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广场与高塔的起源：锡耶纳中心广场的网络和等级

为了解释这本书为何名为《广场与高塔》，读者可以和我一起去一趟意大利城市锡耶纳。让我们穿过扇形的坎波广场，从雄伟的曼吉亚塔楼的阴影下走过，来到市政厅“公共宫殿”。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你都不会看到本书中描绘的两种人类组织形式如此优雅地并列在一起：围绕着你的广场，是一个为各种非正式的人类互动而建造的公共空间；而在你的上方，有一座雄伟的塔，意在象征和展示世俗的权力。本书的一个中心主题是：自人类文明开始，分散的网络和集中的等级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存在了，它的存在与技术状态无关，尽管技术可能会影响到谁更占优势。锡耶纳就是一个例证，因为它的广场和高塔先于欧洲印刷机出现。市政厅于1312年竣工，而毗邻的曼吉亚塔楼建于14世纪；由砖块铺就的广场也可以追溯到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如今许多人会犯一个错误，即认为互联网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然而，正如美国最高法院最近的多数裁决所指出的，用安东尼·肯尼迪法官的话来说，互联网仅仅是“现代的公共广场”。2017年的一些世界问题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新奇：总统对独裁统治的偏向是否预示着共和国的终结？社会和政治的分裂会升级为内乱吗？一个崛起的大国对一个既有大国构成的挑战会导致战争吗？这些问题对于建造曼吉亚塔楼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如果你怀疑这一点，走进市政厅然后登上它的第二层，进入“九人大厅”，你会在墙上发现一个惊人的证据，证明网络和等级之间的二分法其实是一个古老的概念。

由安布罗吉奥·洛伦泽蒂在这个房间墙上画就的壁画是14世纪意大利艺术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我第一次看到这些壁画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我还是一名穷酸的研究生。这些壁画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处境较为艰难的我还是购买了其中两幅洛伦泽蒂作品的复制品。我想它们应该是我第一次购买的画作，因此它们跟着我，在我牛津、哈佛和斯坦福的每个书房中都被悬挂过，尽管它们很便宜，并且几乎无法进行解读。不知不觉中，几乎是潜移默化地，它们影响了我的思维。事实上，当我试图为这本书起一个名字时，是这两幅画让我想起了锡耶纳。

这两幅壁画旨在提醒当时统治锡耶纳共和国的九名民选官员。每个人虽然一次只轮值两个月，但在此期间，九位官员都住在市政厅内，跟他们的家人分开，换句话说，他们与文艺复兴时期统治意大利城邦的王朝网络是分离的。锡耶纳总理事会（实际上是立法机构）在旁边更大一点儿的会议室里开会。然而，根据该市的成文宪法，九人组是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在世俗案件中）。这两幅壁画是在1338年2月至1339年5月间绘制的，旨在提醒九名官员在做出决定时他们将面临多大的风险。

壁画覆盖了九人大厅四面墙壁中的三面：房间中唯一的窗户所在的南墙没有装饰。背对着窗户，你会在左边的西墙上看到当代人称之为“战争”的壁画。面对你的北墙上面是学者们熟知的“善治寓言”——显然，这是三幅中影响力最深的一幅。而在你右边的东墙上是“和平”。

长期以来，洛伦泽蒂壁画的灵感来源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对象。多年来，人们认为这些壁画旨在体现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和圣托马斯·阿奎那（《神学总论》）关于正义的思想。一个更明确的推论是基于13世纪佛罗伦萨作家布鲁内托·拉蒂尼所著的《宝库》（约1260—1265年）和随后该书的节略《小宝库》。关于这些壁画最近的研究记录已经可以确定，其大部分图像来源于占星术，以及对当时的托斯卡纳历史的影射（尤其是锡耶纳和比萨之间的竞争）。

洛伦佐·吉贝尔蒂在15世纪早期的文章中表明，（壁画）最初的意图仅仅是将两种形态进行对比：“战争期间发生的敲诈勒索”与“它们对和平时期的从属”（例如，商人的商队如何在最安全的情况下行进，他们如何将货物藏在树林中，以及怎么回来取货）。壁画完成将近90年后，天主教方济会修士圣伯纳蒂诺在一次布道中简单地提到了“和平与战争”：

当我转向和平的壁画时，我看到商业活动、跳舞的人群、正在被修葺的屋舍；我看到人们正在葡萄园中进行劳作，在田地上播种，还有骑着马去洗澡的人群，去参加婚礼的姑娘们和成群的绵羊。我看到一个人在被执行绞刑，以维持神圣的正义。得益于此，所有的生命都处于神圣的和平与和谐之中。但当我转向另一幅壁画时，我看不到商业活动，看不到跳舞的人，我看见的是杀戮，正在被破坏和焚毁的房屋，田地里没有人耕作，外面空无一人。男人被杀戮，女人被奸污，人们互相残杀，正义的手足被捆绑着躺在地上。人们心怀恐惧地做着每一件事。但是在《启示录》的第十三章中展示的一场战争是这样的：一只野兽从海里出来，它有十只角七个头，身子像豹子一样，长着熊的脚。这十只角除了与十诫相对应，还能意味着什么呢？野兽长着七个脑袋，代表着“七宗罪”，它看起来像一只豹子，代表着背叛；熊一样的脚，则代表了报复。然而，通过宽恕，你可以结束并消除战争。

然而，正如这篇文章所暗示的，“和平”和“战争”这两个术语需要从广义的角度理解——不是托尔斯泰笔下的国家间的关系，而是一个更古老的对比：公民的和谐社会和专制政府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善政的寓言被很好地概括为“文明是人类交往的基本形式这一概念的图像体现”。东墙上城市和乡村的和平场景旨在描绘一个治理良好的城邦的所有优点。而对面的墙是对立面，描绘了错误的统治能产生的所有后果。

洛伦泽蒂还为中央的寓言壁画作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解释性铭文：“神圣的美德‘正义’女神在她的统治之地，将许多公民的灵魂联结起来，她创造出一种‘公共利益’来作为他们的君主。而他为了统治他的国家，将再也不把目光从坐在其身旁的正义女神的灿烂脸庞上移开。因此，他的胜利带来了税收、贡品和贵族的产业；因此，这里没有战争，各种公民福祉自然降临——有用、必要和幸福。”壁画的左侧坐着正义女神，她的上方画着天堂智慧，而她的两侧，有一个红色天使和一个白色天使，代表着亚里士多德式的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右侧隐约可见一位蓄着胡须的族长，显然象征着锡耶纳联邦本身（共同利益）。而坐在他的右侧（观者的左侧）的是斜倚的、几乎带有暗示性的“和平”的形象，他手里拿着橄榄枝。除此之外，还有更严肃的“刚毅”和“谨慎”的形象。而在锡耶纳的另一侧是“宽容”、“节制”和另外一个“公正”。在他们上方盘旋着的是“信念”“慈善”“希望”。

然而，现代人更感兴趣的是在这一排公民美德代表之下的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形象。坐在正义化身脚下的是“和谐”，她旁边的一行人是波波罗·格拉索的24名代表——代表着九人治理之下兴旺的全体公民。引人注目的是，他们每个人都拿着一根绳子，由两股绳组成，分别来自正义手中的天平的两端，经由“和谐”缠绕成一股。这条绳子被传递给代表公共利益的化身，被绑在他的右手腕上。对于昆廷·斯金纳来说，这证实了整幅壁画是为了庆祝共和自治，说明了拉蒂尼宣称的“人民的利益”要求“主权应该由全体公民掌控”。然而，也可以说洛伦泽蒂笔下用绳子将城市精英绑在一起的画面，是将他们与正义原则和联邦本身联系起来，是对现代社会乃至政治网络概念的一种期待。

但这种解释面临着抱残守缺的可能。洛伦泽蒂清楚地表明，有效的军事力量是良好政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穿盔甲的骑士们不仅统治着繁荣的市民，也统治着他们的战俘，他们被一种截然不同的绳索捆绑在一起。然而，现在的观者却不得不注意到，东墙的两个和平城市和乡村的图像中并没有士兵。

也有一些论证非常令人信服：东墙上的城市景观“从字面上看是北墙上和平的寓言形象”。显然，这座城市就是按照锡耶纳画的：“我们能看到左上角的大教堂，中间的罗马门和附近的塔拉莫内港口。”然而，这只是一个理想化的锡耶纳，象征着“公共生活的统一和谐”。这位艺术家再一次阐述了我们应该看到的东西：

抬起你的头去看看她，执政者在这里被描绘成正义女神的化身，她因卓越的品质被加冕，她总是为每个人尽好应尽的义务。看看有多少商品来自她，这个城市的生活因为她是多么甜蜜而和平，在这里，这种美德比其他任何美德都要突出。她保护和捍卫那些尊敬她的人，滋养和喂养他们……她报答行善者，并惩罚恶人。

如果只对这幅画漫不经心地瞥一眼，你可能会错误地认为，经济繁荣是公正治理的唯一好处。然而，正如在圣伯纳迪诺观察到的，在该城市中，并非所有活动都是商业活动。例如，我们还看到一名教师指导他的学生，而前台的中心群体是舞者，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只是一种初始的表象），年轻人会参加一场公共舞蹈（三足舞）来表达他们对和平状态的喜悦。同样，农村的和平景象不仅描绘了贸易和农业，也描绘了狩猎。左上角的碑文写道：“没有恐惧，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旅行，每个人都可以耕作和播种，只要这个社会维护正义女神的主权，因为她剥夺了恶人的一切权力。”

而与所有这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墙上描绘的饱受战争蹂躏的城市。跟北墙上寓言中的人物化身相对应，这里有“暴政”的化身——一个邪恶的斗鸡眼怪物，有角和獠牙，右手拿着匕首，脚搁在山羊身上。暴君之上盘旋着“贪婪”“骄傲”“虚荣”，左边是“残忍”“叛国”“欺诈”，右边是“愤怒”、“分裂”（用木工锯自焚）和“战争”。而暴君脚下躺着被束缚着的无助的“正义女神”。虽然这幅壁画的下部大部分已经被破坏了，但我们可以分辨出谋杀、袭击和财产破坏的场景。“因为每个人都只追求自己的利益”，我们能看到，“在这片土地上，正义受到暴政的压迫：因此，没有人能放心地走上这条路，因为城门内外都有抢劫案发生”，有人认为这个不幸的城市画的是锡耶纳的对手比萨。但是它更有可能只是为了证明锡耶纳并不是一个因独裁统治而失去和平与繁荣的城市。壁画的下边界还有早期暴君的肖像（尼禄、卡拉卡拉、加埃塔和安条克）。

洛伦泽蒂的杰作在当时是对这个自治城邦的高度共情，也是对君主制和帝国充满敌意的作品。但如果说这位艺术家预言了一个半世纪后到来的网络时代，那就有些太夸张了。但是，能够如此明确地将以法治为基础的政府与经济繁荣和社会凝聚力联系起来，他无疑在这方面领先于他的时代。我们必须明确的是，此时不仅是在欧洲，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被各种专制政权统治着。锡耶纳从大约1260年到1348年的黄金时代正好与蒙古帝国的兴衰期相吻合。当时，一个锡耶纳商人可以远至大不里士从中亚购买丝绸；而同一时期，教皇接见了元惠宗的使臣。洛伦泽蒂对市政厅装饰的另一贡献则是一个直径16英尺、可旋转的地球仪，虽然已经遗失多年，但这个地球仪展示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贸易网络，而锡耶纳正处在这个网络的中心。

悲剧在于，正是这个贸易网络为黑死病的传播提供了媒介。1348年，在《和平与战争》壁画完成不到10年之后，锡耶纳爆发了黑死病，有传闻说，洛伦泽蒂很有可能也是受害者之一。流行病的传播打破了锡耶纳的宁静。然而，九号大厅的壁画却一直保存了近700年，作为一种对世人的警醒：战争与和平（或善治与恶政）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广场与高塔并存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