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及全球化

有一种观点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那就是今天的全球化与1914年之前几十年间的世界经济融合有很大的共通之处。但是，“全球化”这个已经被用滥了的词语背后到底有什么确切的含义？难道真像科布登暗示的那样，全球化完全是一种经济主导的现象，因为商品的自由交换往往会成为“连接人与人之间和平的纽带”？或者因为自由贸易的推行要求建立一个与之匹配的政治架构？

最“左翼”的全球化反对者们很自然地会把全球化视为令人厌恶的国际资本主义卷土重来的最新明证。与此相反，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共识是，经济的逐步开放提高了生活水平，尽管在国际竞争中总会产生一些彻底的失败者，那些特权阶层或者长期受保护的社会群体不得不卷入这场争斗中。但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们更倾向于关注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而较少讨论知识、文化和制度的传播。他们也更关心政府如何通过各种解除管制的方法推进全球化，而不是积极推销或是强制实施全球化。法律、金融和管理体制的重要性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包括法治、货币信用管理、透明的财政体系和廉洁的官僚机构在推动资本跨国流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这些体制的西欧版本如何才能在最大、最广的范围内推广呢？

少数国家——最典型的是日本——曾有意识地、自主地仿效这个体制。更常见的情况是，欧洲体制主要通过武力，确切地说是在枪炮的威逼下被强制实施的。从理论上说，全球化有可能在多边合作的国际体系中自发形成，就像科布登所设想的那样。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的某个霸权国家推崇经济自由主义的话，它也完全可以强制推行。帝国，特别是大英帝国，就是我所能想到的这样一个例证。

今天，劳动力、资本和商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最佳配置的主要障碍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内战、法制落后和腐败的政府，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和亚洲部分地区许多国家几十年间的贫困；第二，美国及其盟国不愿意传播及实行自由贸易，或是不愿意从自己丰富的资源中拿出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用于经济援助计划。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大英帝国在其存在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当然，正如我们所见，不是全部时期），都是作为一个主动的力量，在世界近1/4的疆域中强制推行自由贸易、法治、投资保护和相对廉洁的政府。大英帝国还秉持“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理念，大英帝国还在它的正式版图以外受其经济影响的地区，做了大量工作以推行这些体制。因此，乍看起来，许多似是而非的例证表明，帝国的建立改善了全球的福利——换句话说，帝国的出现是人类的福音。

我们当然可以对大英帝国提出很多指控，我们在下文中还会对此有所提及。我不会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那样宣扬，认为英国人对印度的统治“不仅在意愿上是最纯洁的，而且在行动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仁慈的”，我也不会像印度总督寇松勋爵那样，认为“大英帝国是我们曾见过的天底下最伟大的福祉创造国”；我更不会像施木茨将军那样，宣称大英帝国是“人类历史上赋予人类自由的最大体系”。事实上，帝国从来就不是那么无私的。相反，在18世纪，英国人曾经热切地寻求占有和剥削奴隶，就如同他们后来同样热心地消灭这一制度一样。英国人在当时长期地实施着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政策，这些政策在今天看来格格不入。当帝国的权力受到挑战时，印度是1857年，牙买加是1821年和1865年，而南非是1899年，英国人的反应是十分残忍的。当大饥荒来袭（爱尔兰是19世纪40年代，印度是19世纪70年代）时，他们却熟视无睹、漫不经心，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他们应该遭受谴责。甚至当他们对东方文化表示出学术兴趣时，他们或许也会在此过程中微妙地诋毁和破坏这种文化。

但是，迄今为止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或组织在促进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方面比19~20世纪的大英帝国做得更出色，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组织比大英帝国更热衷于向全世界强行推广西方的法律、秩序和统治模式。然而，把这一切都描述为“绅士资本主义”，似乎不足以体现大英帝国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现代化进程的贡献。正如那些批判英国在海外的统治“表面开明”（实际等级森严）的观点，往往都忽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美德，即它在当地高度清廉的行政管理一样。显然，并非只有我的家庭从这些品质中受益。

人们很难认可大英帝国的功劳，他们认为这些功劳都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并不这么看待大英帝国所犯下的罪行。我们可以试着想象一下，一个没有大英帝国的世界会是怎么样的，这有可能会让我们有所启发。但是，尽管我们有可能想象得出，没有法国大革命或者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会如何演变，但是如果想象一部没有大英帝国的虚拟现代史，可能还需要费些周折。

当我在2002年上半年周游列国，寻访大英帝国的遗迹时，我时常为其无所不在的创造力所震撼。要想象一个没有大英帝国的世界，无异于在地图上抹去加拿大威廉斯堡和老费城优雅的林荫大道，或者把牙买加皇家港固若金汤的城墙扫入大海，让悉尼美丽的城市地平线重新变回密布的灌木丛，还要夷平塞拉利昂弗里敦海边水雾弥漫的矮房，填平美国金伯利巨大的露天采矿场，推翻南非鲁曼的传道会，再把利文斯顿小镇推入维多利亚瀑布——这样就可以改回它原来的名字莫西奥图尼亚了。如果没有大英帝国，就不会有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事实上，只要印度人愿意，他们可以无数次地更改这些城市的名字，但无论改成何种名称，它们永远都是英国人建立和建设起来的城市。

当然，一定会有人反驳说，所有这一切迟早都会发生，只是发生的方式有可能不同。比如，也许铁路会被另一个欧洲强国发明并输出，电报电缆也可能由别国铺设在海底。也许就像科布登所说，即使没有那些好战的帝国对和平贸易的干预，我们也会看到同等规模的贸易，而改变着各个大陆的文化和人种结构的人口大迁徙或许同样会发生。

但是，我们还是有理由怀疑，在没有大英帝国的情况下，世界是否还会呈现相同，甚至只是相似的面貌？即使我们认同，在过去的300年间，贸易、资本和人口流动也可能会“自然发生”，但我们仍然无法回答文化和制度的传播问题。事实上，在这些领域，大英帝国留下的印记似乎更加清晰，且难以抹杀。

当英国人统治一个国家，或者仅仅通过军事和金融力量影响当地政府时，他们也在有意识地传播着英国社会与众不同的特征。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

1.英语。

2.英式的土地使用期限制度。

3.苏格兰和英格兰式的银行业。

4.法律。

5.新教。

6.团队体育。

7.政府权力有限的“守夜人”国家。

8.议会体制。

9.自由的观念。

最后一项可能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始终是大英帝国最显著的特征。正是这一特征使得英国与欧洲大陆的竞争对手们拉开了距离。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的帝国主义者都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当中有些人远远不是。但是，在大英帝国的历史上，一个显著的规律是，每当英国人做出专制暴虐的行为时，总会从英国社会内部涌现自由的批评声。事实上，这种一以贯之的强有力的声音始终以自由主义的准则来裁决英国的种种帝国主义行为，这相当于赋予了大英帝国某种自我修正的品格。一旦一个殖民社会完全采纳，并实行了英国人带给他们的这套制度，那么英国人就很难再阻止这些人寻求和行使政治自由了，这种自由对于英国人来说也极为珍视。

其他的帝国是否也能带来同样的结果？似乎不可能。我在旅途中也常常能目睹其他帝国所遗留的痕迹。在破败的钦苏拉，我感慨，如果荷兰帝国没有衰败，整个亚洲将会陷入怎样的萧条；在一贫如洗的印度本地治里，我感慨，如果法国在七年战争中取胜，那么整个印度也将呈现类似的情景；在肮脏的德里，我感慨，如果印度兵变没有被镇压，莫卧儿帝国就有可能重建；在潮湿的泰国北碧，我感慨，日本帝国曾使用英国人作为奴隶，修建桂河大桥；此外，如果1664年荷兰人没有向英国人投降，并交出新阿姆斯特丹，那么这座城市会发展成为如今众所周知的纽约城吗？它会不会变得更像南非的布隆方丹——一个十足的荷兰殖民统治的遗留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