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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消费社会的诞生
1909年，受日本之行鼓舞，法国犹太裔银行家、慈善家阿尔伯特·卡恩[1]开始着手制作一本有关世界各地人民的彩色照片簿。卡恩说，此举的目的在于“创建一种照片库，用以记载20世纪初人类在地球表面居住及开发的情况”。卡恩“地球档案”中的7.2万张照片与100小时的影片使用新发明的彩色照相胶片工艺进行制作，向人们展示了来自50余个国家的各式服装与时尚，令人目不暇接：爱尔兰语地区极其贫困的农民，保加利亚衣冠不整的被征入伍的士兵，阿拉伯令人望而生畏的酋长，达荷美一丝不挂的武士，印度戴花环的王公，印度支那轻佻的女祭司，以及神情漠然的美国西部牛仔。今天看来，多少会令人感到讶异，但是在那个年代，的确是人如其衣。
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卡恩的项目几乎已无意义可言了，因为在这个时代，世界各地大多数人的着装大致相同：相同的牛仔裤，相同的运动鞋，相同的T恤衫。只有在极少数几个地区，人们仍保留着自己的民族特色，其中之一便是秘鲁农村。在安第斯山脉的山区，盖丘亚族妇女仍然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与披肩，戴着色彩亮丽的小呢帽，上面时髦地别着装饰用的部落标志。只是这些并非盖丘亚族的传统服饰。这些服装、披肩与帽子实际上起源于安达鲁西亚，在图帕克·阿马鲁战败之后，于1572年由西班牙总督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强制实行。真正传统的安第斯女性服装构成如下：用腰带将束腰外衣固定在腰部，束腰外衣的上面穿披风，披风用扣针固定牢。盖丘亚族妇女今天的穿着是这些早期服饰与西班牙统治者规定的服装相结合的产物。风行于玻利维亚妇女之间的圆顶硬礼帽出现则更晚，于英国工人抵达修建该国第一条铁路之时兴起。因此，目前安第斯男士们崇尚美国休闲装的时尚潮流只不过是服装西化这一悠长历史中的一个最新篇章。
我们的服装究竟有何魔力，令其他民族无法抗拒？像我们一样穿着就是为了成为和我们相像的人？显然，这不仅仅关乎服装，而是关乎涵盖了延伸至音乐及电影的整个流行文化，更不用说软饮料与快餐了。这种流行文化承载着一个微妙的信息。它关乎自由：按照自己的喜好去穿、去吃或去喝的权利（即使结果表现为大家的做法基本相同）。它关乎民主——因为只有那些人们真正喜欢的消费品才会被最终生产出来。当然，它还关乎资本主义——因为公司必须依靠出售物品谋取利益。然而，由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服装处于了整个西化进程中的核心位置。很久以前，被历史学家们称之为“工业革命”的那场伟大经济变革，就发端于纺织品制造，这场革命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取得了巨大飞跃。在一定程度上，它是早期“科学革命”带来的技术革新浪潮引发的大规模生产所创造的一个奇迹。但是，如果没有以对廉价服装弹性需求趋于无限大为特征的动态消费社会的同步发展，“工业革命”就不会在英国发端，更不会蔓延至西方世界的其他地区。工业化的魅力之处就在于，它使工人同时具有了消费者的身份，不过，这常常被当代评论家们所忽略。“工资奴隶”也会去购物；最底层的无产阶级有不只一件衬衫，他们还渴望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
今天，消费社会已经渗透到了方方面面，以致人们很容易会认为它一直以来就存在着。然而实际上，它只不过是推动西方世界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较为近期的革新之一。其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有着看似让人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不同于在西方殖民地通常被强制实行的现代医学（正如我们上一章所见），在世界其他地区，消费社会颇受欢迎，被广为采纳。其结果就是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悖论之一：旨在为个体提供无限选择的经济体制，最终却导致了人类的同质化。
人们往往歪曲了“工业革命”，误认为广泛的技术革新同时也改变了多种经济活动，但事实并非如此。工业化的第一阶段被牢牢锁定在纺织品领域。典型工厂是棉纺织厂，如位于佩斯里的棉纺厂。作为苏格兰工业鼎盛时期的纪念馆，该厂今天依然被保留着。[2]
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个简单的答案是：17世纪既已开始加速增长的英国人均经济产量，在19世纪的某一时刻像火箭一样一飞冲天了。由于回溯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等当时不存在的经济指标极为困难，所以对于确切的时间，各学者间也是意见不一。一种比较权威的估算是，平均人均国民收入年增长率在1760年至1800年低于0.2%，1800年至1830年提高到0.52%，1830年至1870年则升至1.98%。尽管按照21世纪的标准，所有这些数据都处于极低水平，但其影响是具有革命性的。以前从未有过如此持续加速的经济增长，而且这种增长一直在持续，而且增速甚至更快。1960年，英国人均富裕程度几乎超过1860年其曾祖父辈的6倍。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这种增速伴随着英国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其他行业（不仅是制造业，还有服务业）。早在1850年，英国仅有1/5的职业人口从事农业。而同一时期，即使是在低地国家，这一数字也通常接近45%。到1880年，从事农业生产的英国人少于1/7；到1910年，这一数字则变为1/11。总增长数字掩盖了这种变化的显著性。尽管工业革命传播了几十年，它仍有很强的地域性。例如，在格洛斯特郡，几乎不见工业革命的踪影。在烟雾弥漫的兰开夏郡，工业革命却有目共睹。苏格兰高地则未受到工业革命的丝毫影响，这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之所以学着爱上在约翰逊博士这一代看来只不过是阴森荒地的原因。相比之下，格拉斯哥却因贸易与工业转而变成了大英帝国的第二大城市，其烟囱所排放的臭气更甚于其劲敌爱丁堡。
工业革命被刻画为“工具浪潮”。当然，正是科技革新才使土地、劳动力与资本（即生产力要素）的生产力有了关键性的提高。劳动力与资本这两个生产要素于19世纪在量上有所增长[3]，但真正重要的是质的提升。生产总产量已超出了工人与工厂的合计增量，这是事实。在供应方面，工业革命追求的则是效率。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织机（1766年），理查德·阿克莱特发明的水力纺纱机（1769年），塞缪尔·克伦普顿发明的走锭纺纱机（1779年），埃德蒙·卡特莱特发明的以蒸汽为动力的纺织机（1787年），及理查德·罗伯茨发明的自动走锭精纺机（1830年）：所有这些发明都是为了使每工时可以纺出更多的纱、织出更多的布。例如，珍妮纺织机可以使一名工人同时转动8锭棉纱。由于这些革新，英国棉花生产的单位价格从18世纪90年代中期到1830年大约下降了90%。铁的生产与蒸汽发电领域同样也取得了重大突破。詹姆斯·尼尔森发明了鼓风炉，并于1828年获得专利。这一发明极大地改善了由亚伯拉罕·达比于1709年发明的焦炭熔炼工艺。达比的科尔布鲁克代尔熔炉年产铁量由1709年的81吨，跃升至1850年的4 632吨。同样，虽然1705年由托马斯·纽克曼发明的蒸汽机几乎没有得到实际运用，但在詹姆斯·瓦特为其添加了一个分离冷凝器之后，蒸汽机被大大改良了，而理查德·特里维西克的高压蒸汽机则更为先进。如果要产生一马力小时的能量，纽克曼的蒸汽机需要燃烧45磅煤。而要达到同样的能量，19世纪后期的蒸汽机则仅需要燃烧比1磅还要少的煤。到1870年，英国所有蒸汽机所产生的功率达到400万马力，相当于4 000万人在工作，如果要填饱如此庞大的劳动力人群的肚子，则将需要英国小麦总产量的3倍。然而，这其中没有一项如17世纪重大科学突破那样需要精深的学识，尽管博尔顿与瓦特的伯明翰月亮社成员身份（在伯明翰月亮社众多杰出人物之中，也包括先驱化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展示了两个革命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工业革命更多的是一个累积、渐进的改进过程，有时这些改进甚至是由受过极少科学教育的人们来完成的。这一时代的人们不再谈论骑兵战马，而是在博尔顿与瓦特的索霍工厂车间里辛劳工作。严厉的瓦特所体现的革新精神与热情洋溢的博尔顿所展现的创业精神，是工业革命核心的典型性合作关系。
1776年，博尔顿对詹姆斯·博斯威尔说：“先生，我在这里出售的，是全世界都渴求的东西——动力。”但是，世界为何渴望动力呢？如果工业革命仅仅代表布、铁与机械动力年产量的大幅增长，则其将变得毫无意义可言。同等重要的是快速发展和拓展的消费社会，对这些产品日益增长的真正需求。如果说科技革新推动了供应面的发展，那么人类对衣服似乎永不满足的追求则推动了工业革命需求面的发展。对人类这一偏好的刺激最大的，当属东印度公司从17世纪开始对印度布料进行的大规模进口了。（对中国瓷器的进口对陶器需求产生了类似影响。）家庭主妇们想要这些东西，并相应地改变着她们的行为，调整着她们的预算。企业家们则试图使用新的技术来仿制这些进口货物，以取代它们。
棉花的确是英国经济奇迹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纺织行业在英国国民收入中约占1/10，棉花生产在效率上实现了最为快速的提升。曼彻斯特的工厂与奥尔德姆的作坊成了改革的焦点。值得关注的是，英国的棉花生产有相当大的比重不是用于国内消费的。在18世纪80年代中期，棉花出口仅占英国出口总额的约6%。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已上升至48%，其中，大量的棉花被运往了欧洲大陆。过去，历史学家们一直在争论，技术浪潮与消费社会两者哪一个更早出现在英国。在欧洲大陆，则不存在这样的疑问。欧洲人首先培养好了对工厂生产的廉价布料的鉴赏力，之后他们又学会了如何自己生产这样的布料。
工业化何以首先发生在英国呢？英国消费社会并不比其他西北欧国家先进很多。英国科学知识的水平与普及也没有明显的优势。18世纪，英国经济其他领域所取得的进展一直令人瞩目，如农业、银行业与商业，但为什么这些将引发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提高对棉花、铁与蒸汽生产的投资却仍不明确。有人提议，对于英国早期工业化的解释一定可以在政治或法律领域找到答案。例如，据说，普通法对公司的成立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为债权人提供了优于大陆法系的保护，如渊源于《拿破仑民法典》的那些大陆法系。当然，正如我们所见，在17世纪，尤其是在18世纪，体制优势的确使英国超越了其他想要成为帝国的国家。但是，为什么议会主权原则或普通法的发展对博尔顿与瓦特所产生的激励作用，要强于欧洲大陆上与它们相似的体制呢？这就难以说清了。
在18世纪，对印度白棉布征收关税可能使英国的制造商们拥有了某种优势；无独有偶，类似的保护主义政策后来为美国培育了抵御英国竞争的新兴工业。为什么英国的棉花出口在19世纪上半期出现剧增？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4]并不是唯一的理由。除此之外，这似乎也不能说明英国的（或者，就此而言，美国的）政治或法律制度对于工业的发展较荷兰、法国或德国更为有利。在同时代人的眼中，在英国工业腾飞至关重要的几十年中，英国政治与法律制度的状况对于新兴工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善于辩论的激进派代表人物威廉·科贝特，将议会、王室与伦敦城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征描述为“旧式腐败”。在《荒凉山庄》（1852~1853年）中，查尔斯·狄更斯将大法官法庭描绘成了荒诞、低效、阻碍财产纠纷解决的法庭；而在《小杜丽》（1855~1857年）中，他讽刺的目标是“兜圈子办公室”——一个想方设法阻碍经济发展的政府部门。直到1824年《泡沫法案》（1720年）被废除，股份制公司才变得合法化，但是如马歇尔希监狱（《小杜丽》对此作了非常生动的描述）等债务人监狱却一直持续至《破产法》（1869年）通过。此外，值得提及的是，维多利亚时代议会通过的有关纺织业的许多法律均旨在限制工厂主的经济自由，突出了对童工的尊重。
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发生，缘于英国在两个方面显著异于西北欧其他国家。第一个方面，其劳动力比欧洲大陆的更为昂贵——或者，实际上，比任何有记录的地方的都更为昂贵。在18世纪下半叶，巴黎工人的实际工资（基于根据消费物价调整的银币）仅为伦敦工人的一半以上。米兰的实际工资仅为伦敦水平的26%。中国与南印度的工资水平甚至更低，但这并不是因为相对于欧洲小麦的生产，亚洲稻米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第二个方面：英国煤矿资源丰富且易开采，因此，价格要比位于英吉利海峡另一边的国家便宜很多。19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英国煤矿的年产量翻了两番，而每吨价格则下跌了1/4。总之，在对技术革新的追求上，这些差异解释了英国企业家之所以比其欧洲大陆的同行更为积极主动的原因。用低廉的煤作为燃料的机器取代昂贵的人力，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在英国更有意义。
正如之前的法国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传遍了整个欧洲，但这次是和平的征服。那时，伟大的革新者们基本无法保护我们今天所称的知识产权。因此，在欧洲大陆及大西洋对岸，新技术以惊人的速度被模仿和复制。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棉纺厂，是位于德比郡克罗姆福德的理查德·阿克莱特的织布厂，建于1771年。7年之内，其翻版就出现于法国。而对于1775年瓦特蒸汽机的模仿，法国人则仅用了3年时间。到1784年，这两样东西都有了德国版本，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工业间谍活动。美国人有着能够自己种植棉花以及开采自己煤矿的优势，工业革命进度则稍显缓慢：其第一个棉纺厂于1788年出现于马萨诸塞州的鲈鱼河；其第一台蒸汽机出现于1803年。比利时人、荷兰人与瑞士人紧随其后。1825年，在第一辆蒸汽机车开始在史托顿及达灵顿铁路上牵拉车厢之后，这种模式被不断重复着。只不过，这一发明抵达德国用了12年，传到瑞士用了22年，与之相比，其跨过大西洋则仅用了5年时间。随着技术效率的提高，技术具有了经济上的吸引力，即使在劳动力低廉、煤矿稀缺的地方。从1820年到1913年，全世界纱锭数量的增长速度是世界人口增长速度的4倍。但是，英国以外地区纱锭的增速是英国增速的两倍。生产力的提高与需求的增长都十分迅猛，全世界棉花工业总产值增速是总锭数增速的3倍。在1820年至1870年，有少数西北欧及北美国家达到了英国的增速；实际上，比利时与美国的增速更快。
到19世纪末，工业化在两个宽广的地域内进行得如火如荼：一个在东北美洲延伸，以马萨诸塞州的洛威尔市等城镇为中心；另一个则从格拉斯哥延伸至华沙，甚至远到莫斯科。1800年，7/10的世界最大城市仍然位于亚洲，北京在规模上依然超过伦敦。到1900年，仅有一座世界最大城市位于亚洲，其余则均位于欧洲与美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革命”的结果。
英国式工业城市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使一些观察家备受鼓舞，同时也让一些观察家感到了惊恐不安。正如在《物种起源》（1859年）里所承认的，查尔斯·达尔文便是一位受到了鼓舞的观察家。借助于工业革命中的生活体验，他一直“作好准备来欣赏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达尔文对于物竞天择说的许多记述都同样非常适用于19世纪中叶纺织业的经济世界：
所有的有机生命都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因为新产生的个体永远多于可能存活的个体，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着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可能存在于个体与同物种的另一个体之间，也可能存在于个体与不同物种的个体之间，或是存于个体与生存的物质条件之间。任何一个有机生命都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斗争……因为物竞天择完全通过累积微小的持续不断的有利变化来发挥作用，所以它不可能孕育出巨大的或突然的改变……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历史学家们从达尔文的角度来解读工业“进化”也似乎合理。正如后来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与约瑟夫·熊彼特所说的，19世纪的资本主义是真正的达尔文体系。这种体系的特征是：看似随意的突变、偶然的物种形成以及特异的幸存，或者，用熊彼特那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说——“创造性毁灭”。
然而，恰恰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这种多少有点无规则的市场波动，在同时代人们之间引发了恐慌。在我们上一章所描述的公共医疗卫生取得重大进展之前，工业城市的死亡率一直比农村更为糟糕。此外，以工业生产过剩和金融恐慌这些周期性危机为标志的，远非常规的新“经济周期”的到来，其对人们所产生的影响通常要强于经济平均增速的渐进增长。尽管从长远来看，工业革命明显改善了人类的生活，但从短期来看，它却似乎使事情变得更糟。在威廉·布莱克为《弥尔顿》所作序言的插图里，在其他众多阴郁的形象之中，有一幅特写，其中的人物皮肤黝黑，举着一段已被血浸透了的棉纱[5]。对于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而言，伦敦使“阿尔贝里希的梦变成了现实——雾之国、主宰世界、活动、工作、每一个地方都充斥着蒸汽与雾气的压迫感”。英国工厂地狱般的形象赋予了他描述《莱茵河的黄金》中侏儒地下王国的灵感，也给了他确定多音槌重复断音节奏这一整个《指环》套曲主乐调之一的灵感。
深深浸淫于德国文学与哲学的苏格兰作家托马斯·卡莱尔第一个明确了工业经济的致命缺陷，即工业经济将所有的社会关系统统简化为了他在其散文《过去与现在》中所说的“金钱关系”：
世界以极度高涨的热情追求完成工作——完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工作，但它却一直无暇考虑对于工资的分配，而是任其按“弱肉强食”、“供求”、“自由放任”及其他无根据的法则与非法则进行分配。我们称之为“社会”，它绝对的分离与隔绝得到了公认。我们的生活不是相互帮助，而是相互敌视，只是披着正当的诸如“公平竞争”一类外衣的“战争法则”。我们已完全忘记，“现金支付”不是人们之间唯一的关系……它远非人与人之间的唯一纽带！神圣如人类生命本身的法律与义务才是真正深刻的，其深度远远超出了供给与需求。
“金钱关系”这个短语使来自莱茵的叛教犹太裔律师的儿子备感欢欣，以至于他和他的合著者（一个伍珀塔尔棉纺厂主的继承人），擅自将其用在了他们于1848年革命前夕所出版的振聋发聩的“宣言”之中。
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众多工业社会的激进批评者中的两位，他们的成就在于：他们为一个替代性社会秩序设计了第一个内部一致的蓝图。既然这是持续了将近一个半世纪的西方文明内部分裂的开端，那么停下来思考他们的理论渊源就显得非常有价值。马克思主义融合了黑格尔的哲学（认为历史过程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与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假定资本收益率递减与低工资“铁”律），它还继承了卡莱尔对工业经济的强烈反感。
马克思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是一位杰出的辩才，他一生中大部分时候是靠恩格斯的接济度过的。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于，它认为工业经济注定会产生由作为资本所有者的资产阶级与没有财产的无产阶级所构成的让人无法忍受的不公平的社会。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要求资本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同时使其他人沦为工资奴隶，即仅支付“为了保证劳动者作为劳动者可以勉强生存的绝对必要数量的生活资料”。在《资本论》（1867年）第一卷第32章中，马克思预言了这一必然结局：
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
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我们必须先承认马克思及其门徒们正确的方面。不公平的确因“工业革命”加剧了。从1780年到1830年，英国每位工人的产值增长超过了25%，但工资却仅仅涨了5%。上层人口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由1801年的25%提高到了1848年的35%。在1820年的巴黎，被划分为“业主与食利者”（以投资为生）的人约占人口比重的9%，但他们却拥有41%的已登记财富。到1911年，他们所拥有的份额已升至52%。在普鲁士，前5%人口的国民收入分配比重在1854年时为21%，到1896年升至27%，到1913年升至43%。很显然，在整个19世纪，工业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不公平。后果可想而知。例如，在1892年汉堡霍乱流行之时，年收入少于800马克的人的死亡率比年收入超过5万马克的人的死亡率要高13倍。不一定非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才会对工业社会的不公平感到震惊。在威尔士出生的工厂主罗伯特·欧文曾在1817年创造了“社会主义”这个术语。基于合作生产与乌托邦式的村庄——如他在苏格兰奥比斯顿与印第安纳新哈莫尼所建的那些村庄，他构想了一个替代经济模式。即使爱尔兰唯美主义者、才子奥斯卡·王尔德也认识到纯文学的创作根基是社会苦难：
这些就是穷人：在他们中间，没有优雅的举止，没有言谈的魅力，没有文明……因为他们的集体力量，人类收获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人类收获的仅仅是物质财富，穷人本身绝对不重要。他们仅仅是某种力量极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力量并没有尊重他们，而是挤压着他们。实际上，更希望他们被压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更顺从……鼓动家们爱管闲事，喜欢进行干涉。他们来到某个感到相当满意的社会阶层中，在中间撒播不满的种子。这就是鼓动家们的存在绝对有必要的原因。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在不成熟的状态下就不会取得走向文明的进步……但是事实是，文明需要奴隶。希腊人几乎做到了。除非有奴隶去做那些令人讨厌、令人害怕、枯燥无聊的工作，否则文明与沉思将几乎无法实现。但人类奴隶制是错误的、危险的、不道德的，世界的未来要靠机器奴隶制，依靠对机器的奴役。
然而，王尔德所害怕、马克思所热切期待的革命在料想其应该实现的地方没有实现。相比于社会两极分化，1830年与1848年的动荡更是食品价格短期内猛涨与金融危机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欧洲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工业就业的增加以及商业同期振幅的减小，革命的风险也有所降低。无产阶级细分为拥有技能的“工人贵族”与具有恶习的流氓无产阶级，而不再被统一称为“劳苦大众”。“工人贵族”主张罢工，主张对革命进行集体协商，从而获得更高的实际工资。“流氓无产阶级”则热衷于杜松子酒。可敬的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工会组织与工人俱乐部。
《共产党宣言》针对产业工人所开具的处方对他们没有丝毫的吸引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呼吁：废除私有财产，废除遗产继承，信贷与通讯中央集权化，所有的工厂与生产工具国有化，废除城镇与乡村之间的区分。相比之下，19世纪中叶的自由主义者需要的则是立宪政体、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通过选举改革获取更多的政治代表权、自由贸易及在缺乏国家自主（“地方自治”）的地方实行国家自主。1848年动荡后的半个世纪里，在这些方面他们有了不少收获。1850年，仅法国、希腊与瑞士设有选举权，1/5以上的人口可以进行投票。而到1900年，有10个欧洲国家都设有选举权，英国与瑞典同这一标准也相去不远。更广泛的代表权促进了保护低收入群体利益立法的发展。英国的自由贸易意味着低廉的面包，而廉价的面包加上因工会压力而日益上涨的名义工资，则意味着工人取得了显著的实际收益。1848~1913年，伦敦建筑工人的实际日工资翻了一番。更为广泛的代表权还使税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方面，1842年英国处于了领先地位。这一年，罗伯特·皮尔爵士出台了和平时期所得税政策；到1913年时，税率为每一英镑缴纳14便士。1842年之前，几乎所有英国税收收入均来自消费税、关税和国内货物税这些累退性的间接税收，这种累退税对于越富有的人来说，所征的税额占其收入的比例就越小。到1913年，英国税收收入中的1/3则是来自相对富裕人群的直接税收。1842年时，英国中央政府对教育、艺术与科学几乎分文未投。1913年时，对于这些方面的投资则占了支出的10%。到这时，英国已经继德国之后推出了针对老年人的国家养老金制度。
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变得高度集中了，而且直到20世纪，迈入第二个25年后，财富还是保持着这种高度的集中。但是，因为实际工资的提高与税收的递减性越来越少，收入差距开始缩小。工人也是消费者。因此，试图压榨他们的工资，使其降至只能维持生存的水平是毫无意义的。相反，对于大多数资本主义企业来说，没有比他们自己的雇员更大的潜在市场了。美国的情况越来越足以说明这一点。尽管以牺牲印度纺纱工和织布工为代价，但纺织生产的机械化并未将大众置于“经济贫困”的困境，而是为西方工人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棉花与其他物品的价格下降了，这使西方工人用一周的工资可以买到更多的物品。最大的影响则莫过于西方与非西方世界之间这个时期的工资与生活水平差距急剧拉大。甚至在西方世界内部，工业化先锋与农村落后地区的差距也在急剧拉大。17世纪早期，一位伦敦非熟练工的实际工资（已根据生活费用进行了调整）与米兰非熟练工的实际工资之间，并没有如此大的差别。然而，从18世纪50年代直到19世纪50年代，伦敦人都一直遥遥领先。在欧洲，当这种巨大的差距达到高峰时，伦敦的实际工资是米兰的6倍。19世纪下半叶，随着意大利北部的工业化发展，这种差距开始缩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种差距的比例更是缩小到了3∶1。德国与荷兰的工人们也从工业化中受益，尽管在1913年，他们仍落后于英国工人。相比之下，中国工人的工资也一直比较低。在大城市工资最高的地方，建筑工匠每天的工资约合3克银子，而且在18世纪没有增长，在19世纪与20世纪初仅有些许提高（约5~6克银子）。1900年后，广州工人的状况有所改善，但这种改善微不足道；四川的工人则依然极其贫困。与此同时，伦敦工人以银子折算的工资则从1800年至1870年的18克，涨至了1900年至1913年的70克。将维持家庭开销的费用计算在内，在整个19世纪，中国工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有所下降，尤其以太平天国起义期间下降最为迅猛。的确，中国的生活成本要比西北欧更低，但那时的伦敦人与柏林人吃的是面包、乳制品与肉类组成的异常丰富的食物，喝的是各种美酒，而大多数东亚人却只能以去壳米与小粒谷物艰难度日。尽管如此，与18世纪的2∶1这一比例相比，到20世纪20年代，伦敦与北京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已经扩大到了大约6∶1。
1846年3月17日，由著名意大利作曲家朱塞佩·威尔第所创作的一部新歌剧在威尼斯凤凰歌剧院首次公演。严格说来，威尔第实际上在出生时是一位法国人，因为他所出生的村庄当时处于拿破仑统治之下，已与帕尔玛与皮亚琴察公国的其他部分一起被法国吞并，所以他出生时的正式登记名为约瑟夫·福图尼诺·弗朗索瓦·威尔第。威尼斯也被法国征服了，但是于1814年又被移交给了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与官僚体制不得人心，这也正是意大利人占绝大多数的观众对下面歌词的反响躁动而狂热的原因：
Tardo per gli anni, e tremulo,
È il regnator d’Oriente;
Siede un imbelle giovine
Sul trono d’Occidente;
Tutto sara disperso
Quand’io mi unisca a te…
Avrai tu l’universo,
Resti l’Italia a me.
（年老体衰的/是东方帝国的统治者；一个少年蠢材坐在西方帝国的宝座上；/全将驱除/只要你我携起手来……/你可以统治整个世界/但意大利只属于我。）
这是罗马特使艾齐奥在罗马城被洗劫后唱给阿提拉的歌词，这些话是对民族主义情感几乎不加掩饰的煽动。
无可否认，民族主义有自己的宣言。朱塞佩·马志尼可能是最像这种民族主义所孕育出来的理论家。正如他在1852年敏锐观察到的，革命“已呈现出两种形式；一种是对所有人都同意的称之为社会性的探寻，一种是对民族性的探寻”。“复兴运动”中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们——
斗争……如波兰、德国与匈牙利所做的那样，为了国家与自由；为了题写在一面旗帜上向全世界宣布的话语——他们活着、思考、爱，并为造福全人类而劳动。他们讲同一种语言。他们保持着对血缘关系的敬仰，他们跪在相同的坟墓前，他们因相同的传统而欢欣；他们要求没有障碍地自由结社，不受外国支配……
对于马志尼而言，这是简单的：“欧洲地图必须重新布局。”他认为，将来的欧洲地图上将整齐地排列着11个民族国家。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也正是民族主义所喜欢的模式具有艺术性或体育性，而非计划性的原因所在。在如希腊里加斯·费雷奥斯这些作家的通俗诗歌里（“1小时的自由足以胜过40年的受奴役与被监禁”），或在德国学生联谊会激动人心的歌声中（“千真万确，莱茵河上的士兵坚定地站着”），甚至在苏格兰与英格兰于1872年圣安德鲁日举行第一次世界国际足球赛（结果0∶0）的运动场上，民族主义均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当在政治边界、语言边界与宗教边界上不能达成一致时，越来越多的问题就产生了，最为突出的莫过于波罗的海、巴尔干半岛与黑海这个致命三角地带的疆域问题。从1830年至1905年，有8个国家实现了独立或统一：希腊（1830年）、比利时（1830~1839年）、罗马尼亚（1856年）、意大利（1859~1871年）、德国（1864~1871年）、保加利亚（1878年）、塞尔维亚（1867~1878年）以及挪威（1905年）。但是，美国南部人民争取独立国家地位的努力却失败了。亚美尼亚人、克罗地亚人、捷克人、爱尔兰人、波兰人、斯洛伐克人、斯洛文尼亚人与乌克兰人也是如此。匈牙利人同苏格兰人一样，在双重君主政体里，仅仅扮演着协助管理帝国的次要合伙人的角色。至于罗马吉普赛人、辛提人、说卡舒比语的人、索布人、温德人、瓦拉几人、锡基族人（Székelys）、喀尔巴索–卢森尼亚人（Carpatho-Rusyns）与说拉登语的人这些种族语言迥异的人们，没有人认真思考过他们政治自治的能力。
在建立国家的过程中，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最终都与现实政治有关。它使加富尔伯爵卡米洛·奔索将意大利的其他地区变为了皮德蒙特–萨丁尼亚殖民附属地，它同样使俾斯麦–雪恩豪森公爵奥托·爱德华·利奥波德·冯·俾斯麦维护了普鲁士君主政体的特权，使其成为了联邦德意志帝国内最强大的制度。俾斯麦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从未有过怀疑。”
德国政治的关键是，其应该出现在君主之中、朝堂之上，或是斗争领域，而不应该只是出现在政治评论家的评论之中（不管是国会还是媒体）……德国现状的棘手问题……只能通过武力解决；既然如此，无论是从普鲁士霸权的角度还是从将德国统一作为主要目标的民族角度，为了民族事业，必须设立普鲁士国王，并为之建立普鲁士军队：两个目标共同扩展……王室一直都比媒体与国会更为强大……为了使德国的爱国主义更为积极有效，就必须提倡忠君思想……将自己视为普鲁士人、汉诺威人、符腾堡人、巴伐利亚人或黑森人，比以德国人自居更能激发（德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从奥地利统治的由39个成员国组成的德国联邦，到普鲁士统治的由25个国家组成的德意志帝国，这一转变是俾斯麦的壮举。普鲁士在1866年击败奥地利与德国联邦的其他成员国时，所发生的一切并不被看做是一场统一战争，而是被看做德国内战中北方对南方的胜利，这是因为许多说德语的人们被从新德国驱逐出去了。直到将国内的自由党对手挫败，俾斯麦才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俾斯麦是如何挫败其对手的呢？首先通过引入普选权使他们失去在新帝国国会（帝国议会）中的席位，之后又于1878年借助自由贸易使其分裂。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使德国南方人拥有了两个强有力的重要位置：天主教中央党在帝国议会中举足轻重的位置，与德国南方各国在上院（联邦参议院）的联合否决权。
“如果我们想维持现状，有的事情就必须作出改变。”这是约瑟夫·托马齐·迪·兰佩杜萨历史小说《豹》（1958年）中最为有名的一句话。这句话被反复引用来概括意大利统一暗藏的保守特性。但是新的民族国家并非仅仅维护处于困境但拥有土地的欧洲上层集团所钟爱的特权。像意大利或德国这样由多个独立小国组成的实体，为其所有公民都提供了大量福祉：规模经济、网络外部性、交易成本下降，可以更有效地获得法律、秩序、基础设施与医疗卫生等公共产品。新的国家能使欧洲大工业城市这个滋长霍乱与革命的温床最终得到安全。贫民窟拆除了，林荫大道非常宽广，教堂也变得更大了，公园浓荫覆盖，有了体育馆，尤其重要的是有了更多的警察——不仅仅是乔治·奥斯曼男爵为拿破仑三世重新打造的巴黎，欧洲的首都均经历着这些变化。所有新国家都有着恢弘的建筑；即使被击败的奥地利，在重新打造成“皇家”奥匈帝国上也是争分夺秒，其建筑特征体现在维也纳环城大道周围的石头上，但是在这些建筑背后的本质才是重要的东西。学校建成了，这可以更好地将标准化的民族语言不断灌输进年轻人的头脑。军营建立了，这可以更好地训练高中毕业生去捍卫自己的祖国。铁路在收益性值得怀疑的地方被修建了起来，在有需要的时候，这可以更好地将部队输送到边境。农民可能成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或塞尔维亚人，这完全取决于他们碰巧出生在哪里。
矛盾的是在这个以民族主义为特征的时代，服装样式却不断趋于统一。毫无疑问，军装似乎应继续保持民族特色，这样，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即便通过外形，也可以将一名法国兵与德国兵或英国兵区分开来。然而19世纪的军事革新大大提高了火炮的精准度与威力，同时采用了无烟火药，所有这些都迫使18世纪与19世纪鲜艳的外套向毫无光彩的制服转变。1879年盎格鲁–祖鲁之战后，英国人开始使用卡其布，后来美国人与日本人也开始使用这种布。1908年，俄国人也选择了卡其布，但是颜色更灰些。意大利人选择了灰绿色，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则分别选择了土灰色和青灰色。随着军队规模的扩大，从经济上进行考量，也需要进行简化。军人的着装变得朴素。
男性平民们也宣布摒弃前几代人的纨绔作风。相对于18世纪的时尚，由英国摄政时期的博·布鲁梅尔所构思出来的套装本身就是一种简化。此后这一潮流势不可当地向着资产阶级的觉醒这一方向发展。企鹅状单粒纽扣“纽马基特”男礼服大衣，取代了布鲁梅尔的燕尾服与阿尔伯特亲王所青睐的高领双排扣大衣。现在这种礼服仅见于炫耀的婚礼之上。马甲的用料则从丰富多彩的中国丝绸演变为黑或灰色的毛料。马裤被长裤取代；长筒袜则被平淡的黑色短袜取代，几乎从人们的视线之中消失。衬衫一律全是白色。领子的种类似乎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赛璐珞鸡翅领，搭配着一成不变永远为黑色的领带。帽子的种类也是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了常礼帽。而且，帽子的颜色也是黑的。似乎整个社会都行进在觉醒之路上。
当然，在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服装的种类极其丰富并且很复杂。而穿着工装服的无产阶级与穿着破旧裤子的穷人，则有着不同的统一标准。不过，在民族主义方兴未艾的时代，维多利亚时期的着装统一这个事实的确令人费解，它席卷了整个欧洲，并远远超出了美国东海岸。看起来“国际歌”仅仅只在资产阶级衣着标准这个层面发挥了作用。事实上，工业时代出现这一现象不足为奇，它是机械化的结果。
1850年，伊萨克·梅里特·辛格搬到马萨诸塞的波士顿居住，在奥森·菲尔普斯的车间里，他发现了他们正在制造的机器所存在的缺陷：针必须是直的，不能弯曲；梭子须为横向；所有的缝纫工作均由脚而非手来完成。于是，辛格缝纫机于该年诞生了。辛格同5位女性共生育了24个孩子，其中一位女性以重婚罪起诉了他，这迫使他逃离了美国。同许多19、20世纪的企业家一样，特别是同服装与化妆品行业[6]的企业家一样，辛格拥有犹太血统。而且，他改变了世界，使世界变得更好。
辛格公司（也就是后来的辛格制造公司）完成了詹姆斯·哈格里夫斯于不到一个世纪前开始进行的机械化服装生产进程。现在，即使将几片碎布缝在一起这样的工作，都能用机器来完成。但这一突破的革命性本质很容易被仅仅缝过几粒纽扣的一代所忽视。毫无疑问，辛格是一个爱恋女性的男人，但有哪一个男人比他对人类的回报更多？正是因为辛格，原来耗费几个小时艰苦劳动才能缝制好的裙摆仅需几分钟便可做好，后来则只需几秒钟。辛格缝纫机的历史完美阐释了工业革命的渐进特征，正因效率的提高，“后浪”不断推动着“前浪”。继缝纫机取得最初的突破之后，新的革新层出不穷：1856年出现的“龟甲”型号、1858年的“蚱蜢”型号、1865年的“新家庭”型号及1880年电动99K型号。至1990年，在产的缝纫机共有40种型号。到1929年，则已增至3 000种型号。
19世纪的其他革新很少能像缝纫机那样发展得如此迅速。辛格以惊人的速度从位于百老汇458号（后来是149号）的纽约总部向外扩张，在巴西、加拿大、德国、俄国与苏格兰均设有制造工厂，成为全世界首批真正的全球品牌之一。在巅峰之时，其位于克莱德班克的基尔博伊工厂占地面积达100万平方英尺，雇用的工人达1.2万人之多。1904年，其全球销售每年已超过130万台。到1914年，这一数字已翻了一番多。其品牌标志（“S”包裹着一位正在缝纫的妇女）随处可见，甚至将出现在珠穆朗玛峰的峰顶（根据公司广告撰写人的说法）。圣雄甘地有过一次罕见的对现代文明的认同，他承认它是“少数几个曾发明的有用的东西之一”，要知道这种褒奖出自一个对现代医药都鄙视的人之口。
辛格是美国优势的例证。美国不仅像它一直以来那样吸引着世界上天生的冒险家们，而且这些冒险家们足够促成真正无与伦比的内部市场。从1870年到1913年，美国超越了英国。1820年，英国的人口一直是美国的两倍。到1913年，却颠倒过来了。从1870年至1913年，美国的人口增长率要比英国高出80%。到1900年，美国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4%，已占很大比重，而英国仅为18%。到1913年，按照人均产值计算，美国甚至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工业经济体。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生产率呈超越英国之势（尽管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得以真正实现）。而且，正如英国工业化的情况一样，棉花与纺织品在美国“镀金时代”处于最重要的位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年中，产自美国南部各州的原棉仍占美国出口的25%，但大多数美国布料的生产只用于满足国内消费需要。1910年，英国棉制品净出口额达到4.53亿美元，而美国的仅为850万美元。不过，也许最令人感到诧异的统计结果是，那时的第二大棉制品出口国是一个非西方国家，它是非西方世界中第一个思考如何成功与西方世界进行竞争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日本。
[1] 卡恩是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学生，因“大萧条”破产，这也使其宏伟的摄影项目告终。
[2] 该厂由创建于1812年的克拉克公司（并为肯尼斯·克拉克成为绅士学者提供了途径）建造。今天我们所知的该棉纺厂建于1886年，其建筑风格是杰里米·边沁所一直推崇的功利主义。如同英国纺织业中的大多数工厂，因为一直处于不盈利状态，在日本竞争压力之下，该厂于1968年关闭。
[3] 从18世纪40年代至18世纪90年代，英国人口飙升超过了1/3；到19世纪60年代，其人口超过原来规模的3倍多。结婚平均年龄由26岁降至23岁。未婚妇女越来越少，非婚生育越来越多。格雷戈里·克拉克认为，富人子女较穷人子女的寿命更长这一倾向是对工业革命很好的注解，因为“中产阶级价值观与经济取向最有可能通过繁殖优势得以传续……节俭、审慎、协商与辛勤工作正渗透进挥霍无度、暴力、冲动与好逸恶劳的社会之中”。不过，据推测，富有的法国人与意大利人的子女也同样比贫穷人家的孩子更为成功。
[4] 比较优势是指一个国家以比另一个国家更低的机会成本、相对更高的效率生产一种商品或提供一种服务的能力。李嘉图著名的例子是英国与葡萄牙之间的贸易。在葡萄牙生产酒与布比在英国生产可能更省力，成本也更低。而在英国，酒的生产要比布的生产更艰苦，因此成本也更高昂。因此，如果葡萄牙专注于生产其具有最大比较优势的酒，英国人自己只生产布，则双方均可获益。葡萄牙人用其多余的酒换取英国人多余的布。比起自己生产，贸易使葡萄牙人获得了更多的布，而英国人则获得了更便宜的酒。当这一理论被运用于爱尔兰时，则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由于其专注于为英国市场提供肉类生产，这导致了其对于解决农村劳动力温饱的马铃薯的过度依赖，因此，极易因这种蔬菜的疫病——马铃薯晚疫病菌而遭受打击，这一病菌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爆发。按照李嘉图的理论，英国政府拒绝发放紧急食品以缓解饥荒，百万人因之死亡，这证明了托马斯·马尔萨斯而非李嘉图的正确。托马斯·马尔萨斯是《人口原理》（1798年）的作者，他在该作品中预言了此类灾难的发生。幸存的爱尔兰人因向外输出而减少，他们多数去了美国。
[5] 文中的“黑暗的撒旦磨坊”很可能是指阿尔比恩面粉厂。该厂由博尔顿与瓦特在1769年建于伦敦，于1791年毁于火灾。
[6] 下面这份名单本身就是对此很好的说明：唐娜·凯伦、卡尔文·克莱恩、雅诗·兰黛、拉尔夫·劳伦、海伦娜·鲁宾斯坦、李维·施特劳斯。下面这份百货公司名单也一样：亚伯拉罕与施特劳斯百货、波道夫·古德曼百货、布鲁明代尔百货、梅西百货、内曼·马库斯百货、塞克斯百货、西尔斯百货，当然不要忘记还有英国服装零售商玛莎百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