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森在写于1902年的一篇文章中曾经信心满满地宣称：“如果罗斯柴尔德银行以及它所有关联的银行都反对的话，任何欧洲国家都不可能发动一场大战。”这种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其他的银行家拥有足够的金融实力，来阻止一场可能伤害到他们物质利益的战争的说法并不新鲜。但是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5年之间，一度是一个时髦的话题。在1899年，波兰作家伊万·布洛赫——他自己本身也是个银行家——曾经预计在欧洲大陆主要国家之间爆发的战争成本大约是每天400万英镑；而且他认为，战争成本以及武器破坏力的上升使得一场大战变得几乎“不可能发生”。英国记者诺曼·安吉尔也持类似的观点：那种认为战争可以作为理性外交政策的一种手段的看法已经成为了一种“天方夜谭”，这是他在他以此命名的书中（1912年出版）提出的一种说法，原因是“国际金融脆弱的相互依赖关系”。这也不仅只是用来反对战争的经济理由，更是针对政治左翼的。在1914年7月战争爆发前的最危急的关头，《泰晤士报》的国外编辑亨利·威克姆·斯蒂德是这样描绘纳蒂在避免德国和英国之间爆发战争时所做出的努力的：“一个肮脏的德国犹太人国际金融家妄想恐吓我们严守中立。”

那么，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果真具有如此强大的实力，而且又如此强烈地追求和平，为什么一场威力如此前所未有而且破坏力如此之大的世界大战还是爆发了呢？一个残忍的说法来自于霍布森，他认为这场战争与先前的布尔战争一样，能以某种方式使他们以及其他的银行家获益。按照列宁的说法，这里并没有什么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必然结果。大国之间由于国内经济的增长率下降而触发的抢占海外市场的竞争，只可能以一场自杀性的战争来收尾；随之而来的战乱的社会后果——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奥古斯特·贝贝尔所预言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众神之光”——就会促成已经长期蛰伏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样的观点在战争期间大行其道，并不仅只是在极左派之间盛行。纳蒂于1915年死后不久，美国《民族》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在回顾了战前的帝国主义纷争之后，哀叹“资本的民族性”：

广泛的事实是，无论在政治臣服于贸易的任何地方，资本都被迫发展一种民族的特质。金融或许本质上具有普遍性，但是现代的世界却强迫它具备民族性……在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世界，而且在为了在太阳底下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金融家们不得不把自己融入到具体的民族族群里的情况下，这种经济竞争导致帝国主义大行其道是显而易见的事情，而帝国主义本身成为寻求势力均衡的整个过程的全部基础。金融家所属的民族族群或许不期望战争；但是他们肯定而且也必须期望他们未来扩张所依赖的外交实力足够强大，以足以获取他们获得所期望的特权或者可以进行渗透的势力范围。这样的竞争有助于维持世界的军事和平，然而在适当的时候，这种军事和平就会引发世界大战。

现实基本证明了这样的判断。从很多方面看，在爱德华时期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确实屈从于“资产阶级的军事化”，而“资产阶级的军事化”一直以来被历史学家看成是战争的根本起因。在第四代之前，罗斯柴尔德家族根本与军队无关。然而，纳蒂在1863年曾经在巴克斯义勇骑兵队服役，任旗手，并在随后升任中尉（1871年）和上尉（1884年）。他的儿子紧随他的脚步，在1903年升任少校。在作为白金汉郡治安长官的任内，纳蒂仍然表现出了对军队的浓厚兴趣，他以热情洋溢的讲话和免费的烟草隆重欢迎那些参加过布尔战争的返乡的牛津郡轻装步兵。在基奇纳领导下于埃及作战的第二内近卫骑兵团的士兵也是“罗斯柴尔德慰问烟草”的愉快的受益者。更为重要的是，纳蒂是一位军队改革的支持者，而且还是一位增加皇家海军实力的热情的倡导者。“增强海军的实力在各个阶层都是一致的看法，”他在1908年对他的法国亲戚们这样说道；一年之后，他在市政厅举行的一次大会上公开发言支持建造8艘无畏级战列舰，这次会议上发言的还有亚瑟·贝尔福^[5]。

毫无疑问，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军备中有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在1888年，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为海军建造与装备公司发行了价值22.5万英镑的股票，而且随后又在马克西姆枪械公司和诺登菲尔德枪械与军火公司的合并项目中发行了190万英镑的股票和债券。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厄内斯特·卡塞尔所做交易中的一项，而且标志着他们长期直接合作的开始；纳蒂持有了新马克西姆——诺登菲尔德公司的大量股份，并对公司的经营产生着直接的影响。这件事情中最为广泛的意义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马克沁–诺登菲尔德公司的主要产品是致命的马克沁机关枪，用于让英国在从苏丹到马塔贝莱兰的帝国主义扩张过程中对那些反对者给予毁灭性的打击，这样一个过程被希莱尔·贝洛克称为是破解欧洲霸权的钥匙。类似地，当卡塞尔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为维克斯公司（与海军建造与装备公司联手）在1897年的并购提供融资服务的时候，他们的目的也是为了加强英国海军的建设，其根源也在于其帝国主义政策。纳蒂很早就领悟了加强海军建设的重要意义：在1888年，他就试图说服未来的海军大臣约翰·费舍尔——当时还只是一名上校，但是领导着军械与鱼雷处——脱离海军加入怀特沃斯公司。即使在很明确地知道海军建设的费用很可能导致增加税收的时候，他也仍然是狂热的支持者。

奥地利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在军事工业中拥有自己的利益。在铁路事务之外，他们还持有大量的维特科威兹钢铁厂的股份，这个钢铁厂成为了奥地利海军重要的钢铁供应商，之后不久也成为了奥地利军队的弹药供应商——尽管后来的资料表明，钢铁厂的董事保罗·库佩尔威泽尔觉得阿尔伯特·罗斯柴尔德对“他的银行所拥有的工业装备没有一丝一毫的兴趣。他似乎把它们看成是一种很不情愿的义务”。当库佩尔威泽尔要求为工厂提供40万古尔登的投资，用于生产装甲板的时候，阿尔伯特回答说：“拿40万古尔登，我更愿意为自己购买一份不动产。”在与马克斯·冯·吉特曼合伙对此以及其他的产业合作进行投资，罗斯柴尔德维也纳银行也拥有了股份后，阿尔伯特显然很希望委派代表来为这些投资的责任负责。无论如何，他对这些项目持续参与的事实是值得关注的，因为他本人对这个行业毫无兴趣可言。如果说19世纪晚期的帝国主义有其“军事工业联合体”的话，罗斯柴尔德家族毫无疑问是其组成部分之一。

然而，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具体说来就是军事开支的增长有其政治方面的后果，而这种后果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财富精英俱乐部成员的地位并不相称。

大约在1890年之前，领土扩张的成本相对较低，像格拉德斯通在1882年派到埃及的远征军所需的费用几乎微不足道。几个最大的大国在19世纪90年代的军事预算并不比19世纪70年代高多少。表8–1表明，这种情况在1914年前的20年间出现了变化。把英国、法国和俄国一起来看，总的军事开支（按英镑计）增加了57%。对于德国和奥地利来说，其增加的幅度更高——大约在160%。

就算考虑到这个时期大多数经济体所经历的巨大的经济增长因素，这也还是说明了一个对所有大国来说显而易见的“军事负担”的增长。按照表8–2所显示的，英国、法国、俄国、德国及意大利等国的防务支出占国民生产净值的比率也都有所增长，从1893年之前那段时期内的2%~3%之间上升到了1913年时的3%~5%之间。奥匈帝国是个例外，因为二元君主国高度的分权体系使“共同的”奥匈帝国防务预算保持在了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

表8–1 大国的军事支出，1890~1913年（单位：百万英镑）

资料来源：霍布森，《机警的巨人》（Wary Titan），第464页

表8–2 防务支出占国民生产净值的百分比，1873~1913年（%）

资料来源：霍布森，《机警的巨人》（Wary Titan），第464页

为这些增加的支出提供资助是这一时期最为中心的政治问题之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就是军费支出的增加导致了伦道夫·丘吉尔在1886年辞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而格莱德斯通在1894年辞去了首相的职务。他们只是这个新的军事——金融联合体中很多政治牺牲品中的第一批。

不断上涨的军费开支问题又伴随有政府总体支出的上涨，这使得资金筹措更加困难。在国家层面以及地方层面——如在德国和奥地利的联邦体系中的地区层面——19世纪90年代见证了“守夜人国家”时期的结束，这是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很典型的根据经济状况收缩国家规模的情况。不管是为了安抚各种政治势力（或者是潜在的危险），还是为了增加“国家效率”，各国政府都开始为广袤的农村地区增加基础设施、教育的投入，为病患者、穷人和老年人提供救助。尽管按照现在的标准看，其所涉及的金额仍然很小，但是总体来看增加的金额还是超过了经济增长的累积数。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些增加的支出，但是每一种方法都有重大的政治倾向。

自然，筹集公共收入的方法之一是增加税收：最大的问题是这些税收应该是间接税（主要以关税的方式，对从面包到啤酒的消费品都征收关税），还是直接税（比如对高收入者或者继承人征收的税）。在英国，由于对保护主义的斗争先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而对进口食品的征税被选民所拒绝，尽管张伯伦以及其他人对关税给到了帝国主义式的合理解释。这就不可避免地把负担推给了富人，而且毋庸讳言，其中就包括特别富有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了解纳蒂在1905年之后这段时间内的政治边缘化的关键就在这里。从一方面来看，他是增加海军军费的热情支持者；从另一方面看，他又不是很心甘情愿地为它埋单。在1909年3月，他在对伦敦商会管理者学会以及海军与军事防务委员会的一次发言中，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根本站不住脚的立场：

目前的情况是我们面临着税收急剧增长的威胁。他（纳蒂）不知道政府收入能否达到预期，但是巨大的支出已经发生了，而且他认为还需要增加更多，因为大家都会同意舰队必须保持在最高效率的状态（欢呼声）。这就是问题所在，更为沉重的负担将会抛给整个社会，而像我们这种类型的学会应该有能力出来对财政大臣说几句话，目的是防止无谓的税收增加阻碍国家的商业发展（欢呼声）。

1个月之后，他在市政厅告诉一群金融界的听众，“请求他们对政府为保持我们的海军优势所需的任何经济安排提供支持”；然而，他没有能说出他心目中认为应该有什么样的安排。纳蒂很清楚地知道，“这两个吸收性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预算以及对海军的预估，”是“紧密关联的”，但是他低估了这个关联的政治和宪法含义。

在德国，情况恰恰相反，在通常情况下德意志帝国自己（而且也包括了德国陆军和海军）的资金来源被限制在只能从间接税中筹集，因而趋势是增加关税；但是工人阶级对把“亲爱的面包”与“军国主义”搅和在一起的不满被社会民主党成功地利用了，政府因此很快就被迫计划在整个帝国的层面上引入财产税。在这里，纳蒂也误读了不断增加的“军国主义”的暗示。在1907年，他对冯·比洛在选举中击败社会民主党的解读是那种战略学家们所宣称的“社会帝国主义”：

德国上周末举行的选举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它告诉我们国家的感情和帝国主义倾向在击退社会主义思潮的贡献方面是怎样超越其他任何手段的。在所有的可能性中，德国皇帝和他最喜欢的追随者冯·比洛将继续推进他们的世界政治政策，将把他们的剑磨得光亮，并将大规模地增加新的军费和海军费用。这些军费毫无疑问将会使英国和法国有所感觉，而且必定会从欧洲金融的角度延缓很多社会主义梦想的实现。

事实是，1907年的选举结果是在西南非洲镇压赫雷罗人起义取得胜利之后，通过团结所谓的“资产阶级”政党而赢得的暂时胜利。到了1912年下一次大选的时候，这种团结因为对军费支出无法达成一致而完全破裂了。与绝大多数人对德国右翼的预测相反，增加军费和海军的支出似乎加强了社会民主党的地位，因为它将选民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国防开支的资金来源越来越困难这一问题上。

为对内和对外政策所增加的费用埋单的另外方法，当然是通过借款来解决。正如表8–3所示，这种方式在某些国家远比在另外的国家更受欢迎。德国和俄国两国在1890年以后的时期都有大量的借款，粗略计算大约是其当期至1913年间国家债务的两倍；然而，当卢布对英镑的汇率进行贬值调整之后，俄国的债务负担只是上升了2/3，很显然只是很小的增长。绝对地说，法国也借入大量的债务，尽管其起点是从比德国更高的无债水平开始（因而，其增长的百分比较低）。英国1887~1913年对国家债务的削减在几个大国间表现得异乎寻常。当我们想想其布尔战争的开销曾促使政府在1900~1903年借入了总额为1.32亿英镑的外债时，这个成果就显得尤为令人难忘。

表8–3 以本国货币与英镑表示国家债务，1887~1913年（单位：百万）

• 德国=德意志帝国加联邦各州

** 增加数按英镑计

资料来源：Schremmer,“Public finance,”p.398;Mitchell,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pp.402f.;Horrmann et al.,Wachstum,pp.789f.;Apostol,Bernarzky and Michelson,Russian public finances,pp.234,239.

在前所未见的经济增长时期，这些不算是难以为继的负担。事实上，在所有这四个国家中，总债务占国民生产净值的比率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如表8–4所示。按现在的标准来看，只有法国的债务占国民生产净值的比率偏高，而各国总的趋势是债务在逐渐消失。

表8–4 国家债务占国民生产净值的百分比，1887~1913年（%）

• 德国=德意志帝国加联邦各州

资料来源：同表8–3；Hobson,“Wary Tiran”, pp.505f.

无论如何，当时的人们都对政府借款的绝对增长感到疑惑。这是因为当时债券的价格在下降——或者说是收益在增加（参见表8–5）——而这种情况在大约1890年前后就已经出现了。

表8–5 欧洲主要债券价格，1896~1914年

注：对于1936年2.5％债券的价格按2.75％利率重新计算

资料来源：《经济学人》（每周收盘价）

导致这种下降的根本原因是事实上的通货膨胀加速，通货膨胀是一种由黄金产量增加所引发的货币现象，而使这种现象更为严重的是银行中间业务的快速发展，它导致了纸币的大量使用以及非现金交易方式（特别是银行间的清算业务）的增加。然而，当时的人将债券收益的增加解释为针对宽松的财政政策的市场保护形式。这种情况事实上只在公共领域的债券发行通过“挤出效应”，或者与私营领域在资本市场上筹资的要求进行竞争，进而推高借款的成本时才会真正出现。不管怎么说，在大多数国家里——甚至也包括英国——对财政支出没有节制的批评声不绝于耳，而批评者中则左翼人士和右翼人士都有。表8–6表明债券收益增加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其中最有意思的现象，是在不同国家的债券收益中具有显著的差异，或者说是“差价”这一情况。这些收益差价真正说明了市场的估值不只是反映财政政策，更为普遍的是反映政治稳定情况以及对外政策，而这些都基于那些传统上紧密相关的革命、战争和破产等风险之间的关系之上。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俄国才被看成是所有大国中信贷风险最大的国家，原因在于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俄国更为常见的经济以及政治“倒退”的问题。更为让人吃惊的是德国的收益与英国及法国的债券收益之间存在的较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又有显著的类似性。这种情况无法用德国私营部门对柏林资本市场的需求更大来解释，因为这些比较使用的都是伦敦价格（而且在每个国家的情况中，投资人通常是在不同的政府债券中进行选择，而不是在不同产业的证券或者债券中进行选择）。实际的情况似乎是投资者认同当时的那些学识渊博的政治观察家们的观点，即德国在经济上远没有它的西方竞争对手强大。

表8–6 主要大国的债券收益，1911~1914年

资料来源：《经济学人》（伦敦月平均价）

影响经济的政治

在世纪之交的时刻，纳蒂·罗斯柴尔德对保守党的认同基本上完结了。多萝西·平托（她后来嫁给了埃德蒙的儿子詹姆斯）回忆道：“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以为罗斯柴尔德勋爵生活在外交部，因为从我教室的窗子里，我们老是看到他的马车每个下午都停在外面——而事实上他当然只是来与亚瑟·贝尔福进行秘密会谈。”这两个人各有风格，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例如在1901年，纳蒂写信抱怨贝尔福在下院所做的一次讲话中对德比尔斯公司做了一次并不准确的批评，而他们俩似乎对移民控制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贝尔福三年首相任期的大部分时间中，他们都是关系亲密、团结共事。

这种亲密关系存在一个风险。正如爱德华·汉密尔顿所评论的，甚至在索尔兹伯里^[6]于1902年7月退休之前，纳蒂已经“成为了一名实力很强大的党棍，无论是哪一派主政，他都是‘雷打不动’”。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过去，罗斯柴尔德家族确实一直擅长于维持政府与反对党之间的热线联系。然而，到了20世纪初期，新一代的自由党人忽然冒了出来，纳蒂和他的兄弟们与他们没有任何实质上的社会或者政治方面的联系。要是罗斯伯里维持着自由党的领袖地位的话，这方面不应该存在问题，但是在他于1895年辞去了首相职务，并在次年辞去自由党领袖职务之后，他的影响力衰落了。在作为自由党党魁的时候，他与更加激进的党内的“新”自由派隔阂颇深，而后者在自由党于1906年重掌国家大权的时候占有了绝大多数的部长席位。到了这个时候，罗斯伯里彻底退出了自由党，并在退党前一年公开抨击了《英法协定》以及《爱尔自治法案》。作为汉纳的女儿佩吉的丈夫，罗斯伯里的义子克鲁伯爵是定义更为宽泛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圈的成员，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他在政治上接近纳蒂。确实，注定要发生的事情是，新任财政大臣赫伯特·阿斯奎斯应邀与罗斯柴尔德勋爵以及雷弗尔斯托克在市长大人的年度晚宴上共进晚餐。但无论是阿斯奎斯还是金融界的大人物们，都对他们之间很深的意见差异不抱有任何的幻想。正如纳蒂所说的：“出席的这些金融界的大鳄很容易地就可以下结论说阿斯奎斯先生并不太了解生意上的事。我认为他的讲话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冷淡，给他的某些草率而又热情洋溢的顾问迎面泼了一瓢冷水。”纳蒂和他的兄弟们并没有被全部挡在权力之门的外面；但是，他们的意见，无论是以什么方式提出的，已经基本不起任何作用。曾经，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政治家们融合在一起，不考虑对党的忠诚，只是为了获得最有可能的政治情报，并且对经济以及对外政策施加影响。现在，纳蒂自己成为了政治家，经常发表令人瞩目的公开讲话，而且为保守党捐出了巨额的资金。他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徒，无论从智慧上还是影响力上，都与自由党的政府彻底地断绝了关系。

1906年自由党在选举中压倒多数的胜利通常被认为是由于保守党出现全线溃败再加上内部不和，同时当然也是由于胜利者的组织有方。导致保守党失去政权的中心问题是其自1899年之后由于实施帝国主义政策使支出不断增加，而之后他们又没有能力达成一种一致同意的支付这些费用的方法。这并不仅仅是打败布尔人以及建造新的战舰的问题。政府在布尔战争中所暴露出来的行政管理，甚至是物质上的不足受到了广泛的批评——甚至是全国性信任的危机——这种批评既来自左翼，又来自右翼。而在这个过程中，保守党缺乏一致性的反应。典型的情况是，当张伯伦要求成立一个财政委员会去分项讨论改进老年人退休金制度的时候，纳蒂几乎没有掩饰他对建立某种类型的效仿德国模式的政府扣缴体系可能性的怀疑，但是他对那种无扣缴的对老年人进行无偿救助的任何想法甚至更加敌视。随着张伯伦逐渐转向把不断提高保护性关税作为对英国国内以及帝国问题的解决方案的立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反应与整个党的反应一样也是矛盾百出。

因为在19世纪的后半叶，整个家族曾经坚定地支持自由贸易。阿方斯在19世纪90年代对美国和法国关税政策的刻薄评论表明，就算是在世纪之交他们仍然持有这样的态度。他在1896年警告说：“法国将死于保护主义的窒息之下。社会主义理念中最好的部分是国际生产的互相交换，因而如果饶勒斯先生（社会主义领袖）不鼓吹其他东西的话，我们会毫无保留地支持他的意见。”但是到1903年，他的伦敦兄弟们对“自由贸易的神圣原则”的信念开始动摇。7月3日，纳蒂对爱德华·汉密尔顿承认，他“已经被张伯伦的计划所折服”。这对于一个曾经指责这位殖民大臣为“披着保守党人羊皮的激进的狼……典型的民主党人——一个败家子和沙文主义者”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当张伯伦由于这个问题于9月17日从内阁辞职的时候，纳蒂面对德文郡公爵抱怨他和贝尔福“在内阁应该听取张伯伦到底打算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却是要么在昏睡，要么就是心不在焉”，以为他自己和贝尔福两人开脱。在10月7日，也就是张伯伦在格拉斯哥提出“帝国特惠制”关税壁垒政策的大幕拉启后的第二天，他的忠实的追随者哈里·查普林与阿尔弗雷德以及其他的两名“金融界人士”共进晚餐：

我以一种很天真的方式问他们金融界对格拉斯哥讲话有什么反应，他们马上都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只有一种意见！有些非常著名的而且是重量级的自由贸易人士，以及另外一些一直持反对态度的人士——完全站到了一起，大家都很满意，而且市场出现了上涨——统一公债涨了一个点或者3/4——金融界的准确的细节我记不住，但是这没关系。我后来私下询问了阿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他非常肯定地确认了这种说法。他今天整天都在城里，而且也是完全同意那种认为您毫无疑问已经在这些领域留下积极印象的说法，而且总体来说，金融界是非常重要的。

事实上，张伯伦的建议分裂了金融界的精英。站到张伯伦与罗斯柴尔德兄弟后面的是卡塞尔、J·S·摩根的克林顿·道金斯、埃弗拉德·汉布罗（他后来成为关税改革协会名誉财务总管）、吉布斯家族、罗伯特·本森、爱德华·斯特恩以及菲利普·沙逊。这些名字都很抢眼，这没有一点疑问。但是反对者中不仅仅包括费利克斯·舒斯特，这位威望正日益上升的伦敦联合银行的行长及金融城里最坚定的自由党人，还有保守党中的自由贸易者，比如埃夫伯里勋爵和詹姆斯·麦凯爵士（后来的英奇凯普勋爵）。这些都是令人生畏的反对者，而且或许正是他们对张伯伦的反对才说服了纳蒂回到了他最初的立足点上。在这个时候，约瑟夫在市政厅于1904年1月举行的一次公共聚会上发表演说，形势越来越明朗，正如道金斯在张伯伦讲话以后所说的，“银行界的意见总体上来看（是）反对他的”——或许这很容易理解，当时他口无遮拦地告诉他的听众说：“银行业不是我们的繁荣的创造者，它的产生……不是我们的财富的因，而是果。”很重要的是，当德文郡公爵两周以后在同一个地点举行的自由贸易聚会上发表讲话的时候，纳蒂坐在台上。这似乎驳斥了汉密尔顿的不怀好意的说法（与另一个财政问题有关），他说纳蒂现在认为“有必要咨询所有的经纪人”，而且“他自己也没有了任何的主意”。

或许纳蒂并没有疑惑；更可能的是，像贝尔福自己一样，他出于战术方面的考虑正两边讨好，目的是希望维护党内的团结。无论是哪种方式，他都无法控制张伯伦发起的运动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纳蒂“毫不怀疑”，甚至在1906年1月投票开始之前，“亨利·坎贝尔·班纳曼^[7]爵士将会获得大多数的支持”。只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没有想到的是保守党失败的规模居然会如此之大：自由党人不仅把他们得票的份额从45%提高到了49%，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下院赢得了压倒性的多数，在670席中赢得了400席，而保守党人只得到了157席。考虑到自由党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接近工党以及爱尔兰国民党的事实，工党与爱尔兰国民党的下院议员（数量相应为30名和83名）也应该算做是支持政府的。与里奥的期望相反，甚至贝尔福都失去了自己的席位（尽管后来大家很快同意安排他替代奥尔本·吉布斯以两名金融界成员之一的身份进入下院）。就像纳蒂在最终结果出来之前就哀叹的，这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想象不到的坏”。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除了认为“这个国家已经由保守党和统一党联合统治了20年，因而自然想要一种改变” 这种显而易见的看法外，纳蒂提出了一长串的原因清单：

教育问题，相关的宗教问题，极端保护主义，在某些情况下来自天主教僧侣阶层的对其信众的指令（要求他们投给激进分子，并且支持社会主义者），中国劳工问题（在南非），禁酒问题，犹太人选民对外国移民法案的不满，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对塔夫河谷罢工案的判决……判定决议……工会应该因为罢工所造成的损失而遭到起诉，而且他们的基金不应该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

但是关键肯定是保守党在关税问题上出现了分裂。甚至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内部，也存在分歧，纳蒂的儿子沃尔特以统一党自由贸易者的身份赢得了米德·巴克斯的席位，而且甚至与自由党政府一起在1906年3月投票反对张伯伦倾向，与此同时，在伦敦的金融界的选民中，保守党的选票几乎在关税改革者吉布斯与自由贸易者爱德华·克拉克之间平均分配。在对结果进行分析的过程中，纳蒂有时会试图贬低关税问题的重要性。他坚持认为，沃尔特所赢得的压倒性多数只是当地人对他的家族“忠诚”的象征，而不是投票给自由贸易，而金融城的结果“根本不代表……对关税改革的感情，因而当然也不是支持张伯伦主义。”但是，私下里他不得不承认这种分裂是致命的，而且他对这个问题的评论也表明了他真正支持的是什么。“然而，我觉得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他苦涩地评论，“那就是绝大多数吃白食的人，以及自由贸易者，比如像德文郡公爵，是不可能对他们自己帮助建立起来的这种环境感到满意的。”纳蒂也间接地批评了张伯伦，将他“建立一个新党以及新的政策”的野心与贝尔福简单的“即刻提高反对派实力”的现实期望进行了对照。他和里奥都认为“前首相”^[8]应该继续留任保守党的领袖，“因为他关于财政问题的观点比张伯伦先生的观点更加切合这个国家的实际”。但是他们觉得在原则问题上，与德文郡公爵相比，他们则更加接近张伯伦。纳蒂对“坐观其变”而不忙于“提出政策”这一战略的支持则更多地出于战术考虑，而与意识形态基本无关；他显然是希望在贝尔福的领导之下，在关税问题上表现出的团结最终能够实现。因此，在1910年——此时贝尔福已经脱离了支持保护主义的藩篱——纳蒂可以更为公开地谈论“关税改革的好处”。他告诉他的法国兄弟们“现在这个问题是最受关注的话题，而且可能会改变选举的结果”。

这样的政治误判成为了纳蒂在自由党执政时期的信件中最为常见的特征。大家应该记住，他不再是一个年轻人：他写下这些字句的时候，已经是一位70岁的老人了。但是相信保守党可以在保护主义的平台上赢得选举并不是他最大的政治误判。在很多问题上，的确可以很有信心地期待自由党人出现内讧。在南非的中国劳工问题上，让他幸灾乐祸的是这个期待几乎马上就应验了。对于教育问题，正如纳蒂所说的，想找出“一种能让反对者、教会以及国教徒都能接受的方式”事实上非常困难。有些自由党人中的商业人士，注定要反对将工会“置于与社会其他组织不同的法律之下”的工会法案。总的来说，几乎找不出理由来期待《爱尔兰自治条例》的问题对于坎贝尔·班纳曼来说会比格拉德斯通所面临的困境要容易。然而，纳蒂过分乐观地认为这样的分裂可能会使政府变成“一个非常短命的政府，而且统一党会再次恢复元气与实力，速度远远快于预期”。当然，保守党只可能通过合理地获得地方以及辅选的成功来鼓舞士气，才有可能从1906年的低谷中真正地恢复过来。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可以团结自由党人，其中之一就是税收问题。

纳蒂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甚至在1906年投票开始前就预言：“除了教育问题之外，争论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预算，这将会具有非常激进的特点。”从早期开始，他就注意到部分喧闹的劳工下院议员——“这些戴着红领结的绅士们，因为不能废除高顶礼帽而感觉非常遗憾”——将会对政府施压，要求制订诸如“大规模的综合性养老金计划，以及为学校的所有孩子提供每天一次的营养餐”。他认为政府“不应该做任何草率而激进的事情”，因为他很清楚地意识到任何意味着增加政府支出的方法都意味着直接税收负担的增加：总的来说，自由党是以一个毫不含糊的自由贸易者的身份上台的，因此很难期望它会大规模增加间接税的规模。

开始的时候，财政问题显得更为重要，因为政府继承了一份盈余，而且纳蒂并不期待“任何在金融方面的草率实验……与一个累进所得税有关的麻烦是它可能意味着对正在讨论的地产价值征税，但是或许所有的问题都将按同样单调的方式继续推进”。他很轻描淡写地告诉他在巴黎的兄弟：“毫无疑问，对于征税或者征用的形式会有很多原始的想法。我不敢说政府不希望采用这些方法，如果他们认为这些方法是可行的，或者认为能给他们带来好处的话。”但是他们确实不会，因为这些方法“除了会造成大量的伤害之外，还可能击毁他们自己的目标，因而只能算是虚幻的收入来源”。纳蒂对阿斯奎斯的第一份预算基本上很不以为然，同时也让很多评论家大跌眼镜，因为他们曾经希望有更多激进的开支削减计划。起先，舒斯特和霍尔登这样的人曾经寄希望于“阿斯奎斯先生能推出特别税收，以便能够结清国家债务；而现在他们把烧得通红的木炭堆到了财政大臣的头上”，因为他的预算减少了税收。纳蒂把这种情况归咎于储蓄银行大量持有了统一公债，后者希望看到债券价格上涨的情况；站在他自己的角度，使他更为吃惊的是阿斯奎斯关于成立下院委员会“讨论所得税的税负标准，以及累进税制的各分级计税依据”。但是，甚至这种累进税制以及对高收入进行特别征税所预示的前景，在这个阶段也没有让他觉得有多么害怕，“因为百万富翁的数量相当少，他们已经支付了很重的遗产税，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有可能把他们的财富送到美国，或者其他不会对他们征税的任何地方。”

考虑到政府在下院中所拥有席位的规模，纳蒂所表现出来的这种镇定让人觉得很奇怪。对此，有两个解释。首先，他秉持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古老信念，相信一个过分激进的财政政策将会受到金融市场的惩罚：资本将逃往海外以避开高额税负，而统一公债的价格就会下跌，从而迫使一个激进的财政大臣做必要的妥协。在自由党人入阁以来已经低迷的统一公债价格似乎也支持了这个说法；这个说法在当年夏季公债价格又跌了2个百分点的时候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纳蒂在他给巴黎的一系列有关这个问题的信件中对这个观点进行了归纳：

英国的证券市场很沉闷，我希望这能够为财政大臣提供反省的契机，而且使他确信政府激进计划中的很大部分是愚蠢的……现在的87.2（是）自从战争以来最低的统一债券价格。这……对劳合·乔治头一天在曼彻斯特大言不惭地所说的债券价格的上涨，证明了国家对女王陛下的政府所拥有的信心是一个莫大的讽刺……现在的这种局面对于财政以及地方政府当局应该都有警示的作用。因为，无论他们是否喜欢，县级以及各城市的政府根本不可能借到钱，而如果没有钱，他们就没有办法实施他们的社会主义计划来摧毁私有企业。我认为，财政大臣也会明白，他曾经大谈特谈的社会主义式的税收对于公共的信贷来说，是没有可操作性的……再也找不出有什么比国内的证券贬值更好的办法来打破这种社会主义立法了。

纳蒂也没有把这种情况看成是英国政治生活的特异现象。他在这个时期给巴黎的信中，或明或暗地把英国出现的事件与中间偏左的法国政府引入所得税或者提高国家对铁路的控制程度的企图进行相提并论。他把这看成是民主政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普遍规律：金融“由于现代立法机构的社会主义倾向而出现的神经过敏……是令人非常难受的，但是这或许是对社会主义倾向最好的治疗手段。”他又说道：“对社会主义立法的担心是两个半球出现衰退的真正原因。”纳蒂一直希望“那些真正持有英国证券的中小户……正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帮助把一个激进的政府捧上台”，能够转过身来一致反对政府的财政政策。事实上，他是如此投入，甚至把他的观点通过一次与偏左的《每日新闻》的访谈总结性地发表在该报1907年10月的一期报纸上。这是他首次接受记者采访，而且文章经过了精心的安排期望能够拥有一个更多的受众。这篇文章采用的是直切主题的方式：“‘股票走低’，纳蒂·罗斯柴尔德说，‘因为全世界的政府都在打击资本。’”

这标志着一场不断升级的公众反对政府的财政政策运动的开始。当政府提议对许可法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对禁酒游说团的抚慰性表示——的时候，纳蒂主持了一场由酿酒行业债券持有人参与的会议，抗议其将产生的负面的经济后果。当劳合·乔治当上了财政大臣，并且暗示需要“清扫鸡窝”，为新推出的无扣缴养老金埋单的时候，他又老调重弹。他发起的运动的高峰出现在劳合·乔治1909年的所谓“人民预算”曝光的时候，这份预算的关键点是对“非劳动所得的收入”的所得税增加到每英镑收1先令2便士；引入特别税，对收入超过5 000英镑的部分征收超额附加税；增加继承税；并按土地价值纳捐。除了最后一条（这意味着几个世纪以来将首次对土地的价值进行系统地评估），这些所有的变革中并没有什么真正是前所未有的：差别税已经于1907年由阿斯奎斯引入，分级的原则在现有的所得税门槛规定中一直都是明确的，而戈申——一名保守党财政大臣——早在1889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征收继承税。然而，这份预算总体来看，其显而易见的激进目的刺激了纳蒂进入一种高度亢奋的政治热情之中，其程度甚至远远超出了他父亲当年为争取犹太人能够进入下院所投身的运动。

很快，在预算案提出后不久，他策划了一封提交给阿斯奎斯的联名信，上面签名的人有金融城里21个顶级人物（代表了家金融城内的14个家族，包括巴林、吉布斯、汉布罗以及J·S·摩根）。这封信警告说，新的税收——特别是“急剧增加以及实行累进制的继承税”——不仅会通过蚕食资本金“对国家的商业和工业造成严重的伤害”，而且还会“阻碍私有企业的发展，并且不鼓励节俭的生活方式，因此，从长远来看，会减少雇用率，降低工资”。随后，他于6月23日在坎农街宾馆召集并主持了一场由“金融城所有利益方代表以及独立的政治协会代表出席的”抗议集会。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一致认为“预算里主要的提案内容打压了所有的私营资产的证券价格，阻碍企业的发展，并且不鼓励节俭的生活方式，将会对国家的商业和工业造成严重的伤害”。他自己在这次集会上的讲话则选择了另外的角度，认为财政大臣没有被赋予这种历史权利去为不确定的目的提高盈余，而且对土地征税是用一种卑鄙的手段来“构建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原则”。但是，在他稍后于上院的讲话中，纳蒂又回到了他最初的经济批评的立场上，对他的贵族同僚们保证说，在建筑业出现的抽逃资本以及失业率上升都是源于劳合·乔治对“信用”和“信心”所造成的破坏。当保守党在1910年的选举中未能保住多数席位的事实得到确认的时候，他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这些同样的话语。

正如他深信金融城里的银行业精英们的力量一样，纳蒂也确信上院能够对任何过分激进的方法“进行必要的改变，或者予以否决”。早在1906年1月，他就以 “下院发生什么问题都不要紧，因为上院将会把它矫正过来”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参议员们所玩的是灌铅的骰子”，里奥在1907年初自由党的第二次大会召开不久之前宣称，因此如果“太过分的提案被提出来的时候……提案能否按其原本的面目通过，很令人怀疑”。就算这些提案中包括了首相所期待的“废除上院，《爱尔兰自治条例》，许可法案，带有其他很多社会主义方式的加税等内容”，首相也不得不“在他的酒里加上大量的水”。而纳蒂他们也没有对参议员的否决权会被挑战的可能性进行过认真对待。“我根本不认为，”纳蒂在那年的夏天快结束的时候很轻松地宣称，“上院会面临任何的危险。”在议会下院谈论“从现实中消灭参议院的权力以及影响”完全“就像是一场闹剧，而且大概在几天之后就会被人遗忘”；他这样对他的兄弟们说，“如果我们的政府严肃认真地提出一个根本不可能最终成功的计划，只会向人们展示他们是多么的无能，而且这将把他们暴露在所有人讥笑的目光中，唯一的例外只会是那些他们最紧密的追随者”。纳蒂因此在1908年11月与其他保守党贵族们一道投票否决政府的许可法案时没有任何的担心；而且他和他的兄弟们在他们的亲戚和朋友罗斯伯里加入到反对人民预算的运动中时觉得非常高兴，罗斯伯里抨击这个预算案是“一切的终结，对信念、家庭、财产、君主制、帝国的否定”——一句话，就是一场“革命”。金融城的反对与上院的反对之间的联系在纳蒂出席预算案抗议联盟在11月22日向上院的请愿活动——带着14 000人的签名——的时候，被有意地赋予了象征性的意义。

然而，纳蒂高估了金融界和上院的实力。一个问题就是，责怪政府的“社会主义教条”造成了“英国债券的低价格”这根本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李普曼通过对照1859~1914年这个时期的债券情况发现，在保守党政府治下统一公债的平均收益与自由党治下的平均收益确实存在差异，但是差异很小（不足10个基点），而这种差异采用通胀的变化以及国际局势来进行解释似乎更能够说明问题。统一公债的价格在坎贝尔·班纳曼和阿斯奎斯的领导下确实下跌了，从1906年2月高峰时候的90.4跌到了战前1913年底71.8的低点。但是很难把这个下滑归咎为自由党的财政政策，而且这个下滑也没有对限制阿斯奎斯或者是他的更为激进的继任者劳合·乔治产生任何的效果。“政治，”正如纳蒂不得不偶尔承认的，“对我们股票交易所的影响其实很小。”很可能的情况是，市场上部分的“熊”是“出于对立法预期以及各种不同的谈论中与老年退休金相关联的狂热方案的担心”；但是，“金融城与股票交易所最为关切的总是资金市场”，而且这个市场更多的是受到黄金储备状态、英格兰银行的贴现利率政策以及以全球经济为整体的新债务的累积的影响。

反反复复地，市场拒绝通过按照所预期的下跌来支持纳蒂对自由党财政政策的指责。对于阿斯奎斯的1907年预算案，市场并没有出现任何的负面反应，尽管纳蒂抨击它是“不道德的”，而且准备走向“逐渐消灭所有的私有财产”的方向。事实上，他后来不得不承认：“市场是否从根本上即时地受到政治新闻的影响，是很令人生疑的事情。价格的上涨和下跌是受到来自当天的财经新闻，资金市场的状况以及来自于其他金融中心的新闻的影响。”在1908年初市场再一次拒绝了来自于许可法案的影响时，他承认：“从长期来看，资本讲出来的话总是非常简单。”1908年的预算案也遭到了纳蒂的迎头痛击，但是在预算来提出以后，“所有的市场（都）表现良好”，而且股票交易似乎根本没有理会新任财政大臣明确的“对他称之为游手好闲的富人更进一步而且更为沉重地增加税负”的警告。那年夏天，统一债券价格出现了微小的下跌，而且在当年的下半年出现了持续的下探，这为纳蒂的说法提供了一些支持，但是这也不是仅仅由劳合·乔治的“清扫鸡窝”的说法所引发。事实上，劳合·乔治的想法越明确，债券市场受到的影响就小：1909年的头5个月，价格实实在在地涨起来了。这种情况最能说明的问题是金融城在“人民预算”公布前的6个月对它采取了漠视的态度，而且甚至就在那个时候，预算案的影响也是和缓而且短暂的。《威斯敏斯特公报》以漫画的形式毫不留情地总结了纳蒂的荒谬处境，这幅漫画描绘他“化装成企鹅逃到了大西洋里”以躲避乔治征税（见图8.1）。

图8.1 《装进罐子里的贵族：罗斯柴尔德勋爵》，“预测革命的结果使全英国的资本输出到南极，罗斯柴尔德勋爵从圣斯威辛大街逃离，并装扮成企鹅成功逃到了大西洋地区。”《威斯敏斯特公报》（1909年）

资料来源：罗斯柴尔德，《亲爱的罗斯柴尔德勋爵》，插图21

只有在税收措施对金融交易产生直接的悲观预期这一威胁的时候，这个说法才有一定的可能性，即财政政策会打压股票市场。因此，纳蒂在与很多金融城的代表一起接受乔治咨询的时候，表示反对增加国内及外国的交换票据的印花税，认为这有可能导致“业务总体规模的大量萎缩”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收入的萎缩。他的这一立场是有坚实的基础支撑的。他的这个意见最终被财政大臣所接受，而且对原先的关税规模进行了调整以减少“平均量级的交易”（定义为超过1 000英镑）应缴纳的费用。在这里，银行家有真正的杠杆作用。但是乔治更为重要的建议显然引起了“公众（意思是把投资者作为一个整体）心理的动摇”：尽管纳蒂不遗余力地发起了这个运动，整体的市场在1909年的预算案出来之后还是“很稳固”。事实上，由伦敦郡议会在预算案公布后马上发行的一笔贷款出现了严重的超买。而纳蒂声称市场将在得到上院否决预算案的消息后上涨的说法也没有引起别人认真对待。正如《经济学人》所指出的，股票交易所“现在已经说服了自己相信其本身的利益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价格因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仅受到市场的影响。”只要市场表现得还比较中性，政府支出者就有理由认为上院的否决会引发金融危机。

纳蒂反对自由党金融政策最终遭遇失败的关键在这里：尽管自由党的税收政策是前所未有地激进，但是它增税的目的是平衡预算和事实上减少国债，从这方面看其性质是保守的。乔治在成为财政大臣的时候继承了前任的财政赤字，主要的原因是1907年的经济低迷、新的养老金计划以及增加防务支出。“人民预算”根本的目标是减少赤字；而且由于绝大多数的投资者感兴趣的是统一公债，减少赤字也是最至关紧要的事情。怎样筹集资金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而纳蒂声称所有的盈余都会被浪费在“可能迎合下层阶级的社会主义式支出”方面的说法更是荒谬可笑。在同一封信中写到“资本的毁灭”以及“稳固而且光明的市场”是对同一个论据概括矛盾的表现。

纳蒂也过分高估了上院对财政问题的处理能力。正如他自己本人承认的：“上院不能修改（一份金融提案），只可以全部否决，而这么做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如果一份预算由于对某一在上院有过多的代表的社会集团——财富精英——增加税收而被原则性否决的话，那么一个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是提出修改宪法。早在1906年12月，兰斯多恩指出他不希望在辩论《贸易争端法案》是“在上一次选举中的测试性问题”的时候，出现与政府面对面的对抗场面。当“上院与下院之间的纷争”在贵族对《教育提案》提出的修正案上真正开始显现的时候，纳蒂很正确地感觉到惶恐，但是又很错误地认为所导致的“骚动”可能“给政府造成很大的破坏”。正如他在1907年2月所预计的，如果政府希望激怒上院否决“非常常见的方法”，以便在宪法问题上打一场新的选战的话，赌注可能会很大。过去，人们可以嘲笑“过分纵欲而且并没有过度工作的英国工人”；但是现在有足够多的低收入选举人有权利把“那些既得利益者”——这是纳蒂对那些非常富有的人士的非常典型的委婉说法——放到一个在政治上非常脆弱的位置上。

还应该补充的一点是纳蒂反对高额所得税以及继承税的论点根本经不起推敲。他辩解说：“减少了的收入意味着用于支付的金钱的减少以及雇用率的减少；增加了的继承税意味着资本的减少，因而是所得税的减少；增加的所得税意味着用于存款的金钱的减少，因而就是用于计算继承税的资本减少。”作为一个让这些富人可以无忧无虑地享受他们巨额的非劳动所得及继承财富变得合理合法的理由，这个辩解显得有些勉强。在一个民主程度不断提高的体系中，一项“让资本家和富人感觉更加难受的……所得税”政策无疑具有不太容易被驳倒的魅力。就算纳蒂认为继承税相对适度的提高也是一种昭然若揭的狼子野心的看法，也并不是完全错误的，他也注定要在这场论战中失败，特别是当他采用了“税收的重担应该落到那些最有能力承担这些重担的人的肩上”这样的论据的时候。也是用同样的方式，罗斯柴尔德家族反对通过土地改革在英伦三岛上增加小业主数量的论点从经济方面看是合理的，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听起来，这就像完全是在为大地主说话。这是过度延伸实质代表权这种残缺不全的原则来使上院寄希望于通过以反对派的身份发起辅选，并通过辅选的成功来使否决政府提案的做法合理化。可以肯定的是，自由党人发现在1910年选举之后，他们在下院的绝对多数的席位减少了。但是最终却是上院失去了否决经济提案的权力。自然地，劳合·乔治的税收提案最终获得了通过。“我无法想象，”纳蒂在1910年1月在思索，“……广大的群众……对于那些要被征税的富人会有丁点儿的同情。”就好像他此时刚刚想到这个问题。

似乎为了让自由党人过得更惬意一些，纳蒂还很不明智地递给了政府一根十分完美的棍子，让政府甚至在“人民预算”公布之前就可以用来鞭挞他自己。毫无疑问，如果在自由党当政的头两年中出现的盈余一直持续，政府就很难给新的税收找到正当的理由。而且，如果预算由于“老年补助金以及政府的民主支持者吵嚷着要求的其他各种福利”而无法平衡，那么就有理由反对提高直接税。但是，事实上劳合·乔治想要填补的那些窟窿是因为不断增长的防务开支而造成的；而且这是纳蒂以及他在金融城里的下属们一直狂热地支持的。纳蒂曾经公开支持理查德·霍尔丹的军队改革计划（尽管他私下里反对将以前的民兵转变成特别预备军）。他和里奥曾经为增加海军军费的决定激动了好一阵子（不仅只是因为这打乱了激进分子的计划）。但是纳蒂在1909年初参与了8艘而不是4艘无畏级战列舰的方案推介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战术错误。当他明确地承认“大量的支出已经发生，而且他认为还需要继续大量地投入”，以让海军保持“在一个最高效率的状态下”的时候，他就给劳合·乔治留下了一个完美的突破口。而且当财政大臣在霍尔本饭店的一次讲话中——紧接着纳蒂指责他是“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者”的那次反对预算集会的第二天——把球踢回给“无法回避的罗斯柴尔德勋爵”的时候，乔治也没有放掉这个机会：

确实，在所有的这些事情中，我们面对着太多的罗斯柴尔德勋爵式的人物。在这个国家我们无法进行温和的改革。为什么呢？因为罗斯柴尔德勋爵已经给上院发去了一份这样说的函件了。（笑声）我们必须拥有更多无畏级战列舰。为什么呢？因为罗斯柴尔德勋爵在金融界的一次集会上这样说了。（笑声）我们要拥有它们，就必须为它们埋单。为什么呢？因为罗斯柴尔德勋爵在另一次集会上这样说了。（笑声和欢呼声）。你们不应该征地产税以及超额税。为什么呢？因为罗斯柴尔德勋爵代表银行家们签署了一份抗议信，说他不同意。（笑声）你们不应该对继承征税。为什么呢？因为罗斯柴尔德勋爵以一家保险公司董事长的身份说不能这样做。（笑声）你们不应该对没有开发的土地征税。为什么呢？因为罗斯柴尔德勋爵是一家住宅产业化公司的董事长。（笑声）你们不应该有老年人津贴。为什么呢？因为罗斯柴尔德勋爵是一个据说可以做这个事情的理事会的理事。（笑声）现在的问题是，我真的非常想知道，罗斯柴尔德勋爵是不是这个国家的董事？（欢呼声）难道我们改革的所有道路真的被一块写着“禁止通行，除非有内桑尼尔·罗斯柴尔德的指令”的告示牌挡住了？（笑声与欢呼声）有这样的国度，在那里他们非常明确地规定，他们不会让他们的国家政策只是由那些金融巨鳄来解读，如果这样的事情也能出现在我们这个国家，那么其他的国家也会效仿。（欢呼）除了纯粹的政党理由……根本不会有什么其他的真正理由来反对我们的预算案。

这是一份十分强有力的驳斥，更不用提其煽动性的因素（特别是如果所谓的其他国家中包括了俄国）；而且它击中了罗斯柴尔德所发起的运动的软肋。纳蒂曾经想要更多的无畏级战列舰。如果不是部分地掏他自己的腰包，那么他认为应该怎么来筹措这笔钱呢？

劳合·乔治心里非常清楚什么时候他会遇上对手。12月18日在伦敦的沃尔沃斯厅的一次讲话中，他很热心地谈到了这个主题：

是谁吵着要更多的无畏级战列舰？他（劳合·乔治）记得在金融城里曾经开过一次大会，这次大会由罗斯柴尔德勋爵主持，他要求8艘无畏级战列舰的事情必须马上敲定。然而，政府已经订购了4艘，而罗斯柴尔德勋爵却不愿意付款。（笑声）在很久以前曾经有一个残暴的国王，他命令罗斯柴尔德勋爵的祖先制作土坯，但是不准用草。（狂笑）与没有钱又要造无畏级战列舰的事情比起来，这个工作简单多了。

正如曾经经常被指责的一样，在最后的这个嘲讽中蕴藏着比较明确的歧视犹太人的内容（让人回想起托马斯·卡莱尔很多年之前借用约翰国王对待犹太人以及格拉德斯通在保加利亚骚乱期间对迪斯雷利的攻击所表达出的暗喻）。在这种情况下，缺乏品味不大会减少攻击的有效性。当政府中的一名犹太成员——兰开斯特公国的大赫伯特·塞缪尔——提醒纳蒂在上院反对他自己的父亲进入国会的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的时候，纳蒂也找不出太好的答案来。纳蒂在东区一次选举集会上所做出的不太站得住脚的回应是他反对政府希望引入到这个国家的那种新的官僚体制——一种类似于俄国的那种官僚体制！随着他们在各地从一个集会发言转到下一个集会发言宣扬自己的理论，他与劳合·乔治相互间的谩骂也越来越粗野；唯一的差别只是劳合·乔治在论战中越来越占上风。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位合伙人将自己摆在了一个政治曝光度如此之高的位置上。

然而，在5年之内，风水转回来了。劳合·乔治的“破坏性的金融政策”或许给市场造成的恐惧远没有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助多；但是到了1914年夏天，自由党政府在下院的多数党地位在辅选中遭到了很大的削弱，以至于财政大臣遭遇到了耻辱性的失败：他的金融议案被否决了。纳蒂在7月10日颇感自得地说：“劳合·乔治先生……甚至在他自己的支持者眼中也是一个没有诚信的人。”另外，这位财政大臣也即将面临一场即将到来的铺天盖地的金融风暴，风暴的强度如此之大，使得他不得不向曾经遭他鄙视的罗斯柴尔德勋爵寻求帮助。

这场风暴的原因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甚至在萨拉热窝也根本没有引起任何的重视。

一场“恐怖的战争”

在1914年的时候，战争能否爆发也还不能完全确定；无论是帝国主义，还是联盟体系，抑或是其他非人为的力量，都不能使战争必然发生。但是当时确实有可能爆发战争。问题是这场战争会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另外一场巴尔干战争吗？还是一场囊括了俄国和奥匈帝国，因而很可能也囊括了法国和德国的大陆战争？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记住第三种可能性——一场卷入了大英帝国的世界大战——是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中最不大可能出现的情况。对于在伦敦的大多数观察家来说，包括罗斯柴尔德家族，一场发生在爱尔兰的内政似乎都显得要比这个问题更加危险。

甚至在1909年和1910年在上院与下院之间出现经济争议与宪制冲突的时候，纳蒂也没有减少对爱尔兰的土地改革和自治条例的关注。通过把爱尔兰下院议员放到威斯敏斯特的敏感位置——两大党几乎完全达成了一致——1910年的选举又再次提出了爱尔兰问题。部分也是由于这个原因，纳蒂对宪政问题的态度立即变得认真起来。他非常愿意为让保守党返回权力中心做出巨大的努力，甚至提出如果自由党在下院拒绝提供财政资助，他愿意给贝尔福领导的少数党政府提供贷款——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提议。但是与兰斯多恩和贝尔福一样，他也担心自由党上院议员的狗急跳墙。议会辩论的大门一开启，上一年关于预算的争论就被作为一个注定失败的议题而摆到了一边；而更为久远而且更难解决的爱尔兰问题相反似乎与过去一样可以轻松取胜——原因是统一党在上院里的多数党地位得以保持。因此，需要控制好“那些头脑发热的年轻人，也包括老年人，他们不考虑自己行为可能造成的影响”。

一个经常被问及的问题是，纳蒂是否自己在阿尔斯特问题上也头脑发热。他是否与在保守党内的那些鼓励阿尔斯特保守党员谋划对自治条例进行武装抵抗的人士有什么牵连？按照其中的一种说法，他“个人为支持阿尔斯特志愿军的抵抗活动贡献了至少1万英镑”。这个推断主要是基于米尔纳的各家报纸上的资料，然而，这些报纸所提供的证据是有问题的：并不难想象，在一份给阿尔斯特保卫基金捐款的名单中，纳蒂是以字母“Ｄ”为代名的个人捐款人。使这个推测变得似乎不太可能的是，他给他的巴黎兄弟的信表明，纳蒂根本就不是一个好战分子。“让人觉得非常不开心、非常难受，我甚至可以说是很痛苦”，他在1914年3月19日告诉他的兄弟们：

听到了双方正在进行战争准备，而且水手以及炮兵战士所谈论的似乎是英格兰正准备展开一场真正的而且重大的军事行动。现在看来，在这个危急的关头，双方所释出的常识性的判断以及善意已经证明是非常重要的，危险已经避开，而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历史是否将会在这里重复自己？我真诚地希望是这样。

几个月之后，他坚持认为“大多数的统一党员用几句话就可以召唤起来——‘尽我们所能防止内战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到了7月初，他变得乐观了，“‘和平的曙光’已经决定性地出现了”，他可以这样满怀喜悦地报告巴黎；现在的“金融界开始相信阿尔斯特的内战可以避免”，而且“阿尔斯特问题将会得到解决，暂时性地解决所有的问题”。纳蒂“诚挚地希望”情况真的一如所愿，而且“笼罩在这个国家上空这么多月的（内战）乌云”能够散去。

真实的情况是，到了1914年，保守党的领导层不再与纳蒂保持紧密的联系，更不用说他已经对他自己与自由党的关系造成了伤害。贝尔福曾经是一名亲密的朋友；他的继任者格拉斯哥人博纳·劳却不是——因此纳蒂在贝尔福于1911年11月决定辞去领导职务的时候觉得很“痛苦”。纳蒂与劳只是泛泛之交，而1911年和1912年所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也没有能够改变这种情况。另外，他们之间也能够找出不少个人以及政治上的差异。按照保守党主席阿瑟·斯蒂尔·梅特兰爵士的说法，这个家族的捐助是“每年12 000英镑，以及巨额的选举经费，而且也给自由统一党捐助不小的数目”，同时还控制至少一个海斯的议会席位。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所喜欢的这个席位的最佳人选——菲利普·沙逊——却不再能够获得领导层的认可。当赫伯特·吉布斯找到纳蒂想要在金融城里为1911年10月的中央办公室筹措额外的经费的时候，纳蒂甚至都没有任何的回应；当吉布斯建议邀请博纳·劳到金融城里来向金融界解释他的金融政策的时候，纳蒂否决了这个建议。

这种冷漠不仅是个人性质的。在博纳·劳的领导下，保守党不仅在阿尔斯特问题上变得很强硬，而且在外交事务上也变得更有侵略性，特别是与德国有关联的时候——这种情绪更是得到了反德情绪更加高涨的保守党人支持的报纸的推波助澜。人们也许会觉得奇怪，一位在1909年的时候还鼓吹扩大无畏级战列舰项目的人会对在英国和德国之间维持和平所存在的一线希望而高兴；但纳蒂明显是这样的。（他曾经非常强调“在提倡建设强大的海军的时候他并没有打算推行侵略性政策。”）在1912年，纳蒂以一本名为《英国与德国》（England and Germany）的文集发表了一篇情真意切的文章，披露了他长期以来的亲德情节：“我们未能与德国保持一致的方面有哪些？”他问道，“或许除了他们的陆军和我们的海军之外，找不出什么不同。而一个拥有最强大陆军的国家与一个拥有最强大的海军的国家联合确实是应该的，以赢得全世界的尊重，以及确保世界的和平与安宁。”用我们今天的观点看，这似乎非常可悲的。然而，1912年——这一年德国完全地放弃了海军的竞赛——却出现了由保罗·施瓦巴赫所推动的英德合作新的尝试，保罗·施瓦巴赫一直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着定期的通信，并一直持续到1914年8月。

甚至在1914年的时候，似乎都还很难找到理由期待在英国和德国之间爆发灾难性的战争。爱德华·霍尔德爵士或许会为位于柏林施潘道的朱丽叶大厦里的德国“战争基金”的规模而苦恼，而且敦促金融城里的银行汇集他们手里的黄金，让英格兰银行掌握足够的储备以应对战争；但是纳蒂斥责这些说法是“非常可笑的想法”。当他3月份在都灵见到德国大使的时候，“他以最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据他所见以及据他所知，根本没有害怕战争的理由，而且前面的道路上也没有什么复杂的问题”。对阿尔斯特问题的担心以及巴西贷款的谈判，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14年的6月和7月间的两件大事。当时英国和德国之间出现友好经济关系的另一个表象是麦克斯·沃伯格在伦敦三个不同的场合最终确立了其公司在整个行动中的作用。

人们一直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没有能领会7月危机的意义——也就是说坐视它8月演变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如卡西斯所发现的，在6月29日~7月23日期间纳蒂与法国的兄弟们之间互通的25封信中，只有5封提到了在萨拉热窝刺杀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引发的外交后果—— “一个可悲的例子，” 纳蒂有些不很当回事地这样说道，“借以说明塞尔维亚人的残暴，希腊教会对那些天主教信仰的仇视，再加上无政府主义政党的道德信条。”然而，早在7月6日，纳蒂有些紧张地思索：“奥匈帝国朝廷以及其他的人会否保持克制？或者会爆发一场战争，而战争的后果有没有人能够预见？”8天之后，他报告了“在某些圈子里充斥着对奥匈帝国——塞尔维亚关系相当程度的忧虑”。确实，甚至在7月22日，纳蒂仍然信心满满：“十分看好那些非常有影响力的组织表现出来的信心，他们认为除非俄国支持塞尔维亚，否则后者只能忍气吞声，而俄国更加倾向于保持克制，因而，那里的局势并不会继续恶化下去。”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假设并不是毫无根据。他在第二天转达的“所有有争议的问题都将会采用非武力的手段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一“总体思路”也不毫无根据的。在奥匈帝国给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的细节披露之前，似乎大家都更倾向于相信塞尔维亚人会“答应任何的要求”。纳蒂并没有自鸣得意。正如他在7月27日告诉他的兄弟们的：“没有人会考虑或者谈论其他的任何事情，大家都关注于如果不采取严肃认真的步骤防止欧洲陷入灾难之中的话，欧洲会出现什么样的局势以及什么样的后果这一问题。”但是，“通常的看法是奥匈帝国应当对塞尔维亚提出要求，而且如果草率地、有欠周详地采取任何行动做出来的任何事情，都可能被看成是对残忍谋杀的宽恕，并会影响一个大国的声誉”，尽管“自从有记忆以来”奥匈帝国“都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外交技巧”。他坚信阿斯奎斯的政府会“不遗余力地保护欧洲的和平，而且在这个政策指导之下，尽管两个在国内竞争的政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势不两立局面，阿斯奎斯先生仍然会得到整个国家的支持”。

在从6月28日~8月3日的这段非常危急的日子里，纳蒂一直希望这场危机能够找到一种外交解决的途径。他理所当然地应该因为天真地相信德国政府不希望战争而遭到责备。“很难表达出任何肯定的意见”，他6月29日告诉他的法国亲戚，“但是我认为，我可以说我们认为你们错了，并不是指你们个人，而是说法国的意见，你们把凶手的动机以及秘密交易归咎于德国皇帝；的确，他受到了特定协定以及约定的约束，在奥匈帝国遭到俄国攻击的时候要提供援手，但是这对他来说是万不得已时才会做的事情。”确实，“沙皇和恺撒就有关和平的问题通过电报进行了直接的沟通”；纳蒂犯错误的地方是认为恺撒的部长们（更具体地说应该是他的将军们）都真诚地希望战争是“局部的”。“大国间仍然在讨论谈判问题，而且正努力将流血冲突和不幸控制在局部地区”，他在7月30日充满希望地这样报告。“奥匈帝国一直都是这么笨拙，如果为了推崇这种血债血偿——塞尔维亚人已经犯下的残忍的谋杀——的理论而搭上几百万人的生命的话，这应该是超级罪行。”从这些信件的语气当中，不难推断出来他在用这种观点说服巴黎人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在次日最后的努力中，他暗示法国应该限制俄国，同时也表明他内心深处还是一名亲德分子；同时，这也注定要被作为对罗斯柴尔德经济杠杆影响力大势已去的最后表述来引用：

金融城的流言满天飞。有说法是德国皇帝正在动用他对圣彼得堡和维也纳的影响力想找出一种奥匈帝国和俄国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有人向我保证这种值得赞赏的范例也正在这里被热情地追随着。现在我斗胆借问，目前的这个时候法国政府正在做什么，他们的政策又是什么?我希望而且也相信庞加莱先生对于沙皇来说无疑是受欢迎的人，他不仅可以向俄国政府指出，甚至可以让他们深切地记住：1）无论一个国家的盟友有多么强悍，战争的结果仍然是无法预先确定的，但是无论结果怎样，它对参战者造成的伤亡和痛苦将是巨大的，而且也是难以言表的。从这个角度说，这场灾难的后果将比以往所见、所知的任何灾难都要大。2）法国是俄国最大的债权国，事实上，这两个国家的金融和经济条件是紧密相连的，而且我们希望你们能尽你们所能地利用你们可能拥有的所有影响力，对你们的那些政治家施加影响，就算只剩最后的一点希望，也要防止这场骇人听闻的战争发生，而且向俄国明确指出，这是她应该报答法国的时候了。

然而，在当时，这封信的含义似乎并没有现在看起来那样显而易见。起码因为有这么一个因素，即类似的调解尝试在过去（比如对摩洛哥）通常都有足够的影响力来改变战争的进程。与此同时，纳蒂的评论表明，起码可以找出一个例子，说明他对这场战争可能延续的时间和强度并没有任何幻想。而在历史学家中广为留存的认识是，在1914年8月人们所期待的是一场短暂的战争，这一点很重要。而更为重要的是，纳蒂在金融城里并不是唯一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再找不出什么例子比7月危机引发了金融危机这一事实更能清楚地证明金融界所持悲观情绪的程度了。

维也纳股票交易所早在7月13日就开始出现下滑，但是一直到7月27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头一天——伦敦才有危机的迹象出现。“所有的外国银行，特别是德国的银行在今天开始将大量的资金从股票交易所内抽走，”纳蒂这样告诉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而且尽管经纪人已经拿到他们需要的大部分的钱——如果不能说全部的话，市场还是同时陷入了十分恐慌的局面，很多实力不强的投机者不惜血本大甩卖，所有的外国投机者也都抛售统一公债……”到了第二天，所有一切就清楚地表明，这仅是一个开始，因为此时——事件的发展让纳蒂都目瞪口呆——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发来了一封加密电报，要求“为法国政府和储蓄银行出售巨量的当地统一公债”。纳蒂拒绝了，他首先提到的理由是基于单纯的技术考虑，“在我们市场现在的这种状态下根本不可能做任何事情，因为价格已经非常接近面值，而且几乎也没有任何较大的交易发生”，然后又补充了更多的政治方面的理由，认为这可能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我们得在每个人都口口声声谈论战争的时候，向欧洲大陆上的大国运送黄金，而目的是为了扩军备战”。尽管他向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保证说他们的电报将会被严格保密，纳蒂还是就这件事情给阿斯奎斯马上发出了警告。在经过虚张声势的掩饰后，阿斯奎斯把这种情况称做“不祥的预兆”。现在，这种可能性已经开始露头了，即发端于承兑银行的流动性危机有可能威胁英国经济的整个体系。

在7月29日——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要求黄金后的第二天——统一公债的价格从74跳水到69.5，而且在市场重启后，跌势仍然在继续。到了30日，英格兰银行给贴现市场支付了1 400万英镑，又向银行提供了类似的金额，但是为了保证其储备，它被迫把利率从3%提高到4%。正如纳蒂报告中所说的，已经有关闭股票交易的“说法在广为流传”。那些承接了大量欧洲大陆贴现业务的公司——比如像克莱沃特和施罗德——已经陷入了绝境，有大约3.5亿英镑的应付汇票，而且无法清楚地知道其中有多大比例无法兑现。当银行利率在7月31日翻倍至8%——次日又再增加了2%的时候，局势一下变得很明朗，像布洛克、安吉尔和霍布森这些作家说的都错了：银行根本不可能制止战争，而战争可以击溃银行。为了避免全军覆没的惨剧，31日英国停止了股票交易，这样的做法在过去的100多年里最严峻的危机之中都没有采取过。第二天（就像在1847年、1857年和1866年一样），劳合·乔治给英格兰银行行长写了一封信，允许他在必要的时候超出银行章程法案所设定的限制发行货币。很幸运的是，8月1日恰好是星期六，而在接下来的星期一又是银行休息日；通过将银行的休息日延长到周末，又赢得了一些喘息的时间。而股票交易依然关闭，“重启的时间待另行通知”。

金融危机是无法避免的；一直到8月3日之前还不能确定是英国是否会实际地参战。我们可以推断，如果英国作壁上观的话，金融城希望发生的会是什么。在7月18日和8月1日（公开报价的最后一日）之间所有主要大国的债券价格都下跌了，但是跌幅不一。俄国4%票面利率的债券跌了8.7%，法国3%利率债券跌了7.8%——但是德国3%票面利率债券仅跌了4%。在英国没有干预的时候，金融城把他们的钱放到莫尔特克，这种情况与1870年的时候是一样的。巴黎人也不会忘记1870年。在8月份，由于担心巴黎遭到第二次洗劫，爱德华·罗尔柴尔德把他的家眷送到了英国。（尽管他们很快就又回来了，他在第二次马恩河战役中还是非常担心，又再次把他们送走，这次是送到他的拉斐酒庄。）与此同时，他把银行的办公室暂时搬到了波尔多。

但是英国通过对法国有利的干预来打破平衡的决定——这个决定是经过长时间辩论后由一个严重分裂的内阁做出的——也不是一个罗斯柴尔德家族或者任何其他银行家所能左右的。在7月31日，纳蒂恳求《时报》缓和其头版头条文章的语气，因为这篇文章“力主英国参战”；但是，威克姆·斯蒂德和他的老板诺思克利夫勋爵两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国际金融界肮脏的德国犹太人试图威逼我们奉守中立”，并得出结论，认为“最好的回答就是第二天再上更加强硬的头条文章”。“我们不敢旁观，”《周六》的领导人也及时地吼叫道，“我们最强烈的兴趣是采取自保的原则，”正如施瓦巴赫在8月1日对阿尔弗雷德所抱怨的，英国的干预现在似乎已经箭在弦上，“尽管在目前的这个时候，似乎还找不出任何的理由……但是你和我都清楚地知道我们都已经尽力试过改善我们国家之间的关系。”纳蒂甚至还以个人的名义向恺撒发出过和平的请求，他很不恰当地写道，他是“我的一位年长而且非常受人尊重的熟人。大概有75~80岁高龄。”这最终也没有效果：在回复有可能发出之前，联系就中断了。在8月3日，格雷对下院发表讲话时称面对这种情况英国不会“坐视不管”；正如纳蒂对他的兄弟们所说的，德国对比利时的入侵是“英国根本不可能忍受的举动”。当然，对于政府的决定还有其他更加堂而皇之的理由：相信如果德国击败法国，英国自己的安全就面临危险；而且，或许也还有想把统一党排除在权力大门之外的考虑。当然，也还有这种显而易见的可能，即罗斯柴尔德家族由于在1839年缔结协定的那些事件中卷入的程度很深，也会强调把保持比利时的中立作为英国干预的理由。

在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内部，并没有出现欣喜若狂的场面。他们已经很正确地预见到，用纳蒂的话说，“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为惨烈的军事行动”，一场“恐怖的战争”，而且战争持续的时间没有人能够预计。“没有任何政府在此之前曾经经历过比这更严重而且更痛苦的考验”，阿尔弗雷德这样给巴黎写到。他无法想象到“我们面临的这种军事和道德的景象，满目是或隐或现的痛苦场景……而不浑身战栗”。曾经有一次，他与他的自由党人堂妹安妮达成了一致意见：“欧洲战争的可怕悲剧”让他感觉“几乎无法想象”。“人们禁不住担忧，”她惊叹道，“如果战争是唯一的裁判的话，那么外交、仲裁以及历经时日的判决等所谓的‘文明之源’还有什么用！”这是一种象征性的方式，战争将要切断罗斯柴尔德家族传统的与欧洲大陆的家族联系，因为7月底的时候，安妮和她的丈夫正在卑尔根度假，而纳蒂的儿子查尔斯陪着自己的妻子住在匈牙利——因为她就是在匈牙利出生的。

能有点什么安慰吗？在所有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中，安妮的姐姐康斯坦丝异乎寻常地抓住了正确的宣泄方式，那种在宣战后席卷全国的反德国情绪。她也欢迎这场战争成为解决阿尔斯特危机最显而易见的方式：

8月5日：……爱德华·格雷干得不错，雷德蒙做了一场非常好的演讲。就目前的局势看，爱尔兰的危险已经结束。北方和南方都联合起来支援我们。多么好的人民啊！我们希望基奇纳勋爵能出任陆军的总指挥，负责军队的所有活动。

8月7日：基奇纳出任作战部长，感谢上帝。

8月13日：仇恨在蔓延。比利时好样的。德国人的残暴。

9月9日：……昨天晚上的消息更加鼓舞人心。但愿俄国人能够早点攻入柏林。

9月30日：地方自治条例进入了法令全书。卡森和博纳·罗真让人恶心，但是下院的情况令人佩服也很引人瞩目！希望而且祈祷提案方与国家主义者能并肩战斗。

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纳蒂或者他的兄弟们有任何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无论如何，他们对爱尔兰的看法与他们那些热情洋溢的格拉德斯通派的兄弟们的观点截然相反。对于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唯一可能的慰藉是，继转移灾难的努力失败后，他们至少可以重新扮演为战争融资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传统角色。

但是他们还有能力这样做吗？当然，他们很快就被政治家们召唤去协助处理战争的金融问题，跟以前危机中的情况别无二致。比如在《战争回忆录》中，劳合·乔治用很诗意的语言回忆了战争是怎样将他与他从前的敌人拉在了一起：

他们给我提出的人选之一是内桑尼尔·罗斯柴尔德勋爵。我上一次与他的接触不是很和谐……然而，现在不是让政治的纷争扰乱我们的协商机制的时候。国际社会处于危险之中。我邀请他到财政部面谈。他很快就来了。我们握了握手。我说：“罗斯柴尔德勋爵，我们在政治上有过一些不愉快。”他打断我说：“劳合·乔治先生，现在没有时间去扯那些陈年旧账。我能帮你做点什么？”我告诉了他。他马上就明白要做的事情。这个事情搞定了。

劳合·乔治在8月份的第一周会见了很多金融城里的银行家，但是给他留下印象的不多。爱德华·霍尔登爵士是其中之一；纳蒂似乎是另一位。“只有那些老犹太人才有这个意识，”有人听到乔治这样在给他的私人秘书说——尽管“老犹太人”在他的回忆录中变成了“伟大的以色列王子”。在1915年发表在《雷诺新闻周报》上的一篇文章里，他详细记述了纳蒂的贡献：

罗斯柴尔德勋爵有着高度的国家责任感，而且尽管他对怎么做才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的理解并不总是与我们的理解一样，但当战争降临到我们的头上的时候，他早已做好了准备，而且很高兴地忘掉了过去所有的异议与冲突……他时刻准备着为他确信不疑的信念做出牺牲。因此，当人们知道他是那些建议应对战争开支加倍征收所得税，提高特别税的人中的一位的时候，没有人会感到吃惊。

多年以后，劳合·乔治的儿子要他提名他心目中的“理想内阁”的时候，他提了纳蒂出任财政大臣，同时一起被提名的还有温斯顿·丘吉尔和简·斯马茨。霍尔丹在乔治的记忆中也留下了一个十分相似的印象。当霍尔丹听说（当时在1915年的外交部为格雷工作）“有一艘汽船已经从南美出发，而且，尽管属于中立国的，但是有理由怀疑船上装有打算给德国人的补给”的时候，他：

驱车前往罗斯柴尔德勋爵在伦敦皮卡迪利的寓所，发现他正在床上躺着，而且明显病得不轻。但是他在我开口之前伸出了他的手，而且说道：“霍尔丹，我不知道你来这里除了看我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事，但是我已经对自己说过，如果霍尔丹要我给他写一张25 000英镑的支票，而且不提任何问题，我会当场就办。”我告诉他我不是为支票而来，我来的目的只是想要拦截一条船。他马上发出了阻拦那条船的指令。

所有这一切似乎听起来都太过于理想化，不太真实——而且特别是劳合·乔治印象中很奇怪的，是他放弃对特别税的反对的说法——其实线索出现在霍尔丹对纳蒂的身体状况的说明上。事实上，劳合·乔治和霍尔丹两人都采用讣告写手的某些手法，在他们的回忆中添加了某些瑰丽的色彩。真实的情况是，战争把罗斯柴尔德家族——而且事实上是整个的金融城抛入了深重的危机当中。凯恩斯对当时情况的分析是很简洁的：“（清算）银行……依赖于承兑银行，而且也依赖于贴现银行；贴现银行又依赖于承兑银行；而承兑银行依赖于那些没有能力付款的外国客户。”表8–7表明了问题的程度，并揭示了克莱因沃特和施罗德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特别的严重；即使是罗斯柴尔德银行也受到了影响。当纳蒂在8月6日向劳合·乔治保证说，他对发生在财政大臣、英格兰银行行长以及清算银行之间的争论他“完全站在公正的立场”的时候，并不具有完全的说服力。

表8–7 伦敦承兑汇票市场：承兑汇票业务的年底负债情况，1912~1914年（百万英镑）

资料来源：查普曼，《商业银行》（Merchant Banking），第209页

导致劳合·乔治求教于纳蒂的那场争论是一个技术方面的问题：大的清算银行想像1797年时的英国一样完全停止黄金兑换，而且1914年时俄国、德国以及法国已经正式或者是事实上实施。这使得他们可以在与客户清算的时候，以一个低于英格兰银行利率（在8月6日已经回到了6%）的利率进行结算。英国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更希望遵照1844年之后的惯例，并尽一切可能避免暂停兑换。纳蒂帮助达成的妥协是仍然保持汇率，但是英格兰银行的利率再下调1个百分点。一周之后，承兑汇票市场通过一个更进一步的决定而使形势得以缓解，这个决定是英格兰银行将对8月4日之前承兑过的所有票据按新的、更低的利率贴现。这个做法很成功；在阿尔弗雷德和里奥在8月13日给劳合·乔治发去贺电之后没再出现过新的失误。他们的“非常欣赏这种最为成功的方式，你用这种方式解决了这个国家的金融史上无与伦比的困难”的说法是很好理解的，尽管他们对财政大臣的“精准的眼睛”与“灵巧的手”的暗喻在1909~1910年的谴责之后很短的时间内就改口这样说，似乎显得有一点过。纳蒂的语气更实在一些，因为这是在劳合·乔治不留情面地拒绝了他结束延期偿付、重开股票交易的建议（在8月27日）两周多一点的时候。

然而，纳蒂所发挥的作用的真正意义所在——与他在程度稍轻的1890年危机的时候相比——是它揭示了金融城里势力均衡的变化。“他们会跟你开一个令人作呕的玩笑，”他在劳合·乔治的办公室里某一次谈判中这样告诉英格兰银行行长，“他们的能耐非常大。”以前这应该是说罗斯柴尔德家族自己的话。但是现在纳蒂用这话形容清算银行。同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尽管已经采取了那些稳定承兑汇票市场的措施，罗斯柴尔德公司在1914年损失了大约150万英镑——这个金额相当于其资本的23%。考虑到他们的资本，金融城内任何一家其他的大银行受战争爆发的影响也没有他们那么大。

可以肯定，自从英国财政部开始补贴法国的战争支出以来，跨海峡的业务肯定没有断过，尽管战争开始第一周的时候联系上会有困难。事实上，一直到1915年初，定期而且是可靠的通信才通过外交电报服务开始建立。无论如何，首批英国给法国的170万英镑贷款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很快就达成了，而且之后是在1914年10月~1917年10月之间通过了财政票据总额为800万英镑的借款。然而，在泛盟国的大型金融计划中，这只是很小的部分。总计来看，法国在战争期间从英国总共借了6.1亿英镑；但是就算这个数字，也比不过从美国借来的7.38亿英镑，而且从英国借出来的钱的大部分事实上也是从英国自己向美国借来的9.36亿英镑中循环出来的。资助战争的关键节点很快就变得清晰起来，不是在伦敦，也不是在巴黎，而是在纽约：首次在布尔战争期间被提出来的横跨大西洋的金融重心的转移现在成了现实。从这个方面看，具有重要意义的应该说是，当爱德华在8月1日电告J·P·摩根，要求给法国政府提供1亿美元贷款的时候，他一无所获。摩根还没有忘记12年前他的伦敦分行在南非贷款的过程中要求得到一定份额而惨遭拒绝的情形。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华尔街的地位很可怜，现在他们遭受到了紧缩的痛苦，而这种痛苦要远甚于劳合·乔治的继承税和其他的税收所带给他们的麻烦。“在这个非常痛苦的时期，”纳蒂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写给巴黎的信中这样说，“最令人欣慰的就是知道你们和我们是并肩战斗的。”“在战场上团结，在金融领域我们也团结！”爱德华在次年发给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电报中这样说。但是，这些战斗口号的回荡非常有限；那些在1914年以后能够团结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东西正在衰落——而且这个衰落的过程至少持续了半个世纪。

[5] 亚瑟·贝尔福，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902~1905年出任首相。——译者注

[6] 索尔兹伯里，英国保守党领袖，先后于1885~1886年，1886~1892年，1895~1902年担任英国首相。——译者注

[7] 亨利·坎贝尔·班纳曼，自由党人，1905年担任英国首相，1908年辞去首相职务。——译者注

[8] 此处指贝尔福。——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