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推进欧洲一体化

然而，欧洲债券市场事实上能有多么欧洲化是有现实局限的。值得强调的是，在新欧洲债券市场募集资金的国营和私营实体，不完全是欧洲的，也不是所有发债的欧洲实体都处于欧洲经济共同体。1965~1970年，有37%的欧洲债券，其发行主体是美国公司；有68%的债券是以美元标价的。1967年，沃伯格系承揽的主要发债包括，三次为美国汽车生产公司克莱斯勒，一次为美孚石油。试图把美国的大型银行排除在这一日益扩大的新兴市场外也是不现实的。虽然由于欧洲债券管理和承销团的出现，欧洲银行之间的合作势必增加，但美国的银行也在各大银团成员名单——所谓的“墓志铭”——上占据显著位置，每次发行新债券时，财经媒体会刊登这些银团成员的名单。此外，常常是美国人去推动创新的前沿。到1969年，针对短期贷款出现了一个大型银团贷款市场，连同1966年引入的存款凭证，这些都填补了在欧洲美元与欧洲债券市场之间欧洲利率期限结构的空白。浮动利率发行的想法虽然由沃伯格系在1970年首创，但它最初是银行家信托国际的伊万·加尔布雷思脑力劳动的产物。重要的是，为意大利电力管理局安排的4.25亿美元贷款就是以此为基础（媒体称赞它是“由欧洲私人集团承接的最大宗融资交易”）。这笔贷款由一个银团管理，该银团不但包括沃伯格系、意大利商业银行和瑞士信贷，还有银行家信托国际，以及怀特韦尔德。

第二个困难是，随着浮动汇率的开始，欧洲债券市场对弱势货币国家如英国和意大利的吸引力注定减弱，这些国家不可能想借德国马克、瑞士法郎，甚至美元，即使这些货币的贷款利率比在本国市场获取这些货币的贷款利率还低。如果英镑兑德国马克继续无情地下滑，为什么英国利兰公司还想背上以德国马克标价的贷款？意大利公司芬斯德的例子——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该公司实际是第一只欧洲债券的债务人——就特别明显。到1970年，芬斯德积累的欧洲债券债务合计有4.1亿美元，但现在它急迫地要偿还这些债券，或者把它们兑换成里尔，因为芬斯德担心“意大利经济的未来极度令人沮丧，所以会殃及其货币的走势”。正是脑子里想着这种问题，沃伯格发现，某种欧洲货币的一体化越发具有优势，这种一体化从价值尺度——欧洲货币——的设立开始，该尺度基于一篮子不同国家的货币（可能由6种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货币构成，瑞士法郎或有或无）。1968年，一种以此为基础的贷款，曾为欧洲煤钢共同体考虑过。正如沃伯格所说，这种交易，一家英国银行无法做主角：

以基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货币为执行机构发行债券，一家英国银行显然不可能取得领导地位，从政治和货币的角度，把英镑与这样的安排联系在一起也许不太可能。但是，如果我们在欧洲委员会（不再是执行机构）金融部门目前的决策中作出值得的智力贡献，那么，这样的贡献也许不但会对这份事业是有价值的，而且会使我们集团参与一项即将到来的金融交易变得理所当然。

然而，实际上，由于这种安排的复杂性，大多数发行主体（包括欧洲煤钢共同体）打消了这个念头。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大部分发行的欧洲债券，其标价要么是美元、要么是德国马克（德国政府试图鼓励资本出口），要么是荷兰盾。

欧洲金融一体化将推动更加普遍的经济一体化，沃伯格对此很期待，但推动速度受到限制。1970年1月，沃伯格接受《星期日电讯报》采访时说，他预见“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工业企业之间，建立有机、融合的联系存在着新的挑战。这种性质的联系已有许多，即使英国不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工业也将继续扩张”。3年后，他仍充满激情地谈论可能会出现的这种情况，那就是“‘欧洲的’公司在欧洲各个‘国家的’公司中持股”。像壳牌、联合利华这样的跨国公司的成功，意味着会有更多类似的实体。尽管官方鼓励沃伯格设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工业基金的想法，但是，实现沃伯格设想的那种泛欧合并，在实践中被证明更难。20世纪70年代初，沃伯格在许多时候提出过跨海峡合并的想法，如在汽车行业（英国利兰与大众、英国利兰与戴姆勒·奔驰）；在化工行业（帝国化学工业与拜尔）；在电力工程行业（美国詹特朗公司与西门子、美国詹特朗公司与AEG）。这些计划与它们所处的时代相比太过超前，不只是因为一流的德国公司在低迷的英国市场上收购它们不具竞争力的对手，不会有非常明显的好处。未来很多年，大部分大型欧洲公司将继续通过国内而不是泛欧合并追求行业整合。

但是，尽管有这些限制，沃伯格认为欧洲债券市场的创立和增长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重要一步，同意这种观点似乎合情合理。通过坚定不移地把伦敦建设成为欧洲主要的金融中心，欧洲债券市场毫无疑问地将为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铺路。通过透露多个浮动货币的成本，欧洲债券市场加强了某种欧洲货币协调的必要，其未来发展方向是欧洲货币体系、兑换率机制，最终是经济和货币联盟。沃伯格从未想过，单一货币的目标可以像创立欧洲债券市场那样，由私营部门发起实现。1972年10月，他致信格拉德温说：“没有政治联盟作为前提，经济和货币联盟是不可想象的。我记得俾斯麦总说，‘政治高于经济’，我认为，这话在他那个年代千真万确，但也同样适用于今天。”不过，在沃伯格一生中，当政治联盟显得滞后时，他视经济一体化为可行的替代。20世纪60年代，情况似乎就是这样，其结果就是欧洲债券市场。

在欧洲问题上，沃伯格一生都是一位理想主义者。1976年，他向乔治·斯坦纳表明：

现如今我感到，如果我们不能实现一次新的欧洲复兴——超越400年前的文艺复兴——那么，我们将失去最后残存的有关自由的那个特定元素，这种自由是希腊的苏格拉底和索福克勒斯创造的，而且自从文艺复兴以来，这种自由已经扩张、传播到更广的领域，波及欧洲人的私人生活；欧洲的学习、教育及研究场所；欧洲的经济、政治活动。我认为，这种自由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相同的程度，它属于自觉、执著、不墨守成规的人，他们享受提出永远不同的观点和视角，但与此同时，他们不仅能容忍不同，而且还欢迎不断增加的各种态度。

不过，他比大多数欧洲理想主义者更明白，个人自由与经济自由是相互依赖的。虽然他把自己定位为“左翼”（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比他那个时代任何其他金融城内的人物都更贴近工党），但他从未停止倡导市场开放，并始终认为欧洲一体化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一部分——我们现在把后者称为全球化。1968年年末，欧洲爆发货币危机，他联合其他人共同撰写了一篇文章，文章这样写道：

《消息报》和《真理报》都重复了共产主义的教义，那就是这样的危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是固有的。这完全是谬论……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如同我们自20世纪初遭受的重复出现的战争一样，它是现代工业主义和技术，与过时的18世纪君主国家政体之间巨大冲突不可避免的症状……科学和技术不可思议的进展，以及大众对更多消费品和奢侈品不断增加的欲望，这些都需要遍布世界各地的生产设备和销售组织……但我们坚持认为，经济不再是一个国家的，而是世界的，它应该在过时的君主国家政治框架内进行发展，这一框架将世界分割成众多很小的部分。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欧洲不但必须建立一个共同市场，而且还需要设立一个共同货币，最终建立一个联邦制的政府。可以肯定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事情，很少能让沃伯格觉得这些目标可以在他有生之年得以实现。但同时，创建一个整合了的欧洲资本市场却可以让他重拾信心。这是不小的成就。

今天，欧洲债券占国际债券发行的大约90%。欧洲债券市场是“世界最大、最自由的长期公共资金的来源之一”。在所有欧洲债券发行和二级市场交易中，大约有70%的份额都在伦敦，这并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西格蒙德·沃伯格和他的同事们在20世纪60年代自觉努力的结果。虽然不用怀疑，欧洲债券市场的设计师们这么做的部分动机是想增强他们公司的损益表，并重建伦敦金融城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但他们非常清楚，他们正在以金融的方式，同时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