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福利到福利

无论建立多少类似于苏格兰遗孀基金公司的私人基金，终究还是会有一些人处于保险覆盖范围之外，这些人要么过于贫穷，要么就是从未打算为可能出现的“困顿时期”进行储备。这些人的命运极度艰难：依靠私人慈善机构或管理森严的劳动救济所。在位于伦敦诺森伯兰大街上的规模巨大的圣玛丽勒本劳动救济所，“跛足、无能、年老以及失明”的穷人在困难时期总数可以达到1 900多人。当天气条件恶劣，工作机会稀少以及食物价格高涨时，男女“临时工人”将屈从于这种监狱一般的体制。《伦敦新闻画报》1867年曾经作出如此描述：他们先是经过大量冷热水和肥皂冲洗，然后获得一份包括6盎司面包和一品脱啤酒的晚餐；晚餐过后，他们的衣服将被收走进行清洗和消毒，同时会被提供温暖的羊毛睡衣然后被送去睡觉。《圣经》诵读者将会诵读祷文，整个晚上宿舍都要保持严格秩序和安静。……床铺包括一个椰皮纤维填塞的床垫，一个枕头以及一小块毛毯。夏季早晨6点，冬季早晨7点，他们便被唤醒，按照命令参加劳动。女人们被安排清扫病房，或整理旧麻绳；男人们则去干苦力。总之，用罢与晚餐种类数量一样的早餐之后，所有人在救济所的滞留时间不会超过4个小时。已经过消毒和寄生虫处理的衣服将在上午归还他们，那些选择对破烂不堪的衣服进行修补的人们将被提供针线以及用做补丁的布料。如果有人病了，救济所的医疗人员会对他们进行治疗；如果病情过重以至于无法动弹，他们将被送进医务所。

1902年伦敦劳动救济所中的两幅场景：他们整理旧麻绳以备船舶建设中使用。

这份报告的作者最后总结道：“‘业余临时工人’们无可抱怨……这些乐善好施的人已经做到了他们所能做到的极致。”不过，到了19世纪晚期，认为那些生活中的失败者应当过得更好的观点开始增强。应对风险问题的新型方法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这种方法最终演变成为福利国家。这种国家体制保险的目的是通过覆盖每位公民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过程，最大限度地开发规模经济。

我们倾向于认为福利国家是英国人的一项发明。同时，我们还认为这是一种社会主义或至少自由主义的发明。但事实上，历史上首例医务国家健康保险和养老金并非起源于英国，而是起源于德国。20多年后，英国才开始效仿德国的做法。同时，这也不是出自“左派”之手——事实正好相反。如奥托·冯·俾斯麦自己在1880年所述，他的社会保险立法目的是“通过让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享有养老金的权益，从而使他们产生一种保守的思想状态”。在俾斯麦看来：“一个年老之后享有养老金的人相对于没有养老金的人更容易对付。”使其自由主义对手颇为惊奇的是，俾斯麦竟然公开承认这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社会绝大多数必须承担责任，为无产阶级提供帮助”。不过，俾斯麦的动机并不是为他人着想。他曾评论说：“任何接受这种思想的人都将执掌政府。”直到1908年，英国人才开始追随俾斯麦的先例，当时信奉自由主义的英国财政大臣戴维·劳埃德·乔治引入了一种针对70岁以上公民、谨慎的、需要经过入息审查的国家养老金。随后又在1911年通过了《全民健康保险法》。尽管身为一名“左派”人士，但是劳埃德·乔治赞同俾斯麦的见解，即在一种选举权急速扩张的体制中，这些措施将成就选举获胜者。富裕人口数量多于贫困人口。当准备通过直接征税来支付国家养老金时，劳埃德·乔治将他1909年的财政预算标榜成为“人民的预算”。

正在圣玛丽勒本劳动救济所用餐的人们。上帝的正义和善良可能没有立即在这些“囚犯”身上显现出来。

福利国家从政治活动中孕育而生，它在战争中走向成熟。

福利国家从政治活动中孕育而生，它在战争中走向成熟。世界大战拓展了政府在几乎所有领域的活动范围。随着德国潜艇致使总量至少7 759 000吨的商船运输货物葬身海底，应对战争风险显然已经超出了私人海运保险公司的能力所及。事实上，以前标准的“劳埃德方针”已经经过修改（1898年），从而将“对抗或战争性行动所导致的后果”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所谓的“F.C.S”条款：“对俘虏和夺取不予负责”）。不过，随着战争的爆发，那些经过修改以期规避这种排除条款的各项政策纷纷被撤销。这时候，国家适时插手，实际上是效仿美国实现商业运输业的国有化，并且（预言性地）允许保险公司将1914~1918年间任何船只的受损情况纳入战争“后果”范畴。随着和平的到来，政治家们又赶紧在1920年引入了失业保险方案，以便对劳动力市场遣散所引发的后果起到缓冲作用。这个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再次重演。英国的社会保险形式在《社会保险及有关的事业部会联合委员会报告：1942》中得到极大扩展，这个由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担任主席的委员会建议通过制订多种国家计划，向“短缺、疾病、愚昧、贫困以及失业”发起一场范围广泛的进攻。在1943年3月的一次广播讲话中，丘吉尔作出如下总结：“覆盖所有阶层的、全方位的、从摇篮到坟墓的国家强制保险。”通过政府政策废除失业，这种政策能够“根据情况所需施行或废止，从而对事态发展起到平衡作用”；“国家所有制和企业规模扩大化”；更多公共性保障住房；公共教育改革以及得到较大程度扩展的健康和福利服务。

对于国家保险的争论并不仅限于社会公平问题。首先，国家保险可以涉足私人保险公司惧怕触碰的领域。其次，全体以及有时是强制性的参保成员数量避免了对耗资巨大的广告和销售活动的需要。再次，作为20世纪30年代的顶级权威，“多种数据的集结应当可以使统计经验更为丰富，从而得出更为稳定的平均值”。换句话说，国家保险应用了规模经济；因此，为何不使国家保险尽可能广泛化呢？《贝弗里奇报告》不仅在英国，而且在全世界都受到了狂热的追捧，这多少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现在仍然认为福利国家带有“英国制造”的标签的原因。然而，世界上的首个“福利超级大国”——最为深入地贯彻福利原则并取得最大成功的国家并非英国，而是日本。没有什么能够比日本的经历更为清晰地阐释战争国家与福利国家的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