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森·罗斯柴尔德在工业革命早期的心脏地带取得的成功，对他父亲在法兰克福的生意来说也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从这方面来讲，罗斯柴尔德家族都是工业时代真正的孩子。但是，迈耶·阿姆谢尔“宫廷犹太人”角色的成功扮演被当时的人认为在其家族经济地位的崛起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实际上，即使迈耶·阿姆谢尔自己的儿子，也倾向于把父亲与威廉九世、世袭王子、伯爵以及1803年之后的黑森–卡塞尔选帝侯之间的关系看做是家族财富的基础。因为选帝侯的财富在1826年才为公众所知，因此这方面的传说一直与许多添油加醋的描述联系在一起，而且从没有受到认真的质疑。但是仔细推敲保存下来的记录，我们发现，选帝侯的地位已经山穷水尽——或者说，至少是被误解的。

黑森–卡塞尔的威廉王子差不多与迈耶·阿姆谢尔一样大，而且两人不仅对古钱币兴趣甚浓，而且对各种各样的金钱同样痴迷。但是，在其他所有方面，两个人则截然不同，尤其是两人的信仰背景。威廉的父亲，1760~1785年的黑森–卡塞尔伯爵之前因为自己的举动让所有新教徒亲属震惊不已——不仅他的父亲感到震惊，他的岳父、英国的乔治二世同样如此——当时还是青年的伯爵改信了天主教。后来，他被禁止照看年轻的威廉。在七年战争期间，威廉和弟弟卡尔被派往丹麦，在那里，威廉受到了另一个新教徒国王的影响，即弗雷德里克五世（同样通过婚姻与英国乔治二世建立了亲戚关系）。威廉在1763年娶了弗雷德里克五世的女儿为妻。一直到父亲去世之前，威廉一直独立地统治着哈瑙–明岑贝格的格拉夫沙夫特，它与法兰克福的西边与北边相邻。尽管宗教信仰在他生命中有着无比重要的政治意义，但不能说威廉看待戒律时带有瞧不起犹太人的思想。他至少与3名情妇生了12个孩子，包括一名黑森贵族女子卡罗琳·冯·施洛特海姆生的4个孩子以及一名瑞士女子罗莎莉·多罗特娅·里特尔生的至少7个孩子。威廉并没有试图掩盖自己偷情的“果实”，他给所有孩子起了适当的头衔和名字——冯·黑森施泰因、冯·黑姆罗德特和冯·海瑙。

不过，他更频繁犯的“罪”则是贪婪——这一“罪行”他却较少承认。

与18世纪欧洲大多数王国和公国不同的是，黑森–卡塞尔非常富有，威廉即位时可以动用的财富在3 000万~4 000万古尔登之间。统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这些财富，而不用受任何政治上的约束，这与西欧的其他地方截然不同：黑森–卡塞尔的资产与王子个人财产已经无法分开。这些资金的飞速积累主要是通过向出价最高的买主——通常是英国——提供雇佣军获得的，这种生意在美国独立战争时达到了顶点。威廉从父亲手里接过王位之前就已经涉足此类生意，他提供了一支约为2 000人的雇佣军，帮助乔治三世镇压殖民地叛乱。报酬是极其丰厚的：威廉按照每个人76古尔登（约合7英镑）收取费用，如果受伤，再额外收取25古尔登，战死则再收76古尔登。这些钱并不是以现金支付，而是以无息汇票的方式打到威廉在伦敦银行的户头中去，他当时所用的户名是冯·诺顿父子。当他希望在汇票到期前兑现时，他就将它们卖给德国的经纪人。尽管他挥霍了不少财富——比如他给自己盖了一座宫殿：威廉高地宫——事实上，尽管迈耶·阿姆谢尔在威廉统治哈瑙的时候，已经在威廉的圈子里占据了一个位置，但是伯爵在父亲1795年去世后移居到卡塞尔时，迈耶·阿姆谢尔从各方面来说，仍旧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

我们通过一些事实了解到，他在1783年申请了一个“星期天特别通行证”离开犹太街，从后来的通信中可以看出，迈耶·阿姆谢尔此时已经开始涉及英国票据生意。但是一直到1789年，他才通过比当地已有公司多给回报的方式，挤进卡塞尔的主要市场。即便在这个时候，他获得的银行信用额度也仅仅为800英镑，而当时卡塞尔著名经纪人费德尔·戴维的信用额度则为2.5万英镑；在随后的那年，迈耶·阿姆谢尔申请提高自己的信用额度，尽管额度升到了2 000英镑，但是与他申请的1万英镑相比，仍旧微不足道。但是，在这个时候，迈耶·阿姆谢尔建立在双赢基础上的功利性友谊发挥了作用，在这方面，他的儿子和孙子同样毫不逊色。当时，卡尔·弗里德里希·布德鲁斯通过给威廉与多罗特娅·里特尔的私生子当家庭教师，一步步开始了自己的仕途。1783年，他调到哈瑙政府的财政部门；1792年，在他33岁的时候，他北上到了卡塞尔，在位高权重的战争基金中供职，职位也一步步提升。

布德鲁斯与罗斯柴尔德第一次心照不宣的合作出现在1794年，前者明确地推荐迈耶·阿姆谢尔应该被允许加入到已有5家公司竞标的一宗15万英镑的英国票据买卖中。很显然，他的推荐并未得到重视，但是布德鲁斯在1796年再次推荐，这次他成功了。两家异教徒合伙公司拉佩尔和哈尼尔公司以及普雷和乔迪斯公司向战争基金出售100万古尔登法兰克福债券，战争基金购买了其中的90万。布德鲁斯随后提示迈耶·阿姆谢尔应该提供剩余的10万古尔登的债券，当然价格比其他银行提供的（票面价格的98％）要更为大方（97.5％）。这个价格几乎难以赢利，因为法兰克福证券市场的开价都是100％，但是迈耶·阿姆谢尔比其他人稍微多一点点的折扣，让他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立足之地。1789年，3.7万英镑的卖出票据被他、拉佩尔以及乔迪斯以现金购得。在随后的几年中，迈耶·阿姆谢尔也逐步、稳固地提升了自己在威廉投资生意中的份额。在1801~1806年之间，他至少参与了11笔大宗贷款交易，其中最重要的是借给丹麦、黑森–达姆施塔特、巴登以及圣约翰团体的贷款。他还代表威廉参与了房地产买卖，与此同时，他仍继续向威廉提供他心爱的徽章。

围绕丹麦贷款的谈判十分有趣，因为它们给了我们透视迈耶·阿姆谢尔打压竞争对手方法的角度。起初，在1800年以及1801年，他对于能够获得拉佩尔和哈尼尔公司以及贝特曼等公司组织的贷款项目的一个份额就心满意足了。不久之后，他就被他们看做是对等的合作伙伴。最后，大约从1804年起，他已经能够独占丹麦业务，这部分要归功于他给威廉提供的“小费”以及比别人多那么一点点的折扣，部分归功于他与汉堡银行家J·D·拉瓦茨的良好关系，后者扮演着卡塞尔与哥本哈根的中间人角色。在这段时间里，迈耶·阿姆谢尔出售的威廉的丹麦债券总价值至少为450万古尔登（约合45万英镑）；他向黑森–达姆施塔特伯爵贷出了总额达130万古尔登的贷款，其中差不多一半的钱是威廉的；还向巴登贷了一笔高达140万古尔登的贷款。这些都是一些让人吃惊的数字，自然地，迈耶·阿姆谢尔的成功引起了竞争对手的嫉妒和怨恨。1806年，拉佩尔和哈尼尔愤恨地（但也是徒劳地）抱怨“犹太商业对手”对他们的声誉造成的伤害，这些犹太人认为“罗斯柴尔德的名字”在黑森–卡塞尔享有的信用甚至超过了丹麦政府。

这些想法不仅仅局限于异教徒公司中。1802年，卡塞尔犹太社区对迈耶·阿姆谢尔也发出了抱怨，因为他虽然住在城里（上述的大多数生意均在这里完成），但却没有“受保护犹太人”的身份，也没有尽纳税的义务。被迫支付180古尔登买断相关义务之后，迈耶·阿姆谢尔决定确保长子阿姆谢尔的受保护身份。在他的申请中，迈耶·阿姆谢尔极为伪善地说，在卡塞尔出现一个罗斯柴尔德“不会给当地的商人带来任何冲击，那些从事票据买卖的人甚至还会从中赢利，因为这类交易通常都是在一种激烈的竞争中获利”。由于当地犹太社区的反对以及迈耶·阿姆谢尔本人的犹豫——他在考虑当地居住权给自己还是给儿子——这件事直到1806年6月才真正提上议事日程。

尽管迈耶·阿姆谢尔1803年就获得了资深“宫廷犹太人”的头衔，但需要着重强调的是，在此时，他与威廉相比，后者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银行家；罗斯柴尔德从许多方面来讲，更像是一个股票经纪人，迎合自己客户日益增长的对无记名债券，而不是个人贷款的偏好。最具典型意义的是，迈耶·阿姆谢尔为威廉购买债券时的手续费不超过1.75％或2％，因此他在这项生意中获得的利润可能不超过30万古尔登。此外，迈耶·阿姆谢尔本人至少从威廉那里借过两次钱。与此同时，我们应该记住，尽管威廉是迈耶·阿姆谢尔在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客户，但并不能说他是唯一的客户。在那个公国遍地的时代，迈耶·阿姆谢尔的目标就是与宫廷建立尽可能多的联系——他为黑森–卡塞尔进行的贷款业务让这一目标变得相对简单。1803年，他被任命为数名权贵的“代理人”，其中包括圣约翰团体（依靠一笔收益前景不佳但仍果断贷出的贷款）、黑森–达姆施塔特伯爵、托恩和塔克西斯王子（Prince of Thurn und Taxis，神圣罗马帝国的世袭邮政局长）以及比丁根的伯爵卡尔·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莫里茨。这些任命中，声望最高的任命出现在1800年，他被奥地利皇帝任命为“帝国宫廷犹太人”，以表彰其当初提供战争物资的举动，以及为国王从黑森–卡塞尔所借贷款争取到的合理利息。他唯一的失败出现在1802年，巴伐利亚宫廷拒绝了他成为代理人的申请。

当然，这些头衔的重要性不应该被夸大。比如，在1803年，黑森–达姆施塔特海关官员就拒绝承认迈耶·阿姆谢尔作为“宫廷犹太人”的特权身份。不管怎么样，18世纪让这些头衔能够发挥作用的小公国以及相互重叠的管辖体制已经处在一个空前的、革命性的变革边缘——这一变革将改变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其宫廷保护人的关系。直到1806年，他们一直依靠选帝侯及其亲属来开展自己的生意，获得能够赠与的特权。但在这之后，威廉发现，他自己逐渐开始依赖迈耶·阿姆谢尔和他的儿子们了。

选帝侯的财富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黑森–卡塞尔与法国的军队在18世纪90年代已经发生过一次大冲突，1796年，法军炮击法兰克福是那次冲突的顶点，犹太街也在那次冲突中遭到破坏。冲突也强化了卡塞尔与伦敦的传统联系：威廉已经不止一次地将自己的军队投到对抗法国的战场上，以换取英国的金钱。确实，他后来接受了1801年签署的《吕内维尔和平协议》，该协议将莱茵河左岸划归了法国。但是当1803年英法战争再次爆发之后，破坏条款的情况在所难免。威廉过于信赖英国，以至于他没有追随16个脱离神圣罗马帝国的德国诸侯国，加入在1806年夏天组成的莱茵亲法同盟。他对那些寻求他支持的各派势力定的价码也过于苛刻，最终危及了自己的地位。拿破仑为汉诺威人提供了领地。另一方面，选帝侯（威廉此时的头衔）借钱给奥地利和普鲁士，后者在1805年加入了反法联盟。1806年秋天，普鲁士军队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接连吃了败仗之后，威廉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尽管他匆忙遣散了军队，尽管他提出了加入莱茵同盟的请求，尽管他甚至命令在边界竖起了写着“黑森选帝国：中立之国”的牌子，但都不能够消除拿破仑的怒火，在他的眼里，威廉就是“普鲁士的陆军元帅”。“我的目标，”拿破仑直截了当地宣布，“就是铲除黑森–卡塞尔王室，将它剔除出统治者的行列。”威廉别无选择，只能逃亡，最初他逃往弟弟位于荷尔斯泰因（Holstein，那时是丹麦的领土）哥托普的庄园。当年11月2日，拉格朗日将军占领了威廉在卡塞尔的住所，并担任了总督；两天后，他发布了一项公告，正式没收了威廉的所有财产，并发出警告称，任何隐藏威廉财产的人都将被送上军事法庭。

根据民间的传说，就是在这个紧要关头，威廉向他忠实的“宫廷犹太人”罗斯柴尔德求助，把自己全部的“动产财富”托付给了后者：

就在罗斯柴尔德将王子的财产藏到自己小花园的一角时，法国军队已经进入了法兰克福。他自己的财产——价值4万古尔登左右的货物与财产，他并没有藏匿；他知道，如果也藏起自己的财产，法国人势必会进行严格的搜查，那么不仅自己的财产会被发现，王子的财产同样难逃被劫掠的厄运。法国人与旧时的腓力斯人一样，把罗斯柴尔德的财产洗劫一空，没给他留下一个泰勒（thaler，德国旧银币）。实际上，他与所有犹太人以及其他市民一样，回到了赤贫状态，但是王子的财富得以保全……

根据这个登在1836年的一份英国报纸上的流行版本的故事，当迈耶·阿姆谢尔后来将财产还给威廉时，后者说道：“我既不会接受你慷慨给予的利息，也不会将钱从你手里拿走。利息不足以弥补你为拯救我的财产而失去的东西；我的钱你还可以利用20年，而且利息不超过2％。”

我们在序言中已经讨论过，这个故事出现在布罗克豪斯出版社1827年的《受教育阶层的德意志百科全书》一书中，第一次流传开来。尽管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这其实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自己编撰出来的故事，但后来这个故事流传得如此广泛，以至于呈现出了它自己的生命力以及包含的各种重要意义。一开始，它是为了证明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存款托付人独一无二的诚实：愿意为保护客户的财产以及利息承担冒任何风险。这也是莫里茨·丹尼尔·奥本海姆1861年接受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委托所画的两幅画的主题。但是，到19世纪晚期时，开始出现了一个不同版本的故事：选帝侯的财富都是“血金”，因为他都是通过出售雇佣军得来的，而迈耶·阿姆谢尔利用它赚了大笔的钱，而不只是保管它。正面以及负面版本的神话在美国和德国的两部电影中显露无遗，这两部电影的片名均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分别上映于1934年和1940年。

我们在很久之前就已了解，这个故事是虚构的——尽管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诸多神话一样，它包含有一丁点儿的事实。实际上，威廉的动产在法国人占领黑森–卡塞尔之前就已经四处转移了，只有一些相对不那么重要的物品托付给了迈耶·阿姆谢尔保管。威廉最值钱的财物——主要是债券（未附息票，它们被分开藏匿在另一个地方）——成功地由布德鲁斯偷运出了卡塞尔，他在1805年11月初冒险穿越法国防线去了一趟伊策霍。不过，大部分财物藏在威廉位于乡村的宫殿里。根据威廉亲手绘制的一份清单，24箱财物——其中不仅有证券、息票，还有账本、银器和衣服——藏在威廉高地宫北翼的楼梯下，另24箱包括重要的战争基金文件藏在宫殿里的另一个地方。在附近的狮子城堡也藏有24箱，里面包括威廉情妇的证券、官方文件、瓷器和衣服。最后，在他位于沙巴堡的打猎时用的小屋里，威廉还藏了其余47箱的财物，其中大多数是银器。不过，要不是与拉格朗日达成了一项交易，这些藏匿的财物最后大多会落到法国人的手里——他们很快找到了选帝侯银器的清单。拉格朗日收受了26万法郎（当时的情况下要价适中）的贿赂后，同意威廉运走42箱财物，其余的则被没收充公。随后，11月8日的晚上，选帝侯的一个官员用车队将放行的42箱财物运到了霍夫–斯托尔津根，在那里将它们再次分开藏匿。战时内阁大臣伦内普将其中的一些重要文件（包括选帝侯在伦敦的投资文件）带回了卡塞尔；10箱托付给位于托尔贝克的明登公司，这10箱中的两箱运到了石勒苏益格，其余的运到了艾泽纳赫；19箱偷运到了法兰克福，交给了普赖和乔迪斯银行保管。

但这时，拉格朗日发现自己向选帝侯的要价太低了。他又重新搜回了之前放行的一些箱子，并提出需要得到更多的钱。最终，双方敲定了协议：为了得到比第一次多得多的报酬，拉格朗日承诺调低选帝侯的资产评估总额。后来，他列出的清单显示，选帝侯的总资产为1 980万古尔登（大部分由借给其他德意志公国王公们的大额贷款构成），这也成为了法国“官方”的清单。与选帝侯其他资产有关的文件——总值约为2 700万古尔登——都交给了布德鲁斯。其中一些文件送到了位于石勒苏益格的选帝侯那里，一些由布德鲁斯自己保管。其余的大多是战争基金和国王的日常文件，装到了4个箱子里，然后交给了迈耶·阿姆谢尔保管。此外，选帝侯在第二年夏天离开伊策霍前往奥地利时，将一些装有徽章和债券的箱子也交由位于汉堡的迈耶·阿姆谢尔短暂保管。不过，他负责保管的也就是这些。

当然，这些枯燥的流水账低估了罗斯柴尔德对于选帝侯的重要性。首先，威廉仍然需要熟练的股票经纪人和投资顾问。几经周折，威廉仍然保住了价值2 700万古尔登的财产，他的投资收入仍然非常重要，尽管他此时需要为流亡生涯支付昂贵的额外代价。（根据伯格菲尔的统计数字，威廉每年的额外开支高达74万古尔登。）迈耶·阿姆谢尔这段时期扮演的角色就是负责搜集各个借贷的人应付的利息。此外，他还要开发新的放贷机会。例如，他安排借给哈瑙财政部10万古尔登，还借给格拉夫·卡尔·冯·哈恩（Graf Karl von Hahn，挥霍无度的“剧院格拉夫”，他不久之后被其家人交由法庭监护）。他负责掌管选帝侯的活期存款账户，在这之前它一直由布德鲁斯掌管。其间，在布德鲁斯的建议下，他还向选帝侯借了一些钱。他还从选帝侯手里买回了很大一部分收藏的钱币；威廉的收藏在这一时期逐渐变卖流失，他存放在哈瑙地窖中的14箱酒也被盗窃一空。他同时负责处理资金的转移事宜，这些钱是1813年威廉在军事以及外交方面所要动用的：从法国人手里赎回俘虏的费用；给维特根施泰因王子的报酬，因为他提供了外交服务，此外还有给俄罗斯与普鲁士的费用。他借给选帝侯在柏林的儿子16万古尔登；并负责照应选帝侯的情妇格雷芬·冯·施洛特海姆的财务。他甚至卖给选帝侯一枚钻戒。

坦率地讲，这些事务大多是琐碎繁杂的，并且大量工作无利可图。迈耶·阿姆谢尔在1809年和1810年还浪费了大量时间，这主要是因为一项阴谋的“流产”，当时安排他协助“一穷二白”的奥地利财政部将威廉的一些资产——名义上的价值超过了1 000万古尔登——转移给奥地利国王。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为威廉提供的一项服务，使得这一切都很值得：管理他的英国投资。内森后来声称“黑森–卡塞尔国王……把他的钱给了我父亲；我父亲一刻都没耽搁，随即寄给了我。我意外地收到了60万英镑，而且很好地使用了它们，国王还把他所有的酒和亚麻织品当成礼物送给了我。”这似乎有些道理：法国人发动的战争给金融领域带来的重要影响便是大量资金从欧洲大陆流进了伦敦。但是，有关财富的故事，事实上要复杂得多。

开始流亡生涯时，威廉在英国已经有了大量的投资，主要是价值635 400英镑的国债投资，每年的利息收入为20 426英镑。此外，英国威尔士王储和他的兄弟也欠他一笔数目不小的债务，大约为20万英镑（当然，他们通常欠着利息不还）。作为英国王室的一个盟友，他在1807~1810年之间还得到了总额为100 150英镑的补贴款。最关键的问题是，当这些利息和补贴款转到他在范·诺滕银行的现金账户后，他是如何处置它们的。早在1807年——换句话说，在内森从曼彻斯特移居到伦敦前——他接触到了威廉在伦敦的特使洛伦茨，他向后者提供了如何动用那笔钱进行投资的建议，但是很快便遭到了威廉的拒绝。直到两年后，在布德鲁斯的撮合下，迈耶·阿姆谢尔才被允许代为购买3%的统一公债（可赎回的国债，用现在的话来说便是优质证券），他以73.5%的价格购买了面值总额为15万英镑的债券。这是到1813年年底为止所进行的不下9起交易的第一起，这几起交易涉及的资金总额为664 850英镑。这便是内森后来与巴克斯顿吹嘘时提到的那笔钱。他的弟弟卡尔也提到过它，他在1814年发现“老人家”（威廉）“给我们带来了财富，如果内森手里没有选帝侯的30万英镑（原文如此），那么他将不会有任何成就”。

这些以别人的名义进行的统一公债买卖对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何如此重要？答案就包含在这些投资如何实现的方式中。乍看起来，这种业务不可能赚到大量的利润，因为迈耶·阿姆谢尔每笔买卖只收取0.125%的佣金。但仔细察看，就会发现其中另有奥妙。威廉实际上并不会为每次买卖立刻提供所有的现金，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积极地在购买公债，尽管是以他的名义进行的，但资金大部分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借来的。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能够以市价的一个比例先付一部分钱，等到“清算日”到来时再支付全部款项。这一过程中包含了双重投机：对公债价格以及对古尔登–英镑的兑换比率的投机。但迈耶·阿姆谢尔并不乐意这样做。他更喜欢从威廉接受的价格、汇率与他儿子在伦敦实际支付时的价格、汇率之间的差异中寻求利益。前三起买卖中，价格之间的差异占到了订单总额的2%，这反映了在英国反对拿破仑的动荡时期，统一公债的价格正在滑落。迈耶·阿姆谢尔也可能（尽管无法求证）从汇率差异中获得了一些利润。

选帝侯可能对正在发生的事起了疑心：当1811年统一公债的价格达到面值62.5%的低点时，他下令暂停新交易，并要求在次年5月前停止向伦敦汇钱结清之前的买卖。但是这可能刚好合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胃口。因为公债在威廉付清款项前一直是以内森的名义登记的，这意味着即便到了1813年3月，面值总额为121 000英镑的公债名义上都是内森的。当然，它们绝大部分是用借来的钱购买的，并且，从选帝侯的资金到位的那刻起，到债券正式过户给他或他的代理人，罗斯柴尔德家族还需支付这段时间内的利息。另一方面，这其中可能存在一些困难，因为将所有权证书从伦敦送到身处布拉格的选帝侯那里并不容易。无论内森从市价与汇率中赚取的利润有多少，买卖价值超过60万英镑的公债，实际掌握着10多万英镑资金的事实，标志着伦敦一股新兴金融力量的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如卡尔后来提到的那样，它给内森提供了一种“安全感”——因为人们认为他掌握的资金资源实际上超过了家族实际掌控的资金源。阿姆谢尔在1818年写给弟弟们的信里，道出了这一点的重要意义：“如果不是我们在布拉格为他争取到了选帝侯股票中的一笔大交易，内森在战争期间不可能赚到13.2万英镑那么多的钱……那时，内森甚至连股票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实际上，战争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将威廉的一部分金融实力变成他们自己的囊中之物。

另一方面，这种安全感的代价是欧洲大陆上极度的不安全。罗斯柴尔德家族替威廉工作的风险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法国当局急切地追寻着选帝侯财富的下落，他们也准备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比如，按照1808年的《柏林协定》，拿破仑放宽了有利于选帝侯债务人的一项条款，即如果他们与法国当局而不是与威廉达成协议，他们的债务就能获得减免。更让人担忧的是，拉格朗日将军带着他收到的贿赂离任，迈耶·阿姆谢尔的办公室随后遭到法国警方的搜查，普赖和乔迪斯公司也是如此。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迈耶·阿姆谢尔保管的4个箱子被藏到了前面提到的秘密地窖里。1808年8月，萨洛蒙遭到一名法国警官的质询，另一家银行的代表因被怀疑替威廉工作，也遭遇了萨洛蒙同样的经历；随后的一个月里，布德鲁斯和伦内普遭到短暂羁押。这一情形在第二年夏天再次上演，当时发生了一起小规模反法暴动。驻威斯特伐利亚的警方特派员——一个叫做萨瓦奈的人——下令再次逮捕布德鲁斯和伦内普；然后，根据罗斯柴尔德家族一个竞争对手提供的情报，他随同法兰克福一名高级警官前往迈耶·阿姆谢尔的办公室，随后在那里上演了一出非常怪异的讯问——法国人试图让迈耶·阿姆谢尔承认以威廉的名义向暴动发起人提供了资金。

萨瓦奈毫无疑问掌握了大量的情报。他知道迈耶·阿姆谢尔曾于1807年去过汉堡和伊策霍——在这两个地方，他“与（选帝侯）在他的办公室里度过了几个小时，两人在花园里边散步边交谈”。他还掌握了迈耶·阿姆谢尔与布德鲁斯的交易情况。迈耶·阿姆谢尔很快“认罪”：“因为他长年遭受一种病痛的折磨，所以患上了健忘症。”是的，他到过汉堡，但只是去处理一些货物，它们被错误地当成违禁品扣押了。是的，他认识布德鲁斯和伦内普，但他“从不相信他们，两人都不是他要好的朋友，只是偶尔相识”。是的，他曾是选帝侯的“御用代理人”，而且曾以威廉的名义提供过贷款给丹麦——丹麦还是埃姆登（Emden，德国地名，亦有大白鹅的意思）？他根本没有转交过钱给布德鲁斯，反而是他从布德鲁斯那里拿了2万古尔登，他用这笔钱付了很多账单，但钱还给谁了就记不清了。第二天，萨瓦奈又盘问了萨洛蒙、15岁的雅各布、萨洛蒙的妻子、阿姆谢尔的妻子，甚至连迈耶·阿姆谢尔的妻子居特林都没放过。当然，他没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居特林更是成为了无辜女性的“典型代表”：“她什么都不知道，她一整年都待在家里，从没参与过任何与生意有关的事务。她从没见过（布德鲁斯），只关心自己和家务。”最后，与罗斯柴尔德家族遇到的大多数拿破仑属下的官员一样，萨瓦奈似乎只得承认失败，以一笔小“贷款”作了了结。1810年，当法兰克福变成了卡尔·特奥多尔·安东·冯·达尔贝格男爵直辖领地之后，形势开始好转；达尔贝格之前是美因茨的大主教，1806年之后是莱茵河同盟的大主教。

早在3年前，迈耶·阿姆谢尔就开始用贷款讨好达尔贝格了。他此时又用一笔44万古尔登（以折价后价值29万古尔登的债券支付）的款项换取了法兰克福犹太人的解放，并给达尔贝格本人8万古尔登，以资助他前往巴黎为拿破仑的儿子洗礼。实际上，迈耶·阿姆谢尔很快便正式成为了达尔贝格的“御用银行家”，帮助他进行土地买卖方面的投机，买这些土地的钱则都是用法兰克福犹太人“捐献”出来的。这也是达尔贝格信任和尊敬迈耶·阿姆谢尔的标志，他随后任命迈耶·阿姆谢尔为哈瑙选举团成员，与诸如西蒙·莫里茨·冯·贝特曼这样的杰出的异教徒共事。至于达尔贝格是否知道迈耶·阿姆谢尔仍继续为威廉服务，我们不得而知；而威廉最大的心愿可是将达尔贝格以及他的法国老板赶出黑森–卡塞尔。历史在这方面有惊人的相似性，就在几年前，迈耶·阿姆谢尔曾经从威廉手里获得一笔62万古尔登的款项，支付给了奥地利，用以发放反法战争的军饷和购买战马。迈耶·阿姆谢尔去世后不久，他的儿子阿姆谢尔就给了达尔贝格25.5万古尔登，其中部分钱款则是用来为法国军队购买战马！

当然，迈耶·阿姆谢尔——如布德鲁斯一样，他也接受了达尔贝格提供的一个官职——可能是认为威廉难以重返王位。但是，如果是这样，那么他就应该完全断绝与威廉的联系。他实际上是两边都讨好。这种策略具有显而易见的吸引力，这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此前几十年打开局面的一种策略。但是，双重代理人的身份通常会面临失信于两边主人的风险，无论谁赢，自己最终得到的都可能是失败者的结局。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毫不惊讶地发现，在选帝侯流亡期间，迈耶·阿姆谢尔形成了保密的习惯——这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之一。起初，他并没意识到保密的重要性。在选帝侯流亡的最初几个月里，他和儿子卡尔曾数次前往伊策霍——实际上，他们为见威廉，在汉堡专门设立了一个永久性办公室——并且定期公开地与威廉最资深的官员克纳茨联系。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这些都没能躲过法国警察的眼睛，迈耶·阿姆谢尔很快意识到“当下行事要万分小心才行”。到1808年中期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与选帝侯官员之间的通信都由布德鲁斯和拉瓦茨转交，而且信件都是用代码写成。布德鲁斯在心中变成了“冯·瓦尔德施密特男爵”，克纳茨变成了“约翰·韦伯”，迈耶·阿姆谢尔的代码则是“彼得·阿诺尔迪”或“阿诺德”，而威廉的名字有好多个，如“赫尔·冯·戈尔德施泰因”、“约翰内斯·阿德勒”或“校长”。选帝侯在英国的投资被称为“鱼干”。为了进一步增加安全性——“你越小心谨慎越好”——所有的信件并不直接寄给迈耶·阿姆谢尔，而是寄给了尤达·西歇尔，他的儿子伯恩哈德1802年娶了伊莎贝拉·罗斯柴尔德。当卡尔和阿姆谢尔前往布拉格看望选帝侯时，他们从丹麦南下的那刻起，所有的通信都以极为保密的方式进行。有时，罗斯柴尔德人甚至警惕到将德语字母换成希伯来字母写一些信件。这些警惕是很有必要的；除了前文提到的搜查和讯问，法国警方在1811年至少成功地截获了一封信件。

在奥地利境内，罗斯柴尔德成员的行动同样遭到了警方的监控。当然，不用过多地担心奥地利当局，但是也不能确保威廉与奥地利国王的关系会一直保持友好状态。实际上，自从法国在瓦格拉姆战胜了奥地利之后，威廉再次被迫出走的可能性就已经非常大了。双方在财政问题上的交涉失败也让他为维也纳所冷落。由于这个原因，罗斯柴尔德家族继续以秘密的方式进行自己的活动，即使在布拉格也不例外，这也让警方对他们的政治角色产生了夸大的印象：

这个犹太人（阿姆谢尔）是支持选帝侯的一项重要宣传计划的领头人物，这项计划的分支遍布黑森之前的领地……这些推测是建立在以下事实之上：无论何时我到选帝侯的住处，总能发现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在那里，而且通常由军队司令施明克和国防大臣克纳茨陪同，他们之后会进到自己的房间里，罗斯柴尔德成员通常携带着文件。我们或许认为他们的目标不会有损于奥地利，因为选帝侯尤其急切地希望恢复昔日的权位，因此我们几乎没有讨论过这样的问题，即那些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可能把握主导方针的组织和协会，它们的全部目标就是是否能从奥地利捞取反对法国和德国的好处。由于拥有广泛的商业触角，他做这样的事比任何人都要容易，也能够把阴谋隐藏在生意的面纱下。

但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担负着重重风险，他们也并没有获得威廉的完全信任。罗斯柴尔德家族保全选帝侯财富的神话中，与现实最不符的一个部分就是威廉对迈耶·阿姆谢尔为他所做的一切表示感激。恰恰相反，迈耶·阿姆谢尔不得不忍受选帝侯一次又一次偏执的猜疑。威廉第一次的疑虑是担心迈耶·阿姆谢尔可能背叛他，投奔了法国。后来，他开始担心迈耶·阿姆谢尔的代理人盗用他的资金。他指责迈耶·阿姆谢尔骗取他的英国股票的收益，指责他处心积虑地侵占了他在汉堡托付给迈耶·阿姆谢尔照看的财物。这段时间里，迈耶·阿姆谢尔只能依靠布德鲁斯从中调解，重新赢得选帝侯的信任。布德鲁斯替他说了大量的好话。他对威廉说，他将如此多的生意托付给迈耶·阿姆谢尔，是因为：

他付钱最为准时，总是能算出当天一宗交易的官方汇率，从不向任何人透露陛下您的交易信息，他极为谨慎地替您处理财产，法国官员曾盘问过他是否为您从英国转移过资金，但是他们在面前摆着的账本中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

不过，残酷的事实是，布德鲁斯作出这些保证也并非纯粹出于好意。选帝侯不知道的是，布德鲁斯与迈耶·阿姆谢尔达成了一项协议，将自己的一个情妇安排进了后者的公司。为了给自己投资的2万古尔登（即迈耶·阿姆谢尔对萨瓦奈“坦白”的那2万古尔登）寻求好的回报，布德鲁斯承诺“尽自己所能在各种商务中推荐该公司，寻找一切可行的机会为公司争取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更不用说迈耶·阿姆谢尔与法国官方以及达尔贝格所做的交易，选帝侯的猜疑看起来不太偏执了。威廉逐渐意识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发展的各种新的商业关系让他们逐渐脱离了对自己的依赖。1812年5月，他要求迈耶·阿姆谢尔的一个儿子前往布拉格担任自己的“御用代理人”时，遭到了礼貌但却断然拒绝。

因此卡尔·罗斯柴尔德提到过的一个说法其实有些夸大了，即“老人家”给他们带来了财富。1797年，迈耶·阿姆谢尔的资金是108 504古尔登（约合1万英镑）。10年后，他的资产负债表表明总资金为514 500古尔登（约合5万英镑）。所以这段时期他与威廉所做的生意似乎不可能为资金的增长作出与法兰克福——伦敦之间的进出口业务同样的贡献。可以肯定的是，到1810年时，公司的资金上升到了80万古尔登（约合8万英镑），增长的收入很大一部分可能来自管理威廉在英国的投资。但是选帝侯财富真正的重要性，就如卡尔和阿姆谢尔都隐约承认的那样，是帮助内森完成了从曼彻斯特商人到伦敦银行家的转变。这一点一旦实现，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老人家”的依赖就小了。

迈耶·阿姆谢尔的遗产

布德鲁斯在这个时期写给威廉的一封信里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公司在其创始人生命最后几个月中的活动给予了简要的概括：

他们的父亲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他最大的儿子阿姆谢尔·迈耶和二儿子萨洛蒙是他大量的业务活动不可或缺的帮手。第三个儿子卡尔几乎一直在为您到处奔走，而四子内森非常能干，在伦敦站稳了脚跟。最小的儿子詹姆斯则奔走在伦敦和巴黎之间。

到这个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公司的权力移交成功地由迈耶·阿姆谢尔传到了5个儿子手里。但是，就在几年前，老迈耶仍然扮演着“一家之主”的角色。正如我们在前文中看到的那样，即便远在英国的内森已经具备了熟练的商业技能，一直到1805年，他仍然得按照父亲的指令行事。而他的兄弟们则被当成雇员使唤：

阿姆谢尔写信说，卡尔曼（卡尔）想去你那边，但是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我目前仍需要卡尔曼留在法兰克福跟我在一起，而且他跟你在一起，能起到作用更小……他很想去伦敦，但是我认为，从整个家族来看，这样做并不明智；萨洛蒙在收账和付钱方面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他有义务帮忙处理……（如果卡尔曼去了伦敦，）那么我所有的商品生意就必须交给泽利希曼和亚伯拉罕·施纳佩尔，以及施纳佩尔的儿子迈耶·施纳佩尔。因为尽管雅各布（詹姆斯）已经开始做业务，但他毕竟才十几岁。所以真需要卡尔曼留下来帮我们。他实在想去伦敦，而你又很需要他，那么我就让他过去。但如果现在就让卡尔曼离开，而不是再等几年，等雅各布成人后再走，就有些愚蠢。不要告诉卡尔曼我跟你说过这些……另外，我亲爱的内森，你写信给卡尔曼时，我建议你多赞扬他一点。多谢神的眷顾，在这个年纪，他是非常聪明的孩子了，尽管他做事还非常鲁莽……他确实想去伦敦，但我真不想他为了3个星期的旅行漂洋过海，我希望宝贝卡尔曼能活到100岁；而且我也不能长时间没他在身边，因为我告诉过你，阿姆谢尔在卡塞尔也有了生意。他去伦敦待3周时间，但实际上可能会待6个月，这段时间里要教会自负的外人来做我的靛青生意是绝对不可能的。

迈耶·阿姆谢尔赢得了“卡尔”争夺战，他留了下来；不过让内森稍感欣慰的是，3年后詹姆斯被派去帮他的忙。

这封信同时也显示出，迈耶·阿姆谢尔的亲家施纳佩尔一家此时也参与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生意；另外还有伊莎贝拉的婆家西歇尔家族和贝弗斯兄弟泽利希曼和迈耶，他们分别在1808年和1811年娶了芭贝特和朱莉。迈耶·阿姆谢尔同时也特别关注内森与林德斯科普夫以及内森的岳父莱维·巴伦特·科恩的合伙生意。但是从一开始，迈耶·阿姆谢尔就不让亲家们染指家族企业的管理工作：把施纳佩尔称作“外人”就是很好的例证。在写给内森的同一封信里，他问了一个极富特色的问题：“亲爱的内森，如果我们的信件直接交到你手上，我们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还是跟你的家人（指内森的岳父科恩）一起阅读信件？请告诉我。”在如此早的阶段，迈耶·阿姆谢尔就确立了一条规则，这条规则之后被严格执行了一个多世纪：他的男性后代，就运作家族企业而言，是最核心的部分。在实务中，这意味着要把家庭或私人通信（几乎都一直用希伯来文书写）与商业通信（通常由办事员用德语、法语和英语写成）区分开。迈耶·阿姆谢尔不止一次地告诫内森忘记两者之间的区别：“我上次就重申过，你的希伯来文用来写家信很合适，但商业信件你必须用德语、法语或英语来写；我不能把你用希伯来语写得乱糟糟还夹着家事的信件交给我的秘书处理，否则，如果他们有良好的记录习惯，就会产生大量的困惑。”当然，对历史学家来说，这些信件——尽管他们的内容经常重复，而且凌乱——在目前看来有着更重大的价值。

家族生意转变成“迈耶·阿姆谢尔父子公司”发生在1810年9月，他与3个儿子阿姆谢尔、萨洛蒙和卡尔散发了一些印刷的传单，称自己将通过这家公司进行合伙经营。当一年前家族成员遭到萨瓦奈的盘问时，迈耶·阿姆谢尔仍然称自己是公司的唯一负责人，他的儿子只是他的“助手”。但是，他撒谎可能是为了保护他们，防止萨瓦奈起诉公司。1810年早些时候，阿姆谢尔、萨洛蒙和卡尔在犹太街里买了一块空地（重建工作终于开始），以便为公司建一间办公室。1810年9月，正式的合伙协议公布的时候，在前言里明确地说明，“一个贸易公司已经存在”，这个公司中，迈耶·阿姆谢尔、阿姆谢尔和萨洛蒙是合作“伙伴”。1810年协议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吸纳卡尔为合伙人，同时确保詹姆斯在成年后也将获得合伙人的资格。卡尔获得了公司总资产80万古尔登中的3万古尔登股份，而迈耶·阿姆谢尔的份额是37万，阿姆谢尔是18.5万，萨洛蒙也是18.5万。

迈耶·阿姆谢尔不仅从资金方面来讲保持着一家之主的地位，而且还拥有独一无二的可在合同期间抽走自己股份的权利；他掌握着公司聘用和解雇员工的权利；而且儿子们只有在他的同意下才能结婚。协议将这些表述得非常明确。正是迈耶·阿姆谢尔“通过自己在年轻时候便表现出来的勤勉，灵敏的商业嗅觉以及一直到老仍保持着的不知疲倦的精神，为公司的繁荣打下了基础，也为他的孩子建立世界性的财富铺平了道路”。

但是，在其他方面，这份协议也成了几兄弟后来与自己的后代订立协议时的范本，几乎整个19世纪都在沿用这份协议。利润按照资金份额的比例分成，每个合伙人都不能脱离其他人独立地运作生意；而且协议都有一定的有效期（上述合同的有效期为10年）。协议中最著名的条款是关于一名合伙人死亡时的规定。每个人都庄严地宣布，如果自己离世，将放弃自己妻子、孩子或监护人的一些权利，禁止他们以各种方式质疑其他合伙人确定的自己的资金份额。更具体的是，已逝合伙人的妻子和继承人无权接触公司的账本和信件。这是第一次正式地阐述罗斯柴尔德家族独特且一直沿用的一条规则：禁止女性成员——包括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女性后代以及嫁进家族的女性——涉足家族生意的核心区域，禁止接触神圣的账簿和信件。

而一名合伙人的离世也并不是一件遥远的事。迈耶·阿姆谢尔不仅年事已高——1810年协议签署的时候，他已经66岁或67岁了——而且体弱多病。他在两年前曾大病一场，可能是慢性痔疮引起的直肠溃疡，尽管手术很成功，但他的健康一直未能完全恢复。这种疾病在犹太街里非常普遍，可能是由于久坐的生活习惯造成的，也可能与一条街上500多户人家内部通婚造成的基因缺陷有关。1812年9月16日，他再次病倒，3天后便撒手人寰。但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迈耶·阿姆谢尔还是匆忙地修改了自己的遗嘱，似乎要强化1810年协议中传递给几个儿子的信息。新遗嘱按照协议规定，迈耶·阿姆谢尔从自己的股份中只提取了19万古尔登——很明显做了大量的保留。而且遗嘱再次着重强调禁止女性成员涉足家族生意：

我在此宣布并希望我的女儿和女婿以及他们的继承人，对“迈耶·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的资金不占有任何份额，更不能以任何理由索要或被允许索取公司资金。我希望公司应该只属于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以及她们的后人对于公司不具备任何权利，我绝不原谅我的孩子违背我的遗愿，打搅我的儿子，使他们不能平静地经营他们的生意。

如果女儿们确实违背了他的遗愿，她们将只能按照拿破仑时代的法律得到很少一部分遗产。儿子和女儿之间的差别在迈耶·阿姆谢尔的遗嘱里清晰地表述了出来。

迈耶·阿姆谢尔的戒律得到了严格的执行，不仅是他的儿女们遵从了他的遗愿，他之后的数代子孙也都未越雷池一步；这一点也证实了他写给儿子们的信件中透露出来的信息。在他的家庭里，他掌握着发号施令的权力，而且还可能是一个让人害怕的角色。有趣的是，这并不是外部世界所记得的迈耶·阿姆谢尔。在那些与他有过生意来往的异教徒眼里，迈耶·阿姆谢尔更像那种聪明但刻板老套的宫廷犹太人。应该要着重说明的是，现代对他的描述——尤其是荧幕上由乔治·亚理斯以及埃里克·蓬托扮演的形象——可能夸大了他的外貌以及行为上的“犹太特色”，亚理斯扮演的迈耶·阿姆谢尔留着长胡子，戴着类似土耳其毡帽的帽子；而蓬托版的迈耶·阿姆谢尔则一头卷发，戴着小圆帽。另一方面，19世纪被广泛复制的迈耶·阿姆谢尔的雕像——方形的下巴，没有胡须，戴着漂亮的假发——则完全是一个艺术家想象的产物。一个在青年时期见过迈耶·阿姆谢尔的人回忆说，他是一个“大块头，戴着圆形的假发，留着一点山羊胡子”。另一个人记得他戴的帽子和穿的衣服与同时代的异教徒商人没什么两样，尽管有点破旧。

这些标签反映出迈耶·阿姆谢尔在犹太街里有着某种模棱两可的声誉，在宗教信仰方面他相对正统，但在教育和政治方面却越来越自由。他并不是犹太启蒙运动孕育的民间智慧者之一，虽然他后来参与了改革运动以及犹太文化现代化运动，但他并没有把这些当成自己的信仰；然而他也不是一个坚定的保守派。科恩未获授权的迈耶·阿姆谢尔回忆录（在他死后不久即出版）将他描绘成了屹立在新旧之间那类人的典范——“证明了犹太教的教义，即使是《犹太法典》的教义，都不包含任何与道德准则相冲突的地方。”罗斯柴尔德一直是“一个《犹太法典》的虔诚信奉者，他将它作为指引自己行动的唯一准则”；实际上，在科恩看来，迈耶·阿姆谢尔倾向宗教保守主义的说法“有些夸张”。他和弟弟摩西（他掌管社区救济基金长达数年）都是犹太社区的积极分子。但是迈耶·阿姆谢尔也是一个“好公民”——这是一个重要的评价，我们将会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

这在迈耶·阿姆谢尔对待慈善的态度中一览无遗。上文提到，他和兄弟们都自觉地将收入的10%拿出来给社区的穷人。路德维希·博恩曾回忆说，经常有一大帮乞丐躺在街上等迈耶·阿姆谢尔路过，如果有足够耐心等到他的话，就能得到一些救济的财物。而且，他不仅仅只向犹太社区提供救济。科恩在书里描写了一次一个流浪的顽童冲着迈耶·阿姆谢尔喊“犹太佬！”时的情景：

迈耶·阿姆谢尔冷静地拿出钱包，给了贫穷的年轻人一些钱，并让他经常重复刚刚喊的话。没人比被施舍的人更开心了，顽童拿着钱，高声喊着：“犹太佬！犹太佬！”另外几个年轻人走了过来，不明所以地加入到叫喊的行列。罗斯柴尔德带着十分愉悦的表情听着，口里说着希伯来祝福语：“赞美他吧，他给了以色列的子民指引。”

在他的遗愿里，他还给“三个值得赞许的基督教慈善团体”留了100古尔登。即使在犹太社区里，他的慈善工作也越来越世俗化。1804年，他带头为贫穷的犹太儿童盖了一座学校——慈善学校——全部课程几乎都是世俗化的。这似乎反映了他的簿记师盖森海姆以及他为自己孩子聘请的家庭教师迈克尔·赫斯对他的影响——赫斯后来成为慈善学校的校长。这也可能是他年幼的儿子带给他的启发，至少有一个孩子（萨洛蒙）与盖森海姆同属于一个共济会组织。重要的一点是，迈耶·阿姆谢尔仍然支持公有制式的教育，而当时许多犹太家庭将自己的孩子送去犹太社区外的异教徒学校读书。路德维希·博恩就是不满法兰克福犹太居住区相对保守的氛围，最终皈依基督教，免受歧视的人之一。但是，海涅后来回忆，博恩仍难抑制对罗斯柴尔德家族虔诚的景仰。1827年，他经过犹太街的老家时，他被罗斯柴尔德家的情景触动了藏在心底的乡愁，迈耶·阿姆谢尔的遗孀居特林用白色的窗帘和蜡烛将橱窗装饰一新，庆祝光明节的到来：

蜡烛是多么的明亮——她双手点燃这些蜡烛，是为了庆祝尤达·马加比和他的兄弟们解放了祖国，他们的壮举可以媲美弗雷德里克·威廉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和弗朗西斯二世！当这位老夫人看着这些弱小的火苗时，她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她带着哀愁回想起了与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的年轻岁月，想起了全家庆祝光明节的情形，孩子们把蜡烛放在地板上，然后欢笑着从上面跳过，这也是古以色列王国的习俗。

正是迈耶·阿姆谢尔的努力，才为法兰克福的犹太人争取到了全部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点最好地表达了他对犹太教义的忠诚。我们知道，他参与政治活动的时间比法国大革命还早，因为他是1787年7个联名向参议院抗议的人之一（第一章里讲到过），当时他们要求放松对犹太人在星期天以及宗教节日外出居住区的限制。但是，只有在法国支持的法兰克福政府成立，大多数犹太人的社会处境得到改善时才能成为可能。如果由拿破仑的弟弟热罗姆（Jerome），即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直接统治法兰克福的话，犹太人解放的过程可能更快，因为热罗姆倾向于采纳完全解放的政策。但是，与他形成对比的是，达尔贝格有些谨小慎微，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不敢冒疏远当地异教徒社区的风险，另外是由于他担心获得解放的犹太社区可能“会让基督教徒感到不公正”。他在1808年颁布的新治安法是一次历史倒退，它再次禁止犹太人在犹太街（仍然是一片断壁残垣）外居住，重新征收“人头税”并再次确定之前对犹太人家庭数量以及婚姻的限制。

也就是在这时，迈耶·阿姆谢尔能够通过他的财政杠杆，让达尔贝格迈出改变的步伐——这也是一个罗斯柴尔德人以这种方式来为他明确定义的“我们的民族”服务，他也不是最后一个这么做的人。如我们前面看到的那样，达尔贝格是比较顺从的：只要有足够多的资金能够弥补解放犹太人造成的税收损失，他就可以同意让犹太人获得自由。经过与达尔贝格的谈判代表、警察局长伊策斯泰因商议后，价码最终确定为44万古尔登——这是犹太人每年所交“保护费”总额的20倍——这其中，迈耶·阿姆谢尔以社区的名义用折价债券支付了29万。1811年12月，经过与法兰克福参议员进一步协商之后，迈耶·阿姆谢尔带着满意的心情对儿子说：“你是公民了。”两周后，有关“犹太社区平等权利”的法令生效。

成为出生国的公民，但仍保留“我们民族”成员的身份，这是迈耶·阿姆谢尔的目标。这个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许多其他获得成功的犹太家族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追求与异教徒同等的社会、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同时，也拒绝把放弃犹太教信仰当做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因此他们自己的愿望从一开始就与犹太解放的政治运动密不可分，而且不仅仅是法兰克福的解放运动，而是整个欧洲的。

在这点上，如其他许多方面一样，迈耶·阿姆谢尔对后代的影响是复杂而又持久的。在他死后4天，他的儿子给他们最重要的客户发了一份传单，向他们保证罗斯柴尔德家族生意不会有任何变动：“他永远存在于我们和他的合伙人的记忆中……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深爱的父亲。”这些发自内心的情感在第一缕伤痛消逝过后，并不总是能够付诸实际行动，但是迈耶·阿姆谢尔的儿子们却言出必行。在迈耶·阿姆谢尔死后的数年里，他们一次次履行着父亲的教诲——他的生意格言，他对犹太人解放的看法，最重要的，他留给他们的只允许男性后代经商的训诫。在许多方面，这些描述迈耶·阿姆谢尔的细节——之前历史学家并未注意到——比其他任何信息都更能反映他的性格。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阿姆谢尔1814年10月希望从内森那里获得更好的股票市场信息：“父亲经常说：‘一个银行家必须精于计算，一无所知地进行交易不会有好的结果。’”他在1817年谈到了类似的观点：他们的父亲告诉他们“有一条法则，即犹太人富不过二代。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家庭开支和其他费用没有被算在内，二是因为犹太人的愚蠢”。这些也与迈耶·阿姆谢尔对于内森在记账方面的草率提出的批评有相同之处，其他一些格言则与公司和各国政府的关系有关。这方面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迈耶·阿姆谢尔从自己与威廉的关系中获得的一切。“我从敬爱的父亲那里学到一点，”萨洛蒙1818年对内森说，“他总是说，‘即便在宫廷里拥有让人低头的气势，它所带来的好处也不如（领事或御用银行家的头衔带来的好处多）’。”但是，阿姆谢尔记得，仅仅获得最低等级的头衔，如“御用代理人”还不够。“现在每个人都称自己为‘阁下’。但是，我记得，我们的父亲曾经说过，‘有了钱你就变成了阁下’。”关键的一点是要获得某种财政杠杆。阿姆谢尔对此做了比较好的解释：“最好与处在困难中的政府打交道，而不是一切平稳的政府。这点我们是从父亲那里听来的。”

不仅仅只是几个年长的兄弟以这种方式追忆父亲，1817年3月，詹姆斯提到了一个小提示，他在处理与竞争公司的关系时经常用到这个提示：“父亲常对我说：‘如果你不能让自己受到拥戴，那就让别人畏惧你。’”直到1840年，仍然可以听到卡尔回忆“他的父亲如何经常教导他，当他需要一个资历尚浅或能力不足的人协助自己实施某个项目时，他就会与这个人进行深入交谈，让此人觉得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尽管他可能知道此人对生意所具备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在所有这些生意建议中，经常被提到的可能应该是萨洛蒙最喜欢的那个，即讨好政客的重要性。他在1815年10月写给内森的信中提到了这一点：“你知道，亲爱的内森，父亲经常谈到如何与政府中的某个人保持紧密联系。”这一点在几天后的信件中再次出现：“尽管你记住了父亲的教诲，但你也应该做好准备，尽一切可能与政府中重要的一位人物建立联系。”而且迈耶·阿姆谢尔毫无疑问留给了他们如何讨好这样的政客的建议：“我们的先父教导说，如果一个高级官员与一个犹太人建立了（财务上的）伙伴关系，那么他就属于这个犹太人了。”

兄弟几个对自己犹太身份的认知以及对犹太社区所承担的责任也都受到了他们父亲的影响。有趣的是，萨洛蒙和卡尔似乎都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进行着父亲的犹太解放事业。卡尔在1817年5月这样解释道：“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事情就是为犹太人服务了。我们的父亲这样做了，我们则看到了自己收到的回报是多么的丰厚。”萨洛蒙几个月后也把善举与好运联系在一起，发表了类似的言论，他在写给内森的信中提醒内森要代表欧洲犹太人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将来真正获得幸福，我们必须尽我们的一切力量，为父亲替犹太人谋利的未竟事业争取一个好的结果。”他在随后一年的年初重申了这个观点：

如果任何事都依赖上帝（事实如此），如果我们希望（也确实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幸运，那么，亲爱的内森，（所有犹太人的利益）对你来说，应该处在与生意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我们做的任何事，有哪件比继续他坚持了数年的善举更能显出我们对父亲的尊敬？

但是，在他们父亲所有的建议中，他最后的遗言——保持兄弟间的团结的作用最为重大，而且历经岁月冲刷一直未被淡忘。萨洛蒙有一次曾说：“我们所有的好运都来自父亲临终前一小时带给我们的祝福。”阿姆谢尔同样记得这些祝福：“我记得，他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对我说：‘阿姆谢尔，你们兄弟几个团结在一起，就会变成德国最富有的人。’这几乎已经变成了现实。”这个建议在几个兄弟发生争执时也经常被想起——迈耶·阿姆谢尔死后不久，在艰难的时局中，兄弟几个确实经常吵架。“我们的父亲命令我们和睦相处。”萨洛蒙提醒内森，他说这番话是因为内森尖刻地攻击了卡尔。一周后，他再次提醒内森：“亲爱的内森，我的兄弟，我们的父亲教导我们要和睦相处，否则我们就会失去勇气。让我们和睦相处吧。”20多年后，这一建议被写到了一个新的合伙协议中，这份协议是在内森死后拟定的：

我们希望提供一个证明，证明我们对父亲最神圣记忆的敬畏，他一生中展现出来的各种美德是我们的神圣典范。按照神的指示，在神的帮助下，通过自我约束的坦诚和不知疲倦的勤勉工作，父亲奠定了我们好运的根基。而且，将近40年前，他让他的儿子们变成了他自己生意上的伙伴，他告诉他们，保持团结必然会获得成功，并将兄弟和睦作为神圣的祝福推荐给了他们。

为了遵循他神圣的愿望，也为了遵循我们自己的心愿，我们今天希望，通过这个更新的协议增强我们彼此之间的依靠，并希望以这种焕然一新的兄弟之爱，确保我们家族未来活动的成功。祝愿我们的孩子和后代将来能够得到同样的指引，只要保持长久的团结，罗斯柴尔德家族就会繁荣昌盛，富甲一方……希望他们能够与我们一样，聆听先辈们的神圣训诫，并为后代展现团结、协作的美丽画面。

保持兄弟团结的训诫在协议附录中得到了进一步阐述，它庄严地希望“在将来（与过去一样），我们敬爱的父亲对我们的家族和公司作出的祝愿”应得到履行。他向他们承诺，只要他们“一直保持和睦，相互爱戴”，那么就能“得到神的护佑；事业就能获得成功；我们的家族就能变得富有，我们的名声、荣誉和得到的尊重也将一直持续”。

当然，所有这些都能看到《旧约全书》的影响；而且可以确定的是，在迈耶·阿姆谢尔之前以及之后，许多其他犹太人（或加尔文教徒，Calvinist）也试图将同样的价值观灌输给他们的儿子。而且家庭团结的理念也不仅仅出自《圣经》：希腊历史学家普卢塔克曾讲过一个与西徐亚国王锡卢勒斯的寓言，锡卢勒斯让儿子们明白，一束箭是无法折断的，但是一支箭却能轻易折断。罗斯柴尔德家族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点就是，几个儿子对父亲的教诲是如此遵从。这也是根茨为1827年出版的大百科全书撰写的文章中提出的一个观点。他认为，罗斯柴尔德指导方针的第一方针是：

强制5兄弟在一个不可分割的利益团体中开展他们的联合业务。这是他们的父亲在临终前留给他们的准则。他死后，任何动议，无论是谁提出来的，都将经过集体讨论；任何业务，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生意，也必须按照一致同意的计划共同实施；业务带来的成果由5人平均分配。

根茨在他的文章开头，实际上已经提到了迈耶·阿姆谢尔给儿子的最后训诫是保持“牢不可破的团结”。“一个父亲的遗言被用心地付诸行动并且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他观察到，“这是这个家族的一大特色，它所有的成员在他们生命每个重要的阶段，在衡量每宗交易时都会想到他们父亲的影子；提醒自己——通常是逐字逐句地——牢记他的教诲。”在1836年的版本中，百科全书条目甚至称，几兄弟“如此虔诚地敬畏他们的父亲，以至于他们处理所有重要生意时，都会想起父亲的处理方式，实际上，内森经常在父亲的原则基础上决断有疑虑的生意”。

如果这只是普通的行为，那就不值得书写，但它们显然不是。即使到了1841年，在迈耶·阿姆谢尔死后近30年，他的长子阿姆谢尔仍然动容地提醒所有其他的合伙人——甚至包括那些从未见过祖父的人——必须留心团结与成功之间的所有重要联系：

团结是我们敬爱的父亲在最后的遗言中，命令我必须将其作为第一条，也是最神圣的职责——我们的父亲，拥有无比的真诚，深邃的洞察力以及圣人般的经历、智慧以及虔诚的习惯。我坚信，我肯定你们也会坚信，在神的祝福下，我们的财富以及在社会中的高贵地位，主要归功于团结的精神以及与所有伙伴、银行和机构的合作。因此，我最衷心地要求你们，我挚爱的兄弟和侄子们，能够向你们的后代传递团结和协作的传统，这样今天的这种团结合作精神就能够长久地存在。做到这一点，不仅有益于你们自己，同时也能庇佑你们的后代。它能够防止我们的生意遭到分裂，也能够阻止别人从我们的努力、我们的知识以及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经验中获利。因此，我要求你们为了确保团结，无论什么时候对于任何可能导致交恶的观点，都不要立刻作出决定，要过几天，等心平气和的时候再作决定，这样可以避免草率举措的出现。愿罗斯柴尔德家族中的团结、协作、同情和相互信任能够永久持续下去。

1812~1841年间，阿姆谢尔和他的弟弟们许多次几乎走到了打破兄弟团结的边缘，但是他们最后总是能及时醒悟，这一点我们在下面的章节中将会看到。即便在父亲死后30多年，他们仍然记得他临终前的教诲，这也是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家长式权威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