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人们为何而战

水深火热

与消耗战的理论相反，获得胜利并非仅仅意味着杀掉敌人，同样重要的是让他们放弃抵抗、弹尽粮绝、军心涣散。1917年德军之所以能战胜俄军，关键正在于此，而不仅仅在于俄军有多少人死亡，这一点同样能从1918年奥匈帝国和德国的败北中窥见。

当然，人们也会本能地认为，以下两点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越多，就会有越多的人倾向于停战。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一位作家甚至认为，“高死伤率或许有助于延长战争，因为军队里巨大的人员流动量会将疲倦和绝望的情绪冲淡。”如果致死率是衡量战争的关键，那么正如前几章所讨论的，德国是当之无愧的胜者。而实际上，高伤亡率并不始终与士气相关联，双方军队中的一些精锐部队反而是伤亡率最高的。在“一战”期间，英国第29师的伤亡人数是其原来部队人数的7倍，但即便如此，这支部队仍然被视为英国远征军中的佼佼者，因为苏格兰军团有着强劲的恢复力和适应力。可以说（尽管乍看之下颇为奇怪），那些在战前看起来很可笑的想法——战争并非由物资装备决定的，而是士气、“人力”或“人的天分”（约翰·罗伯逊爵士所言）——实际上是正确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本质问题：支撑人们奋战到底的动力是什么？除了被杀或致残，让他们放下武器的原因是什么？当阵亡的可能性要远远超过速战速决取得胜利的机会，我们怎么能解释数以百万的战士奔赴战场的意愿？

在现代读者心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可怕、痛苦悲惨的。正如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在1916年所描述的那样，“数百万人前仆后继，被一种无形的道德使命感驱向恐惧的深渊——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狱”。这并不是去郊外野餐。法国士兵在战争初期遭遇的惨痛伤亡情况与其之后的经历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法国阵亡的士兵达到32.9万，战争结束时也不过为50万。德国人也在短短两个月内遭受了最大的伤亡——1918年3月~4月，他们损失了6.83万人。1916年的7月和8月是英国远征军在法国经历的最糟糕的两个月，“仅有”4.5万人丧生。正如一位法国军官对1914年的战斗所做的评价，人们毫无意识地将自己送上了不归路：“从早到晚，时时刻刻都有大批人被杀害，他们躺在那里，身边是其他士兵早已僵硬的尸体。”机关枪，以及在1分钟之内能够射出18发子弹的步枪，向镰刀一样斩杀过来，执行疯狂的第17计划的法国士兵一批批倒下了。大约2年之后，英国人仍然没有吸取教训，仍然不懂得成排的进攻方式无异于集体自杀。堑壕挖掘完毕之后，士兵在机关枪和狙击手的枪林弹雨下仍旧不堪一击（他们还没来得及“冲上前去”）。当埃德温·坎皮恩·沃恩带领他的“D 连队”在帕森达勒作战时，90名士兵中有75人战死沙场：

可怜的老佩珀还是撒手人寰了，他背部中弹，躺在一个土坑中奄奄一息，险些被掩埋；威利斯将他扛回农场之后，他的尸体还是被炸成了碎片，无处可寻了。艾文被机关枪的子弹射中……人们看到乔克浑身都是弹孔，倒在地上，之后又被炮弹击中。

不仅在军事史上赫赫有名、家喻户晓的战役中伤亡惨重，在无人区的例行巡逻以及敌军防线进行的情报窃取、间谍训练及破坏性“突袭”同样让双方在“停火”的间隔期间遭受伤亡。1915年12月到1916年6月期间，共有5845名英国士兵在这种“小规模的堑壕行动”中殒命。

炮击最为惨绝人寰。尽管有经验的士兵懂得如何辨别敌人炮击的方向和类型，但前线的猛烈炮击依然让人防不胜防，几发炮弹便足以在深度和杀伤力方面直接命中敌人。它暴露出来的让人绝望的脆弱性几乎成为战争最为折磨人、最让人闻风丧胆的事情。正如一位法国堑壕战地记者所描述的：

没什么比遭到炮轰更可怕的了。这是士兵们望不到头的折磨。突然，他害怕自己在炮击中被活埋……他想象着这种惨绝人寰的痛苦……一个待在堑壕里的人，无助地等待着、祈祷着奇迹的发生……

恩斯特·云格尔对这种无助和恐惧的感觉再清楚不过了：

那种感觉就像被困在某地动弹不得，而另一个家伙在你身旁挥舞着重锤，时刻威胁着你。大锤抡回来了，又回旋着向前抡去，直到削平你的头盖骨，并将人的肢体击打成碎片……耳畔呼啸而过的每颗子弹都让人想到死亡，人在如此的境况下是如此孤立无援，神经因为这种永无止境的威胁和恐吓紧张到了极点……毫无疑问，这是战争中最可怕的状态。

有些人会认为，索姆河战役中防守的一方会相对轻松一些，这些人需要读一读云格尔描写1916年8月吉耶蒙的德国前线的文章：“生还者中夹杂着死尸。挖掘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尸体一层叠着一层。我们的连队置身于枪林弹雨之中，战友一个接一个地殒命，我们面临着被全歼的厄运。”他写道，正是这样的经历，“让我们头一次明白了现代战争之残酷”。如果落在他脚边的炮弹不是一颗哑炮，恐怕他不会留给世人这些文字了，他是整个连队唯一的生还者，仅腿部受伤。1918年3月，当云格尔带领的另一支连队在总攻前夕执行一次进攻任务时，他们遭到了同样的炮击：150人中有63人当场殒命。这位近乎疯狂般勇敢的军官，经历了沙场的噩梦之后，终于被击垮了，在生还的手下面前哭得一塌糊涂。不难想象，双方的士兵中有很多人都饱受“炮弹休克”的折磨——一种因为战争中神经高度紧绷而造成的精神错乱。战后，6.5万英国老兵因为“神经衰弱症”领取残疾人津贴补助，占总人数的6%，其中有9000人仍在医院接受治疗。一项研究在对758名个例进行分析之后发现，只有不到39%的人在战后回归了“正常”的生活，然而他们也只是表面表现正常而已，并非彻底而毫无症状地恢复到了原来的心态。德国士兵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与英国士兵一样，这些受害者之后接受了电击和其他同样痛苦的“治疗”（与其说是治疗，不如说是惩罚）。如果说云格尔这样的勇士都能够在战争中经历一次彻底的精神崩溃，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几乎所有人都在无情的炮火中经受了极端恐惧的折磨。西格弗里德·萨松具有与云格尔一样的勇气：他的诗歌《战争的压抑》同样揭示了炮火中人们无助而恐惧的心境：

听！突突突，——耳畔的软语……从未止歇——

飒飒地呢喃的枪炮——上帝啊，我只想逃离！

歇斯底里地尖叫，只为停止这一切——我要疯了；

我在炮火中逐渐僵硬，眼神中尽是疯狂和愤怒。

（该诗作于他在肯特的康复期间。）

在军事行动中，士兵往往身心俱疲。这种情况从约翰·卢西关于蒙斯大撤退的描述中可见一斑：“我们的心理和身体急切需要睡眠来恢复……每个细胞……都渴望休息；这是行军的人们心中最为执着的念头。”在奥尔丁顿、巴比塞、云格尔等人的作品中也有相关描写。实际上，云格尔相信“让人们沮丧的不是危险，而是体能的极限、过度劳累和艰苦的条件”。他头一次执行任务时，每晚只能睡2个小时。

艰苦的环境同样折磨人。虽然那些来自于格拉斯哥贫民窟的人已经适应了风餐露宿、风雨交加、蚊虫叮咬等生存条件，但他们同样无法忍受堑壕的糟糕环境：虽然贫民窟的生活很艰苦，但至少栖身之处不是泥土筑的。法国士兵报纸《霰弹报》的文章中写道：“炮火不是地狱，真正的地狱是泥土。”《小钢炮》却持不同观点：严寒才是最糟糕的。云格尔一直认为，“潮湿阴冷”比炮火的危害更大，更容易让士兵招架不住。

就算士兵们并不感到寒冷、饥饿和潮湿，他们在堑壕的日子依旧难熬，因为他们会为逝去的战友悲恸欲绝（特别是那些“新兵蛋子”）。与诺思克利夫所说的“健康的户外生活”截然不同，他们饱受病痛的折磨（但病痛并不像过去那样能对战争起决定性作用）。德国有数据表明，整支队伍中有平均8.6%的人是病患，而这一数字在1918年夏天飞速增加。鲁登道夫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军队会在1918年夏天受到全世界流行的传染病的重创。

从心理上看，身处被“生锈的带刺铁丝网”、“翻卷的泥土”以及“布满弹痕的鬼魅般的树木”包围的环境，人们不会感到愉快，这种感觉在新兵那里格外强烈，他们厌恶这般景色。

除此之外，士兵们的津贴和食物配给相对来说也很微薄（这与周围可恶的景色相比，更容易让人愤懑不平）。1917年，英国士兵每天领取1先令的津贴，但当他们与其他殖民地部队的士兵通过沟通得知对方的收入高于自己的5~6倍之后，顿时怨声四起；更让人愤怒的是，当军官们喝得酩酊大醉时，他的手下却不允许沾一滴酒（一位中尉每天可以获得6先令7便士，2先令的住宿补贴以及2先令6便士的战斗补助）。乔治·科珀德的回忆录中充满了对英国士兵贫困的描写，但即便如此，他们与大多数法国士兵相比仍是幸运的，后者一天仅能领取可怜的25生丁。当美国的支援部队到达欧洲之后，他们的富有令其他国家的士兵蒙羞：在布雷斯特甚至发生了法军和美国援军之间的激战，原因是后者准许有性生活的特权激怒了他们。

士兵们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最让人感到吃惊的或许是军纪并没有因此而被无视或遭到破坏。1914年著名的圣诞节休战时，英国和德国的士兵在无人区“亲如兄弟”的友善行动并没有受到人们应有的关注；1914年和1915年，在西线的部分地区还出现了“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的呼吁。实际上，在进餐时间或是有伤员被救治时，人们会心照不宣地停火；只有当无缘无故的射击出现时，才会演化为“以牙还牙”的报复行为。两军的无人区夜间侦察都会刻意避免碰到对方，狙击手不会歼灭全部对手。当参谋下令继续作战后，这种暴力也仅仅是“做做样子”的。社会科学家，甚至持达尔文学说的生物学家，通常分别将这种现象视为“人类的合作倾向”与“个体避免被彻底消灭的利己主义自在基因”在起作用。

很不幸，尽管有这些冠冕堂皇的理论撑腰，但这些行为并非普遍存在。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确类似于著名的“重复囚徒困境”游戏，那么大部分时间里，双方一直都是欺骗者。一位从圣诞节休战中回来的士兵拿着匕首打趣道：“我才不相信那些混蛋呢。”可见，不只是希特勒一人对休战感到厌恶。云格尔对此也有真实的描述：

一场瓢泼大雨后，双方堑壕里的居住者被迫爬到地面，由此，铁丝网前展开了一场酒水、烟草、制服纽扣的交易和交换行动……突然，“砰”的一声，我们队伍里的一名士兵应声栽倒在泥土里。

1915年圣诞节，他的另一名手下被侧面飞来的子弹打死，“就在英国士兵主动示好，并在他们的掩体前立起圣诞树时。痛苦和愤怒之中，我们的士兵开枪了，对方也以枪榴弹发起攻击。”双方的信任感不升反降。简单地将“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理想的终结归咎于上级出于自己的升职考虑而下达命令是没有说服力的。士兵自身十分热衷于服从那些并不友善的命令（如1917年2月向第16师下达的命令）。乔治·科珀德享受在圣诞节向德军开火的快感：“‘友善待人’这条古老的箴言对我们而言毫无价值。”

如果合作并不适合于作为准则来恪守，那么另外一种背叛方式——从自己的部队中逃跑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尽管有很多文学作品描写漫行在无人区的逃兵部队，但在西线的交战双方，这种情况实属罕见。战争初期，双方部队中出身农民的士兵以及一些应征士兵经常试图在农忙时节重返家园；战争临近尾声时，德国的士气更呈现出土崩瓦解的局面。到1917年11月，有10%的士兵试图利用运输火车逃回家园，在俄国被打败后这种情况更是屡见不鲜。但大多数情况下，逃离战场的行为并不多见，甚至对军事行动的结果丝毫没有影响。在英国部队中，有过当逃兵念头的人数只有266人。1914~1917年，平均每年有1.6万法国士兵不辞而别，但之后回归部队的人数却比真正的逃兵人数要多。考虑到斯拉夫民族在士兵人数中的较高比例，奥匈帝国军队中的逃兵人数实际上也要比想象中的少；意大利军队的种族结构比较单一，但有逃跑想法的人也仅比其他部队略低而已，特别是对那些来自意大利南部的士兵来说，北部的军官与外国人无异。在战争的最后阶段，逃兵率最高的是俄国军队，尤其是在他们听到要发动进攻的风声后。1917年年底，俄国士兵逃跑人数达到百万人的水平。

暴动和兵变也实属罕见。1917年夏天叛乱的49支法国师队以及同一时间发生小规模骚乱的萨克森和维腾贝格部队是两个特例，但却足以证明了西线部队缺乏纪律性。当然，法国军队的骚乱意图并非在于掀起一场让最高指挥部惴惴不安的革命：它们主要反映的是法国士兵对尼韦勒的用兵战术失去了信心。他们并非诚心要将胜利拱手让给德国人。但在如此重要的战争阶段，3万~4万人向军令发起挑衅的行为同样使得后果不堪设想。英国的部队从未发生过这种事情。最严重的一次破坏纪律的行为——第51高地师、诺森伯兰郡燧发枪手团以及澳大利亚兵团均卷入了这次事件——将主要矛头对准宪兵队：他们开枪击毙了一名服役多年、试图穿过一座桥进入附近城市的常规军下士。当受到不公正待遇后，那些出身工人阶层的英国士兵最多也只是诉诸和平时期表达不满的方式。1916年，第25师纠集众人，抗议清苦的军营生活条件；1917年6月，在坦布里奇维尔斯成立的工人和军人理事会向罢工委员会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要求津贴应当随食品物价而变化，士兵不应当被拉去做“黑活”等。战争接近尾声时，经常被违反的命令是：解散原有部队，组建新部队。然而在第三次伊普尔战役中，当陷于如此不利地位但仍需坚持作战时，英国士兵的士气却“惊人地高涨”。第50军的指挥官休伯特·高夫爵士认为，“我们的士兵……知道他们要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继续作战，而死亡随时可能降临。他们能够承受如此大的压力，不得不说这太让人惊讶了。”如果考虑到这些士兵出身于很少进行大规模征兵的农村，那么可以说他所言极是。