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的推广

如今，位于爱丁堡老城中心山上的灰衣修士教堂墓园因为那只守着主人坟墓的斯凯犬“忠狗巴比”而闻名遐迩。另外，这个墓园广为人知的另一个原因在于那些盗墓者——所谓的“掘墓盗尸人”，他们于19世纪早期来到这里，为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提供用于解剖的尸体。不过，灰衣修士教堂在金融史上的重要性主要在于这座教堂的牧师罗伯特·华莱士以及他的朋友、托尔布斯教堂牧师亚历山大·韦伯斯特所从事的早期数学研究。他们同爱丁堡的数学教授科林·麦克劳林一道，成功创立了首个建立在正确保险精算以及金融准则（而非商业赌博）基础之上的保险基金。

居住在那时候因臭气熏天而被赋予“老雾都”绰号的苏格兰首都，华莱士和韦伯斯特都对人类健康的脆弱性有着敏锐的觉察。他们两人都活到了高龄：分别是74岁和75岁。但麦克劳林仅仅48岁便离世，他在1745年苏格兰人民起义中试图躲避詹姆斯党人时不慎落马，从而暴露了身份。苏格兰高地地区的天主教派入侵只是18世纪中叶爱丁堡居民面对的危险之一。到19世纪，英格兰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37岁，那时爱丁堡的情况不可能好于英格兰，甚至可能同18世纪晚期居民平均预期寿命只有23岁的伦敦一样不容乐观——鉴于苏格兰首都声名狼藉的恶劣卫生条件，情况或许还会更为糟糕。在华莱士和韦伯斯特看来，其中一个群体尤为容易受到过早死亡。按照《安妮法》（1672年）规定，已故苏格兰长老教会牧师的遗孀和子女只能获得牧师去世之年的半年薪俸。从那之后，他们便会面临困窘的生活。尽管爱丁堡的主教在1711年又颁布了一个补充方案，但仍然是建立在传统的“量入为出”的基础上。华莱士和韦伯斯特知道这还无法达到人们要求。

我们倾向于将苏格兰牧师想象成谨慎、节俭、提防可能因为任何微小过错招致上帝惩罚的典型形象。但事实上，罗伯特·华莱士是一个极其嗜酒之人，同时还是一位数学奇才。他喜欢和兰肯俱乐部同样好酒的密友们推杯换盏，这个俱乐部的成员过去经常在兰肯旅店会面。^[35]亚历山大·韦伯斯特的绰号是“善良的大酒瓶”，据说“烈酒的力量几乎无法影响韦伯斯特先生的思维和四肢”。不过，当面对预期寿命的计算问题时，两人便清醒得鲜有他人能比了。韦伯斯特和华莱士提出的计划独具匠心，这反映出他们不仅仅受到了此前加尔文主义宗教改革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苏格兰18世纪文艺复兴的影响。他们认为，除了要求那些牧师每年缴纳保险费，用于这些牧师去世之后照顾他们的遗孀和孤儿之外，这些保险费应该被用于创立一种基金，然后进行收益性投资。

保险精神：正在爱丁堡布道的亚历山大·韦伯斯特

那些牧师的遗孀和孤儿将会获得投资所得的回报，而不仅仅是他们的保险费。要使这项计划得以实施，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对未来将会出现多少遗孀和孤儿，以及赡养他们需要收入多少资金进行精确预测。现代的保险精算师们仍然对韦伯斯特和华莱士所作测算的精确性惊诧不已。“一定要通过独特经验以及细致计算，确定遗孀在其丈夫死后需要的金额比例。”华莱士在一篇草稿中写道，“不过，开始时可能需要她们的丈夫在世时每年缴纳3倍的保险费……”随后，华莱士又开始研究他和韦伯斯特从苏格兰全境的长老会辖区搜集来的证据，并且发现“苏格兰在世的牧师人数似乎总是保持在930人的水平”。

……通过对过去20年的数据进行研究，我们发现每年（930人中）约有27名牧师辞世，其中18人留有遗孀，5人留有子女但没有遗孀，2人既有遗孀又有上次婚姻留下的未满16岁的子女；当遗孀全体数量统计完全时，3名领取养老金者又将去世或再婚，身后又抛下未满16岁的子女。

华莱士最初估算出来的任一时期遗孀的最多人数为279人，但麦克劳林对这种测算作出了纠正，指出假定遗孀死亡率恒定并不属实，因为她们不可能全部处于同一年龄。为了得出准确性更高的数字，华莱士转而求助于哈雷德的生命统计表。

苏格兰牧师遗孀基金的测算（1）

时间将会对他们的测算予以检验。依据这项计划的最终版本，每位牧师每年将会缴纳的保险费共有4种等级以供选择，这些钱将被用于创立一项基金，然后通过收益性投资（最初是向较为年轻的牧师提供借贷）赚取足够的收入，以便依据所缴纳的保险费等级向新遗孀支付10~25英镑不等的养老金，同时涵盖基金的管理费用。换句话说，“为苏格兰长老教会牧师的遗孀和儿女提供准备金的资金”是首个按照“极大值原理”运作的保险基金。这种基金不断进行资本积累，最终达到利息和收益足够支付最大数量的养老金以及其他方面支出的程度。如果测算错误，基金可能出现超过（或是问题更为严重的低于）所需资金数额的问题。经过至少五次对基金增长率进行评估的尝试，华莱士和韦伯斯特最终得出了一组预测数字，即从1748年年初到1765年，基金总额将从1 8620英镑递增到58 348英镑。事实证明，他们仅仅出现了1英镑的偏差。到1765年，基金的实际自由资本达到了58 347英镑。华莱士和韦伯斯特在有生之年见证了他们的测算被验证。

苏格兰牧师遗孀基金的测算（2）

1930年，德国保险专家阿尔弗雷德·马内斯给保险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即：

一种依托于交互原则的经济制度，建立目的是提供一种资金储备，这种需要源于一种发生概率可以预先评估的偶发事件。

苏格兰牧师遗孀基金是同类基金中的首例，该基金的建立的确是金融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不仅仅是为苏格兰的牧师，同时也为渴望防范过早死亡风险的每一个人树立了模板。甚至在该基金完全投入运作之前，爱丁堡、格拉斯哥以及圣安德鲁斯的各所大学已经申请加入了。其后的20年间，依照相同模式建立起来的类似基金如雨后春笋般在英语国家相继涌现，其中包括费城长老会牧师基金（1761年）、英国公平公司（1762年）以及为苏格兰工匠的遗孀提供赡养费用的圣玛丽礼拜堂的联合公司（1768年）。

到1815年，保险原则已经广泛流行，甚至那些在与拿破仑战斗的过程中殒命的人们都接受了保险服务。滑铁卢战役中，一名士兵牺牲的概率为1/4。如果上了保险，他便知道即使战死沙场，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也不会流落街头，这给他们带来了一些慰藉。

沃尔特·斯科特先生的人寿保险政策

到了19世纪中叶，投保已经同到教堂做礼拜一样，成为了一种名望的象征。即便是小说家——他们通常在财务方面并无远见——也加入了。1826年，沃尔特·斯科特先生推出一项政策，向投保人保证即使遇到他去世的情况，投保人仍然能够拿回他们的保险金^[36]。就是这样，一个原本计划用于保障几百位牧师遗孀生活的基金，稳步发展成为如今我们所知的经营一般保险和养老基金的“苏格兰遗孀基金公司”。尽管现在苏格兰遗孀基金公司仅仅是一家金融服务提供商，并且已于1999年被劳埃德银行收购，但它仍被视为加尔文主义盛行所带来的益处的典范。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那场在金融史上最为成功的广告运动^[37]。

[35]　华莱士也是爱丁堡哲学学会的成员。他向该学会提交的论文《论古代与现代的人口数量》在某些方面的发现要先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36]　斯科特是第一次拉美债务危机（见第二章）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受害者，也许是对房产的衷爱害了他。斯科特在阿伯兹福德的乡村别墅耗资不小，为了赚钱他成了曾出版过其著作的詹姆斯·巴兰坦公司及其附属的詹姆斯·巴兰坦出版社的一名悠闲的合伙人。他也是自己的出版商阿奇柏德·康斯坦布尔的投资者，因为他觉得证券市场的回报要比版税高。他对这些事守口如瓶，认为其与自己法院院长和郡长的身份不符。詹姆斯巴兰坦公司和阿奇柏德康斯坦布尔公司在1825年破产，这让斯科特背上了11.7万~13万英镑的债务。然而斯科特并没有卖掉阿伯兹福德的房子，反而发誓要通过写作来偿还债务。他最终成功了，可是身体大受影响，1832年便去世了。如果他早些离世的话，债主们将会成为苏格兰寡妇政策的受益者。

[37]　1986年的这条广告当时是由戴维·巴拍摄的，而扮演风情万种的苏格兰寡妇的则是演员罗杰·摩尔的女儿狄波拉·摩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