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健康与不公

德国是因为饥荒才输掉战争的吗？这种观点成为现代欧洲的史料编纂中最常被提起的原因之一，然而它肯定是错误的。总的来看，德国忍受饥饿痛苦的人确实比英国要多，原因很简单，德国的人均实际收入在战争期间下降了24%，而英国的人均收入实际上是增长的。众所周知，英国的封锁行动的确削减了德国的食品供应——不仅是减少了食品的进口；更重要的是，化肥的供应也减少了。毫无疑问，这是管理上的严重失误：德意志联邦议会以渐进的方式逐步设立了最高价格限制（这导致了急需物资最高限价达到史上新低）；1915年春天，为了缓解人们对谷物和土豆的消费需求，当局下令屠杀了900万头猪（即著名的“屠猪事件”），但效果却适得其反。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夸张。如表9–11所示，德国的食品消费在下降，英国也有相同的趋势。然而考虑到后者国内生产力的增强，英国的食品短缺问题远不及前者严重。事实上，从其他数据来源来看，1918年，德国的土豆和鱼类的人均消费的确要高于1912~1913年间。战争期间，德国的粮食定量配给制度成为众矢之的，遭到了各方的批评；但可以说英国的放任主义政策使得效率更为低下并造成了更多的浪费。1915年1月，德国人对面包供应实行定量配给制度；1916年5月，战时食品部成立。而英国的食品部直到1916年12月才成立，且效率明显低下（尽管威廉·贝弗里奇曾对此进行过辩护）；1917年6月，朗达勋爵接替了达文波特勋爵的食品大臣职位之后，该部门才开始高效运营。由于许多城市都出现了食品供不应求的局面，政府首先对糖类进行了配量供给，并着手建立区域和地方食品分配体系；但直到1918年4月，全国范围内的肉类定量配给制度才建成，仅3个月后，所有的基本必需品才终于都纳入定量分配的体系中。从1915年中旬开始，法国就已经迅速展开行动征购谷物，并控制了食品分配；但直到英国和美国联手向其施加压力之后，法国才最终建立起完全成熟的定量配给制度。但1918年10月，法国爆出了负责植物油供应的联合财团暗中揩油的丑闻。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对食品短缺和价格不公满腹牢骚的德国人言行愚昧，他们真该好好听听法国国内那些更为经典的牢骚。但不管怎么说，德国人面临的食品短缺问题更为严重一些。

表9–11 英国和德国食品消费占和平时期消费的百分比，1917~1918年

注：英国数据按照工薪阶层家庭每周平均消费计算，时间为1917年10月~1918年5月；德国数据按波恩的官方定量供给计算，时间为1917年7月~1918年6月。

资料来源：Winter,Great War,p.219;Burchardt,“War Economy”,p.43.

德国人确实在挨饿。他们不得不将香肠和啤酒替换成令人作呕的代制品和东欧葡萄酒。此外，他们的体态也日趋消瘦：被排除在官方口粮定量供给制度之外的营养学家R·O·诺依曼的体重在7个月内下降了19千克。但是普遍饥饿的观点同样是不成立的——有些另类而敏感的历史学家甚至将饥荒人数确定在75万人之多。诚然，女性的死亡率从1913年的14.3‰上升到21.6‰，与英国相比，增幅确实高出不少（后者为12.2‰~14.6‰）。根据一项调查显示，战前德国的精神病人收容所中，1/3的病人死于饥饿、疾病或管理疏忽。因肺炎去世的人数也有所增加（从1.19‰上升到2.46‰），死于分娩意外的妇女人数也在锐增。与此相反的是，婴儿的存活率明显上升——巴伐利亚地区除外（1918年，该地婴儿死亡率呈上升趋势），但将非法出生在柏林的婴儿排除在外。然而在法国，1918年的婴儿死亡率比1910~1913年的水平高出了21%。此外，温特对战争期间英国公民健康状况的过度乐观。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死于肺结核的患者增加了25%，而造成这一结果的部分原因可能就是营养不良。而有的民族冒着比1918年德国所经历的更严重的饥荒危险继续深陷在战争的泥淖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便是最为典型的案例。

所有交战国面临的最现实的挑战是，如何实现稀缺资源的最优化配置。而在这一点上，德国再次成为失败的案例。在科茨卡的经典研究中，他将战时经济描述为阶级冲突及其他类型的社会分化的激化因素，并为1918年11月的革命埋下了隐患。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政府的干涉似乎将社会不公扩大化，以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来满足一小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因此在战争期间，特殊利益群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已超越了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

然而，能够表现从1914年到1918年这段时期内，德国越发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的事例涉及多个领域。从普鲁士的“帕累托系数”上看，1918年普鲁士的收入分配达到了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最为不公平的程度。但造成这些数据结果的人很可能是那些享有高收入但数量相对偏少的企业家。此外还有一些分析认为，生活水平遭受最大幅度降低的人群并不是工人，而是社会学家所说的中产阶级群体。我们之前提过的关于实际收入差距的缩小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受其影响最严重的是公务员，等级越高的公务员，受到的损失越大。此外，以牺牲社会有产阶级为代价的战时调控措施深受工薪阶层的欢迎。战争开始的头几个月，反对过高物价的法令便匆匆出台，1915年年初，当局规定了最高限价。直到1915年9月，联邦议会才宣布物价监督委员会的成立，这是针对物价管控的应对举措。尽管这条法令名存实亡（例如“连锁销售”——这种行为被都铎时代的英国人称为“囤积居奇”），但物价监督委员会的本质目的是对打破物价上限的商贩进行告发和打击，奥地利也创立了同样的监管体系。仅1917年就有1538起成功的诉讼案，直接导致5551家企业关门大吉，歇业时间达到12208天，罚款总数9.23万马克。面对这种形势，店主们不敢再向消费者哄抬物价。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乡下。1916~1917年，政府的管控越发严格（即所谓的“萝卜之冬”）：农民们被迫让警察搜查房屋，并时不时遭受没收充公的惩罚。

众所周知，价格管控并没有能够阻止大型的黑市交易——这些黑市是由手头有富足资金，并且在乡下有熟人的城市居民一手造成的。但是又有多少城市居民能够支付黑市物品的价格呢（它们通常比官方价格高出14倍之多）？很明显，在蓬勃发展的军工企业工作的工人，处境要优于“低等”的公务员：

只有极少数上层精英和如今普遍享有高收入的工人肯出高价购买水果和新鲜的蔬菜。但中产阶层和公务员的处境却每况愈下，战争的负担重重地压在了他们的头上。

同样做出牺牲的还有那些曾经是战前德国最有权力的政治力量之一的“城市地主”。随着大批的人离开家园，奔赴前线，房产界面临着巨大压力，战争使得房屋建设几乎完全陷入停滞：1915~1918年，汉堡新增的房屋仅有1923所；而2年前，这一数字是17780。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大城市，到兵工厂工作，这导致了房源需求的增加。但房东们并没有从中大赚一笔，因为当局连续出台法令，对租金进行限制和管控。相反，如果从实际价值上看，停滞不前的房租不升反降。汉堡业主联盟统计了因为战争而造成的成员财产损失，其结果为8000万马克；而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战争期间面向半数以上的汉堡房屋的降低租金的强制性法令。到了1918年年底，月租金被降至1914年7月水平的一半。1914~1915年，英国的房租开始上升，随后造成了房源短缺的现象；英国政府同样采取了类似的管控措施，但相比之下德国房东受到的打击显然更为严重。同样遭受重创的还有职业阶层——他们在战后大声地抱怨自己遭受了“无产阶级化”的待遇。

上述所有事实表明，战争将社会—经济权利的天平从中产阶级偏移向了工薪阶级和大企业。价格和房租的调控以牺牲零售店和房东的利益为代价，使得工薪阶层渔翁得利。公务员的薪水大为缩水，而战略部门工人的实际工资却有所上升。施拉姆家族——一个属于汉堡中产阶级的上层议员家庭——的经历，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如何被剥夺的。对鲁特·施拉姆而言，战争不仅仅是对肉体生命的褫夺，它同样羞辱了人们的道德良心和文化。可悲且充满敌意的公众，战争暴发户，1917年出现的腐败和暴力事件……所有的丑恶都是对3年前提出的公民自由口号的无情耻笑。人们不得不食用阿尔斯特河的天鹅做成的肉酱来果腹，这是汉堡堕落的标志；人们不得不从黑市上购买物品，这与我“1914年以前所坚信的原则”背道而驰。1918年12月，当她的哥哥从战场上凯旋归来时，发现他们的父母为了节省暖气费而将一楼封闭，搬到二楼的一间小客房居住。尽管他们仍然在使用银制餐具，但他还是深深地体会到，之前那种“奢华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然而，上流社会的厄运并非是引起国内局面崩溃的必然因素，更不必说革命了。与此相反的是，这些在战争中遭受到最严重打击的社会群体，恰好是官方战争目标最为坚实的拥趸。因此，将德国的失败理解为大后方的问题显然不太准确。德国国内民众的士气从未糟糕到像俄国以及法国那样，离崩溃局面还相去甚远，包括1917年4月和1918年1月的罢工月。单纯从时间上看，最先崩溃的是西线战场，而非德国后方；1918年11月爆发的革命运动从北部港口开始向南横扫德国，波及柏林和慕尼黑；然而这场革命并不属于被战时经济摧毁的那些人，而恰恰属于战争的既得利益者：食物比普通百姓精良得多的士兵和水手，以及实际工资跌幅最小的工人。

或许在所有关于德国和俄国战时经济的解释中，唯一一种值得称道的观点是，这两个国家过于成功。一般认为，它们不惜一切代价刺激军工生产，让城市消费者不堪重负，最终导致士气一落千丈；而我们知道，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如果它是正确的，那么英国、法国和美国所取得的成就便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了。如果协约国的确能够在军事和民生需求之间寻求到平衡点，那么这也纯属偶然而非在计划之中。此外，它们为此花费了极高的军事代价——的确，如此之高，以至于它们几乎要输掉这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