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隔离

1865年6月，卢西（属于牙买加的汉诺威教区）的码头大门上贴出了一张告示，宣告了一个神秘的神谕：

1864年，我听到一个声音对我说：“告诉非洲的儿女们，一次伟大的大赦即将来临，他们将从压迫者的手中被解救出来。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了政府、地方官、有钱人和商人们的压迫。”那个声音还说：“告诉他们举行一个庄严的集会，并在大赦之日奉献自己，这一天必定会来临。倘若不听规劝，那么我将剑指这片土地，这些人将因不服从，以及他们做出的不公正行为受到惩罚。”……我在意象中看到，这片土地将承受痛苦而可怕的灾难，以至于人们宁可去死。但幸运的是，非洲的儿女们将得到解救，只要他们像尼尼微的孩子们一样，向上帝我主谦卑而诚心地忏悔；只要我们衷心祷告，谦卑向神，我们就不用恐惧；如若不然，敌人必将更加残暴，因为我们将与撒旦手下的歌革和玛格作战。相信我吧！

这一布告的署名是“一名非洲的儿子”。

牙买加曾是殖民地压迫的最极端方式——奴隶制的中心。但奴隶制废除之后，牙买加人民的生活也没有多大改善。这些前奴隶们只分得了可怜的一点点资源进行耕种，连续干旱推高了食品价格。同时，没有了奴隶的免费劳动，这种古老的种植园经济陷入了停滞。糖价一直在下跌，而咖啡作为一种经济作物，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替代作用。那里的人曾经辛苦得几乎累死，而今却因失业而闲散无事。而权力——政治权力，更重要的是立法权——却掌握在白人手中，他们的人数虽少，却主宰着这个岛上的议会和官僚阶层。一小批牙买加黑人则由于积累了足够的财富，受到了更多的教育，形成了中产阶层的雏形，但作为统治阶层的大庄园主却对这些人加强了戒备。只有在教堂里，大多数牙买加黑人才能自由地发表言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世纪60年代才爆发了席卷该岛的宗教复兴运动。这场复兴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浸信会与非洲宗教玛厄尔糅合在一起的前所未有的混合体。当时，浸信会传道会秘书爱德华·昂德希尔写的一封信被公开，其中呼吁对牙买加的困境进行调查。卢西码头的公告上绘声绘色地所描绘的那种“大赦”将至的感觉经这封信一煽动，更让人激昂了。传言说，维多利亚女王本来就愿意在赋予奴隶们自由的同时，也赋予他们土地，不用他们再向以前的奴隶主租种土地。教会组织了会议来讨论昂德希尔的信，日益高涨的期望正酝酿着一场典型的革命。

这场革命是1865年10月7日（周日），从东部圣托马斯教区的莫兰特湾开始的。当天正好是一桩起诉案的审判日，一位名叫路易斯·米勒的人因附近一位庄园主一个小小的冒犯行为而对其提起了诉讼。米勒是保尔·博格尔的表兄弟，后者是斯托尼–古特地区的一个小农庄主，也是当地黑人浸信会中的活跃分子，受昂德希尔信件的煽动，他直接参与了政治行动。以前，博格尔曾希望建立另一个黑人“法庭”，而现在，他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他率领150人冲入审理其表兄弟案子的法院。随后与法庭外的警方产生冲突，这给了政府部门以逮捕博格尔及其追随者的理由。但是当下一周的礼拜二，警方在斯托尼–古特地区执行这一命令时，却遭到了死亡威胁。次日，几百名博格尔的同情者“吹着螺号或号角，敲着鼓”来到莫兰特湾，他们与被派来负责区政会会议安保工作的民兵自愿者发生了冲突。在随后的暴力冲突中，这帮人刺死或打死了18人，其中有区政会成员；他们自己则有7人被民兵杀死。接下来的几天，暴力活动席卷了该教区，甚至蔓延到更远的地方，两名庄园主在此期间丧生。10月17日，博格尔向邻居散发传单，大意是让大家武装起来：

你们所有的人都必须离开你们的家，拿起你们的枪，没有枪的人请马上拿起你们的弯刀……吹响你们的号角，敲响你们的战鼓，每家每户派出你们的每个男人……战争即将降临到我们黑皮肤的人身上，战争即将在今明两天爆发。

正如这些话所暗示的，这场冲突已经演变成为公开的种族冲突了。一位白种女人声称，他听到暴乱者唱着一支令人不寒而栗的歌：

我们要的是白人的血，

我们必能得到白人的血。

我们将去找白人的血，

直到他们一滴血都不剩。

一位庄园主就接到过一份死亡威胁信，署名是“托马斯·杀死多，还打算杀死更多”。

以前，在牙买加也发生过反对白人统治的暴动。离这次最近的是1831年，那次叛乱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对刚被任命为总督的爱德华·艾尔（他曾在澳大利亚内地久经磨炼）[1]来说，对待这种情况只需作出一种反应。他认为，黑人之所以贫穷的唯一原因就是“人类的懒惰、目光短浅，以及邪恶”。10月13日，他在整个萨里郡宣布了戒严令，并派出了正规军进驻。经过一个月的大肆镇压后，大约200人被处决，另有200人受鞭刑，1000座房子被夷为平地。艾尔所采取的战术很容易让人联想起8年前英国镇压印度兵变时所采用的手段。至少，一切并未通过恰当的法律途径解决。实际上，士兵们被允许乱砍乱杀——其实他们中也有许多是黑人，就像当年的西印度第一军团中不少都是马伦斯人一样。许多囚犯未经审判就被直接枪杀了，一位残疾的年轻人还被当着他母亲的面被枪杀，一位妇女在自己的家中被强奸，被鞭打的人更是数不胜数。

除了博格尔本人，被处死的人中还有一位叫乔治·威廉·戈登。他是一位地主，曾做过地方官，也是该岛民选议会中的成员，可以说，他是黑人社群的中坚分子，并没有革命的动机。从保存下来的他的唯一一张相片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戴着眼镜、留着胡子的谦谦君子，他几乎没有参与这场暴乱。事实上，当叛乱爆发时，他根本就不在莫兰特湾附近。虽然圣托马斯教区是他的辖区，可他最近已经从那里的区政会被赶了出去。但是，作为一个混血儿（他是一位庄园主和一个女奴的儿子），戈登拥护前奴隶们的解放事业，因此早就被艾尔视为眼中钉。实际上，3年前，就是艾尔撤销了戈登的地方官职位。现在，为了彻底解决他，艾尔将其逮捕，从牙买加首都金斯敦转移到实行戒严的地区。在草草地审判后，他就因一份来源可疑的书面证词，被判煽动叛乱罪。10月23日，戈登被处以绞刑。

莫兰特湾的暴动被无情而残酷地镇压了；但是，对艾尔的危机处理方式拍手称快的那些庄园主们很快便大吃一惊——甚至艾尔也不例外。起先，艾尔的“精神、精力和判断力”都受到了殖民地秘书处的称赞，但随后他却震惊地听说，英国组织了皇家委员会来调查他在牙买加的作为，而他的总督职位也暂时被人取代了。英国及海外反奴隶制协会是最早对他的残酷行径提出抗议的，这一协会仍旧保持着废奴运动的斗志，并将艾尔的戒严令视为向奴隶制的倒退。甚至在遥远的非洲，戴维·利文斯顿也听说了这一事件，并严词谴责了艾尔的行径：

英格兰落后了。早年他们的母亲就震惊于“可怕的黑人”，他们被一场暴乱吓破了胆，耸人听闻的作家充当了“恐怖男孩”的角色，恐吓老奶奶们，叫嚣着奴隶解放是一场错误。“牙买加黑人就像他们离开非洲时那么野蛮。”他们可能还会添油加醋地说，乌合之众……聚集在新兴门监狱的每一个行刑场。

但是，反对艾尔的运动很快从他的一位辩护者所称的“克拉彭的老奶奶”群体蔓延到维多利亚时代一些伟大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之中，其中包括查尔斯·达尔文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这些人并不满足于仅仅撤销艾尔的总督职位，他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向他提起了四项独立的诉讼，第一个就是协同谋杀的指控。但是，这位被罢黜的总督同样也有颇具影响力的支持者，包括托马斯·卡莱尔、约翰·拉斯金、查尔斯·狄更斯，以及桂冠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勋爵。结果，这几起诉讼均以败诉告终，艾尔得以隐退德文郡，享受政府养老金，一直到他1901年去世，享年86岁。

但是，从艾尔离开牙买加开始，以庄园主阶层为基础的旧的统治制度也随之解体。从此，该岛直接由伦敦的总督管制；大多由他任命的人员组成的立法会取代了旧的议会。这是向实行“责任政府”之前的时代倒退了一步，英国对殖民地人民的政治统治加强了，但从另一方面说，这一步是以进步而非被动的姿态作出的，是为了限制庄园主的专制统治，保护牙买加黑人的权利。[2]这也将成为日后大英帝国的基本特征。在政府和国会，自由思想日益深入人心，这意味着不论肤色，法治为先的思想愈加根深蒂固。如果不遵行这一原则，那么殖民地议会的任何提案将不做考虑。但是，英国在各地的殖民者们——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却日益认为，他们不仅在法律上，也在生理上优越于其他种族。在他们看来，那些攻击艾尔的人过于“保守”，完全不知道或者不理解殖民地的状况。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中央地区的自由主义思想和偏远地区的种族主义思想——迟早会产生冲突。

到了19世纪60年代，种族主义在大英帝国的所有殖民地都开始露出端倪，无论是印度还是牙买加，而对此问题最关注的莫过于从事商业的驻印英国侨民群体了。[3]从经济上看，牙买加在不断衰落，而维多利亚统治下的印度却日益繁荣。英国资本大量投资于一些新兴行业：棉花和黄麻纺织、煤炭开采和钢铁生产。最典型的莫过于恒河边上的坎普尔了。这里曾经是印度兵变最惨烈的战场，几年工夫就转变为“东方的曼彻斯特”——一个繁荣的工业中心。这场转变从很大程度上说归功于休·马克斯韦尔——一个外表冷峻的人。他的家族源于英国阿伯丁郡，1806年移居坎普尔，并率先在这里种植靛青和原棉。1857年，马克斯韦尔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通过进口英国的纺织机和编织机，建立英国式的纺织作坊，将工业革命带到了印度。在前蒸汽机时代，印度曾在手工纺织和编织，以及印染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英国起先对这些产品征收关税；后来，当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工业生产模式逐步完善后，他们又开始倡导自由贸易。现在，他们又希望利用英国的技术和印度的廉价劳动力来重建印度的制造业经济。

我们对英属印度的印象往往局限于吉卜林、E·M·福斯特和保罗·司格特笔下栩栩如生的官僚阶层、士兵和行政人员。因此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些人实际上只是印度社会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商人、庄园主和职业人员的人数是那些人的数倍之多。另外，吃官俸的人与做生意的人在思想理念上也有着显著差异。诸如休·马克斯韦尔等人就认为，日益壮大的印度文化精英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威胁，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这意味着他们自己可能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群体。毕竟，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人凭什么不能像马克斯韦尔家族的成员一样，把纺织厂管理得井井有条呢？

当这群人感受到了来自另一个族群的威胁时，他们的反应通常是藐视后者，以突出自己的优越性。1857年之后，英国侨民就几乎一边倒地秉持着这种态度。甚至在兵变之前，白人和当地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种族隔离倾向，这种非正式的种族隔离将坎普尔等城明显地分割成了两块，“市民线”之后属于白人城镇，而另一边则是黑人城镇。在这两者之间，用吉卜林话来说，存在“一道边界线，这里是最后一滴白人的血消失，滚滚的黑人潮涌入的地方”。虽然伦敦最进步的自由党人为印度人设想了参政的愿景，但是，英国侨民却日益用美国南方人的语言污蔑着当地的“黑佬”，并希望用法律来巩固他们的优越地位。

但这一期望却在1880年被一举摧毁，当时刚成立的格莱斯敦政府，任命了格雷伯爵兼里彭侯爵乔治·弗雷德里克·塞缪尔·罗宾逊担任印度总督。就连维多利亚女王听说任命了这么一个以进步思想闻名，而且皈依了天主教（这是她最痛恨的一点）的人担任总督，也不由得“大吃一惊”。她写信警告首相，说她“认为这项任命值得商榷。虽然此人为人不错，但过于软弱”。确实，很快，里彭侯爵的行为就印证了她的疑虑。到加尔各答不久，他就开始干预一些事务，而这些事务正是诸如休·马克斯韦尔等久居印度的元老很看重的。

1872~1883年之间，印度乡村（印度语中称mofussil）的英国地方官和地区法官的权力与同级别的印度人的权力之间有着显著差别。[4]虽然双方同属合同文员，但印度人不能在刑事案件中审判白人被告。在新总督看来，这是个说不过去的非正常规定；因此他要求下属制定废除这一法令的提案。这项任务落到了他的理事会中的法律顾问身上，此人名叫考特尼·佩里格林·伊尔伯特。伊尔伯特与他的上司一样都是热忱的自由党人，同时他在很多方面也是休·马克斯韦尔的反对者。马克斯韦尔家族已经有好几代生于印度，长于印度了，而伊尔伯特则是初来乍到，本是个性情怯懦的小律师，除了贝利奥尔学院和大法官法庭，他没见过什么世面。然而，他和里彭侯爵却毫不迟疑地将理论应用到了实践之中。伊尔伯特在起草的提案中写道，根据立法，有合法正当资历的印度人理应有权审判任何被告，无论被告是什么肤色。司法公正是不分肤色的，就像加尔各答高等法院的花园中象征司法公正的那尊蒙眼的雕像一样。

实际上，这个变化不过就牵涉到20多位印度地方官。但对英国侨民群体来说，伊尔伯特的主张正是对他们优势地位的一种难以容忍的侮辱。事实上，这些人对伊尔伯特提案作出了强烈反应，以至于有人称其为“白人兵变”。1883年2月28日，就在该提案公布后的几周之内，继通过媒体以激愤的公开信进行口诛笔伐之后，又有几千人聚集在加尔各答高耸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市政厅门口，听一系列极具煽动性的演讲，演讲直指那些受过教育的印度文员，那些受他们唾弃的“孟加拉佬”。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是德高望重的“人气王”凯瑟克，他也是茶叶及贸易公司贾丁·斯金纳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凯瑟克问观众：“难道你们认为，本地法官在英格兰居住三四年后，就能够在本质上和性格上实现欧洲化，即使在审判诬陷欧洲人的案件中，也会像土生土长的欧洲人那样，作出公正裁决？埃塞俄比亚黑人能够改变他的肤色吗？猎豹能改变它皮毛上的斑点吗？让印度人受教育简直是徒劳无益”：

政府让他们接受教育……他们反过来却借此忘恩负义地奚落政府……这些人……现在又来索要司法裁决的权力，还谴责我们这个英勇顽强的民族，却忘记了正是我们的勇气和鲜血，才成就了这个国家的今天，才让这个国家取得了今天的进步！

对凯瑟克来说，培训印度人做法官根本就毫无意义，因为一个印度人无论从出身还是教育来说，都没有资格审判一个欧洲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对如潮的喝彩，他问道：“我们还用质疑该不该抗议吗？难道我们不应该说，让这些人来统治我们是不合适的，他们不能审判我们，我们不能接受他们的审判？”这番长篇大论说得如此霸道，可能也只有当晚的第二位主讲人詹姆斯·布兰森的演讲能与此相提并论了：

确实，现在是蠢驴踢了狮子。（雷鸣般的掌声）如果你珍视你的自由，要让他看到，看到狮子并没有垂死，它不过是在睡觉，以上帝的名义，让他在醒狮的威严中战栗吧。（喝彩声和欢呼声四起。）

在街对面的政府大楼，里彭侯爵吓坏了，他没料到，伊尔伯特的这份提案会引发如此敌对的情绪。“我很快承认，”他向殖民大臣金伯利勋爵坦白道：“我没想到印度的英国人会被这件事激怒。”

这件事应该怪我，我在印度居住了两年半，竟没有发现英国侨民对其周围当地人的真实态度。我现在知道他们了，这个事实让我预感到，这个国家的未来可能没有希望了。

但是，里彭侯爵仍打算继续推进此事，因为他相信：“既然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最好坚持到底，解决这个问题，为我们的继任者铺平道路。”就他看来，这个问题很清楚：统治印度是“为了种族、阶层和信仰各不相同的所有印度人民的利益”，还是“只为了一小批欧洲人的利益”呢？

提升印度人民，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训练他们的政治素质，增加他们的物质财富，改善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道德水准，这难道不是英格兰的责任吗？难道她统治的根本就是为了岌岌可危地凌驾于布兰森先生所称的“对征服者恨之入骨的臣民”之上吗？

里彭侯爵的道理当然是对的。加尔各答商人群体之所以抗议的原因，不仅仅是出于他们内在的种族歧视，说得简单点，像凯瑟克和布兰森等人需要乡村的法律符合他们的方式，毕竟这里是他们公司的黄麻、丝绸、靛青和茶叶庄园的所在地。但现在既然他们对伊尔伯特提案的反对已经公开化，总督不仅需要思考这项提案的可行性，也要反思其原则立场了。不幸的是，他仍然决定按其惯例行事。在白人圈子里投下了这颗重磅炸弹后，里彭侯爵随即离开了加尔各答。不管怎样，夏天又临近了，没有什么能够改变总督神圣不可动摇的日程安排，这是他一年一度去西姆拉的时候。于是，他就这样走了。但是，对加尔各答各公司的商人来说，他们没有闲暇去山区度假；不管温度有多高，平原上的生意还得照常进行。里彭侯爵躲入西姆拉，并不能平息“人气王”凯瑟克的怒气。

同样，躲入深山的还有提案的起草者本人，他在西姆拉的查普斯里还有一座非常雅致的宅邸。伊尔伯特的战略是躲过这个夏天，希望这场骚乱能够自动平息下来。“至于这项提案可能激发的情绪及其强度，”他在致牛津导师本杰明·乔伊特的信中焦虑地写道：“我自己也没有把握……而且……也没料到会引起这样强烈的反响。”在对另一个朋友倾诉时，他又说：“这一举措竟然暴露并激化了种族敌对情绪，我对此深感遗憾。”他在商会中的朋友托马斯·法勒爵士写信安慰伊尔伯特说，自由主义观念站在他的这一边：

一面是统治的欲望、种族的自豪，以及商人的贪婪……另一面是真正的自知之明、谦卑、公平对待弱势群体、富有同情心（山上的布道——一个多么讨厌的词汇），他们就在这两类情感中挣扎，就像天使和魔鬼……为了争夺一个人的灵魂而进行斗争。

正如这段话所暗示的，伊尔伯特提案不仅在印度，而且在英格兰都引发了两极分化的观点。对法勒等自由派而言，他们忍受着良心的煎熬。加尔各答山上的布道所教化的民众毕竟要比在克拉彭的少得多。确实，伊尔伯特提案的危机日益深化，恰恰充分证实了从山上统治一个大陆的危险。

在印度夏日的灼热中，不安的情绪蔓延到了整个国家。在非官方的英国侨民的鼓动下，委员会成立了，资金也募集了。吉卜林也加入了声讨，斥责里彭侯爵“描绘了一个虚无的乌托邦，用司法公正的童话纵容着印度人的自负——虽然自己对此心知肚明”。他抱怨道，这就是总督的政策：“混乱而无序，引发无尽的纷争。”坎普尔的休·马克斯韦尔也加入了反对阵营。他严厉地指责道，政府“引发这种种族仇恨是不明智的”。为什么里彭侯爵和伊尔伯特没有看到“当地人的脑子很难理解和认同欧洲人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政府的管理方式”？

这场“白人兵变”很容易让人联想起25年前的那次印度人兵变，那时，坎普尔的每个白人女性都被杀死了——而且，正如我们所见，当时的传言说，这些女人在被杀害之前都遭遇了强奸，就好像每个印度男人都在伺机冒犯离他最近的白人太太们一样。蹊跷的是，这次的反伊尔伯特运动中再一次出现了类似的传言，声称印度的地方官们对英国妇女来说，就是一个威胁。一封致英国男人的匿名公开信是这样说的：“可以想象你的妻子会遭到怎样的侵犯……还有什么比欺负和侮辱可怜的欧洲女人让我们这些印度臣民更快活的呢？……她丈夫越是德高望重，折磨她的人就越是开心。”一位记者在《马德拉斯邮报》中也以同样的角度质问道：“我们的妻子会不会被他们以捏造的理由从家里抓走，并受到那些不尊重女性、不理解我们，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仇视我们的人的审判？……想想吧，英国人，她被带到衣冠不整的当地人面前，被审判，甚至被判刑……”这些语言暴露了大英帝国一个奇怪的复杂心态：性不安全感。奇怪的是，英国最知名的小说——福斯特的《印度之行》和司格特的《皇冠上的明珠》开篇讲的就是一个印度男人被控对一位欧洲女人实施了性侵犯，随后由一个印度法官来审理案件的故事。事实上，这种事情也确实发生过。就在反伊尔伯特运动演绎到最高潮时，一位名叫胡默的英国女人就指控她的清洁工强奸了她，虽然后来证明这项指控不属实（他们实际上就是情人），但在当时那种狂热的氛围中，这件事却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问题是，为什么人们总是将印度法官审判英国女人的威胁与印度男人性侵英国女人的危险联系在一起呢？事实上，英国男人强奸印度女人的案子也比比皆是，1888年之前，甚至还存在供英国士兵娱乐的合法妓院。可伊尔伯特提案却似乎不仅仅推倒兵营的墙壁，甚至有推倒卧室墙壁之势。号称统治了3.5亿印度人的9万白人，却将强奸异族女人的自由视为法律面前的平等。[5]

当里彭侯爵在12月终于从西姆拉回到加尔各答时，受到了冷热参半的接待。或者说，不同种族的人对他表示出了不同的态度。当他从火车站出来穿过天桥时，受到了印度人的夹道欢迎，民众们称他为他们的“朋友和救世主”。但是在政府办公楼，他却遭到了他的同胞的嘘声和嘲笑，其中一人还称他为“该死的老家伙”。在公共晚宴上，只有官员们还会举杯祝总督身体健康。当时甚至有传言说，有人计划绑架他，并把他抓回英格兰。还有人则拿可怜的伊尔伯特出气，把他的肖像照当众焚毁。

但是，就像女王所预言的，里彭侯爵是个软弱的人，而他的儿子康诺特公爵又偏偏选择这时候来看他，并指责他是“亚洲最大的傻瓜”。在种种压力之下，总督让步了。在任何涉及白人被告的刑事案件中，如果允许一位印度地方官旁听，并需要组织一个陪审团，那么陪审团成员中需有一半是英美人士。这样看来，伊尔伯特提案无异于一纸空文。这是一种你能想象到的最神秘的妥协，这是一种屈服，预示着大英帝国统治在未来的危机。为了教育印度地方官和他们的朋友，大部分英国侨民对他们的蔑视日益公开。伊尔伯特的一位同事就不安地觉察到，媒体上反对提案的言论也越来越肆无忌惮。那些信件中“充满了对当地人的谩骂和侮辱性的抨击。铁路安保人员或者靛青种植园工头们似乎都在践踏这些印度人，就像主人虐待奴隶而不用遭受惩罚一样”。“政府盖在两个民族脆弱关系之上的政治面纱”已经被“一群在当地人面前挥舞着拳头的暴民撕为两半”。如今，就像他一直所担心的那样，伊尔伯特提案的真正严重后果暴露无遗：可怕的倒不是“白人兵变”，而是这在印度人中所激起的反响。

里彭侯爵不经意间成了真正的印度的良心。正如《印度镜报》所说：

在现代史上，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族人、拉其普特人、孟加拉人、马德拉斯人、孟买人、旁遮普人第一次抱成一团。从前对国家事务从来不感兴趣的各个民族和阶层，如今拿出了与以往的冷漠相当的热情和迫切参与了进来。

就在白人兵变两年后，印度召开了第一届印度国民大会党会议。虽然英国建立国大党[6]的初衷是为了疏导和平息印度人的不满情绪，但是，国大党很快就成为了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大熔炉”。从一开始，那些为大英帝国统治效力、受过教育的中坚分子就加入了该党，比如贾纳克纳斯·博斯和一位阿拉哈巴德律师莫蒂利亚·尼赫鲁。

后者的儿子贾瓦哈拉尔，后来成为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博斯的儿子苏巴斯·钱得拉则在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率领一支军队抵抗英军。不难看出，白人兵变成了印度人家庭之所以仇视英国统治的起因和源头。

印度是大英帝国统治的战略核心。如果英国人与那些已经英国化的印度精英们对立，那么大英帝国统治的基础就岌岌可危了。但是，印度社会的另一组成部分会不会支持大英帝国的统治呢？说来可能让人难以置信，有人在寻求复制英国的封建等级制度，借以消除亚洲的种族隔离现象。

[1]艾尔是惠普斯奈德一位副牧师的第三个儿子，他是第一个从阿德莱德横穿澳大利亚沙漠到达穆尔迪的白人。他因那次探险和耐力壮举而获得的奖励就是，被提升为当地土著人的地方官和保护官。如今，当地有一个湖、一个半岛，以及阿德莱德到佩思之间的一条高速公司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2]没人考虑过，要实现这一良好的初衷，只需允许他们在议会和政府中有自己的合法代表。

[3]英国侨民有时被用来指代英–印混血儿，这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概念混乱。在此，我遵照维多利亚时代的习俗，用“英国侨民”指代在印度长期居住的英国人，而用“欧亚人”指代欧亚混血儿。

[4]但是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的情况并非如此。

[5]性焦虑的一个可能原因在于，英国人意识到，“白人和黑人”之间应该很明显的界限在现实中却往往很模糊。在与欧洲人相处了2个世纪后，混血人群（所谓的欧亚人）已经占到了相当比例，他们常常受雇于公共部门的底层职位（尤其是在铁路局或电报局）。反对“种族通婚”是维多利亚后期的一个显著特征：吉卜林至少写过两篇短篇小说，指出一个“事实”，说从女人手指甲的颜色可以看出她的血统是否纯正（手指甲底部半圆如果发暗，就表明她血统不正）。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个声名狼藉的英国士兵生于印度，他曾听到，他母亲在看到他父亲借一个缅甸女孩的雪茄点烟后不由惊呼：“正是这种放任的行为才导致西姆拉有了3万欧亚人！”白人男子和印度女人之间司空见惯的这种关系，并不能让人们容忍印度男人和白人女子间出现这种关系。

[6]国大党是由艾伦·奥克塔维安·胡默创建的，此人是一位自由党印度文员，极为反感英国人的反伊尔伯特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