊拉克的警告为总结：“如果继续违反决议的约束的话，将面临严重后果。”这个警告显得有些牵强。对美国人而言，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的最后一个触发因素——或许是最后一批触发因素——是伊拉克就此所作的回应，即一份长达一万两千页的声明书，对联合国对伊拉克的要求一一驳回，美国人认为“那甚至不是一份可信的文件”。

小布什和他的顾问们现在有两个很好的理由采取行动。它们是：

1. 伊拉克始终不遵从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而且有可能——当然没人能够担保，恰恰因为伊拉克的不合作——保留或恢复使用或出口其化学或生物武器的能力。

2. 萨达姆是一个血腥的暴君，犯有反人类罪行（如果不完全是大屠杀）。

姑且不论这些发动解除伊拉克武装或解放伊拉克的战争的合法理由，美方还有三条更进一步采取行动的实际理由。

① 颠覆萨达姆政权，通过向任何反对美国的政权发送明确的敌对信号，可能会对打破中东和平进程的僵局有所帮助——既鼓励了友好国家，又除掉了萨达姆本人。

② 创建一个民主的伊拉克也可能是大规模“改造中东”的开始（用康多莉扎·赖斯的话来说），使伊拉克再次成为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榜样，而且——

③ 控制伊拉克能够为美军在中东建立可供选择的军事基地，考虑到他们离开沙特阿拉伯的可能性（因而，至少符合伊斯兰激进派信徒的一项要求）。

并非所有的小布什政府内部要员都接受这三条为实行干预所作的补充论据——甚至在国防部内部也存在意见分歧，但显然总统自己将所有这三条理由视为合理合法。所以，将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运用于一场战争，以实现这些政治目的时机已经到来。

接着就遭到了法国政府的反对战争的攻击。此举虽不成功，但极具破坏力，对此表示支持的还有德国和俄罗斯政府。1月20日，诗人兼历史学家的法国外交部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在安理会的一次会议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法国不会“把自己同国际社会所不支持的军事干预联系在一起”。两天之后，希拉克总统在法–德《爱丽舍条约》签订30周年的一次庆祝活动中回应了这个观点。他几乎赞赏近期重新当选德国总理的格哈特·施罗德利用反对美国在伊拉克任何的“军事冒险”的政策来取得选票的做法。2月10日，布鲁塞尔召开的一次北大西洋委员会会议上，法国和德国再加上比利时的参与，阻止了由美国提出的在伊拉克战争爆发时对土耳其提供安全援助的要求。同一天，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巴黎访问法国元首时，也宣告了俄罗斯反对战争的立场。

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因为宣称反战只是源于“旧欧洲”的轻蔑评论，遭受了如雨点般的责骂。实际上，这样说更准确些，反战立场源于约1/4的旧欧洲，加上美国往昔在欧亚的竞争对手（即俄罗斯）。另一方面，表示支持美国立场的国家有英国、西班牙、丹麦、葡萄牙和意大利——都是欧盟的老成员国——以及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这是欧盟新吸纳的10个成员国中的3个。1月30号的《华尔街日报》上刊登了他们支持美国的信件。信中指责安理会容许萨达姆“有系统地违反”众多决议，并强烈暗示是萨达姆自己断送了“解除武装的最后机会”，这封信赢得了10个较小的东欧国家的响应，其中包括3个波罗的海国家和保加利亚。因此，非常明显，欧洲的大部分国家（总共18个）站在了美国这一边。这并不奇怪。仅仅在几天之前，联合国武器核查首席检察官曾强烈谴责伊拉克的行为。那两封信发表之后，希拉克朝东欧几个国家发了一通无名之火，由此表明，法国被全面击败了。此外，甚至并不支持战争的几个欧洲国家，绝大多数也愿意提供一些有限的援助，诸如可以使用他们的领空、反化学武器专家或是人道主义援助。可以说，美国犯的唯一的一个错误在于听从了英国的劝说，小布什总统在英国首相的说服下，决定去寻求另一个联合国安理会明确授权发动战争的决议。这使得大多数的亲美的欧洲国家变成了毫不相干的力量，因为除了英国，只有两个成员国（西班牙和保加利亚）是安理会的成员。在世界媒体的众目睽睽之下，没有一个非永久成员国——叙利亚、巴基斯坦、喀麦隆、安哥拉、圭亚那、智利和墨西哥——想使自己的国家被视作支持一场“美国人的”战争的安理会成员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后来出现的跨大西洋的分歧的角度来看，欧洲结果被证明是在安理会上各大洲代表中最支持美国的。关键之点是希拉克总统的否决，这是率先通过法国电视台发表的。虽然并不是在安理会上的正式否决，但这决定了布莱尔的“第二份”决议的命运，于是该决议案被美、英适时地撤回了。

就在第一枚导弹击中巴格达后不久，希拉克谴责美国“破坏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而且还将军事手段的使用放在首要地位”。法国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一切是否完全是为了联合国的合法性，还很难说。希拉克已经声明，法国将“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否决第二份决议。然而，法国驻美国大使，让·大卫·列维却加上了一则重要的附加条件：“萨达姆·侯赛因要是使用化学武器或是生物武器的话，法国政府将立刻彻底改变立场。”希拉克自己也添加上了一条：如果在安理会规定的30天期限之后，如果萨达姆实际上仍在违反1441号决议，他事实上会考虑“一切手段，包括战争手段”。这就给了法国的立场以栖身之处。其实，只要萨达姆首先使用生化武器，他们是乐意支持战争的。如果他只是占有这些武器，把它们窖藏起来，就没有发动战争的必要了。再来一个空洞的最后通牒将会奏效。法国人认为，武器核查专家们可以在美索不达米亚无限制地玩导弹标签的游戏，而美国的海湾驻军则在此期间静待观望。法国人唯一考虑的就是要避免战争——就像整个波斯尼亚危机中，英国人所表现的那样。就希拉克和德维尔潘采取的所有姿态而言，他们的政策不多不少，正是绥靖政策。而这项政策所暗含的遏制政策的所有费用却被加在了美国人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