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生活现实

当我说我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在这里发言时，我刚意识到自己就像是禁酒联盟的成员，有人发现他喝酒，就问他：“你说你是禁酒联盟的一员，这种行为如何解释？”他说，我是以普通人的身份在喝酒。（笑声）

——亨利·基辛格，1962年

如果不改变美国的态度，我们全都要下地狱，那是我们唯一共同的事业。

——弗朗索瓦·德罗斯，1962年

1

基辛格的成熟作品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即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活动。这一点肯尼迪兄弟并未轻易察觉。他们在家里就学会了现实政治。在肯尼迪家族中长大本身就是一门高级课程。肯尼迪的爸爸是走私犯，惯于玩女人，擅长息事宁人。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的大姐于1941年因脑手术失败而“死亡”[1]，大哥1944年在战场上牺牲，二姐1948年遇空难身亡。杰克·肯尼迪是战斗英雄但又是高明的骗子。他屡屡对妻子不忠，难以改邪归正，而这还只是他的诸多欺骗行为之一。在整个政治生涯中，他一直对外隐瞒自己严重的疾病（他患有急性背痛、甲状腺功能低下症以及艾迪生氏病，这种状况致使他肾上腺分泌的类固醇激素不足，需要不断接受可的松治疗）。他故意缺席参议院会议，不投麦卡锡的不信任票，就因为麦卡锡不止一次成为他们家的座上宾。1960年，他决定选林登·约翰逊做他的竞选伙伴，却对亲兄弟撒谎。那年总统竞选他击败尼克松很可能得到了黑帮的帮助。代表在押的马丁·路德·金干预民权问题也为他赢得1960年竞选助了一臂之力，但这也未能阻止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三年后授权中情局监听金的电话。

约翰·F.肯尼迪当上美国总统靠的是暗箱操作，州州不落。无论他在就职演说中说得多么高尚，他的假设是冷战也必须同样进行，下黑手，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来。他不光对古巴和德国下黑手。正如基辛格1961年所说，苏联及其同伙也在对“东南亚、刚果、伊朗和拉丁美洲”施加压力。如果要让灵活反应作为一个战略概念具有任何意义，那么它必须能够让美国在上述一个或几个地方采取军事行动，又不至于把世界炸得粉碎。如果事实证明有限战争太危险（柏林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那么还可以采取其他方式。就在1961年1月17日肯尼迪就职之前，刚果共和国首任民选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被行刑队枪决；虽然中情局没有直接责任，但也一直在密谋暗杀他。4个月之后，多米尼加共和国军事独裁者拉斐尔·特鲁希略遭枪击身亡，凶器是中情局批准提供的M1卡宾枪。尽管肯尼迪是从前任总统手上接过这两桩命案的，但如果说肯尼迪政府对暗杀这种政策工具不是更为热衷的话，至少也是同样热衷。暗杀名单上的下一个目标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再下一个后面将谈到，那就是越南共和国领导人吴庭艳。最后，如果杀手办不了，总能再跟人家谈协议。

这种对待“第三世界大战”的办法有两大不利。首先，存在一种夸大对方实力的倾向。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总统竞选中总体上是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就选民支持率而言是不相上下。通常情况下不会出现一方选票占压倒性多数的情形。美苏竞争却不是这么回事。一开始美国经济就比苏联强大得多：从国内生产总值来看，苏联大致是美国的1/3。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部分时期美国的核武器规模都远超苏联[2]。然而，整个冷战期间，美国一般都在夸大苏联实力，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肯尼迪本来可以光明正大地显摆一番，却老想和赫鲁晓夫谈交易，主要原因也在这里。其次，把外交政策当作国内政治游戏来玩的问题在于不明真相。古巴不是犹他，越南也不是马里兰。古巴和越南都是外国，外国人做事的方法和美国人不一样。如果连这点儿简单的真相都看不到，现实主义根本就谈不上是现实。

要说明这个问题，最好的例子就是基辛格。他一辈子没去过东南亚，更不要说刚果、伊朗和拉丁美洲。他唯一造访过的加勒比岛屿是圣约翰岛，他那时正好住在肯尼湾的洛克菲勒度假山庄。实际上，基辛格除了1951年访问日本和朝鲜半岛、1961年访问日本，还从未去过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然，这种障碍是可以克服的。然而，访问不熟悉的国家不是没有风险，尤其是对于一个依然被世人视为美国总统顾问的人来说。

2

基辛格与拉丁美洲复杂而具有争议性的关系始于1962年5月，那时根据国务院建议，他访问了巴西，在那里的国防大学做了一场报告。当时巴西由一个很不稳定的、倾向于左派的政府领导。雅尼奥·奎德罗斯这位中间偏右派的巴西全国民主联盟领导人刚刚当选总统，但他决定与苏联和中国建交，并将米纳斯吉拉斯铁砂矿收归国有，结果他上台仅7个月就被迫辞职。基辛格到访时，副总统若昂·戈拉特接任，但是此前巴西国内又经历了漫长的危机，最后建立了一个旨在限制总统权力的议会制度。由于洛克菲勒多方联络，美国驻巴西大使林肯·戈登热心协助，基辛格会晤了各色巴西大人物，包括著名慈善家吉尔贝托·弗雷尔。他的第一感觉其实比较茫然。他写道：“很多巴西人一直对他说，等着吧，要不了多久就会出现一场重大政治危机，或许会是一场暴乱。但是，他们无法解释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美国大使馆的看法很明确：戈拉特跟他的前任奎德罗斯一样，企图向左倾斜。再仔细一看，“巴西短期的前景比较令人失望”，基辛格最后说道，尤其是在社会主义者赫尔墨斯·利马被任命为总理以后。基辛格告诉克雷默：“《纽约时报》一向眼光敏锐，说利马是一个‘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如果他真是这样的人，我倒想见识见识共产党长什么样。”

许多美国人得知古巴经验后，都以为所有拉丁美洲国家即将“沦为”共产党统治的国家。这就是艾森豪威尔的“多米诺效应”思想在发挥作用。问题在于似乎只有一种可靠的解药，那就是实行军事统治。访巴期间，基辛格会见了第二军司令官纳尔逊·德梅洛将军和圣保罗州州议员安东尼奥·西尔维奥·达库尼亚·布埃诺。基辛格问达库尼亚·布埃诺，雅尼奥·奎德罗斯是否会当选圣保罗州州长而卷土重来。

达库尼亚·布埃诺回答，雅尼奥就是当选了也绝对无法就任，因为军队会干预，他们宁愿要一个安全的独裁统治者，也不要奎德罗斯重新就任总统后出现难以预料的结果。德梅洛将军显然听到了，却既没肯定也没否定。达库尼亚·布埃诺议员告诉基辛格，部队的将军们除了一两个著名的特例，一般都信仰民主，对美国很友好。

1964年3月底，果不其然，戈拉特推行“基本改革”，包括将巴西的炼油厂收归国有、实施房租管制，军队强烈反对，把他推翻了。在后来的20年中，巴西一直是军事独裁国家。

虽然有极多的美国观察家担心共产党在拉丁美洲搞颠覆活动，但这不能证明共产党真的在搞颠覆活动；然而，这也不能证明共产党没有搞颠覆活动。当然，克格勃在巴西很活跃：20世纪60年代初克格勃在拉美主要国家都很活跃。然而，我们可以很公正地说美国决策者过分夸大了克格勃的影响，同时也低估了当地人民对政治秩序中不公平、腐败和压制的不满。在一个反抗冷战的人眼里，每一个极端分子看起来都像是苏联人的工具，每一场革命看起来都像是克格勃组织的政变。同样地，1962年9月北也门爆发革命，宗教领袖被推翻了，基辛格马上察觉这开启了一场更广范围内的“中东危机”。

也门革命政府已经开始进逼英属亚丁和酋长国地区。埃及军队也对沙特阿拉伯构成了威胁。

由于在伊朗同时出现了动乱，因此很可能近几年内沙特阿拉伯，以及约旦等国家也会有动乱。一旦约旦国王被刺，约旦王国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在那种情况下，如果继任政府与约旦的一个大邻国联合，必然又会发生阿以战争。

这种分析最多只对了一半。也门新共和政府无疑威胁到英属殖民地亚丁的前哨，而埃及纳赛尔政权希望将它作为该地区的桥头堡。海湾地区的君主制国家，至少是沙特阿拉伯，察觉到危险，与英国政府和英国秘密情报局联手反击。基辛格还有一点也说对了，他预测会再次出现阿以战争，尽管这场战争到1967年才爆发。但是，沙特阿拉伯和约旦都没有仿效伊拉克和也门而走上革命道路，实际上是叙利亚和伊拉克发生了变化，1963年复兴社会党上台执政。这也很好地说明了，熟悉部分国家的专家学者自以为可以将他们的见解照搬到完全不同的环境中，这种心理是很危险的。

然而，1961年年底，基辛格访问的不是中东而是南亚。看起来他初次涉足华盛顿，结局不妙。他的婚姻濒临破裂。虽出现种种烦心事，但这次应邀出访印度、巴基斯坦正好可以缓解一下，更何况他的哈佛同事、现任美国驻印度大使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还会热情款待。毫无疑问，这次印巴之行收获良多，但是如果他出发时抱着休息、休养的目的，很快就会感到失望。

基辛格抵达德里时，距印度军队占领果阿飞地不到两周；450年来，果阿一直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这一单边行动遭到肯尼迪政府的谴责，但印度国防部部长、喜怒无常的V.K.克里希南·梅农反唇相讥，说西方不满不过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残迹”。这起事件耐人寻味，尤其是因为亚洲还残存着其他一些欧洲殖民地遗迹，例如葡萄牙殖民地东帝汶、荷兰殖民地西新几内亚，而印度尼西亚声称两地都是自己的领土。基辛格访问印度是美国新闻处的文化交流项目，他将到印度公共管理学院等机构做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报告。不过，他还利用总统顾问的身份与一些印度高级官员和政治家进行了会晤，他们都急于向他请教核裁军问题。他首先与印度外交部永久部长R.K.尼赫鲁会面。他还会见了建议将西新几内亚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的外交部部长M.J.德赛。1月8日和10日，基辛格两次会见当时被人视为地位仅次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总理的克里希南·梅农。通过以上几次会晤，他首次领教了南亚政治中装腔作势的作风。

他的所有助手似乎都诚惶诚恐。我被带到他的办公室，弯腰鞠躬。他在门口迎接我，和我握手，带我到一张安乐椅上坐下。印度空军参谋长陪同接见。克里希南·梅农转身朝他大声吼叫着发出一些指令。我不由得感到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一种戏剧效果……

自始至终，克里希南·梅农都极力表现出迷人的风度，极力表现他是个讲道理的人。然而，他似乎又在努力自我克制，每次开始谈一个问题，他都声音低沉，控制语速，但说着说着几乎就狂热起来。

他对基辛格说，美国反对印度占领果阿，“表明英国大家庭对美国政策产生了影响”。有些外国人，克里希南·梅农没有点名是谁，怂恿印度就东北边境的一块“毫无价值的”土地与中国开战。他们的动机是削弱“印度的进步分子”，因为反对“任何先进社会政策”的人……“都可能以共产主义之名”忍气吞声。但是这么做“注定会失败……你不可能到喜马拉雅山上去打仗吧，这谁都知道”。（实际上，当年10月由于中国果断挫败了印度提出在中国边境设立前哨的“前进政策”，双方爆发了战争。）让基辛格感到不安的还不是梅农“那种说了一大堆细节，每一个细节都有点儿歪曲，就是想制造一种美国不公、印度克制、共产党颇具智慧的图景的讲话方式”。他在发给国务院的会议备忘录中补充道：“尼赫鲁就是从这个人身上得到了大量的外交政策和美国方面的情报，念及此，真叫人心惊胆战。”

相比之下，基辛格与尼赫鲁的会晤却平淡无奇，尽管交谈中有一段话很有启发性：“我……问他印度是否会签署一项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不参与的裁军协议，他说他觉得印度可能做不到。我反问他涉及核裁军是否也一样，他回答时语焉不详，但表示也可能这样。”印度日益担心中国的核武器项目，早在1958年中国就开始核武器建设，到1960年苏联取消技术援助才放慢脚步。基辛格后来在德里参加的活动（尤其是与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的会面），主要是暗中评估印度会如何反应以及美国是否应提供技术援助。

这一切无疑都能说明一些问题。不幸的是，对基辛格来说，文化交流项目还有一个任务：答记者问。这种考验他在美国经历过几次；其实，他很喜欢美国记者招待会上的那种唇枪舌剑、针锋相对的状态。但是他对华盛顿和德里的区别估计不足。他也陷入一个哈佛教授们以前和之后再熟悉不过的圈套：这个圈套就是以为记者问某个话题，肯定是因为他相信你对这个话题有所了解，因此，你必须对话题有所了解。

实际上是一名以色列记者捅的娄子，他提了个有关埃及的问题。根据《华盛顿邮报》刊登的一则美联社报道，基辛格（报道中说他是“肯尼迪外交政策私人顾问”）回答：“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最近的行动和苏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3]的军火交易引发了中东危机。”此言一出，马上引起开罗方面的抗议。事实上，根据在场其他记者的说法，基辛格是说埃及从苏联进口武器是一个“紧张因素”，“引人关注”；他还反复强调这番话是以个人名义说的。但是，埃及政府要求基辛格公开收回自己说过的话。

更糟糕的是，记者还让基辛格就印巴长期以来的克什米尔边境争端发表评论。基辛格回答美国的态度是不同问题不同对待；华盛顿不会“因为果阿问题刁难印度”。有记者请他谈谈对果阿问题的看法，基辛格认为葡萄牙无权声称果阿是自己的领土，甚至大言不惭地贬斥葡萄牙加入北约是美国患上了“条约症”的产物（条约症是个新名词，意在讽刺杜鲁门政府热心建立国际联盟）。这些言论引起巴基斯坦外交部的正式抗议，他们谴责基辛格是一名“到处走动的伪外交官”。中国也涉足其中，对基辛格提到中国有可能入侵印度表示愤慨。基辛格使尽浑身解数却百口莫辩，一件小事就这样酿成一场大风波，数日未能平息。巴基斯坦的《黎明报》戏称他是“扔砖头的人”。叙利亚政府要求有人澄清一些言论，发言者“是肯尼迪总统的一位高级美国顾问，名字好像叫基辛格”，他“最近访问以色列，讨论了以色列国防问题”。基辛格被迫承认自己的正式身份仍然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但也无济于事。

基辛格抵达白沙瓦应邀访问巴基斯坦公共信息部时引起一阵轰动，他若无其事地一笑置之。他在巴基斯坦空军总部做报告，开场白是一番自嘲：“我首先要说明，我在这里发言不是以任何官方身份，而是以一个不负责任的哈佛教授的身份。实际上，美国有一派观点认为，如果你说自己是哈佛教授，形容词‘不负责任的’就完全没有必要加了（观众笑了）。”

然而，事实再次证明他很难只讲自选的题目“美国战略思想”。1月29日，基辛格会晤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以及外交部部长S.K.德拉维。两人都认为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得到了美国支持，两人都威胁如果华盛顿现在支持印度（因为基辛格似乎暗示了这一点），巴基斯坦将不得不重新考虑其立场。实际上，阿尤布暗示如果巴基斯坦不和苏联、中国结盟，有可能保持中立。阿尤布毕业于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1958年上台执政，他在某些方面是美国的理想盟友：说一口标准的英语，他的政权虽然不民主却是世俗政权，还能恪守联盟义务，因为他愿意让美国的U–2侦察机从巴基斯坦空军基地起飞。基辛格承认，他“很看好”阿尤布的“直率和真诚”。但是，基辛格在德里记者招待会上的评论被视为中伤美巴联盟。有记者问他用“条约症”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再次轻松愉快地回答：

我读印度次大陆的报纸从不感到枯燥，因为我发现即便是我参加过的活动，登报以后也会面目全非（笑声）……我发表过的声明，因为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报纸版面有限，报道不够全面，内容如下：我说任何“相信联盟工具本身是一种安全保障”的国家都患有一种叫作“条约症”的疾病。要想让联盟发挥作用，必须有自我保卫的意愿，必须准备努力保卫自己，必须有人民拥护的政府。这些条件达到了，联盟就可以发挥作用，就能够发挥作用；这些条件达不到，那只是用一纸文件代替真正国防的演习。如果联盟只是停留在一纸文件上，没有达到其他要求，你就患有我所说的条约症。这就是我在印度说过的话，这就是我在这里说的话，我在印度没有说过的话，我在巴基斯坦也没说，反之亦然。

观众听了还嫌不过瘾。很快基辛格发现自己要解释美国为什么要援助印度，还要回答一些假设性问题，比如如果印度攻打巴基斯坦，美国怎么办。出了会议厅观众也不放过他。在回酒店的路上，他再次被“不肯轻易放过一个问题也不想回答的基辛格”的记者们团团包围。国务院随行人员以略带幸灾乐祸的口吻报道：

最后，他很有风度地同意回答几个问题，但那些问题都很复杂，新闻官……不得不几次出面干预。问得最多的问题是基辛格博士访问开伯尔山口时是否见过“普什图尼斯坦人作战特技”的证据，暗指阿富汗在该地区的活动。基辛格指出，他只在那儿逗留了一小时，是首次访问，然后不情愿地说刚才提到的东西他一概未见。

第二天《黎明报》刊登报道，标题是“亲喀布尔煽动活动无迹可寻……基辛格博士访问部落区”。等基辛格到达拉合尔按计划去旁遮普大学演讲时，他的巴基斯坦之行已沦为闹剧。在最后的问答环节，“他首先做了一番对哈佛教授来说是历史性的声明，大意是我不是百事通”。

对这趟经历，基辛格后来称之为“巴基斯坦的歇斯底里”，他这一行算是大开眼界：如果漫不经心地回答一个复杂问题，那么很容易引起外交骚乱。他的遭遇白宫并非一无所知。邦迪很恼火，斥之“捅了大娄子”，规定将来“新闻处只能宣传政府的全职官员与政府有重要关系”。

3

基辛格对记者发表的那些考虑不周的评论激起轩然大波，相比之下，他在白沙瓦做的演讲《美国战略思想》也许并未引起高度关注。然而，读一读他的演讲稿不无裨益，因为他避免了跟美国观众讲演时可能用到的比较专业的术语，非常清晰地说明了灵活反应这个中心问题。首先，他承认遏制仍然是美国的根本战略，因为“遏制是试图阻止对手采取某些行动……要通过尚未发生的事……来检验”。这就意味着“你只是虚张声势而别人很当回事的威胁”比“你很当回事而别人以为你虚张声势的威胁”管用。美国的立场是，一旦苏联攻打柏林就将意味着全面战争。到目前为止，这种战略发挥了作用，苏联后退了。

不过，一味依靠全面战争，对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要求太高，因为表示你决心的唯一办法，我想就是实施一种很不理性的政策。你必须证明你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失去控制，不管你冷静考虑的时候表现得多么好，有时候你可能就是太紧张，于是枪走火了。一个手握手榴弹的疯子讨价还价会占很大的便宜。

不幸的是，“鉴于有关西方民主的舆论，这种政策无法推行”，而对于赫鲁晓夫，这种竟敢在联合国大会上用鞋子敲桌子的人（1960年他就这么做过），显然这是一种选择。因此，美国在战略体系上又加了一条，“发展能够”用常规武器“帮助美国朋友保卫自己领土的力量”，“增强自身战术核力量”。总之，华盛顿是想将联盟从“实际上是依靠单边的美国保障”转变为“真正齐心协力防止盟国被侵占”。

因此，任何分析美国战略问题的人必定得出一个结论：从军事角度看，美国和盟国有责任下更大力气审时度势，确保守住遭受威胁的地区。我想强调一下，这并不是说，必要的时候美国不会参加全面战争……不过，全面承诺和非全面承诺之间还存在很多阶段，正因如此，也需要常规部队，更灵活的反应也就很重要。

这种观点1962年在巴基斯坦并没有引起争议，因为南亚和东亚的竞争对手还没有获得核武器。反之，西欧却深表怀疑。上文说过，尽管邦迪对基辛格的疑心越来越重，说他是威胁也好，是洛克菲勒的卧底也罢，但只要谈到向欧洲尤其是向德国兜售“灵活反应”战略，邦迪依然把基辛格当人才看。1961年10月基辛格提出辞职，邦迪一再搪塞，唯一的原因也就在这里。实际上，他特别要求基辛格下个月在阿登纳总理访美期间来华盛顿一趟（肯尼迪任总统时基辛格只见过他三次，这是其中一次），并要求他此后继续研究“东西德谈判问题”。基辛格访问印度，邦迪又写信问他是否“愿意在我回国以后尽快……去趟德国，让阿登纳对美国政策放心”。基辛格尽管坐飞机回国已累得够呛，而且人们都知道他“9月以后就没有再接触美国对德政策”，但他还是一口答应了。基辛格在华盛顿听了一天的情况汇报，邦迪又让他签了份担任顾问的新合同，他这才坐飞机前往欧洲。邦迪跟他讲的关键机密情报是在U–2侦察机和“日冕计划”搜集的情报基础上发现的一些新证据，这些让他大吃一惊：原来美国跟苏联不仅不存在导弹差距，而且在核军备竞赛中真正落后的是苏联。

飞机抵达波恩前，基辛格在巴黎短暂停留。他已经开始察觉到欧洲政治的核心问题。理想的世界是这样的：美国希望西欧大体上统一，由英国来领导，欧洲所有的核武器被集中管理，对手如何使用这些武器美国有某种否决权，欧洲各国都要扩军。而在现实中，行使否决权的是法国，即法国不让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法国和英国同时对核产能的集中管理具有否决权，因为它们各自都希望有自己独立的核威慑武器，都不想让德国在核产能上分一杯羹。从经济上看，英国的谈判地位在迅速被削弱；再过几年，谁都能一眼便看出英国是妇孺皆知的“欧洲病夫”。但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德法两国的领导人不想增加国防开支；英国的收支平衡问题不正是它残留而昂贵的帝国义务导致的吗？

2月5日，基辛格与法国空军司令保罗·斯特林将军共进午餐，他这才意识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如何防御苏联的核心问题上分歧很大。基辛格认为斯特林是“目前法国高级军官中最不偏不倚、最不恐外、无疑也是最亲美的”，[4]但斯特林本人却意志消沉。戴高乐认为“一个国家的核武器储备和其国际影响力直接相关”。他将法军撤出阿尔及利亚主要是想释放资源，提高打击力。他“对上将们发表了严厉讲话，说北约是美国政策的附庸”，企图“阻止任何人再将法国部队整合”到北大西洋公约的指挥框架下。斯特林怀疑法国能单独发展有效的核力量，但在北约问题上他同意戴高乐的观点。这些观点当天晚些时候为法国将领（皮热和马丁）和外交官弗朗索瓦·德罗斯、让·拉卢瓦和让–丹尼尔·于尔根森所证实。晚宴上，德罗斯直言不讳，毫不留情。

美国必须意识到法国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小不点儿国家。为什么要用德国核武器来威胁法国？法国采取现有的政策是考虑了后果的，美国喋喋不休地议论德国核武器威胁，不是幼稚就是怀有二心。美国要动动脑子好好想想，如果不能增强自己国家的力量，法国会对北约力量感兴趣吗？如果美国继续破坏法国力量，法国将对北约核力量问题坐视不理……法美关系现在已经走到历史最低点。他说两国关系差到不能再差了，虽然经验教会他愚蠢的深渊深不可测。

基辛格问：“这样下去我们会怎么样？”德罗斯回答：“如果不改变美国的态度，我们全都要下地狱，那是我们唯一共同的事业。”基辛格“听了这番激愤的话，心惊胆战”。但是，当他们两人单独谈话的时候，德罗斯并不那么愤愤不平，而是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他诉苦道：“多年来一直在为大西洋组织的团结而奋斗。”但是，一无所成。“老头子（戴高乐）固执己见，美国又不理解法国人的想法，到头来只会一事无成”。更有甚者，第二天上午，拉卢瓦来到基辛格下榻的酒店，再次强调“法美关系陷入僵局”。

10天后基辛格来到联邦德国，带了一大包简报文件和一份安排得密密麻麻的日程表，他将会见德国政治领导人，还有一批实业家。南亚的不快经历还记忆犹新，基辛格告诉驻联邦德国大使馆方面，他“不想召开任何记者招待会、情况介绍会，希望不要宣传这次访问”。很快他就摸清了两个情况。首先，人们强烈反对就民主德国与波兰边界问题达成确定性和解，除非有一个可以接受的德国统一协定，将这种和解纳入其中。很少有德国政治家准备放弃索回“失地”，而借此仅仅是换取跟苏联达成交易，能够进入西柏林——当时效力联邦德国总统海因里希·吕布克的资深外交官汉斯·冯·赫瓦尔特就这一立场向基辛格解释得非常详细[5]。基辛格从自由民主党领导人克努特·冯·库尔曼–斯图姆、埃里希·蒙德、厄恩斯特·阿肯巴克（基辛格说他是“当今德国政治生活中最无耻的投机家之一、最讨厌的一种人”）[6]和很多实业家那里听到的说法大同小异。但是，也并非只有右翼人士才持有这种立场。2月17日，基辛格会见社民党副主席弗里茨·埃勒尔，埃勒尔说“德国年青一代不会无限期地接受父罪子偿的观点”，“我建议接受奥得河–尼斯河分界线，从而保证我们进入西柏林。但他们强烈反对，说这是为柏林付租金，只会让苏联得寸进尺”。

基辛格从波恩的多次会晤中明白的第二件事，是阿登纳极不信任肯尼迪政府的战略[7]。阿登纳坦率地怀疑，美国声称即便是苏联先发制人，美国剩下的武器和运载工具也比苏联多。在他看来，美国的计划“是把美苏变成庇护所，把冲突负担转嫁给西欧和卫星国”。他旧事重提，担心“总统被刺或交流出现其他障碍”。而且，在苏联部署在东欧的常规力量问题上，他也不同意美国情报部门的估计。

他自己的估计是苏联在这个地区，包括在苏联边境地区，部署了将近80个师，而不是26个师。因此他认为常规行动必定会导致灾难、屈辱或者核战争。所以他提议用海军进行海上封锁，这在最后的对峙之前将是一个重要阶段。他补充说美国常规部队的装备远远不如苏联部队的精良。所以，采取常规行动极不明智。

末了，阿登纳不禁补充道：“他很担心美国威信下降。这一点在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都很明显。在世界很多地区，美国似乎不具备与共产党对抗的意识形态力量。”

外交艺术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懂得如何在谈话中争取一个好斗者。基辛格是兼职顾问，他完全有理由对华盛顿的上司不抱幻想，对他们的欧洲战略持很大的保留意见。但是，这位业余外交家从容不迫，面对对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以上观点一一反驳，收到异乎寻常的效果，这一切美国大使都极为惊奇地做了记录。基辛格表示，美国战略不是让欧洲听天由命，并且美国“反对各国核力量的扩大也并非旨在让欧洲始终做二等国家”。

其实，这反映了一种观念，跟基辛格刚才说的那种武力相比，欧洲各国的武力发挥不了作用。解决办法不是让北约四分五裂，而是要将大西洋共同体的成员紧密团结在一起，遵循总理在极其明智的思路下为欧洲国家选择的那条道路……美国在原则上准备建立一支多边控制、多国参与的北约部队，如果美国的北约伙伴认为可行的话。

总理担心美国常规部队也是没有根据的。

至此，基辛格的回答一直都是在安抚甚至奉承对方。但从这一刻起他棋出险着，改用攻击性的口吻。阿登纳主张一旦苏联挑衅，便可以进行海上封锁，对此“基辛格回答说他想直陈己见，但这样也许在外交对垒中显得不够成熟。我们可以将总理的这一建议视为联邦共和国试图将一切对策的负担和风险转嫁到其他盟国身上。这可能表示如果出现阵地战或核战争，联邦德国不准备为柏林而战”。基辛格走这步棋就是要刺痛阿登纳的民族自尊心，果真奏效了。起初，总理“竭力……否认”基辛格的指控。但他说的第二句话就开始引用基辛格的话反驳自己（“不准备打核战争就不要采取常规行动”），赞扬“美国过去做得漂亮，帮助战败国重拾自尊”。最后，基辛格在这局精彩的外交博弈中使出制胜的一招：

我们面临的选择跟总理本人1949年面临的选择很相似。我们可以确定一个宏观的理论目标，也可以采取具体步骤，和我们的欧洲朋友一道建立一个共同行动框架，只要存在这种可能就行。在基辛格看来，更明智的方案就是总理本人为欧洲统一制定的方案，即为共同行动采取一步步具体措施，而不是在理论争议上耗尽精力。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北约内部的种种提议才具有生命力。

基辛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说得阿登纳心服口服。总理忙于论争，把美国客人的午餐也耽搁了。美国大使沃尔特·道林的记录如下：

有两次我和基辛格打算离开，他请我们再坐一会儿，再给他一个机会表达他对基辛格谈话的感激以及他的强烈认同。他说他感到安心了，美国有力量保卫自由，主要任务是确保不要有任何人员伤亡。离开的时候基辛格说希望总理明白一点，我们谈美国实力和美国忠于大西洋共同体，这些都不仅仅是空话。总理答道：“那就谢天谢地了！”于是会谈到此结束。

基辛格在亚洲时笨嘴拙舌，到了德国却灵感满溢。在华盛顿的总统还是迷惑不解。他对德国驻美大使威廉·格雷韦抱怨道：“总理表示担心的那些问题我们以为早就说得一清二楚了。基辛格强调的那些观点我们自去年6月以来一直都在谈。”为什么“需要不断宽慰德国人”？“美国的政策、美国的战略立场我们以为11月总理来访时就解释得非常清楚了”，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说明”？腊斯克国务卿同样不明就里。他说：“基辛格去德国也没有带着任何特殊的指示。他谈的问题都是我们认为已有共识的问题，但总理听了他的话就是感到很宽心，好像里面有什么新信息。”实际上就像格雷韦说的那样，全职外交官没有做到的，基辛格做到了。德国总理亲自向道林详细解释，他11月在华盛顿听到的跟他从基辛格那里听到的有何区别，实际上“前者很笼统，而基辛格说的要具体得多，他讲到一些具体情况，因此信息量大得多，给人的安慰也大得多”。难怪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8]刚到美国，就点名要和包括基辛格在内的4位政府官员建立关系，其他三位是邦迪、施莱辛格和索伦森。

同时，基辛格比他的白宫首脑们都清楚，欧洲的一切现在都系于法德关系之上。“二战”后的私人关系中最重要、最易变的莫过于阿登纳和戴高乐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比如两人1958年在戴高乐的乡村别墅的那次著名会晤）他们似乎象征着法德和解了。更多的时候则是互生龃龉：阿登纳深信只有北约才能保护西欧不受苏联威胁、只有欧洲统一才能保证他能不俯首于美国的唯我独尊；而戴高乐却渴望法国与英美平起平坐，总想限制法国加入北约和欧共体。2月15日，在会晤基辛格的前一天，阿登纳在巴登–巴登会见了戴高乐和法德两国外长。两国领导人除了讨论欧洲政治联盟计划外，还就安全事务，尤其是减少欧洲对美国依赖的必要性交换了意见。基辛格在与阿登纳见面后的第二天飞往巴黎，会见斯特林。斯特林告诉他，戴高乐逐渐意识到法国必须在其防御政策上增加一项欧洲方针。基辛格的理解后来被直接转述给腊斯克国务卿，那就是“如果我们强迫德国，德国就会走法国那条路”。问题是“德国内部那些亲西方联盟的党派都反对谈判，而支持谈判的党派，如社民党，基本上都主张民族主义。只要这种态度一直不变，法国就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必须“让德国参与进来，让他们在柏林问题谈判时承担责任”。与此同时，美国必须下大力气说服法国，“如果不把北约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则该地区的防御就不会有效”。

基辛格给国务院上了一堂外交艺术课。但是他还想给国家安全委员会上一堂战略思想课。1962年4月，基辛格起草了一份很有眼光的报告，批评美国的欧洲潜基“多边核力量计划”，因为这样欧洲在其大陆核防御上就有了更大的筹码。基辛格认为，从军事上看这么做的理由不充分，因为多边部队可以打击的所有目标已经被美国战略空军指挥部覆盖[9]。从政治角度看，表面上“可以让欧洲国家参与北约部队的规划、控制和目标定位，这样它们就不会太担心我们可能不愿为了它们而使用核武器”；实际上“可以孤立法国，最终令其核能力萎缩”。但是，基辛格不大明白，一支“军事上无用的部队”怎么可能“在政治上是可取的”。在德国鹰派施特劳斯等人看来，建立一支这样的部队就是要真正使其在军事上派上用场。

最终如何决定，有两种可能：一、我们保留对北约核力量的否决权；二、我们建设一支不设否决权的北约核力量。

如果我们保留否决权，那么我们的欧洲盟国就不能在我们做出决定时真正发表意见。我们将要建设两股军事力量，一股非常大，隶属于战略空军司令部，我们可以自行调用；一股小的力量，作用将小得多，除了美国有否决权，其他一些国家也有否决权……北约核力量如果让美国行使否决权，会大大提高枪支的保险系数，但不会增加扳机的数量。

然而，如果我们准备放弃否决权，会出现一个严重的宪法问题。那样的话，我们就成了一股军事力量的一部分，这股军事力量不用得到国会或总司令的批准就能命令美国作战。虽然这跟现实情况出入不太大，但我认为还是会在国内引起宪法上的争议，减小我们可能从中得到的好处。

基辛格的结论很极端。美国应该支持独立的欧洲核力量，但那就意味着结束美国支持英国独立核力量、反对法国核力量的反常立场。他深刻分析了多边核力量的症结所在，只不过不如汤姆·莱勒的反德《多边核力量摇篮曲》[10]那么俏皮。

但是，报告发出后石沉大海。

4

亨利·基辛格受够了。“去年我发表的‘最后’声明比前半辈子都多”，他愤然执笔，又给施莱辛格写了封长信控诉邦迪。“即便如此，我还是要无休止地走同样的程序，就像是B级电影的胶卷不知怎么地卡住了一样。”他把上次想离开肯尼迪政府的事又痛苦而详尽地说了一遍，之后才谈到正题。他机敏地与阿登纳周旋，他在多边核力量的事情上富于洞见，不过这又能怎么样呢？谁都不搭理他：

自从……2月15日以来，我实际上跟白宫就没有任何联系了。我去了一趟欧洲（是邦迪强烈要求我去的，就我一个人，遭了很多罪），没有人会认为这趟旅行是愉快的。我访问欧洲和亚洲时，至少给邦迪发了10份备忘录。一份都没有得到回复，更不要说评论了——可以说保持了去年5月以来的记录。有好几次我到白宫办其他事，都提前几天跟邦迪的办公室打招呼，但他从来都不回个电话。

原因很明显。邦迪再次“耍心眼让我按他建议去接手那个我去年10月放弃后就没做过的工作”，“我实际还是做顾问的事，但放弃一切继续行使职责的标志，例如我的办公室。我一直都是被人操纵，只是装个样子，基本上是骗人的：说穿了我就是被人用来装装门面、兜售政策的，政策制定我沾不上边，政策内容有时让我很不安”。

这种情形叫人难以忍受，原因有三：“爱摆布人”、“缺乏人性关怀”还有“我眼中政府最大的弱点，即过于关注战术”。基辛格感到再交一份辞职信“很荒谬”；无论如何，他不想“启动又一轮花招”，也不想再跟邦迪有什么交往。他“只想让目前的安排到期作废”。从那以后，“再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会力所能及地回答”，“可以自由地采取公共立场，进行任何自己坚信的活动”。邦迪指责他“在处理与白宫的关系时，总是首先考虑保持1964年的行动自由”——换句话说，一旦洛克菲勒要挑战肯尼迪的总统职位，他总想为纳尔逊·洛克菲勒所用，基辛格非常愤慨，给施莱辛格单独写了封同样长的信加以驳斥。他在信中宣称：“我给总统当顾问不是为了自保，到1964年再伺机而动，而是想逐步了解总统的思想，也让总统看看我的水平。”

邦迪的主张表明了他对抱负本质的态度，体现了他的礼节观，这种观念也许是问题的根源。因为我“仅仅”是顾问——尤其是如果我像自己一直希望的那样密切参与决策过程，我就真的可以在1964年攻击我的同事吗？谁会真正相信，无论我的正式身份是什么，到了1964年我就会攻击与我共事4年而且其中很多和我已经是10年朋友的人们呢？我认为人的荣誉不是取决于这种法律差别……我和白宫建立关系的初衷是帮助政府成就一番事业——并没有先想到要自保而等它垮台……我的唯一目标是效力国家于危难之际。我的忠心、我的精力一直任由白宫调遣。我最想要的结果是最终能让我全职为国效力。

基辛格最后悲观地说：“只有发生一场重大危机，政府才有可能在1964年出现变化；这场危机将使我尊敬的许多人声名扫地，使我希望实现的许多价值观念遭到怀疑。”他衷心希望能化险为夷，却一次次遭到冷遇。从此以后，他只能“以普通的独立公民的身份”为自己的信仰而奋斗。

当然，基辛格没打算完全退出公共领域。他给施莱辛格写了两封信之后，过了一周，又起草了一份柏林问题的立场文件，发给洛克菲勒。他还给洛克菲勒提了一些政策上的建议：建立一支中央管理的北约核力量，或者在北约内部建立一个欧洲核指挥部，还可以在北约内部建立一个其决策权对联盟有约束力的新的部长委员会。然而现在可好，洛克菲勒也开始对他不理不睬。他邀请洛克菲勒在1953年东柏林起义周年纪念那天到美国委员会演讲，后者却谢绝了。基辛格给洛克菲勒寄了一篇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最新文章，收到的却是洛克菲勒办公室每天大批量发出的那种标准回复。基辛格一本正经地要南希·汉克斯告诉洛克菲勒的助手：“下次我给他寄文章……答复应该是请转交处理外交政策事务的基辛格先生。”直到1962年7月，两人在洛克菲勒的新宅见面以后，他们之间原有的私谊加合作者关系才得以恢复。

在这个意义上，基辛格的文章《欧洲防御未解决的问题》的确是出自一个普通的独立公民之手。基辛格最近访问了法国和德国，又跟巴兹尔·利德尔·哈特通过信，有些新的想法，于是着手重新评估灵活反应问题。他追溯了美国在西欧常规驻军的起源，分析了北约地面部队22个师与针对苏联执行“反击”战略的、由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统领的核部队之间的关系。根据艾森豪威尔时代末期的情况来看，常规部队基本上就是一个标志性存在；一支规模很小的部队就足以确定“发生了比边境冲突大的事”，并且发出信号表示需要动用导弹和轰炸机。这样一来，欧洲各国受到刺激，都想要有自己的核报复力量，因为美国原则清楚地“说明那些才是最终的决定性武器”。灵活反应战略旨在增强常规部队建设，“使我们能够面对任何暴力水平的苏联挑衅”。但是美国政府设想的北约部队30个师的目标“对于真正的局部防御可能太少，让人相信这是反击战略又嫌太多”（因为如果发生全面核战争，任何美国的欧洲驻军都会被消灭）。如果北约真的想靠单纯的常规部队抵抗苏联入侵，那么“目标必须是大幅增加30个师”。如果那在政治上行不通，那么北约就必须回到《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的观点：“一旦明了苏联已开始大规模进攻……就要在作战地区”使用战术核武器。不错，经常有人（例如国防部副部长吉尔帕特里克）反对说，使用战术核武器交战有可能使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但是，如果纯粹靠反击战略，这种升级就不只是可能，而是必然。

然而，基辛格重提有限核战争还不是文章中最有争议的观点。他同时建议“统一单独指挥欧洲大陆的原子武器”，他甚至为法国追求自己的核能力辩护，说“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毫无意义”。政府似乎想让欧洲“将常规军统一起来进行联合指挥，更多地依赖常规防御；只有一个伙伴国对回应苏联核威胁的手段保持垄断，且能在使用核武器上自由行动”。他重申先前的观点，政府设想的多边核力量“会大大提高枪支的保险系数，但不会增加扳机的数量”（换言之，在使用武器问题上只会增加大量障碍），表示强烈支持“将欧洲原子力量和现有的英法核力量合并”，不用美国行使否决权。最后他说支持法国打击力可能是促成此事的最佳途径。

作者可能没有对这篇内容庞杂的文章发表之后会引起多大的反响抱期望。他对施莱辛格几乎是赔礼道歉地说，“这是我写得最辛苦的一篇文章，之所以费劲写，是因为我以其他方式表达意见都徒劳无益”。《华盛顿邮报》记者查默斯·罗伯茨慧眼识珠，马上发了《肯尼迪助手建议支持法国发展原子力量》。这无疑给白宫新闻秘书出了一道难题：如何确认基辛格的身份？皮埃尔·塞林格很尴尬，他否认基辛格是总统的“兼职顾问”（《华盛顿邮报》是这么报道的），但也只好承认基辛格还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然而，“今年他还没见过总统。年内他完成了一项秘密使命。那项使命跟他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文章毫无关系。在（法国原子力量）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过任何建议”。

政府内部一片惊慌。一份对基辛格文章的官方评论认为，如果就柏林问题打常规战，组建30个师的目标有一定道理，预计有限核战争仅限于欧洲范围在政治上是一种危险的看法，因为欧洲会认为美国想“从核攻击的危险中脱身，让伙伴国当炮灰”。无论如何，这种战争即便不升级为全面战争，也需要比欧洲现有核力量规模大得多的核力量。

这件事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1962年4月，美国建议将进入柏林问题国际化（从而结束战后的四国共管格局）的消息被透露给联邦德国媒体。建立一个国际进入机构，让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平起平坐，这种想法遭到强烈反对，结果计划胎死腹中。7月5日，赫鲁晓夫致信肯尼迪，要求将西柏林的西方驻军一半换为华沙条约国或中立国部队。三周后，卢埃林·汤普森最后一次以美国驻俄罗斯大使身份会见赫鲁晓夫，对方告诉他此事如再拖延，“莫斯科无法接受……事关苏联声誉……柏林问题必须很快解决，必须很快就签署和平条约”。白宫更是乱作一团。总统想知道，为什么“在战术核武器使用上美国和我们的盟国分歧”如此之大？肯尼迪“会同意欧洲看法：如果苏联对欧洲发动大规模进攻，我们无疑将对首批越界苏军使用核武器”。但如果就柏林问题打起来，小规模冲突中不可能使用核武器。肯尼迪前思后想，建议通知欧洲盟国“如果它们能组建30个师，我们就答应提前使用战术核武器”。但麦克纳马拉提出异议。如果美国“答应提前使用核武器，我们的盟国会说那就没必要建30个师，就像基辛格在《外交事务》7月号那篇文章中说的那样”。他和腊斯克同意基辛格的看法，“盟国不愿建设常规部队出于两个基本考虑：它们认为核战略最有希望起到遏制作用，而且它们也不想花钱”。基辛格可能很少在白宫露面——这是邦迪一直以来的心愿，但这不等于白宫忽视了他。

在德国，基辛格也掀起了轩然大波。德国国防部部长施特劳斯亲自写信对基辛格说，他的建议不“实际”（“他还是老一套。”基辛格说）。基辛格到巴德戈德斯贝格的战略研究所开会，见到德国联邦议会的外事发言人卡尔–特奥多尔·楚·古滕贝格，他坚决反对增加75 000名联邦国防军人，说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并表示了和施特劳斯同样的担心：美国“在削弱”战术核武器。一场危机正在德国酝酿，尽管最终证明那不是地缘政治危机，而是国内政治危机。社民党议员赫伯特·维纳预感前景不妙，忧心忡忡。他对基辛格说：“柏林输掉了。这几年政策的结局意味着柏林迟早会完蛋。”他解释说，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对柏林的兴趣“必定……纯粹是法律上的”，而德国的兴趣是道义上的。“我们绝不会接受这堵墙，”他几乎叫了起来，“我们绝不会接受东边的集中营。”他预料“未来两三年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会增长”。

很多现在自称亲美派的人将会反对我们。他说，这也是阿登纳倒台后不可避免的后果。他唯一的希望是看到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联合起来。他说尴尬的是基督教民主联盟一旦（与其他组织）联合可能就毁了，社民党如果继续对立也会垮掉。无论如何，如果两党继续分裂，德国民主势力将终结。他认为在美国建议走漏风声以后，德国的反应表明民族主义在复苏。他说右派不可能掌握所有的民族感情。

至于民主德国，维纳认为联邦德国要尽一份责任。基辛格回忆说：“如果他能做主，他会呼吁所有民主德国人不计后果放弃苏占区领土。我问这是否意味着波兰边境会移至易北河。他说人的问题更重要。”前文说过，基辛格自己一直很担心德国内政出现这种变化，所以他必然能够理解维纳的担忧。然而，他的一个重要见解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大联合”即将出现。由于《明镜周刊》[11]报道了施特劳斯的国防政策，年底之前维纳就要开始就这种联合进行谈判，谈判对手正是楚·古滕贝格。

总之，基辛格的情报质量很高。然而，这些情报没有再送给邦迪。美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迷惑不解。邦迪的那些驻德国侦察兵抱怨道：“虽然基辛格教授找使馆要车、要秘书，要这要那，而且会见了很多德国要人，他却从不把活动信息报告给大使馆。”事实上，基辛格的确把会议纪要让一同出席大会的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12]转交给了国务院。但是在其他很多方面他现在是前顾问了。9个月前他还与总统共进午餐。现在他只能找施莱辛格，请其安排肯尼迪在玫瑰园接见他的国际研讨会代表。1962年8月19日，施莱辛格亲临国际研讨会，发表演讲。他一脸苦笑地告诉与会代表，美国总统现在的权力不如以前了，因为现在有四个政府机构：立法、司法、总统和“行政（官僚机构）”。新的机构，即官僚机构，有“无限能力削弱、拖延、阻止、抵制和破坏总统旨意”。施莱辛格已经在怀念肯尼迪总统府早期的岁月，言语都有失检点了。“1961年是随心所欲的一年……一旦有什么想法就可以自由行动，一旦发现有什么问题就赶紧干预。但是现在政府又开始出现僵化的情况了；媒体、国会和（不言而喻）官僚机构开始伏击支持新边疆政策的人，将他们一个个干掉。而旧的延续性，即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延续性开始卷土重来”。

仿佛是要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月后基辛格收到一封措辞讲究的信，写信的正是邦迪。信中提议“友好分手”：“我对你所处之位的印象是，老是聘你当顾问让你的处境有些尴尬。我知道你为了走一条谨慎之路付出了很大努力，但实际上也存在这样一个情况，偶尔也有人问我们你公开声明的那些意见是否也多少反映了白宫意见。”然而，如果“你想随时私下表达某些具体观点”，而他没有“为你留着白宫的门”，那么他就不是邦迪。此外，他补充道：“我们希望能够不时征求你的非正式意见。”

基辛格的回答直截了当。他“很久以来都担心自己对美国政策某些方面的公开声明可能被误解为白宫的‘试探性言论’”。正因如此，前一年他才三番五次想要辞职：“那个时候，你的看法有所不同。在你的极力要求下，我答应完成两件事，有一件根本就没做。当时你认为我的顾问身份和公共争议参与者的身份有区别，而这种区别显然不起作用，所以现在你同意我的看法，我也就安心了。”邦迪的最后一句话可谓是官僚委婉语的杰作。他写道，他们分手是“生活现实发展到特定情况下的一种必要认可”。今天重读这封信，你怎么也不会猜到，从邦迪的第一封信开始，到他的第二封信为止，肯尼迪政府就将美国带到了核灾难的边缘，冷战期间的美国从未离核灾难这么近过。

[1] 她在手术后活了下来，但因为手术造成了永久性脑损伤，在医院里度过漫长余生。

[2] 具体而言，1962年，苏联有20枚洲际弹道导弹，而美国至少有180枚。苏联有200架远程轰炸机，而美国有630架。苏联仅有6艘潜艇，可以在海上发射最多3枚弹道导弹，而美国有12艘北极星潜艇，每艘皆可运载12枚战术核导弹。可见，20世纪50年代末的“导弹差距”恐慌是多么可笑，至少从远程导弹来看是如此。

[3]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是1958年由埃及与叙利亚合组的泛阿拉伯国家。1961年，叙利亚退出，而埃及仍保留了这个国名直到1971年。

[4] 斯特林将军退休之后，成为美国诺思罗普防务公司的顾问。

[5] 汉斯·海因里希·赫瓦尔特·冯·比滕费尔德是一位贵族出身的德国外交官，他自1927年起便为自己国家的外交事务奔忙，直到1977年退休。吕布克在战争期间替阿尔贝特·施佩尔工作，他肯定很清楚在佩内明德空军基地使用奴隶的情况；当吕布克在第三帝国的真实身份被曝光后，他不得不在1969年辞职。

[6] 基辛格是对的。与库尔曼–斯图姆和埃里希·蒙德不同，阿肯巴克自1937年起便是纳粹党成员。在战争期间，作为驻巴黎的德国大使馆政治部门的负责人，阿肯巴克直接参与了将法国的犹太人驱逐并送往死亡集中营的行动。

[7] 基辛格后来想起阿登纳曾问他：“你在政府部门工作了多长时间？”基辛格回答说大约是一生中1/4的时间。“那么，”阿登纳说，“我可以说3/4的时候你会跟我说实话。”

[8] 多勃雷宁的父亲是一个管道工人，他于1946年开始了自己的外交生涯，1957年短暂地担任过联合国副秘书长。他担任苏联驻美国大使直至1986年，历经6位美国总统，或许是基辛格唯一最重要的外国对话者。

[9] 在此基辛格的确错了。自1959年以来核潜艇的发展在国际局势从冷战一触即发转向平衡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种平衡在后来被哈得孙研究所的唐纳德·布伦南称作“确保相互摧毁”。关键在于核导弹潜艇事实上是不可能被发现和摧毁的。任何先发制人的打击必然会遇到来自海浪之下的毁灭性反击。

[10] 这首歌谣的原词为“Sleep, baby, sleep, in peace may you slumber,/No danger lurks,your sleep to encumber, /we’ve got the missiles, peace to determine, /And one of the fingers on the button will be German.”

[11] 1962年10月8日，该杂志报道联邦德国国防军几乎做好了应对苏联最终进攻的准备，这使得施特劳斯下令逮捕杂志的发行人、总编辑和撰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当最终证明施特劳斯的行动是非法的之后，德国自由民主党威胁推翻阿登纳政府。施特劳斯被迫辞职；而大联合在接下来的4年中也没有实现。

[12] 索南费尔特像基辛格一样，出生于德国的一户犹太人家（1926年），他1938年离开德国，而后为美国军队服役。他1952年进入国务院。1963年，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情报研究局苏联分部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