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富足感因素的神话

你现在比4年前更富裕了吗？

——罗纳德·里根，1980年

经济态势和政府能否取得民心存在因果关系，这已成为现代政治中的一条公理。简单地说，经济表现直接影响着现任政府竞选的成败。这种新的经济决定论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克林顿总统虽然在他的绯闻官司中作伪证并妨碍司法公正，却没受到弹劾。到1999年2月，多数美国人认为克林顿确实犯有被指控的行为，但只有少数人希望他辞去总统职务。根据罗伯特·伯德参议员和其他评论家的说法，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当经济处于强劲增长态势时……没有哪个总统会被解职。当民众表达民意时，他们是根据自己的钱包来投票的”。

《金融时报》记者指出，这就是克林顿总统和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之间的区别，后者于1974年8月被迫离开白宫。在尼克松下台前的一年半时间里，“他的支持率从60%左右降至30%不到……在那期间，生产发展速度为二战以来最低，失业人口上涨了100万，通货膨胀翻了一番……华尔街股市跌幅达到1/3”。而克林顿的支持率却从40%的低谷（在1994年肯尼思·斯塔尔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之时），上升到1999年底的70%以上，此时距莫妮卡·莱温斯基绯闻事件仅有一年。《金融时报》记者指出，这是因为“自莱温斯基事件曝光以来……美国增添了300万个就业机会，失业率降至40年来最低水平，美国经济处于十多年来最强劲的发展态势。在华尔街，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5个百分点”。

初看，图20似乎证实了这一分析。换言之，克林顿在1992年的竞选口号“经济决定一切，笨蛋”似乎在他的任期中得到了印证。

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以收盘点位计，支持率根据受访者对“你是否赞同克林顿处理总统事务的方式”作出的回答统计得出。

图20 克林顿总统的支持率与道琼斯指数

你比4年前更富裕了吗？

在美国政治中，以经济为导向的观念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即已出现。1980年，在吉米·卡特的一次电视辩论中，罗纳德·里根曾说过：“当你在作出（投票）决定的那一刻，你不妨自问，你是否比4年前更富裕了……我们国家的失业人口比4年前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英国政客们长期以来也是经济决定论者。事实上，经济状况能够决定政府竞选的成败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皮尔首相认为政府影响经济的能力是有限的。格拉德斯通也继承了这一观点。托利党的自由派施政纲领中有这么一条“公共经济即为公共美德”，它认为政府的目标就是削减税收，如果可能的话，也要降低国家债务。19世纪40年代对辉格党经济政策的攻击都集中在它的财政政策上，人们要求限制预算，但对经济增长却没有要求。但在19世纪70年代，这种观点出现了变化。迪斯雷利1872年在水晶宫的演说中提到，保守党的“历史职责”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政府应采取怎样的措施来促进经济增长仍不得而知。在实践中，迪斯雷利倾向于依靠预算，试图通过税收减免来取媚某些利益集团，而不是提高综合生产。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佐证了俾斯麦在1878年的一番话：“经济事项在国内事务中日益突出，成为首要问题……政党可以作为某些利益集团形象鲜明的代表，这些集团可以为政党提供支持，并要求政党实施符合集团利益的政策。”无论是自由党还是保守党，它们“与之前相比，都将被迫在经济问题上采取某一立场，并在利益集团的压力下履行职责”。典型例子是，格拉德斯通在1874年竞选失败后抱怨道：自己“被杜松子酒和啤酒的洪流冲倒了”，这是酿酒商和酒吧业主反对他改革麦芽税的后果。历史再次重演，1880年自由党的竞选获胜，有些人认为这是由于托利党那不得人心并终被废止的法案，即将自来水厂收归公有。因此人们乐此不疲地开着这么一个玩笑：“托利党被啤酒冲上台，又被自来水冲下台。”

在1880年的竞选中，人们第一次将综合经济差强人意的表现归咎到现任政府头上。在曼彻斯特印制的一份名为“事实就是铁证”的自由党传单中，罗列了“格拉德斯通上台时”和“身退时”索尔福德济贫院院内、院外接受救济金的人数，并与“洛德·比肯斯菲尔德勋爵上台时”和“1880年1月1日”的数据进行比较。这份传单最后讽刺地总结道：“托利党执政时期，横征暴敛、贸易委靡，如果你还没受够这一切的话，就投托利党的票吧。”迪斯雷利自己也颇为这些言论打动，他曾对索尔兹伯里说：“时局艰难是我们的死敌，也是我们遭到口诛笔伐最终倒台的原因。”

如果有人能够为“艰难时局”开出一剂政府良方，那它可能会揭开政治经济学的序幕。事实上，不少人为此做过尝试。19世纪80年代，许多自由党人怀疑伦道夫·丘吉尔的“保守党的民主制度”只是为了达到竞选目的而对经济进行操纵的工具。1883年自由党杂志《真理》对丘吉尔的做法作出尖刻的讽刺：

“在这位贵族父权式的统治下……我们这些低微的民众将被给予较好的住房、一份义务全民保险计划、公共用地、公园、博物馆、图书馆和济贫院，以此作为政治权利的回报……这种托利党民主体制的目的是为了置自由党于少数党地位，它便可见缝插针地上台执政，从而尽其所能地攫取公共利益。”

丘吉尔自己辩驳道：“除了保护并提高人民的物质利益，别无其他动机”。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后来因为经济问题和削减开支问题，辞去了财务大臣的职务，而1893年格拉德斯通也由于同样的问题被迫请辞。另一位后维多利亚时期以经济为导向的政治家是约瑟夫·张伯伦，他曾在1892年说道：“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问题是……关于广大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社会问题。”可是他仍囿于旧的意识形态，他提出的“帝国偏好”和“关税改革”虽然套用宏观经济学术语可称之为刺激就业的手段，但在许多选民看来，这也仅仅是1846年前保守党贸易保护主义的回归。当自由党重新启用贸易自由主义针锋相对的宣传口号“你的食物将更贵”，并将他们的“大面包”和统一党的“小面包”并置于选民面前时，他们在1906年大获全胜。

格拉德斯通的自由贸易、稳健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正统观点是如此具有生命力，在经历了一战时期大规模的财政扩张后，它再次成为主导思想。贸易保护主义和一战前一样，在投票中再度失利。之后继任的政府，直至1929年的工党政府，即便面对持续的高失业率，也只是延续旧的治理方法：低关税、高利率以及平衡预算。1930年，随着全球经济衰退的加剧，温斯顿·丘吉尔提出：“现在不是一派政党与另一派政党相斗的时候，也不是一帮政治家嘲笑另一帮政治家的时候。现在要求我们几代政府前赴后继地共同面对经济问题，而其成败将决定对我们的评判。”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直到金本位和自由贸易被中止，反周期的经济政策才最终成为可能，这未曾预料到的和传统格拉德斯通主义的脱离，促成了联合政府的成立，它在1945年前有效地抑制了党派间的公开纷争。

战后，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管理模式展开了对权力的角逐：一种是工党温和的社会主义，它倡导特定行业的国有化，并提供普遍的福利；另一种是保守党的、大众化了的凯恩斯主义。对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许多选民而言，前者意味着清贫的生活，是战时管制的延续。保守党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对此作出应对政策，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念得到第一次公开应用，他们向选民兜售自己的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成为政治工具，用来博取选民的支持。他们把“智者”巴特勒1953年的预算看做是后来在南森德兰递补选举中获胜的关键因素（这是30年来政府对反对党的第一次胜利）。或许没有哪个政治家像哈罗德·麦克米伦那样深受凯恩斯《通论》的影响，或者说是深受罗伊·哈罗德大众版通论的影响。麦克米伦认为温和的通货膨胀和低失业率是保守党获胜的基础。他在1957年7月与贝德福德的保守党人著名的谈话中说道：“大多数英国人从没过过这样的好日子。”两年后，保守党的选举口号是“保守党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不要让工党毁了它。”当自由党在1962年3月奥平顿的递补选举中获胜时，麦克米伦把它归咎为自己财政部长的经济政策不当。

工党也很快采用了相同的操作模式。哈罗德·威尔逊就对新的失业数字和两次递补选举在时间上的重合表示担忧，他认为前者会影响后者。1968年，他曾对《金融时报》说：“以往的政治历史表明，政府的地位以及在大选中让选民对其保持信心的能力，都依赖于它的经济政策的成功。”

因此到20世纪70年代，认为政府的支持率取决于经济表现、经济政策可以并且应该被用来维持选民的支持这一观点几乎成了公理。1975年7月，巴巴拉·卡斯尔沮丧地总结道：“3%的失业率可能会持续到1978~1979年，这为托利党获胜制造了良机，他们将乘机攫取我们以自我牺牲换来的成果。”两年后，当威尔逊的继任吉姆·卡拉汉开始为选举做准备时，约翰·西尔金在契克斯别墅的部长会议上说道：“人们投票给工党是出于希望，我们的问题在于缺乏信心。我们必须想办法降低失业率。”卡拉汉在总结发言中说：“要取得竞选胜利，我们应做好计划……工资收入对人民来说很重要，我们应考虑为人民的标准生活水平提供保障，充分就业是关键。”

这一时期政治家们对经济的操纵在托尼·本的日记中有充分体现。1977年9月13日，本“去见吉姆”：

“你对选举日期有什么看法？”他问。

“越晚越好。”

我们谈论了增加货币投入的规模和时间，我建议我们要秘密地增加货币投入。“我们没必要公开它。你说你不想制造选举前的繁荣，我们为什么不提早做呢？比如提高退休金，在补助发放上宽松一点，再推动一下公共部门，尤其是公共医疗。”

1978年9月，卡拉汉在结束内阁会议时说：“不要忘记，人民口袋里有钱，政府才好运作。那么我们该怎么做？”

撒切尔时期的保守党人虽然在其他方面与他们的前辈鲜有共同之处，但在经济问题上，他们都坚信经济是政治成功的关键。从1979年的“工党无用”到1992年的“工党的税收炸弹”，经济问题始终是保守党竞选时的核心议题。按照莫里斯·萨奇的话来说：“保守党在竞选中始终关注经济问题……保守党在处理经济事项时方法更实际、更精明……他们懂得如何照看好你的财富，这方面工党有所不及。”撒切尔和她的顾问们“在对社会主义进行批判时，把经济作为核心议题”。

1979年保守党竞选时对失业率的强调很快成了一把双刃剑，在杰弗里·豪刚推出通货紧缩的财政政策后，失业人口飙升到320万人，这个数字是保守党上台时的2.5倍。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回忆录中，用纯粹的经济学语言解释了她早期不受欢迎的原因：

形势……非常严峻。通货膨胀率始终盘踞在11%~12%，利率高达16%。更糟的是，失业率不断攀升。1982年1月失业人口会达到300万人成为头条新闻，1981年秋我们就看到这已经不可逆转了。因此大多数人都无法相信经济衰退就快结束了……在党务会议前夕，我被媒体描述成“自选举以来最不受欢迎的首相”。

虽然福克兰群岛之战的胜利意义重大，但撒切尔仍坚定地认为1983年选举的结果将最终取决于经济。同样，1987年大选临近时，她把经济复苏视为抚愈政治创伤（如韦斯特兰事件造成的政治创伤）的一剂良方，“我们的政策带来低通货膨胀下的高经济增长、提高了生活水平……失业率得到稳步下降”。1986年保守党大会恰逢“繁荣迹象明显，失业率下降显著”，这“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士气……为我们下次竞选获胜开辟了良好局面”。

奈杰尔·劳森于1983~1989年担任撒切尔的财政部长，他在回忆录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也认为保守党在1983年获胜，经济因素所起的作用与福克兰群岛之战的胜利同样重要。“政府命运的转机出现在1981年最后几个月，经济复苏的迹象开始显现……经济迅速回暖，失业率大幅下降……有人因此提出应提前举行大选。”由于担心通货膨胀会在秋天再次回升，劳森的前任支持提前举行大选。而劳森和其他部长认为“不管何时举行大选，我们都能获胜。而经济复苏势态良好、通货膨胀率维持在较低水平时，我们更有取胜的把握”。劳森将他回忆录中1987年大选那章的标题就定为“立足经济获得大选胜利”。

撒切尔时期的其他大臣也认同这样的观点：他们能够上台执政主要归因于经济。诺曼·特比特在解释卡拉汉政府竞选失败原因时，主要也是从经济角度进行分析，他建议1983年提前举行大选，也完全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到10月份，通货膨胀率可能会从仲夏时的较低水平开始回升，失业率也会开始季节性地增长”。那年4月“通货膨胀率达到15年来最低”，这促使特比特要求6月份举行大选。在筹划1987年保守党竞选时，他认为“应尽早扫除诸如失业率等不利因素，并最终体现出我们的强项——经济、税收和国防”。他所提到的4个竞选关键因素中有3个与经济相关。诺曼·福勒也把1987年大选看做是基于经济上的胜利：“我们之所以能够赢得大选，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带来低通货膨胀率，良好的经济增长、税收的降低、住房条件的改善……许多人感到富裕了，他们担心工党会中断这一切。”而肯尼思·贝克则把1989年春政府的困境归结为经济困难带来的后果：“利率高、出现贸易逆差、民心开始背离。”到该年夏天，“经济开始步入衰退期，出现收支逆差，失业率开始上升，高利率使得我们大批支持者倒戈”。撒切尔的大臣中，最极端的经济决定论者当属尼古拉斯·里德利。里德利认为，不仅撒切尔的上台执政要归因于经济，经济这把双刃剑也导致她下台。

1989年秋的民意调查中，她的支持率非常低……托利党最核心的竞选资本就是他们被视为最善于管理经济的政党，而这一点突然间遭到了质疑。历史上，利率的高低与政府支持率的高低有直接联系。从长期看，利率越高，政府在民意调查中支持率就越低，反之亦然。

经济决定论的一个问题

然而上述那些政治家们如果目睹了1997年5月的大选，他们便无法用经济决定论来解释大选结果了。工党在这次大选中取得全面胜利，标志着经济和政治支持率之间存在关系的传统观点彻底瓦解。保守党宣言的第一章标题是“生活水准翻一番”，它的竞选口号“英国正在繁荣”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的：即经济繁荣会使选民再次投票给他们。英国的确在繁荣，自1992年4月上次大选以来，银行的基准利率从10.5%下降到6%，通货膨胀率从9.5%降至7.2%，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上升了15.8%，平均经济增长率为稳健的2.4%。更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的选民知道经济发展良好，选举前一周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近一半的选民认同“政府为英国经济的复苏打下坚固基础”，但对保守党来说，不幸的是被调查的人中只有1/5的人认为保守党有资格获胜。虽然保守党成功地把工党自1994年12月以来的领先差距在选举前大大缩小了，但他们的得票率仍下降了近11%，并在众议院的席位减少了170个。前副首相迈克尔·赫塞尔廷在1999年2月说：“经济衰退……摧垮了政府。”但梅杰政府的下台绝不是因为经济衰退。

于是，经济评论家们开始修改自己的分析模型以便与事实相符。按财政研究院的说法，尽管1992年以来收入增长是事实，但其增长幅度不如前几届政府。1991~1996年，普通的拥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其税收实际收入每年增长756英镑，但1983~1987年，相应数字是它的2.5倍，1987~1992年更是达到了3倍。简言之，1997年“让人们感到富裕的动力不足”。记者威尔·赫顿认为1992年以来，经济“成功”是表面的，“在经济的深层表现中”没有发生任何改观，而选民意识到了这点。第三种理论是，人们没有原谅保守党在经济管理上的失误，它导致了1990年的经济衰退和1992年英镑脱离欧洲汇率机制。这一理论也是保守党竞选的主策划人提出来的：

1997年选举失利和此前的四次选举胜利相比，只有一件事改变了。在“英国陷入经济困境时，哪个党派在管理经济上有最佳办法？”在这一基本问题上，我们被扣去了40分，从+20变为–20。在胜利和失败之间，唯一发生变化的是人们对政党的相对经济管理能力的看法出现了反转。

本章会阐述这个观点，即从长期来看，经济因素对选举结果所起的作用不大（至少英国的例子是这样的）。事实上，只在较短的时期内，即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盛行的20世纪60年代，经济和选举结果的关系较为贴近于“富足感”理论所指的关系。在其他时期，经济和政治胜利之间很少有稳定的联系。这有两方面原因。第一，试图操纵经济周期的政治构想通常会带来无法预测的负面后果：20世纪70年代表现得尤为明显，以刺激就业为目的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被指责为引发了通货膨胀。第二，选民不是简单地在经济增长时就奖励现任政府，经济衰退时就施以惩罚，选民面对经济变化时的反应更为复杂。

英国的实例

为了对经济在英国政治上的作用有个长远整体的认识，我们有必要追溯到1832年12月，《改革法案》后的第一次大选。如表11所示，政府的组建与解散并非总是由大选决定。1832年以来约有51届政府，如果把每次选举都当做换届的话，得到的数字会略高于51，如果只计算首相更迭，得到的数字会略低于51。在此期间共有41次大选。在我们列出的50次政府更迭中，只有18次被认为是选举失败的结果。有22次现任政府赢得了选举（另两次的选举结果比较反常：保守党在1852年选举中失利，但在几个月后才最后下台；而1885年11月的选举是平局，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获得权力制衡，这在某种意义上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胜利）。其他政府更迭的原因在表中列出。

表11 政府更迭或首相变更的原因（1832~1997年）

从中可以看出，经济原因直接导致政府更迭的情况只有4次：皮尔因为在1846年要废除《谷物法案》而下台（严格地说，他是在《爱尔兰强制法案》上被击败的）；德比政府在1852年因为预算问题下台；阿瑟·鲍尔弗政府因为1905年的关税改革而下台；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因为在1931年削减失业福利而下台。与之相比，它与爱尔兰问题在导致政府更迭上所起的作用相当，而外交政策和国防问题更容易造成政府更迭（共带来9次政府更迭）。有11次首相的变更是由于健康原因，但没有一次引发执政党派别的改变。

那么长期来看，对经济因素在选举中发挥的作用有没有更精确的描述呢？表12提供了一些确凿的数据，描述了自1922年以来英国经济因素在选举上发挥的作用。在1945年以前没有出现民意调查的阶段，我们可以观察选举前执政党在两次选举之间得票率的上升或下降的变化，然后把它与同时段两项重要的经济指标，即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变化进行对比。数据表明，在20世纪的英国，经济成功和政治成功之间基本没有关联。在21次选举中，只有10次出现了通货膨胀率上升和政府得票率下降同时发生的情况。在失业率上（假设失业率上升会导致支持率下降），这样的情况有9次。简单的相关性分析显示政府的支持率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负相关，这意味着如果政府降低通货膨胀率的话，政府的状况可能有所改善。然而回归分析显示这具有欺骗性。统计分析显示唯一存在明显相关性的是政府的支持率和失业率这两项数据。

表12 英国经济指标和选举结果（1918~1997年），与上次选举时各项数据相比其增减幅度（%）

从这些数字中，我们还可以得出另一项与我们直觉相悖的推论。重大的政府失利总发生在经济相对繁荣的时候，至少在以下几次选举中出现了这样的情况：1923年12月、1929年5月、1997年5月。1906年的选举也同样如此，那次选举中自由党的完胜和1997年工党的胜利非常相似。虽然在那次选举中，经济政策问题在影响选举结果上起了一定作用（这里指保守党在关税改革上的内部分歧）但当时经济状况良好：自1904年起失业率持续下降、出口额自上次选举以来大幅增长。相反，几次政府取得连任都发生在经济恶化时期，战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1931年10月，当时是经济萧条最为严重的时期。1922年4月政府取得连任也发生在经济衰退期，而（如果“人们感觉更富裕”理论起决定性作用的话）这本应是工党趁势获胜的机会。

注：分析中的各项指数定义如下：

政府领先：民意调查假设明天举行选举，受访者中会投票给执政党的人数比例减去会投票给主要反对党的人数比例。

通货膨胀率数据：本年零售价格指数与上一年相比的百分比变化。

失业率数据（根据定义，1971年之后以领取失业金的人数计算）未作出季节性调整。

图21 政府领先百分比和“困苦指数”（1948~2000年）

我们可以利用每月的民意调查结果、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这些数据，对1945年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图21把民意调查中政府的领先百分比与“困苦指数”（即将当前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简单相加）进行了对比。从表面上看，两者的关系如“富足感”模型所预测，呈现出负相关的迹象，即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上升会致使政府支持率下滑。1951年“困苦指数”急剧上升，阿特利政府的支持率下降，并导致它在10月的大选中失败。随后困苦指数走低，恰逢保守党在1955年夏和1960年秋人气高涨。1962年5月困苦指数上升到7以上，这也伴随着保守党领先地位的下挫。但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这种相关性便不太明显了。1966年7月14日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威尔逊对一次民意调查结果发表评论，在这次民意调查中工党领先保守党16个百分点，威尔逊说：“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似乎我们的政策越不得人心，我们的支持率就越高。”然而，在这之后政府的支持率便急泻而下，而支持率下降的幅度远远超过困苦指数上升的幅度。1974~1977年，政府支持率大幅下滑似乎也可以从经济角度来解释。但1980年和1981年，高困苦指数对撒切尔政府的影响就小得多。自此之后，政府支持率的变化基本不再受困苦指数的影响。

如果用更精细的统计方法来分别分析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利率对政治的影响，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经济因素影响力下降的趋势（见附录B）。当然如图21所示，经济因素的影响力在初期是存在的。20世纪50年代保守党执政时期，失业率每上升1%，政府支持率便下降5%。通货膨胀率和利率的上升虽然破坏力较小，但同样也具有负面作用。对于第一届威尔逊政府而言，失业率上升导致的后果更为严重，失业率每上升1%可使政府支持率下滑近10%。利率上升也与政府支持率下降相关，而高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力较弱。有趣的是希思执政时期，数据的相关性与之前保守党执政时期非常相似。而1974~1979年，威尔逊和卡拉汉执政时期的情形也与之前的工党政府时期很接近，失业率通常伴随着较大幅度的支持率下滑。

然而，也只有失业率这一经济因素与威尔逊–卡拉汉政府的支持率在统计上呈现较明显的相关性。事实上，之后几届政府的支持率也只与三项经济指标中的一项相关：对保守党而言是利率，对于工党是失业率。这或许意味着撒切尔夫人已成功地把公众对失业率的关注转移开，在1979~1992年，失业率与政府支持率的相关性并不明显。另一点也让人颇感意外，虽然撒切尔政府积极倡导反通货膨胀，但通货膨胀率与政府支持率的相关性也不强。但是，里德利“定律”似乎仍然适用，即利率越高政府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就越低：在撒切尔执政期间，基础利率每上涨1%，便伴随着政府支持率下降3%。

1997年大选之前的这段时期情况如何呢？从约翰·梅杰要不惜代价地保证物价稳定的承诺中，我们就可以得知1992~1997年通货膨胀率和政府支持率之间存在非常强的负相关性。但是1992~1997年有一点颇让人感到意外：利率和政府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呈正相关。英格兰银行基础利率每上升1%，政府的支持率便上升8%；或者准确地说，1992年9月之后，利率的下降伴随着政府支持率的滑坡。保守党所信奉的“感觉富有”模型恰恰与现实相反，这也注定了保守党的失败。更令人费解的是，1997年后失业率和政府支持率也呈现为正相关，表现为当失业率下降时，布莱尔政府的支持率也出现下降，这是现代工党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

政治商业周期

有两种方法可以解释为什么选举结果并不取决于经济，或者说至少不总是取决于经济。一种解释是，政治家缺少成功操控经济的技巧。

在1957年出版的《民主的经济理论》一书中，安东尼·唐斯认为，“政党是为赢得选举而制定政策，而不是为制定政策而赢得选举”；而一旦当选，“民主政府会理性行事，以获取最大的政治支持”。这一论断成为威廉·诺德豪斯“政治商业周期”理论的基础，这一理论认为政府会操控经济，使得经济周期在下次大选前达到波峰。从本的日记以及其他我们引用过的数据源来看，政府的确试图这么操作过。对于这样的行为也有现实数据作为明证。至少在有些国家，比如美国、德国和新西兰，失业率似乎遵循着政治周期，它在政府执政的前两年上升，后两年下降。我们看到英国的数据似乎没有呈现出相同的模式。但是通过稍稍不同的方式我们就能看出，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2/3的选举中，选举前一年可支配收入的增幅高于平均增幅。

通过扩张性政策来降低失业率带来的麻烦是，这会引发高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当政治家越来越频繁地给经济注资，菲利普曲线（反映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相关性的曲线）会变得陡直起来。许多评论家得出的结论是政治周期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因为这会提高“对政治的过度期望”，塞缪尔·布里坦说。彼得·杰伊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写道，“政治经济危机”似乎即将来临。在英国和美国，这种危机表现为撒切尔和里根政府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反冲力。

由于20世纪70年代后政治出现两极分化，政治商业周期理论也不免要针对党派特征进行修正。不同的党派有不同的政策偏好。左翼政党因为其劳工阶层成分而更关注失业率问题，而保守党因为代表着食利阶层的利益，故而更关注通货膨胀率。1997年，一份具有深远影响的研究显示，平均而言，战后英国在保守党执政期间的失业率要高于工党执政期间。同样，相比共和党，民主党更倾向于促进低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的政策。因此许多国家保守党执政时，一旦发现通货膨胀在政治上弊大于利，就会对它进行调控。20世纪80年代英国人一直抱怨，一些政治家的回忆录也证实，保守党执政时总是以利率变动造成的政治影响为前提，适时地对利率进行调整。在1983~1987年，面对宽松货币政策所招致的不满，保守党“为了影响民意，确实调控过货币供应量”。对于保守党几次适时地大规模增加公共开支行为，有理论解释为保守党要（通过减税）提高财政赤字，目的是为了制约与之竞争的左翼政党，如果他们上台的话，将被迫限制甚至削减预算其他方面的公共开支。

然而，一旦选民看穿了政客们的意图的话，这种对名义经济指标所做的政治修补可能不会带来多少实质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商业周期就只能表现在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上，而无法体现在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这些数字上。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有成员国的比较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因此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因素在政治上影响力的下降可以解释为人们认识到无论哪个政府，它的政策总会产生新的经济问题，幻象因此破灭。换言之，一个政府越想集中解决某个经济变量的问题，这个经济变量和支持率之间的关系就越淡化，因为其他经济问题会随之产生。这也是著名的古德哈特定律的变形，即仅依据一个经济变量来制定政策的行为不利于该政策达到预期效果。

然而，对于政治商业周期效应的消失或减弱还有另一种解释，这与选举方程式中另一个更复杂的变量有关，即选民。

投票函数

政治学家赫尔穆特·诺尔波特曾写道：“几乎在任何地方，经济都如同一条纽带将选民与政府像连体婴儿一般紧紧绑在一起……投经济票的观念在民主社会的公民头脑中已根深蒂固。”然而事实证明，这一过程错综复杂并时有意外发生。事实上，对民主社会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认为经济和支持率直接相关的简单观念应被抛弃。

诺尔波特所使用的数据范围包括38个国家，但他只对最近选举中执政党的得票率做了分析，在（用简单的回归分析）比较了执政党的得票率和选举前后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后，他发现“选举年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执政党的得票率即会上升1.5%”。另一项研究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欧洲和美国也有类似的“投经济票”现象。然而，帕尔达姆在1991年对17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40年来“投票函数”的调查发现，执政党的得票率和各项经济指标（失业率、物价上涨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只有表面的相关性。如果用更为严格的统计方法来检验，即使把政府的政治派别、党派数量、国家规模这些因素都考虑进来，这些相关性也会变得非常弱。只有做出以下调整：执政党对经济表现应负责任的程度不同（考虑到政治制度不同），并且考察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相对值而不是绝对值，经济和选举之间的明显相关性才会体现出来。

对某些国家更为详尽的调查研究（需要强调的是调查研究大量集中在美国），对经济和投票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8个问题：

1. 选民在意通货膨胀率、失业率或其他经济衡量指标吗？

2. 选民是被个人利益驱动，还是会考虑共同利益？

3. 选民会因为对党派存有看法而影响他对经济的评判吗？

4. 选民会因为自身所处的阶层而对经济产生不同的看法吗？

5. 选民的行为是不对等的吗，即他们会重罚轻赏吗？

6. 选民依据的是历史还是预期？

7. 选民是短视的还是理性的？

8. “富足感”，即繁荣的主观感受，比起真实的生活改善，哪个更重要?

以下段落总结了政治学家给出的主要分析结果。

1. 经济指标。对大量国家的分别研究表明，各项经济指标对于选民的重要性在不同国家有很大不同。比如，一项针对1896~1964年美国议会选举的研究发现，选举结果与实际收入变化的相关性较为明显，和价格呈负相关但相关程度稍弱，而和失业率没有实质联系。在分析了20世纪美国总统选举后，雷·费尔发现选举前一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和失业率的变化对于选举至关重要。准确地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每上升1%，现任政府的得票率将会上升1.2%，而同幅度的失业率上涨会导致得票率下降2.3%。2000年竞选时，对于戈尔的支持者来说这一基于经济增长的模型是一个巨大的鼓励（当时戈尔在选票上落后）。

在英国，人们关注更多的是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发表于1970年的一份关于英国选举的研究发现，这两项经济指标对战后英国政府的支持率都有影响（同时要将以下因素考虑进来：失业率变化带来的影响有6个月的滞后期、新政府当选后的“极度喜悦”、转而支持选举前的在任政府）。之后对撒切尔政府执政时期的数据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然而，也有其他分析人士认为在这段时期，相比失业率，通货膨胀率是更为重要的经济指标。历史记录显示，人们的关注点在转变。吉姆·卡拉汉不再认同托尼·本所提出的选举获胜的关键在于“充分就业”这一观点，标志着1977年9月经济大环境发生了转变。

“坦率地说，”吉姆说道，“我不知道怎么办。失业率非常重要么？我记得1935年大选时失业人口为300万，但工党仍然败北。”

本：“但是1945年大选时，失业率是竞选的核心问题。”

“事实是，”卡拉汉说，“通货膨胀率会影响所有人，而失业率只影响少数人。”

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卡拉汉开始怀疑选举前“给经济注资”的功效。当时的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也赞同这一点。1978年9月14日，希利对他的内阁同事讲：“在民意测验中，失业问题之所以在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中排在第一，完全是因为现在物价稳定。如果物价开始上涨，通货膨胀问题将重新回到第一的位置。”

公众对通货膨胀率关注程度的提高，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比起其他欧洲国家来采取的反通货膨胀政策更为激烈。1971~1986年的联邦德国在说服选民改投政党时，失业率比通货膨胀率更为重要。1978~1987年的法国，这两项指标与执政党的支持率都有关系。但是这些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率都没达到英国的水平。1975年8月英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27%的峰值。与此同时，法国的通货膨胀率仅为11%，而德国则低于6%。另一方面，英国的保守党还必须努力维护反通货膨胀政策，这一政策的主要负面作用是致使失业率翻一倍。撒切尔后来回忆她第一届任期时写道：“通货膨胀率从20%下降到4%，这是13年来的最低水平，（1983年）大选临近的时候，反通货膨胀成功是我们最具吸引力的唯一成就……然而它带来污点当然是失业率，当时的失业人口高于300万。我们要在竞选中向公众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并且我们正为此采取哪些行动，这是至关重要的。”奈杰尔·劳森同样把1983年的选举看做是对“失业率的上升对执政党即意味着灾难”这一传统观念的颠覆。他认为，到这个时候失业率已不再是衡量“富足感”的好指标了，“为了解决几十年来人浮于事的问题而引发的失业，在经济状况明显改善、在职者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下，与以往的失业是完全不同的”。

虽然对“投票函数”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实际收入、通货膨胀和失业率这些指标上，但该函数也存在着其他变量。税收政策值得更多的关注，乔治·布什在1998年8月就曾做过臭名昭著的许诺：“相信我，不再会有新的税收了。”近年来这种承诺在竞选中变得相当重要。贸易政策对竞选也起着重要作用（如同在19世纪），1988年加拿大大选前夕，由于自由党拖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通过，导致大批选民改旗易帜。另外也有证据显示20世纪80年代的私有化为英国保守党赢得了不少选民。事实上，特定指标对政治的影响力会随时间而改变（也会随地点而改变），比如在美国，家庭收入与政府支持率的相关性在20世纪50年代很强，60年代减弱，但到70年代再次加强。正是由于这种不稳定性，使得“富足感”模型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英国变得不那么可靠了。

2. 个人利益还是共同利益？对美国的调查研究表明，选民在作投票决定时更易受整体经济状况的影响，而不是考虑其个人的经济状况。这意味着选民的行为是“社会型的”，或者可能是“利他型的”。这种现象也可以解释为，“自立”的美国人不愿把个人财富状况归咎于政府。比如1984年，只有约5%的美国选民把他们个人经济状况的改变归咎于政府的税收政策。然而，要区分投票决定是受个人经济状况影响还是受整体经济状况影响还是比较困难的，仍有许多预测家把“比起一年前，你是更富有了还是更贫困了”这个问题，看做是衡量选民投票意愿的好指标。

3. 不对称的党派预期。一个更为复杂的因素是，选民对不同的政党有不同的经济预期。他们认为右翼政党会带来低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而左翼政党会带来低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假如不存在其他原因的话，这似乎能够解释为什么选民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失业率上升的时候，没有抛弃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就需要对上述描述做重大修正：比如1979年，英国选民认为工党比保守党更擅长应对通货膨胀，并且民意调查显示通货膨胀是当时选举的重要议题，可是工党还是失利了。此外，在随后的3年中，失业率上升，选民们没有转向工党，而是转向了新的社会民主党。

4. 阶级投票。我们之前的论述都是将选民当成无差别的同质群体。但政治学家们长久以来都在论证，选民的经济偏好在某种程度上是随其所属的阶级而变化的。英国的政治评论家认为，社会阶级和党派拥护之间的密切性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顶峰后已开始减弱。早期“富足感”理论的支持者，比如安东尼·克罗斯兰，就深受这个观点的影响。他们认为当选民放弃旧的阶级归属意识时，就会追随任何一个政党，只要这个政党能够带来低物价和高就业。近来还有人认为，阶级已经被其他社会特征所取代，在如今，种族和宗教更为重要（尽管影响投票行为的一些“新”决定因素，比如所属行会、屋主身份，仍很难脱离阶层范畴）。这就为为什么20世纪50、60年代经济与政治存在较强的相关性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即它与当时选民阶级归属感较强有关，而20世纪70年代后，阶级意识的消除也削弱了宏观经济指标在政治上的影响力。然而，如今仍有人认为阶层意识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用个粗略的衡量方法，比如“奥尔福德指数”，这个指数是衡量投票给工党的手工业者和非手工业者的比率的差异，那么它会显示出阶层的政治归属意识已经淡化。但是用更精准的方法（比如把手工业者占总人口比例下降的因素考虑进来），那它会显示出阶层的政治归属感依旧存在。大量研究表明即便是在近期，相比其他阶层，失业率的上升更容易引发工人阶层对左翼政党的支持。

5. 不知感恩。一些政治学家认为选民的行为是不对称的，奖少罚多，即对经济表现不良的政治家的惩罚多于对经济表现良好的政治家的奖励。比如1963年和1964年，在被调查的英国选民中，那些认为经济状况在过去一年中恶化的选民，相比那些认为经济状况有所改善的选民，有两倍的可能性要对政府作出回应。自1951年保守党执政以来，经济增长迅猛，应该可以肯定的是经济状况恶化的个人仅占少数，但1960年开始，政府的支持率却开始急转直下，哈罗德·麦克米伦对此臆断道：“可能经历了10年前所未有的繁荣后，人们厌倦了。”从选民的不对称行为角度说，这些从来没有如此富足过的大多数人比起那些要惩罚政府的少数经济失利者，似乎更不愿意去奖励政府。

6. 农民还是银行家？这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选民对政治家的评定是建立在他们过去的表现上的，还是建立在对他们未来表现的预测上的？用学术术语来说，就是选民是属于往后看的“农民”，还是往前看的“银行家”？有证据表明，美国存在根据以往历史进行投票的行为，比起在议会选举中的表现这点在总统选举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根据以往历史做出的投票决定往往也掺杂着其他因素，比如对某一政党的长期拥护（“我们这个家庭/街区/城镇一直以来投的都是共和党”）。当然更为明智的做法是应考虑未来的政府会怎样做，而不是过去的政府做了什么，然后再作出投票决定。一些美国的调查表明，影响选民投票决定的是预期而不是以往的记录。英国1992年的选举可以被看成是预期式选举的例证：选民没有因为过去的经济萧条而惩罚保守党，对经济增长的期望让选民再次选择保守党。有这么一种说法，20世纪80年代，保守党的支持者都是以前瞻性的眼光进行投票，但他们对工党的评判却仍顽固地建立在以往的历史上。由于这个原因，“谁将成为最好的首相”这一问题的答案，相比根据以往记录进行评定打分，更能引导投票意愿。

然而，这是一种错误的两分法，因为对未来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建立在过去的经验上。但是，即便同时建立在过去记录和未来预期的模型也可能是错误的。保守党在1997年的选举前抱有“巨大希望”：“在过去12个月中，个人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将会提高人们对下一年个人财务状况有进一步改善的预期，从而人们投票给保守党的意愿也会加强”，然而这一切都没发生。

7. 愚弄民众。农民还是银行家的问题引出了一个理论上的根本性分歧。有经济学家（包括政治商业周期早期支持者）认为选民是短视的，看不到大选前“贿赂选民”所导致的通货膨胀代价。然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选民的行为是理性的，并具有前瞻性，因此“不会总被政府愚弄”。这一说法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一个总统任职期内，美国选民常会改变所拥护的政党。

8. 感觉还是事实。主观的富足感和事实上的富足并不等同。莫里斯·萨奇认为，影响投票决定的是“经济的主观感受”，而不是“经济的客观事实”。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愚弄民众比起往他们钱包里塞钱更重要。

对于选举行为有这么多种解释，而几乎所有这些解释都有经验数据相佐证，无怪乎，选举行为是如此的随机不定、难以预料，政治学和经济学是如此的纷繁复杂。事实上，政治方程式不是线性的。经济关系虽然存在一定的规律性，但经常被政治事件干扰，从而使这些规律性无法得到体现。英国近代历史上有三起显著的例子：福克兰群岛之战，它无疑帮助保守党在1983年的选举中转败为胜；1990年开征的人头税，这项违背了经济和政治理性的措施，引发了一场本可避免的危机；1992年英国脱离欧洲汇率机制，而这在根本上是由于德国统一导致欧洲利率上涨而引发的。唯一能挽救政治和经济之间残存的一些线性关系的方法是，把这些事件纳入模型中来。把政治变量纳入模型中，以便精确考察这些事件的影响，就能对1979年以来保守党的选举表现进行解释，并且至少有两次能够作出比较准确的预测。

这样做是否就能挽救“富足感”理论了呢？这仍值得怀疑。戴维·桑德斯试图用来解释1979~1997年保守党得票情况的等式的8个变量中，只有两个是经济变量：税收指数的变化和家庭财务状况正负预期相抵后的净额；而政治变量有4个（除了上面提到的3个外，还有托尼·布莱尔作为一个值得信任的工党领袖出现）。为了使模型的预测结果和纷繁错综的现实相吻合，只要模型构建者认为有必要，添加更多这样的变量到这一等式中也没什么不可以。

政治疲劳

如果那些逐渐主导英国和美国政治的广告商和舆论导向专家是正确的，那么实际经济指标和政府支持率之间关系的破除也就无关紧要了。如果仅仅是主观感知起作用，那么政治家们只需把精力放在购买到最有效的竞选方案上，而理想的主题就应该是：“在过去几年我们的领导下，你们感到了富足，如果你们再次推选我们，你们将会感受到更加美好的未来。”

有3个原因导致这种策略不能持久。第一个原因是，经济增长带来的满意度的增长是边际递减的。调查显示，富人比穷人更有幸福感，但如果这些被调查者在经济快速增长5年后再次接受调查，那么他们幸福度的增长不及他们收入的增长。比如日本，自1950年以来，实际收入增长了5倍，但调查显示他们的幸福度却没有变化。最富有的国家的人并非就最幸福，一份调查全球各国幸福度的结果显示，美国人的幸福度世界排名第十三，冰岛第一。然而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美国排在第七位，冰岛排在第十六位。

有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可能会为执政政府加分，但当经济繁荣成为常态，对政府的嘉奖便会减退或变得平缓。促成20世纪50、60年代选举结果的是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人们在20世纪50、60年代感受到的是“越来越富有”，而不是一般的“感觉富有”。一种更激进的观点是，在超过某个临界点后，收入增长不会再提升感觉。用心理学家唐纳德·坎贝尔的话来说，富人会因无法得到消费满足感而陷入枯燥的享乐中。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生活节奏加快也会增加人们的不安全感。我们使用的衡量经济繁荣程度的传统指标，没有包括增长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比如污染和交通拥堵。

选民们逐渐不再相信政治家所做出的感觉将会越来越好的承诺，其第二个原因是，选民们在整体上对政治的幻想破灭。这一现象德文称为Politikverdrossenheit，可以翻译成政治疲劳。它的一个明显症状表现为参加投票人数的下降。有人认为投票率主要是由选举的重要性来决定的。如果某项选举十分重要，并且参加投票会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那么选民们就不会待在家里。但这一观点忽略了一点，即从整体上说，选举的重要性已不及30年前。对于英国的大选，投票率从1959年的85%下降为1997年的70%。而在地方选举和欧洲选举中，下降趋势更为明显。欧洲从1994年的57%降至1999年的49%。

与此同时，投票的易变性，即选民改投其他政党的情况有显著增加。1964年英国选民中的47%具有高度党派忠诚度，到1987年该比例仅为16%。1981年的冰岛，24%的选民表示他们并不对任何一党感觉比较亲近，8年后这个比例增长了一倍多，达到58%。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大陆，这种易变度也在增长。涵盖了欧洲13个国家的佩德森易变指数（计算方法为将各个政党在前后两次选举中得票率的变动值相加再除以2），在1948~1989年约为8%，到1990~1994年达到14%。另一种衡量易变度的方法是净转移总计（等于支持率上升的各个政党的得票率变动值合计），根据这计算方法，意大利1994年的投票易变度为37%，这一数字是1985年到1989年间欧洲各次选举中最高值之一（德国在革命后的1919年，该数字为48%；法国在结束纳粹占领后，该数字为36%）。

德国的政治疲劳现象由于其显而易见的历史原因尤其值得关注，因此我们需要更细致地考察德国的情况。德国人中声称对政治感兴趣的人数比例从1990年的57%降到1997年的40%，但如果过分强调这一下降趋势则是有误导性的。是德国的统一促进了人们在1989年后提高对政治的兴趣，虽然这一促进作用在1992年后逐渐减弱，但在1994年、1995年仍能被感受到。而对政治感兴趣的人数占比在20世纪50、60年代远低于40%（1952年6月该人数比例仅为27%）。然而在过去的20年中，对政治家这个群体，人们的态度显然有了巨大的转变。1972年，对于“你是否认为当选伯恩的联邦议会代表必须具备相当的能力？”63%的联邦德国人的答案是肯定的，只有23%的人回答是否定的。但到1996年，只有23%的人回答是肯定的，而答案是否定的人数比例达到59%。而自统一后，民主德国对政治的幻想也迅速破灭。1991年，对于上面提到的代表能力问题，44%的民主德国人回答是肯定的，而到1996年这一比例下降到22%。1995年接受调查的德国人中有2/3多认为，联邦议会代表这一重要角色应代表公民的意志和利益，但只有1/3的受调查者相信他们选出的代表履行了这一职责；同样约有1/3的人认为，代表们同等程度地考虑其自身的想法和目标；而一多半的人认为他们选出的代表薪酬过高，78%的人反对给代表涨工资，这点我们会在下一章再次提到。

对四大党派表示失望的人数比例也呈现出间歇性地上涨。1983年只有29%的联邦德国选民表示对所有各大党派不抱希望，而10年后这一比例上升到57%，虽然在1993年和1994年，这一比例大幅下降，但1997年4月，它再次升到50%。民主德国人的态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表现出同样的变化趋势。而更令人费解的是，公众越来越不了解德国选举制度。德国选举制度规定每个选民可投两票，一票是推选本选区的代表，一票是推选党代表，而后者决定了联邦议会中政党席位的比例。1980年的调查显示，54%的选民了解这个制度。而最近的调查显示，只有1/4的选民意识到第二票才是决定性的。

如果把这些现象称为“魏玛现象”则有些言过其实。今天绝大多数的德国人都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教训，认识到应抵制反民主的政治主张，尤其是那些披着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外衣的反民主政治主张。而政治疲劳也不仅只存在于德国。1999年11月，法国选民被问到如何看待政治时，57%的人的回答为“持怀疑态度”，27%的人表示“感到厌倦”，20%的人表示“厌恶”，只有25%的人认为政党或领袖很好地代表了他们。我们始终不能忘记的是，一个民主制度的坍塌，其之前总会出现以下不良前兆：选民投票易变度高、党派纷争不断、公然的政治腐败。

政府感到越来越难以使民众感觉富有，其第三个原因是，在满意度边际递减和政治疲劳上升的情况下，现代政党竞选宣传所需要的经费将超出其支付能力。

195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在党内会议上说：“把竞选高位的候选人当早餐麦片来包装推销，获取选票……是对民主制度的极大亵渎。”他保存了尊严，却连续两次在竞选中败给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可能如“富足感”理论所认为的，艾森豪威尔的胜利归因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他的胜利同样应当归因于他在竞选中的资金优势。我们现在就要转向金钱关系这一议题，探讨政党的财务状况和取得竞选胜利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