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不可能的组合

你必须懂得什么样的历史是有关联的。你必须懂得什么样的历史可以汲取经验。

——1968年9月，亨利·基辛格

1

到1968年，基辛格比大多数人都了解公共知识分子与政府官员的区别、局外人与局内人的区别。如果他料到自己会被任命为尼克松政府的高官，很可能就不会写那两篇具有争议的文章，再说文章必定会在高度敏感的两届政府过渡期内发表。

第一篇文章内容广泛，题为“美国外交政策核心问题”，1968年12月由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这篇文章无疑会被视为尼克松政府的外交政策宣言[1]。《经济学人》杂志傲慢地指出作者一旦忙于“应付眼前的问题”，他对“哲学秩序的渴望”很快就会烟消云散。该文实际上更具回顾性，不具前瞻性。文章内容显然表明，作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写完这篇文章，发表不到三周就会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

在1968年写作，基辛格不可能对“当代的动乱”视而不见，他一开始就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20世纪60年代的危机虽然不像引发它的两次世界大战那样具有很大的毁灭性，但“在本质上却具有更深刻的革命性”。然而，基辛格这么说并无意恭维当时的学生极端分子。正好相反，他是要借机直指“认为权力管理无关紧要甚或不道德的年青一代”，“其新的自由伦理不是‘公民的’，而是不关心，甚至是敌视秩序制度和秩序观念”。基辛格认为：“抗议运动将新专制国家的领导人奉为英雄”，这种做法在某些方面不可饶恕，他们不知道“将自由主张建立在极权国家领导者切·格瓦拉、胡志明等人的基础上是多么滑稽”。不过，这些人的革命不是他想象中的革命。基辛格又回到《重建的世界》中首次谈到的话题，他是指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发起的革命性挑战，这种挑战建立在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世界上的美苏两极分裂之上。基辛格宣告：“超级大国时代行将就木。”这是一场和法国大革命一样深刻的革命。正如18世纪90年代和19世纪初一样，这场革命之后急需一个“公认的秩序概念”，否则，“极大的可用权力在合法性上就不能得到共识的约束”。特别是在“人口占世界总人口2/3的地区……”一直存在一个“政治合法性问题”。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许看起来像内战，但战事频繁，破坏性大，国际秩序将难以维持。

基辛格分析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他觉察到的这场革命本质上与个人无关。革命的原因远远不能归结为“切·格瓦拉、胡志明”的所为，而是一些“深刻的”“结构性的”倾向。一个倾向就是前面已经偶尔提及的全球化：欧洲各帝国崩溃后出现大量民族国家，加之由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和大量的集装箱货轮引起的经济一体化趋势；同时，“所有现代国家”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国家层面不考虑的……官僚化、污染、环境控制、城市发展等问题”。

第二个特征是后殖民世界的多极格局与冷战时期顽固的军事两极格局之间出现矛盾，同时核技术的创新造成破坏力“极大”增强，可笑的是这样一来超级大国对小国的影响也会减小。这不仅因为超级大国似乎越来越不可能动用它们的庞大核武器库，也因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每增加一个，核武器成员国的价值就大打折扣。（新的核不扩散条约也许会管用，但有可能会催生一个明显的超级大国集团。）在这个后超级大国的世界，“一台无线电发射机可能比一个B–52轰炸机中队带来的压力还大”，而吞并领土不如获取核武器重要。无论如何，核威慑已经越来越不可靠。

核威慑是由没有发生的事来进行消极检验的。但是绝不可能解释为何某事没有发生。是因为我们在实施最佳政策还是因为我们只是在实施一个成效甚微的政策？和平维持的时间越久，或者说遏制越成功，那些反对国防政策前提的人就越有话说。也许压根儿就无须做什么准备。

因为人们总是不愿从反事实的角度思考问题，即考虑没有实际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因此“禁止核弹”的言论会一天比一天多，尤其是在核弹的破坏性不断增强的情况下。超级大国之间的“长期和平”持续时间越长，它们的人民就越不懂得感激恐怖均势。

这个世界就是美国第37任总统要接手的世界，如果他1972年获得连任，就能在共和党庆祝其200周年华诞之际入主白宫。基辛格没有给同胞提供任何肤浅的解决方案。他只敦促他们回答两个简单的问题：“我们要防止什么才对我们有利？我们要设法实现什么目标？”即使越战一无是处，至少它证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不可能是“一切”，因为美国如果“托管一切非共产党地区”，很快就会“殚精竭虑”。然而，答案也不可能是“什么也没有”。不管存在不存在代沟，现在“美国人的情绪”要停止“在两个极端之间可怕地摇摆”，不应“时而羞于掌权，时而贪图大权在握”。

了解以上情况有助于我们开始理解尼克松何以选择基辛格做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那位老毕不了业的研究生圭多·戈德曼[2]（读了9年还没毕业）曾经开玩笑说：“亨利是纳尔逊手上尼克松唯一买得起的东西。”不过，情况并非如此。

2

如果1968年秋基辛格有一丁点儿意识，知道尼克松当选后会邀请他加入政府，似乎同样不可能写出另一篇经典文章《越南谈判》；该文就在尼克松发表就职演说的同一个月发表在《外交事务》上，应该是在总统竞选前后写的。实际上，当他意识到尼克松希望他到白宫工作时，曾想办法阻止文章发表，但结果还是发了，他这么做很显然也还是不想让人误以为这是政府政策的蓝图。实际上，该文带来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证实尼克松的判断是准确的。事实证明，这是迄今为止分析美国在越困境最精彩的文章之一。

自从《重建的世界》出版以来，基辛格很少像写这篇文章一样得这么生动地进行表述。文章一开始就定义了他所谓的“越南综合征”：“时而乐观、时而迷惘，这一刻欢快、下一刻又沮丧”，因为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军事胜利……无法转化成永久政治优势”。何以至此？他承认部分原因在于文化上的“鸿沟”：“很难找到哪两个国家像越南和美国这样完全不希望理解对方”。但是，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战略从一开始就制定错了。从肯尼迪政府军事干预之初，美国就“没有充分分析越南的地缘政治意义”，基辛格这番话微妙地暗示越南并不是那么重要。然后存在一个根本问题，美国部队总是和游击队打常规战，遵循胜利取决于占领敌方领土、消耗敌方实力的常规作战原则”。将军们以为“只要打败越共主力军，游击队就会像藤条的叶子一样枯萎”。他们希望“让对手遭受比我方惨重得多的伤亡，直至河内感到伤亡‘不可接受’”，从而取得战争胜利。但是这种战略有两个毛病。首先，它误解了游击战的性质：

游击队很少去抢占地盘，他们的战术是用恐怖和恐吓不让你与合法政府合作……西贡方面白天控制了大部分国土……越共晚上统治了大部分人口……游击队的目标主要是负面的：不让你巩固政权……

我们打的是军事战，我们的对手打的是政治战。我们想消耗他们的体力，我们的对手是要拖垮我们的心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忽视了游击战的一个主要原则：游击队不输就是赢。常规军不赢就是输。越南民主共和国使用他们的主力军就像斗牛士使用斗篷——不停地让我们在政治意义不大的地方猛打猛冲。

其次，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伤亡比率”虽然在国防部的系统分析师看来很不错，却是“不可靠的指标”。“即便数字很准确也微不足道，因为离家几千英里作战的美军认为‘不可接受’的水平比在本土作战的越军认为‘不可接受’的水平要低得多”。

“游击队不输就是赢”这句话成了基辛格被人引用最多的一句话，这也合情合理。不过他的文章就美国对越南共和国援助的性质发表了一个同样令人深思的观点，这也是他过去常讲的一个观点：经济不是万能的。

越南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主要问题不是加强政治框架，而是发展政治框架。削弱现有责任模式（这种模式一般是个人的或封建的）的经济进步恰恰强调有必要完善政治制度。越战一个可笑的地方在于，我们自称相信理想主义哲学，但我们败就败在过多依赖物质因素。共产党则相反，尽管坚持唯物主义世界观，他们的很多成功却有赖于能够回答政权的性质和基础等问题。

基辛格还暴露了美国外交的一个主要缺陷，说明“我们的外交和战略在实施过程中是彼此孤立的”，即约翰逊想象的拳赛中左拳和右拳没有协调好。相反，河内没有“把战争和谈判视为两个互不相关的过程”。约翰逊总统误以为战争和外交是一个连续统，战争是战争，外交是外交，不经意间犯了很多错误。第一，“约翰逊反复宣布我们将准备无条件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谈判。这实际上是把谈判的主动权交给了对方”。第二，他老是在那里数点数：“河内宣布了4点，民族解放阵线提出5点，西贡提出7点，美国呢，或许是因为官僚机构更庞大吧，制定出了14点”，仿佛把和谈议程拉长会有助于启动和谈。第三，约翰逊派人进行和平试探，却没能预料越南民主共和国会戏弄他——“我们和河内的很多接触对我们而言似乎都‘流产’了，但可能（从河内的角度来看）起到了确定地形的作用”。第四，受自身体制的限制，美国没能构思出一个清晰的谈判立场。正如基辛格所说，“实用主义和官僚主义结合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外交风格：正式谈判前很刻板，一旦开始谈判又过多地依赖战术上的考虑”。美国准备谈判的时候把前提条件一一刻在石头上，但一坐下来谈判又开始妥协。第五，约翰逊这个人太不细腻，无法理解河内在交流中言语上的时态、语态变化的含义。第六，约翰逊同意暂停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但有个（河内绝不能接受的）条件：和谈要有成效。但是如果和谈没有成效，国内也不出现政治骚乱，可以恢复轰炸吗？最后，约翰逊让西贡参加和谈，无意中暴露了“华盛顿和西贡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让敌人拿到新的把柄。

现在怎么办？基辛格毫不含糊地排除单边撤退，明确了未来4年美国的外交政策：

美国政府承诺发兵50万，说明越南问题很重要。因为现在牵涉的是别人是否相信美国说话算话。不管现在多么时兴去取笑“可信度”或“信誉”等词语，这些词也并非空话。其他国家只有相信美国稳定了，才能采取相应行动。如果美国在越南的行动失败，很多批评家并不会感到宽慰；大多数批评家只会落井下石，除了指责美国判断力差，还会指控美国不可靠。那些安全目标或国家目标依靠美国承诺的盟友只会感到心灰意冷。在世界许多地区，例如中东、欧洲、拉丁美洲甚至日本，稳定取决于它们对美国的承诺是否有信心。因此，单边撤退或者无意中采取相当于单边撤退的解决办法，都会削弱限制因素，致使国际局势更加严峻。任何美国决策者都不能对这些危险置之不理。

不难想象西贡方面看到这些话是多么开心，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看了同样会满心欢喜，以色列，还有联邦德国某些地区也会如此。因此，有一点很清楚：基辛格不会落荒而逃。他同时表示，他支持双边谈判，不想让民族解放阵线和西贡参加和谈（即不讨论越南共和国政治前途这个恼人的问题）；他不同意停火，因为目前领土割据就像“百纳被”一样，停火会“注定使最终解决方式倾向于国家分裂”；他不会“参与强制西贡成立”一个包括民族解放阵线在内的“联合政府”，因为这样有可能“破坏越南共和国现有的政治结构，从而让共产党统治越南”。另一方面，他非常支持“分阶段撤出外来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和美国军队”，这也是去年7月他就为纳尔逊·洛克菲勒阐述过的立场。至少他暗示不愿恢复轰炸。他还重申洛克菲勒的建议，即在越南共和国“建立一支国际部队维护诚信”，并且“建立一支国际部队”……“监视”该国的“出入路线”，最好配备“电子路障”，“制止”边境对面的“行动”（这是麦克纳马拉原有的典型的技术官僚幻想）。

然而，基辛格最积极的建议是后退一步，在更大的环境下明确越战谈判的性质，同时也考虑到中东和东欧的危机。这样的话至少还有一些理由让人感到有盼头：“苏联有一项原则，莫斯科有权出面干预，以保护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结构，因此至少可以想象有可能爆发中苏战争。因为莫斯科对北京的指责甚至比对布拉格的指责还尖锐。不过一旦出现中苏冲突，河内就孤立无援了。”乌苏里江一带两个月之内爆发战事，很大程度上证实了基辛格和尼克松的战略方向。基辛格最后写道：“不管我们是以何种方式进入越南，不管别人怎么评价我们的行动，体面地结束越战是保证世界和平的重要条件。采取任何其他办法都可能引发某些力量，让国际秩序的前景更加复杂。我们必须让新一任政府尝尝怀疑的甜头。”基辛格哪里想到他写文章就是在为自己争取这个甜头。

《越南谈判》可以说是基辛格写得最深刻的一篇文章。后来的事态发展会说明他的建议在多大程度上足以实现他寻求的那种体面和平。[3]然而，如果你认为基辛格1968年主要关心的问题是越战，那就错了。从他个人的文件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他最关心的是如何改善华盛顿的决策过程。近三年来基辛格一直在设法理解越南混乱的局势，也动了些脑筋想解决越南问题，他的看法是美国之所以一团糟，是因为制定、实施国际安全战略的制度存在根本缺陷。1968年年底他的主要精力正是花在这个方面，尼克松之所以任命他为国家安全顾问，关键也就在这里，而不是因为他看越南问题思想敏锐，更不是因为他“渴望建立哲学层面上的世界秩序”。

3

1968年11月尼克松竞选获胜，不是因为他在巴黎和谈上耍了什么阴谋诡计，而是因为民主党内部由于约翰逊急于全速制定民权法案而引起根本性分歧。其实，两个候选人的票数很接近——汉弗莱在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纽约州和康涅狄格州获胜，选票比预期的多，尼克松在普选中仅以0.7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获胜。直到11月6日中午12点30分，即汉弗莱认输之后半小时，尼克松才现身华尔道夫酒店的舞厅，宣布竞选胜利。关键是种族隔离主义候选人乔治·华莱士赢得选举人团的45张选票，如果不是在民权问题上闹分歧，这里面的大部分选票都会被投给民主党候选人。事实上，民主党仍然控制着参众两院，这样尼克松就成为自1848年扎卡里·泰勒以来首位连一个院都控制不了的总统。同时，民主党依然雄霸州议会。

1964~1968年出现的情况对美国历史上的选举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新老两代人的冲突是一个因素，但种族问题是关键。两次都参加选举投票的白人中足足有1/3改了党派。1968年，支持戈德华特的选民中的1/5要么转而支持汉弗莱，要么转而支持华莱士，华莱士赢得了他们当中的3/4的选票。与此同时，1964年支持约翰逊的白人选民的3/10的人，到了1968年转而支持尼克松或华莱士，尼克松获得4/5的选票。支持尼克松的选票有2/5在1964年是投给约翰逊的。整整97%的黑人选民投票支持汉弗莱，而支持他的白人不足35%。越战问题的重要性在于，针对美国政府过多征募非裔青年的现象，很多黑人都报以简短的一句话：“去个鬼，我们不去！”这种情况在马丁·路德·金以及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干预此事后更加明显。看法恰恰相反的是华莱士的竞选伙伴、美国战略空军指挥部前司令柯蒂斯·李梅将军，他巴不得扔一颗原子弹到河内结束越战。击败汉弗莱的不是尼克松，而是华莱士，华莱士在普选中获得13.5%的选票，在南方5个州获胜，这个结果比他希望的差，但也足以决定战果，淘汰汉弗莱。

这意味着尼克松入主白宫时底气特别不足，注定要跟位于宾夕法尼亚大道另一端的敌对国会至少共事两年，跟关系疏远的美国大城市的黑人社区也是如此。因此，他很幸运，从8月开始，一小批哈佛教授就在为他效力，让他顺顺利利地登上总统宝座，在美国历史上，总统上任过程最顺利的就是他。这批人中的一员就是基辛格。

前文说过，基辛格是哈佛大学总统过渡研究小组的一名创始成员，其他成员包括菲利普·阿里达、弗兰克·林赛和欧内斯特·梅。在整个过程中，基辛格支持洛克菲勒竞选时曾临时退出过，但洛克菲勒在迈阿密出局后，基辛格又重新回到小组，这时小组开始更悉心地根据尼克松的需要开展调研。1968年8月15日，林赛直接写信给共和党候选人，主动提供研究小组对过往总统过渡所做的全部调查结果、接下来的最佳行动的建议，或许还有尼克松可能考虑任命的一些“（尤其是比较年轻的）成员的名字”。林赛指出，如果尼克松竞选获胜，到他正式就职前就只有两个半月安排政府中的20多个最重要职位的人选，这个时间比一般公司或大学安排类似管理人员的时间还要紧张。因此，他应该考虑马上任命一位人事顾问，起草一份可用人员名单；他还应委托研究机构“就新政府第一阶段可能出现危机的问题开展大量研究”。他应该任命一个筛选委员会为关键职位准备一些候选人名单，鼓励委员们不要只盯着政坛，可以到基金会、大学和投资银行去物色人选。候选人来了不搞面试，要举行研讨会，看这些人在小组环境中表现得怎样。他的目标应该是在12月中旬以前安排好所有关键职位。

但是关键职位到底有哪些？研究小组8月的报告列出了尼克松应首先考虑的三个办公室职位：聘任事务秘书、新闻秘书和“国家安全联络与顾问”——“类似于约翰逊身边的罗斯托、肯尼迪身边的邦迪以及艾森豪威尔身边的格雷和古德帕斯特那种角色”。在安排第三个岗位的时候，尼克松应该留意这个岗位上的人和国务院之间可能出现摩擦：用报告上的话说就是，“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国务院上层缺乏信心、交流和团队精神，这个先例不大好”。未来的总统即便尚未当选，也要选择由谁担任他的“负责军事、金融、经济领域的外交政策问题的主要顾问”。是国务卿，还是国家安全顾问？报告作者指出：“这一决定不仅影响你希望国务卿具备的素质，也影响你授予国家安全顾问的权限大小。”研究小组没有断然声明应该选后者，但有一点他们说得一清二楚，他们认为国务院承担不了这份比较大的职责，因为它“常年存在组织结构上的问题”，过去“对总统没有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

不仅如此，两个月后，林赛又写了一份很长的报告，内容是“如何对待旧有的政府”，强调必须要有一个风格强硬的国家安全顾问。研究小组的第二份报告建议尼克松，“你在过渡期有一个很艰巨、很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要（尽量）把握好国际安全事务”，越南民主共和国谈判的“绝密”文件一定不能让林登·约翰逊夹在行李中运出白宫大门。尼克松必须抓紧行动：“你的国家安全顾问不能像肯尼迪手下的麦乔治·邦迪那样，应该早日任命，尽快开始工作。”当然，可以想象基辛格与同事为尼克松起草报告时把自己代入其中。不过他更有可能是在根据过去的经验提出公正的建议。

11月1日，离普选投票只剩4天了，研究小组给尼克松提交了第三份报告，专讲国家安全方面过渡期的组织问题。这份报告跟前两份不同，上面有基辛格的名字和带有寓意的指纹。研究小组设定尼克松要“在始终掌控政策方面给自己当国务卿”，任命谁当国务卿就让谁“调动和管理外交使团及相关组织”。他应该力求“保持对军队的中央控制”（这可是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一大功劳），继续严格控制预算（这一点麦克纳马拉手下的国防部做得很好）。尼克松不用担心中情局，中情局“效率比较高”。“给您的政府带来迫切问题的”还是国务院，“办事效率不如中情局和国防部”，似乎就擅长“不停地炮制让人看了昏昏然的书面材料”。研究小组建议尼克松“加强国务院”，是说让他增强总统相对于国务院的权力，比如让国务卿和副国务卿“可以互换”位置，让两人都有权任命副部长和主要大使，让他们在职业外交官和部门官员的任免上都有一定发言权。

然而，哈佛大学研究小组11月1日的报告还有一条最重要的建议，尼克松应该考虑重新恢复国家安全委员会，不用邦迪和罗斯托这种不受约束的特别助理。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不重视国家安全委员会，结果办事极其随意。不错，报告作者指出，约翰逊政府设法重新设立了某种国家安全官僚机构，1966年成立了协调部门——高级跨部门小组，成员有副国务卿（任组长）、国防部副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别助理以及中情局、国际开发署和美国新闻署长官。还有由负责地区性事务的各位国务卿助理任组长的若干个跨部门区域小组。这个机制一开始似乎“完全不行”，后经尼古拉斯·卡岑巴赫整顿，现在已运转得非常顺畅。因此，研究小组不反对“先试试高级跨部门小组和跨部门区域小组这种做法，然后再重新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或其他正式咨询机构”。但是报告“强烈警告不要走另一个极端——将协调权集中在某个特别助理手中”，除非尼克松愿意考虑安排一个能力很强的助手（就像邦迪手下的卡尔·凯森和罗斯托手下的弗朗西斯·巴特）。关键是要保证不管怎样组织白宫国家安全办公室，都要有足够的人手和资源应对大量的电报往来，还要有比较多的研究人员。

报告的几位作者最后写道：“我们研究20多年来的总统任职史发现，没有真凭实据的决定很少，被误解、被曲解、有意无意未予执行的决定很多。”尼克松“千万不能过于拘泥于人们常说的那条原则——总统应该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持续做出尽可能多的选择”（前文说过这是俾斯麦式的恶习）。肯尼迪和约翰逊以为这是美德。然而，“他们到最后一刻还给人一种可以从大量方案中选择一种方案的印象，这样就助长了官僚游说集团的形成”——这在越南轰炸暂停和多边核力量等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总统必须经常尽早采取行动，不能安步当车。总之，总统必须说明决定背后的战略观，这一点约翰逊从未做到。

19世纪欧洲的大政治家——梅特涅、卡斯尔雷、帕默斯顿、俾斯麦、索尔兹伯里，全都要对自己的行动做出书面解释，因为他们要对君主负责。自然，你也面临同样的需要，因为你要回答记者的问题，要把消息传达给国会和公众，但是，如果你的声明要昭示天下，千万不可像你私底下说的那么直白、那么坦率。未来4年，不仅赢得选民的理解会关系到你的重大利益，而且赢得官僚机构管理者的理解也关系到你的重大利益。

是研究小组哪位成员主笔写的这段话，大家无疑一看便知。

哈佛大学研究小组把针对白宫人员配备的最后一份报告留到了11月6日，即尼克松竞选成功的第二天，才提交。报告起草者们再次利用自身谙熟近几届政府的优势，建议不要任命一个强势的办公厅主任来管控别人接触总统，因为成功的主管需要兼顾“单线见面和分散见面”。总统急需在白宫西翼安排一些忠诚的助手。这些助手不能说自己的观点就是总统的观点，不能在“任何问题上”施行他们“自己的政策”。他们只能匿名对媒体通报情况，因为以前出现过“一些情况，上电视的工作人员夸大了自己的作用”。他们应该准备想出一些“有效的鬼点子”，抵制群体思维[4]的诱惑。这些人不能够太专于某项事务，但尼克松要杜绝罗斯福那种喜欢复制任务的嗜好，促进属下之间的竞争。最后，报告起草者提出建议：“我们就把顾问称为‘特别助理’，指派他负责国家安全事务，而不说他是‘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特别助理’。”他们之所以主张采用这种笼统的称呼，有一个重要的理由，那就是“外交关系顾问应该在思考问题和提出建议时，考虑到国会和内政因素，之后再向您汇报”。

哈佛大学研究小组提交的几份报告向尼克松政府机构（尤其是在是否恢复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问题上）悍然宣战了，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1969年。小组邀请的专家评论员包括以前在政府任职的资深高官约翰·艾森豪威尔（他细致描述了安德鲁·古德帕斯特担任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军事秘书时所发挥的作用）和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他曾任肯尼迪的国防部副部长，自然反对恢复国家安全委员会）等人。结果这对肯尼迪的执政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是在头两年。这里，我们仅需反思一点：这对尼克松决定任命基辛格有何意义？基辛格或许没有完全意识到，他和同事共同执笔了美国外交政策史上最高明的一份求职信。他不仅在《外交事务》上谈越南的那篇文章中阐述了自己的战略宏图（如果我们说文章发表前尼克松见过似乎也合乎情理），而且更重要的是，基辛格及其哈佛同事以极其敏锐的眼光，向当选总统说明了他究竟该如何实施国家安全战略。

4

基辛格没想到尼克松会直接任用他。他倒是想过尼克松有可能任用洛克菲勒，很可能是让他当国防部部长，然后洛克菲勒再任用自己。选举刚结束，很多人都以为洛克菲勒会进入尼克松的内阁。记者吉恩·斯帕尼奥里向尼克松表示洛克菲勒很适合当国务卿。尼克松的演讲稿执笔人威廉·萨菲尔甚至建议让洛克菲勒的弟弟戴维·洛克菲勒当财政部部长，纳尔逊本人当国务卿。萨菲尔思索片刻，说道：“不行，洛克菲勒兄弟俩不能都进内阁。”尼克松甩出一句话，“哪部法律规定内阁必须有一个洛克菲勒？”

洛克菲勒不知道尼克松根本无意任用自己这个长期对手，正忙不迭地召开顾问会议，商讨如何应对尼克松的邀请。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得正带劲，突然电话铃响了。打电话的是尼克松刚刚任命的事务秘书德怀特·查平，他是霍尔德曼的年轻助手，后来做伪证的就是他。他希望请基辛格听电话。除了基辛格，在座的所有人都感到这太出乎意料了，谁都不会真的以为尼克松有可能请基辛格出任。其实，基辛格本人也就是认为当选的总统不过是想和他商讨自己的一个假设：克拉克·克利福德盘算在总统就职之前在西贡发动军变。这个想法不久前他跟巴克利提过。

尼克松后来说他做这个决定是因为他和基辛格心有灵犀。当然，他知道基辛格原来“诋毁”过他“在外交政策这个领域的能力”，不过他“认为洛克菲勒的人说这种话可以理解，这笔账应该算在政治头上”。11月25日星期一上午10点，他与基辛格在皮埃尔酒店39层总统过渡办公室见面，谈的是将来的战略，不是以前的政治恩怨。

我知道我们俩在总的看法上很相似，因为我们都相信孤立的重要性，以及有必要影响那些左右世界性均势的因素。同时我们一致认为，外交政策无论如何变化，它必须得坚定才可靠，而且只有可靠才能成功。我对通过巴黎和谈解决越战不抱很大希望，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整个对越外交军事政策。基辛格也同意，只是他对巴黎和谈没有我那么悲观。我说我决定避开约翰逊失足的陷阱，他几乎是把所有应对外交政策方面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到越南问题上了，其实越南问题是一个短期问题。我认为如果处理不好长期问题，会危及美国的安全与生存，就此我谈到要恢复北约联盟的活力，还谈到中东、苏联和日本。最后，我提到觉得有必要重新评估对华政策，劝他看看我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我在文章中首次提出这个想法，认为有这个可能和必要。基辛格说他很高兴我能这么考虑问题……我对基辛格有一种很强的直觉，当场决定他应该来当我的国家安全顾问。

基辛格的回忆不大一样。尼克松给他的印象“几乎可以说是腼腆的：举止有点儿令人捉摸不透，跟言语关系不大，仿佛言语和姿势是两套不同的机制在指挥。他说话声音很小、很轻，边说话边喝咖啡，喝了一杯又一杯。他没要咖啡，但有人往里送”。当选总统，他没有谈战略，谈的是他面临的“巨大组织问题”：

他对国务院没什么信心。工作人员根本不忠实于他……他决定让白宫来负责外交政策。他认为约翰逊政府忽视军队，决策程序没有给总统任何真正的选择余地。他认为必须杜绝中情局参与政策制定的现象：那些人都是从常春藤盟校出来的自由派人士……这些人始终在政治上反对他。

基辛格不痛不痒地回答说“有主见的总统始终都能控制外交政策”。他也认为约翰逊政府办事太草率，尤其是让决策讨论都沦为尽人皆知的周二午餐会。他说，“我感觉要更有章法”，但是要避免艾森豪威尔时代那种“严格的形式主义”。这个时候，话题才转到外交政策上来。基辛格自己说，他提了一个比较模糊的想法，政策必须“跟超越任何特殊政府的某些国家利益基本原则挂钩”，这种措辞更容易让人想到现实主义，而不是他一贯主张的理想主义。

从这以后基辛格就犯糊涂了。尼克松似乎邀请基辛格“以某种规划者的身份”加盟新政府，但让他担任什么职务却说得不具体。基辛格以为如果邀请他当内阁成员，那就是当洛克菲勒的手下。谈话戛然而止。基辛格很惊讶，尼克松竟命令霍尔德曼给他的哈佛大学办公室装一部直拨电话。然后，霍尔德曼告诉基辛格，他的职务类似于参谋长，还说“总统特别助理”头衔中的“特别”二字将会拿掉。基辛格有点儿不明就里，回到哈佛大学，正好赶上下午4点钟的研讨课。

很明显，基辛格真的以为总统是让他去当洛克菲勒的下手。面见尼克松的当天，可能是在研讨课课后，他给洛克菲勒草书一封，概括说明他设想可以如何重组国防部，保留麦克纳马拉当部长时的优点，尤其是不经过国家安全顾问这道中间环节，直接接触总统，与此同时修复与军队首长的关系，“因为麦克纳马拉部长留下了长久的创伤”。信中委婉地建议为自己设立一个新的职位：负责政策与项目的副部长，职责是“（1）在跨部门非正式顾问团委员会上代表部长处理国家安全和情报问题；（2）代表部长在应急规划和准备设定武力级别的总统备忘录草案方面跟参谋长联席会议打交道”。这些全都是白费功夫。第二天洛克菲勒打电话告诉基辛格，尼克松不要他了；还是要他留在奥尔巴尼当他的纽约州州长。一小时后约翰·米切尔来电话请基辛格回纽约讨论“他在新政府的职位”。基辛格还是不知道尼克松请他担任什么职务，就咨询曾经当过他的导师、现在主管福特基金会的麦乔治·邦迪。邦迪还是那副居高临下的德行，他认为他们不过是让基辛格在国务院当个助理秘书之类的小官，建议他争取乔治·凯南原来的职位，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这也没说到点子上。27日，基辛格来到纽约，米切尔一见面就问：“国家安全顾问你决定干还是不干？”基辛格说他还不知道要让他当国家安全顾问。米切尔喃喃自语道：“啊，我的天哪，又让他给搞砸了！”他大步流星地走过大厅，进入尼克松办公室，一会又回来请基辛格进去。最后当选总统总算痛快说出口，他希望基辛格当他的国家安全顾问。

如果基辛格一直在密谋争取这个职位，也许他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尤其是大家都知道至少还有另外三个人也在考虑之列[5]。不过，他要求给他一点儿时间找同事谈谈，对于这个“非分之请”基辛格后来想想都感到脸红。（尼克松出奇的谦逊，建议基辛格找哈佛大学卡特法理学教席教授朗·L.富勒谈谈，尼克松在杜克大学法学院念书时听过他的课——好像当选总统需要出具一封推荐信。）然而，基辛格一时犹豫其实反映出他一直对尼克松心存疑虑，这个人“20多年来在政治上始终令人反感”。他预计过在国防部洛克菲勒手下当差会遭遇什么困境，为此甚至找到格洛丽亚·斯坦娜姆发表在《纽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合作问题》；这是一个老问题，20世纪50年代基辛格办《合流》杂志的时候就在考虑。约瑟夫·克拉夫特听到尼克松要任命基辛格的风声，基辛格惶恐不安，恳求他不要跟别人说，更不要写文章发表。尽管洛克菲勒手下的工作人员得知消息后感到很沮丧（有人还挖苦地唱道：“我不知道基辛格现在是何许人也。”），洛克菲勒规劝他立即答应——8年前肯尼迪主动邀请基辛格时洛克菲勒也是这么劝他。阿瑟·施莱辛格也是同样的话。11月29日星期五下午，基辛格打电话给查平说愿意。接下来那个星期一，尼克松把他介绍给在皮埃尔酒店急切等待的一群记者。

当选总统明确表示，基辛格的职责和以前的罗斯托和邦迪都不一样。他的首要任务是“彻底重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让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好更多应急规划，“不要等到事发之后再采取行动”。尼克松宣称：“基辛格博士深知他不能把自己当作一堵墙，横在总统与国务院或国防部之间。我希望国务院很强大。”接着尼克松详细说明他设想的新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什么样子。

我这个人喜欢听取广泛意见，我相信，基辛格博士已经制定了，正在制定一套很令人激动的新程序，保证美国总统不仅仅能听到想听的话，这对白宫工作人员来说始终是一种诱惑……岗位责任重的人、真正有能力进行创新思考的人，经常困于没完没了的电报中，这些电报大多跟他们考虑的问题没有真正联系。我不希望他（基辛格）躲进白宫战情室，耗费太多时间一份一份地看电文。

“基辛格已经制定了……正在制定……”从尼克松的口误可以大致看出事情的真相。尼克松不仅读过基辛格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还读了他的大量其他著作和文章，为他所折服。尤其让他佩服的是哈佛研究小组提出了如何最好地管理总统过渡期的建议。他们的工作做得很漂亮。尼克松揭晓基辛格任职消息（地点在瑞吉酒店，离皮埃尔酒店仅6个街区）的头一天，研究小组又开了一次会（这次基辛格没有参加），商讨起草一份新文件《振兴、简化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二天阿里达写信给霍尔德曼阐述研究小组的想法，说有必要在白宫设立中央项目规划办公室。前大法官、马萨诸塞州的艾略特·理查森这次也应邀参加讨论。（尼克松后来任命他为副国务卿。）11月4日，研究小组有关《振兴、简化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重要文件送到了基辛格手上。尽管其他事情也比较重要，但其实尼克松的当务之急是复苏国家安全委员会。

基辛格的任命状当然可以被理解为他和尼克松心有灵犀，但也不仅仅如此。任命他为国家安全顾问也是为了彻底整治外交政策制定机构，为此基辛格亲自参与了整治蓝图的起草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显然是尼克松唱主角，那些记者都不知道他是在背诵基辛格写好的脚本。

或许这幅蓝图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它深邃的历史性。研究小组成员欧内斯特·梅执笔的一份报告题为“历史学家与外交政策过程”绝非偶然。该文主张引入英式自动解密制度（但只要12年或20年就自动解密，不像英国需要30年），便于学者研究近期历史。基辛格批评约翰逊政府时一再提到其对历史的无知，上自总统本人，下至到越南打仗的“小兵”，莫不如此。整个指挥链似乎没有一个人有丝毫的意识可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哪怕是从刚刚过去的历史中吸取教训。这一方面反映出学习过程没有制度化，另一方面说明军人在越南的服役期太短。同时，这也反映出美国官僚机构崇尚法律训练的先入偏见。基辛格与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家约翰·P.罗奇[6]（此人1966—1968年任约翰逊总统的特别顾问）的冲突耐人寻味。罗奇声称“如果苏联决意救助那些被保护国，整个世界历史对我们没什么影响”。基辛格对此非常不屑。

（基辛格回敬道）你必须懂得什么样的历史是有关联的。你必须懂得什么样的历史可以汲取经验。我肯定种苹果的人会对牛顿说，苹果方面的知识他也不是无所不通。历史不是食谱，无法随意翻阅。有些历史和很多形势都有关……（律师是）政府中最重要的群体，但是他们的确有缺陷——历史知识不足。

尼克松政府没有吃不懂历史的亏，却吃了别的亏。

5

基辛格被任命的消息于11月29日见诸报端，前文说过这一点于12月2日得到证实。总统任命官员很少像这次一样引起广泛的热烈反响。美联社喜欢基辛格的相貌，说尼克松提拔上来接替沃尔特·罗斯托的人“身体结实、下巴方正、为人谨慎”。《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莱斯顿称这次任命“是一个令人宽心的迹象”，“说明新政府将对安全方面的重要问题重新进行评估”。基辛格“很聪明、善于表达、特别勤奋”。该报对基辛格的描述是“干练、有条理、要求严格”，有一种“自嘲式的幽默感”，而一篇重要文章特别赞扬他“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不刻板”。巴克利打趣道：“自从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以来，还没有哪一个公众人物被如此广泛称颂。”

国外的媒体也表示欢迎，但说法有褒有贬。伦敦《泰晤士报》称赞他是“一位提倡美国进行军事武装的主要知识分子”，“在东西关系研究中以强硬、客观、现实著称”。但是这份英国当权派的报纸不指望“基辛格博士……会像罗斯托那样有影响力”，因为“他不会对自己很有信心。他有可能制定政策，更有可能暴露困难，提倡谨慎”。《经济学人》表示不敢苟同。该杂志在基辛格的作品中发现“他对当今的陈词滥调有一种卓越的抵抗力，间或还能承认自己有可能说错话，这一点做得得体，招人喜欢……他的确为新政府带来一种思想上的霸气，难能可贵”。左派方面，《卫报》说他是“走强硬路线”，“是和他的两个前任一样略带强硬的风格”。该报一向同情移民，很得意地指出基辛格的母亲是“一位和蔼的德国女性”，“纽约有钱人家举办宴会她会偶尔去帮厨”。《法国世界报》称赞基辛格“是一个好说话的人，善于倾听，不会有先入之见”。德国《时代周报》认为可喜可贺，因为尼克松这次聘用了两位知识分子，除了基辛格外，还有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莫伊尼汉将负责城市事务（说明美国城市的种族暴乱在加剧）。然而，在铁幕的另一边，基辛格因其“冷战哲学”而遭到谴责，这也在预料之中。

无可否认，美国媒体对新政府的任命表示热烈欢迎，这只不过是尼克松和新闻界宿敌的出人意料（而短暂）的蜜月期的一种表现。不过，学术界对基辛格高升同样感到高兴。亚当·亚尔莫林斯基似乎表达了所有哈佛教师的心声。他说：“基辛格到白宫工作，我睡觉都香一些。”斯坦利·霍夫曼称他的同事是“大德大智之人”，“不是那种甘愿任人摆布的人”。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卡尔·凯森和乔治·凯南也很兴奋。尽管施莱辛格对尼克松最初任命的几位内阁成员吝于褒扬——“没有特色但也不会引发灾难性后果”，但他无疑表示“最佳任命”是基辛格。12月初，普林斯顿大学举办了一个题为“美国：问题、影响及其世界形象”的大型政治学会议，基辛格迈着矫健的步伐出席大会，受到东海岸知识界的广泛赞誉。普林斯顿大学左翼历史学家阿尔诺·迈尔是新政府官员任命之初少有的一个表示异议的人，他批评基辛格“总是对苏联政治行动者的外交政策行为抱有成见，依然强调包括拉美在内的非西方世界的共产党政权‘无疑会成为反对西方政策的中心’，因此必须加以阻止”。这番话跟约翰·伯奇协会的罗伯特·韦尔奇的抱怨相映成趣。韦尔奇说尼克松的新顾问“有一种强烈愿望——可能是一种理想的强烈愿望，希望美国、德国及其他所有国家都只不过是一个世界性帝国的具体地域实体…… 这个世界性帝国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总之，只有那些处于政治边缘的人才会真正反对基辛格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

12月16日，基辛格在哈佛大学上最后一次研讨课，课堂上真正呈现出一派喜庆气氛。哈佛大学比大多数学校都热爱权力，在这个人人高兴而自信的上午，似乎亚瑟王的智囊团又重操旧业了。基辛格讲完，全场听众竟然起立鼓掌。（“这会奇迹般地治愈我的自大症”是新时代的第一句俏皮话。）最后这堂研讨课上的演讲嘉宾莫顿·霍尔珀林讲的是《越战后的亚洲安全》，已经开始为新官上任的基辛格效力了。霍尔珀林曾在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手下任职，后来又回到国际事务中心。说到“如何将麦克纳马拉用于国防的技巧运用到外交政策领域，解决外交政策问题”，他似乎最有发言权。他引用一张典型的国防部示意图，图上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位于金字塔顶的格子里，金字塔上还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规划助理及规划办工作人员。他建议将副国务卿负责的高级跨部门小组替换成由国家安全顾问负责的新型评审小组。霍尔珀林是一批有待提拔的智囊之一：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杰罗姆·威斯纳在通报军备控制情况时提出过一个12人的名单，霍尔珀林就在名单之列。这些人大多是老朋友、老同事以及哈佛–麻省理工联合武器控制研讨会的资深成员，如保罗·多蒂、卡尔·凯森、伯尼·费尔德等。弗兰克·林赛的研究小组的规模现在已经扩大了很多，很快赶出了最后一份报告，为行政机构改革这部碾磨机提供了更多的原料。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提出了国务院改革的“浅见”。到圣诞节前夜，基辛格还听取了安德鲁·古德帕斯特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运作内幕的介绍。到新年前夕，基辛格给欧内斯特·梅写信表示歉意，因为对方向他推荐了一些拉美事务专家候选人，而基辛格没有及时回复。他坦言：“不说你也知道，在纽约工作比我刚接手这份工作时所想象的要繁忙混乱得多。希望20日之后事情会安定下来”——尼克松就职定在20日。基辛格真的就忙得这么焦头烂额吗？不是，他眼下风头正劲，说这话不过是想让这位被怠慢的同事心里好受一点儿罢了。

对这一切，即将离任的政府成员都看在眼里，他们都带有偏见，不肯承认自己的工作模式有待改进。11月3日，在约翰逊的最后一次午餐会上，大家不知不觉地就谈到新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

总统：你觉得基辛格怎么样？

国务卿腊斯克：理论上有一套，实践上不怎么样……不过他在巴黎和谈问题上很诚实。

沃尔特·罗斯托：……亨利这个人很正直、正派……但他对亚洲的紧急情况不大了解。

其他人比较仁厚。如果说埃夫里尔·哈里曼怀疑基辛格透露了巴黎和谈的机密，但他也没有任何表示。12月3日，他主动提出如果基辛格在政府过渡期间有工作上的需要，可以搬到他纽约的公寓去住。可是没过几天他又要回了自己的住房：1969年1月5日，尼克松宣布让亨利·卡伯特·洛奇代替哈里曼主持巴黎和谈。赛勒斯·万斯也退出和谈，他对基辛格的临别赠言是“要避免出现一种情况，即谈判者希望采取的每一步行动都必须征得华盛顿和西贡的同意”。这种希望也很渺茫。卡岑巴赫的离职也很体面，不仅给了基辛格一份他要的“12人左右的杰出外交官”名单，而且额外给了基辛格他一直在酝酿的计划的材料，里面有他“设计的恢复美中关系的一些细小而积极的步骤”。与此同时，尼克松宣布菲利普·哈比卜留任巴黎和谈小组成员、提拔亚历克西斯·约翰逊为副国务卿，这样基辛格在国务院这边就有三位重要盟友。基辛格很早就计划将国务卿边缘化，这时已经开始做一些准备工作。尼克松任命几乎毫无外交政策经验的司法部前部长威廉·P.罗杰斯为国务卿无关紧要。无论谁当国务卿基辛格都会让他靠边站（当然律师败在他手下他感到更痛快）。

华盛顿在召唤他。自从给肯尼迪当助手起，他就开始了解华盛顿，不过1961年以来这里发生了很大变化，1967年他来过一趟，那是给约翰逊汇报“宾夕法尼亚”计划，也没人带他参观一下。邦迪倒是给他写过一封信，信的口气有点儿冷淡，但内容不无裨益，白宫西翼能用到哪些设施，里面都提出了详细建议。他说，基辛格的办公室设在地下室，“靠近战情室，里面有值班员，堆满文件和信函……战情室真的是个情报和报告中心，间或也用作指挥中心”。室内可以看到一部“热线”电话，是古巴导弹危机后装的，危急时刻可以直接从白宫拨通克里姆林宫的电话：不是一部红色电话机，是一个电传系统，由一帮“年轻聪明的观察员”昼夜操持（天天都测试）。邦迪写道，热线曾经是他可动用的最重要工具，但用得最少。他说战情室“真正的用途是通报绝密情况……里面有很好的屏幕和内置式黑板”，但他表示肯尼迪和约翰逊都没这么用过。总而言之，邦迪一定会报告说基辛格的新工作环境尽管有各式各样的优越条件，“但很多办公室没有窗户，在地下，出入不便”。然而，特别助理以及战情室是“总统履行和平与战争职责的贴身行动工具”。邦迪提出的一条最具建设性的建议，是“在国务院7楼”加装“一个快速文件传输系统”，“让助理与国务院众人之间的交流快速而广泛”，对此，基辛格毫不犹豫地不予理睬。

邦迪的后任沃尔特·罗斯托一向踌躇满志，他建议基辛格什么都不改变。在离任总统欢迎基辛格重返白宫之前，罗斯托为约翰逊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为周二午餐会的随意性辩解。他写道：

午餐会是原先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种随意形式，实际上是经过工作人员悉心准备的例行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它有一个优点，为总统和主要国家安全顾问创造了一个人性化的环境。这个组织最重要的一点是大家关系要密切；每个成员都能在总统面前自由公开地辩论；大家对彼此都忠诚而且都忠于总统……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如果能让这个极为重要的组织中的成员彼此忠诚、忠于总统，他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种作用……

他补充了几乎是事后才想到的一点：“这份工作很难但很有意义”。他对基辛格的最好建议是不要忘记平凡事务会消耗大把大把的时间：“不能完全反映与有关部长充分协商的玫瑰园演讲、和媒体的非正式会晤、规划外国元首访问白宫及总统出访、给国会议员等人草拟信函，等等。”他最糟糕的建议是“抓住整个老挝，避开越南共和国”。即将离任的总统有一个典型的愤世嫉俗的观点，他对此自鸣得意：“看看专栏作家写的文章，如果他们说你团队中的一个成员善于思考，忠心耿耿，或者用了其他一些善意的形容词描述他，立马把他开除。他会泄密。”

基辛格没有低估自己肩负的重任。谁都不会允许他低估。洛克菲勒出手大方，同时表示基辛格从此获得解放，给了他一张5万美元的支票，“表示我对你的友谊，也表示我对你在我手下为美国人民所做工作的感激”。（基辛格问询后发现接受礼金是合法的，就收下了。毕竟他是离婚教授，休了那么长时间的学术假，现在拿的是政府工资。他需要这笔钱。）阿瑟·施莱辛格始终很好奇：

我问基辛格尼克松是不是他想象的那种人。基辛格的回答令人很费解，他说有些事以前他很担心，但现在放心了，不过又碰到其他出乎意料的事，也许将来会有麻烦。我说得知他被任命的消息我特别开心，他可怜地说：“我只能说希望你一年后会同样开心。”

加尔布雷思说的话也大同小异。他对《纽约时报》记者说，要真正检验基辛格受不受欢迎，“得看4年后亨利回来大家是什么反应”——加尔布雷思很狡猾，他的言外之意是尼克松只能干一届。

但是，扮演御夫座角色的是弗里茨·克雷默，他在罗马战斗胜利时在胜利者耳边低语谏言：你不过是凡夫俗子。1968年12月9日，在新政府越堆越高的任命推荐信中又增加了一封克雷默的推荐信，信中把一位44岁的军官好生夸赞了一番。这位军官是刚从越南归来的英雄，但克雷默在国防部工作时就认识他。克雷默很聪明，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赞扬这位年轻军官身上的素质，暗中希望自己以前的门徒能在新的岗位上也表现出这样的素质：

这位中校（在一个等级森严的世界里获得这个头衔可不容易）能以极为非凡的勇气坚持自己的立场，通过书面和非正式谈话孜孜不倦地对上级进行反驳。因为他不咄咄逼人，性情沉静，你说怪不怪，他这么做并不会引起别人的反感。后面这种本事或许比他思想行动的独立更引人注目。

而且，他在国防部一路升迁，最后当上麦克纳马拉部长的军事助理，由于他具有这种完美品德，因此官职高了，但人没变坏。

最后他被安排到麦克纳马拉的里间办公室办公，通常陪国防部部长到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的就他一名军人。身居这种对年轻军官尤其有诱惑力的高位，他依然能保持高度正直，甚至连麦克纳马拉也不能不佩服他，一般情况下你要他佩服别人，没门儿。麦克纳马拉……说过……“敢当面顶撞我的军官只有两个，他是其中之一”。然而，他就是能无所畏惧地提意见，同时又能得到一个极难相处、极其独断的人的尊敬与信任。

克雷默写道，具有这种品性的人如今是凤毛麟角。他用一种能引起基辛格共鸣的语言写道：“我们这个人云亦云的时代不是培养这种人的沃土。”

接下来他谈到正题：“你这个新的岗位责任重大，你会很孤独，你至少需要依赖少数几个非常可靠、为人正直、思想深刻的人。”克雷默举荐了亚历山大·黑格，基辛格毫不犹豫地任命他为军事顾问（12年之后，黑格接过其衣钵成为国务卿）。对基辛格而言，黑格满足了他的需要。他自己的哈佛大学研究小组曾特别建议尼克松“白宫至少要有一个工作人员应对国防部了如指掌”。不过，克雷默谈的不仅是黑格，也是在谈基辛格。（他写信说明不是找基辛格帮忙：“事实上，我们俩不是很好的朋友，只是相互尊敬而已。”）

我认识你有一段时间了，我深信这个人不仅仅能为你立下汗马功劳。此刻人人都想从你那里得到点儿好处，因为你的职位这么高……然而，国家形势非常艰难危险，我们少有的人才必须走上能在客观上发挥最大作用的岗位，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忠诚有效地辅佐你这样的人，国家前途全靠你们了。

基辛格的前半生到此为止。成长期结束了，成熟期终于开始。最终谆谆告诫他的是他的启蒙老师——他的靡菲斯特。

[1] 这篇文章最乏味的部分便是那些老生常谈的呼吁，令人生厌，比如追求“看待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新视野”，美国和其他北约盟国分担责任，以及“建立跨大西洋的共同政治框架的迫切需求”。而基辛格的这些论调已经谈了许多年了。

[2] 当时，戈德曼主持哈佛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德国研究项目，同时也负责肯尼迪学院的德国项目。一天基辛格问他：“你在研究生院多久了？”戈德曼说第九年了。基辛格尖锐地说：“我的研究生还没有超过10年毕不了业的呢。”

[3] 这里可能是暗指本杰明·迪斯雷利在1878年7月27日的演讲中用到的“我所希望的体面的和平”，他从柏林议会胜利归来，随后发表了演讲。在那里，他不仅避免了与俄国开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俄国从攻击奥斯曼帝国中获取的好处，并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为大英帝国赢得了塞浦路斯。若说基辛格使用这个词是想提醒人们张伯伦在慕尼黑会议之后使用它这件事，颇为可疑；若说基辛格深知埃德蒙·伯克在1775年支持美国的演讲中使用这个词的用意，也令人怀疑。而实际上，这个词第一次在英语中出现是在莎士比亚的《科利奥兰纳斯》的第三场第二幕中。

[4] “群体思维”一词最初由小威廉·怀特使用，该词出现在1952年发表于《财富》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怀特因其著作《组织人》而广为人知。

[5] 其他被考虑的人还有外交政策研究所创始人罗伯特·斯特劳斯–休普，心理战专家威廉·金特纳，威斯康星州的防务承包商、利顿工业公司的总裁罗伊·阿什。斯特劳斯–休普成为美国驻斯里兰卡大使，不过他对自己没能受到尼克松及其幕僚的重视而感到惋惜。金特纳在外交政策研究所大展拳脚。阿什继续担任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他也曾被建议任命为尼克松顾问委员会执行机构的主席。

[6] 此事发生的背景是美国政治学会于1968年9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进行了主题为“知识分子与白宫决策者”的小组讨论会，两人有所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