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斯坦布尔到耶路撒冷
我有严肃的理由相信,那个小王子所来自的星球是被称之为B-612的小行星。这颗小行星仅通过望远镜被观测到一次。发现它的是土耳其天文学家,那年是1909年。发现这颗行星后,这位天文学家便立即将该发现以最佳方式为国际宇航大会作演示。然而,他穿着土耳其风格的服装,所以没人相信他的发现……幸运的是,基于发现B-612行星的声誉考虑,一位土耳其独裁国君出台了一项法令:他的子民都必须穿欧式服装,违者处死。所以,在1920年,身着欧洲抢眼、典雅的欧式服装,那位天文学家又重新论证了他的发现,结果每个人都认可了他的报告。
在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这个《小王子》的故事中,土耳其的现代化受到了轻微的嘲讽。确切地说,土耳其人在“一战”之后才开始改变他们的着装时尚,日益向西方风格靠拢,正如日本人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才开始效仿欧美一样。这种变化到底有多么深刻呢?具体地说,改头换面的土耳其是否真的有资格跃升于西方大国科技俱乐部呢?
穆斯塔法·凯末尔的权力之路与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掌权的方式不同。酗酒、好色的凯末尔,是奥斯曼帝国军队在19世纪晚期大改革的受益人。那次军队大改革于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在戈尔茨的主持下进行。戈尔茨象征着腓特烈大帝一手创建的普鲁士:生于普鲁士,其父是乏善可陈的农民兵士,戈尔茨凭借骁勇善战和足智多谋而荣升陆军元帅。凯末尔学会了德式作战方法,并将其理论于1915年在加利波利应用于实战:在土耳其胜利抵御英军的入侵战斗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此战之后,随着土耳其帝国的解体,在希腊军队逐渐挺进安拉托里亚的过程中,也正是凯末尔组织了至关重要的反攻,进而确认了他作为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之父的地位。尽管他将土耳其的首都从伊斯坦布尔迁到了安拉托里亚中部的安卡拉,毫无疑问的是,在土耳其之父看来,他所缔造的国家应该向西靠拢。他认为,数世纪来,土耳其人一直在“向西方看齐、靠拢”。他曾向法国作家莫里斯·佩尔纳发问:“在文明探索之旅中,哪个国家没有向西方靠拢,你能举出这样的例子吗?”
土耳其之父打造土耳其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亲历亲为地开展彻底的字母表改革。阿拉伯文字虽然象征着伊斯兰信仰的统治地位,但与土耳其语言的音调很不相配,让大多数的民众读写文字绝非易事。1928年8月的一个晚上,在古尔哈内公园(这也曾是托普卡普宫殿的一个花园),这位土耳其之父实施了他的计划。在面向受邀的大规模听众发表演说时,他要求一位懂土耳其语的人朗读他手里拿着的纸上的字。那位志愿者看到那张纸上的内容,明显显得窘迫不安,这时,凯末尔便对人群说:“这位年轻人之所以很困惑,是因为他并不懂真正的土耳其字母。”随后,他将那张纸递给他的随从,让他大声朗诵:
利用新的土耳其字母表,我们丰富而又和谐的语言便能清晰地展示自我。数世纪来,那些令人难以理解的符号一直在邪恶而又顽固地禁锢着我们的思想,我们必须摆脱它们……你们必须迅速掌握新的土耳其字母表……将这视为爱国举动和爱国义务……因为,如果一个国家中只有10%~20%的人识字,而其余80%~90%的人都是文盲的话,那是可耻的……我们必须纠正这些错误……有了自己的文字和思想,事实会证明,我们的国家将跃升于文明世界之列。
基于将其国家带入20世纪的宗旨,这位土耳其之父启动了涉及多方面的文化革命,而字母表的西化仅是其中一项举措而已。男女的穿着方式也都西化了;毡帽和头巾被西方礼帽取代,也不提倡妇女戴面纱;采用了西式日历,包括基督纪元纪年法。然而,土耳其之父所做的最具重大意义的一件事是,将新生的土耳其确定为世俗国家,与所有宗教政府明显划清了界限。1924年3月,哈里发被取缔,一个月后,宗教法庭被关闭,伊斯兰教教法被效仿瑞士的民事法典所取代。在这位国父的眼中,在科学的领域内,宗教干预危害很大,比其他任何因素都严重,极大地妨碍了奥斯曼帝国的发展。1932年,咨询过日内瓦大学的艾伯特·麦尔切后,他取缔了此前一直被伊斯兰教长所牢牢控制的、传统的科学所,以新创设的具有西方风格的伊斯坦布尔大学代之,这为大约100多位德国学者敞开了大门——他们因为犹太身份或持左翼政治思想,正逃离国家社会主义党派执政的德国当局。他宣称:“无论是为了世界上的什么,文明也好,生命也好,成功也罢,只有知识和科学才能真正给我们指明方向。放弃知识和科学而去寻求其他途径,这是无知、偏离正轨、缺乏考虑的表现。”这句话后来被铭刻在安卡拉大学的主建筑楼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奥斯曼帝国解体,并使土耳其的核心价值观不断世俗化,其中有一点无可否认: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非预期性后果,打击了科学革命和思想启蒙运动的价值观。然而,为了确保“一战”的胜利,英国不遗余力地发动其国内的敌人来反对土耳其苏丹,其中的力量就包括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对于阿拉伯人,英国承诺让他们建立独立的王国。对于犹太人,英国人承诺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设新的“国家”。我们知道,这些承诺后来证明是互不相容的。
虽然是三种一神论宗教的圣地,但有时看来,今天的耶路撒冷似乎是1683年维也纳的现代版:扮演着西方文明前沿要塞的角色。毫无疑问,犹太人于1948年5月以世俗国建国,但又不完全是为犹太人的以色列,它充当了西方的前哨。这个前哨四面都被敌方所围。宣称耶路撒冷[1]为其首都的以色列,四面都有虎视眈眈的穆斯林军队,时刻威胁着它的生存:在被占领的戈兰高地(现被以色列控制)和约旦河西岸,有的是哈马斯组织;邻国黎巴嫩有真主党;东边有伊朗,不要忘了还有沙特阿拉伯。在埃及和叙利亚,以色列发现一些伊斯兰教教徒一直在与世俗政府作对。很明显,就连长久以来一直友好的土耳其,现在也在向伊斯兰教靠拢,反对犹太复国运动,其所执行的新奥斯曼外交政策就更不用提了。结果,以色列的很多人都感觉与1683年维也纳一样,危机重重。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科学能在多大程度上持续发挥杀手级程序的作用,进而赋予诸如以色列这样的西方社会其敌人所没有的优势。
以色列这样一个小国却具有科技创新的一流竞争力,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确实是卓越非凡的。1980~2000年,以色列注册的专利数量为7 652个,与此相对应的是,所有阿拉伯国家总共注册的专利数量为367个。仅在2008年,以色列发明者申请注册的新专利数就有9 591个。同年伊朗申请注册的专利数为55个,世界上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加在一起申请注册的数量为5 657个。以人均数论,以色列比全球其他任何国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多,产出的科技论文居全球之冠。以国内生产总值份额计,其民用研究与发展支出是全球最高的。在“六日战争”爆发时,德国的犹太银行家西格蒙德·华宝将以色列比做18世纪的普鲁士,这话没错。华宝对位于雷霍沃特的魏茨曼研究所印象至深。这个研究中心是卓越的化学家哈伊姆·魏茨曼于1933年创建的。此人后来当上了以色列的第一任总统。成为被敌人包围的“沙盒”,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以科学确保其战略生存空间。如今,科学和安全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没有什么能比耶路撒冷中央区域的警察检测控制室更能说明这一点。老城几乎每个人满为患的街道都配装了闭路电视摄影机,警察可监控、记录,并在需要之时打击恐怖嫌疑分子。
然而在当今,这种科技的差距最终显示出逐渐缩小的迹象。作为一个伊斯兰教共和国,伊朗办有两个年度科学盛会:花剌子密国际基础科学节和年度拉兹医学研究节——旨在推动理论和应用领域的高水平研究。最近,伊朗政府投入1 500亿里亚尔(约合1 750万美元)建设新的观测站,这算得上是在天文学和天文物理学领域的大手笔投资。令人吃惊的是,虽然伊朗当局严格执行伊斯兰教教义,但该国大约70%的科学和工程学学生如今都是女性。从德黑兰到利雅得,再到我曾在西伦敦所参观的沙特阿拉伯资助的穆斯林女生学校,反对女性受教育的禁忌在逐渐消失,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赞赏的进步。
2006年4月11日,伊朗总统马哈茂德·内贾德宣布,伊朗已成功浓缩出铀。此后,尽管面临着经济制裁的威胁,伊朗仍一心想实现其成为核大国的夙愿。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旨在生产核能源的计划。实际上,内贾德渴望拥有核武器,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然而,伊朗也许成为不了第一个拥有核武的伊斯兰国家。得益于科学家阿卜杜勒·卡迪尔·汗博士所进行的开创性工作,数年来,巴基斯坦一直是核武器扩散的急先锋。截至本书写作之际,以色列是否能有效应对装备核武器的伊朗的威胁,情形一点儿也不明朗。
今天,维也纳被围长达3个多世纪后的关键问题在于,西方能在多大程度上仍然维持其科技领先地位:长久以来,这是西方保持其军事优势的重要原因之一。抑或我们换个角度提问题:如果非西方国家持续拒绝引进西方制胜秘籍的其他关键内容——私有产权、法治和真正的代议制政府的第三次体制性创新,那么它们是否能从西方科学技术中获益呢?
[1] 1948年激战之后,犹太社区被取缔,该城的传统讲堂被摧毁,阿拉伯军队暂时夺取了耶路撒冷。然而,到1949年1月签署停火协议时,以色列宣称占有新城(西耶路撒冷)和犹太传统居住点。外约旦宣称拥有东耶路撒冷,并控制约旦河西岸。此后长达约20年中,这个城市被一分为二,正如1961~1989年柏林的情形,虽然国际上并没有认同这样的安排。后来,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东耶路撒冷被以色列国防军“解放”,这是又一次公开藐视联合国。在泰迪·库利克市长任职期间,阿拉伯耶路撒冷的大部分定居点被摧毁,马格里比定居点也未幸免。在东耶路撒冷建造犹太定居点的政策也是在旨在使以色列对该区的控制永久化。然而,不时发生的暴力事件,尤其是阿拉伯青年引发的暴动,又逐渐使该城恢复了过去的分裂对峙局面,同时也是试图说服以色列人:重新恢复到1967年的边界必须纳入永久和平协议的内容。尽管如此,以色列的法律仍然坚称“完整而团结一致的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同时,从1988年开始,巴勒斯坦人也宣称该城(他们称之为圣城谢里夫)为其首都。截至本书写作之时,就该问题达成妥协的愿景是难以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