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欧洲怀疑主义

虽然他喜欢与工党“眉来眼去”——绝不是为了取悦金融城内的人——但西格蒙德·沃伯格从来不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如果以这个词真正的含义来衡量。内心里，他是一个政治的不可知论者。因此，当爱德华·希思在1965年当选保守党领袖时，沃伯格很快发去了他习惯性谄媚的祝贺。至少这位保守党“领袖，没有那么死板，并保持精力旺盛的态度”。沃伯格争辩道，“这样一位激进、非保守的领导”，要不是受到哈罗德·威尔逊的挑战，否则绝不会脱颖而出。右翼发生的这种变化，也许证明是威尔逊不朽的政绩。与此同时，沃伯格被罗尼·格里尔森劝说向一个新的保守党“激进游说团体”捐款，这个被称做“向保守党经济和社会政策施压”的组织，希望“向保守党输送新鲜血液”。正像它的名字表明的那样，就像被工党里的右翼所吸引一样，沃伯格也被保守党里的左翼所吸引。伊诺克·鲍威尔实行反对移民的政策，沃伯格跟那些遵守这一政策的人没什么话好说。沃伯格告诉塞西尔·金，鲍威尔的支持者“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德国纳粹党里的右翼”。相反，上议院保守党早期领袖卡灵顿勋爵找到沃伯格，作为对此的回应，沃伯格乐意向温和的“鲍小组”捐款5000英镑。到1968年年底，沃伯格对保守党税务改革计划表达了极为正面的观点，税改的目的是降低所得税，并引入增值税。两年后，沃伯格甚至准备去保守党金融委员会讲话。约翰·诺特——1959年加入沃伯格系，后在玛格丽特·撒切尔政府担任国防大臣——对保守党的同情和他在政治上的野心，也许对沃伯格这次重新定位起了作用。其他保守党人克里斯托弗·索姆斯和后起之秀威廉·沃尔格雷夫，曾在这时被考虑作为可能的招募对象。前者曾在麦克米兰政府和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政府任内阁大臣，后者在未来将实现大臣级别的职业生涯。但是，沃伯格依然对希思存有怀疑。1968年，沃伯格与希思共进午餐后，他自己对这位保守党领袖作了笔迹和心理分析。结果令人担忧：

基本上虚弱——自我放纵，几乎自恋。

易受到他认为能改善他形象的人的影响。

极聪明，但缺乏性格。

太容易受到令他着迷的人的影响。

他自己的观点根基不够牢固，论述结构不合理。其结果是，如果他内心的软弱——尤其是他的虚荣——在多处敏感点被碰触，连对手都可以扭转他的观点。

面临意想不到和苛刻的困难时，他不擅长保护自己。

他改变立场不是因为不可靠，而是因为他内心缺乏必要的内力。

他具有很强的审美元素，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能力，带有敏锐和微妙的理解力。

他像一座最精致的广播接收台，因此他能准确、全面地消化事实和印象。

他本可以成为一名一流的科学家，特别是在需要抽象与想象思维的领域。他也会是一名出版社的优秀负责人。

他的强项在于智慧的评估与分析，但人际沟通与人际关系，他完全缺乏任何天赋。

他是一个谨慎的思想者，但不是一个斗士。

总结：他是一个高智商的人，但性格懦弱。

他不会为他人承担义务，因为他不会让自己承担义务，因为他内心不确定。

其他高级别的保守党人同样让沃伯格心灰意冷，包括未来的财政大臣安东尼·巴伯，他给沃伯格的印象是“非常非常的浅薄”。1970年年初，塞西尔·金问沃伯格对政治的预测，沃伯格答道：“他认为，9月会举行大选，工党会输。他还认为，希思将是一位比威尔逊更糟糕的首相。在一段间歇后——大约是1972~1973年间——威尔逊将再度上台，领导一个执政联盟。”他预测的不是很离谱。威尔逊比沃伯格预测的要提早4个月宣布大选，但工党的确输了。

不足为奇的是，鉴于沃伯格对新首相性格的评价，他从未像与威尔逊那样与希思走得很近。诚然，他们在社交场合互相见面。而且，沃伯格没有停止向唐宁街提供经济方面的建议——例如，促请新政府允许像英国钢铁（又被威尔逊国有化）这样的国有机构借新的硬通货。但是，这项提议没有得到认真重视。沃伯格的另一个计划——将政府在英国石油的股份卖给私人投资者——被前英国石油董事长埃里克·德雷克扼杀，该计划只能等到工党再度上台才能实现。1971年，沃伯格已经断绝了公司与泰尼·罗兰德的关系，但当“伦罗”因参与打破对罗得西亚的制裁，而被希思谴责为“资本主义不可接受的脸面”时，沃伯格忍住了作出反应的冲动。他的同事们本想投书《泰晤士报》予以还击，但被沃伯格否决了。当政府通过释放短暂的“巴伯繁荣”（见第11章）破坏了自己为经济所做的努力时，沃伯格并未产生怜悯之情。“巴伯繁荣”是一次溃败，它只是证实了沃伯格对财政大臣“蠢货”的评价。

西格蒙德·沃伯格与爱德华·希思可能会在一点上看法一致，那就是欧洲。希思一直支持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他曾是负责英国申请加入该机构的大臣，虽然申请最终流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沃伯格自战前以来，就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欧洲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他积极主张英国加入该机构。关于欧洲的讨论使威尔逊政府意见分裂，沃伯格站在以罗伊·詹金斯为首的亲欧洲派的一边。像过去一样，沃伯格倾向专注于一体化经济的合理性，（比如）建议希思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基金，使之作为“一个融资组织，为有特殊情况的工业提供资金，而欧洲投资银行的活动迄今局限在欧洲地区，它不一定能帮助这样的工业，比如北海石油、航空航天引擎工业以及核能工业”。“‘欧洲的’公司能够在欧洲多家‘国有’企业持股”，沃伯格急切地期待这个时候的到来。

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初，沃伯格对欧洲一体化政治的热情已经降温，不只是因为根据1962年实行的共同农业政策保护主义日益重要。在沃伯格眼里，欧洲经济共同体已进入“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时，强烈的欧洲精神开始蒸发；对行业经济利益的保护——尤其是农业——似乎走入台前”。1972年10月，《欧洲共同体法案》被御准后不到两周，沃伯格坦言“担心当德国和法国在经济上强于英国时，现在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将会使英国“很难在布鲁塞尔扮演指导角色。基于英国伟大的国际传统，它有资格享有这一地位”。

那么，沃伯格转向欧洲怀疑主义有什么原因吗？不断在欧洲上升的反美主义——它不仅是戴高乐主义的变异，而且还来自激进的左派——肯定不合沃伯格的口味，尤其在面对苏联时，反美主义对西方团结的破坏构成威胁。到1974年年初，各国政府倾向把自身利益置于欧洲理想之前，沃伯格对此几乎彻底失去耐心。他向堂兄埃里克抱怨，英国和法国“目前都被极糟糕的政府所领导，两国都假装非常亲欧洲，但现实中，它们是完全的国民主义和非欧洲主义。的确，这两个政府各自采取的行动，殃及任何对欧洲经济共同体有建设性的发展，要知道该机构是一个非常脆弱，并且处于萌芽期的机体”。就沃伯格而言，“跨大西洋两岸关系以及欧洲内部关系的恶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英法两国政府的错误”。1974年，哈罗德·威尔逊重返唐宁街10号后不久，沃伯格在一份为其草拟的声明中主张，有必要：

让欧洲共同体在全世界传播其影响力，不是通过强调反对非欧洲人和通过坚持欧洲独立，而是通过加强与欧洲实际或潜在的朋友的合作，让欧洲共同体顾及欧洲的利益。的确，在建立欧洲共同体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允许这些欧洲机制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即，它们的一部分政策将使我们在美国的朋友变成敌人，或者破坏与苏联关系缓和的可能性，那么，结果将是灾难性的。更重要的是，英国在欧洲的角色一定不能脱离与英联邦国家长期的联系，而是应该加强这种纽带。

同样重要的是，沃伯格感到欧洲各项机制已被官僚组织化。他对乔治·斯坦纳抱怨道，“布鲁塞尔出现的不可思议的官僚组织联合体，几乎成为一种阶层的原型，它在今天的大西洋两岸西方世界的经济和政治领域太过普遍”：

德语单词“Selbstzweck”被译为“目的本身”并不到位，但它却成为越来越多的组织的恰当属性。这些组织增长得过大，并多数由平庸者领导，他们不能作出任何建设性的决定，事实上根本无法作出任何决定。这肯定适用于今天在布鲁塞尔和卢森堡绝大部分自称是官员的人身上，他们本应是欧洲的公仆。

具有象征性的是，我上述提到的这些机制，不是采取行动，而是不断形成新的委员会，这些新的委员会拖延决策，并作为推迟的工具在运转，而不是作为跟踪进展的工具在运转。另外，这些机制的一个特点是，它们产生了一系列冗长并没有结论的报告，从不停止。然后，这些报告的命运是，它们除了被作者阅读以外，不会被任何人阅读。一旦报告出版后，它们就消失在档案的海洋里，从此无人问津。

沃伯格希望，作为欧盟新任主席的罗伊·詹金斯也许可以打破布鲁塞尔官僚的僵局，但这个希望很快（也许在预料之中）就破灭了。

正如我们所见的，沃伯格一生无论对人还是对机制，既爱过也恨过。欧洲一体化曾是他的“初恋”之一。也许最终不可避免的是，他的激情将让位于觉醒。不过，还有另一个可能的解释。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是爱德华·希思担任首相最大的政绩。但加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它将英国制造业暴露在不熟悉的竞争环境中。纺织生产厂和汽车制造厂因关税受到保护超过40年。加入共同市场把保护一扫而光，并且显示出欧洲大陆经济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是通过在西欧较早实行自由贸易而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