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英国的阿喀琉斯之踵

如何分配人力或许是各个交战国所面临的最为棘手的经济问题。想要在军队的需求和国内食品和原材料生产的需求之间寻得平衡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许多技术熟练的工人在和平年代本该处于最适合他们的岗位中，但此时此刻，他们都或出于自愿或被征召，奔赴前线了。如果他们都牺牲了，那么国内的经济将面临永久恶化；但就算他们生还凯旋，也不会再愿意为战争奉献自己的精力了。

德国的服役人员从战斗打响的第一个月的290万人增长到1915年年初的440万人，1918年早期更是达到了800万人之多。曾经服役的人前后共有1300万人次，参战的人中大多数是工人。直到1915年1月，诸如布洛姆和福斯这样手握大批战争订单的公司提出申请，请求应征入伍的工人能够回到工作岗位。斯图加特的博世公司在战争打响后头几个月就损失了52%的劳动力，拜耳医药也丧失了将近一半的员工。到了12月份，希伯尼亚矿业公司战前2万名员工中损失了近30%。然而，德国很快便行动起来，将核心员工留在其工作岗位上。到1916年年初，共有120万工人得到特许免服兵役，这些人中有74万人资质合格。2年后，220万人被免除兵役，其中13万人符合条件。为了缓解男性劳动力不足的状况，对女性的雇用数量也逐步增加（520万女性获得了工作岗位），90万名战犯也投入了生产工作，外国劳工输入达到43万，包括许多犹豫不决的比利时人。因此，到1918年7月，平民劳动力仅比1914年的人数下降了约7%。

但情况仍不尽如人意（在战时如何合理分配劳动力的问题上并没有现成的规则）。协约国在这方面会做得更出色吗？答案或许是否定的。英国的平民总就业率出现了与德国差不多的下滑态势（6.5%），但问题是英国开赴前线的人数明显不如德国：英国总共有490万人入伍，连德国的一半都不到。这些士兵的工作岗位被170万的男性员工所替代，女性员工的数量也比之前多了160万。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德国人在战争期间很善于让女工充分发挥其价值。到战争结束时，英国和法国的女工数量达到工人总数的36%~37%，1914年8月以前这一数字为26%~30%；而德国的这一比例从35%上升到55%。需要提醒的一点是，英国的征兵体制不仅对作用不大的职员或是牛津毕业生有吸引力，同样慕名而来的还有许多身在重要岗位的技术工人。1914年年底，小型军工厂16%的工人以及25%的化学和爆破业的劳动力加入部队，而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混乱战争的头几个月遭到了解雇。到1915年7月，矿业21%的从业者以及金属业19%的劳动力弃职从戎。想让陆军部放弃一部分熟练技术工人是相当困难的，诸如“徽章”、“军工志愿者”以及“批量豁免”的主意仅是权宜之计。正如劳合·乔治向下议院所言，“想要得到佩戴勋章的人，恐怕就像穿越重炮打击下带刺的铁丝网一样困难。”1916年1月，内阁委员会试图“让军事和财政努力相契合”，并在其报告中提出了相互矛盾的部门优先权问题：

委员会在其调查之初采用的方式是从陆军部、财政部和贸易部获得可以抽调出来服兵役的人数，根据的是其各自所需的人力规模、相应开支以及在不对国家贸易和工业造成严重后果的前提下。这些部门最初的提议都具有不可调和性：财政部资金短缺，贸易部无法为陆军部要求的军队规模供应足够的装备。

贸易部始终担心不分青红皂白地征兵会“对贸易产生灾难性后果”；为了安抚这部分人的忧虑，引入了“职位预约”体制，但是其应用规模相对来说还十分有限。此外，1916年年底为熟练技术工人所提出的“贸易卡”设想与其说是政府计划的结果，不如说是为了应付来自工会的压力。有经验的工程师直到1917年7月才被免除军役；而1918年1月时，征募者中仍有矿工的影子；4月，由于担心德国春季大进攻，受保护的职业一律被取消。新成立的劳工部在促进事情进展方面并无建树，其权威和能力很快遭到国民服役部的挑战。大臣奥克兰·格迪斯于1917年10月草拟了一份“人力预算”之后，实际情况才得以一目了然：除了1918年所需的人数之外，另外有13.6万符合条件的、计划内招募的人剩余。同年4月，格迪斯向劳合·乔治抱怨道，“海军部、陆军部、农业委员会、劳工部和国民服役部都将鱼饵投向同一片水池，相互争抢人力资源，而那些雇主们却在我们之间挑拨离间。”他在战争发生3年半以后说出这些话着实让人感到震惊。

英国经济对熟练技术工人的异常依赖性使得局面在短期和长期内都变得十分严峻。例如在战争伊始，英国国内60%的工程师被列入熟练工人的等级。经济历史学家们认为，这也是英国的雇主并不急于引进新机器或大批量生产技术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如果对工人实行标准的计件工资制，那么工厂主的日子便不会轻松。而这或许同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现代英国工业历史的分水岭的原因。英国熟练技术工人在战场上的高死亡率为后方留下了一个不易填补的空缺。“颓势”正是对英国劳动力所面临问题的最佳描述，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源便是战争所造成的流血牺牲。

格雷戈里认为，英国的志愿者体制比征兵体制在伤亡分布情况上更为公平，他的观点仍有待商榷；而如果认为这将“维持和保护政局的稳定”似乎有些超前了。英国现行体制的最重要的后果，是将原本应当在其岗位上工作的熟练技术工人送上了死亡之路。而这“迷惘的一代”都是一些关键的人。另一个遭受重创的群体我们更为熟悉一些——贵族、公立学校的学生和名校毕业生，他们的死亡率同样很高，但他们比其他人更容易被提拔为军官。安杰尔曾说，战争“让弱者生存下来”；而英国的情况是，那些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和没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般都安然无恙。

法国的劳动力比其他国家更为紧张，出于各种原因，其劳动力分配出现了不合理的现象，同时面临着强大的“公平牺牲”的政治压力。最普遍的观点是（正如在18世纪90年代那样），“流血税”应当由所有人一起承担，包括熟练技术工人。那些在1915年为了缓解弹药紧张而从前线被召回来的工人——战争结束时，这些工人几乎占生产军需用品的劳动力的一半——被嘲笑为“敷衍取巧的人”。战争期间，被召回的技术工人（除了伤员）仅使法国的军备劳力增长了30%。

劳动力的短缺必然会对所有的参战国制造麻烦：工人们占据主动权，要求加薪，或者索性消极怠工，降低劳动效率；如果管理层试图拒绝加薪的要求，他们就进行罢工。仅从下面这个并不具有典型意义的公司的经历中，我们就能见出德国所面临的棘手局面。起初，汉堡船厂布洛姆和福斯公司的管理层为了弥补劳动力短缺造成的损失，采用增加工时和增强工作强度的手段（钻了工会的空子）。底层管理人员和工头将其策略运用发挥到了极致，1916年3月，他们起草了一项规定，不允许向反抗的工人们“使用任何类似于‘送你去堑壕’这样的语言”（极佳地验证了卡尔·克劳斯的观点：‘壮烈地死去’不仅是人们口中荣誉的象征，同样是对这套花言巧语的惩罚）。1年后，轮岗时间被过分地延长到24小时以上。工人们以各种形式对此予以回应，但更多的行动是个人自发的，而不是集会游行。一时间，散漫的风气盛行：午休的时间延长了，对待工作三心二意，无故旷工的情况屡见不鲜，总是有加工材料丢失的事件发生（它们通常被偷走做柴火了）。此外，工人们为了求取更好的薪资待遇而频繁跳槽：员工的高度流动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1916年10月后一年的时间里，共有1万个岗位更换人手；而1916年12月的《辅助服务法》则规定，工人有权力为了更高的薪水而跳槽，这也让局面更为恶化。最终，1914年8月达成的不罢工协约逐渐瓦解。1916年10月，布洛姆和福斯公司拒绝接受加薪要求的动作引燃了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大型罢工。4个月后以及1917年5月（由降低面粉赔给量而引起的柏林大罢工发生后1个月），罢工的硝烟再起；1918年1月，从柏林开始，工人运动开始全面扩散，横扫德国。这些罢工运动被视为1918年11月革命的前兆，就算没导致德国不可避免地输掉战争，这些不安定的因素也必然是其失败的重要象征。

但我们同样需要求证的是协约国的情况是否更为乐观。检验战争效率的一个非常重要但又直截了当的办法是考察战时工资上涨的程度。对社会历史学家们来说，实际工资的上涨是好事，这是不言自明的。在这一点上，英国做了大量工作，证明德国逊于自己。可惜的是，这种经济观点是相当荒谬的：如果德国的实际工资水平达到英国的水平，那么这将对本国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然而，唯一可以作为评判标准的是实际工资的增幅是否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相吻合。实际工资的增长超过生产量的程度越高，经济的效率就越低，因为让体力劳动者过上更为富足优越的生活（但对工人本身来说这件事是可喜的）并非战争的头等大事。表9–7的数据表明，战时经济效益较为逊色的是英国而不是德国。从这些原始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工人的收入——那些不恰当的收入——与生产力有所出入，而德国工人的实际收入与生产力水平则大体相当。

表9–7 德国和英国的工业生产量和实际工资，1914~1918年

资料来源：Mitchell,European Historical Statistics,pp.33ff.,181ff.;Wagenführ,“Industriewirtschaft”,p.23;Horne,Labour at War,p.395;E.Morgan,Studies,p.285;Bry,Wages pp.53,331.

诚然，这些平均指数并没有显示关于收入差异的具体情况，但是在战争期间，这些差异的浮动的确相当大。社会历史学家一直将扩大的收入差距视为助长社会不公的因素，而这种状况也一直顽固地影响着经济。此外，收入差距是否准确地反映了战争引起的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巨变？可以说，在军工厂工作的非熟练技工工资水平的相对增加的确可以吸引更多的人进入这些重要部门。

战略重点部门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赋予所有国家那些原本身处收入结构底层的人以讨价还价的资本。在这一影响下，4个主要方面的差距有逐渐缩小的趋势，即不同部门工人之间的待遇差异、熟练技工和非熟练技工的待遇差异、男女职工的待遇差异以及不同资历员工的待遇差异。例如，在1914年7月和1918年10月之间，德国布洛姆和福斯公司男职工每小时平均实际工资增长了113%，而同一工厂的年轻职工的工资比和平时期增长了85%，纺织工人的则更少，为74%。与此相反，书记员的收入比之前增长了62%，记账员只有37%，而出纳主任则仅超过30%。从对比中不难看出，体力劳动者的收入情况明显比白领要乐观。这种差距的缩小意味着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一个造船厂工人的实际收入损失（9%）要远远低于一名高级公务员（52%）。换句话说，1914年公务员的月收入是工人的近5倍；到了1918年，这种优势缩小到不到3倍。这还没有将某些工种工人的工资补助以及儿童福利计算在内，战争结束时，这些福利累计数额可以占到一个非熟练技术工人工资的1/3。

因为将不同国家之间的实际工资进行对比是非常有难度的，因此无法断言其他国家的情况是否有明显不同。初步结果显示，战争期间，伦敦的工资差距缩小的幅度大于柏林；但是表9–8提供的数据却证明了相反的结论，但它仅仅涉及3个首都的建筑行业。

表9–8 三国首都建筑行业熟练技工与非熟练技工工资比，1914~1918年

资料来源：Manning,“Wages”,pp.262.

无论如何，工资的等级和差异并非外在因素所决定；很大程度上，它们与有组织的劳动者的相对权力有关。哪个国家的劳动者影响力最大？考虑到1918年11月发生的事件，德国的历史学家认为发生在德国的劳工运动格外具有军事化性质。实际上，这种“盛赞”用在英国工人身上更加合适：面对政府和企业主压缩实际工资以及“压迫”熟练技术工人的行为，他们进行了彻底而顽强的反抗。最终，就连劳合·乔治都无法对这些反抗活动以及工资的螺旋上升趋势予以限制：1915年《军需法》第七条规定（休业证明制度）在实践中遭遇挫折，并不得不于1917年8月被废除。1916年后，在劳动者施加的压力和国家政策的双重压迫下，工资水平逐渐失控。

这种情况可以做如下解释：与其西方的对手相比，德国的工会受战争打击的程度更为严重。另外一种对各个国家之间经济差异进行对比的方法是研究其各自的工会成员人数（见表9–9），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问题。在英国、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国家，工会领导人全力支持战争，以此希望能够获得并维持与雇主们同等的地位，而普通工会成员并不欢迎其领导人所做出的让步。英国和法国的工会成员在战争期间几乎增长了2倍，而德国的工会人数却下降了逾1/4。在美国，这一数字也增加了大约85%。

表9–9 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工会人数，1913~1918年

资料来源：Petzina et al.,Sozialgeseschichtes Arbeitsbuch，vol.III,pp.110~118;Horne,Labour at War,p .398.

最后，参加罢工的人数同样可以证明德国经济并非那么敏感。很明显，英国的罢工活动要远远超过德国，而当局试图以暂时仲裁来代替罢工的尝试（如1915年军需部提出军工业的“管控制度”）也以失败收场。通过罢工和要求给予被解雇的人“休业证明”的方式，克莱德的铜匠们着实将试图缓和格拉斯哥地区形势的军需法院嘲笑了一番。此外，劳合·乔治也曾向矿工们献媚，目的在于让他们接受罢工禁令；但当威尔士矿工们还是于1915年7月“揭竿而起”时，他的计划也随之宣告破产。正如他自己承认的那样，“向20万人发号施令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矿业的国有化问题一直是工人中的激进分子极力倡导的。相反，格拉斯哥商店店员对劳合·乔治的那番羞辱绝对不会出现在德国的政客身上。1916年与他们对抗的结果（《前进报》和《工人报》被查封，激进分子领导人被捕并被驱逐出该地区）并没有对生产力发展有任何帮助，这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终极对决。德国的工会并没有像英国的工程师联合会（ASE）那样将“熟练技术工人的优先权当成福音”。1917年5月爆发的工程师大罢工以工程师联合会的决定性胜利收尾：贝弗里奇回忆道，工会“赢得了最想要的特权……但却丝毫没有考虑到政府的需求”。而更不可思议的是，1918年4月，就在德国人挺进距离巴黎不到55英里时，2.2万名工程师仍旧在罢工示威。战时内阁对其谈判对象的指示言简意赅：“如果这场即将到来的罢工真无法避免，那么就批准他们的所有要求吧。”而德国政府截然相反的态度导致了一周后的1918年1月大罢工的爆发。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实际上在柏林的示威者中，7个人中有6个人的要求都是政治性的：他们的意愿是结束战争，而不是给自己加工资。

简而言之，劳合·乔治在英国劳工联合会议演讲中将战争描述为“德国和奥地利的机械工以及法国和英国的机械工之间的冲突”，并非是正确的；而正因如此，英国是侥幸的。除了俄国，英国的劳资关系可以说是最糟糕的：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都没有出现过如此多的罢工运动。此外，在1917年夏天发生的几场横扫法国的大罢工反倒刺激了在当时来看并不重要的服装行业，且大部分示威者都是没有经过组织、自发走上街头的妇女，她们在得到更高的报酬之后便重返岗位了。1918年5月出现了大批颇有政治色彩的罢工，它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强大的舆论声讨的作用，主要来自于军队。

表9–10 英国和德国的罢工情况，1914~1918年

资料来源：Wilson,Myriad Faces,p.221;Horne,Labour at War,p.396;Perzina et al.,Sozial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vol.III,pp.11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