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书中引用温莎城堡皇家档案馆的文件，得到了女王陛下亲切的首肯。伊夫琳·德·罗斯柴尔德爵士、罗斯柴尔德公司总裁最初建议写作一部公司的历史，纪念他高祖内森·迈耶·罗斯柴尔德抵达英国200周年；我也要特别地向他表示感谢，因为他向我敞开了罗斯柴尔德档案馆。斯洛1996年不幸去世前，也对这一项目密切关注。罗斯柴尔德勋爵、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利奥波德·德·罗斯柴尔德和戴维·德·罗斯柴尔德男爵也都十分友好地接受了访问。他们和其他人还不厌其烦地阅读以及评价了书稿中出现的大量章节。我要感谢米丽娅姆·罗斯柴尔德修改了最初版本的书稿结尾部分，也感谢盖伊德·罗斯柴尔德男爵浏览了关于法兰西银行和家族最近历史的章节。埃玛·罗斯柴尔德阅读以及评价了第一个版本的全部书稿，这对于她自己的研究以及创作是一个相当大的干扰，我在此要谢谢她。列昂内尔·德·罗斯柴尔德通过阅读以及事无巨细的注解，把我从数不胜数的错误中拯救了出来。我也想感谢罗斯贝里伯爵夫妇，他们让我翻阅了第五代伯爵的私人文件，而且还在达尔梅尼盛情款待了我。

罗斯柴尔德公司的许多主管以及雇员也提供了协助。我尤其像感谢托尼·查普曼，拉塞尔·埃迪、格兰特·曼海姆、伯纳德·迈尔斯和戴维·沙利文，以及洛娜·林赛、黑兹尔·马修斯和奥列格·舍伊科。

诸如这本书的项目主要倚仗于档案，以及图书专家的专长和辛苦工作。我也特别感谢那些在罗斯柴尔德档案馆工作的人：维克托·格雷和梅拉妮·阿斯佩，以及他们的助手塔姆辛·布莱克和曼迪·贝尔，他们毫无怨言地忍受了我错误的工作方法以及不可预知的要求。我也要向他们的前任西蒙·马克和安·安德劳表示感谢。希拉·德·贝莱格，温莎城堡档案馆的记录员，是高效率的楷模；英格兰银行的亨利·吉勒特和萨拉·米勒德、哈特菲尔德银行的罗宾·哈考特–威廉姆斯同样如此。我同样要感谢莫斯科历史文档保护中心的莫查米德贾诺夫博士和他的助手。此外，我和我的研究助理也得到了英国犹太人档案馆、南安普敦大学、巴黎国家档案馆、慕尼黑巴伐利亚档案馆、伯明翰大学图书馆、博德利图书馆、英国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柏林–达勒姆普鲁士国立秘密档案馆、马尔堡黑森国立档案馆、上院文献办公室、法兰克福城市历史研究所、法兰克福犹太人博物馆、纽约利奥·拜克研究所、苏格兰国家图书馆、牛津大学罗德学院、《泰晤士报》档案馆以及魏玛图林根国立档案馆的档案和图书专家的无价帮助。

韦登菲尔德勋爵就如月下老人，他建议我应该写这本书，为此（以及诸多其他的提携）我要一直把对他的谢意留在心里。我也要感谢奥里昂集团的安东尼·奇塔姆提供投资，他在截止时间到期以及书稿超过约定长度的情形下仍旧给予了鼓励。扬·特里温一直是一名极为出色的编辑；我的文字编辑彼得·詹姆斯同样如此。我也要感谢雷切尔·莱申、弗朗西斯·戈托和卡尔·史考特的贡献。

先后两名代理人吉尔·科尔里奇和乔治娜·卡佩尔提供了所有睿智的建议以及一个作者能够期望看到的不屈不挠的协商精神。

这本书如果没有大量的研究协助，不可能在5年里完成——甚至根本不可能写。我特别感谢莫迪凯·朱克，他译解第一代和第二代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所使用的古希伯来文的能力，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他在我开始写这本书之前已经进行多年的翻译工作，以及他阅读原始犹太德语信件的录音，成了我能够阅读这本书用到的最为重要的资料。此外，如果没有无价的阿比盖尔·格林，我就不可能在法国罗斯柴尔德成员的信件中走得更远，她还搜寻到了久已失传的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文学典故。爱德华·李普曼在金融问题上做了极为出色的工作，而雷纳·利特克在犹太人历史方面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专业帮助。哈里·希金斯与格伦·奥哈拉在19世纪的金融统计数据中挥汗如雨。安德鲁·维里克追踪着纳蒂·罗斯柴尔德分散的政治信件。我也要感谢凯瑟琳·阿斯蒂尔、莉斯贝丝·埃莫森、伯恩哈德·富尔达、托拜厄斯·琼斯和苏珊娜·尼古拉斯。

最终的文本很大一部分归功于其他历史学家对之前文稿的关键性评价。戴维·兰德斯相当于充当了编辑主管的角色，能有一个备受推崇的现代经济史大师如此留意书稿，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优势。我也必须感谢这个领域里的另一位大师巴里·苏普莱，他抽出时间阅读了书稿；另一个要感谢的人是我的老朋友乔纳森·斯滕伯格，他在最困难的时刻慷慨地阅读了前面几个章节。法兰克福犹太人博物馆的弗里茨·巴克豪斯和黑尔佳·克龙给了我极其珍贵的材料，这是他们从各种展品中搜集到的；我要向他们以及他们的助手致以衷心的感谢。另外一些阅读以及评价过独立章节的专家包括：罗伯特·埃文斯、格里·费尔德曼、约翰·格里格、希尔黑德郡詹金斯议员、雷纳·利尔、沃尔夫冈·莫姆森、苏珊娜·莫里斯、奥布里·纽曼、约翰·普拉姆、哈特穆特·波格·冯·斯特朗德曼和安德鲁·罗伯茨。我对他们出色的工作表示感激，也感谢他们对我提供的罗斯柴尔德历史方面的研讨会材料所进行的评价。我也想对阿莫斯·埃隆在莫斯科给予的学术友谊表示感谢。

牛津大学耶稣学院的院长和同仁们，忍受了我长达5年——写作这本书所耗费的时间——的缺席或心不在焉，牛津现代历史教研室的其他同事也是如此。我尤其要感谢我的同事费利西蒂·希尔，她经常承担本应由我们共同承担的重任，同时也要感谢达夫娜·克利福德、唐·福勒以及帕特里克·麦吉尼斯。我也得到了学院职员的间接帮助；我希望其他人能原谅我单独向薇薇恩·鲍耶和罗伯特·海恩斯表示谢意，他们一直超越了工作的要求。我也向现代语言教研室的多丽丝·克利夫顿表示感谢。当然我也不会遗漏不可或缺的阿曼达·霍尔。

我还希望借此机会感谢巴巴拉·格罗斯曼、茉莉·史丹和企鹅出版社为本书上下两卷美国版尽心尽力准备的所有人员。

最后，我要感谢苏珊、费利克斯和弗雷娅，因为他们这本书才得以问世，谨以此书献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