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与兔

让人不解的是，抛开曾面对着协约国在战争期间所享有的巨大优势，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们总是偏向于对德国战时经济的体制缺陷耿耿于怀。尽管经济实力的差距可能已经足够成为同盟国输掉战争的理由，但历史学家们仍然坚持对德国政府的失误加以指摘。

普遍认同的一点是，德国人在经济动员上比其对手显得更为慌乱无序。但这种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比起德国的敌人英国，德国的商人和政客在思想上更为倾向于接受经济领域大规模的国家干预。事实上，之后有些历史学家试图将德国的战时经济描述成一种新型的经济模式——“计划经济”、“国家社会主义”、“共同经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等，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落后可以归咎于这些理念。但事情远不止这么简单。实际上，德国并不高明的官僚主义以及缺乏现实主义的军事首领着实将其战时经济实力逐渐耗损，典型代表为兴登堡计划中粗鄙而失败的经济干预政策。

英国的历史学家倾向于对与上述概念互补的观点进行宣传。实际上，英国加入战争出于十分天真目的，“照常营业”这个短语可以说明这一点（由H·E·摩根提出，之后演变成哈罗德的广告语）。与其说这种态度源于自由放任主义的教条，不如说是因为所有人普遍认为这场战争仅为传统的海战而已。物价并没有得到控制，出口和航运亦如此。但是1915年发生的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惊醒了梦中的英国人。在英雄人物劳合·乔治的带领下，按照他创造的军需部的组织原则行事，英国极佳地适应了全面战争的迫切需要，它唯一的过失是战争刚结束时便忘记了自己从这场战争中学到的东西。因此出现了一个让人愉快而又矛盾的事实：外行者英国在经过一番探求、摸索和犯错之后，却暂时战胜了德国行家。1916年6月，《格拉斯哥先驱报》自鸣得意地做了如下一番评价：

在严格的制度体系和条约规章（诸如德国）之下，我们难以生存下去，而当这些限制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它自身也会崩溃……诚然，我们过于“敷衍了事”，但是举目环顾，有没有另外的国家能够像我们这样优秀并且最终做到极致呢？

我们甚至也可以将法国的经济政策做如此描述。艾蒂安·克莱芒泰尔充当了劳合·乔治的角色，他稍后同样赋予商务部以组织效力。杰伊·温特认为，英国和法国都“在国家资本主义之内进行一场独特的、并没有提前进行规划的尝试”，而这种尝试“相对来说是成功的”：

对英国来说，参战的日子从来都不是“做生意”的日子。也就是说，战争物资的生产被限定在一个框架内，该框架将国家的利益凌驾于“企业主”的利益之上……对大部分英国民众来说……处于战时状态的国家在这一方面是成功的，即向军人和平民运送物资的方面。

与此相反的是，德国采取了一种“社团主义”的体制：

这种体制将经济的管理移交给混乱的官僚系统，大公司和军队从此被控制在这些人手中。这直接引发了混乱局面。劳动力长期短缺，而大公司的盈利却节节攀升……接踵而至的是逐渐加速的战时恶性通货膨胀、实际工资的锐减以及危机统治者自身的生存危机。德国的战时经济……是最早履行“军工一体”政策的案例，同样也是最不成功的。在德国经济危机时采用“社团主义”的解决方式根本无法奏效……德国的领导人从未能够对战时经济进行有效的政治把控……因此，他们更无法指望平衡各竞争部门对稀缺资源的需求。事情的结果演变成普遍混乱。实际上，产业战的压力已经缓解了德国的情形，但仍有一些方面不容乐观……这些情况着实成为战争爆发的历史背景……

温特进一步指出，“如果德国工人在1917年到1918年争取到与英国相当的实际收入水平，并且如果他们的家庭能够保持和英国家庭相一致的营养摄入量，那么战争的结果可能正好相反。”他认为（基于他在柏林的一项调查），德国人缺少“公民权利”：

而在巴黎和伦敦，公民应得的权利使得当局不得不在平民和军人的基本物资需求和服务需求之间寻求平衡、均等分配。因此，社区团体在战争中保留了下来……而在柏林……一切都是军人至上。相应地，经济也必须完全为之服务，这严重地扭曲了后方的经济平衡。

简而言之，协约国的体系更能够体现出“公平与高效”。

这种情形与龟兔赛跑的故事极其相似，但归根结底，这终究是个“故事”。如果协约国的效率真比同盟国更高，或是在资源分配上更为合理，那么1914~1918年的这场战争在时间上将会被改写：或许1916年到1917年冬天——德国国内出现最糟糕的局面时，它就已经结束了。关于战时经济的文学作品完美地揭示了在没有比较研究基础上撰写国家历史的危险。一旦进行对比我们便可得知，关于“有缺陷的组织”的假设无异于极右势力和德国军事领导层在输掉战争后极力宣传的“背后中伤理论”的更为体面的说辞。单纯将罪名从“十一月罪行”（针对社会主义者和犹太人）转移到德国战时领导人根本无法揭示问题的本质：德国人输就输在后方。正相反，考虑到资源的有限性，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德国人明显比其西方对手在动员战时经济方面做得更好。

对德国经济动员的消极观点部分源于当时的悲观情绪。战前曾有人设想，德国军事当局就是国家效率的象征。1914年8月，阿尔贝特·巴林还能够“从总参谋部的严格控制和成就中获得分一杯羹的喜悦”。但政府其他部门的行为几乎立刻让他的美梦化为泡影。8月6日，巴林和马克斯·沃伯格被迫来到柏林，与内务部、财政部、外交部和德国银行的官员共同探讨粮食进口问题。此次行程因为会上出现的一片惶惑而显得混乱无序（行程期间，他们还曾多次被反间谍武装纠察队拦下搜查身份）。这种局面源于外交部提出的错误假设：德国会以某种方式利用美国的商船队。随着战事的推进，当巴林试图弥补协约国而对其公司商船造成的巨大损失时，他却更为悲观失望。再加上政府阻止他销售停泊在中立国家港湾的船只，他就更为深刻地感受到这种绝望。1918年2月，巴林谴责“将国家经济和国际贸易拖到练兵场的危险行为”，并且呼吁要“从柏林的计划经济中恢复经济自由”。

当然，巴林的身份是汉堡自由贸易者。与之相反，德国电气工程公司的瓦尔特·拉特瑙却早就认同了这样一种观点：战争将使德国的经济从自由市场体系转变成一个基于社团组织和计划的类似于社会主义的体系。早在1914年8月14日，他在其回忆录中便提出成立战争原材料部门；此外，他还宣布抛弃个人主义以及“1914年8月以前，这个世界向之祈祷的上帝”。之后，在他的作品《即临之事》（Things to Come,1917）中，拉特瑙描绘了他对于德国“共同经济”的空想见解。然而当他于1915年在考纳斯会见兴登堡时，却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失望：

兴登堡身材魁梧，略微发福，他的双手丰满而柔软，他的脸庞下半部与肖像中的如出一辙……但是他的鼻子却不甚牢固，眼睛也显得水肿呆滞……我们之间的谈话交心且友好，但却毫无收获。他的言谈生涩无趣。谈话最后，我告诉他自从路得和布吕歇尔时期以来，德国从未出现过一致的意见，他以其一贯的谦逊而友好的口吻回答，他不需要这样的激情，但却担心这样做会在这个国家中激起嫉妒和憎恶。我对他的观念吃惊不已，当我正想转移他的注意力时，他却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正如许多其他商人那样，拉特瑙又将他的英雄崇拜转移到兴登堡的副将鲁登道夫身上来，但事实证明这种改变同样愚蠢而无果。1917年7月，拉特瑙试图以完全经济的观点说服鲁登道夫，德国需要一场国内政治改革，并要尽快进行和平协商。他控诉道，德国的“权力结构”已经变得“难以置信地混乱”：

副总理毫无权限，因为他们受到宰相的限制；如果宰相没有得到军事总部的确认，也无法自由行事。军事总部中，鲁登道夫的权力又受兴登堡的制约。而只有当德皇拍着兴登堡的肩膀首肯后，他才能行使权力。德皇本人又认为他应当按照宪法规定来决策，就此这个权力圈子也就最终陷于终结了。

在莱茵–鲁尔地区通过兼并的方式来保护德国工业已经不再值得首肯：“如果战争持续超过两年，我们将不用再为亚琛的工业担心，因为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那里是否还会有工业了。”但鲁登道夫仍然不明白这一点。

巴林和拉特瑙只是众多愤懑者的代表。德国的商人——特别是柏林之外的商人——没完没了地对政府处理战时经济事务的方式表示愤慨。汉堡商会主席曾痛斥“军火公司几乎控制了所有交易……将军队合同独家承包给柏林工业……联邦议会还颁布了名目繁多的限制商业活动的法令。”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就连重工业发达地区的人们都怨声载道，代表人物是胡戈·施廷内斯。德国农民也一直对政府分配食物这件事情上异常愤怒。

然而，历史学家们往往会刻板地看待这些抱怨声（正如他们刻板地对战前抨击德国军国主义的声音进行研究一样）。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其他国家的战时经济状态，我们就会发现，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果考虑到德国资源短缺的客观状况，那么我们便不必纠结于它的低效了。实际上，协约国才是在动员经济方面真正低效的一方，甚至可以说达到了挥霍的程度。诚然，德国存在着官僚作风，但问题是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官僚作风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德国最终输掉战争的事实掩盖了这些弊病。但是恰当的比较研究至少可以推翻这样一点：德国输掉战争是因为其国家组织的相对低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