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89年，财政部长乔治·高森着手将5亿英镑永续公债3%的利率转换为2.5%——这个举动牵涉了几乎全部国家债务的一半。这次转换似乎象征着长久以来在英国建立起来的超乎完美的道德体系随着帝国的扩张与财务的紧缩交织在了一起。随着国家债务的绝对水平出现自拿破仑战争以来的稳步下降的趋势，维多利亚时代似乎并没有出现帝国扩张过度的问题。

高森的转换工作同时也是N·M·罗斯柴尔德公司在伦敦债券市场的持续统治地位的证明。尽管高森对他过去的主子格莱德斯通很忠诚，爱德华·汉密尔顿（供职于财政部）却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建议高森“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完全可以放心”，同时也可以考虑巴林家族。汉密尔顿吃惊地看到纳蒂对财政部提出的2 000万到2 500万2.5%的债券，价格略高于99的建议“看都不看一眼”，他认为“可能的利润空间”与“所承担的风险根本就不成比例”，而且说服了很好说话的勒维尔斯托克，坚持价格不能高于97.5。对于汉密尔顿来说，在一个利率稳步下降的时期，这无疑是一种奇怪的吝啬之举。也就是仅仅一年之后，纳蒂的谨慎就成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

非官方的帝国风险：巴林家族的危机

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论帝国主义的“贸易跟随旗帜”能走多远，或者反过来也一样。在埃及，旗帜跟随着债务（尽管债务又跟随着贸易），但是从投资向侵略的转变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在海外市场，欧洲投资者的利益从来就不是强制进行外来政治控制的借口或者理由。对于这个观点最经典的说明是拉丁美洲的情况，在“门罗主义”提出之后，那里的欧洲帝国的影响力多少都显得是被界定在了“非官方”的范围内，而且因此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而不是“官方的”和政治性的（对这条规则的例外是英国、法国和荷兰的圭亚那殖民地）。1890年发生的事件——当时出现了几乎把巴林兄弟银行拖到破产边缘的给阿根廷的贷款坏账——说明了这种非官方的方式有非常不利于帝国的一面。如果阿根廷是一个中东或者亚洲国家，它的政治不稳定或许会通过主要的债券持有人，比如巴林的利益考虑所进行的政治干预而有所改善。拉丁美洲这种奇特的中立状态排除了这种解决方式的任何可能性。

巴林银行危机的故事经常被提及。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历史的大背景下，需要强调三个问题。首先，当时的人们宣称“犹太人染指”——意思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某种程度上促发了他们这个最老的竞争对手的衰落是否有任何的真实性可言？其次，出于怎样的算计，最终促使纳蒂参与到了对巴林银行的救助之中？最后，为什么没有类似的灾难降临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头上？因为他们在紧邻的而且政治情况也不见得有多好的巴西所接受的委托从规模上完全可以与巴林银行阿根廷业务相提并论。

巴林银行对阿根廷事务的参与在1850年之后的几十年间在稳步增长，而且总体来看很成功——1880~1889年的年平均资本收益率为13%——以至于在19世纪80年代晚期出现了致命的过分自信。周围的人已经看到了压过来的乌云。早在1888年，《银行家杂志》就表达了对阿根廷联邦政治稳定性的怀疑，《国家主义者杂志》警告说在1889年中期将会出现“无法避免的”衰退。尽管伦道夫·丘吉尔后来声称纳蒂曾经告诉过他（可能是1889年）巴林银行“不会有事，这些问题不会困扰他们”，但这只是对一个敏感话题的简单判断；事实上，罗斯柴尔德家族至少在巴林银行危机爆发前两年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个风险。正如阿方斯在1888年10月所评论的，阿根廷“事实上不得不快速地变得非常富裕”，以便能够应付它那不断累积的债务负担。居斯塔夫预言过一个重大的“阿根廷资金的断裂，并将对所有其他市场产生负面的效应”，并且希望——最终证明这种看法是不现实的——这样的预见或许可能“让巴林先生冷静下来，法兰西银行和其他银行将会关注整个阿根廷的业务。”（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在阿根廷事务中做到洁身自好；在1889年，威尔海姆·卡尔被任命为驻法兰克福政府金融代理。）英格兰银行贴现率在1889年下半年从4%上升到6%，这被威廉姆·利德达尔总督看成是对拉丁美洲局势“神经过敏”的表现。事实上，由于担心在危机时出现黄金外流，促使高森建议发行1镑面值的钞票。

到1890年，巴林银行的组合里有大量的各种阿根廷债券，包括很多瑟都拉斯债券，这是一种由阿根廷银行用按揭贷款方式向土地所有者发放的贷款。而最致命的交易是巨额的 200万英镑由巴林银行代理布宜诺斯艾利斯给排水公司发行的股票，这个公司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对城市的供水和排水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造。不仅只是银行没有能向公众发售超过15万英镑的股票——尽管采取了后来受到广泛批评的“市场设计”——而且当约翰·巴林在1889年年底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他吃惊地发现新的供水系统工程进展缓慢，公司成了尖锐的政治批评的靶子，而且住户也不愿意用硬通货支付水费，而这是当时考虑给投资人相应红利的保障。就算政治条件保持稳定，巴林也会因此陷入麻烦之中，而1890年7月财政部长在米盖尔·塞勒曼总统推行通胀政策提出辞职的时候，危机忽然降临。汇率暴跌，而且由海军军官支持的革命迫使塞勒曼逃亡，“无政府状态”不可避免地迫近了。

然而，问题的严重性一直到迫在眉睫的时候都仍然无法估量。当爱德华·汉密尔顿与纳蒂在10月8日——银行利率再次升回到6%后的第二天——一起吃饭的时候，后者“承认金融城内目前的状况非常艰难”。但是汉密尔顿补充说：“没有任何人确切地知道为什么这种艰难的感觉会蔓延，除此之外，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某些大银行目前日子不好过，或者说处于艰难的困境之中，主要的原因是阿根廷的危机，以及债券的普遍下跌……”米尔斯·格莱恩公司的贝特拉姆·居里在勒维尔斯托克10月13日找他办理直接贷款时做出的最初的分析，是巴林银行的承兑与其资产组合中的票据之间存在着100万英镑的亏空，这点亏空是很容易弥补的；居里马上提前三个季度支付了这个金额。一直到了11月2日，大多数了解这笔贷款的银行人士（包括纳蒂）的情绪都是相对乐观的。一直到最后，这个漏洞的规模才披露出来。居里和前英格兰银行行长本杰明·巴克·格林仔细检查了账册之后，他们发现应付票据（1 580万英镑）和应收票据（700万英镑）之间的差距比以前所说的超出很多。而且这还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巴林银行的总负债接近2 100万英镑（包括大量的从1889年晚期已经开始提款的俄国政府储蓄），而银行的资产中包括400万英镑的阿根廷债券，这部分是与塞缪尔·赫尔公司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机构联合持有的。

考虑到巴林银行1890年的资本仅为290万英镑，这些数据都是灾难性的：资本与负债间的比率仅达到14%，而比较1880~1889年，N·M·罗斯柴尔德的这个数据是39%。从大的方面看，累积了高于银行总资本的阿根廷债券组合是一个荒唐的事情。用利德达尔的话说，这就是“管理的随意性，肯定会把任何公司都带入深渊”。《时报》在危机最终被公之于众的时候，对此说法表示了赞同，巴林银行已经“远远超出了谨慎的界限”。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人们对纳蒂开始的时候认为应该让巴林自尝苦果不会觉得奇怪，这是他在11月8日早上回答艾维尔拉德·哈穆布罗的询问时说的；他拒绝了利德达尔的建议，利德达尔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可以对阿根廷政府发挥一定的影响力，建议政府支持“巨量的丧失了信用的南美债券，因为他们对股票市场有着很强的影响力”；而且他也反对居里的建议，这份建议提出他们应该组织“3~4家其他的银行借给巴林400万英镑来渡过这个难关”。这个事情与好恶无关——尽管毫无疑问，在罗斯柴尔德和勒维尔斯托克之间存在着一些个人和专业方面的竞争——但也不至于到你死我活的境地。

同时那种认为（类似勒维尔斯托克的兄弟罗伯特·巴林上校所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应该对俄国政府大量从巴林银行提款导致危机发生的情况负有全部责任的说法，也是一派胡言。毫无疑问——按照从巴黎发往纽考特的信中所披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打算采取“最大的努力来阻止一场灾难”，前提是这些努力不会危及任何其他银行的利益。按照这样的思路，纳蒂不愿意在他得到保证说不仅英格兰银行，而且财政部都愿意为这样的救援行动提供支持之前做出任何承诺也无可非议。事实是，当纳蒂在11月29日对勒景诺德·布雷特进行解释的时候，俄国从巴林提取存款的做法已经在纽考特结束了。布雷特报告说“他们现在有大量的金额属于俄国政府”：

毫无疑问，他们已经对巴林银行在阿根廷的投机非常警惕，因为巴林银行之前持有大量的俄国政府债券。现在，怀着对巴林银行的疑虑，斯塔尔接到了电报命令他从巴林银行提取俄国的存款。如果纳蒂支持居里原本的建议，那项命令可能就会延伸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头上——完全可能导致他们的大逃亡，这是一次大崩溃。

这因此也就说明纳蒂算计中有自私自利的成分。

信贷通常是给到“针线街的辛巴达”——高森的继任者哈尔科特这样称呼英格兰银行总督——手里，以拯救巴林银行，使之不至于毁灭，同时也让金融城避免“一场空前范围的恐慌”。用利德达尔自己的话来说，这低估了纳蒂在说服政府采取行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高森最初的行动——得到了财政部长W·H·史密斯的支持——拒绝了利德达尔提出的100万英镑的申请，他的理由是“万能的经济”应该“能够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他在11月11日告诉利德达尔，他准备提供的最多是在英格兰银行的储备外流增长太快的前提下，授权暂停《银行法案》的执行（这个提议被拒绝了）。但是，当高森告诉萨里斯伯里，“罗斯柴尔德家族肯定不会坐视不管”，而且当首相在11月12日派人去找纳蒂的时候，他们被伪装的报复给骗住了。纳蒂轻蔑地告诉萨利斯伯利，巴林银行完了；最多，合伙人每人能留下每年1万英镑的收入，而且可能会“更愿意瓜分他们残留下来的资本金，退休到乡村去，每人每年靠4%的利息收入生活”。危险的是他们的损失如此巨大，以至于产生了“一场可能会让全世界都通过伦敦的票据进行所有业务交易的商业习惯可能就此寿终正寝的大灾难”。纳蒂后来对布雷特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如果巴林银行“不能得到拯救，那么大多数的伦敦大银行都会跟着它一起倒下”。他的结论是，除了政府的干预，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一场甚至比1866年还要严重的危机。正如1914年再次发生的情况一样，伦敦承兑市场的一场危机变成了整个金融城的危机，进而成为了整个国家的危机。

纳蒂愿意在缺少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做的最多是帮助英格兰银行寻找黄金，因为如果危机的消息蔓延的话，可能会需要大量的黄金。按照早已形成的模式，他已经向阿方斯发出了从法兰西银行用黄金的形式贷款的200万英镑，为期3个月，款项放给其在针线街的合作行的申请。在11月12日，利德达尔要求纳蒂安排另外一笔100万英镑的申请，这个要求也得以马上落实，而法兰西银行接受永续债券作为即将以恰当方式发行的财政票据的担保。其结果是释放了英格兰银行所承受的压力，并帮助它把自己的储备从11月7日最低点的1 100万英镑提升到了一个月之后的1 660万英镑。然而，正如阿方斯所指出的，这还不足以“被看成是对所有困难的根本性解决”。关键的问题仍然是怎样把萨利斯伯利救上船，这就意味着要克服高森的反对。在11月12日，纳蒂已经赢了半个点：在他与萨利斯伯利会面后，内阁同意，如果英格兰银行不得不违反其章程，就“阿根廷债券问题”向巴林银行提供借款的话，将通过一项补偿法案，“前提是他们能得到格莱德斯通的首肯”。这就帮助我们解释了为什么纳蒂会觉得他与萨利斯伯利的会谈“相当令人满意”，因为他感觉已经消除了政府的固执己见。第二天，对“一些严重的偶然事件”（按照银行家约翰·彼得达尔弗·马丁的说法）的担忧开始蔓延，而且“很多以前已经在流传的谣言已经越来越多地指向巴林银行”，尽管当彼得达尔弗离开金融城的时候“所有的事情仍然按其过去的规矩在运行”。只是在14日星期五的时候，才开始很危险地出现了大量巴林银行的票据被带到英格兰银行贴现，而且也正是这样的情况才决定性地强化了政府在这个问题中的直接行动。当天下午，当高森还在去苏格兰参与他早已安排好的一次讲话的路上时，萨利斯伯利和史密斯同意承担由英格兰银行在从当天下午两点开始的24小时时间内接收的巴林银行票据所导致的任何损失的一半。

下一步的工作是建立一项担保基金，来分担任何可能的损失所导致的成本，这些成本可能会在巴林银行的资产最终清算完毕后仍然无法冲抵。这个决定在英格兰银行总裁办公室内达成，与会的有英格兰银行财政委员会的成员以及主要的商业银行家。谈判再一次获得了脆弱的平衡。利德达尔在开始投标的时候说，英格兰银行本身认下100万英镑，条件是其他金融城内的企业至少保证300万英镑。居里马上报出50万英镑，条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做同样的承诺。再一次，巴林银行的命运又被掌握在纳蒂的手里。按照汤姆·巴林的说法，他有点迟疑，而且觉得“愧对”居里，因此只好同意。居里自己的记录更加可靠一些，他说纳蒂“有些迟疑，并且希望能跟他的兄弟们商量一下”——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赢得时间的把戏——“但是最后经过一些压力之后还是被说服了”。按照爱德华·汉密尔顿的说法，所谓的压力，就是利德达尔告诉纳蒂说，“没有你，我们照样可以干”。

情况可能真的是那样，纳蒂的同意尽管是很勉强做出的，但使得整个进展相当容易了：自此之后，保证基金快速增长，因为所有主要商业银行都参与到了捐献者的名单中，随后股份合作制银行在第二天也加入进来。在24小时的“窗口”时间结束之后，总共筹集了1 000万英镑（这个数字后来上升到了1 700万英镑，尽管真正需要的只是750万英镑）——按照阿方斯的评论，这证明了：

英国的这些企业完全清楚他们的责任，而且通过保护巴林银行免受灾难，他们也保护了自己在英国商业信贷体系中的根本利益，这一点对他们来说与现在的巴林银行是同样重要的。这家银行的倒闭会给英国的商业带来可怕的灾难，并殃及全世界。

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担保以及组成了这样一个辛迪加的消息，让持有由巴林背书债券的人吃了一颗定心丸，因为他们能够拿回自己的钱。然而，这并不是这个故事的大结局，巴林危机的衍生结果说明当初纳蒂为什么会在关键时刻犹豫。阿根廷总体破产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这可能会一次性吞噬掉巴林总资产1/5的价值。就算一切如常，阿根廷债券的价格到1891年7月的时候也比他们1889年3月时的价格下降了40%。纳蒂发现自己坐上了一个银行家委员会主席的位置，并担负起了保护所有英国债券投资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利益的工作。他更愿意督促政府实施一项以海关收入作为抵押的货币稳定计划，这是一项分步实施计划，最终被采纳。在1892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意给政府提供一项新的短期贷款，使它可以买下供水设施，并因此可以清算巴林银行最麻烦的一项负债。但是这使得阿根廷的外债达到了3 800万英镑，而且1893年的另一项新贷款更把负债总额推得更高。第二项贷款的条件——所谓的《罗麦罗协议》——是对阿根廷铁路网实行经济控制。事实上，一直到1897年，阿根廷政府才全面恢复了利息的支付。

这次延误不可避免地放慢了巴林合伙制解体的步伐，像阿方斯所指出的，这是“整个问题”的关键点。“这不足以防止巴林银行暂时性的关闭。”他在12月29日这样写道，“不过恶化的势头通过对那些引起麻烦的事情的清算已经得到了遏制。”1893年4月，由于巴林资产出售的进程比当初所预期的慢，银行家的担保期限不得不延长（尽管金额有所减少）到下一年的11月。尽管瑟希尔·巴林在新成立巴林资产公司来清算余下的阿根廷债券的时候，评论纳蒂“非常仁慈”，但是毫无疑问，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巴林担保强加给他们的对他们资源无休止的占用情况感到非常恼怒。一直到1894年，新组建的巴林银行才最终赔付了由担保人支付的款项。

所有这一切帮助我们解释了为什么纳蒂在官方圈子的地位会通过巴林危机而得到加强，而出现下降的不只是勒维尔斯托克。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防范潜在的恶性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在危机出现以前，爱德华·汉密尔顿一直都在诋毁罗斯柴尔德家族。1889年4月，在进行一次小型的财政票据方面的金融活动时，他在日记里写道：“尽管我总是认为要与他们在东区问题上划清界限，但我确实在纽考特吃了午饭。”然而，当自由党人回来后，纳蒂经常被新任财政部长哈尔科特咨询有关股票交易印花税的复杂问题。10年之后，在下一届自由党政府上台的前夜，汉密尔顿任命纳蒂与厄内斯特·卡塞尔以及勒维尔斯托克勋爵二世一起，作为“首席顾问”以及“金融城代表”之一，所有的新任财政部长都必须介绍给他认识。

1890年所发生的事情是，一家按照正常的金融市场规则本来应该倒闭的银行，由英格兰银行发起的众机构进行救援，在关键的节点上通过政府承诺，以居里和罗斯柴尔德领导下的其他金融城内银行的广泛联合体共同支付相关的费用。对于政府以及因此而涉及的纳税人来说，这是一个便宜的解决方案：它比派出一艘炮艇或者一队侵略军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便宜（如果阿根廷是一个中东的破产者，这是很可能的选择）。银行所支付的成本也是低的：支付的金额略高于把资金冻结在支付给巴林的债权人的付款里，这比起让巴林银行倒闭来说要低很多。然而，还有一个问题没有搞清楚：为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没有走上巴林银行的道路？因为从很多方面看，他们也深陷于拉丁美洲的金融活动中。比较巴林的经历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巴西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清楚地了解非官方帝国主义的相关成本和收益。

在1890年11月，纳蒂告诉萨里斯伯里说，他“十分不一样……他没有一点负债”。这是纯粹的虚张声势。事实上，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他们自己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进行搏斗已经有些日子了。我们已经看到了列昂内尔怎样在19世纪60年代恢复罗斯柴尔德与巴西的联系。在巴拉圭战争结束之后的19世纪70年代，巴西政府的借贷出现了短暂的平静期——仅有的大规模筹款发行是1875年的530万英镑——但是19世纪80年代出现了很多活动的苗头，在这些活动中，再一次由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政府在伦敦的唯一发行代理。总结起来，罗斯柴尔德家族1883~1889年为巴西政府负责发行了总计为3 700万英镑的债券，另外还为巴西亚——圣弗兰西斯科铁路公司发行了32万英镑。除了帮助合并现有的已发债务和将早期的债券转成较低利率的债券之外，这些钱还被用于已有铁路公司的利息支付，以及补贴轮船公司，因此至少有一部分可以被用来进行开发，特别是用于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当佩德罗皇帝被有军方支持的共和革命所推翻的时候，所有的一切进展似乎都非常良好——奴隶制在1888年被废除了，而且货币在次年也重新获得了黄金平价的待遇。这明显让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吃惊。而在阿根廷，出现了货币贬值以及海外巴西债券报价的大幅下滑。到1893年，国家陷入了内战的泥沼，而海军和身处南方的君主制主义者都不服从新的政府。1895年出现的稳定迹象变成了一种幻象：1896~1897年，一场新的起义席卷了东北部地区的农民。

这些问题为什么没有像巴林危机一样把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样带入危机中？第一，显而易见的答案是，按照绝对条件看，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在1890~1893年损失的“只是”大约74万英镑。这里部分的原因可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自己没有持有大量的巴西债券，比如在1886年，他们持有的这类债券只占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总资产的2.4%。第二，正如我们上面所提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了远较巴林家族高得多的资本负债比例：甚至就在这个时期（1890年）的最低点，这个比率仍然是19.5%。他们因此在应对1889年出现的危机时处于了一个更为有利的位置。第三，而且或许最为显著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1890年的资本金是590万英镑，而巴林银行只有290万英镑，这还不包括其他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资本金。相比较而言，他们所遭受的损失因此就要小很多。

罗斯柴尔德家族不是巴林家族，巴西也不是阿根廷。尽管1889年后很多年间巴西的政治形势很不稳定，而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1898年，政府才宣布对其外债延期偿付。巴西政府在此之前维持债务偿还的能力使阿方斯大为吃惊，但也并非异乎寻常。与当时那些主要的债务国相比，巴西的情况并不是最糟的，甚至在其1898~1899年的债务最高峰时期，总的公共债务也只是税收的400%。外债的利息和分期赔付款总体来看只在政府的总支出里占相对较小的份额：1890~1899年平均10.5%的数字明显低于其他债务国的相应数据。事实上，1898~1900年稳定之后，真正的债务问题才开始显现。1890~1914年，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发行了令人难以置信的8 300万英镑的巴西公共部门债券，以及另外580万英镑的私营部门债券。此外，纳蒂和他的兄弟们还深深卷入了同时进行的规模不断扩大的智利借款中，1886~1914年发行了价值3 300万英镑的智利债券。这些不断累积的债务远远超出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所能够达到的水平，就算世界上对他们的原材料（巴西的咖啡和橡胶、智利的鸟粪和铜）出口的需求在持续上升，也无法满足这个缺口。1890~1913年，巴西的总债务（以英镑计）上升了3.5倍；而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增长了2.7倍。另外，圣保罗地区的咖啡生产快速增长——在1870年到1900年翻了4倍——导致了供应过剩的危机。

明白地说，其实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巴西拥有巨大的经济调控能力。当政府在1898年暂时冻结了已有债券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马上提出重新安排时间表（这就从根本上把所有沉没资金的赔付推迟到了1911年）。由罗斯柴尔德家族为合并政府的各种负债而新发行的融资筹款券，采用土耳其模式，以海关收益作为担保，而政府不得不实行严苛的节约计划，这些都在纽考特给当选总统冈波斯·萨勒斯的一封信中进行了明确、严谨的表述，而且这封信被登在《时报》上供大家阅读。这种政策马上引起了货币（米尔雷斯）的增值，从7/4镑涨到了1913年的16镑，这种趋势加剧了咖啡产业已经很严峻的危机局面，当国际咖啡市场上的价格正在下降的时候，却推高了巴西的生产成本。

然而，通过这种非官方的帝国主义来发号施令，其控制的范围总是受到限制的。因为还有一个问题，即国际资本市场上不断增加的竞争不可避免地开始侵蚀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建立起来的对巴西外债的控制地位。到了1906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两个国家的地位都受到了挑战，其中，智利的挑战来自于斯佩耶尔斯和德意志银行，而巴西的挑战则来自于施罗德家族。当圣保罗州在1905年寻求为应对国际市场的咖啡这种当地主要产品价格下跌而准备实施的咖啡储存项目寻找金融帮助的时候，阿尔弗雷德拒绝接手这个“稳定价格”的计划，原因是“这是人为的而且疯狂的投机”，必将以灾难收场。纳蒂也对联邦政府通过建立一家新的汇兑银行来对米尔雷斯与英镑的汇率进行调整的努力深表怀疑。然而，施罗德银行和克林威兹银行建立起了一个纽约、汉堡和勒阿弗尔的咖啡贸易辛迪加，而且在1906年秋季和1908年5月之间开始买进了至少800万袋，相当于世界年消费总量的一半还多。当施罗德试图在这个辛迪加清偿给圣保罗的应付款的过程中向纳蒂寻求1 500万英镑贷款支持的时候，纳蒂马上很生硬地回答：“当然不支持这种该死的骗人伎俩。”要是他一直坚持不松口，施罗德或许就将面临生死的考验了：没有罗斯柴尔德的支持，他们就无法从巴西联邦政府得到担保；而如果没有这样的担保，这笔贷款就只可能告吹，只能让施罗德将其已经预付的1/6留给圣保罗，而他只能拿走相应的咖啡。纳蒂选择了一种狡诈的介于直接资助稳定物价计划和借钱给巴西政府（尽管巴西政府又将这笔钱用于稳定物价计划）之间的另外一种方法。在折磨过施罗德，让他饱受焦虑之苦后，他最终同意参与贷款，而他认为这样的计划很难获得持久成功的直觉是正确的。1910年来自东印度公司的竞争造成了橡胶价格的急剧崩溃，而且根本没有办法用库存来进行缓冲，最后导致汇率危机，使得汇兑银行根本没有招架之力。这次危机的影响使已经走下坡路的巴西债券市场更加雪上加霜，将由罗斯柴尔德家族1913年发行的1 100万英镑筹款券中的94%压在了承销商的手里。正当一项新的以巴西银行接受外资控制作为先决条件的贷款计划即将达成的时候，欧洲却在1914年爆发了战争。

非官方的资本主义——按照其定义——总体上说缺乏根本的政府干预手段。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正如法国投资人1888~1889年所看到的，在反对埃及修运河的同时，却把钱投进巴拿马去修另一条，原因就是法国在当地有相当的影响力，尽管从根本上说要比英国人的影响力稍弱。拉丁美洲的选择介于美国控制或者不控制之间。例如，当巴西政府表现出准备在1895年吞并特立尼达的时候，纳蒂敦促萨利斯伯利的首席私人秘书希沃姆伯格·迈克坦纳发表了外交讲话，让巴西把他的要求提交仲裁。迈克坦纳告诉萨利斯伯利：“是为了罗斯柴尔德银行去证实……撤军的政策，而且，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仲裁道路上最主要的障碍就扫除了……毫无疑问，罗斯柴尔德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他们很自然地希望我们去做。”在实际情况下，这意味着要看纳蒂是否想就此问题给巴西财政部长发电报；按照政府的想法，巴西问题从严格意义上看，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事务。英格兰银行影响力的限制在不仅是巴西，而且还包括阿根廷、智利，当他们都开始大把往自己的海军花钱的时候，这种情况得到了证实。尽管英国的银行不断就“经济崩溃”对他们发出警告，最终的结果还是证明他们不可能控制拉丁美洲的军备竞赛——不只是因为英国的造船公司是这些有吸引力的订单的受益者。正如纳蒂在寻找控制巴西铁道部的机会时非常坦率地说：“质问一个政府的政策总是一个敏感的问题。”

“坚定的单一本位主义者”

大量从英国输出资本成为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一个特征，而且这种情况得到了全球货币体系某种程度的支持：首先是双本位制（白银和黄金）体系，以及后来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金本位制，这种方式把大多数主要货币按固定的汇率与黄金挂钩，因此也与英镑这种世界性储备货币挂钩。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个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总体来看被低估了，而且通常也被误解了。

传统上一直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从双本位币制向金本位转换的坚定支持者。事实上，对于美国的人民党来说，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人格化了“国际黄金圈”，因此他们相信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一定站在废除白银的货币本位职能的立场上。要弄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并不困难。罗斯柴尔德拥有自己的精炼和经济业务，而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们对黄金开采的兴趣在19世纪的后20年快速增长。另外，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一时期所处理的很多债券发行的业务，都与受益人采用金本位制度相关联。这在美国的业务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那里，他们与他们的代理人奥格斯特·贝尔蒙特在支持恢复金币支付（这种做法在美国内战时期停止了）的过程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在1874年7月，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与纽约的银行家约瑟夫·斯利格曼联手，同意包销发行价值4 500万美元5%利率的美国债券，而且对另外的1.23亿美元有6个月的选择权。当发现这次发行最终不很成功之后，小摩根集团与纽约第一国民银行也加入到了这个辛迪加里，第二次发行了2 500万，其中罗斯柴尔德家族占了55%的份额。在1873年到1877年之间，N·M·罗斯柴尔德参与了总计2.67亿英镑的美国债券在伦敦和纽约的发行。这些贷款设计的目的不仅仅只是为了稳定美国的金融，还是为了使美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采用金本位体制。然而，当第45届国会在1877年10月召开的时候，起草了一份法案，打算恢复“自由”的白银铸币，以及其法定货币的身份——对于这种方式，贝尔蒙特强烈地指责为“公然的偷盗”和“盲目而且可耻的疯狂”。在最终的法案规定只允许白银以严格限制的数量进行流通，而且不会用于应付债券的利息支付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愤怒才有所平息。美国财政部长约翰·谢尔曼随即在1877年通过贝尔蒙特安排了新的5 000万美元采用金币方式的筹款，这就让在1879年初采用金本位的安排又朝前迈出了一步。这次发行之后还有另一批债券需要发，但这一次小摩根那位雄心勃勃的公子皮尔庞特试图把罗斯柴尔德家族排除在外，这激怒了列昂内尔和纳蒂，他们（正如纳蒂告诉布朗·希普雷公司的赫尔曼·霍斯基亚的）拒绝“参与任何的美国辛迪加，去接受他们的怜悯或者命令，我们只会按我们的方式来进行，并且有一群朋友一起来干的条件下，才可能考虑”。对美国采用黄金本位制度承诺的怀疑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美国铁路股票和后内战时代的债券大繁荣中只扮演了这么个小角色的原因。

一直到1893年3月，这个问题在政治层面上仍然是存在的，当时格鲁维尔·克利夫兰试图筹措5 000万~6 000万美元的黄金贷款，在美国黄金储备快速减少的时候维持可兑换性。尽管摩根家族愿意联合行动，但纳蒂、阿尔弗雷德和里奥颇感踌躇：阿尔弗雷德仍然“坚决反对”，尽管克利夫兰保证撤销当时仍然在继续执行的《谢尔曼白银购买法案》。最终，他们达成了一个协议，这是一个利润丰厚的协议（或许这应该是这两兄弟谈判技巧的成果，而不是摩根说的他们过度谨慎的表现）。6 230万美元利率为4%的美元债券由银行按104.5的价格接下，然后以112.25的价格（后来涨到了119）卖给那些心急的投资者。在短短22分钟的时间赚了600万美元的神话有利于打破人民党所面临的僵局，当然也帮助确保威廉姆·詹宁斯·布莱恩而不是克利夫兰作为民主党1896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胜出。然而，布莱恩被共和党人威廉姆·麦金利击败也为美国向金本位转换的进程画上了句号。

美国的稳定是一个更为广泛的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在1868年，只有英国和它的一些经济属国——像葡萄牙、埃及、加拿大、智利和澳大利亚——采用了金本位制度。法国和其他拉丁货币联盟的国家、俄国、波斯以及一些拉丁美洲的国家一直采用双本位体制；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包括中欧的大多数国家，一直采用的是银本位制。40年之后，只有中国、波斯和少数中美洲国家还采用银本位制。金本位实质上是全球的货币体系，尽管在实践操作中有不少亚洲经济体有一种黄金兑换标准（用当地的货币兑换成标准银币，而不是真正的黄金），而且很多在欧洲和美洲的“拉丁”经济体则根本就没有兑换之说。在很多主要的欧洲国家里——德国（1871~1873年）、法国（1878年）和俄国（1897年）——罗斯柴尔德家族都在协助货币制度的转换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尽管在意大利哈穆布罗十分雄心勃勃地在1881年至1882年领先了一步。在此之后，罗斯柴尔德伦敦和巴黎银行成为了他们各自的中央银行不可或缺的辅助机构，在其中某一方市场出现危机的时候，另一方会将大量的金币大规模地送过海峡。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利润不菲的业务。与此同时，金本位确保了以黄金为标准的各种货币表示的外国债券可以防范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并因此可以让那些更为谨慎的投资人愿意购买，否则的话他们可能就只愿意购买那些永续债券和“国内铁路债券”。货币一体化支持了国际债券市场的成长，因为可兑换性“标志着一个国家对可靠的预算、平衡的对外支付和可持续外债规模的承诺”。因此，这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主要业务是有好处的。

毋庸置疑的是，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重新抬头的双本位制辩论中经常要捍卫正统的金银通货理论。例如，阿尔弗雷德“强烈反对……关于英国贵金属流通过程中的任何激进的改变”，这句话出现在他于1886年写给英格兰银行总裁的私人报告里；而在4年之后，纳蒂坚决反对高森推出1英镑纸币的提议，这项提议事实上代表了对1844年建立起来的体系进行一种异想天开的现代化改造的想法，以及一种对英格兰银行不断增加的货币需求的有意识的回应。当格莱德斯通和他的财政部长哈尔科特正在考虑代表英国参加1892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货币大会、否决美国双本位计划的合适人选的时候，阿尔弗雷德似乎是理想的选择。按照哈尔科特的说法：

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所具有的分量在货币领域无人能敌。我并无法预知阿尔弗雷德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但是我认为他理所应当是一位坚定的单一金属本位主义者（格莱德斯通先生称之为“明智的人”），他会至死捍卫单一金本位制……

阿尔弗雷德适时地向哈尔科特保证“找不出比我更坚定的对单一金属本位体制的支持者”，而且他会“竭尽全力投身于维护我们建立在英国所拥有的那种绝对的商业霸权基础上的金融霸权”。

然而，阿尔弗雷德的行为证明他无法把分配给他的“明智的人”的角色坚持下去。在11月份，他提出了他的妥协方案，这让所有人都大吃了一惊（不只是与他同去的代表贝特拉姆·居里）。尽管被他在金融城和财政部里的对手嘲弄了一番，而且大会上出现的那种严重的两极分化情绪使他的提议注定无法通过，但是这个建议在很多方面看，都是调和贵金属本位主义者和双金属本位主义者之间矛盾的切实可行的尝试，具体的做法是通过一个历时5年的国际购买协议来提高并维持白银的价格，同时又不给白银实际的与黄金平等的地位的方式。如果这个提议能被采纳，阿尔弗雷德认为，“应该给南非的金矿一定时间，来证明他们每年的产量是否足以满足整个世界增加的额外需求，而且也应该给予印度一定的时间来引入以黄金作为货币的金本位体系”。然而，在“纯粹的单一金属本位主义者”居里看来，这与哈尔科特所要求的“单一金属本位主义者的荣耀”或者“双金属本位主义的寿终正寝”的目标相差甚远；事实上，阿尔弗雷德的计划在大会上赢得了某些双金属本位主义者有保留的支持，尽管这些支持还不足以使它变成一项实际的议案。

另外，这个问题在1897年又再次被提出来的时候，有谣传说纳蒂在阿瑟·贝尔福的影响下也软化了立场，而阿瑟·贝尔福从骨子里说是一名双金属本位主义者。纳蒂拒绝签署由居里提出，并得到大多数主要的商业银行附议的反对双金属本位体制的一份金融城的备忘录。而且，足以让新财政部长米盖尔·西克斯·毕希爵士感到尴尬的是，他再一次表示出了愿意对那些银行做出妥协让步的意愿：他重新开启了印度造币厂，将英格兰银行储备的1/5转成了白银，而且将对白银作为法定货币的限制从2英镑提高到4英镑（同时作为对美国双金属本位主义者10英镑目标的还击）。

我们怎么解释这种对正统的温和的偏离？应该提及的是，纳蒂的祖父曾经是极端固执的贵金属本位理论的批评者之一。但是阿尔弗雷德和纳蒂所做的并不是重复过去，他们也反映了他们的法国合伙人的意见，用阿方斯的原话来说，他们是双金属本位主义“极端的”信仰者。作为法兰西银行的董事，阿方斯在整个19世纪60年代，一直在为捍卫双金属本位体制而与那些纸币倡导者以及拉丁货币联盟进行着斗争。在某些方面看，这是货币保守主义——一个银行家的“传统智慧”，也是他的英国亲戚的镜像。与纳蒂把发行1英镑面值纸币看成是对英国现状的威胁一样，阿方斯也在1870年坚决反对引入25法郎的硬币。但是，按照弗朗德罗已经证明了的说法，罗斯柴尔德家族表面上看起来很矛盾的地位其实有着它自己的内在逻辑关系。双金属本位主义不再继续的原因，是法国政府在1873年作出的政治决定，他们为了不给德国对白银去货币功能化的政策提供便利，便继续自由地将白银转成黄金。在1873年之前，双金属本位主义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在一定时间段内的双金属本位套利（通过私人代理在那些双金属本位国家中进行）限制了黄金——白银的汇率，反映了熔化一种金属货币与铸造另一种金属货币有关的成本”。罗斯柴尔德家族是这个体系中主要的套利者，他们依靠的是英国操作金本位，而法国是双本位。因此，出于各自国家的利益考虑，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金本位，而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双金属本位；不过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从来没有支持过在全世界进行白银的去货币功能化。甚至在保卫白银的战役失败之后，阿方斯还在喋喋不休地强调双金属本位体制与黄金本位相比为英国和法国的货币政策提供了更为灵活的体系。最后，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希望避免完全白银去货币功能化有他们自己私人的理由，也就是考虑他们在水银（其主要的用途就是用于白银的精炼）行业的利益，即使他们私人在黄金行业的股权远比这个大。

地下帝国

那些参与拉丁美洲债券交易的银行家所遭遇的困难并不新鲜：这些问题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20年代以及30年代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所碰到问题在很多方面都很类似。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这些债务危机处理的手段总体来说也不新鲜。在19世纪30年代，他们就取得了埃尔梅登水银矿的控制权，因为他们相信，如果需要向一个像西班牙这样不稳定的国家支付款项，那么某种有形的资产是必需的。19世纪80年代发生的情况反映的也是类似的考虑，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现在涉足的矿业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事实上，毫不夸张地说，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和巴黎银行对于建立一个可以被描绘成矿业帝国的决策，是他们自决定参与19世纪30年代的铁路融资以来，业务模式最大的转变。正如詹姆斯认为对一个泛欧洲铁路网的控制与在世纪中期资助一个新生的民族国家同样重要一样，纳蒂和阿方斯也认为对矿业的投资同样与为欧洲的海外殖民地和经济卫星国发行债券同等重要。就像他们之前的铁路一样，矿山提供的投资回报比国家债券要大；而与此同时，他们的资产缩水的可能也要小很多（惩罚性税收甚至被征用的风险确实存在，但是总体来看要比政府破产的风险小得多）。那些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势力在1880年后走向衰败的说法，很少考虑他们这个巨大的投资方向上出现的变化。

我们已经看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是怎样在19世纪70年代重新确立了对埃尔梅登水银矿生产的控制的。这些矿产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都在持续不断地提供着稳定的收益：比如1871~1907年，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从矿业上赚了大约90万英镑，占他们总收益的8%。然而，与他们对金矿业务更为活跃的参与情况相比，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埃尔梅登中的作用相对来说是被动的，这可以从他们合伙人之间的通信中得出判断。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开始对在新世界寻找黄金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而且促使他们1852年在伦敦拥有了自己的精炼厂。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戴维森兄弟得到鼓励，亲自积极地参与到那些最有前景的矿山的开发工作中。到了19世纪70年代，他们在这个地区又雇用了新的业务协调人员，其中一人是矿业咨询工程师汉密尔顿·史密斯，他在1881年编写的关于委内瑞拉埃尔·卡尔里欧黄金矿的报告，说服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到那里去做了投资。很有可能正是纳蒂在1885年鼓励史密斯定居伦敦，并与另一位矿业专家埃德蒙·德·克朗诺建立了合伙关系。一年之后，他们成为了一家名叫勘察公司的新公司的执行董事。在满足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矿业野心方面，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机构。

开始的时候，勘察公司的工作只是作为顾问，为它的股东在矿业方面的方案提供咨询；但是到1889年，它重组为一家股份制公司，名义资本为30万英镑，而且成为一家专门的发起公司（换句话说，就是它帮助矿业公司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上市，收取名义资本20%的手续费）。本质上，这是那些备受推崇的金融城企业操作被广泛认为是高度投机业务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避免直接危害其良好的声誉。除了罗斯柴尔德银行之外，公司的其他20家发起股东包括勒维尔斯托克爵士、艾维尔拉德·哈穆布罗、亨利·奥本海姆和阿瑟·瓦格；由霍拉斯·法古阿出任董事长，一直任职到1896年。到了这个时候，公司的资本已经增加到了125万英镑，其市值也达到了224万英镑，使它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同类公司”（银行家哈瑞·吉布斯语）。对于那些缔造者来说，在分了10%的红利以后，他们还拥有盈余的一半，而且借由他们随之增加的投票权，他们仍然控制着这个公司，所以这是一项非常赚钱的投资。1889~1903年，它为23家公司发行了名义价值高达2 070万英镑的股票。在1889年到1895年之间，它对其初始实收的3万英镑资本支付了总计为265%的红利，4倍于它的股票价值，然后在随后的10年间，红利下降到80%，而1905~1914年只是40%。开发公司由罗斯柴尔德创立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纳蒂与他的兄弟们总计持有了30%的股份（尽管随着公司的成长，他们的持股比例在下降），而且1889~1897年，公司的营业地址在圣斯威辛道。

除了投资于开发公司本身所获取的利润外，罗斯柴尔德家族还从他们所发起创立的各种矿业公司获取了巨额的回报。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1886年的资产负债表表明，他们总共持有的矿业公司的股份只值27 000英镑；而在几年之间，这个数字就变得相当可观。在1891年，罗斯柴尔德持有5 000股面值为1英镑的南部非洲联合黄金矿井股票，之后他们的持股增长到了13 000股。当朱丽叶·威恩希尔和阿尔弗雷德·贝特——卓越的“朗德矿主”——在1893年2月上市朗德矿山的股票的时候，罗斯柴尔德银行分配到了10万股中的27 000股；当同一家公司在1897年再融资100万英镑的时候，他们拿到了债券中的35 000英镑。这使他们巨大的“垄断公司”集团持有了巨额的股份，占有了朗德公司1902~1913年生产的黄金产量的大约37%。从这类投资中产生出的利润是巨大的。朗德矿业的股票从1897年最低的15英镑10先令涨到了1899年最高时候的45英镑。类似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和巴黎银行在新成立的玛瑞维尔和耐吉尔黄金矿产公司的股票于1895年上市之前，购买了价值10万英镑的股份，上市之后马上按25%的利润卖出了这些股票。他们还获得了5万手以1英镑买入的期权，而当公司上市的时候，一手期权价值4英镑。罗斯柴尔德法兰西银行显然没有这么成功，他们在1894年初期抱怨说，他们在某些矿业股票上的利润只是略高于他们在其他股票上的损失。

黄金矿是开发公司的最爱：他们在得到了威特沃特斯登德的新勘探结果，成功地应用了深井开采技术后，急速扩大了南部非洲的黄金产量。在1892年，公司完成了联合深井公司和格尔登辉斯深井公司的上市工作；随后在1893年，完成了朗德矿业和马希侯诺尔兰德金矿的上市工作；之后在1894年又完成了江佩斯深井公司和汤斯威尔公司以及大众联合公司的上市工作。在所有这些上市公司中，罗斯柴尔德家族都保持了很高的权益。在1892年早期，迈耶·卡尔被派往汤斯威尔公司考察各种金矿山。他提交的报告的基调是很轻快的。他宣称，这些矿区“面前拥有广阔的未来”：

这个国家在之后的10~20年将为欧洲的资本提供比南美洲和其他类似国家更为广阔的天地。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国家，宜人的气候，居住着荷兰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刚刚开始开发，遍布着各种矿种并引种了各种农作物。我觉得罗斯柴尔德银行应该在这里放一个聪明的代表，他应该能够在这里做很多赚钱的生意。

尽管没有派去“聪明的代表”，但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开发公司间接参与到南部非洲的黄金繁荣过程中的贡献经常被低估。公司并没有把自己限制在南部非洲。在1894年，它进入到西澳大利亚，而且把大众联合公司作为了一个区域性的分公司，进而帮助新西兰开发公司在1896年上市——尽管这些公司的上市都没有像它们在南部非洲的那些兄弟公司那样带来那么好的收益。

在如此众多的金矿公司中拥有大量的股份是一个勇敢的举动，这些都基于对世界黄金市场未来预期的重要假设。用阿方斯的话说，朗德导致了“阿拉丁宝藏”的幻觉。最初看起来，他表达出的不害怕这种金属可能出现供过于求的说法是令人不解的（如果朗德还有未发现的水银或者铜的储备，他可能会这样）。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直截了当的：对黄金的需求似乎仍然是旺盛的，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它作为他们货币体系的基础。只要这种情况持续下去，黄金供应的增加就不会打压黄金的价格，而只会导致货币扩张以及所有其他资产价格的总体上涨。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才出现了所谓的“黑非洲的繁荣”——南部非洲的矿业股票在1893~1894年飞涨。因此，不用说，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是鼓励金本位的推广的。

罗斯柴尔德家族并不是单一本位主义者，他们是多本位主义者。在同一时间内对他们来说显得同样重要的是铜，这虽然是一种基础金属，但是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间由于电气工业的快速发展，它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可能间接参与了19世纪70年代由金属公司和贴现银行为首的银团垄断铜市场的首次尝试，但是，他们似乎是在1889年泡沫破灭后直接进入了铜行业。在19世纪8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和巴黎银行通过购买并控制力拓公司的矿业资产，增加了他们在西班牙的权益，力拓在当时占有全世界大约10%的铜产量。这是一项最为重要的投资：到了20世纪初，力拓的价格几乎成了伦敦和巴黎之间通信中经常引用的一个基准数据，其出现的频度，完全可以与半世纪前的永续公债和债券的价格相提并论。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时也在1895年成为公司的银行顾问，发行了价值360万英镑的企业债券（获得的佣金为11.05万英镑）。

这只是广泛进入铜矿业和铜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广泛进入的战略或许是受到了保护在力拓的投资不受由于很多地方都传出发现新的铜矿资源而导致价格下跌的需要所驱动。19世纪8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购买了波里欧公司——一家墨西哥铜矿公司37.5%的股权；1895年之后，勘探公司成为了位于蒙大拿的阿纳康达矿业公司主要的资金来源。这些权益使罗斯柴尔德在世界铜市场上拥有了真正的影响力，与纽约的莱昂纳德·路易松和布朗戴斯、戈尔德施密特公司一起组成了市场辛迪加，从1895年开始，通过直接购买和限制产量，把铜价又推回到了每吨50英镑的水平。当有新的资源被发现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将其纳入自己的囊中。1903年，勘探公司为德属西南非洲的奥塔威矿业公司融资100万英镑。法国罗斯柴尔德也参与了铜的投资，也对类似巴黎通用公司这样的企业进行投资。

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宝石开采业也同样感兴趣。他们对德比尔斯的参与——或许是他们的矿业投资中最负盛名的——将在下文进行详述。值得关注的是，这并不是他们在类似领域的唯一投资。他们在经过千辛万苦，终于从英国政府手里获得了7年的采矿许可之后，在1889年也对缅甸红宝石矿公司进行了上市融资，而缅甸则在那3年之前被英国吞并。这又是一种赚钱的生意：4年之后，宝石的价格仍然在强劲上涨（与钻石价格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总体来说，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黄金和宝石领域不如他们的伦敦合伙人。非常典型的例子是，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兄弟公司通过位于伦敦的勘探公司才在1895年成为了法国矿业勘探公司的股东。然而，阿方斯及其兄弟们在这个时期也有同样快速发展的矿业投资。例如，在19世纪8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开始扩张他们在西班牙的含银铅矿项目，他们通过卡塔金纳的代理购买了这些矿石，并在他们的勒–哈维尔精炼厂提纯加工成商业用途的铅和银。在他们自己的工程师汉密尔顿·史密斯的指导下，阿方斯及其兄弟们投资了25万法郎在他们法国的精炼厂项目上，并将其转换成一种直接从西班牙厂家购买的体系，但是他们并没有听从阿方斯直接投资于西班牙精炼厂项目的劝告。1880~1881年，阿方斯才说服他们成立了彭纳罗亚矿冶公司，将这个矿业帝国从它的西班牙矿主手上租了过来。到1913年，公司出产的白银产量占西班牙全部产量的80%，铅产量占60%。由于拥有了彭纳罗亚矿冶公司40%的股权以及独家的销售权，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成为了国际铅市场最大的单一玩家。同时，也是同样的方式，阿方斯及其兄弟们购买了由澳大利亚实业家约翰·希金森在法属太平洋岛上的新卡勒东尼亚建立的镍矿公司25%的股权。这里表现出来的战略目的也是野心勃勃的，到1884年，公司已经收购了欧洲大部分的镍精炼厂，但是1891年在加拿大新发现的镍矿打碎了他们的垄断美梦，迫使“镍矿公司”削减其资本，并与美加国际镍业公司签署了市场分享协议。在此期间的第三大矿业投资是上面说过的墨西哥波里欧（铜业）公司。到1900年为止，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合计在这些矿业公司投资的股份名义价值为1 150万法郎（46万英镑），而市值大概是两倍，相当于银行总资本的大约4%。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俄国石油产业的参与上。这一兴趣从19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当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开始从美洲进口石油，而且在1879年，他们就已经与炼油商梅特德意志公司合伙在西班牙生产煤油，之后在费由美建立了新的炼油厂。为了给这个工厂寻找原料，引发了罗斯柴尔德在巴库附近的俄国油井找油的首轮投资热潮。（罗斯柴尔德奥地利银行在加里线的石油产业中也有一些股份，但是他们似乎没有进行合作的考虑。）当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提出与诺贝尔兄弟石油公司合作的建议在1883~1884年被否决后，巴黎的合伙人决定购买另外一家公司——巴图炼油与贸易公司（通常知道的是它的俄语首字母缩写BNITO）。他们还建立了一个拥有超过2 000台油罐车的车队，以及在诺沃罗斯耶斯克的炼油厂的“巨额专项资本”，同时在敖德萨还拥有一座油库。麦克凯估计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俄国石油行业的投资在世纪之交的时候价值大约是5 800万法郎（230万英镑）。在其最高峰的时期，大约1/3的俄国石油产量由罗斯柴尔德控制。

19世纪90年代是国际市场对石油需求出现急剧增长的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俄国煤油通过他们的里海工商公司以及黑海煤油公司在欧洲进行销售（采用与西班牙的铅一样的方式）。后来，他们与俄国船运公司以及圣彼得堡国际银行合作，成立了一个叫做马佐的新公司，目的是通过把他们的产品卖到俄国国内市场来扩大他们的销售。这就意味着他们不仅要与诺贝尔公司竞争，还将与美国的巨头标准石油公司竞争。在亚洲市场也出现了类似的竞争局面。在1891年，公司位于伦敦的两兄弟马科斯和塞缪尔获得了BNITO的煤油在苏伊士以东地区的销售权，采用他们首创的油轮运输方式——这是成立于1897年的壳牌运输与贸易公司的前身。他们在亚洲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快速成长中的皇家荷兰公司，公司位于荷属东印度。

由于竞争导致了价格的下降，他们曾试图按常规的方式组成一个利润分享卡特尔（1893~1895年）来结束这场“石油战争”。然而，与标准石油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事情的发展似乎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参与到了已经在逐步融合的壳牌与皇家荷兰公司之中。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了由这两家公司在1902年投资组建的亚洲石油公司的第三家股东，而且在1911年，用它们所持有的全部俄国企业换取了皇家荷兰和壳牌的股份，使它们在这两家公司中成为了最大的股东。到这个时候，这个交易看上去还是相当不错的，因为罗斯柴尔德在BNITO和马佐的股权估值为290万英镑，而他们在皇家荷兰/壳牌公司里的新股份能够保证很稳定的收益。而仅仅在6年之后，罗斯柴尔德从巴库撤出的智慧就清晰地呈现出来了。

水银、黄金、铜、铅、白银、钻石、宝石以及石油——到1900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国际有色金属市场、宝石市场以及石油市场上占据了非常显著的位置。他们不仅直接或者通过勘探公司为新矿业公司筹措资金；他们还将大量的钱投入到矿业股票，而且还直接参与了对国际原料市场的整合甚至是控制。这很难说是一种在走下坡路的企业所采取的战略。相反，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和巴黎银行聪明地找到了一种方式，将他们传统的业务路线发展成为适应世界经济最根本的结构变革的方式。

罗德斯与罗斯柴尔德家族

除了通常的高利润以外，在19世纪8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所获得的矿业帝国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吸引力的部分原因还在于它显然并没有受到政治控制。一旦一项特许权授出，或者一片土地出售了，矿业公司似乎都享受了某种接近完全自治的待遇，特别是当矿山位于偏僻的地方，而这些地方的社会结构通常处于相对原始的阶段的情况下。然而，这种类型的帝国主义从来都不可能完全独立于正式的处于国家引导下的真正的帝国主义；在塞西尔·罗德斯的概念里，这种情况尤其严重。

罗斯柴尔德家族与罗德斯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882年，当时纳蒂派公司的前旧金山代理阿尔伯特·冈索到金伯利——当时主要的钻石矿中心——去报告英——非钻石矿业公司的工作，该公司提出了一项对杜托兹旁的申请，而杜托兹旁是这个地区四个主要的区段之一[其他几个是金伯利、巴尔特方藤和德比尔斯（De Beers）]。在几个月之内，冈索就得出结论说，这些为数众多的小公司（总共超过了100家）将会由于过度生产而相继倒闭，因此他坚定地认为应该合并。然而，尽管在伦敦成立了一个合并委员会，而且计划以一个合并后的公司为基础发行价值350万英镑的股票，但这个计划建立在相互竞争的公司的股东和董事之间的相互嫉妒的基础之上。除了在现有股份的价值上很难达成一致外（在合并中，应该要换成新的股票），1882~1883年钻石价格的下跌或许也让罗斯柴尔德家族不能够专注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肯定抱怨他们在英——非公司股票上的损失，而购买这些股份是他们的伦敦兄弟推荐的。

重燃罗斯柴尔德家族对钻石的兴趣的正是开发公司，尽管是间接的，这个公司新雇了一位美国工程师加德纳·威廉斯，由他负责南部非洲的矿业前景研究。此时，合并的进程与5年前相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金伯利区实质上已经由金伯利中部公司控制，其1887年的市值大约为245万英镑，每次出矿大约可生产1.3克拉。接下来排名第二的就是德比尔斯矿业公司，市值大约为200万英镑，而生产量稍低。一直困扰在塞西尔·罗德斯——德比尔斯公司的董事和大股东，以及金伯利公司的共同发起人之一——心头的问题是，在与金伯利区块中最后的独立公司法兰西公司的合并过程中，这两家公司谁会笑到最后。

罗德斯开始意识到，在德比尔斯和中部公司有限的金融资源的条件下，在即将上演的并购大战中，能够打开通向胜利大门的钥匙要到伦敦去找，而且谁能得到金融城里金融大鳄的金融支持，谁就能够胜券在握。一意识到威廉斯（他们两人首次相遇在1885年开往伦敦的汽船上）可以成为他通向纽考特大门的引导人，他立刻给了他德比尔斯总经理的职位，并且在两个月后，动身前往伦敦开始他与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勋爵的首次会晤。纳蒂又开始艰难地讨价还价。在8月4日，罗德斯用电报向金伯利发回了一份详细的计划，这项计划为德比尔斯购买法兰西公司提供了资金，但是代价很高。具体来说，就是由罗斯柴尔德家族支付75万英镑的现金，按每股15英镑的价格购买5万股新的德比尔斯股份，外加20万英镑的企业债券。对于这次安排，他们获得了10万英镑的佣金，以及他们购买股票的价格与德比尔斯股票1887年10月5日在伦敦市场价格差异的一半。按照图雷尔的说法，这意味着他们额外多收入了15万英镑，因此，“罗斯柴尔德辛迪加从支付75万英镑的这次买卖中得到了25万英镑”。经过一直持续到9月份的在巴黎进行的多次漫长的谈判后，法国公司的董事们最终接受了合并条件，按100∶162的比例把法国公司的股票转成了德比尔斯股票。

然而，这对于罗德斯来说，距离最后的胜利还很遥远。中部公司给法兰西公司的回盘确实是过去了，但是似乎得通过以65.6万英镑的价格把法兰西公司出售给中部公司才能实现。因为这当中有10万英镑是以金伯利中部公司股票的方式支付的，历史学家通常都认为罗德斯很聪明地获得了中部公司的股权；事实上，当时的情况是中部公司以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得到了法兰西公司，而且当时普遍的看法是德比尔斯此时将要被中部公司吞并。罗德斯计划的是全面收购在巴尔特方藤和杜托兹旁那些还仍然独立存在的公司的股票，并完成德比尔斯——金伯利中部公司的合并，但是要这样做的话，他必须得到金伯利中部公司董事会主席弗兰西斯·巴林–高尔德以及最大的股东——热情洋溢的巴尼·巴奈图的同意。如果两人都反对——就像是传言中那样的情况——罗德斯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在这个事件中，只是巴林–高尔德比较难弄；巴奈图看到了大发横财的机会，而且秘密地与罗德斯结成了统一战线。在11月，德·克朗诺从金伯利给罗德斯发来电报，称需要再贷款30万英镑全额收购中部公司的股份，并且强硬地告诉罗斯柴尔德，如果他们不愿意提供所需资金，罗德斯的合作者阿尔弗雷德·柏特会提供。就是在这个时候，纳蒂为自己购买了5 754股德比尔斯的股份，成为了公司最大的股东（罗德斯本人只有4 000股）。这个战略一直贯穿于整个1888年，其间罗德斯和纳蒂都在寻找克服巴林–高尔德抵制的办法。1888年3月13日，罗德斯正式注册了德比尔斯联合公司，注册资本310万英镑，还有另外150万英镑的可转债，但是，巴林——高尔德和中部公司的少部分股东仍然僵持着。除了对中部公司和德比尔斯两家公司丰厚利润的预期外——两家的利润在1888年上半年都出现了高速增长——另外一个说服巴奈图的关键性因素是得到了新公司“永久总裁”地位的承诺，这个妥协显然是纳蒂非常不情愿的。尽管如此，合并的进展仍然很不顺利，首先面临的是一个来自中部公司股东方面的法律问题，他们反对关于新公司发展目标一揽子的委托条款；其次是发生在德比尔斯矿山的一场可怕的大火，火灾造成了202人丧生。一直到了1889年1月，金伯利中部公司的合并案才最终完成，此时，德比尔斯已经持有其竞争对手总资本的93%，因而对中部公司最后的购买需要再投入的已经不到其总市值530万英镑的一成。自此之后，对其他一息尚存的小公司的处置就相对比较容易了。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中，纳蒂的主要作用是帮助罗德斯在他的股份收购过程中筹集资金，他发行了225万英镑的一级可转换债券，使德比尔斯能够清偿到期的债务，并在杜托兹旁和巴尔特方藤继续获取新的矿权。合并的总成本很显然超出了他的预期；但是与很多其他人一样，纳蒂无法抵御罗德斯的那种热情洋溢的魅力。“整个事情就看你是否对我有信心，而且是否信得过我本人。”罗德斯在1888年的某个时候就这样说道，“或许有人可以做得比我好，这我还真的不好说。你知道我的整个目标以及整个事情其实就是一个信任问题。我知道，有你的支持，我可以做到所有我说过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的想法不一样，我也无话可说。”这种关系在合并完成后仍然在继续。例如，开发公司在1889年发行了175万英镑的德比尔斯联合抵押债券，其中的17.8%由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买走；1894年，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自己发行了价值350万英镑的德比尔斯债券。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新公司中获得了巨大的股权，因此，对罗德斯拥有强大的财务控制，让罗德斯对在整个并购过程中所受到的高度钳制感觉到非常不舒服。迈耶·卡尔被委派进入了新的德比尔斯董事会就是纳蒂打算随时监控整个事情进展最明显的迹象。到1899年为止，N·M·罗斯柴尔德公司是德比尔斯的第二大股东（拥有31 666股），略少于巴奈图的侄子乔尔兄弟（33 576股）。罗德斯只拥有13 537股；柏特11 858股。这些都证明了这是一项相当不错的投资。

在烟雾缭绕的会议室里，马上有人抛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已经控制了南非钻石98%产量的新德比尔斯联合公司应该怎样建立其控制国际钻石市场的机构。从1887年开始，一个建立辛迪加的计划就处于讨论当中，一直到1890年3月，德比尔斯才与由威恩希尔柏特公司牵头的5家合作公司的联合体达成了一个协议。由于这种方式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为维护水银的价格而采取的传统做法，而且在铜行业也是这样操作的，因此，这个辛迪加马上就受到了纳蒂的祝贺，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自己在里面的参与很有限。罗斯柴尔德家族坚决反对的战略之一就是德比尔斯自己囤积钻石，不论以何种方式。正如纳蒂在1891年7月对罗德斯所说，他“没有任何权力进行钻石投机，而是必须尽一切可能尽快销售”。“至于钻石的处置，”他的结论是，“我越仔细想，越觉得你最好的做法就是按照市场供需的一般原则，尽量避免任何人为的方式，比如什么组合、囤积等。”当金伯利的董事为提振他们股票低迷的价格而偷偷建立了“一个秘密储备”的丑闻曝光的时候，迈耶·卡尔谴责说这是“不道德的行为”。而这只是身处现场的那些人阳奉阴违的几个举动之一。在这个事件中，这种考虑其实纯属多余：从1896年开始，钻石市场就开始进入了上升通道，而且德比尔斯的年红利在随后5年中达到了40%（160万英镑），迅速摆脱了开始时的滞胀，而得以快速推高。按照纳蒂在1900年告诉罗德斯的说法：“德比尔斯公司的历史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神话。你建立起了一个钻石生产的垄断格局，非常成功地为你的钻石产品的销售建立了稳定的市场，而且成功地找到了能够做到这一切的机械设备。”换句话说，罗德斯还能有什么需要呢？然而，罗德斯仍然还在继续对钻石销售方面强加给他的那些限制感到恼火，在1898年，他跑到伦敦去抱怨市场辛迪加拿走了过多的利润。

尽管金伯利及其周边的土地（格瑞卡兰德维斯特）在1871年被英国吞并，但是德比尔斯在金伯利钻石业内建立起统治地位很少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政治方面的因素。不过从一开始，罗德斯的野心就远远超出了英国的领土范围。刺激他向开普殖民地以北扩张英国影响力的，不仅仅是在布尔控制的威特沃特斯登德发现黄金的事实。实际上，罗德斯在朗德的投资非常不成功，而且他的公司联合金矿公司马上投入到野外作业，去寻找那些尚未发现的黄金储藏（当时公司还没有在德比尔斯进行投资）。准确地说，他想沿西北方向穿过汤斯维尔延伸到马特贝勒·金·罗贝固拉的王国里。

1888年1月，罗德斯给纳蒂写了一封长信，寻求纳蒂对他刚从罗贝固拉那里获得的新特许权的支持，他打算在里木波波河的对岸开发“永远不会枯竭”黄金矿区。从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尽管他很希望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在这个项目中“参股”，但是与他们的金钱比起来，罗德斯显然更看中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他的报告中说，“国内有很多人对我们这个特许权的覆盖范围持反对意见”，主要来自竞争对手，由基福德爵士和乔治·科斯顿组建的贝克华纳兰德勘探公司，以及葡萄牙政府。他特别担心的是，有消息说要撤换他那位非常好说话的朋友赫居勒斯·罗宾森爵士驻开普殖民地英国最高代表的职务，因为这会让他的长远目标变得不切实际：

我感觉到政策出现一丁点儿的新变化都可能带来危险。他（罗宾森）在过去8年间管理得非常好，因为在保持非洲人的信心的同时，他稳步向北扩张，而且完全包围了（布尔）共和国，这几乎完全归功于他的努力，我们才能够从瓦尔河向赞比西发展，而且，如果你们看看地图就会发现，通过实施他的政策，他已经完全限制了汤斯维尔共和国，使它不可能再发展。如果我们现在能搁置问题，静静地工作，随着汤斯维尔黄金的开发，我们将会逐步得到一个连成一片的而且是插着英国国旗的南非。（金矿）矿主最终不会忍受纯粹的布尔政府的管理，整个事情其实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新派一个人去对周边的共和国采取完全新的对抗政策，就会使所有这一切都毁于一旦；而且如果他的政策建立在麦肯齐的民族独立思想基础之上的话，将会导致无穷无尽的摩擦。现在突然发生了数不清的问题——比如斯瓦兹兰德的未来，以及与玛塔贝勒国王交往的方式，所有这些问题要是不能很好地处理的话，都会导致无穷无尽的纷争，而我认为赫居勒斯爵士凭借他8年的经验，现在看来仍然是最合适的人。

同年的晚些时候，罗德斯给纳蒂就类似的问题写来了信件，此时他已经把德比尔斯想象成了“另一个东印度公司……由于有巨大的国家支持，每天都在发展”，而且更多地提出了他的“美好愿景”：

玛塔贝勒国王……是中部非洲的唯一障碍，只要我们得到他的领土，其他的就易如反掌了，因为其他的部分是原始的村落体系，每村都有一个单独的首领，而且全部都是相互独立的……

在蒙巴萨新成立的东非公司……应该通过汤加恩伊卡向赞比西发展，从南部跟我们的扩张遥相呼应，在德国和刚果的夹缝中发展……目前我所想到的是千万不要被隔断……还有另外的一个连结方式是在康巴尼湖或者奈央扎，可以从赞比西置换出希尔，但是关键还是玛塔贝勒兰德以及它的黄金，关于这一点，那些报告并不是道听途说……幸运的是这个金矿（位于玛塔贝勒兰德）是可以买到的，2年前的价钱大约是15万英镑，现在的叫价已经超过了1 000万。我建议过柏特和罗宾森，而且文件确实都已经签署，但遗憾的是我不得不离开，而且我离开之后，整个计划就流产了。

我们很难不把这些计划与1895年12月的“詹姆森突袭”的惨败，甚至是在1899年与布尔之间战争的爆发直接联系起来看。罗德斯专注于一种让独立存在的布尔共和国无法接受的包围及扩张的计划，而且他希望纳蒂能够支持他。

他对纳蒂会帮助他实现这个梦想抱有极大的信心，甚至在1888年6月修改了遗嘱，把所有的财产（除了2 000股德比尔斯的股票，这些股票他留给了他的兄弟姊妹）留给了他。把几十万英镑留给世界上最富的人或许似乎有些违背常理，但是在这份遗嘱所附的信中，罗德斯向纳蒂表明希望这些钱用于寻找被他的传记作者称为“一个为了帝国的利益而挑选出来的社会”。“如果可以，请选择《耶稣教宪章》，”罗德斯潦草地写道，“并且将罗马天主教加入到英帝国中。”基本上可以肯定罗德斯（更不用说罗斯柴尔德）从来没有读过由圣伊格纳修斯在1558年所起草的《耶稣教宪章》，这里的提法只是对那些无私奉献的兄弟情义的象征，而这正是他的理想状态。让人吃惊的是——与这个时期另一位完全不同的理想主义者希奥多·赫泽尔一样——罗德斯也把神话般的罗斯柴尔德爵士看成是有能力把他的梦想变为现实的那个人。

人们通常认为，罗德斯的扩张主义热情可能也感染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否则他为什么要给他讲这么多？然而，我们对此应该保留谨慎的态度。可以肯定，纳蒂和他的兄弟们并不反对扩张英属南非的想法。当罗德斯与贝克华纳兰德公司的基福德以及科斯顿合力建立一家新的中非勘探公司——将他的计划推进到玛塔贝勒兰德——的时候，纳蒂是一个主要的股东，而且当这个公司在1890年变成了联合特许权公司时，他的参与程度也提高了。当罗德斯在1889年成立英属南非公司的时候，他也是发起股东之一，并免费出任公司的投资顾问。更为重要的是，根据1892年1月一封信上所显示的，纳蒂对罗德斯的野心并没有幻想。“我们与南非事务有关的愿望中首要的，而且最为重要的，”他告诉罗德斯，“是你应该留在这个殖民地的核心事务里，这样你才能够推行你一生所致力的那些伟大的帝国政策。我认为你应该可以让我们有幸声称我们一直非常真诚地支持你推行这个政策，而且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仍将继续支持你这样去做。”

事实上，纳蒂不愿意再听到对罗德斯的批评。当地位已经岌岌可危的伦道夫·丘吉尔1891年从南非回国后，公开抨击马希侯诺尔兰德的发展前景，而且在媒体上宣称“再也找不出比把钱投在矿业勘探辛迪加中更不明智、更不安全的投机方式了”的时候，纳蒂发火了——特别是他资助了丘吉尔的这次南非之行。威廉斯·哈科特爵士的儿子路易斯在他的日记中描写了1893年初纳蒂与丘吉尔在都灵的一次特别遭遇：

丘吉尔以最恶毒的语言攻击罗德斯和南非以及马希侯诺尔兰德，说这个国家已经破产，而且纳蒂知道（瑟希尔）罗德斯是一个大骗子，罗德斯不可能在金融城里筹到51 000英镑去开一座矿山……所有这些都是当着纳蒂的面说的，弄得他非常愤怒——他的怒火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不得不离开房间几分钟以使自己冷静下来。

罗斯柴尔德家族对罗德斯使用武力镇压玛塔贝勒和其他阻碍他前进的非洲部落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安。阿瑟·德·罗斯柴尔德在1893年一封发自巴黎的信中说“渣打公司的股票小幅上涨”，“与玛塔贝勒人发生了剧烈的武装冲突，对方被打死100人；而我们方面，我很高兴宣布，几乎没有一个人受伤”。在巴黎的年长的合伙人也同样表现得非常热情，重要的原因是罗德斯在1890年成为开普的首相后所采取的专制统治的方式。

然而，在罗德斯与罗斯柴尔德之间关于从开普扩张英国影响力的策略上，总是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从理念上看，罗德斯总是更接近于自由党的帝国主义思想，而偏离萨利斯伯利政府的政策，他们比较倾向于让周边白人殖民者的野心从属于都市政府的外交政策。由于对纳蒂期望一直都很高，罗德斯很快就醒悟了。他对罗斯柴尔德家族不能说服葡萄牙政府撤出德拉果阿海湾深感失望，因为这里是位于莫桑比克海岸主要的海港，对于汤斯维尔的未来具有非常关键的战略意义。对于这个问题的谈判一直断断续续，没有什么进展，而且尽管纳蒂很乐观地谈到了从葡萄牙购买这片土地的想法，但是仍然存在很多无法克服的外交障碍。罗德斯感觉萨利斯伯利“在葡萄牙事务上太不把他当回事了”，这个说法是纳蒂竭尽全力为他所进行的辩护。“你不应该忘记，”他对这位勇往直前的帝国的缔造者说：

在当时的那种情形下，整个欧洲的公共舆论都非常同情葡萄牙，而且萨里斯伯里爵士去引发争议也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在那些友好的大国的看法中，他们认为这个国家将会为了中非非常重要而又非常落后的地区击垮弱小的葡萄牙。不管怎么说，你还能从一个自由党政府身上期望更多的支持吗？

当罗德斯再一次尝试直接接触葡萄牙特使路易兹·德·索维拉尔的时候，他感觉纳蒂的支持缺乏诚意。“很显然，你要是采纳索维拉尔的观点，那么你什么也无法做。”他在1893年5月抱怨道：

我认为，你应该尽你所能，因为在过去几年里你一直是这样的感觉，而且也是这样做的，德拉果阿对我们在南非的地位来说非常关键……我担心我们得购买德拉果阿海湾。我们想要它，而且也准备为它出钱。随着汤斯维尔的成长，我们越耽误，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而且随着德拉果阿铁路的完工，我们或许永远也没有办法得到它了。

在这个问题上，也像在很多其他问题上一样，他抛弃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速度太快了，对葡萄牙政府不打算出售有争议的领土的解释越来越不耐烦。早在1891年2月，罗德斯坦诚地告诉雷琴纳·布雷特，他认为纳蒂“是一个诚实但是脑子不够用的人”。不久之后，他修改了他的遗嘱，指定了一位与纳蒂一起共同处置他财产的人。“这个想法折磨我已经有一些时间了。”他宣称，“如果我死了，我所有的钱就会传给一个人，这个人尽管心肠很好，但是根本无法理解我的想法。我已经尽了全力对他进行解释，但是我可以从他的脸上读出，这对他没有任何的作用……因此，我只是在浪费我的时间而已。”

纳蒂被这种自以为是的做法弄得手足无措，罗德斯着手利用德比尔斯联合公司，在玛塔贝勒兰德推行他的计划。这种联系的第一个关键点是罗德斯规定德比尔斯应该是英属南非公司——在通信报道中通常称之为“渣打公司”——的大股东。纳蒂的意见是“德比尔斯不应该持有投机性如此之强的债券”，这种观点得到了迈耶·卡尔的强烈支持，他总是“对渣打公司的前景非常悲观”。在1892年1月，纳蒂以“非常坦率的”的方式说出了他的观点：

对于开普政府是否应该占领北部边疆区，你是唯一的裁判；这与我们无关，而且我们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任何看法。你应该知道你的渣打公司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得到女王陛下政府同意。我们想要说的是，如果那就是你的政策，而且你需要钱来推行，你应该从其他的途径去找，而不是动用德比尔斯公司的现金储备。我们一直坚持认为德比尔斯公司只是一个单纯的钻石矿开采公司……如果让别人知道德比尔斯公司借钱给渣打公司，有些德比尔斯的股东可能就会去申请强制令，进而煽动罢免董事会，并提名自己的董事，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因此，考虑以这种方式使用德比尔斯的资金是对还是错的问题，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问题，而且会极大地伤害公司和其股东的信用和名声。

对于罗德斯对渣打公司需要钱的抱怨，纳蒂的回应是：

比让德比尔斯公司补贴渣打公司更为方便的办法是，我们建议你对出口钻石征点儿税；这种做法在开始的时候无疑会引来一些抱怨，但是这个行业最终还是会习惯这个做法。而且这会引发这样的考虑，就是开普政府收购全部钻石矿的股份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当然，不是在几年前很高的数字基础之上，而是一个公平合理的价格。请思考一下这个建议，并且告诉我你的想法。

想象罗德斯对将德比尔斯和渣打公司进行这样直接的政治控制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在这些讨论的过程中，纳蒂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惹恼性情生来就比较容易激动的罗德斯。“你知道我并不是要干预他们（德比尔斯）的内部管理，”他在1892年7月这样向他保证，“我只是希望未来能有不错的分红，而且他们可以逐步偿清自己的债务。”事实上，很多时候罗德斯根本不理来自伦敦的“指令”（比如他执意要购买普勒密尔或者西瑟尔敦矿山）。而纳蒂也不会对罗德斯讳言伦敦董事会中的大股东们掌握着钱袋子。伦敦董事会与在任总裁之间的这种摩擦在1899年再次爆发，当时罗德斯希望德比尔斯向朗德金矿和铁路投资，而这个时候，德比尔斯连分红的钱都是借来的。纳蒂对这种提议的反对以及对终身总裁制度的批判激发了罗德斯的冲天怨气，他说：“我与德比尔斯有关的所有政策、计划，自公司成立以来就一直遭到了伦敦董事会的反对。”他指责迈耶·卡尔“滥用暴力”。然而，他无可奈何的事实是纳蒂再加上“法国股东中的大多数人……代表了”公司资本中很大的部分，而且最终他们有能力坚持废除终身总裁制。另外还值得关注的一点是罗德斯自己的账户上欠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很大的金额：1895年中期，他任开普殖民地的首相，他欠他们的债高达16 515英镑，尽管他自己当时也拥有百万家产，但这主要来自于他所持有的德比尔斯股份。这比伦道夫·丘吉尔当年在台上的时候所欠的要多很多。

除了对德比尔斯所要扮演的角色有争议外，纳蒂对南非未来的看法也与罗德斯有着很多根本性的差异。例如，很难让人相信，罗德斯会在1891年欢迎纳蒂提出的补贴几百个从沙皇的迫害下逃出来犹太人家庭的路费和安家费的建议。一个更为严重的摩擦源是纳蒂不同意罗德斯取消与布尔共和国和平共处的计划。1892年5月，有一份简要的报告上说，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正在谋划为汤斯维尔政府发行250万英镑的筹款券，使它可以扩张自己的铁路网，这是年初时迈耶·卡尔访问约翰内斯堡期间，由保罗·克鲁格总统提出来的一个想法。迈耶已经向纽考特报告说，克鲁格是“一个奇怪的布尔老头，长相丑陋，穿着怪异而且举止粗鄙，但是与其他所有的大人物一样，是一名很厉害的演说家”。而且，他补充了一个政治评论：“古老的布尔人群与新近的矿业人口之间的关系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这些说法出现在罗德斯在伦敦的时候，肯定不是偶然的。

当然，对于1892年贷款目的是不是要对汤斯维尔进行非官方的帝国主义控制仍然存在争议，而出现官方控制的状况是罗德斯一直期待的。当纳蒂与萨利斯伯利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有意地强调他已经削减了克鲁格原本更大的贷款计划，目的是购买葡萄牙的德拉果阿海湾铁路。而且当他写信给罗德斯告诉对方这件事的时候，他强调说“在起草合同的时候，我们会遵照你的建议，小心地为自己保留在未来的借贷中的话语权”，而且他打算“当时机成熟的时候提出安排开普铁路的必要性”。“我也告诉了他们，我们不会同意为建奈塔尔支线借给他们更多的钱，而且你会在以后看到，我们坚持这些钱只能花在他们国家的领土范围内。当然，我们永远也不会让他们想到我们是按你的建议行事。”

按照这个说法所指出的，罗德斯最初的想法应该是，通过建立起他们自己连接南部的铁路，布尔人就有可能对金矿指手画脚。纳蒂显然想向他保证，但是正如他自己承认的，“我们不太好指令政府当铁路建成后，应该征收什么样的税收”。按照查普曼所证明的，布尔人并不想被他们的新银行所牵制。当纽考特在它的客户警示中写到所筹集的资金“应以最大的谨慎及经济考虑进行使用”，而且“每一笔支出……都必须进行严格而且足够的控制”的时候，比勒陀利亚很坚决地回复说，“不接受任何控制，政府在支取这些钱之前不会就钱的用途进行说明，而且政府不会同意在使用之前把钱一直存在你们银行”。汤斯维尔债券在伦敦市场上的成功因此是打在罗德斯身上的一记重拳。在开普顿布尔人已经预言了这个问题，因为1895年晚期的那些计划开始在开普敦着手准备以非布尔人的“外籍人”的名义推翻克鲁格政府在汤斯维尔的统治。

詹姆森突袭（一场事实上是由罗德斯的私人军队在贝克华纳兰德发起的未遂入侵）震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们对这个政变计划事前居然一无所知。尽管罗德斯已经与约瑟夫·张伯伦——他在1895年夏天加入了萨利斯伯利的政府，出任殖民地大臣——讨论过煽动外籍人士暴动的想法，但是他对此只字未对纳蒂提起过，而且他与张伯伦的关系也没有亲近到无话不谈的地步（与《时报》驻非洲通讯员无法同日而语）。在政变失败之后，纳蒂试图修补伦敦与比勒陀利亚之间的关系，为了让詹姆森无法抵赖，他力促克鲁格来伦敦。“如果无条件接受邀请，”他向克鲁格保证，“你能得到共和国的独立。我们不希望让这里的那些反对汤斯维尔政府的势力得到加强，也绝对有必要防止敌视布尔政府的情绪增长，因为迄今为止，公众的舆论还是站在你的一边，而且我们会竭尽全力让你的任务很容易完成。”霍布森声称“金融家们”从詹姆森的闹剧中获得了利润的说法是错误的，反过来说才是事实。

官方帝国主义的陷阱：布尔战争

然而，詹姆森突袭的失败只是推迟了与布尔共和国之间纷争的出现。在1897年到达南非出任高级专员不到一年的时间，阿尔弗雷德·米尔纳就确信英国影响这些共和国对外政策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战争。他已经找到了维护外侨合法权益的借口，而且张伯伦也觉得出于政党的政治考虑应该支持他。两人联手足以劝阻纳蒂不在1898年11月发行第二次汤斯维尔贷款；但是从米尔纳的观点来看，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官方外交的目标就是缓和与比勒陀利亚之间的矛盾，这一点很是叫人感觉尴尬。在1899年6月，阿尔弗雷德直接给克鲁格发去了电报，告诉他殖民地办公室无法言明的条件，而且之前已经请示了张伯伦：

国家和政府都不想发生战争，但是没有人能预知可能发生的事情，以及公共的舆论会强迫政府去做什么……局势的症结在于外侨应该在沃尔克斯特拉德国会里有一些直接而且是能参与决策的代表，原因是阁下施政中出现的过失使所有的变化都被推迟得太久，因此一点儿都无法影响目前的局势。

克鲁格对这些诉求并不是充耳不闻。在7月6日，张伯伦接到了纽考特转来的克鲁格妥协的消息：外侨将会获得“溯及既往以及提前7年的特权”，这个方案“获得了那些非英国籍的外侨的喝彩，而之前曾经担心他们会期待萨利斯伯利爵士发动战争”。纳蒂在12天之后向迈克坦纳证实了这个说法，催促张伯伦宣布危机“结束”。一直到8月25日，迈耶·卡尔还“坚决声称临时停战协定这次一定能够达成——尽管我承认克鲁格正在考验政府的耐心而且……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火药的味道，这有些危险”。这种观点也是塞西尔·罗德斯的观点，他一直到最后一刻都充满了信心，认为“布尔人会在最后的时刻让步”。当事情变得明朗起来，大家都知道这一次克鲁格并不打算放弃，罗斯柴尔德家族为达成和平解决方案进行了最后的努力。根据亨廷顿（他当时是德文郡公爵）的建议，给驻在比勒陀利亚的商务代表塞缪尔·马科斯发了一封电报，在未得到张伯伦和萨利斯伯利的授权的前提下，明确地形成了英国的政策：

大英帝国政府期待和平。如果能无条件同意5年的特权，汤斯维尔的政府没有理由担心友好谈判并随后安排相关的细节。肯定不会再提出更多的要求……现在发生战争是他（克鲁格）的错误，不能怪罪于大英帝国政府……我们以N·M·罗斯柴尔德公司的名义担保大英帝国以及英格兰或者说英国政府并不想干预汤斯维尔的统一……最强烈地敦促你尽最大的努力保证特权不要附加任何条件，我们认为这是防止战争的唯一办法。

这个建议不仅被布尔人拒绝，而且也有可能被萨里斯伯里批评。他担心这样的“地下谈判”会导致“严重的混乱”，因此要求纳蒂“非常真诚地停止与比勒陀利亚这种方式的所有联系”。

罗斯柴尔德的观点并不是建立在对布尔自治政府的深厚同情基础上，用纳蒂告诉迈克坦纳的话说，塞缪尔·马科斯信心满满地认为，如果和平能够保持，“用15年的时间，汤斯维尔将会是另一个英国”。马科斯的合作伙伴路易斯这样说，“克鲁格是最后的老布尔托利党人”，而且“他也将会是汤斯维尔历史上这种形式的最后一任总统”。另外，战争一爆发，纳蒂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投入到战争的进程中，建议马上切断布尔人通过德拉果阿海湾的补给线。当士兵们从战场返回白金汉郡的时候，到处都洋溢着那种义不容辞的爱国热情，而阿尔弗雷德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在科文特花园组织了一场蔚为壮观的庆祝晚会。纳蒂与米尔纳的关系一直很好，而且给他发去了热情洋溢的祝贺信——尽管是“以我妻子的名义”——祝贺他“稳固地在非洲南部为女王陛下建立起了完全的主权”。然而，私下里，他为英国军队发现自己陷入了“可怕的游击战”之中而感到悲哀。在和平到来后的两个月之内，阿尔弗雷德在他的饭桌上力促英国和布尔将军之间的和解。

纳蒂特别对那些激进作家，比如霍布森等人所认为的，发动战争是为了在黄金矿和钻石矿上有经济利益的那些人的利益这种说法感到紧张，他建议罗德斯：

对有关发动战争以及你与军事当局的关系的任何说法都要相当谨慎。这个国家与这场战争有关联的所有问题目前都处于高度敏感之中，而且现在议会的朝野两方面都非常倾向于把已经发生的一切归罪于资本主义者，以及那些在南非的矿产业中有利益的人的身上。火上浇油将会是一件非常大的憾事，而且这只会给你的对手提供更多攻击你的机会，而我敢肯定你一定不想这样。因此，我希望你对你的言辞一定要相当小心，而且如果你要对战争部的下属有什么微词的话，你一定要找到适当的机会私下里说。

这就帮助我们解释了纳蒂两个月后给贝尔福的信中私下敦促他说“一个好的战争部长……给他的将军们的是他们要求的两倍”：

前几天《每日新闻》上有一篇很好的文章在结尾说道，如果陛下的大臣们没有能力缔造和平，也就没有能力进行战争……从长远来看，现在进行大量的努力所花的代价远比让战争被拖入另外一年要小得多……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你应该知道公众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样的情绪，以及某些没有身处欧洲的人有什么样的忧虑，总的来说都是希望省钱，因此（我们或许）最终不得不面对一份巨额的支出账单。

总结起来说，纳蒂同意罗德斯对战争发起方式的批评，但是他认为这样的批评由任何在金伯利和朗德矿山拥有巨大私人利益的人在公开场合做出是相当不合适的。

对罗斯柴尔德做出的针对战争时期经济假象的警告也有一定的讽刺，因为布尔战争正好出现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该地区的英国政策影响力下降的过程日渐明朗的时期，而之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响则是无人能敌的。布尔战争是自克里米亚战争以来，英国首次被迫依靠提高国家净债务水平来资助的战争。鉴于在19世纪50年代已经有过授权，财政部可以向N·M·罗斯柴尔德公司请求借贷支援，但是过了半个世纪之后，借贷已经无法再得到保障。纳蒂从战争一开始就在设想，正如他告诉爱德华·汉密尔顿的，财政部长米盖尔·西克斯·毕希爵士“在他准备好后会派人来找我”。 但是他提出的以罗斯柴尔德担保发行永续债券的建议遭到了拒绝，得到认同的是厄内斯特·卡塞尔提出的一个“更为权威的”以98.5的价格在公开市场销售国库券的建议。“卡基贷款”严重超卖，而且汉密尔顿很高兴地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卡塞尔的嫉妒”。当7月份再次出现对新贷款的需求的时候，纳蒂同意了卡塞尔的方式（而且还要与英格兰银行竞争），力争第二批贷款的发行，这一次是1 000万英镑。但是汉密尔顿又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记重拳，他与J·P·摩根的克林顿·道金斯以及重新恢复了元气的巴林银行的勒维尔斯托克爵士达成了协议，由他们预付款，投放了一半的金额到美国市场。这大大地激怒了纳蒂，他已经早就开始着手招徕认购，并且推测伦敦市场完全可以满足要求。确实，第三次1 100万英镑的债券没有再假手美国市场，但是当政府强硬地准备推出更高金额的6 000万英镑的永续公债时，它再次叫来了摩根。摩根拿走了一半，N·M·罗斯柴尔德以及英格兰银行（每家1 000万）得到的是一个固定价格94.5。令人更加无法接受的是，摩根得到的佣金是伦敦银行的两倍。留给较小的银行的那一小部分在“金融城里的英国人圈子”引发了很大的怨气，他们觉得，按照霍拉斯·法古阿的兄弟格兰威尔的说法：“恼怒于把那些肮脏的德国犹太人找来，而把他们自己排挤出去。”但是事实是，最大的赢家是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犹太人的皮尔庞特·摩根：因为在一个世纪以来，英国政府被迫从一个国外的机构借巨额的资金来在自己的帝国内部发动战争。这是一个金融重心跨越大西洋转移的早期信号，这一次转移将是新世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特征——而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则是致命的。

摩根在1902年春天再次亮出了肌肉，当时决定筹措一笔3 200万英镑的新贷款。纳蒂当时被道金斯怀疑仍然还有“大量上次发行的永续公债沾在手上，而且出现了亏损”，因而才提出了发行新的由汤斯维尔担保的贷款，但是道金斯在摩根亲自到访伦敦的重大利好支持下，成功地说服西克斯·毕希坚持发行永续债券。尽管美国人同意只拿走500万英镑——留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700万英镑以及卡塞尔和英格兰银行各200万——他们发现自己仍然有能力来确定发行的价格（93.5）。这是这个新的美国竞争者令人厌恶的迹象，纳蒂则有意识地拒绝摩根的伦敦银行参与到他的份额的发行中。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后，罗斯柴尔德讨价还价的地位看起来仍然很弱。尽管1903年的汤斯维尔3 000万英镑贷款券的销售没有要美国人的任何帮助，但是纳蒂提出的2.75%利息券的要求被财政部否决，理由是定得过低，而且还决定不接受低于2 000英镑的认购——这种政策方面的变化被纳蒂气愤地指责为“最没有英国味”。

布尔战争的胜利也没有在南非推出一个绝对的宗主国政权。尽管布尔人最终被迫接受停火条件，其实是开普敦（和金伯利）而不是伦敦从英国的胜利中得利。在德比尔斯公司中，伦敦董事会和罗德斯之间最后的冲突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微缩版。甚至就在汤斯维尔的战争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罗德斯就接到了纳蒂用电报发来的忠告：“无红利清算还未偿还的贷款以及无抵押永续债券，就算是受益人可以在此之前支付也不要……我们因此建议充分利用有利的机会再推出5万股，这肯定会被现有的股东吃进。”纳蒂8个月之后继续跟进这件事情，并对罗德斯的会计方式从细节上进行了批评——具体来说，就是他累积大量盈余的习惯，他和其他的终身总裁“用于各种各样的目的，有的与矿山有关，有的与外面的投资及股权有关”。而且，纳蒂继续反对罗德斯要打破位于伦敦的钻石市场辛迪加的权力的野心。无论如何，罗德斯想给他在德比尔斯的继任者一个几乎坚不可摧的地位。从1896~1901年每年的红利大约为160万（每股40%）涨到了1902~1904年的每年200万英镑。甚至纳蒂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另外，对在南非矿山使用中国劳工的政治攻击——自由党在1906年的选举中把这个问题变成了一个选战问题——所起到的作用就是扩大了伦敦和开普敦之间的裂痕。最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德比尔斯的控制在国内税务局考虑将公司的纳税义务从英国投资人的红利延伸到整个公司的净利润的时候，遭到了巨大的打击，这个情况对伦敦董事会的正式解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确立了金伯利对欧洲股东最高的管理责任。正如处于惊诧之中的纳蒂所说的：“如果伦敦办公室只是很简单地关闭，德比尔斯公司就会变成威恩希尔柏特公司，而且最终他会取得控制权，你现在绝对不会知道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

恰恰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布尔战争的金融支持方面的作用在下降，成为了最不吉利的预兆。仅在10年之前，在高森转债和巴林危机的时候，N·M·罗斯柴尔德似乎仍然与从前一样处于金融界的领导地位。现在，新世纪的曙光带来了第一个明确的信号，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主导地位终结了。罗斯柴尔德家族自己是否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有一个明确的证据说明他们或许意识到了。在1900年12月结束的新年前夜，按照爱德华·汉密尔顿在日记里所记述的：

在门特摩尔有一个罗斯柴尔德的聚会，为19世纪最后送行。我认为我们总共集聚了24人——罗斯伯里和他3个未结婚的孩子、克鲁维斯、纳蒂和他两个儿子、里奥与他们的3个男孩、阿瑟·萨逊……晚饭后罗斯伯里在一个充满柔情的简短讲话中提到了“罗斯柴尔德银行永远繁荣昌盛”，这句话让纳蒂和里奥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